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说：“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尽管与柳传志有10年交情，但倪光南显然不了解柳传志，他不知道柳传志是那种遇柔则柔遇刚则刚的人。多年后他才知道，柳传志给他写完那封信后便已做了决定。“如果他不理我，还胡闹，我就做彻底崩的准备。他果然就不理我，果然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我生病，李勤主持开会，会照样开不成，他在找各种各样的茬搅和。”
柳传志自以为如果倪光南回信他尚可与其沟通，但历史不能假设，倪光南不可能重新回到1994年做新的选择。历史学家说：“在生命中，我们似乎遇到无数做决定的机会。但后来再回顾时，每一转折其实都只有一座桥，选择缩小到要不要走过去。个人的倾向已由若干因素来决定，无法由自己全然控制。”［10］
看似宿命的结论事实上将柳传志这悲剧性的一生做了总结，而在他“心中永远的痛”的骨节上，他似乎也别无选择。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有一次他说：“我总体上给人感觉很好斗，不吃亏，原来我爸爸老早跟我说到，让我外圆内方。我就是外面太方，不肯吃亏……”
一个月后，6月5日，倪光南要在上海建立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柳传志最后时刻否决其提议，10年来第一次对他说“不”，使倪光南感到空前的伤害。
柳传志给吕谭平和倪光南写了个便条说，他已向倪光南表达过自己的意见：板卡是长期业务方向，所以建立设计芯片开发中心，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应该积极推进，但联想是企业不是研究所，所以做这件事大体要具备有销售市场、能引进最先进技术、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形式、有资金条件和高水平开发人员4个条件。柳传志说上述4条缺一不可，目前条件尚不具备。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4)
“请吕总再认真考虑。我本人意见不同意仓促合资，最起码要对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向后，再考虑和上海进行形式上的紧密合作方式。”
多年后倪光南颇为心酸地对一位来访者说：“柳传志10年里面第一次向我说‘不’，是以便条的方式，没让我下不了台，没得罪我，没开会否定我，他可能是怕伤我，别人不知道此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10年说一个‘不’，可以了，只是散伙的形式不好。”“这个‘不’以后，永远都是‘不’了，不会再有‘是’了，也可以了，10年得一知己也不易。我离开可能是销售的大解放，但绝对不是开发的大解放。一个人走，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公司整体不会有影响。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11］
他们的矛盾因之开始激化，柳传志曾经感觉李勤“麻木”，现在他终于知道李勤的愤怒为什么那么容易爆发了。他要撤换财务总监，倪光南威胁他“你要是这样做，我永远和你没完”；他因为程控事业部亏损严重而不同意倪光南将其改为子公司，倪光南便指责他不能提拔年轻人、不肯放权；柳传志对其提议无动于衷，倪光南便要“坚决和你干到底”……
倪光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量，尽管他在总裁室中获得了少量的支持，但那些力量只能在1993年抗衡李勤，在柳传志面前则不堪一击。柳传志懂得如何利用民意来摧毁联想内部的贵族力量，使其变得毫不足论。
柳传志要削弱倪光南很简单。6月，柳传志出院第一件事，就是讨论确定联想议事规则，讨论清楚，多大的事情总裁定，什么事情集体讨论。柳传志摆出了自己的意见，大家表示同意。倪光南在会上和柳传志吵了起来，倪光南称，“应该董事长说了算，董事长是法人代表。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这是柳传志和倪光南第一次在会上正面冲突，两个副总裁吓得哭了起来……
倪光南以前的意见都能通过，那是因为他是通过柳传志来做的，当柳传志不同意的时候，没人能同意他的意见。倪光南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事也做不了。［12］
多年来，倪光南始终是联想制度的一个楷模，他以为联想宽阔而又均匀，可以使自己任意驰骋。他忘记了联想是一个公司，忘记了1994年已经不再是1984年，邓小平南巡都已经两年了，市场经济的提法都甚嚣尘上了。企业家不再是“个体户”，科学家也不再是“神”，他们的位置即使未发生颠倒，也已然不复从前了。
柳传志后来说：“倪光南当时有个错误估计，就是认为联想没有他不行。但没有他我也能成，他就开始到院里告我。院里做了一番调查，老倪挨了8棍，我挨2棍，当时我内心实际上是不平衡的。既然调查了我总要有点缺点吧，后来我就说，是不是我个人意见太第一了？其实我一点都不个人意见第一。真到我要动手的时候，他有什么还击能力啊。”
出局
倪光南开始不停地告状。他要坚决和柳传志干到底，要告倒柳传志，只有这样他才可以重新获得扳平比分的机会。他此前对局势的分析出了问题，现在他似乎决心再搏一次。然而，这一次他又输了。他的输导致了他的彻底出局，这是联想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人事风暴，也是最长久的一次，对以后的影响也最深远。
柳传志以倪光南的出局确立了自己在联想意识形态的立场，其立场经过综合，则为“贸工技”。实际上这是他将多年经验的扩展之后又延长，以利于联想蓄积与跨国巨头对抗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资本。
联想有很多信条，既不出于柳传志也不出于李勤，而是出于一种习惯形成的道德约束。柳传志的很多讲话所暗示的意识形态，其根源出于中国典籍中的传统智慧，其谋略的部分一面得益中他的聪明，一面又得益于他的学习能力。正是这些聪明与能力使他挪开了倪光南，开始在早已夯实了的泥土上狂奔。
倪光南出局于1995年6月30日上午9时。那一天的中关村科学院南路10号联想集团总部六楼会议室里坐满了200多位联想中层以上干部。他们屏气凝神，忐忑不安。只有少数人知道马上要发生什么事，多数人只是感到气氛不对，又不敢随便乱问。刘韧描述当日场景说：“会议室主席台仅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大家全坐在台下，柳传志坐在这边，倪光南坐在那边。”
曾茂朝主持会议。他面无表情地走上台说“会议开始”，便将话筒交给了科学院代表李致洁，后者将宣读《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的情况通报》：
“1994年初，倪光南同志认为联想集团内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提出了关于决策、用人、1993年公司效益滑坡等方面的意见。1994年夏，倪光南同志把公司改变财务总监职务人选的决定，认为是一种对年初提意见人的打击报复，进而对资金运营等问题提出了怀疑……”
“今年4月双方在技术中心的管理和运行模式以及其他一些工作安排方面，重又发生分歧，而且趋于公开化。接着，柳传志同志向院说明了他在管理上的原则；倪光南同志也不断向院反映他的意见，逐步升级，又提出了涉及柳传志同志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的怀疑，并要求在中层干部会上公开二人的分歧，调整联想的领导班子。在此情况下，柳传志同志向董事会和院领导写了信，向公司级干部写了公开信，表示不能继续与倪光南同志共事。”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5)
科学院的《通报》说分歧主要表现在：一、公司怎样进行研究开发？二、研究开发怎样立项？最后由谁拍板？三、资金运行有没有问题？四、内部机构调整。
“倪光南认为柳传志做很多事不透明，院里和董事会都不知道，资金运行上、产权关系等经济方面，可能有重大问题……认为今年联想工作会上把‘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为‘软件事业部’是‘取消汉卡’，是‘打击’他。问题的核心是在研究的战略上谁说了算，柳传志同志在经济方面有没有重大问题。”
调查结果显然对倪光南不利，胜利天平更向柳传志倾斜。调查组认为香港联想上市时，用增资的方式提高了北京联想的股份比例、调整了另两方的股份关系的做法不存在问题；大亚湾的资产产权关系是清楚的；联想重大投资决策，都向董事长做了口头汇报，并在总裁室做过商议；“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不是柳传志提出的，是原汉字系统事业部的负责人和集团办的人……共同提出来的，不存在“打击”的问题；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
柳传志最终赢得了与倪光南的博弈。《通报》确定在公司怎样进行研发和怎样立项方面，不能由科技人员最后说了算，要由企业总负责人根据市场和公司的情况做决策，“柳传志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倪光南同志对联想领导层之间在工作上的分歧，简单的归结为柳传志同志个人品质问题所造成，我们认为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在具体的做法上倪光南同志又采取的是一种自己进行调查推论的方法，造成了他所提出的意见，大部分都没有确切的根据，与事实不符……为使联想更好发展，院将对董事会进行调整，加强董事会的工作。”
李致洁宣读完毕，李勤旋即宣读了联想“董事会文件”［联董字（95）001号］《关于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总工程师职务的决定》：“鉴于联想集团公司总裁柳传志向董事会提出不再提名倪光南同志担任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的报告，经董事会研究，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柳传志发言。他从口袋中掏出4页A4打印纸写就的讲稿。那是4页字迹潦草的讲稿，存诸联想档案中的柳传志手稿，那是字迹最潦草的一份，能够看得出其内心复杂缭乱。他在手稿上进行了大量删加，以求使其演讲更加理性而有力。
柳传志先感谢科学院调查组为其问题花大量精力和时间进行多方面调查后给其一个清白的结论，表示出现的问题思想起来让人感到“刀剜一样的心痛”。
他在手稿中说1994年3月他给倪写了一封长信，建议其珍视总裁室的团结。写那封字迹潦草的信，他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百感交集，无数的往事涌上心头，以至使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我的眼睛。”“在发生今天这一切突变之前，我待老倪一直如良师，如挚友”，“近乎教徒一样的虔诚”。
他说起其对倪光南的优抚与尊敬，声称在给倪光南写信前，他不曾在任何一个场合讲过一句对倪光南不满的话；他说起倪光南与周晓兰发生冲突，他硬着心肠谴责周晓兰时，周晓兰两眼含满泪水；他说起倪光南反对设立总工办，他便仓促修改决定收回成命，并将原因揽到自己身上……
他在手稿中夸奖倪光南在业务上的过人能力及特殊敏感，恭维其对年轻技术人员从不保守，工作刻苦执著。但他还要苛责倪光南研发观念及粗放式管理。他坦陈自己的可悲之处系高估了与倪光南的关系，不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是我对形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反思，然而我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倪光南同志内在形成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证明他的正确的这种可怕的性格。”
他说给倪光南的信犹如石沉大海，前后的一个多月之中，他为互相不能理解而痛苦万状。“当用心用自己的一片诚心筑建的东西遭到损坏才会感到痛。”当他逐渐清醒而倪光南又将矛盾升级到对抗性领域，向院领导告状说他在香港联想上市时有意让利给港方，他的痛苦就转成无以名状的愤怒。
“倪光南主攻的是香港联想方面。香港联想日常主持工作的是香港人总经理吕谭平。吕谭平是个事业型的香港资本家，他也是用120分的身心执著地投入他的工作。但是长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的两部分人融合在一起有相当的困难。”柳传志写道，“作为香港联想董事局的主席要以香港联想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保证北京联想利益的同时，要真诚考虑合作方的利益……香港联想的事情我几乎每一件都及时和曾茂朝、李勤两位董事商量（当时倪还不是董事），大事还及时向北京总裁室介绍。因为我知道北京的同志很难设想在海外推进每一件事时的艰难。”
他觉得自己以坦荡胸襟、奉献精神以及果决和沟通，赢得了合作者的信赖和尊敬。他考虑的是“先把饼做大，再考虑如何分饼”。“我在香港的工作，倪光南同志是看得到的，我和他以前从工作到事情都是有交流的，我认为他是了解我的。我不能相信倪光南同志是由于主观推断的怀疑导致了向上面告恶状的结果。”
在那天的陈述中，柳传志说：“从去年到今年，两次，当倪光南同志和我在工作中意见分歧尖锐的时候，他就向院领导告我经济方面有重大问题的状，一个问题调查清楚了、解释完了就又来一个问题，不把我打入监狱绝不罢休。院调查组认为他是主观推论得出的怀疑，我则认为他是有意的中伤。”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6)
对联想集团的技术开发方向和路线及具体管理方式，他与倪光南看法有分歧，他认为这种分歧非常正常和平常。“当总工不能服从总裁的决定，并用激烈的方式反对，就不正常，但能理解；但因为这种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发展到对人的品质进行恶性中伤，试图打倒对方，这种做法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令人愤怒，使矛盾的性质转成对抗性的，以致无法调和。”
他说他作为公司法人代表工作很艰难，最难之初在于冒商业风险和政策风险。联想曾两次受到冒政策风险的惩罚，有一次柳传志都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他还得到了李勤负责送饭探监的保证。幸运的是那次最终以罚款200万元结案。
“即使我们极其小心……也照样有可能导致锒铛入狱的结果，如果再有人死盯住你不放，不断从工作中找出各种上纲上线的毛病，那么企业的领导人只有两条路，要么辞职，要么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和企业一起坐以待毙。”
柳传志说1995年科学院调查组又一次对其进行调查时，他一度非常消极。“这是痛苦和气愤之后的消极。痛苦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真心尊重的人的理解而痛苦，是怕因为不团结影响了联想的发展而痛苦，气愤是为受到意想不到的中伤而气愤；消极则是因为又一次对我进行背靠背的调查，我感到不理解、感到委屈，搞不清楚自己在给谁干，还值不值得再干。”
在科学院领导和调查组给他做了工作、明确表示对其信任，又获得总裁室成员支持后，他又表示联想的事业是科学院、国家和大家三方的事业，事关重大，“要么就不做，要做就义无反顾，不犹豫、不彷徨，坚决把总裁的工作做好”。
演说快结束的时候，他提请大家的原谅，说他今天的发言是最不像总裁的一次。“11年了，让我的泪忘情自由地流淌一次吧！”
他还颇为慷慨地表示分手以后，如果倪光南开办企业或研究所需要从联想要人，谁愿去他都表示支持，董事会和总裁室讨论后经费方面也将尽力支持。如果倪以个人身份开展工作，董事会将把他作为主要创业者来考虑他的生活待遇。
在整个演讲过程中，柳传志数度掏出手绢来擦眼泪，很多人为柳传志的流泪震惊和感动，倪光南则认为“那只是表演”，没什么好痛哭流涕的。“6月30号，将我免职，他应该高兴才是——倪光南上告没告倒我，我反而将倪光南弄倒了。”
或许有表演成分，因为从柳的手稿中可以看到“让我的眼泪尽情自由地流淌吧”是提前写好的准备；或许是真情流露，毕竟10年朋友一朝分道扬镳，各自东西。没有经历过兄弟反目之痛的人无法理解柳传志当日矛盾复杂的心情，也永远不会体会到他心中的珍宝遭到损坏时“感到痛”的切肤。
无论如何，他吓倒了台下的两百多人。他们目瞪口呆。他们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的职务，既然争斗已经白热，联想和科学院里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他们的内心便早有了准备。他们从未见过柳传志流泪，他们从未见过柳传志如此脆弱。倪光南是联想的技术神，他的头顶有着科学家的光环，然而柳传志则是他们心中的神，他那顶熠熠闪光的桂冠镶嵌于他们的内心。
而现在，它那么脆弱。
似乎是作为一种回复，倪光南发言的时候异常镇定，刘韧描述说“仿佛刚才宣布的调查结果和撤职决定都和他无关”。他没准备讲稿，语调科学家一样冷静，逻辑缜密，思维清晰。他说：“我这次因为免去了行政职务，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研究工作。这可能对自己还要认真适应改变的环境做一些事情。”
他还宣称他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发展民族计算机工业的大目标。“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
他与柳传志的矛盾在中关村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很多人向他探听谜局的答案。他说只有三句话：“第一，倪光南还在联想，这是事实；第二，我还在工作，这也是事实；第三句话是，请董事长反映到院里去，务必请院领导能够知道……如果我还能工作的话，我始终将为联想工作。”
倪光南的发言只获得了零星掌声，大多来自他的学生。“倪光南此前曾提出不要开这个会，愿意以健康原因辞职，理由是，这样处理社会影响比较小，对联想有好处。联想董事会没同意倪光南的意见。”“此次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开完会，10点多，柳传志回506继续工作，大家也都回去正常工作，未出现什么波澜，甚至都避免议论此事，这是联想的文化。”［13］
倪光南又回到了他在计算所的那间办公室中，那是联想为他配备的办公室。在他出局之后，联想始终未尝将他的办公室收回。在那里他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告诉他们“这个事情现在不能谈”，日后会出现一个大结局。
他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告状之路，在那条充满辛酸苦楚的道路上他顽强地走着，直到有一天他彻底被道路抛弃。他正式出局的文件还要等4年才能下发，但是他事实上已经被联想局抛弃了。
多年后，当倪光南行走于日新月异的中关村，看到昔日凌乱肮脏的街道变成北京最豪华的一片区域，看到他将中关村变成中国硅谷的梦想已经实现，他到底会如何感想？无论他内心如何酸楚感慨，从1995年6月30日开始，联想已经成为往事，对于联想局来说，倪光南已经变成了历史。他后来曾试图改变历史，但联想史的系统却从不曾因他而改变。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7)
他与柳传志之间的争斗为彼此都刻下了深深的伤痕，时间或许会抹去这道伤痕，或许永远留在他们心里。无论如何，他们彼此的内心都为对方筑造了一座长城，绵延几千英里横亘在双方心中，没有人去翻新修补这段城墙，但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它恐怕都不会坍塌。
【注释与鸣谢】
说明：本章所引述文件均来自联想控股公司档案，未加特别注释。
［1］《中国大历史》，黄仁宇，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1版。
［2］《联想发展之路：渐进创新》。
［3］、［4］、［5］《知识英雄2.0》，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6］《李总在公司1992年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李勤，1992年4月18日，联想档案，A01-1992-2-16，机密。
［7］《李总在91年度全公司总结大会的讲话》，李勤，1992年4月25日，联想档案，A01-1992-2-15。
［8］、［9］《知识英雄2.0》，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10］《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黄仁宇，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
［11］、［12］、［13］《知识英雄2.0》，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鸣谢：本章写作部分内容参考刘韧先生《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一文，特此鸣谢。
改变命运的选择(1)
几乎在任何场合，柳传志都毫不掩饰他对杨元庆的偏爱。他总是以长者的姿态站在杨元庆身后微笑着看杨元庆在舞台上表演。不熟悉柳传志的人以为杨已彻底赢得了柳的信任，但有熟悉柳传志的人认为他对杨有一种复杂的感情。
我们早已得知，柳传志拥有强大的个人魅力，但却令人敬畏而不敢靠近。同样的说法几乎可加诸所有商业领袖。就像朱立南一样，杨元庆最初并未从柳传志那里获得权力，1994年他的突然发迹使整个联想史显得更加深邃。我们有必要猜测，在1994年的险恶背景下，柳传志选择杨元庆是否有盲人骑瞎马的成分，或者干脆病急乱投医、死马当活马医？“感谢元庆，”多年来他总是这么说。
中国语言的广博内涵使我们能产生诸多想像，但历史既然不能假设，我们便无法恢复当事人彼时的思想。杨元庆这人充满激情，现存的档案显示他虽然有时磕磕巴巴，但头脑却清晰。他若经过深思熟虑表达他的思想，语言上的障碍反倒容易成为其显示真诚的优势。
柳传志是否为杨元庆的真诚及其性格的耿直所打动如今不得而知，但杨元庆最终获得了权力、赢得了未来。对于柳传志，对于联想，对于杨元庆，对于郭为，对于无数人来说，柳传志这一选择，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选择，表层展示不过是联想局多了一个入局者，事实上新入局者打破了原有的均衡格局，使所有局中人因要素的打乱、整合而获得了重新布置新局的博弈机会。
梦魇中的布置
1994年整个春天，柳传志都被美尼尔综合征的梦魇包围。恰逢北京联想陷入大混乱，李勤与倪光南矛盾激化，总裁室里泾渭分明，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总裁室的混乱使柳传志更加焦虑、紧张，美尼尔综合征的梦魇更加挥之不去。
“当时真是心里急：这个事要怎么处理？不好弄。”柳传志说，“香港那边刚上了市，几头牵着。要开会了，出矛盾了。睡不着觉，头疼得一塌糊涂。后来实在不行了就开会中间说：你们接着开会吧。我一走马上闹起来了，根本开不了。”
即使被美尼尔综合征梦魇折磨，柳传志也必须绞尽脑汁为联想安排好退守之路。他把两个年轻人赶到了外地。“一个是王平生，一个是郭为，他们俩是助理总裁，他们弄不好要卷进去，所以我把他们俩提前支走了。”柳传志说，“俩年轻人要裹进去了……这俩家伙能量大，又有别的矛盾裹在里头。给他俩先撤开，然后我再来处理这件事。”
柳传志的调整在10月22日方才凸显，那一天组成新总裁室，成员包括柳传志、李勤、倪光南、张祖祥、刘金铎、胡靖宇、李树贻、蔡树永、毕显林、贾绪福。王平生和郭为消失了。
1993年的芜杂局面引起的混乱，对于联想还要不要高举联想微机大旗、联想电脑还能撑多久的争论四处弥漫，久久不能散去。
使柳传志痛苦不堪的美尼尔综合征，其症状包括周期性头晕（眩晕），有时伴有恶心、呕吐、面色苍白和虚脱；听觉出现问题，包括听力逐渐丧失，耳鸣（铃声、吼声、蜂鸣声），对大声很敏感，感觉到两耳听到的声音不一样；一种耳内装满东西的感觉，有时发生在头晕之前；头疼。
美尼尔综合征会因为超时加班变得更加严重，常常与恶劣的工作环境、事故和心理疾病有关。96%以上的患者都有眩晕或头晕发作，这种眩晕症状从重到轻大约要持续一个小时到两天时间，呈不规则发作，大约每年一次或几次。患美尼尔综合征可能是因为焦虑、压力大或摄取食盐过多。科学家们至今仍对此病的确实成因争论不休，他们只是知道它与内淋巴过多、液体充满内耳或迷路有关。防止美尼尔综合征的最好方法就是减少生活压力，做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1］
“天旋地转，呕吐，晕，晕得很厉害”，这就是柳传志所承受的痛苦，除此之外，他还发现自己“日夜睡不着觉，早晨起来去锻炼，做什么也做不了”。
他并不承认是“四面佛”的怒火使他被美尼尔综合征折磨，而是觉得1994年春天复发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次发病时他只休息了几天，没休息好。
柳传志住在海军总医院，他因为早上起床什么也干不了就只好看老头儿老太太跳交谊舞。在1992和1993年，跳交谊舞曾一度十分流行，那时请人吃饭，吃完饭都得跳舞，联想曾经还进行过交谊舞培训，很多订单都是靠跳舞跳回来的。柳传志不会跳舞，有时陪一些高官吃饭，吃完饭人家要跳舞了，他只好坐在那儿给人家拍巴掌。他后来也努力学了一下，稍微入门，但比起李勤逊色许多。
在海军总医院，他看他们在那里跳舞。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很胖的老太太，他形容其“腰有三尺多”。他上前请人家教他跳舞。有一次他把老太太的脚踩了，人家就不给他面子再也不教他了。后来他又央求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因为有人介绍说他是联想的，人家才肯教他。
“这一跳舞才知道，原来不同拍子是不同跳法，还得会听这个拍子到底是3/4还是4/4，于是戴着耳机听音乐，”他说，“认真听音乐以后，才能把注意力分散开，要不脑子里静不下来……”
10年后柳传志依旧怀念海军总医院的一位李姓大夫，他在那里住院时，李大夫给他做了一个治疗计划，让他进行个人锻炼，李大夫还陪着他锻炼。“我住了两三个月就是那么治好的，先去跳舞，后来去跑，每天围着八一湖跑，加大这方面的训练，另外看有关的书籍。”
改变命运的选择(2)
美尼尔综合征最终还是给他留下了伤痛印痕。经过多次反复之后，柳传志“耳朵的听力越来越低，就聋了”。在很多人眼里，柳传志是一位坚强的人，但面对美尼尔综合征，柳传志回忆说：“那段时间极其痛苦，有点像拳击手被人打倒了再爬起来，又被人打倒再躺下，歇会儿，再爬起来，真的很像，很惨……”
杨元庆就在此刻给柳传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了联想管理体制的问题。柳传志对杨元庆大加赞赏，说“我估计别人谈不出来”。多年后柳传志和杨元庆的记忆都已模糊，但“元庆上书”的典故却在联想史上流传。
联想已经陷入混乱，至少思想的危机已经到来。活力被压抑了几年的很多年轻人开始蠢蠢欲动，这是柳传志最担心的。他会不会想起4年前的孙宏斌？年轻人没有经验，做事毛手毛脚，但他们的能量一旦爆发，便不可遏制。他赶走了郭为和王平生，却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小伙子。他要引导他们向他的方向，利用他们的“民意”，平衡总裁室的纷争，为联想制造更多、更大、更高的假想敌，使所有能量的宣泄都指向同一目标。
他开始利用住院的时间找人谈话，总裁室的争斗依然如火如荼，没有人在意一位时常神志模糊的病人跟人谈话，即使他是一位商业领袖。柳传志后来说：“我如果上班了以后，那就公务缠身，就不行了，在那边我愿意找谁就找谁。所以在海军医院对我做整个的布局极其重要，我那次在那儿，把事全都给布置好了。”
看似轻描淡写地谈话，事实却是殚精竭虑地布局。李大夫怕他毁了自己的治疗成果，就强令他每个季度休息一次。柳传志倒也遵守了。“那段时间，我突然间就到大连，突然间又到别处，因为我会突然间头疼，头疼出去休息一个礼拜，回来再接着干。那时候真的是强撑。”
谈话、讨论、争论、斗争、批判、引导……柳传志以其智慧，用多种手段掌握着总裁室及联想的观念走向。他不能使其出现大规模混乱，他不能纵容使联想“大船文化”遭到致命打击的任一可能。
那一年春天，经过一番“思想大讨论”，联想的意识形态得以统一。《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报道，说联想集团面对世界一流企业的强大竞争压力，明确提出坚决扛起民族工业大旗。
“这是中国企业界第一次有人提出这样的目标，在整个市场各个领域都普遍面临民族工业发展与进口品牌和外资企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时候，联想喊出这样的口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中国计算机工业的代表企业，作为全球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联想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至少对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最终可能的结局具有典型的启示作用。”［2］
一切准备就绪，意识形态得以统一，文化上的认同发挥了功用，柳传志以其领袖魅力折服了多数人……一切因素综合与均衡，出现了理想的结局。
接下来，该杨元庆出场了。
改变杨元庆命运的一天
1994年3月19日改变了杨元庆的命运。联想微机事业部在那一天成立，杨元庆出任总经理；他的副手，曹之江和袁宝玑，此前的身份都是联想的副总工程师。柳传志或许想用两位元老协助其来摆平依靠其个人力量摆不平的错综关系。
杨元庆从3月19日开始掌握了联想未来的方向，也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从此将其牢牢地抓在手中，谁也不曾再将其挪开过分毫。
联想的“三巨头”尽管已经貌合神离，却在那天共同出现在杨元庆的面前，他们似乎觉得自己有义务为杨元庆打气，也似乎觉得自己至少应该给联想的年轻人制造一个“团结的班子”的假象。他们都做了简短的演讲，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他们都兴高采烈，内心却又各自计较；他们都在打量对方，却无法猜测对方的真实意图。那一天，开心的只有杨元庆，联想的“三巨头”，他们很累。
李勤说：“联想要把微机这面大旗撑下去必须实行事业部体制……联想人能否把联想微机的大旗举起来，不仅是联想的问题，也是全中国计算机工业的发展问题。能够取得胜利，这对中国的微机事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所以，我们成立微机事业部。联想微机对公司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前几年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是微机，公司高技术企业的形象，也是由于微机的成功。微机使公司的无形资产不断增值。微机将永远是联想的一面旗帜。”
柳传志说：“实际上公司已确定没有退路。如果微机打不好，后边的所有战术动作都做不出来。今年各个事业部都能上缴利润，香港联想也做得不错，但如果没有自己的机器，其他一切都不行。二三年以后我们要有高难度动作，有大的举动，争取在国内计算机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如果微机做不好，后边就很难说发展成什么形势。去当完全是买卖性的公司是不行的。”
倪光南说：“春节联欢晚会上，我提出主要的对手是我们自己。与其说去年未完成任务主要是客观原因，不如说主要是主观原因、体制不顺，把大家手脚束缚了……成立了事业部，束缚没有了，就要靠拼命干，不能再怪体制。”
李勤说：“目前能与国外微机抗衡的也只有联想一家了，如果我们不把大旗扛下去……中国市场就会被进口机所淹没……现在一是体制不顺，二是战斗力不强，作风有些涣散。今年工作的重点是解决体制问题。成立微机事业部，实际上是要组织起一支精兵强将，以销售为龙头，把产、供、销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改变命运的选择(3)
倪光南说：“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比设想的要严重得多。现在都在和外商合作，长城和IBM，方正和DEC，四通和康柏，浪潮、天津等和AST，如此下去，再过几年不知道还会有谁在真正做国产机。长城、浪潮很可能就剩下一块招牌。电子部的领导说，一个外国公司加一个中国公司可能打败中国一个行业，很有道理。AST在天津建厂，产量将超过我们全部国产机。”
李勤说：“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只是外国大公司，还要面对大大小小的外国公司代理商，增加了竞争的残酷性……管理上也有些问题。内外多种原因，使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所以精心挑选了你们这支队伍去打一场硬仗。”
柳传志说：“今年打仗就要靠大家，公司把希望放在你们身上。难度在于不是田径比赛，目标是死的，而是球类比赛，是动态的，对手也在拼命。大家是大渡河十八勇士。公司感到很幸运，还能挑出这样一批精兵强将……”
李勤说：“尽管形势严峻，我们有信心取胜。因为已具备了取胜的条件。最关键的是开拓市场，这是考虑一切问题的核心。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市场策略，研究如何调动代理和分公司的积极性，如何开拓地方市场……我们公司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敢于承认错误，找出毛病，不断自我调整……”
倪光南说：“我们国家还要不要自己的计算机工业？都说要，那谁来做这件事？事实上，客观上这个重任已落在联想身上。只有联想还有能力继续承担，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我们感到很光荣。”
李勤说：“今年的体制调整核心是微机的产供销要有统一指挥，统一决策……去年的价格政策不灵活和体制有关，管理效益低。今年要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全方位地降低成本，使价格有与进口名牌机竞争的能力……销售要多渠道、多行业、多地方、多公司，条条块块一齐上……大力扶植发展代理。”
倪光南说：“对公司来说，如果没有能力就不要当这个旗手。我们有没有当旗手的条件？技术跟得上跟不上？我们认为跟得上。”
杨元庆没时间理会“三巨头”的貌合神离，他不经意之间得到了权力，赢得了未来方向。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朝向这方向狂飙了。
他从整个联想里挑选了18个业务骨干组成销售队伍，这就是柳传志所谓的“大渡河十八勇士”，后来有人形容他们为“十八棵青松”，总之他们是杨元庆赖以成功的“群星”之一，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仍牢牢盘踞着联想集团的重要位置。
现存史料显示，微机事业部成立之后，柳传志与李勤针对此前各部门之自成体系各自为政及各大区常为争夺客户而争斗的症结，决定将微机产供销各环节统一由杨元庆管理，提出“精简队伍，精简组织结构，减少原来由于协调困难所导致的大企业症”的口号。此前与微机相涉的部门被压缩，超过300人的队伍缩编至125人，超过100人的销售系统被缩减为18人，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率。
联想微机此前既做直销又做分销，效率既低又难获得代理商信任，销售不畅在所难免。杨元庆考量再三决定选择分销模式，以最快速度建立全国代理网络。
1994年的联想微机，品质既不高于国外品牌，价格却不便宜，若不改弦更张，唯有死路一条。杨元庆他们最终接受了低成本战略，推出E系列微机，价格下调至与兼容机相当的水平。
这一年的4月～7月，联想微机销量有了突破性增长，与1993年同期相比增长152%，利润也颇为可观。柳传志和杨元庆赢得了自己命运中的关键一战。
7月29日，联想召开了“高举联想微机大旗”动员会，再一次以集体的道德要求覆盖个人的意愿，说要“让联想品牌微机在中国大地越打越响”。
那一年，联想完成了预定的销售4.5万台微机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杨元庆使联想微机的销量几乎每年都保持100%的增速。他帮助柳传志赢得了尊重，自己则彻底赢得了未来。
擘画北京
杨元庆接过权力棒，使劲地向前。他并非道德上毫无瑕疵的一个人，有时他也暴躁、苛刻和急功近利。总之，他有些像柳传志，没有一般商业领袖身上的狡诈，也还不是完人。
从1988年开始，迄止今日，联想始终有很多年轻人刻意地模仿柳传志，模仿他的神情语态、管理风格。杨元庆没有刻意模仿，最后他反而成为唯一获得柳管理的精髓与柳传志“神似”的家伙。
既然杨元庆戮力狂飙，柳传志心神稍定。他与倪光南的矛盾随即爆发。“我跟老倪发生矛盾以后，在北京这边开了一次会，我决心收缩回北京，想把香港放开让吕谭平自己管，我的名义是董事长。我告诉他我不再管香港这边的事，你们这边自己做。”柳传志说，“原来我是两头兼顾，两头耽误，香港吕谭平那边，他做的事情我管不到底。吕谭平有些做法我并不同意，但是我不能管。我的原则是我不能都管，要管就管到底，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北京有事我就得回来。这边也是李总管事，我基本上也管不到底，我都是特别支持李总。就是到了1994年，上市完了以后，我下决心把香港放开，只管北京的事。”
改变命运的选择(4)
柳传志回到北京，倪光南便开始失去权威。虽则偶然，却也是联想史时势使然。柳传志性格既刚烈，也会冲动而有时不能掌握自己，那么倪光南的执著在他盛怒之下便只有一种结局可以期待。
与李勤及倪光南不同，柳传志习惯于以抽象的观念笼罩事务，这使很多人忽略他“要插就要插到底”的能力，忽略他可以对真人及实事发挥的勇气。因为他的直爽，他可以直截了当地处理很多棘手之事，一面显示气魄，一面显示自信。
他既已回到北京，将杨元庆扶植到微机事业部总经理的位置上，那么杨元庆便有机会获得最高权力的支持。
“杨元庆今天才越来越有感觉。当时那么多老同志，我把特权全给他。杨元庆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库存问题。我们原来有库存积压，算在杨元庆头上？怎么算？要让杨元庆基本上不背包袱，甚至让他占一些便宜，老同志他肯吗？还有就是一些折价方式；还有杨元庆卖机器的时候直接用代理，不通过我们其他事业部卖，每个老同志几乎都掌管下面的事业部，这样大家肯定都不干；还有一个就是待遇，分配奖金相对要提高……就是说在别人都穿草鞋的时候，杨元庆这支部队要穿皮鞋，最起码是布鞋，不管别人接受得了接受不了。我冒的风险是什么？如果做不成，我这边跟老曾没法交代；如果做成了，那当然越做越好。”
联想头一年的库存并未算到杨元庆头上，一些元老认为这是给予杨元庆特别的权力和照顾。杨元庆有时并不清楚柳传志的苦衷和他所面临的压力，他不断地跟柳传志提要求，也不断要求柳传志帮助他解决各方矛盾。他曾与副总裁刘金铎龃龉，情况“已经对他很不利”；他后来还跟曾茂朝和李勤产生了矛盾，柳传志说是“为了一个具体问题，董事长跟他拍过桌子”……
“那时候我很紧张，”柳传志说，“我把杨元庆说哭了。我根本不是为了具体问题，而是为了整体，要让老同志有个感觉：实际上我并不偏袒杨元庆。另外也让杨元庆放明白一点，杨元庆当时真的是有点不太明白。”
柳传志是处理公司政治的高手，杨元庆后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也有人说他是谋略家，都是对他操控大局能力的赞扬。但杨元庆不擅处理公司政治，不懂得妥协，至少在1994年不会。他耿直的性格有时驱使他钻牛角尖，额外面对重压之力。然则他对方向判断清晰，依仗柳传志的支撑，采取最直截了当的突破手段，才最终在变乱的联想局中先向历史伸展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