第一章 “低智商社会”的出现 第一章“低智商社会”的出现.2
这种趋势正在加速发展，比如说在YouTube上视频的点击次数已经达到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规模。YouTube上的一部动画一般只有5分钟，和普通电视相比，它具有快捷、方便的特点。所以即便是5分钟，也会有上百万、上千万的观众，而电视是没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在美国，有线电视节目多达上百种，但是观众对电视节目的关注时间平均只有13秒钟。虽然YouTube只是作为一个商业公告媒体而存在，但是却凭借着5分钟的视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以致Google花巨资将其收购。
当下，如果你想做生意，那么YouTube是不可或缺的宣传媒介。
举这样一个例子，外国人是看不到日本的电视节目的，所以日本商人在和外国商人打交道的时候，在这方面不可能有共同话题。但是现在，在国际性的商业饭桌上，很多人会把YouTube当做共同话题来讨论。所以，如果日本商人不经常看YouTube上点击量在前10名的新闻和消息的话，那么他和对方是很难有共同话题的。
对于媒体的这种剧变，日本电视界的人们虽然已经察觉到了，但现在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就是为什么在日本那些白痴节目能取得高收视率的原因。
这么多年来，在电波信号的垄断下，电视台的地位一直很稳固，它们可以随意播放节目。它们认定大众都是“没有思考能力的”，所以也就不会去考虑怎样提高节目的水平。
如果非让我说，掌管电波信号事务的总务省（以前的邮政省）在这件事情上也难辞其咎。它们对电波的国际传输不懂，却一直致力于“将放送和通信相融合”，意在让放送去代替通信。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因为放送只是通信的一部分。
2001年，所有的电视都实现了数字化，这意味着电视节目的YouTube化。之前的模式或许还没有受到网络太大的影响，但是一旦数字化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因为人们可以随意地将电视节目上传到网络上去。而且，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手机比电视更重要，一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就有两个小时以上。
这么说来，电视的确正在渐渐落伍，而建设作为数字时代象征的新东京塔这一行为更是让人费解。现存的电视台消失后，新东京塔恐怕会成为留给后世的唯一象征，成为象征着日本集体智商衰退的“巴别塔”。
日本企业家的心态
在现在的日本，如果说什么“大”，那肯定都是不好的，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大报纸”，还有像电视这样的“大媒体”。
这次要说一说和“大”字沾边的大企业。
我时常在想，在日本这些企业家当中，到底有多少是经历经济危机而心怀危机感的呢？
这段时间，经常能听到“日本是产业大国、技术大国”这样的话，可是在5年前，人们还在说“日本可以成为技术先进国”。但事实上，比如说在半导体领域，尤其是在DRAM领域，日本企业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输给韩国三星。
在日本企业席卷全球的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研究日本企业的书，人们纷纷买来阅读。当时美国惠普公司的CEO普莱特组织启动了一个名叫“竞争力委员会”的协会，这个协会就是为美国政府和产业界专门研究日本而设的。
今天，美国有了自己的高科技企业。
对于韩国三星，如果以前是因为疏忽而小觑了它，那么现在就对三星做一个彻底的研究，或者成立一个研究协会，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但日本的企业家似乎都没有要这样做的意思。
可能从心理上来说，日本人认为“三星只不过是抄袭了日本的技术，没有必要向他们学习什么”。对于理直气壮地这样说的企业家，我只能感到吃惊。
关于半导体，日本企业常有的一种说法是：“三星自己没有负担开发费用，所以它肯定会赢利”；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们的经营模式是在李健熙会长的独裁下形成的，民主的日本企业不能学习他们”。特别是第二种“李健熙独裁说”，我经常能够听到。
对于李健熙会长在经营上极富侵略性的一面（在我看来是对通用的模仿），比如他是怎样成为MBA纪录保持者的，他将经理们派往世界各地进行为期一年的旅游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些，日本的企业家别说是写书了，甚至根本就不感兴趣。
不仅如此，有些企业家还说“再也不想听到有关韩国三星的任何事情”之类的话。但是当听到李健熙因为向长子不正当转让股份而被检举时，他们则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完全停止了思考，内心没有任何危机感。
李健熙对于三星的未来有很强的危机感，他呼吁全体员工“为了应对难以预测的危机，必须抱有危机意识”，而这种危机意识的形成则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不管怎样，如果没有这种远见的话，就不能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韩国的经济正在陷入困境，三星正在努力寻找对策。
即便是这样，在5年后，三星也有可能会被中国台湾或者印度的企业所取代。所谓经营，向来都是这么残酷。
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家都忌讳向亚洲国家学习
很多日本企业家都忘记了要时刻学习，特别是传统大企业的高层更是如此，企业管理者尚且如此，员工就更不会考虑什么了。
也许是心理作用吧，日本人感觉从欧美那里学什么都是正确的，而极端讨厌向亚洲各国学习。
我如果说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的中国或者印度，对方立刻就会反击“关于这些已经听得够多了”。
关于中国，我曾经写过一本名叫《中国，出租中》的书，后来又写了《力用中国》和《中华联邦》，总共写了三本关于中国的论著。
要特别说一下《中国，出租中》这本书，因为当时正处在宣扬“中国威胁论”的热潮中，我以“中国客人论”展开话题写了这本书，销量很好。如果中国不进口日本的物资和技术就不会有发展，所以说中国是日本的“顾客”。总之，这本书的主旨就是“只有中国才是日本发展的源泉，所以日本应当深入发展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然而我想，如果是现在，这本书肯定卖不出去，肯定会有更多的“已经听够了”之类的话不绝于耳。
关注一下2008年日本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由于毒饺子事件、奥运会演出浪费等问题而否定中国的言论居多，而且造成的影响很大。
没有人质疑过为什么日本不能借鉴中国好的东西（比如说向民众转让更多的权利等），没能充分利用和中国毗邻的地理优势。即使是关乎中国国情和中国未来的发展等问题，也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倒是和美国保持一个调，批判中国侵犯人权和国家独裁的声音此起彼伏，而且来势汹汹。如果没有北京奥运会，普通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了解，将会逐渐变得一无所知。
在铺天盖地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有毒论”中，向中国学习的想法只能落个被掩埋的下场。
这种事不只发生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对亚洲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事实上，现在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投资在逐渐减少。
举个例子，2007年，越南直接吸收的海外投资比2006年增长了69%，达到203亿美元，其中日本在越南的投资少于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除去位居榜首的欧盟，日本在新加坡的投资已经连续两年都在减少。
新加坡交易所（SGX）开设了面向亚洲快速增长企业的“凯利板”（Catalist），2008年2月发布了进驻“凯利板”的金融机构名单，这其中没有一家是来自日本的。
这些无非只是证明了，现在的日本在国际上已经逐渐变得“足不出户”了。
在这一点上要进行冷静思考，我所希望的是在这数十年间，日本能够诞生国际化的大企业，并且越做越强，积极把业务拓展到中国、印度或者亚洲其他国家甚至是欧洲。如果一直是闭门造车，那么国内企业将会越来越衰弱。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率先展开的工作就是进行裁员，虽然这样会饱受非议，但像近年来拉动日本经济的丰田和佳能那样进行全球扩张是没有错的。所以就要像日本邮政公司（虽然招致了混乱）和中部国际航空公司（成功削减了1000亿日元以上的经费）那样套用丰田模式，陷入困境时要用丰田模式，经济团体联合会也要……面临困境的企业从此都用丰田模式就万事大吉了。
但是，日本并不是只有丰田和佳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积极融入全球化的优秀企业。比如说阿尔卑斯电气、矢崎总业、高田等，它们都在国外拥有50多家工厂，和世界各国都有贸易往来。这些企业的销售额的国内部分仅占20%，但海外的份额要高得多，所以这些企业在国内人们是不熟悉的，但正是这样的企业在拉动着日本的经济增长。
正是那些不停止思考、意识到“闭关自守没有出路”从而走向世界的日本企业，把握着日本的经济命脉。
但同时遗憾的是，很多传统的大企业，还有目光只盯在国内市场的部分企业已经逐渐失去了竞争力。如果没有上述这两种企业的存在，那么日本经济肯定会发生更大的倒退，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窘迫。
虽说引发日本国民智商衰退，并最终导致日本集体智商衰退的，是那些政治家、官僚和媒体，但这其中似乎还可以加上那些企业的高层或者说是管理者。
日本以“产业强国”和“技术强国”为目标固然是好事，但当下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怎样解决企业管理者的低智商化问题。
日本缺乏国际型的经济人才
以前，日本是有国际型企业人才的。这种人，精力充沛地奔走于世界各地，提高了日本国家和日本人在世界上的声誉。一部分政治家、官僚以及学者的狭隘视野造成了世人对日本人的评价很差，而这些人可以说是在极力地挽回局面。
我认为，幸亏有这些人，才使得日本人的智商看起来要比亚洲其他国家高出一筹。但是，恐怕现在这些智商遗产已经被我们的低智商社会吞噬殆尽了。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期间，我到世界各地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所到之处，见过几个日本人。有盛田昭夫（索尼）、服部一郎（爱普生）、小林阳太郎（富士-施乐），还有小笠原敏晶（利富高）等。
每次都是去这儿的时候碰见盛田和小笠原，去那儿的时候又碰见服部和小林。“呀，又见面了”，不管在哪儿，大家都会相互寒暄几句。
每次见面，我们都会极其兴奋地讨论类似“日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经营”、“关于日美对立，我们应该有的立场”等这样的问题。
当时这些人还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里，和美国的一些学者及经济学家进行一些讨论。我还清楚记得，他们曾经在NHK（日本放送协会）一期节目中就“日美贸易战”的问题进行了辩论。还有在黄金周时连续三个晚上播放时长一小时的《日本经济剖析》，作为对加尔布雷思教授的回赠。当时经济企划厅的领导近藤铁雄以“政府企划厅在做什么”为题就日美的立场进行了彻底剖析，当时是我做的主持。
因为现在没人来做这种节目的企划，而且也没有很高的收视率，所以导致现在的日本研究这一类问题的人才很少。
当然，政治家的蛮横干涉也是原因之一，他们认为“这些节目带有强烈的反政府色彩，应该禁止播放”。
虽然像NHK的BS等节目时常会播放一些小型的有关经济和世界局势的讨论，但讨论者都不够权威，他们做的讨论让人丝毫感觉不到紧迫感。还有，一些很好的关于国际问题和全球经济的节目，都是从国外买进来的，比如说BBC的纪录片等。现在连NHK也不会做关乎日本未来的讨论节目了。
总之，现在的日本缺乏国际型的人才。遗憾的是，在经济上也没有一个人能称得上是盛田昭夫的继承者，尽是一些既没内涵也没气节的人……
这样的人虽然自己可以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但一旦问他“你是怎样考虑的”，他就会哑口无言。如果是盛田先生，肯定当时就能够回答“我是这么考虑的……”。
在国际会议上很少见到日本人
现在我经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作演讲，这是我一贯的日常工作，不管是在以前的麦肯锡公司，还是现在，还是将来。但是我发现，在世界上做这种管理咨询演讲的日本人，除了我还没有其他的日本人。这么说似乎让你觉得我有点傲慢，但事实确实如此。日本没有能在国际上作演讲的人才，这种局面目前已经很严峻了。盛田先生在的时候就不说了，但到现在每次还是由我来挑大梁，如果再不扭转这种局面的话，恐怕以后日本的声音就要在世界舞台上消失了。
我在海外的演讲薪酬是每次5万美元（含机票和住宿费用），之所以会“明码标价”，是因为这是由所作演讲的市场价值决定的。我的愿望是，日本能出来那么一个人，即便作一次演讲能挣5000美元，我也就感到欣慰了。
从日本的经济规模来说，说有100多个人能作相关的经济演讲也不为过。
之前也我曾经说过，还有一种只会英语的人才。他们只会英语，脑子中没有话题的内容，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所谓的“输入学者”。
日本的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容易陷入一个怪圈，那就是盲目追随国外著名经济学家的见解。比如说当听到“迈克尔•波特说……”时，他们就会特地赶到国外听迈克尔•波特的讲座，在我看来这些行为都是毫无意义的。要是迈克尔•波特的见解果真如此重要的话，我想主办方差不多也会叫我去听的。
我的一贯主张是，以“地域国家论”和“无国界经济论”为基础，时常提醒自己要更新观念。为此，在2007年，我游历了英国、意大利、土耳其、俄罗斯、罗马尼亚、希腊、巴西，唯独美国我一次都没有去过。可以说，这再次让我感到美国的实力正在下降，日本则更是如此。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认为我的理论是可行的。很多国家都在根据我所构建的基本框架寻求未来。“大前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是怎样考虑的？今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总之，所有国家都在摸索通往经济繁荣的道路。
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小泉上台以后逐渐形成的低智商社会的状态无能为力，想不出任何对策。所以对于我们这个远东国家，我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汇集世界精英，每年在瑞士召开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有很多日本人，从商人、官僚，到学者、政治家，数量庞大。在2008年的达沃斯论坛上，福田所作的演讲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在亚洲代表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发言最引人注目。
现在的日本精英们，把参加达沃斯论坛完全当成了自己的目的。虽说是“去了”，但就和观光旅游一样，只是对会议参观学习而已。当然，也就没有能在会议上作真正有影响力的演讲的人了。
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在回国之后逢人便吹“比尔•盖茨的演讲真不错”，这无异于只是去当了一回听众罢了。以上就是“笨蛋现象”肆意蔓延的日本的现状，我草草地将其展现给了读者。在这里，我要回答在这一章最前面提到的问题，答案是：“低智商现象的出现，是因为缺乏思考。”
这个问题，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
但是仅此一句话，这个问题是远远得不到解决的。
读到这里，如果你已经和我一样感到了危机，那么在后面的章节里，请和我一起披露生活中的“低智商现象”，并且仔细地从“什么”、“怎么样”、“不进行思考”这三个角度来分析，一起探寻对策。□不进行深入思考，盲目地赶时髦。
□在书店里，只会拿起“简单、有效、马上能用上”的书。
□对于韩国和中国的问题，本能地持有情绪化的“观点”。
□在失去的15年间，形势并没有好转，却一个劲儿地保持着傲慢。
□也许那些经济报纸的记者都是专家吧，所以他们写的消息也都是正确的。
□电视节目里清一色的“综艺节目”和“笑话”，有助于日本文化的提升。
□对于中国、韩国、印度经济飞跃发展的话题，已经感到厌烦。
□盛田昭夫后继无人并不是什么大事，相比之下，和那些金钱至上的“野蛮国家”划清界限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