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说他负责的投资事业部战略路线本身不知道研究了多少回，他质问他们：“回来以后，你们是不是真的就按照这个做了呢？”
他说：“我不放心！”
在联想完成分拆之后，柳传志一直在布局，为整个“联想大家庭”布一个弥天大局。在他的这个弥天大局里，联想集团局势稳定，神州数码虽显局促，短期的业绩并不让人开心，却也步步为营，远景可期。然而，他已经下了重注并且将继续豪博的投资事业部(日后将变成一家叫弘毅投资的公司)和赵令欢却成为他弥天大局中脆弱的一角。
在弘毅投资开局前的一次行业分析上，柳传志发现赵令欢他们很轻易地就把要介入的行业选定下来。他忍不住问：
行业这么就定下来了？
认为这几个行业就行？
然后我们就敢往里边投？
你们进了这个行业以后，选企业怎么选？
另外什么叫行，还是不行？
表面上他依旧坦然自若，事实上他忐忑不安，紧张得半死。他是吃过大苦头的，以前联想集团在香港做QDI，“规律没掌握，前几年赚个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一个跟头栽下去就1.9个亿，根本没把规律弄清楚”。现在他担心赵令欢也栽上一个大跟头，坏了他的好局。
他跟那些子公司的CEO们说，跟听他讲课的一百来号人说，主要还是要让赵令欢知道，“朱立南他们做有难处，是因为他们要投小的风险投资，是没有历史的公司，你们将要投的是有历史的公司。”
他告诉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有历史的公司怎么能够通过历史看它到底行还是不行，有没有投资价值。
“你们得通过报表看。通过三张报表，你们能看得出来，这个团队是行，还是不行？地基行，还是不行？”他说，“我相信，也许你们某些人是行的，但是我绝对相信，你们大部分人是不行的！”
他要求他们大部分人不行就要对此有所研究，就要像打鱼一样“往下撒开了去找企业”，然后收网回家研究。他担心赵令欢他们没有认真研究就这么疯狂上马，这样不但会搅了他的弥天大局，也会使整个联想大家庭走进一个彻头彻尾的“大败局”中。
“这是多少数量级呢？！”柳传志责问他们，“联想集团，一万多人，极其努力，敲锣打鼓一年的利润也无非就是十几个亿而已。咱们投进去的钱数呢，3年之内，相当于是同样的数量。事情不研究透做，会不会成功呢？我相信会成功。不少民营企业家，哪里有咱们这么研究，投了也成了。我信，能投成，还能投成第二个，第三个，怕就是怕下面有一个很大的不成，这个不成的数很可能比所有成功的都大！”
杨元庆有一次说柳传志是“政治家”，说明柳传志有超出常人的谋略，他们则不具备。“局”要达到的两个目标，一个是制胜，一个是安全，在大多数时间里，安全甚至比制胜更为重要。
这就如同军事谋略一样，有像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样的“战胜策”，它寻求的是交战双方的“互相消灭”，也有像《孙子兵法》一样的“全胜策”，寻求的是交战双方的“相互保全”，全我以存，全敌以降，不是要减掉敌人，而是要将敌人加入自己，追求利益最大化，“合于利而动”。
在柳传志所布置的弥天大局中，在他准备开局的时候，他必须分析他所要进入的行业对他的需求，如果需求不足，那么联想的介入只能是一次自我娱乐的游戏；如果需求过剩，联想又要与其他巨头火并，无论何种不安全的局面，都是柳传志所不愿见到的。
赵令欢没看到“安全”，没有学会“求中”，至少没有看清楚这一点，他只看到了制胜，只看到了“求功”。所以柳传志要告诉他到底该怎么做：“当前最主要的是，你把行业给我分析透了，把企业到底行不行弄明白了，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但柳传志对他依旧不满，他说：
自始至终都如临大敌(3)
“如果不行的话，有没有相对行啊？有啊，我，我相对行，我也不敢说绝对行。跟我讨论过吗？！其实这话，上次我们在研究投资，到底投多少钱的时候，我讲过，就是关于我们投资的时候，问题在哪儿？讲完了以后你们理我了吗？原因就是大家对联想的作风，求实求到什么程度，可能理解上还有偏差。”［7］
事实上整个2003年夏天，柳传志过得并不轻松；似乎所有人所有事都在与他的布局作对。孙宏斌来找他，说是公司想在香港上市需要翻案，吕彤写了本书，说“联想喘息”；联想集团有个员工的女朋友得了非典型性肺炎，一下子隔离了一大片；神州数码出了一个贪污犯，搞得一个广州平台鸡犬不宁；神州数码财年的第一季度还亏损了将近1.5亿，抵得上2002财年的全部利润了。
但是，更不幸的事情还在后头。在他向8月23日的一百来号人做一个告别后不久，他便得到了那个不幸的消息。
“联想是个了不得的企业，因为是天将降大任于联想，这个天就是中国的机遇。联想是年轻人的联想，你们一定不能辜负联想创业者对你们的期望，不要辜负中国历史对你们的期望！”
他说了一声“谢谢大家”，合上讲稿，匆匆走下讲台。在双阳宾馆的大门口与学员们仓促合影之后，他坐上了回家的车。没有人知道他一路上在想什么。
他会想起1984年吗？他会有“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感慨吗？他会想起曾经有那么多诱惑，那么多蛊惑吗？他会想起诞生联想的那一瞬间吗？
那是怎样的一年啊！在那风云际会的一年里，他开始了他的梦想，开启了一条坎坷却让他感到幸福的道路。他学会了布局，学会了如何用中国的智慧为他的联想找到一条活路并活得更好。
事实上，他也许什么都不会想起。他只是想赶回去，看一眼自己的老父亲。他知道，父亲与他一起聊天的日子不多了。
【注释】
［1］联想档案，《造就一个真正的斯巴达克方阵》，1990年10月6日。
［2］联想档案A01-1991-8《联想道路的回顾与展望》，1991年4月7日。
［3］联想档案，《造就一个真正的斯巴达克方阵》，1990年10月6日。
［4］《联想喘息》，吕彤，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5］、［6］、［7］《天将降大任于联想 联想是年轻人的联想》，柳传志，2003年8月23日。
重返1984(1)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虚构了一个荒诞可笑的《一九八四》。在他的幻想中，有那么一个世界，有那么一个年头，人们压抑、空虚、集体无意识。现实虽然也有诸多荒诞可笑成分，“大洋国”和“欧亚国”确也领导着冷战挑动两个阵营的对抗，也发生了不少千奇百怪的事情，但1984年毕竟还算激动人心。
激动人心的1984年是从一场连续的惊喜和混乱中开始的。所有人都有理由遗忘那一连串的惊喜和混乱，但柳传志却不行。他有足够的理由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年头，记得那个世界到底怎样开始转折，记得那一年的中国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并且在回忆的时候能够重返1984的内心。
多年后，他或已理解，1984年的大局势是联想局诞生的天时，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他和他所掌握的联想只不过做了一个顺应者而已。他并没有明察时势，却在不自觉中走进了一个局。
中国正努力成为一个重要角色
那是征服和漫游太空的一年，也是“星球大战”加剧冷战的一年。
美国国防部长说要采用在太空中破坏洲际导弹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挑战者号载着5名太空人上了天，康斯勒切断了与航天飞机的联系，在太空中漫步。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如此宽阔的舞台上表演。苏联的威特拉娜在7月25日成为第一位在太空中漫步的女性。一切似乎干得不赖，但美国人将两枚人造卫星放在新飞行轨道的试验就宣告了失败。
表面看是航天飞机和人造卫星扮演了主角，但那些科学家和政客们都明白，“电脑为王”的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真正的主角不是他们而是计算机。
在整个1984年，“大洋国”和“欧亚国”冲突连连，在一个“冷战”的超级大局中，他们互相对峙、冲突、对抗，互相指责和谩骂，连续不断地派人上天入地，试图在一个更广袤的空间里包围对方，绞尽脑汁地想减掉对方。
看起来他们几乎操纵了整个世界的大局，可是他们忽略了一支正在慢慢上升的力量。这支力量不声不响，却在“世界局”中罕见地保持稳定和快速上升的势头；看似游离整个大局之外，事实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局中人。如果没有这个稳定的“中国局”，很难说联想和柳传志日后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在中国发生的转变殊为惊人。北京。在金黄的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基本方针政策，强调了增强企业活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企分开等重大问题。
邓小平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十二届三中全会前20天，正是共和国建国35周年。邓小平进行了国庆阅兵，向整个中国和整个世界展示改革和开放以及国防现代化的成果。那天游行队伍中的几个北大学生打出一条横幅：“小平，您好。”这条横幅后来成为一个象征，这个时刻也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
4月22日，深圳蛇口304名干部对区领导层9名成员举行信任投票，达不到半数者下课，结果4人离职。邓小平来到广东，肯定了深圳、珠海特区的经验。他题词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回北京后他立即提出开放14个沿海城市。
6月30日，邓小平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要消灭贫穷，就要进行改革。那一年中国开始老年保险改革。5月10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决定从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价格、机构设置扩大企业自主权。
那一年７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共和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5个月后，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发行了价值40万元的股票，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首次发行正式股票，中国企业全面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苗头初现。
外资也纷纷进入中国，试图从这个神秘而庞大的市场中获得巨额利益。在阔别中国市场35年以后，花旗银行又悄悄返回上海。它并非上海这个“中国最西方化的城市”在1984年迎来的唯一一家跨国公司，与它一起到来的还有德国大众。10月10日，中国与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人民大会堂签订共同生产汽车计划，这是中国汽车工业首度与外国合资。两天后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举行奠基仪式，李鹏副总理和科尔总理还出席了仪式。
对外贸易干得也不赖。那一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1400万美元，出口了239.05亿美元货物，进口则达到了238.91亿美元，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不幸的是，那一年还刮起一股“公司热”，人们以为只要组织起公司，经济问题就能立竿见影药到病除。于是各种公司拔地而起琳琅满目；今天还是“局”的，明天就变成“公司”了。表面上热闹非凡，事实却并非如此。许多人不是把公司当作经济实体来经营，而是作为行政机构的一个层次来管理，“局——公司——厂”就是他们的管理体系。
重返1984(2)
“公司热”的出现还有另一重背景——由于行政机构设置受到限制，有些人就把一些管理部门改成公司，实行事业编制。这些典型的“腐朽智慧”一面强化了政企不分，一面为扩大编制，为向企业摊派费用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在变化，但意识形态领域依旧在交锋。尼克松仍在1984年出版了《真正的和平》，他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战略。
中国没有成为被强烈演变的对象，因为美国人以为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像我们”了。一向反共的里根总统在4月26日访华后的一次演讲中就称中国为“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以示区别于苏联，作为他对华采取较友好态度的依据。
中国不能落后，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要成为强国，就必须在最尖端的科技领域获得成功。邓小平在那一年看到了信息化的重要，他知道中国要在“世界局”中打开局面就必须进行信息化改革。
那一年，邓小平曾为《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年初的时候，邓小平参观上海科技十年成果展，他摸着演示计算机的学生李劲的头说“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这个被摸过脑袋的李劲后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在那里得到博士学位后，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
4月8日，中国发射了第一颗实验同步卫星。中国成为第五个用本国火箭发射同步卫星成功的国家，它标志着中国的运载技术已达世界先进水平，将引起中国通讯体系的深刻变化。那颗卫星发射成功再次证明了计算机的重要，因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的大型机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
在那个6月，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银河亿次计算机”获得了国防科技成果特等奖。获得奖励在今天已司空见惯，然而当日却是重大事件。
9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到了11月国务院批转《关于我国电子和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的报告》，指出：“电子和信息产业要实现两个转移：第一，把电子和信息产业的服务重点转移到为发展国民经济、为四化建设、为整个社会生活服务的轨道上来。为此，必须把电子和信息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应用放在首位；第二，电子工业的发展要转移到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和通信装备为主体的轨道上来。”
整个中国看到了未来的方向，她曾经落后于整个世界，如今她想迎头赶上。她知道她已不能按部就班地徐步前进，在一个“电脑为王”的时代里，她必须高速狂飙，赢得与时间的战争。
一个叫步鑫生的家伙
除了要记住那些风云人物外，我们至少还应记得一个叫步鑫生的家伙。他曾从平凡中走出，成为大时代的主角。不幸的是，他只是棋局中的一颗棋子，他曾举足轻重，但最终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一个。他不断地自加，终于到了被减的地步，不了解“中国智慧”，不熟悉“局的精神”，是他失败的主因。
步鑫生是从1983年11月16日开始成为时代主角的。那一天《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通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说：
“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在全厂推行了一套独特的经营管理方法，使这个小厂的产品畅销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成为浙江省一流的专业衬衣厂……”
新华社的“编者按”写道：“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其主要经验是：甩掉产品包销的拐棍，自己到市场上创牌子，闯路子，以三新（款式新，衣型新，装潢新）、一快（转得快）取胜，大胆改变现行制度，创造一套治厂方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激起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
《人民日报》的报道使步鑫生成为1984年最知名的新闻人物，“甚至从解放以后我国报刊电台所发表的人物报道来看，步鑫生也算是继焦裕禄、雷锋之后的又一重点人物。”这篇通讯的作者、新华社记者童宝根不会想到，是他的笔将一个风云人物推上历史舞台并深刻影响到城市经济改革的步伐，也是他的笔改变了步鑫生的命运，使之经历了命运的高峰又回到低谷，返回平庸与寻常。
多年后，童宝根回忆说：“经过一个星期的采访，我觉得步鑫生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他对于过去那种‘大锅饭’、‘铁饭碗’的旧体制深感不满，利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机会，作了一些大胆的改革尝试，使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他对外努力搞活经营，到市场上去竞争，以品种多，花色新的优势在大上海取得了一席之地。在企业内部，他改革了分配制度，按职工劳动实绩进行分配，并从生产实际出发制订了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生产现场管理也颇具特色。”［1］
童宝根的报道首先作为内参送到了胡耀邦总书记案头。胡耀邦当即批示：“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来自中南海的支持使步鑫生成为一个榜样，一个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可供借鉴的样板。他的大胆探索，使人们隐约看到改革的方向。新闻记者们蜂拥而入海盐县城，写下了各种各样长篇累牍的报道，数十天之间，“造星机器”使步鑫生成为这个国家最知名的工厂厂长。
重返1984(3)
“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团挤满海盐县城。自海盐建县以来，人们从未见到那么多的外地人，他们操着各地的方言，往来于海盐县各条街道。口头词是：步鑫生，市场竞争和企业自主权。而步鑫生本人则匆匆地往来于祖国各地，在掌声与鲜花之间，他一次次地演讲改革的经验……”［2］
步鑫生成为新时代的偶像，但他和童宝根不曾想到“偶像的黄昏”来得如此之快。新闻的倾斜和失衡，以及瞬间的光芒使步鑫生完全陶醉。他开始像个皇帝而非厂长一样出现在工厂里。他开始深藏于一间许多道门后面的豪华办公室里孤独思考，还规定不提前约定，副厂长也不能随便见他。
步鑫生终被市场抛弃，辉煌瞬间破灭。“改革厂”招牌和中南海的支持未使海盐衬衫厂永立不败之地，仅仅过了一年，海盐衬衫厂效益就开始大幅下滑，上海和杭州城里的海盐衬衫厂专柜，产品开始蒙上了薄薄的灰尘，而他投资600万元兴建的西装厂，生产线刚铺完，西装热已烟消云散。又过了一年，海盐衬衫厂“生产流水线停产，下水道、厕所堵塞，生产萧条，人心涣散，走掉了近一半职工”。步鑫生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
然而，没有人忘记步鑫生最早完成从厂长到企业家的过渡，也没有人忽略他的影响。人们记得，正是在步鑫生改革背景下，那一年4月22日，福建省55名厂长、经理写信给省委领导说“现有体制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处在只有压力，没有动力，也谈不上活力的境遇，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求下放包括“厂长负责制”在内的十个方面权力。
在叹息中拉开的序幕
从1978年冬天开始的希望又开始出现新的局面。在一个崭新的“中国局”里，中国正在寻找破局的新技巧并期待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
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一定还记得，邓小平那一年有一次在会见外宾时说：6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这次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转移到城市进行改革，这将是一场全面的改革。
中关村。北京西郊的一条街。起点是今天黄庄路口向北300米左右矗立那座雕塑的地方，终点则是北大南门附近海淀路与中关村大街的交叉口。后来被称为“中国硅谷”和“骗子一条街”的喧嚣之地。
1980年代初，中关村慨然长叹——虽然在这条街上行走的人有大量知识分子；虽然你走路一不小心就可能撞到一个“国宝”；虽然这里人才云集，被誉为科学城……可是它依旧在长叹。“不仅在夜深人静之时，就是在熙熙攘攘的白天，仍然能听到这条街一声声的叹息。”［3］
叹息是1980年代初期整个中关村的呼吸节奏，无论高级职称还是普通职称的，无论搞数理化还是搞天地生的，无论年老还是年轻的，在这个封闭体系下，在这片充满叹息的土地上，纵有惊天动地的能量都得不到充分的释放。
然而，时代的大潮已经涌动，它将以浩浩荡荡之势席卷整个中国。那些后来被称为“弄潮儿”的风云人物此时正蠢蠢欲动。他们不甘于平庸和碌碌无为的命运，他们要拉开中国的强国之梦，要按下启动“中国硅谷”的回车键，要在中关村纪念碑的基座上刻下自己的名字。
序幕已经拉开，渐渐扩大为一个崭新的“中国局”。在这个“中国局”中，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人物叫柳传志。许多年后，整个中国都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变成了一个象征，一个熠熠闪光的神，一个布局的人，一个局中人。
【注释】
［1］、［2］《人民记忆50年》，宋强、乔边，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3］《大潮交响诗：中国硅谷》，陈放，选自《中国的要害》，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
入局：诞生(1)
可惜现实并不是一首美好的诗，其中没有多少让人轻松和幸福的事，尤其是压抑和悲痛一再重复出现。就这样，在怀柔双阳宾馆“爆发”之后不久，在鼓励那些年轻人“天将降大任于联想”，说联想前20年“不过蓄势而已”之后不久，柳传志又要面临一桩新的悲痛。
父亲与《怀念亲爱的父亲》
2003年9月5日凌晨，82岁的柳谷书在北京逝世。生老病死最自然不过，况且逝者长眠于82岁的高寿，但柳传志悲痛欲绝。联想控股公司一位高级员工说：“我们去柳总家里看望他，他表面上还算平静，但是一连几天说话都是哭腔。”
没有什么比父亲的健在更舒适、更幸福，父亲在的时候，那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家族，现在它结束了。
9月11日，农历中秋，一个偶然的机会，本书作者见到了柳传志几天后在父亲葬礼上要念的悼词——《怀念亲爱的父亲》。那份悼词字迹潦草，再也看不出柳传志以往的细腻，而使人轻易察觉出他悲痛得近乎失控的情绪。有几处被涂了又改，改了又涂；还有几处，字迹模糊，是泪水留下的印痕。
就在联想蓄势待发，准备布置一个新局的时候，9月15日上午10点，八宝山新礼堂，柳谷书追悼会。200平方米的大厅水泄不通，痛悼亡灵的生者排到了厅门外。一位参加了追悼会的年轻人说，那天没有去八宝山绝对是一种遗憾，因为失去了一个在柳传志最脆弱的时候了解和理解这个人内心的机会。
柳传志为父亲致了悼词。《中国企业家》杂志后来描述说：“可能是怕念悼词的时候情绪失控，悼词是事先录好的。播放过程中，柳谷书的晚年照片在屏幕上切换。柳传志的声音多次嘶哑。”
那份悼词很简短，却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很多对柳传志持有顽固偏见的人，因为这份悼词而改变了对其评价，转而认为他是一位“完美企业家”的典范。
那份悼词记述了一段段故事。像所有儿子一样，当柳传志在协和医院的病房里守着父亲的时候，不祥的预感阵阵袭来，那个时候他就想过，如果那个不幸的时刻真的到来，一定要他对父亲的一生说几句什么，他该怎么说呢？
他想到1984年冬天他到深圳出差，当时63岁的父亲正在香港创办中国专利代理公司，专门从香港赶过来看儿子，“飘散的头发，满面的风尘”。
他想到今天的中国专利代理制度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然而20年前，这块沃土还是一片板结的荒地。他想到一次下大雨冻病60多岁的父亲，想到父亲圆满地处理了迪斯尼的案子，圆满地处理了维他奶的案子，“一个又一个案子的成功，让外国人对香港中国专利代理公司的品牌开始有了信心，对中国专利法的实施开始有了信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真诚有了信心。”
他想到1990年代的香港中国专利公司已具相当规模，资产也有几亿。父亲和母亲却住在华润大厦C座一房一厅的斗室。他去看他们时，看他们在不到8平方米的厅里忙着在地板上为他铺褥子、垫枕头，不由得热泪盈眶。
他想到自己不可能全部学到父亲的才华风貌，但父亲做人的正直和清白却不敢忘。他记得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刚刚被解放就去看望帮助还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的老朋友们，结下了许多生死之交。他记得父亲戴着阶级异己分子帽子、只发50块钱生活费的情况下，每月还依旧给孤寡的老邻居赵大妈10元钱。
父亲一生做人清白，公私分明。“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工作性质不同，事业有大有小，但我们每个人挣的每一个铜板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我们永远不敢忘记，我们是您的孩子！”他想起自己17岁那年突然面临严峻考验，父亲和母亲对他说：“我的孩子不管做什么，只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都是我的好孩子。”那句话如此刻骨铭心，指导他走过了40年的路程！
父亲活着的时候，柳传志曾在多种场合提到他对自己的影响。他说父亲极敬业，“他60多岁到香港去开办事业，贷了80万块钱，后来做成了，为国家变成5个多亿的资产。60多岁了，下雨天徒步上班，为了省下6毛钱电车费。”他说父亲极重信誉，“像不迟到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他做得最好。什么时候请人吃饭办事情，从来守时守点，说出去的话一定要做到。”
父亲在他眼中，就像压根儿旷古未有的最伟大的人，他为柳传志的成长写下了一首首极其紧凑、朴素的短章，它们虽简朴却内蕴丰富，他一经读过便终生不会将其忘怀。父亲也有过失败，这些失败也深深地刺激了柳传志，使他更能领悟中国智慧，为联想的成长布置好一个又一个奇局。
在为父亲守灵的时候，在悲痛和孤独中痛悼父亲，柳传志一定会回想起许多往事，他们就像一格又一格的幻灯片，重复出现在他的记忆里。最无法忘怀的故事里，会有父母的恩爱、谆谆的教诲，以及父亲一尘不染的内心。如果他偶尔想到联想，想到十九年前父亲对自己创业的支持，他一定会潸然泪下。
中关村曾经风云际会
19年前，1984年。中关村已经改变。
农田正渐渐消失，却还没有林立的高楼；人们要去中关村医院旁边的百货商店，依旧要走长长一段尘土飞扬的路。街道上能听到狗吠，雨后还有蛙鸣，到处是树，自然也有几种飞鸟，唧唧喳喳地叫着，不时地排一堆鸟粪。人们忙忙碌碌，不知道他们各自忙些什么；看不到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衣服，前卫的年轻人踏着滑板在马路上穿来穿去要等十年之后才会出现。一片安详，死气沉沉的萧条景象。
入局：诞生(2)
当年的报告文学家们描述说，科学城和高校那十几万绝顶聪明的脑袋，拥挤在科研与教学现行的封闭体系内，必然要互相碰撞。“就像许多人拥挤在一辆公共汽车里，你踩我的脚，我撞他的头；互相牵制，互相磨耗，互相抵消。”
“你和你的大脑处在分离状态，大脑想干的，你干不了，大脑不想干的，你只好去干，你不是自己的主人；你的自我意识分文不值，你的智慧与知识的价值抵不住个小小的科级官僚从鼻孔轻轻发出的一声‘哼’，他不满意地一哼，你的科学提案便化为尘埃化为零。”［1］
轻蔑的鼻音使人内心冰凉、希望下沉；无奈的叹息化为无穷沉寂，笼罩着中关村，笼罩着科学城，笼罩着一代人的心灵。有人已经麻木，有人乐此不疲，也有人努力挣脱樊篱，在对着天空喊出了愤怒的一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啊！
正是这无奈的一阵阵叹息，愤怒的一声声呐喊，打破了中关村的萧条和安详，预示着中关村正在发生一场悄然的巨变。这场巨变的意义在当日尚无法展现出来，如今则演变成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肇始。
第一个发出这声呐喊的人，叫陈春先，他后来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等人组成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目标是探索类似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热核扩展”模式。这个服务部，放在20多年的历史中，就变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
有了“中关村第一人”就会有“中关村第二人”。有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就会从中关村的地平线上，一夜之间冒出林立的各种公司，彻底改变中关村的格局，改变整整一代人的内心。
接踵陈春先“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的，是科学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这样的比喻似乎有些蹩脚，不足以映射他们的内心的焦虑和对命运的关注，但“铁饭碗”没了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后来的传说中，王洪德递交了一份“四走报告”要求调走，如果不能调走，无论“聘请走”、“辞职走”还是“开除走”他都要走，只要能走出科学城就行。很多人以为他疯了，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一个封闭科研系统中工作，距离生产实际远远的，天天过着一种懒洋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一项任务那么多人分，一人一点点，人人吃不饱；真是欲干不能，欲罢不忍。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办一个我国还没有的计算机机房公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死了也不后悔。”
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工程师万润南也辞职了。他说这样他们就不怕被打倒了，因为大家本来就躺倒在地上。在科学院的很多人看来，又多了一个疯子。可是这个“疯子”有些与众不同，在1989年他与众不同地在政治上栽了一个大跟头。但在1984年，他还是特立独行、出类拔萃的一个“疯子”。那时候他就发现，中国不乏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文学家，但缺少企业家。
“在传统体制中，企业都是国家来投资兴办的，企业领导人受命于政府，对企业的利益并没有直接担当责任。这种传统体制不改变，中国的经济起飞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明确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不仅会与传统的体制发生摩擦，更要与传统观念发生碰撞。”
“摩擦和碰撞”得付出代价，王洪德说“死了也不后悔”，但他后来差点就后悔了。他开办公司不久之后，就收到了一张传票，变成有关部门的重点审查对象。他们问：“王洪德，你捞了多少钱？”王洪德不理睬他们，第二张传票便又来了。他还是不予理睬，有关部门就只好找上门来。
1983年，对王洪德长达一年半的审查终于结束，他没有任何问题。看似他毫无损失，他却损失了一年半时间！而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一年半中，有800多万篇科学论文发表，超过50万件发明创造专利登记。而在中国，在中关村，流传的却是一句话：“王洪德搞改革？让他等着吧，等着挨枪毙吧！”
在科学城，在王洪德身边，万润南野心勃勃。他想将四通公司变成“中国的IBM”。“成为中国的IBM，这意味着什么？”有人问。万润南告诉他们，IBM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高技术跨国公司。
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万润南、沈国钧和王安时等十几个辞职的工程师，从海淀区四季青乡借了两万元，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开启了梦想。今天，万润南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四通依旧存在，却再也没有可能实现万润南的勃勃野心了。
历史给予了无数人机会，真正抓住机会的是勇敢的人。但成就伟大梦想不仅仅是一个“勇敢者游戏”，最终赢得游戏的人，一定是智慧的人。在中关村，在1984年，人们还看不出谁是那个智慧的人，那个人至少要再等10年才能从一群勇敢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关村的领袖。
许多年后，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在1984年浪潮中屹立不倒的，不是当年无限风光的“两通两海”，而是一家叫联想的公司；硕果仅存的“没有在改革中犯错误”的企业家，也不是王洪德、万润南、金燕静，而是柳传志，一个在1984年毫无名气也未展示出伟大前程的40岁的“年轻人”。
那时候的中关村已经有了王早已成立的京海和1983年5月4日成立的科海，以及在1984年突然出现的四通和信通。因为有了四通打字机，万润南也已开始布道说：“我们公开承认企业的目标是赢利，是赚钱……开发与赚钱是统一的。企业要想赢利，要想持续稳定增长……就必须有自己的拳头产品。”
入局：诞生(3)
陈春先的华夏公司依旧不温不火地盘踞在那里，但年轻的力量出现了。1985年1月1日，周明陶等18名研究生组建希望电脑公司，他们一度成为中关村最年轻的入局者，今天也依旧不温不火地盘踞在那里，就像当时的华夏一样。
这些中关村新的“统治者”在未来将拥有各自的命运，几年后有人开始记录他们，说他们是时代的巨子，是新兴的企业家集团，他们能把“中国硅谷”放在纵向历史与横向世界的交叉点上，分析它的现状，预测它的未来；调整它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位置，设计走向下一个目标的最佳态势。
“变革的时代造就了一批民办企业家，并把他们推向改革的前沿。也许，有的经营失当，在竞争中覆舟；有的意识衰退，因压力过大而精神崩溃。未来什么都可能发生，发生了什么都不必惊奇。一路坎坷，一路风雨，历史不能超前，也不能退后，它有它的逻辑。中国硅谷将在历史的逻辑里走向成熟。”［2］
联想的诞生与11个人
真正使“中国硅谷”在历史的逻辑里走向成熟的，只有一家创办于1984年11月1日的企业，它当时拥有一个19个字的长长名字——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多年后，这19个字被变更、被浓缩为两个字——联想。
旅游者从中关村到上地所看到的联想已经不是20年前的那个，现在的联想庞大、宏伟，令人设想有伟大的未来，可以长时间地堆积在这片土地上。它有不少飞扬跋扈的子公司，可能都是受了柳传志性格的影响。
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对柳传志表示谢意。也是他运气好，成为一个典范。但柳传志也有不好的一面，譬如那些林立的高楼正在消亡联想存在于现实中的记忆，使之变成幻灯片中的图画。
这个人被中国记者极度地恭维，因为他是中关村罕见的现实。柳传志曾是中国科学院里一个地位卑微的工程师，他杰出的搭档们都没多大机会成为闻名的科学家。他们创业之初，各领域内的“科学贵族”力量便已被完全地摧毁了。他们倒是仰慕那些“贵族”，后来他们果真也请来了一位叫做倪光南的，以为能亲密无间，树立一个企业家与科学家合作的典范，最终却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结局。后来有人把这个毫不完美的结局叫做“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
究乎1984年的现实，柳传志并非为最早为联想布局的人，那个布局的人名叫曾茂朝，当时是中科院计算所所长，今天是联想控股公司董事长。他的简历说他是广东潮阳人、计算机专家，被认为是中科院有名的“开明所长”。
说曾茂朝如何有先见之明显然不大符合实际，现实的背景是，中国正面临一个改革的拐点，而他恰好被那个拐点带动，成为一个被争议和歌颂的人物。
柳传志后来说：“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国策的确立、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科研经费拨款制度的变革，民办科技企业的兴起，继而中科院‘一院两制’的实现……曾茂朝所长提出‘两个拳头出击’的口号。曾所长召集几个骨干组成一个班子，赋予我们经营、人事、财务三个自主权，要求我们开辟一条新的生路。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成立。”［3］
正是有了中国大局，科学院改革的中局，才有了计算所改革的小局，才有了联想的诞生。曾茂朝不曾有过布局的念头，现实却造成联想摇身而变为他所布下的一个局。如今联想的布局者柳传志，那时候不过是一个入局者而已。不同的是，在当年的11个入局者中，他是唯一变成布局者的人。
柳传志后来回忆说：“记得曾所长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院里要削减事业经费，五年之内要削减为零，成还是不成，现在都说不清楚，不如咱们先埋伏下一支军队，你们先做这件事，不行我再把你们接回来。万一这条路能走通，将来我们所里也不至于没饭吃。当时我们这些人，包括比我们年岁大的人，毕业以后一直在一个单位工作，没有换工作的，换工作比离婚还难，人人到一个地方就扎下去了，不要说出来办公司，连离开这个事业单位，那时也根本不敢想。所以回想起曾所长说的这番话和我们当时的实际行动，觉得是一种壮举。”［4］
20年后，即使当年的入局者自己，也很难记得最初的11个人到底是谁。在他们心中，柳传志、王树和和张祖祥是不能被忘记的。王树和的被记住，是因为他担任了第一任总经理，柳传志和张祖祥是当时的副总经理，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联想。
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
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王世英、贾婉珍、李天福、谢松林、马文豹、庞大伟、周晓兰，贾绪福。11个人站在那里，他们要开一个串联会。
这些文化革命时期正年轻的“年轻人”激动万分。他们要成立一个公司。在这个公司里，他们将开始新的生活，开创新的局面。王树和与柳传志都是善于鼓惑的人，他们的煽动，不免使那些人意气风发，觉得大好河山，大有可为了。
贾绪福有一次说：“我们开过几次串联会。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公司？当时所里怎么想的？大家就串联。那个时候，对所里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生的事物……”
入局：诞生(4)
的确，对于那些搞科研的人来说，突然间要做生意了，总觉得有些不伦不类。他们又有些担心，觉得虽然开放改革，但中国的事情往往政策一来大家便一哄而上，过了两三年突然就失败了。
虽然曾茂朝承诺他们，如果公司办不成依旧可以回计算所，但他们每个人都明白，回去之后什么都没了。“科研的工作，你比人家差了两三年，提职、提薪就没有你的事情了……去了公司，事实上什么都已经没有了……”贾绪福说。
在1984年秋天，要责备这些“年轻人”缺乏勇气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刚刚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过对知识分子最残酷的迫害，经历过他们生命中最窒息的青春，要他们突然恢复血性和勇气只能是一种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