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时候，斯坦福大学教授列昂纳德·波萨克和桑德拉·勒纳夫妇创立了思科；19岁的迈克·戴尔退学后以1000美元创立戴尔计算机公司；小贝尔的成立解放了AT&T，使其有机会进入计算机业；美国苹果计算机公司推出了第一台多媒体计算机；康柏公司成立第三年，推出了台式PC；惠普公司成立第45年，上市第23年，它开始进入打印机商业领域；日本开始研制“第五代计算机”；拉·甘地着手制订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开发和培训政策”……
说是11月1日成立的计算所公司，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多年来约定俗成，就用注册的日期而非成立的日期，做了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纪念日。
在9月开了几个串联会，讨论了怎么做公司后，他们便开始调研。名为调研，无非就是调查一下公司怎么办手续？没有人去研究市场，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市场的概念。“那个时候我们主要的目的不是做买卖，而是搞题目，”贾绪福说，“你有什么要开发的题目，我们就去给你做一个题目。”那个时候到处在开各种各样的会，有些与他们毫无关系，譬如青岛开一个破会，他们居然也派人去听了。
1984年10月11日，计算所向中科院提交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报告，在公司宗旨中提出“通过办公司可以摸索出科技成果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子，同时也可以支持工资改革，稳定科研队伍”。［5］
10月17日，贾绪福接到了贾婉珍的电话：“贾绪福，今天咱们要开业了，就在传达室那儿，所里把那地方给咱们了，叫咱们去打扫卫生。”
那时候贾绪福还在做实验，他并不知道那个小破房子里既没有桌子，也没有板凳。即使知道，他也将义无反顾了。他扔下了手中实验，对组长说：“对不起，我不在你这里工作了。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组长说：“不行！因为我们这是个大课题，曾所长是课题祖的组长，你得跟老曾打一个招呼。”
贾绪福道：“对不起，我是组员，我只跟组长说。至于你跟谁说，我不管。”
然后，他便大摇大摆地走了，仿佛前面便是黄金一般的坦途。他后来回忆说：“我就这么去了联想，打扫卫生，去拿后勤不要的破凳子、破椅子……”
11月1日，联想集团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法人代表兼总经理是王树和，柳传志与张祖祥干上了副总经理。在那一个月，计算所与另外两方采用内部股份合作方式成立了信通计算机公司，董事长是曾茂朝，金燕静任总经理，多年后这位叱咤风云的女人因信通参与走私而锒铛入狱。
1984年11月，联想成立时提出了“信誉和效率”的口号，其标榜的任务为“开发推广国外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所的科研成果，培养和造就一批掌握先进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人才，促进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贡献力量”。计算所给予其经营自主权、财务管理权、机构设置和人员任免权、条例制定权。他们自己还颇像那么回事地制订了相关的内部管理和财务制度。
关于联想的成立，联想的档案中只有简短的记录：
1984年11月，中国科学院同意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王树和时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总经理。［6］
民间有一个联想诞生的版本，出现于柳传志独掌联想大局之后。说是联想诞生前夜，柳传志站在窗前月光下沉思，还不停地踱来踱去。秋夜渐凉，他的妻子龚老师给他披上一件外套，问：“决定了吗？”他说：“决定了。”
事实并非如此，有一次柳传志的妻子龚国兴说那个人的描写“太艺术化了”，说他们在家里，一般是随意聊天，不存在这么艺术化的生活。不过，她还是支持柳传志离开科学院的大院，去外面开创新的局面。
她觉得柳传志比较适合做公司。“从他的能力来讲，他还是有比较好的凝聚力……他周围不缺少朋友，他做人还是挺讲义气，也能够团结别人，一直人缘比较好。包括在计算所里面，像陈大有那些比他年龄大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殊为关键的是，柳传志与龚老师那时便已洞悉了“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他们计议了一番后，决定柳传志先去公司干，龚老师暂时留在计算所里。龚老师说“这样可以让他更安心一些，更敢去冲”。事实是以防万一公司败落了，还有个养家的人；毕竟，生活的压迫也不容忽略，那时他们一个孩子正在读书，另一个孩子只有6岁，即或为“营养”计，也需要龚老师有稳定的工资。
入局：诞生(5)
排除了艺术化的细节，多年后，柳传志说他创办联想的动机只有两个，一个缘于证明自己的冲动，另一个便是为改善生活。其真实性不容忽视，也令不少报告文学家颇感为难，觉得他和伟大理想之间，似乎缺少了某种机械作用。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让龚老师给柳传志披上一件外套的原因。
联想在1984年的诞生，现在看来，是中国IT业重要的里程碑。毫无疑问，这种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可是无论是柳传志还是与他同行的10个人，在特殊的环境里，也不过是风云际会，碰巧被那个大时代选中罢了。
王树和扮演的角色
传统的评价者在遇到王树和这种人物时，褒贬品评，总觉得头绪繁杂，牵涉之多，不容易随便处置。他既然有离奇的勇气去开创一家新的公司，何以又缺乏勇气做进一步的努力？他有望将一家毫无历史的公司培植得欣欣向荣，为何反不能与他一手培植的繁荣相始终？
他既然缺乏长远的目光设计，何以能与柳传志精到的手腕并行不悖？他既然是联想最早的创始人，何以不能像柳传志一样被人所不加节制地仰慕？
联想最初的11个入局者可能为他的突然离去感到苦恼困惑，又为他留下超过一般人敢于想像的空间，让柳传志能够冒着无限危险不折不挠地布局而庆幸。
总之，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平凡的人，风云际会的不经意之间，被命运派去执行一项任务。等历史到了转圜之点，他便自动离去或被取而代之。
历史记载中的王树和，显示他心思复杂，有时尚且行止古怪；他富有幽默感，总结报告却又写得官腔十足；与他同事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有时他却被认为是个“破嘴”。
他自己解释离开联想的原因是计算所强制调回，协助曾茂朝管理各家所办公司。柳传志觉得公司困难之时，多一个人顶着便多了一份希望，所以他离开的时候，柳传志眼圈含泪。有人却提及他的离开是因为“害怕”，觉得这小小的公司没甚前途，怕自己的饭碗砸在里面。而他则强调公司当时已有起色他的离去是种“遗憾”。
他离开联想后，到计算所做所长助理兼科技处处长和办公室主任。
他有时以联想的创始人自居，表彰自己在联想历史中的地位，似乎他一手缔造了联想。今天看来，联想的诞生与其说是他的一种独创，毋宁说是大时代选择的结果，同样的理由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是时代选择了柳传志而非他王树和，更非他和柳传志选择了时代。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背面，说王树和毫无功绩显然有失公允，他虽稍嫌优柔，却也不独断专行，这毕竟为柳传志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在关系公司前途的关键时刻，他也能够做到事必躬亲。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统治联想的一年多里，联想毕竟获得了发展，虽然他们的第一笔生意，就整整地被骗走了14万。
柳传志后来说王树和在其心目一直是个老大哥。“当年创业的时候，有一年多特别困难，压力基本上是我和他承担。他位置在那儿……别人没有我体会深。”
他遗留下的位置，很快被柳传志接替。这个人显然比他更具领袖气质，也更适合被选中担任“仲裁者”和“代言人”的角色。在之后的十几年中，联想所经历的磨难不知凡几，这个人的地位却从未真正被动摇过。
【注释】
［1］、［2］《大潮交响诗：中国硅谷》，陈放，选自《中国的要害》，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
［3］《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公司》，柳传志，1989年12月。
［4］《柳总在第三期高级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柳传志，1996年6月3日，怀柔雁栖饭店，联想档案，A01-1996-3-1。
［5］联想档案D01—1984，公司历程。
［6］联想档案D01—1984，联想沿革、公司历程、人事任命。
局中人：李天福(1)
1984年秋天，李天福参加了好几次串联会。召集这串联会的，是计算所的同事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说是想成立一个公司，问他们愿不愿入伙。那阵势看起来，像是晁盖问各位头领愿不愿上梁山一般。
他们讨论了几个月，还做了各种调查研究，有的人答应入伙，最终又退出了；有的人起先没有出现，公司成立的时候却来上班了。最终，有11个人聚集到了一起，他便是那11个人中的1个。
1984年的李天福不大能够想到自己在联想历史中的地位，同样，他也不大能够想到柳传志在中关村的地位。他只是厌倦了原来的生活，试图逃离自我的封闭，寻觅一个稍显广阔的空间。
今天，20年后，柳传志成为中国IT“教父”，联想成为中关村的标杆和高科技产业的象征，而他则湮没于芸芸的人流中，在联想集团谋了一个不高的职位。人们总是说，创业元老中他混得最差，变成一个“看仓库的”，只有他自己明白，每天能看到阳光，看到联想在阳光下熠熠闪亮，对他是多大的一种幸福和满足。
“看仓库的”家伙曾经忍受着计算所单调、乏味，生命缺乏活力的生活。但这一切终会变成往事，沉淀为历史，演变为劫波中的刹那，海洋中的滴水。当改革和开放的需求出现时，整个中国改变了；当科学的春天到来时，科学院和计算所改变了。李天福随之改变，他说这种改变是“环境的需要”：
“任务不饱满，大家坐在那儿就有点烦，想找点事干。正好这时候，科学院提出‘一院两制’，要将一部分人分解出来办公司，把科研成果转换为产品直接为生产服务。我们这代人，经过各种磨练，对国家有使命感，想多做一点事。所以闲着没事还不如出来做点事。”
李天福最初想到京海或信通，王树和与柳传志听到消息后，马上找到他，说：“你先等一等，我们还要办一个公司。你要去的那些公司不是计算所直接办的，而是跟别的部门合办。我们计算所也要办公司，你能不能等一等？”
李天福决定等。他开始参加碰头回，会上柳传志开始吹风，向他们灌输新“思想”，描绘一个伟大前景。于是，他变成了一个入局者，一个联想局中人。
许多年过去，联想变成了一个标志，柳传志变成了一个神，而他，李天福，依旧默默地在那里观测着中关村发生的巨变。50年来，40年来，30年来，20年来，10年来，中关村发生了太多太多的改变，这些改变造就了英雄、枭雄，也造就了各种卑微的小人物；这些改变掩埋了一些人的梦想，也膨胀了一些人的野心。没有人不为中关村的巨变震动，尽管大部分时间他们事实上熟视无睹。
李天福有一次感慨地说：“中关村的模样跟以前简直是两个世界。整个道上……1958年种的杨树长得很高很大。那边是四环，那条道也是小道……都是大树，参天大树。我记得的模样现在简直没法形容了。现在……中关村的道路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叹息的中关村开始巨变，而李天福恰好是这巨变的见证者，尽管未必是最准确的讲述者和最重要的代言人。1984年，联想成立的时候，中关村所有的街道都狭窄、坑坑洼洼。路两边的树倒是长势喜人，但树下的房子却很破，不忍卒睹。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房子被推倒了，盖起了新的房子，牌子被摘掉了，挂上了新的牌子，人离开了，走来了新的“统治者”。
又过去了10年，房子又被推翻了，变成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在马路上投下厚厚的阴影；狭窄的、坑坑洼洼的马路不见了，变成了宽阔的四环路和白颐路（有一段如今叫做中关村大街了）；北大的围墙拆了开满了公司和餐馆，如今又把公司和餐馆拆了，说是要重新圈起围墙；那个燕园食品店不见了，一排排的小门帘不见了，从现实中消失，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变成一种虚无缥缈的往事。
有谁还记得今天大恒光盘中心原来是海淀交通队？有谁记得海龙的地底曾经是一个大冰窖？有谁记得中关村一街、中关村二街，记得320路公共汽车曾经穿行在那片中国最智慧的土地中？一切都已改变。
李天福刚到联想时，主要负责信息收集和培训，偶尔也卖卖测试仪。20年过去，他来到分拆后的联想集团，变成了外设事业部的一名老员工，监督打印机生产。2002年4月，他又去监督电脑生产，管理备件，“干最艰苦的管理工作”。
在很多老员工眼中，他是一个“看仓库的”。与大部分“看仓库的”有所不同，他持有市值几十万的“一点点联想股票”。而且，只要不篡改历史，1984年的11个入局者中，一定有这个卑微的局中人的位置。
尽管卑微，尽管是个“看仓库的”，尽管是混得最差的一人，但他并不郁闷，也从不抱怨。在这20年中，有人负气出走，有人争权夺利，有人反目成仇。他们得到的东西也许很多，却绝对得不到他所拥有的快乐。
20年里，他平静地看着这一切，平静地安抚自己的内心，努力使自己保持内心的安宁。有一次他说：“我可能是这11人里面（职位）最低的。这也可以说是能力有限，只适合做这些事情……你处在这个环境，心态就一定要平衡。”
有很多人问他：“你是最初的11个人之一，怎么还在这儿？”有些人说他应该坐到办公室里“吃吃花花”。他说要把自己的位子摆正，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太好。“我就是普通人，我进公司就是找工作，”他说，“这样想心情就舒畅了。”
局中人：李天福(2)
他经常能在街道上遇到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依旧像20年前那样与他打招呼。曹之江见到他的时候，也依旧与他很亲热，并且在私底下说他“很热情”。
他关心联想，也关心柳传志和杨元庆。他曾经测算过柳传志与杨元庆的距离，是8.6公里，如果算直线距离则只有7公里。他距离上班的地方是10多公里。他说他从大钟寺的家出发骑自行车上班，要超过一个小时，到上地一般差10分钟到8点。如果从中关村的家骑自行车上班则方便得多。
他每天这么周而复始，从未抱怨，坦然面对这触目惊心的剧烈差别。20年过去，他从未在联想扮演过重要角色，也从未有过成为“仲裁者”和“代言人”的理想。在他眼中，柳传志还是当初那个乱叫他“老李”、“小李”的兄弟，而不是塑在他心中的一尊偶像。20年过去，他不曾为联想留下什么光辉业绩，如果留下了什么，只是一线光亮。一线照亮无数人内心的人性的光亮。
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1)
公元1984年的冬天，柳传志和另外10个人创建了联想。20年后，那个冬天被附会上了特别的内涵，变成了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开始，变成一个中国真正融入全球化的象征。有时候人们不免夸大其词，过分地渲染了那个偶然的冬天；但我们回头来看，又不免为中关村感到幸运了。
“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
柳传志于1944年4月29日生于上海，他的祖籍江苏镇江。美国《商业周刊》说他“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意即他出身富贵，其家庭又富有革命传统——他的父亲柳谷书彼时周旋于上海金融界，与共产党关系密切。
1949年，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开始掌握这个国家的命运。威廉·曼彻斯特说：“孙逸仙五十年前要建立民主中国的幻想破灭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指望蒋能成为非共产主义世界的东方支柱，现在也成泡影了。”［1］
柳传志随其父亲来到北京。他在北京25中读书时有机会实现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梦想。但就在高考前夕，他被通知取消当飞行员的资格。后来他才知道他有一位亲戚是“右派”，正是这层关联，改变了他的人生。
沉湎于飞行员梦境中的柳传志不得不重新拿起书本，为自己的前程做计算了。他的情绪不太好，父亲见状便与他谈话，告诉他：“只要你能够做一个正直的人，考不上大学也没关系，我们一样喜欢你。”
如果现存资料全部可信，则柳传志受到了父亲的巨大激励，将一腔热血全部抛洒在了复习功课上。他的如何努力无须赘述。他后来终于考上了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并有望在那里成长为一名军事工程师。
在整个风云际会的1960年代，柳传志亲历了中国的变乱和动荡。
“惊心动魄”的改变
柳传志抵达西安，在那里他将接受军事化管制、严格的体魄训练和思想教育。这些倒难不倒他，他本来就喜欢锻炼，足球踢得不错，思想方面，因为“衔着红色银勺子诞生”，自然耳濡目染受到熏陶，成为先进分子，还当上了小组长——相当于军队中的班长。
他要求进步，有一年为了学习贫下中农，“磨练自己的工农感情”，他放假回到北京，还约了在北京的几个同学去掏大粪，整整掏了一个礼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年后爆发了，其爆发前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对柳传志的性格“产生了巨大考验”。
1965年，21岁的柳传志以军人身份下乡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说是去搞社教，最后往往变成“修理”农村干部。编制方面，有工作团，下设工作队，工作队下又设工作组，工作组下面有时候还设工作小组，到村子里面“整农民干部”；说农民干部有四清四不清问题的，都是工作组和工作小组。
柳传志到了宝鸡县的一个生产大队。那个大队有一个流氓，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骂人，村里人都怕他。工作组来斗村干部，流氓便跳将出来。他表现勇敢，把村干部们骂得一无是处，工作组就管他叫“勇敢分子”。
“勇敢分子”不久便名声大噪，就连公社书记也对他表示欣赏。社教运动很快向纵深发展，不但批斗村干部，还可上去揍他们了。这时候“勇敢分子”便带头上去揍他们。又因为勇敢，公社里便要求柳传志他们发展“勇敢分子”入党。
本来“勇敢分子”变成党员顺理成章，可就在此时，几个年轻农民悄悄向柳传志哭诉：这个人真够恶，是个流氓。柳传志所在的那个工作小组共有3人，他们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应该坚决抵制“勇敢分子”入党。柳传志告诉那些哭诉的农民说他们会向上反映，你们也可以向上反映。
几天后，工作组在村中的庙里开会。柳传志走到会场，发现气氛森严可怖。工作组领导问他们对贫下中农政策和坚决走贫下中农路线有什么看法，他们说坚决支持。领导问他们为什么反对那个人入党，为什么上告？他们说反映情况是他们的权利，为什么不能上告？领导怒道：“你们为什么还要煽动农民上告？”
他们一下子呆了。柳传志知道，煽动农民上告的性质有多么严重。他就没敢承认自己的确说过“你们也可以向上反映”。但是领导立即把证人找了出来，正是那些向他哭诉的农民。农民们说：“他要我们向上反映情况。”
气氛顿时极其紧张，柳传志突然变成不支持走贫下中农路线的阶级敌人。就在那时，他们工作小组的另外两人倒戈相向，说：“老柳比较坚持这事。”
领导开始要求柳传志承认错误，然后听候处分。柳传志非常紧张，他知道自己如果真被定性为不走贫下中农路线，这一辈子就完了。好在他亲眼目睹过“反右”斗争，所以他不说话，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有人威逼利诱他说：“你承认算了，承认之后只给你工作团内的处分，不给你更大处分。”他依旧不吱声。
会在沉默中散了。柳传志拔腿就向公社驻地跑，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跑了多远，许多年后他估计至少有5公里。他一路狂奔，一路恐惧、委屈、迷惘……
在公社驻地，他找到了在宝鸡县社教运动中担任工作队副队长的指导员，其级别比工作组长正好高一级。柳传志就告诉他工作组怎么开会怎么收拾自己。
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2)
指导员一直没有说话，等到他说完才问：“你反映情况属实吗？”柳传志说：“句句属实，没有一点虚假。”指导员说：“那你回去吧，你不要随便承认。”
柳传志心头石头落地，又是一路狂奔，回到了村庄。此后面对种种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反对贫下中农路线，直到这件事突然静止，烟消云散。
后来社教的风向发生了转变，开始反对“勇敢分子”打人，柳传志一下子变得无比正确。再后来回到学校，出卖他的人为自己的出卖行为付出了代价。
“说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柳传志后来有一次说，“一个是我经受过暴风雨的考验，另外一个我确实不是一个心胸多宽阔的人。”
没有人知道，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奔跑究竟对柳传志的未来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进而影响了联想的成长。但在1965年柳传志以一连串的奔跑为自己找到了出路。多年后他创办联想，始终能在“黑暗时刻”中保持奔跑的清醒，始终未尝宣布放弃，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为联想找到了光明出路。
“对一切事物都另有看法”
运动比比皆是，然后文化革命便势不可挡地到来了。“当时我在学校进行毕业设计，”柳传志说，“我们都以政治敏感自豪，谁跟随毛主席谁就政治敏感。”
然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政治敏感出现了问题。学生们开始分裂为两派，一派“造反”，一派“保皇”，两派经常辩论，柳传志是造反派的领袖之一，联想控股后来的副总裁曹之江则是保皇派的核心。
“我当时脑子好使，是辩论团的核心，那个感觉你们很难体会，”柳传志说，“两派，一边是我的，上去的时候，这边人哄哄高叫。曹总那帮很小，人数和规模跟我们没法比。他们是以教员为主的，学生挺少，厉害的全在我们这边。”
柳传志他们最初经常干些不讲理的事说些不讲理的话，自己还挺得意，后来他突然发生了转变，令许多人莫名惊诧。他们始终未尝明晰，到底什么力量驱使其领袖退隐江湖，变成了逍遥派的代表人物。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学的造反派串联到西安，他们在西军电讲话，将北京造反的情况告诉这些远离首都的年轻人。他们说江青称阶级斗争已经到了他们家，一个张文秋的政治骗子想方设法把女儿嫁给了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
柳传志听到这话，顿时吓了一跳。“张文秋是我爸爸的老领导，我去过他们家。张文秋是老革命，当年两次结婚，都是丈夫被杀时她被陪绑。她是一个非常豪爽的老太太，而且对毛主席真是忠心耿耿……”他开始觉得文化革命不太对头。
他们开始琢磨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把门一关，两个同学一议论，他也这么想，”柳传志后来说，“西军电有一些军队高干子弟，他们熟悉北京的动向。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受到批判，但是他没写信跟我说，我还真不是因为他……”
冬天到来，柳传志脱离了文化革命运动。为了排遣内心压抑，他边踢球边搞对象，顺便还设想毕业后的人生。他后来很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说：“如果我昧着点良心，在那时候出头的话，文化革命完了后一定会被当成‘5·16’抓起来，因为我的能量比他们大。政治良心还是很重要的。”
转眼到了大学毕业分配，他和同班一个叫龚国兴的女孩子到了成都，在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那个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
柳传志正是从那时开始“对一切事都另有看法”。到了成都后，他对文化革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多年后曹之江回忆他们在成都的生活，说：“柳总那时候找到我说，我们不要再参加什么斗争，不要再斗来斗去了。我们要好好工作，要对得起国家这么多年对我们的培养。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曹之江当时既震惊又感动，他从此抛弃文化革命，开始了庸常而怡然自得的生活。
那一年，柳传志27岁。他对局势做出了清醒的分析与判断。他对未来没有任何想像，只是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父亲所希望的“正直的人”。
白藤岛：往事并不如烟
1968年，柳传志离开成都，开始了新一轮的颠沛流离。他到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接受人民解放军对他们的考验。他依旧没能扮演一个“驯服者”的角色，反而给人民解放军惹了不少麻烦。
白藤农场在白藤岛上，生活在那里是一种痛苦记忆。除了与龚国兴结了婚，收获了李天福、老贾和曹之江几个创业老兄弟外，柳传志几乎没得到什么。
“当时那个情况，真的惨不忍睹，”他后来回忆说，“像我穿的衣裳全都破成一条一条的。脖子上挂一个口袋，里边装着饭碗，走起路来叮当响。腰上拿绳系了块破塑料布，一下雨好把塑料布挖个洞，头套进去，拿绳子系起来……”
都是些刚离开校园不久、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他们一起接受锻炼还算愉快，但他们内心感到压抑、愤懑，感到前途无望、政策冷漠。很多人在白藤岛入了党，但柳传志没有。他叛逆，他反感，他无法接受文化革命的现实。
多年之后，柳传志对自己敢跟解放军作对而洋洋自得。“我真的跟他们作对了，”他说。广东的冬天异常阴冷，水沟中几乎冰彻骨髓，挖完了水沟，腿上便沾满了湿泥巴。傍晚收工，解放军叫他们赶紧回家洗干净腿换上干净衣裳（事实上他们并无什么干净衣裳），再按惯例排队向毛主席“晚汇报”。有一天柳传志终于遏止不住愤怒，厉声呵责他们：“干嘛你叫我这样？你这样对毛主席不尊敬。毛主席就愿意看我们这样？”接下来就是司空见惯的争吵，有时候还有谩骂。
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3)
柳传志说，哪里会有什么乐趣？在广东的大夏天里劳动，无论插秧，还是割稻子，都是痛苦不堪的事情。没有希望的生活整整持续了两年，它改变了柳传志，改变了一个青年的一生。在那里，那个青年结婚了，然后在绝望中等待奇迹降临。
1970年，奇迹似乎真的降临了。北京的国防科委愿意接纳他们。曹之江说，他们能够到北京，纯粹是偶然的结果、命运的安排。当时隶属国防科委的计算所与部队“统一口”，急需人才，成都那边既愿放人，北京便接纳了他们。
柳传志的父亲那时已被定为“阶级分子”，国防科委并不知道这情况，所以柳传志告诫自己：“千万别惹事，赶紧给我弄过去再说。万一中间知道我家里有‘阶级分子’，就不要我了，给我再教育。”他果然开始保持缄默，直到回到北京。他后来说，他两年“劳动改造”的最大收获，就是又回到北京。
多年后，没有人知道白藤岛上的生活如何改变了那个骄傲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时候他与曹之江、李天福、龚国兴一起忍受非人的生活，李勤则在另一处承受自己的命运，曾茂朝已然是计算所里前途无量的干部，张祖祥开始成为工程师，倪光南因其出身，在计算所的生活也并不幸福……
杨元庆和郭为还是不懂事的“小屁孩儿”，命运垂青他们还要等上20年，吕谭平还是香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蛊惑仔”，整天令其母亲担心……
很多后来出没于联想局的局中人彼时都未展示出其未来风云际会的征兆。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谁又敢预想自己的未来？
计算所来了一个小伙子
1970年，计算所来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张祖祥记得，六室那个特别英俊的小伙子见了谁都笑嘻嘻的，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他还喜欢踢足球，喜欢踢前锋。
这个年轻人丝毫没有争取进步的迹象。不久之后，他的父亲就从干校回来了，“阶级分子”的帽子摘了。有一天，老人告诉他的儿子说：你还应该努力、积极，还要相信共产党。共产党是执政党，你们真要想有作为的话，就应该入党。他还告诉儿子说：你老婆入不入党关系不大，她是典型的技术型人才，你一定要入党。他相信自己的儿子，日后一定会有所作为。这个年轻人说：“后来我就听了他的话，努力靠拢……入党对我后来当总经理极其重要，因为是国有企业，不入党当不了。”
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生活越来越压抑。有人后来回忆说，这个英俊的小伙子经常叫上几个朋友，一起喝二锅头，喝得醺醺然时大骂“江青是个婊子”。
这个年轻人老了的时候说：“酒没喝过，我不太会喝，经常一块说这些话那是真。不说你说活得了吗？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在说，只有少数人不说。到了1976年‘四五’之前还看不明白事，那就是傻蛋；还有人不说，是怕。那时候，真的像一间黑屋子，里面没有氧气，不是少数人醒了，而是绝大多数人都明白过来了。那空气缺氧，怎么办？大家的屋子，要为它冒什么风险？都已经到那时候了……”
这个叫柳传志的年轻人，在压抑的生活中被埋没。他在计算所的人流中并不奇特，他的技术能力并不特别出色。他成为伟大科学家的机会微乎其微。但有一次，他让有1500多人的计算所都认识了他。他后来很得意地说：“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我在大会上的一篇发言极其精彩，全所的人都认识我了。”
事实上，更早的时候，他就已经让计算所感受到了他的能量，只是在一个压抑的年代里，人们缺乏激情，对生存或者死亡都视而不见，更何况他瞬间爆发出的灿烂的人性光芒。
1976年4月4日，柳传志记得是个礼拜天。他召集六室的同事们去天安门。他想去悼念周总理。他要在那里朗诵自己为周总理写的悼词，以表达自己的爱戴和悲痛。有些人跟他去了，一些老成持重的人留了下来——那时候纪念周总理也需要胆子。那些随他决然而去的，有刘金铎和老蔡，他们后来都变成了联想的高官。
在天安门，他跳上了台，开始激情澎湃地讲话。台下是密密麻麻的人，有人回忆说还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柳传志朗诵完了，献上了花圈，就回到了中关村。“后来就抓人了，那是4月5号出的事，”他后来说，“4月4号晚上就开打了。”
不久之后工作组便开始四处搜集材料，计算所六室“真的是叫恐怖”。柳传志说：“纪念周总理的人，讲过话的，上面都要开抓。当时计算所是个重点，派了一个工作组，开始抓人。斗啊，弄得非常紧张。我当时写过匿名信支持天安门运动。反正也折腾了……当时实际上对我自己的信念是个很重要的考验。”
在天安门，柳传志搜集了很多照片。工作组到来后，要收缴所有的“罪证”，要依靠这些“证据”抓人。柳传志与龚国兴商量了一番，就拿油毡纸把照片包起来，藏在房顶木板下面。
“我们怕若干年后真的说不清楚了，这些纪念周恩来的人，真的就变成了反革命，”他说，“我们把那个藏起来了。那时候抓人抓得很厉害……真的压力很大。他们原来不知道，打倒‘四人帮’后的那次大会讲话是我自己要求上去讲的，他们谁都不知道我对这个事早有极大的预谋，要把这个放射出来。”
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4)
柳传志喝酒骂娘藏照片的那所房子，是由自行车棚改建，每到雨天，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就是这样一所房子，也是努力争取而来。他们原来都住在集体宿舍，六个人住一间。柳传志和龚国兴分居两处，生活甚是不便。
1972年前后，他们开始住在一起。先是住在机房里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屋中只有一张床，床下是地板，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后来他们才分到了一间12平方米的自行车棚改建的宿舍。刚搬进去的时候，柳传志和龚国兴都激动万分，“感觉那叫满意，觉得部长的房子也就这样。”
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他们便开始“盖房子”，今天看来就是违章搭建一个小厨房。很多人来帮忙，有一个叫马文豹的，后来成为联想11个人之一。柳传志和他一起骑车上班的路上总是讨论那些压抑的生活。盖房子时马文豹做饭，李勤干难度最大的把角。还有很多人，为了柳传志家的小厨房，裤腿子上也沾满了水泥。
好多人的宿舍下雨时漏雨，最厉害的是周晓兰家。“他们家有八个地方同时漏，”柳传志说，“我们家还能弄点水泥修修。”修房子的水泥是偷来的，是从一个叫戴明发的人管的料厂里偷来的。那时候计算所院里有一个料厂，里面堆放着水泥、砖头和木头，各种各样的材料，戴明发负责看守料厂。柳传志他们去偷木头和水泥的时候，大多约好两三个人，他先去跟戴明发搭讪，跟他一起抽颗烟，然后李勤他们去帮他拿点油毡、木头和水泥出来。
很多年后，联想已成中关村明星，柳传志摇身变为“民族英雄”。有一天他回家，发现门口站着不少计算所里有头有脸的人，他没跟他们打招呼。突然，他抬头看见戴明发，顿时满脸堆笑上前招呼老戴，把戴明发紧张得不得了，就连龚国兴看了都觉得挺奇怪。后来回想起来，柳传志发现那是一种条件反射，是对自己当年偷木料、油毡和水泥的回忆。一想起这些，柳传志就偷偷地乐。
李勤他们帮柳传志盖好的小厨房有4平方米，原来的自行车棚有12平方米，又另外违章搭建了4平方米，柳传志这下拥有20平方米的住房了。说是20平方米，可以住人的，依旧是原来的12平方米。最多时住了八个人。
生活如此，现实折磨他们，他们却没有怨言。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即或那些大知识分子、著名的科学家，也是如此。周晓兰的先生1956年大学毕业，他们住的房子与柳传志并无二致，想到这些，他们也就坦然了。
偶像的诞生
就这样浪荡了十几年，1984年，柳传志终于等到了机会。那一年，他40岁。他开始创业。他此前在六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研究。“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却什么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
柳传志已经“憋得不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突然来了个机会，特别想做事。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2］
柳传志已经40岁了。他串联办公司的背景是：中关村已鳞次栉比，办起一片公司，计算所也开始有人走出去帮人验机，取得每天三四十元的验机收入。
曾茂朝想让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上缴点钱给所里解决急需。柳传志则要改善生活，他迫切地需要富裕和改变。他已不在意是否会失败，他说：“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最糟了，还能怎么糟？”
他们互相都有需求，他们都要借助对方的势能。
1984年11月，柳传志出任“联想”副总经理，1986年7月正式接任总经理，从实质和形式上双重取代了王树和。后者事实上在1986年初便已失去联想，只是柳传志拥有总结1986年和展望1987年的权力还要象征性地等夏天到来罢了。
他从此成为一个偶像，一个奇迹，一个“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他被认为是一个创业的传奇。有人说，这个传奇的意义不仅在于他领导联想由11个人20万元的小公司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更重要的是，他的传奇故事对许多立志创业的青年人来说，是一种激励，这个传奇让每一个中关村创业青年都可以怀有这样一个希望——“如果我足够地努力，也可以像柳传志那样地成功。”［3］
【注释】
［1］《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美国，商务印书馆，1979年5月第1版。
［2］、［3］《知识英雄：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刘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历史从侧面进出(1)
莫里斯·迪克斯坦说：“一个时代的情感可能是统一的，但从不千篇一律。回顾历史的观察家能分辨出主导观点和各种影响的主要线索。如果他做得过于粗略，他就易于抹杀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而将它们混合成一个虚假的整体。”［1］
我们不难发现，那时候，虽然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生机勃勃的1980年代，但对于中关村来说，1984年依旧是一个随大流和消沉的年份，一股股保守和恐惧的臭气不时地从科学城的毛孔中冒出来。但局域的保守和恐惧，阻挡不了时代前进的洪流，也阻挡不了一种新情感的兴起。
现存资料显示，柳传志认同一个“大时代”，似乎也可接受乔治·艾略特的格言：“没有一个人的个人生活不被一个更为广阔的公共生活所限定。”
所以，在1984年冬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被时代选中的中关村“仲裁者”和“代言人”，抛弃了梅勒所描述的那种思想上的专制主义：“一种随波逐流带来的缓慢的死亡，使一切创造和叛逆的本能遭到窒息。”他不再靠当一名激进派而得意地把自己看作社会的精英一员，他知道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寻找成长之路
当联想成长为一个民族工业的象征和中关村的标杆后，有人曾描述联想最初如何寻找成长道路：
夜已深了，计算所两间小平房灯却还亮着，公司全体11个人正在沉思。20万元的开办费，不了解市场，不熟悉经营，更缺少人才和资金，在这种条件下，公司该如何发展呢？“倒卖钢材吧，这样能挣大钱”，“出售小商品吧，这样稳妥些”，大家都在出主意。这就是创业之初的联想；这伙人的首领就是柳传志。［2］
1984年开始的故事，在传说中有无数个序幕。很多人曾绘声绘色地描述，仿佛他们身临其境，目睹了联想历史上最为关键的一幕。事实并非如此，所有的合理想像，后来都被证实为善意的谎言。
1984年冬天，被命运不经意之间选中的11个人彷徨无着，不知道前途到底通往哪里？他们肯定有过热烈讨论，有过激情冲动的吵闹，也有过电光石火的灵感，然而那些一刹那的创意，后来都胎死于慢慢被耗掉的流水时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