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天生的实践者，李勤相信联想先前的所有策略都是正确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它成功了”。他反感那些谴责其生硬、老土、理论性不够强的家伙，他告诉他们，那些策略为公司发展立过功，他们无论如何都觉得特别亲。
他要求那些家伙们必须相信他们说的话。“为什么非常关心这个？实际上这就是模子。你们信总裁说的，总裁说了你们就办，这也是做了一个表率，等你对总裁发牢骚，下边就对你发牢骚，这就形成不了一个核心，上行下效嘛！”［6］
对业务二部和分公司的训斥持续了至少3个月，如果以训斥孙宏斌的1990年3月计，则整整持续了至少15个月。直到1991年7月26日，李勤还指责那些分公司总经理。他说他们不会过日子，“一个家庭过日子，最怕的是不会过日子，糟蹋东西”；说孙宏斌“是组织一批人有目的、有手段地挖公司的肉”，现在则是有些人千方百计从公司挖点东西、占公司的便宜；说分公司费用漏洞很大，已经形成一种不吃白不吃的气候，“原因主要在干部，有积极性，但欠缺经验，一不懂管理，二不知如何创的家业。”
他的指责有数字为依据，子公司各项招待费在第二季度已占营业额的8%。他感到震惊：“利润又有多少？预算时都争费用，好像不花白不花，没感觉到花多了是危险，是耻辱，会培养一批蛀虫！”
郭为似乎应该为此负责，他自己承认“签字时看都不看”，因为费用的问题，他此前此后多次遭到柳传志和李勤的严厉斥责，其中有一次李勤暗示他执法者自身出问题是对制度本身最大的讽刺。
李勤老是觉得分公司实际上是在吃贷款，本没创造出什么利润。究乎个体似乎不怎么对头，整体上看来却又确实如此。他警告那些“吃货”说：“公司没钱，大家也没好处，只能减人、减工资。”他要“吃货”们清查费用，“有问题的自己要主动说，要以教育为主……但对执迷不悟、要挖公司肉的人也不客气。”
风 暴(3)
如果郭为对那一场训斥记忆足够清晰，那么他一定还记得李勤推心置腹地说出了联想面临的严峻形势。“黑色风暴”使他们痛苦不堪，好多公司倒毙、清盘；在中关村，金燕静因为信通走私而锒铛入狱，这是一个对“战略失误”的警告；政策、商业和管理的风险依旧存在，他们就像夜空中的乌鸦，不时地盘旋于联想的头顶；库房开始出现积压，有人推诿说是孙宏斌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和柳总认真研究过，公司如由于积压和管理出现危机，我们决不会冒犯法危险，宁可裁人，”李勤说，“并不是风险已到崩溃地步，但也决不能再发展，要把库存闸口关住，谁把库存推出去，谁就是英雄。”［7］
郭为有机会成为英雄，事实上他已经多次扮演英雄一角。但分管业务二部的漫长岁月，他虽然获得了权力，却并非生命中愉快的经验。他干得不坏，但最终成为英雄的，是比他晚几个月进入联想的一个同样年轻的家伙。
后者的登台表演，还要等3年时间。3年后，那个叫杨元庆的家伙剖开了历史的切面，使联想史朝着一条似乎无法更改的线索走去。他同时也成为联想局中的关键人物，人们总是喜欢称呼他为“中国IT业的领袖”。
该毙人的时候就毙
柳传志和李勤在7月13日召开过一次联想的全体职工大会，8月31日他们又折腾了一场。空气炽热如火，他们停顿了全部业务。所有人都感觉到一定有大事发生，柳总一定有话要讲。
柳传志的确有话要讲，他不曾料想“黑色风暴”竟如此可怕。他在4月7日的1990年总结会上说，管理公司就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绳之以法”。他还援引周光召为《联想之路》所写序言中的一段话激励员工：“进军国际市场，绝非易事。但我相信，你们这条用理想和意志铸成的钢铁大船，一定能够越过激流险滩，达到胜利的彼岸。历史将证明：联想之路是成功之路，联想精神是时代的精神。祝联想走向世界，事业兴旺发达。”
他的话音刚落，黑色四五六月到来了，所有电脑厂商都赔得一塌糊涂。仅有一个“黑色四五六”尚不足为惧，可怕的是长江又发了洪水。那一年是“八五”计划的关键一年，很多单位将增加经费，联想的销售网络可以渗透进去，但夏天到来后，柳传志不知道“水灾到底会形成多大的规模，对国民经济造成多大的损失，特别是财政部门的拨款有什么样的变化”。他所看到的不是数字，而是一片凄惨景象：“逃难的人们携家带口、背井离乡、身无分文，纷纷在破损的江堤上、水闸旁、黄土高坡、老树枝头，在汪洋之中拣个可以栖身的地方住下，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抱头痛哭，一边庆幸死里逃生，一边哀叹顷刻之间一无所有……”［8］
更可怕的是公司出现了一些腐败分子。多年来他们对腐败者从未手软，他们曾经开除一个又嫖又赌的，刚开除不久那人便去另一家公司工作。可是那家当年声名显赫的公司如今濒临死亡边缘，连参加科学院里的院管公司会议的资格都没有了，还有一些彻底垮掉，变成了中关村史的一个个可悲哀的注脚。
但联想今天呢？已经有人开始冒用经理的签字拿钱了，要是有人冒用柳传志的签字，没准儿也能蒙混过关；也有人在外地出差的时候把北京的票据拿出来报销，居然还能审核通过。
周光召有一次因为看了《大决战》而深有感触，就拿电影中的情节与联想进行对照。柳传志恰好在看《血红雪白》，其内容正可与《大决战》的背景相印证。
“我有什么体会呢？就是觉得在东北战场上，林彪和卫立煌一战打下来，固然是打胜了，但是国民党垮台主要不是在这儿，以后还有可较量的地方，主要是后面的这个腐败……上面贪污，上行下效，老百姓一片民怨沸腾，就这样，造成他们自己打自己，垮台了。像这样的事情，确确实实值得我们好好借鉴。”
4月7日的总结会开完后，那些被柳传志感染的家伙们欢欣鼓舞，可是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发生了太多黑色故事。“这说明什么呢？”柳传志说，“光说是没有用的，你就得有法，就得有查，就不能往天上放空枪，该毙人的时候就毙，要不然会攀比，拣最坏的去比：既然他能够在别地儿去吃饭，他们那部门可以自己去联欢，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当然能做。比完了年轻同志，就该比老同志，大家就一锅烂下去。其实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心疼公司的……还有一些人上了这条船以后，就把救生艇准备好了，来了就凿洞，凿完洞以后，自己就上救生艇就走了，这样的人也不见得没有。这种人是我们要极其警惕的……”［9］
在柳传志和李勤的联想局中，已经出现了太多的离心倾向，太多的“缺乏大局观”。那些人卖机器就如同廖耀湘和范汉杰。范汉杰守锦州，蒋介石要求廖耀湘自西、傅作义自东增援锦州。如果他们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可能将林彪的部队围歼于锦州城下，但廖耀湘为保存实力，只做了象征性的增援。林彪赢得了时间，拿下了锦州之后便回头来收拾他，最后范汉杰死了，廖耀湘做了俘虏，运气最好的傅作义，几个月后在北平反水，国民党在长城以北崩盘了。
柳传志觉得联想的业务部门里，很多部门经理都在争费用、争用户，牺牲他人以衬托自己的英勇，就连一些资历颇老的重要角色也不例外。他们固然热爱自己的工作和部门，但他们的争斗无疑会伤害“联想局”。争斗的结果在1991年被柳传志和李勤稍稍压制下去，但到了两年后终于彻底地爆发——1993年，所有部门似乎都完成了任务，但联想却没有完成自己的年度任务。这是后话。
风 暴(4)
柳传志知道对这些人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不停地讲到两个人，一位是张姓的研究员，出差从未坐过出租车，住宾馆都挑最便宜的；另一位是甘洪，他是元老院里的人物，也是一个传奇的角色。几年前与IBM商谈代理时，有一天下着瓢泼大雨，联想门前马路刚修好，下水井都未来得及封盖，李勤与甘洪边走边谈，李勤一回头突然发现甘洪不见了。他慌忙伸手向水下去捞，从下水井里把他揪了出来。除此之外，他还几乎被刻意宣传为一个道德完美的典范，晚上加班，偶有公司派车送回家，多为乘坐公共汽车，也是从来没有搭乘出租车。
也许柳传志那时并未洞晓中国智慧中维持向心力的道路无乃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理想模式，将之标准化，使每个人都能效法。他知道那时焦头烂额的联想能够维持战斗真是个奇迹，虽然现实的问题并不在如何改进，而是如何避免进一步恶化，但柳传志还是迫不及待地要消除那种弥漫于空气中的死亡气味。
他喜欢郭为。他想郭为真年轻啊，28岁。但是这位年轻的助理总裁已经多次遭到了柳传志和李勤的训斥，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柳传志总是说郭为奠定了联想的公关部，使联想有了足够的名气，“不然的话，我们进不了国家的大盘子”。
他喜欢重复三句话，亦即“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能说能练真把式”。他觉得正是公关部使联想成为真把式，而公关部“当初垫底的时候是郭为同志在那儿垫的底”。衬托郭为的另一个功劳，是他在“孙宏斌事件”后所扮的角色，柳传志褒赞他人聪明、肯学习，在困难的时候挑起了业务二部的担子，也正因为如此，柳传志和李勤他们才选择郭为为年轻的助理总裁。
“然而今天，郭为坐在这儿，你确实应该惭愧，”他说，“二部费用最大，给其他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郭为不仅是管理意识的问题，思想意识上也要认真深刻地去考虑，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些毛病，我们是非常痛心的。总裁室……没看你28岁的一面，我们看的是你助理总裁这一面……你垮下去了，我、李总都负直接的责任。不让你垮只有更严格的监督，而决不会是任何包庇。”［10］
坐在总裁的交椅上，柳传志时常会感到紧张、空虚和失落，有时他对自己都不放心。他每遇大事反而冷静，眼睛发亮，劲头十足，却时常因小事而失态。有一次联想外出开会，会快结束时宣布会后有小礼品赠送，他们马上不开会了，纷纷向门口涌去。柳传志怒斥他们不顾联想的荣誉。还有一次玩保龄球，联想有人不按规则来，把球道砸坏了，管理员抱怨“联想集团，你们还能做什么”，他听到后心里异常难受。
更令他痛心的，是联想这家企业正在慢慢失去其社会责任感。夏天的洪水需要捐款赈灾，联想的个人捐款比计算所里的人平均略高几毛钱，后来他才知道是蔡树永把党员的学习费补进去了，要不然联想连平均值都达不到。即使如此，计算所里都有人说：“反正越有钱的人越抠门儿。”
他刚从香港回到北京，在香港他看到的一切令人热泪盈眶。电视中一直在播放灾民水深火热中的生活。那时的江苏、安徽气温高达38度，热得就像蒸笼，灾民们喝的水发污，上面浮着死鸡死鸭。香港的电视观众都觉得惨不忍睹，街上到处可见捐款的人。工业界里，李嘉诚捐了5000万港币；一些演员发起了义演，成龙、梅艳芳能够从晚上8点唱到早上5点，一百条电话热线等待捐款，不捐到50万不能收场。一位老艺人当众给大家磕了九个响头，头都磕出了血……
但是联想的人却只捐献了那一丁点儿。联想还不是最差的，科学院办的公司，有一家一夜的卡拉OK就花了几万块，却不拿钱捐给灾民；还有人收入很高，捐款尚不足一盒烟钱。而在江淮沿岸，猪、狗、猫、牛、羊、鸡、鸭、苍蝇、老鼠、蜈蚣、蚊子、蚂蚁、蛇……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逃生，它们与人拥挤在一起，有时会相安无事，有时则在人身上狠狠地来上一口。
1991年夏天，联想和整个国家一起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雨没完没了地下，风暴没完没了地吹，坏消息没完没了地到来，悲观的念头没完没了地出现在人们头脑中。柳传志无聊得要命，他要找点刺激的事情来做。
刺激1991
在那个灾荒的年头里，很多喧嚣一时的企业家已经步入穷途末路，浙江的步鑫生早已失去了权力，河北的马胜利无力扭转乾坤，他摘下了工厂大门上“厂长马胜利”的招牌，安徽的年广久在监狱里回忆往事，天津的禹作敏很快也将迎来自己无期徒刑的监狱煎熬……
也有一些“新星”出现，譬如刚刚组建成都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兄弟。但更多的“新星”那时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出路在哪里。王志东在方正做“视窗”系统的汉化，丁磊还在成都科技大学读二年级，张朝阳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读博士……他们谁能看到自己未来的方向呢？
整个国家都在过“紧日子”，联想集团也要过“紧日子”。作为联想史的“男一号”，柳传志偶尔能够意识到命运的干涉。他或许会明白生命中许多事件的真实意义，但也不能确定。很多事情由于涉入太深，用情又专，难免变成无法评估，更不用说事发的当日。
风 暴(5)
那一年9月11日发生在联想的事情，放诸整个世界局和中国局中都嫌琐碎而不值一题，对于联想局和联想史来说却又是纯粹的“大历史”。有时历史并不在于最终的结局，而在于权力人物们干了什么，说了什么，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下场，但视角既然各异，结论便不尽相同。
对世界局和中国局产生深刻影响的9月11日要再等10年才能出现，那是漫长的一段岁月，在1991年柳传志并没有这种神奇的预感。在1991年的9月11日，他只想办个学习班，为他的“干部”们洗洗脑子，把他们捆绑在联想的大船之上，而不是随时准备好救生艇，偷偷摸摸地给联想的大船凿几个小窟窿眼儿。
很多事情当日便有预料的结局，譬如柳传志所谓的“管理学院是不是要办下去，和我说的公司十年后是不是能够很好地交班，这两件事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我这么想，我们会把它像活命一样去争取”。［11］
这是柳传志第一次于公开场合提出10年后亦即2001年交班，也许当日他传递的只是交班信息，但2001年联想完成分拆，杨元庆和郭为各自走上命运的路，模糊的信息最终变成了清晰的现实。
“目前，我们是大写意，靠大写意就能赢人家，”他颇为感慨地说，“就像打桥牌一样，我们会打，属战略型，对手不会打，就靠这个赢；到香港，对手也会打，而且每张牌都记得清，并不只靠大的格局。我在海外有这个感觉，如果这个地方赚钱，你往那儿一站，马上就有人跟过来。多数的情况是，你以为只有你在那里赚钱，实际上那儿已经站了一大片人。我们在香港的职工‘入模子’比这儿更难，难的原因是IBM待遇比你们高，HP待遇比你们高，凭什么到你这儿来‘入模子’？只要在你这儿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员工就行了……我们不要把现在的难处看得难得办不到，在中国没有办不到的事。”［12］
在9月11日，柳传志说“香港最近要有一个大动作，我15日一定要回香港”。他们的大动作就是到泰国商讨如何应对“黑色风暴”的后遗。
柳传志来不及回忆这些，在那些如烟往事中有一些往事并不如烟。譬如那一年很多人到联想参观。体改委副主任张彦宁在3月13日考察了四通和联想时，四通提出了完善股份制的要求，李勤则代表联想提出给予其进出口权和列入国家重点企业集团的要求。
张彦宁告诉李勤：“按道理，高技术企业进出口与别的老进出口企业不打架，无矛盾，应给其自主权。国家搞重点企业集团，主要目的是搞活大中型企业。除了国家重点企业集团，其他集团也可以搞好。联想集团不一定要列入国家重点，但可以考虑做国家体改委的试点。”［13］
4月中旬，国家计委和机电部的几个司长又来到联想。技贸中心5月11日开业时，宋健参观了联想营业厅，宋健询问了联想的生产情况，对李勤说：“新华社分社认为联想是NO.1，第一的称呼，他们给了你们很多爱护和支持。”胡昭广说陈希同市长是很支持这件事，在常委会上经常表扬这点，说，“好，打外向型！”
陈希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本事的。
宋 健：是有本事，他们说我们不会做买卖，学啊。
胡昭广：他们还不够大，在我们这儿（注：海淀试验区）排第二，要争老大，他们有信心。［14］
可能为了应付“黑色风暴”，联想邀请中国银行行长王德衍和副行长雷祖华带了8名下属7月3日到联想访问。那一天，周光召告诉来访者IBM主要靠银行系统的应用开发得以长期发展，王德衍则告诉他们，联想要发展，只要有“信誉第一”四个字，银行一定会全力配合。
5个多月后的12月28日，机电部副部长胡启立在技贸中心会议室里对柳传志、李勤他们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胡启立鼓励他们：“你们整个的目标很好，我很赞成。你们在2000年赶上宏，我看是应该这样做。中国应该有自己的IBM，有自己的跨国公司。你们走这个路很有志气。”
胡启立并没有以官员的身份与柳传志他们对话，他事实上更像在谈心。他推心置腹地说出了自己内心的苦恼和困惑：
“我们计划工作的同志们常常苦恼，机电部的同志也常在一块探讨。计划工作经常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经常有计划半天，定点支持，然后定了，下面是政策倾斜，给优惠，给资金，结果越做越起不来，而这边根本没人意识到，没人管它，结果它自己发展出来了，冲破了重重困难，面向市场起来了，生命力还田鳖旺盛，长起来了，联想集团就是这么个例子。我们这边政策倾斜，注入了资金，为什么还是飞不起来呢？原因是有靠山，反正这碗饭是给我们的，我们一个人吃，别人不能吃，没有竞争意识，也没有危机感——保了，这边我们给保起来了，那边我们没有保，它就拼命地挣扎。它要自己去自我奋斗，否则的话没人给它做底。它就要拼命干。”［15］
那一天胡启立告诉他们以后支持发展比较好的企业一定要用新办法。这个新办法不是去管企业，恰恰相反，而是不管它们，“不要过多地干预企业”，因为“一管起来就管死了”。他告诉他们，机电部再也不会有“亲儿子”和“干儿子”，说要采取一些新的手段来保护民族工业：
风 暴(6)
“比如一个小孩。我们希望他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获得者，将他放在恒温间里，一点冷风也不吹，结果长得挺好，但一出门就感冒。那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出去锻炼，让他经风雨见世面。但这是有限度的，为防止他淹死还要给个救生圈，这样锻炼才能成长。”［16］
柳传志今天已不能回忆起当日的激动心情，但他肯定隐约感觉到中国要发生巨变。没有人知道这巨变将在哪一天发生，但它似乎一点都不遥远。他们一代人为之努力的一切，似乎因为时代和观念的冲突被放大了千万倍，分成了若干个层次，在理智与情感、附近与遥远、内与外，和平与暴力之间徘徊，现在它终于能够获得一次新的机会的遮蔽，去迎接一个新的命运了。
联想局似乎要发生转折，似乎又要发生冲决。柳传志似乎应该兴奋不已，也似乎应该无动于衷。多年来他经历了太多，他知道国家一定会走向这个方向。但这个方向到来的时候，谁又能明白他内心的真实念头呢？
【注释】
［1］、［2］《什么力量使我们冲过黑色风暴？》，柳传志，联想档案A01-1991-8-7。
［3］参考《知识英雄2.0》，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4］《在海外打市场的一点体会》，柳传志，联想档案，A01-1991-8-8。
［5］、［6］《李总在91年业务二部高级管理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李勤，联想档案，A01-1991-8-16。
［7］《李总在业务二部落实岗位责任制、消灭库存积压总经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李勤，1991年7月26日，联想档案，A01-1991-8-19。
［8］《变化》，凌志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9］、［10］《柳总讲话》，1991年8月31日，联想档案，A01-1991-8-5。
［11］、［12］《柳总对管理学院全体工作人员的讲话》，柳传志，1991年9月11日，联想档案，A01-1991-8-6。
［13］《经济改革》第13期（总第135期），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91年4月5日。
［14］、［15］、［16］联想档案，A01-1991-6。
平凡一年的插曲(1)
官方资料显示，联想史上的1992年全年都无大事可叙，各个公司歌舞升平，虽然也不时会有坏消息传来，甚至能使柳传志和李勤感到烦恼。联想重要的史料汇编中都不曾出现1992年文献的只言片语，有的只是柳传志和李勤为1992年画下的蓝图和事后对于1992年的评价。1992年，在联想的历史上只是平凡的一年。
然而，既然中国局在那年发生重大转折，那不平凡的一年一定会为联想局深埋下转折的种子。它们就像一团团地火，压力无法阻挡时，它们便会喷薄而出。
中国局的转折
柳传志在1月17日安抚联想老同志说要从个人角度去考虑其房子、劳保和职称诸方面的想法，从公司角度考虑个人与公司之关系及区分骨干与一般员工。
柳传志说这番话那天，农历是腊月十三。这个日子之所以清晰，是因为一位叫邓小平的老人，他两天后出现在深圳。一篇著名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形容那一天说：“一月的鹏城，春意荡漾。”这个故事也就变成了“春天的故事”。
《南方周末》的创始人左方有一天经过广州的一座幼儿园，他听到有几个小朋友在练习“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和“欢迎邓爷爷”。他立即意识到邓小平可能出现在广东。他虽然没敢贸然行动，却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将发生重大转折。
后来中国局果然发生了转折，因为邓小平说出了咄咄逼人的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在去珠海的一艘快艇上，他又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大人南巡”自此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开始成为一句口头禅。我在一本书中写道：
一首叫做《春天的故事》的歌曲绘声绘色地表达了某种热烈的情绪，当年高考的时事政治也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目，中学和大学的政治教科书旋及进行了修改，一切都按照邓小平既定的计划前行。
那一年，国务院出台“股份公司管理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条例”，开始有了现代企业的游戏规则。
那一年，比尔·盖茨的软件帝国落户于北京新世纪饭店511房间，从此对比尔·盖茨创业传奇的万众传诵，对一个微软拓展其全球帝国时所显现的强大与光荣的尊敬，和“起来，抵抗微软”的某种民族情绪始终笼罩在软件业。［1］
这场由伟人发起的形势逆转，其背后是广泛的社会情绪，是民众的势能。这场观念上的逆转迅速演变为一场思想上的解放，继而演变为生产力的解放。中国局开始转折，开始向一个看起来似乎更美妙的方向行进。
重压下的一个春天
1992年春天看起来很美。2月下旬，柳传志有机会大谈其创业体会，3月12日，联想则在龙泉宾馆开了一个“务虚工作会议”，联想历史上叫作龙泉会议。
柳传志告诉那些年轻人联想面对全球化所要采取的策略，就是要抢碗里的饭，做软件和激光打印机，还要搞房地产，实行股份制。他还特意分析了股份制的好处。联想“公司大事记”后来总结说其在公司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它标志着公司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内部管理上，都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总结倒也没什么不妥，却忽略了柳传志最关键的关键词——“股份制”。那是柳传志第一次抛出“股份制”之说，他从此再未改变他的初衷，在经历了“拐大弯”之后，终于在2001年拿到了产权证，明确了科学院持股65%，员工持股35%的比例，成为股权改革的典范。后来很多国企进行股权改革都试图参照“联想模式”，迄无成功之案例。他们垂头丧气，但若他们知道柳传志为此耗费了10年精力，步步为营地推进了无数次之后，也许便不会感到那么沮丧和悲哀了。
3月28日那天，柳传志在1992年干部工作会上说起要实现销售方式、管理形式和激励方式的三点突破。他第一次谈论联想上市的意义，不过是解决资金问题、扩大影响、对内部运行机制的影响和做大海外市场。
柳传志谈论联想要上市的背景是那一年中国又开始了加入WTO的努力。海外普遍认为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了，终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希望中国加入WTO。柳传志看到了中国加入WTO的可能性，也预测了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风险，他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10年后才完成对WTO的最后跨越。
李勤也提到了国内外形势，他说“关贸协定打破了国家封闭状态，逼着我们走向国际竞争这样一种险境”。他给联想定下了微机销售1.8万～2.5万台，汉卡销售2.5万～3.5万块，代理产品营业额达到1.3亿，确保可分配利润达到2000万的任务。他说：“我们就像象棋的小卒子一样，只有勇往直前。”［2］
平凡一年的插曲(2)
令柳传志和李勤开心的事情接踵而至，4月3日那天他们与惠普公司在香格里拉饭店举办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告诉那些记者他们要合作开发和生产汉字喷墨和激光打印机。两天后，他们在深圳的出口基地正式开工投产。李勤从北京赶到了深圳，在典礼上他意气风发，提出了联想的奋斗目标是：
到本世纪末达到10亿美元营业额，形成若干有影响的产品；1995年国内外股票上市；1992年国内外总营业额20亿人民币，深圳联想出口基地完成5400万美元出口额。他暗示联想希望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柳传志和李勤他们来不及松一口气就要面对新的问题，它们琐碎但困扰他们太久。他们在4月中旬的西郊宾馆再次教训那些年轻干部，使后者明白联想处于危机之中，他们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才可摆脱持续的“黑色风暴”，实现龙门一跃。
柳传志告诉他们，自3月28日以来，总裁室里人人心情紧张。他们自觉龙泉会议上进行了透彻剖析，定下了活命指标，拿出了整套方案，此刻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心情应当比较平静。但他们又惧怕这平静，希望有一种类似陈毅在黄桥战役前坐在那儿下围棋的劲头。他们却又做不到。
他们现在紧张而烦躁，而非陈毅那样对整个战局有把握：“对客观情况，对今年市场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看不到底；对主观情况，对我们内部队伍的状况还很不放心。所以能不能按预定部署，打个漂亮仗，能不能度过今年的风险，我们心里还是没有把握。就是说金色鲤鱼在这个阶段能不能跃上龙门，我们依然是担心的。跃不上，将会元气大伤，后果如何，现在确实还不好设想。”［3］
形势的确逼人，联想的利润既然来源于自制产品，那么中国开放市场便会对联想构成致命威胁，台湾地区以及美国的、韩国的微机将大举入侵，国内计算机企业也要“搞活”，内忧外患一起到来了。柳传志其实并不担心内忧外患的威胁，他和李勤为联想制定了“跃龙门”的计划，觉得只要挺过两年一切风暴都将无法吹倒他们。但是，他现在担心他的队伍是否能够执行他的计划，是否能够拼命抢住市场份额，是否愿意付出主动降低利润率和甘冒风险的代价。他看不清楚。
他已经感受到了海外电脑的入侵，几天前他们派去参加银行工作会议的人告诉他，他们给银行系统的电脑报价比台湾的品牌机高出了2000元，昨天他又拿到了机械电子部的通报，说是计算机行业2月份较之1991年总体利润下降了26%，其中长城公司下降了53%。他有些庆幸地说：“营业额上升了，利润大大下降了，是多卖了东西，多赔了钱。这点充分说明风来了，打到的不是我们。”
但是联想早晚会被打到，柳传志在香港时听到一位台湾电脑商说决心到大陆争一争，“用北京话翻译过来讲就是要来搅和搅和。”他感受到了压力，他知道内地的计算机利润厚，本来进不了内地市场的厂商现在冲进来每台挣100美金他们就感到满意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每天都有香港和台湾电脑公司的办事处出现，他们一下子就给内地的计算机市场造成了价格混乱。
柳传志感到不安。联想电脑至少得获15%毛利才勉强可以活命，其中包括3.45%的税，5%的维修费用，1%的培训费，1%的宣传广告费，发工资、吃饭、坐车开销也少不了1.5%。“这就让大家也感到海外的黑色风暴刮进来的那种滋味。有可能今年内地整个计算机市场将呈现一片混乱的场面。”
价格战终于到来了，长城这样机制不灵活的企业首当其冲，损失将更严重，但市场才不在意你到底损失有多严重，超过了临界点就得完蛋。龙泉会议才过了半个多月，刘金铎就告诉柳传志说确实没有想到风暴真就这么快地来了。但有人认为柳传志对形势估计得有些严重、危言耸听。他们说：“柳总说得跟真的一样。”
的确跟真的一样，只是他们没长上敏锐的触角。他们不知道柳传志已怀抱背水一战的念头，不知道柳传志担心“闯不过这个关，就会窒息而死”。
柳传志给他们出了主意，要他们打主动进攻仗，“抢在前头，减价在前面，扩大数量力求保证利润的绝对值”。他告诉他们不必去力保利润率，其目的是为了抢1992年的利润和市场份额。“这是唯一选择，怕是没有用的。”他说。
吕谭平在那天早晨给柳传志打了个电话让柳传志稍微宽心，因为前者从芝加哥的展览会上拿到了6月份超过20万的板卡订单。所以他稍为兴奋地安慰北京联想的干部们，说去年香港联想赔了1700万主要是为保住市场份额和供应渠道。“今年带来的结果，形势之好简直说不清楚……也就是说把困难顶过去以后，后面前景如何很难预料。”［4］他暗示他们，北京也要这么干。
柳传志是动员，李勤的任务则是安排和部署，多年来柳李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形而上的事务由柳负责，形而下的行动由李来部署。种种因素结合而形成的罕见压力，才最终造就了这一切。
李勤告诉“干部”们，现在已不再是紧迫感和危机感的问题了，“残酷竞争的黑色风暴已经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想躲也躲不了”，他们必须找到制胜的手段。
他们面临的竞争对手已经不仅是内地的大企业。如果说1991年他们在国内竞争对手还是长城和浪潮的话，那么现在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已经变成了台湾公司。台湾企业的比较优势是其价格，联想的比较优势是其服务。但一切都在转折，已经有台湾公司与内地公司进行合作，以彰显其价格优势改变其服务劣势。
平凡一年的插曲(3)
内地的大公司此前的优势还包括各种行政干预等特权，但邓小平南巡后其急于改变运营机制的诉求爆发了出来。有一次机电部常务副部长曾培炎希望联想去搞活机电部的一个下属厂，承包它后挂联想牌子也行，当总经理也行，只要能搞活。李勤还听到消息说，机电部领导称AST机器那么好卖他们也要卖。“这说明企业只要赚到钱，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如果把这些机制真正放活，我想大企业的优势就等于原来的大企业又添了翅膀，所以人们把它形容为猛虎下山。”［5］
李勤的目的是给联想的干部们打气，他安慰他们说联想最大的优势是有一支他们这样的队伍，他们有能力去贯彻总裁室制定的策略，他决心“让大家都担担子，都担风险”。他承诺总裁室会进行管理突破和权力下放，但他希望那些人从发挥新运营机制的角度去看权力的转移，“可不是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你弄不好，有了权力的同时，也是你丢失这些权力的开始。”
照例是大家的一番发言和争论，照例是典型的联想风格，道德感极强，凝聚力则看似极其旺盛。第二天，在会议结束前，李勤和柳传志照例要各自进行一番总结，通常李勤的较为繁杂细致，柳传志的总结则简短感人。
李勤给那些人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周晓兰从厦门打来电话，厦门的工商银行机器选型，原来根本没有联想，她听说这个消息后马上就去了，不但争得了参会的资格，捞到了发言机会，她通过公关还赢得了协议。周晓兰为了赢得协议，从晚上7点跟人跳舞到12点，从最高领导跳到普通办事人员。刘金铎打电话说她是公关小姐，她说自己是公关老太太。还有一位陈姓小姐，在中关村一家香港公司的办事处工作，销售业绩很好，她的手段就是不论白天黑夜地去游说。
“我们今年要完成指标取得胜利，没有这种拼搏精神是不行的，”李勤说，“这种锲而不舍的公关态度，这种拼搏精神，应当是我们最核心的东西。如果这个会后，有这样的精神，我想这个风暴来得再猛我们也能度过。”［6］
在柳传志进行总结之前，我们有必要说明，柳始终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人，他的道德判断往往凌驾于大多数人的道德判断之上，更严酷苛刻。他用道德约束将各种背景下联想局离心的倾向拉回来，使过分向心以致保守的力量重新回到开放的视角上。在联想，柳传志是一个人，却又像一个神话人物；是总裁，却又像一双控制整个联想局的手。这是不大符合历史潮流，却又似乎先前早已注定好了，要让他来解决很多问题。
“7年多的历史之中，我们总裁室这个班子迎战各种风暴，大大小小不知多少次，有时来势很凶猛。风暴过去之后，都有一种筋疲力尽的感觉，有时候觉得跟后面的部队离得很远，好像主要是前面几个人在拼，跟大家讲的时候觉得好像不是特别近。今天这个会，使我们感到大家是紧紧团结在一起，销售系统同志勇敢往前上，后方的同志说，你们上，我们在后面顶住。有了这样一种精神，使我们在做决策或者是和大家共度难关的时候，劲头就大大不一样了。”［7］
有人说联想有福气，逢山有路，遇水有桥，柳传志则相信联想每遇问题便会调整步伐，每遇风险，便能提前行动。他建议他的干部们，迈步子时每走几步调整一下。能调整就不简单，很多国企遇到问题不能调整，发现问题不能解决。
他说联想之前的调整，他们大多是被动调整，他形容其为大船中的各个齿轮有点发轴，但他们还在拼命摇这船，使它加紧转。现在并没给每个齿轮装个小发动机，而是联想大船有油了，齿轮光滑了，运转灵活了。这使他相信黑色风暴的到来会坏事变好事，促使联想像那条金色鲤鱼一样跃过龙门。
一个星期后，4月25日，联想在海淀工人文化宫开了1991年度总结大会，李勤总结了1991年后又展望了1992年。柳传志则谓办长久公司必须孜孜以求带队伍，他介绍了老同志如何处理年轻人接班的思想问题，又对年轻干部提出要求。
他以他惯常的语气说：“前一段，四通的总裁段永基在会上讲，在国内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如果不从内部垮，那就垮不了。当时我就立刻表示异议。如果国内形成国际竞争的环境的话，就是2个四通，3个四通也一样有风险。在国外许多比我们大得多的公司，并不是由于内部原因垮的，也不是由于运行机制不好，就是由于技术跟不上，战略指导方向出了错误，马上公司就垮。”［8］
他又说起了电影《大决战》，说整个辽沈战役首先打的是战略，但在局部譬如打锦州时，这边是解放军堵截黑山，那边是赶快要把锦州打下来，那时候局部的偶然性能解决很多问题，个人能够左右全局的命运。柳传志试图以此告诉员工，他之所以反复强调公司所面临的严峻局势，就是让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都知道联想已到生死关口，任何一个人的努力或懈怠都可决定联想局的成败。
他说起了1991年在香港承受“黑色风暴”时的痛苦，说起了在香港赔了1700万，负担沉重，挂在脖子上的不是奖章而是绞索。
“如果情况发生了，公司怎么办？”他说，“我们此刻还不到认真去想的时候，我们是要拼力高举着旗帜和大家一起背水一战。”
平凡一年的插曲(4)
跨国公司采取的手段也不尽相同，美国公司通常会裁员，IBM一次可裁员4万人；日本公司不习惯裁员，它们通常会降薪以减少亏损；联想在香港的Quantum公司亏损1700万时，既裁员也降薪，还将生产厂房搬到深圳。
柳传志不详谈论联想遇到危机时会如何去做。“我不想谈，也确实无法谈，因为没有认真考虑过，现在感到紧张的是满脑子装的是如何使整个公司形成同仇敌忾的气氛，都有背水一战的决心；想的是如何发掘最大的潜力，如何发挥我们最大的优势去取胜。但首先要大家明白后面就是河。”［9］
但是柳传志从来不会忘记从形而上的角度去鼓励那些颇为沮丧的员工，他给他们做了一个预言，说5年之后的1997年，联想会令整个世界计算机工业感到惊讶，让中国为其感到骄傲。“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大气候已成定局，由于联想集团总裁室有宏伟的金色鲤鱼跳龙门的计划，由于今天已经有了一批既有能力胆识又有为联想事业献身的骨干，如果我们咬住牙关顶过今年的风暴，我们这些联想集团忠诚的老兵一定会高兴地看到……”［10］
5年之后，柳传志似乎真的做到了。命运似乎总是垂青于他，使他当年形而上的鼓动总是能够按时完成。但5年后的柳传志、李勤和5年后的联想集团又要面临新的磨难。这是他们的宿命。
平凡一年的插曲
历史往往带有宿命的印痕，这不是说历史必将沿着命定之轨迹运行，人类所做之努力毫无意义。恰恰相反，历史之所以充满无尽之魅力，正是因为它的宿命，但无法判定谁将被命运选中扮演历史的代言人和某一段落的仲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