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柳传志可以容忍孙宏斌做各种出格的事，却不能容忍他破坏其布局。他不是牧羊人而是耕农，他不能容忍孙宏斌成为田中的稗草。有时候他不停地诘问：“在你们招聘新人的诸多问题之中，有没有问过联想集团为什么发展得这样迅速？有没有问过1988年、1989年公司的几件战略大事是什么？”
他有些担心下属的分公司感受到的只是有声有色的企业部，有血有肉的孙宏斌，而非有声有色的联想集团，有声有色的总裁室。“那对远离总公司、不熟悉总公司的分公司同志们建立大船结构思想肯定是不利的，是不能允许的。”
柳传志希望联想集团强调统一性，对有能力的人，只能形成“条条”，不能形成“块块”。所谓“条条”，意思是互相制约地、互相协作地朝着一个总体目标前进。“孙宏斌非常敞开地向总裁室表明自己的心迹，他们在为联想大船拼命地工作，这一点我们当然非常信任，但是如果说我们给了他各种成块的条件，比如说有财务、进口的各种权力，就很难说他们不由自主地不开小船。”有一次柳传志说。他曾举过一个例子来证实他的担心：
“比如讲，公司里面一切营运都很正常，但就缺货款……总裁室就特例批了一次，后面又一次，总裁室又批了，到后来假若一切条件都成熟，只是差货款，那么假若总经理不批准，就必然要形成矛盾。形成矛盾后由于该部门在其他方面‘成熟’了，不给提供支援，就会出现反感，这也是必然的，再加上还有一个‘企业部高于一切’的工作纲领；假如《联想企业报》自己就能够说，公司还给了我们什么权力，不经总裁室认可，这报纸能行吗？！”［3］
尽管对《联想企业报》的出现大光其火，感到“造小船”的危险已经密布于联想集团之中，柳传志还是对孙宏斌评价颇高：“《联想企业报》第二期孙的讲话我认真看了，确实很有思想……”然而，所有的评价都无法阻挡他对孙宏斌和整个企业部含混地传递出信号：他决不会容忍他们造小船。他要查账。他要端掉这个窝点，消弭内心的隐患——“对企业部提出有两点：第一是统一原则的问题；第二是考核和检查分公司营运的情况，然后再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4］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3)
孙宏斌没有感觉到这危险的信号，或者说他没有发现柳传志暧昧表达背后的强硬。多年后，他回忆往事说，他们开会时一切都还没有迹象，“当时柳总讲完以后，大家在一起吃饭，我来得有些晚。后来胡昭广也去了，说这就是孙宏斌，说咱们现在就缺这样的人，年轻人就得有闯劲”。
3天后，那场著名的干部培训结束了，李勤在总结会上又对孙宏斌和负责业务部的贾绪福各打了20大板，说是他们“开小船”，说他们“偏离大船结构的一些思想和行为，不是几天内形成的”，说会议当中大家纷纷表示“谁违背了大船结构思想，谁就是违背了我们公司的天条，那么违背了公司的天条就要按公司的纪律行事。谁敢于造小船，那就会受到公司的制裁……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砸烂”。
李勤说孙宏斌“造小船的思想也是很明显的，出的问题也是冒尖的，影响的面也是很大的”时，柳传志插话说：“说准确点，造小船的潜在意识是很明显的！”
李勤又说如果各方面造小船的条件再给孙宏斌他们准备好一点，这种潜在意识发展下去，最后这条小船它必然要造出来。
“这不是说孙宏斌或者企业部本人怎么样，不是说这年轻人思想上怎么就那么坏，它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事放在我的身上，我也要往造小船的方向去发展……因此就冒出了《联想企业报》等等这样非常突出的偏离大船结构思想的思想问题，使公司上下都引起了震动，甚至使有些同志思想上都产生了点混乱。”
李勤对孙宏斌印象不坏，他认为孙宏斌之所以成为“批判对象”，固然有他本人的原因，但也少不了贾绪福的煽风点火。所以李勤又颇严厉地指斥老贾很多方面都有问题，说老贾在这次培训班上态度不端正，没有认真检查自己。他稍早前本想跟老贾谈一谈，但他和柳传志分析了一番，觉得这些问题早就与老贾谈过，再谈就没什么意思了，“谈完后嘴里承认，在下边还是这么干就更没意思”。
李勤说他们想在这次培训班上彻底解决老贾的问题，说老贾应当看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却并未看到；因为老贾开会的时候反驳对他的批评说：“领导上知道我的问题，下边也知道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问题，我希望领导能给我摆个十几条出来。”这种死不认账的态度叫李勤和柳传志很生气，觉得这是老贾的“叫板儿”。李勤说：“叫板儿的方式到这儿来谈，我认为绝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参加会议的所有人没一个这么说问题的。”
事实上，老贾一直在叫板儿，李勤发现与孙宏斌对局的过程中，“老贾在一些言论和行动当中，就是坚决不支持企业部的工作，而且也不同意别人支持”。
“这个思想根源到底是什么？”李勤说，“老贾始终没把这问题说清楚，到底思想根源是什么？是不是企业部发展起来就认为自己饭碗没了？就从这种狭隘的个人或本位主义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些问题呢？……总之我们希望老贾一定不要辜负我们的一片心。老贾你也不能逼着我们做出‘挥泪斩马谡’的事。”［5］
孙宏斌对李勤的各打20大板已无印象，他甚至不记得自己在随后的讨论中，面对各种各样的或严厉或温和的批评，信誓旦旦要“来一个急转弯，来一个猛醒”。李勤常务副总裁后来说“这是必要的”，否则“肯定会捅出大漏子”——
“作为孙宏斌本人和其他同志对这问题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就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应该猛醒……要不然你这个年轻人老是自我感觉这么良好，老是自我意识这么强，（老是觉得）你干每件事都是无可非议的。由于你的资历，由于你涉世的深度，（我）肯定你逐渐会捅出大漏子。”［6］
一切看似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事实上暗流依旧汹涌，只是短暂平息而已。几天后孙宏斌果然捅出了“大漏子”，正是这“大漏子”使他失去四年自由，成为著名的“孙宏斌事件”的主角。而当年被李勤威胁要“挥泪斩马谡”的贾绪福则稳稳地变成了联想功臣，至今依旧端坐于“元老院”中，细细回味自己零零碎碎的一生。偶尔，他也会谈到孙宏斌，忍不住炫耀自己当年对局成功：
“每一个人进公司的目的不同，联想有计算所170～180个老职工，他们现在大部分都退休了。他们受到的是党的教育，把联想当成自己的事业。年轻人就是临时观点，好像不分白不分，不捞白不捞……”
局中人的选择
使孙宏斌成为联想罪人的“大漏子”碰巧捅在了柳传志身上，说它碰巧是因为干部培训班结束后，柳传志去企业部给孙宏斌及其下属训话，孙宏斌碰巧不在，便演化为一场剧烈的吵闹。
柳传志依旧是干部培训班上的那套话，说孙宏斌还是干得挺好，但管理上有帮会成分；说企业部成绩很不错，但有“造小船”的潜在意识，而且还很明显。
他刚说到这里，底下便有几个人站起来说：“柳总，我们不是帮会。我们没有帮会成分。我们管理机制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人说完了，便有另外的人跟上，逐条逐字逐句地反驳。柳传志没怎么搭理他们，接着讲了下去。底下的人见柳传志颇为顽固，就不停地站起来解释和反驳。秩序一时混乱，会议也就无法持续，戛然而止。柳传志阴沉着脸离开会场，他已经确信他到了必须动手的时刻。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4)
这次不愉快的会议后不久，周玲秀找到孙宏斌，诘问他：“怎么能这样？！”孙宏斌反问：“我说怎么了？”相互的诘问也以不愉快收场。
柳传志随即便与孙宏斌进行最后一次“交易”。孙宏斌说，柳传志跟他谈要他把那几个家伙给开除了。“我不能开除，”他说，“柳总我不能开除！”
在孙宏斌的记忆中，柳传志跟他谈过好几次，最后一次跟他谈的时候，柳传志说：“小孙，你是要我，还是要那几个‘青瓜蛋子’？”他的潜台词很明显：你到底选择“加我减他们”还是选择“减我加他们”？
孙宏斌沉默了半晌之后，说：“我要那几个‘青瓜蛋子’……柳总，我把他们开除以后，我在这个部门威信何在？我没法管了，我干不了。如果他们真有问题，我肯定会开除他们。我对他们评价不坏，你并不了解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给你提了点意见。现在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要开除他们，这叫我以后怎么管？”
那时候，20来岁的孙宏斌并不知道那是柳传志对他的暗示，最后一个暗示。孙宏斌最终的选择是告诉柳传志：“坚决不开除！”他并不知道柳传志对他们寄予了多大的希望，直到后来他才略微清晰：“我一直觉得他在那个环境里面身不由己：包括他对整个局面的把控和与老同志的沟通，包括他的位置。到了元庆那时候，柳总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对老同志的处理，都已有了非常成熟的想法了。”
多年以后，孙宏斌颇为感慨地说：“我性格还是比较刚，所以我跟柳总这种碰撞，其实很多地方现在看来是误会，很多地方是性格上的碰撞。如果我要是稍微……就没这事了。柳总可能也没这事了，性格的碰撞啊……”
他相信，正是他最后的选择，为他打通了通往监狱的道路。“其实那件事情最大的冲突就在这里，最终就激化在这个地方。”而那一场情感上的抉择，那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那间会议室，那戏剧化的场景，那种种矛盾和冲突，那内心的痛苦，如今仍时常找到他，使他对那片刻的记忆清晰如昨。
也只有到了那时候孙宏斌终于才明白，他并不仅仅是为了几个“青瓜蛋子”做出了牺牲。事实上，他可能是为自己的性格和文化的冲突做出了牺牲，为一个“联想局”做出了牺牲——为了大局，柳传志请他出局了。
他相信，所有矛盾的爆发都因为文化的冲突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他记得郭为刚到联想时也很横，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就是要当元帅”之类的话，很是让一些人不快。现在，所有连续性的矛盾都聚集在这一刻，它们迫使柳传志做出最后的决定，而这决定几乎毁掉了孙宏斌的整个人生。
柳传志动手
自从1988年来到联想之后，孙宏斌确实干得不赖，这使他赢得了柳传志和李勤的信任，也使他的职位和权力迅速飙升。没有人怀疑，在柳传志布下的“联想局”中，他将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事实也是如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从普通员工变成了主任经理，而在他被柳传志端掉前夜，他还获得承诺将出任业务一部和业务二部合并后的业务部的总经理——尽管这事实上只是柳传志端掉他之前的缓兵之计。
孙宏斌权力的迅速膨胀至少让一些“创业者”不安，这个新的“入局者”使他们感到威胁。孙宏斌说有一些人始终对他不放心：“柳总他不知道实际的情况，而老同志一直在向他反映我们的‘问题’。我想肯定有人向他反映了，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柳总肯定对我有些不信任，但是我干得还行……”
在孙宏斌的记忆里，柳传志因为不信任他，有一次就亲自跑去了长沙跟当地员工交流。他们交流的效果似乎不错，那些人都说分公司和孙宏斌的管理挺好。柳传志后来也承认他们干得不赖：“从（1989年）10月份起，企业部建立了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据报达到了2400万。在解决干部的配备问题上，他们有创新思想，敢于进有能力的人，这对于我们有震动，有思想突破。”
但孙宏斌和他的下属们实在太强势，在与元老院对局中，他们赢得了权力也赢得了被减的危险。他们权力之大让总裁室感到难以控制，而他们的行动又给总裁室种下了“太独立”的坏印象。这一切逐步地累积，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孙宏斌似乎很有一套手段来驾驭他的下属，这点令柳传志也佩服不已：“那些人的确都很听他的话。我听说后来在监狱里，别的犯人也都很尊敬他；到了他后来办公司，据说很多女员工都暗恋他……”
毕显林记得他陪柳传志去参加孙宏斌部门的会议，他与柳传志刚一进门，整个屋子里的人“腾”一下起立，等着孙宏斌的口令。等柳传志他们进来以后，孙宏斌喊“坐下”，他们才一起坐下。“孙宏斌一呼百应，我很佩服，这小子这么年轻就管理得这么好，真是跟部队一样，而且他们口径又特别一致，心又特别齐，弄得挺好，”毕显林说，“不久以后，我就听说他出事，说他们要拉出去另立山头。”
尽管没有另立起山头，这个人还是让柳传志感到些许恐慌。在“孙宏斌事件”之后，柳传志给孙宏斌的下属们总结出三句话：“只听孙总的，假装听李总的，不知道有柳总。”“不知道有柳总”是因为从1988年开始，“柳总”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只听孙总的”使“柳总”相信孙宏斌的管理有帮会成分。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5)
1990年3月下旬，干部培训班后几天里，事态发展渐渐地脱离了孙宏斌的控制。最终促使柳传志下手的，是孙宏斌及其“兄弟”们不冷静的一次聚会。
有一天，整个企业部的人在北大勺园餐厅开会。他们的情绪异常激烈，就连孙宏斌也十分激动，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自从柳传志要他开除那些“青瓜蛋子”以来，他就被这种委屈包围了。那天有人激动地说应该卷款逃跑，也有人说要赶紧独立，把货款转移走。有一个“密探”向柳传志告了密，所以当天晚上柳传志便约孙宏斌进行最后一次谈话。
柳传志与孙宏斌谈话的地方在科学院南路老联想的办公楼，平常孙宏斌他们办公的地方在中关村大街，与四通在同一栋楼上。孙宏斌到来的时候，柳传志并不知道孙宏斌的几个下属也尾随而去。柳传志告诉孙宏斌，他已经知道了北大勺园餐厅聚会的事情，也知道了他们激烈的态度。孙宏斌记得：“柳总说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人。他说我领导不了你，咱们俩都受到冲击。他说在香港的时候，看到你们企业部的小报写的东西，这个东西只有你能弄得出来，别人都弄不出来。”
孙宏斌在他们的“小报”上写的文章是讨论“当前的形势下业务该怎么干”，但有了勺园的聚会之后，再讨论怎么干已经毫无意义了。
“后来他说咱俩当不了同事，他说咱俩好合好散，做不了同事做朋友。他说你自己随便选一个分公司，你愿意干哪个都行。当时我理解是无论哪个分公司让我选一个自己去干。后来我说不必了，我说柳总我还年轻，我才20几岁，我自己再去干。我说不必了，我自己走。他最后一次跟我谈，第二天就……”
端掉孙宏斌
事实上，在与孙宏斌推心置腹地进行最后一次谈话前，柳传志已开始着手布局，安排各色人等秘密行动，以求一举端掉孙宏斌。他已经绞尽脑汁想出了端掉孙宏斌的办法。多年来，每次遇到让他感到棘手的问题，他都要殚精竭虑老半天，从他所深谙的中国智慧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谋略。
最初他想先把孙宏斌控制起来，可那样算是非法拘禁；后来他派人去找公安局，公安局的答复是没有任何证据，不能抓人。于是柳传志就与派出所商量了一下，以其他借口将孙宏斌“软禁”了。这便是柳传志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而这“非常时期”，就是他所谓的联想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柳传志召开了一次会议，住在清华大学的孙宏斌也参加了会议。柳传志在会上宣布，他自己担任企业发展部经理。孙宏斌被解职了。
会议结束的时候，孙宏斌的脑子中嗡嗡乱叫，他甚至记不清后来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太突然，一切都出人意料。更令他意外的是，他被“软禁”了。
“开始在西苑宾馆，有一堆人看着我。我在睡觉时，每天晚上床边坐两个人看着我，怕我自杀，我却呼呼大睡。”
负责看守他的那几个对他很是佩服，态度也还和蔼。一个叫郭华的说：“看来你还真是个人物，还能吃能睡，呼呼地睡。”孙宏斌说：“我是累的，天天都累。”
从那时起，孙宏斌就失去了自由。但孙宏斌还是整夜整夜地沉浸在平静中，他有时会忘乎所以地感到事情并不严重，浮想联翩，眼前出现自己恢复自由后要描摹的蓝图。他相信自己会得到安全和自由。“我一直坚信我没有事，如果有事的话，我可能就逃了”，他说，“当时要走还是有机会走，可是一直坚信我没事。”
戏剧化的场景不断上演，先是一个人要拿走他的BP机，他们发生了冲突，七八个人差点上演一场暴力游戏。几天后，当他被转移到西北郊的东北旺时，又上演了他的几个下属“劫狱”的戏剧。看守者和拯救者手持家伙对峙，他站在房门口厉声呵斥，要他们马上离开。他们果然听话，乖乖地离开了。
即使被送入看守所，孙宏斌也未曾想到他的幻想将告毁灭；即使拿到海淀区法院的判决书，他也从来没有相信他会有罪，会被判刑。但是现在，他不再欺骗自己了。他知道，一切的反驳和反抗终将变成毫无意义，唯一可以安慰他的，是联想集团最终还为他求了点情，少判了他几年。
很多年之后，已经东山再起的孙宏斌与柳传志聊天时才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将他推进了监狱的大门。是柳传志，是许多个柳传志，他们都把这当成了联想集团生死存亡的大事。在柳传志看来，联想是一个肌体，而孙宏斌是骨刺，是肿瘤。肿瘤对于其细胞来说是有益的，其发展速度也快，却使肌体感到不适，产生伤害。柳传志不能容忍他的存在，就只有忍痛剜掉他。被同时忍痛剜掉的还有陈恒六，他虽非肿瘤，却是肿瘤培养基，它的存在照样会使机体出现问题。
孙宏斌那些情绪失控的下属是讲义气、重感情的“青瓜蛋子”，他们要拯救他，却差点毁灭了他。“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帮人在做事，其实当时前前后后就那么几天时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过激的话，可能柳总都知道了……仅仅过了几天时间，我就已经无力控制局面了。”
有时候孙宏斌会感到沮丧，他觉得他们那些话若是在1年内，甚至两个月内说，他都能控制局面。但是在局势最混乱的几天里，在每个人内心都充满愤怒的几天里，在他被“控制”起来的几天里，他已失去了控制局面的一丁点儿能力。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6)
然而所有一切最终会归咎于他个人，这是他必须承受的宿命。事过境迁，他自己倒也坦然。他从来不相信自己手下那些年轻人有多大坏心，更不相信他们是黑社会。“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比我还年轻”，他说，“当时那种气氛下，他们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再加上当时联想老同志又比较多，于是便促发了这件事。”
那段历史于是就变成了一段苍白的记录：“1990年5月28日，孙宏斌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10天后，被正式逮捕，案由是挪用公款。1992年8月22日，在海淀看守所经过漫长的27个月后，孙宏斌接到了刑事判决书，他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罪名是挪用公款13万元。1994年初，孙宏斌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1年零2个月，1994年3月27日刑满释放。”［7］
是太多的偶然性促发了这件事，是太多内心的冲突促发了这件事。传说中的卷款潜逃并没有发生，但山西分公司被划走了一笔账；孙宏斌依旧被判了5年徒刑。或许在1990年春天，必须有一个局中人站出来解决当时正在交锋的两种观点，以自己的出局来抚慰两代人的内心，而这个人碰巧是孙宏斌罢了。
而对于柳传志来说，一面是当年的“老兄弟”，他们无力驾驭这批年轻人带来的新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一面是一个叫孙宏斌的“刺儿头”，要他做出一个加减法（加N减1）选择，几乎无须耗费任何时间。
“我是把很多本该发生在3年里面、10年里面的事情，集中在1年里面，或者3个月里面发生了。”有一次孙宏斌说。现在，孙宏斌变成了一个囚犯，他的生活场景已经改变。一间牢房里面住了30多个人，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画日子，一天一天地画，一天一天地想离开这无限漆黑的生活，想出去大吃一顿。
即使缺乏油水，他依旧没有瘦下来。他吃什么都长胖，主要是因为不怎么运动。他在号子里面也挺受尊重，可能因为他是清华大学的硕士生，在号子里面属于超级知识分子。在那里，他学到了一些流氓的黑话，譬如“走的是面儿，玩的是腕儿”，懂得了“在江湖上，在流氓的江湖从来不是靠腿、胳膊粗”。
寻找未来
1994年3月27日是孙宏斌永远忘记不了的日子。在这一天，他刑满释放。那天他走出监狱的大门，看到了自由世界的第一抹阳光，呼吸到自由世界的第一缕空气，开始设想自己的未来。他在监狱中得到的一切，平和、冷静、像个哲学家一样思考问题，看起来马上就要派上用场了。
他没有在北京逗留，没有与那些期盼与他见面的人喝酒、聊天，讲述监狱中的生活。他要告别过去，告别1990年春天的世界，一个残酷的人的世界。他当天就回到天津，不久后便开始做房地产代理。办执照时费了一番周折，不过这难不倒他。他的公司名字最终确定为“顺驰”，英文意思是姓孙的人的公司。
在孙宏斌走出监狱大门前的第18天，他与柳传志见了4年来的第一面。那一次，一位教官（他们都叫“政府干部”、“队长”或“干部队长”）派他出去买个软件，他就找了个人与柳传志联系，说是想见一面。
中午的时候，他跟柳传志在新世纪饭店楼顶上的那家川菜馆吃了午饭。他告诉柳传志自己准备做房地产代理，柳传志问他：“你行吗？有什么优势？”他便将自己的设想和盘托出。柳传志说：“如果要什么的话，我个人，包括李总，包括张总，我们以个人名义入点股，投点钱……”尽管他婉拒了柳传志的提议，他依然很感动，其实当时已经有一些朋友愿意出钱帮他东山再起，也都被他谢绝了。
他们不可避免地谈起往事，谈起1990年的春天。已经从绝望中走出的孙宏斌对柳传志说：“我反思这段经历，更多地找自己的问题。我当时比较年轻气盛，比较急躁，其实还是太嫩，很多事情想得太简单，出了这些事还是在自己。我不希望被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怎么能从前面吸取教训，怎么将来走得更好……”
事实上，多年来，柳传志的心中始终没有放下这块石头，在内部会议上他总是把“孙宏斌事件”当作一个公司的关键时刻来描述，将孙宏斌作为一个反派主角来刻画，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呢？
“我想柳总也一直在想这件事，这件事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件小事，不是可以随便放得下的”，孙宏斌说，“这是我当时的基本判断……柳总还是愿意让我，还是愿意帮我，对过去如何判断，当时没有说太多。”
他回到天津筹备顺驰时，老婆听说了他与柳传志聚会。她哭了，说你忘了受的苦吗？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沉默。四年时间改变了太多，中关村已经不再是昔日的中关村，联想也不再是昔日的联想。杨元庆开始获得广袤的空间，他将挽狂澜于即倒。柳传志也不再是当年的柳传志了，他猫在号子里的四年，柳传志开始被剧烈的美尼尔综合征折磨。
他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和一些朋友去东四十条桥保利大厦里的“伊甸园”喝酒，他看到那里灯红酒绿，看到漂亮的保加利亚女招待，感到不适应。一个人问他：“你跟柳传志是不是使的缓兵之计？”他说：“不是。”
“如果真使缓兵之计，磨刀以后再怎么着的话，那么你就永远没戏了……如果想不开，我出来以后拎着把刀子就把柳传志给宰了，但是你拎着刀子，谁也不敢跟你打交道了，你这一辈子就永远没戏了。但如果你把这件事划得开的话，有什么事还能划不开呢？所以你必须划得开。有了这种心态以后，你做事可就一定是正的，一定不能去假装什么。”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7)
他的朋友听完之后就开始沉默、喝酒，而他却知道自己获得了新的生活，一种超越1990年春天的境界，一种“特别正面的、一直往好处想”的充满希望的生活。他开始通晓中国智慧，看到加法哲学在大部分时间里优于减法哲学。
有时候他会回忆起自己接受审讯时的场景，想起那些检察官们问他：“你还不说？”他总是记得自己当年的回答：“我说什么？”他后来说：“我这个人不是很爱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过多少事，我也懒得理会他们知道什么，因为这不重要。我是一个不太爱往后看的人，我一直往前看。”
9年来，他一直往前看。他与柳传志相逢一笑泯恩仇。他还与联想控股的子公司融科智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合作，一起在天津、在北京房地产市场上搏杀。
9年来，顺驰已经在天津家喻户晓，坐上了天津房地产界的头把交椅。他的胃口不止于此，他带领顺驰北上，他许下了获得北京房地产市场前三名的承诺。
因为跟联想合作，联想派人到了顺驰以后，很多人感觉跟在联想一样，文化很相近。孙宏斌曾对柳传志说：“这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但他的内心却在想——“我离开联想的时候，联想还非常小……”
尽管那时候的联想非常小，但是联想对孙宏斌的影响依旧很大。那一段联想之旅让他刻骨铭心。他相信那一段漆黑的人生使他的胸怀更宽广，他不再是一个较劲儿的人，既不再跟别人较劲儿，也不再跟自己较劲儿了。
他更加理解柳传志：“其实我从柳总身上学得最多的，是他做事坚决，另外他又很宽容。这两方面对我影响很大。柳总在反思这件事的时候，他实际上也在提高。但要从头再来一次，我估计他还这样做。也许我碰到这样的问题，也这样做。没有对错。当时柳总说，他把这件事当成联想生死存亡的大事，在那种情况下的那种坚决，是柳总骨子里的东西，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就不是柳传志了……”
他有一次还说：“当时的情况肯定没有他们想像的那么严重，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必须那样判断。因为环境在那里，周围老同志都那么说，那些年轻人确实说过那样的话，他只能做那样的选择。柳总还是为企业负责。他是一个要求过于严格的人，他对自己要求非常非常严格。他对这个企业的感情如此深厚，我想他为联想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后悔。”
然而除非柳传志确信孙宏斌在联想历史上的地位，否则孙宏斌永远不敢相信，他曾站立于联想分水岭的潮头。是他点燃了联想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冲突，是他促使柳传志改变了联想的管理风格，是他的牺牲成就了联想的权力转移。
他曾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一个入局者，最终却从一个局中人变成一个局外人。所有人都只关心1990年春天他与联想集团博弈的结局，而局后的那场变革才是他屹立潮头的唯一证据。
他总是说他从柳传志身上学到了很多，但他不大可能明白，他给予柳传志的远远超过他从柳传志那里得到的。如果说今天的柳传志是一个巨大光环，那么他就是那个无意中点燃光焰的顽童。
特别备注：
2003年2月19日，孙宏斌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取消原判决，改判无罪。2003年10月22日下午，孙宏斌申诉成功，他收到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撤消1992年8月22日判决，改判无罪。
拿到判决书的那天，他恨不得打电话告诉全世界的人。他用十三年半的时间守望到一个清白的四年，守望到一个与1990年春天完全不同的世界。顺驰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也扫清了最后一个障碍。
在改判过程，孙宏斌得到了柳传志及联想的全力支持。联想就“孙宏斌事件”出具了一份说明，说：“公司了解到孙宏斌在服刑期间有着很好的表现，对自己错误的做法有了很好的认识。在孙宏斌出来后初期创业过程中，给了积极的扶持和鼓励。目前联想控股旗下子公司与孙宏斌在业务上有很好的合作。我们希望孙宏斌的业务能够得到顺利发展。事过十几年，对于孙宏斌申请再审的诉求，联想控股公司不持异议，对于法院依法重审改判，我们认为是国家审判机关独立行使法律职权的行为。我们予以尊重。”对于“孙宏斌事件”，他们则依然认为：
“孙宏斌和他领导的团队在管理理念上与集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乃至发生了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试图独立掌控资金，使其所管理的业务独立于公司的监控体系之外，也确实造成了资金在公司财务体系之外的运行缺乏监督监控的事实。而且，当时在孙宏斌的团队中有一些人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们放言要将公司的款卷走，这样的行为已处于法律边缘，由于难以判明孙宏斌的主观动机，为了控制事态发展，防止损失，公司采取了果断措施，请求司法机关立案查处。孙宏斌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注释】
［1］、［2］、［3］、［4］《柳总在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柳传志，1990年3月19日，联想档案，绝密。
［5］《李勤常务副总裁在干部培训班总结会上的讲话》，李勤，1990年3月22日，联想档案，绝密。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8)
［6］同上。括号内文字为作者所加，以使口语化之会议记录书面更为通畅。
［7］《孙宏斌首次披露10年前入狱往事：“是柳传志造就了我”》，袁一泓，《21世纪经济报道》。
风 暴(1)
作者有机会与柳传志谈论一个“十年再造”的问题。这是作者在写作《海信史》时所总结出的一个循环模式。出于礼貌，他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轻轻地笑了笑，显然他对“十年再造”的提法不以为然，认为过于强调“十年”这一时间段并不准确，事实上可能存在20年、30年或12年、13年的阶段。
这便是研究历史的人和研究企业经营的人之间的差异。通常历史研究者会以20年或者更长、更短的时间段作为一个小循环，以一个朝代作为一个大循环，探索其中的共通之处，但商业领袖们尽管也寻找规律，却并不十分关心历史的重复巧合，而是关心历史有何独特之处。
这也说明，为何联想元老院的元老们总会抱怨倪光南如何野心勃勃，主动地向柳传志发动了攻击，柳传志本人也只能说“倪光南事件”是他心中永远的痛。而我们则可轻易发现联想汉卡的走势与倪光南在联想的命运之间曲线的重叠。我们可称其为偶然，但历史不正是由各种偶然瞬间形成的吗？
黑色风暴
1991年，在IT业爆发了著名的“黑色风暴”。那是一场血腥的火并，一场灾难，一段令很多电脑厂商不寒而栗的往事。香港联想第一次体验到了芯片巨头“价格战”所带来的风险，目睹了一家家电脑厂商倒毙于别人争斗的路上。他们无辜而无助，但没有人理会他们。
那场风暴持续了3个月，风暴过后，一片萧条，香港联想付出亏损1700万的代价换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柳传志那时候才明白，只有成长为巨头才能赢得话语权，才不会受人宰割，任人鱼肉。
柳传志后来感慨地说那一年对全世界计算机厂商来说很不寻常，排名前几百位的电脑厂家绝大多数亏损。号称电脑界泰斗的“蓝色巨人”IBM为了保证年终获得1%的利润而裁员4万多人，“微机之王”康柏的股票年底比年初下跌了70%，其创始人、总裁也被迫辞职。“在香港和台湾做板级产品的厂家，像我们在香港联想的同行，在很短的时间内垮了40多家。黑色风暴也不可避免地冲击到了我们香港联想，在四五六七短短三四个月之内，我们赔了1700万港币，一度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严重的……”［1］
英特尔和AMD掀动的这场风暴可谓是一场灾难。柳传志说联想在黑色风暴中赔钱的直接原因是他们从黑市上大量购入了CPU芯片。他们疯狂采购芯片的那几个月，全球的CPU芯片供应商只有英特尔一家。其为获得最大利润，通行的做法是把芯片生产量控制在常规需求以内，然后通过代理给电脑厂商以配额。一些小电脑厂商得不到配额便只有到黑市上去买。联想开始生产自己的386/SX主板时，曾经邀请英特尔前往考察，英特尔倒是去了，看了半天却没看上他们。
1991年初，吕谭平从黑市上买了一万多片够一个月用的386芯片。“但是到了这年3～4月份，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这时杀出了一个AMD公司，也能生产各种芯片。英特尔想把它赶快扼杀掉，就拼命地降价，结果AMD也相应降价。两家都急于降价，在黑市上芯片由195美元在一二个月内突然降到50多美元。这本来是好事，但因为我们有库存，如果一片赔100美元的话，加起来几个月之内1700多万港币赔出去了。”［2］
芯片采购是吕谭平犯下的致命错误。周晓兰说吕谭平参加订货会，客户将其意向进行备案他便以为是采购订单，以之为标准采购，最后造成了巨额亏损。
柳传志后来说，是“恪守信誉、用户第一”使他们走出风暴眼。这是幸存者的骄傲。这位幸存者后来分析说风暴到来时，他们一直思考要不要顶住，能不能顶住。他们考量了贷款和流动资金，觉得3000万港币内的亏损“可以稳得住”，超过3000万便只能“刹车”，因其当日海外资产总计不过3000万港币。
1991年9月，柳传志、李勤和吕谭平在泰国开会，商讨如何应对黑色风暴。他们开会的间隙，听说泰国“四面佛”甚是灵验，三人便去各自烧了一炷香，许下了自己的心愿。柳传志的心愿是请“四面佛”帮助他解决黑色风暴带来的大亏损。事后他笑谈说“四面佛”果然灵验，不到三个月，局势便开始好转，积压的板卡重新赢得了市场，财年结束时，QDI业务居然赚了1300万港币。［3］
后来柳传志有一次对人炫耀说：“情况一度相当紧张。但是，几个月以后，在1991年的圣诞节联欢会上，香港联想集团宣布，我们不但已经平安度过了这场全球性的灾难，而且营业额超过预定5亿港币的年营业额的60%，达到8亿港币。年初每月生产销售2万块板卡，年底每月销售了近10万块板卡到欧美各地，数量增长之快超出预料。12月一个月的营业额高达1.32亿港币。这些数字表明，香港联想集团在一场来势汹汹的竞争风浪中，已经初步站稳了脚跟。”［4］
不惟如此，香港联想最终的年度营业额超过了9亿港币，他们用数字向英特尔示威，亦使香港电脑界与香港政府生产力促进局感到震惊。当日全世界PC机销售量约为1500万台，若以联想每月板卡产销超过10万块计算，则全世界每10台电脑中，便有一台使用了联想的主机板和扩充卡。
形势似乎不错，但柳传志却要迎接新的痛苦。从1992年圣诞节起，美尼尔综合征开始折磨他，使他终日不得安宁。
风 暴(2)
历史曾经出现切面
3月3日对于3个人来说是个不错的日子。他们是贾绪福、郭为和王平生。他们在那一天成为联想集团的助理总裁，与柳传志、李勤、刘金铎、毕显林、胡靖宇、蔡树永、倪光南并列为总裁室成员，跻身联想高层之列。后来要扮演“关键先生”的杨元庆尚未出现任何入局的迹象，马雪征也还未听到柳传志对她说要“从扫地做起”，朱立南依旧晃荡在Quantum，但似乎并不受到重用。
稍早前柳传志有机会在科学院科技开发工作会议上做《既作“船主”，也当“船长”，办好高技术企业集团》的报告。他向周光召承诺用10年左右时间达到台湾宏电脑集团当日的水平，“如果不发生大的意外的话”。宏在台湾电脑公司中排名第二，营业额是4.5亿美元，联想营业额恰为其零头，正好相差9倍。柳传志说：“我们认为10年左右达到4.5亿美元这个目标是实事求是的，是有可能实现的。”他们果然实现了这个目标，只用了不到一半的时间，以至于他们后来不得不加快修改目标的脚步，才能使自己看到更远的远景。
尽管郭为获得了权力，但李勤显然不认为他带领的业务二部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在4月的一次培训中，他开场便劈头盖脸地训斥他们不是按照联想的模子做，而是按照自己的模子做。他说早上大家一起去吃饭，他坐的那桌零零星星，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走一个。那一桌坐的都是业务二部的管理者，李勤形容其吃饭与众不同之处是“饭桌上东一块西一块，这啃半截，那留一半”。
“我们的这支队伍是不是就这么发展？大家是不是认为这是小事，认为因为前一天晚上谈心谈工作了？但我觉得更多的原因好像不在这，是在我们心中到底是把自己归置成什么样。就说说今天的吃饭和作息时间，再想想前几天的开会，第一天第一次开会，业务一部、二部在一起，当时柳总点的睡觉的人，实际上咱们二部最多；就是前几天开一、二、三部的全体人员大会，二部都有睡觉的，刘副总讲话时下边讲话的也是二部最多，这就是我们的作风。那么什么叫模子呢？我们应不应该按照一个什么模子来做？”［5］
李勤常务副总裁遵循管理的惯例，希望以严格和步调一致来约束联想，把联想“办成一个半军事化的企业”。事实上，多年来他始终如此。在“孙宏斌事件”发生前，他极其严厉地训斥了孙宏斌和老贾。孙宏斌出事后，他亦毫不犹豫地站在柳传志身边，尽管他欣赏孙的才华并曾适时地表示出他对孙的好感。
在联想，李勤就像柳传志的影子，有时他们的位置则颠倒过来，柳传志似乎又像李勤的影子。他们是联想的灵魂，尽管多年来他们一个被印刷术、无线电波和数字技术塑造为神，另一个则长隐于幕后扮演着无名英雄的角色。
与柳传志“仲裁者”的角色不同，李勤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官”和“部队长”，他从不允许他的队伍打仗的时候少，撤退的时候多。他习惯于论功行赏，严苛地解除懒散者的职务。这一点他与柳传志不同，后者喜欢看到一个人能否最终成长为“领军人物”，前者则希望经他手造就的人甫一出场便能立即有意愿改变现状。这两个人性格互补，恰好成为一对传奇的搭档。
就在他训斥业务二部高级经理们前，郭为已经说过要明确作息制度，“是几点熄灯就几点熄，是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到哪吃饭围成一桌就围成一桌，像个吃饭的样子。然后工作时整整齐齐地来工作，这样的工作才有一个精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