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景况并不让人看好，计算所投资的20万元一个月后方才到位，一间20平方米的小平房阴冷潮湿，端着计算所铁饭碗的11个人心猿意马。柳传志在2001年底有一次回忆说：“小平房是寒冷的，张总的那条腿就是在那里冻坏的；但小平房又是温暖的，因为注定要成长出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参天大树。”
尽管豪言壮语，但与中关村很多公司相比，除了有一块计算所的牌子和20万现金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更不能与“两通两海”相提并论了。
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三人，实在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他们眼花缭乱、意兴阑珊，又迷惘无助、内心恐惧。有时下班后他们还在路上讨论不停，聊得兴起时就来来回回送对方回家，这就是联想有名的“十八相送”。他们的公司实在太小太不起眼。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更不知道努力的风向标会指向何处。
那时候他们只能凭运气找项目。柳传志记得，有时候政府部门开会，他们总是早早地到场，坐到第一排。如果获得参与讨论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抢着发言——他们觉得，只有如此方能引起领导注意，才能为日后获得支持埋下伏笔。
他们四处打探消息，四处参加会议，连青岛和呼和浩特的会议都不放过，觉得那样似乎可以找到一丁点机会，为公司探索出一个光明前景。
然而，他们的努力差一点在瞬间破灭。在1984年，电视机是紧俏商品，他们觉得倒卖彩电可以赚钱。倒霉的是，他们遇到了江西的一个女骗子，她信誓旦旦地向联想的业务员说有电视机批文能让他们做彩电。业务员没有经验，女骗子一说也就信了，没与柳传志他们商量便欢天喜地把钱打了过去，等准备提货时才发现人已失踪，也根本没有什么电视机。
后来柳传志回想往事，唏嘘不已，说是中国当时的技术人员，真是一脑门子的书呆子气，初入商业领域闯荡，不受骗几乎不可能。
那一场被骗，使他们损失了整整14万元。出师不利，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陷入了信任危机中。贾绪福后来分析：“对我们一般员工来讲，那时候14万是很大一笔钱，钱没有了，资金来源没有了，是怎么去做买卖和个人信誉没有了的问题；对领导来讲压力更大了，是怎么向所里交待的问题。”
压力的确很大。要知道他们当时每月工资不过几十块钱。以当日的收入水平计，要让他们用工资弥补亏空，可能终他们一生时间，也力有不逮。
很多人听到联想创业之初卖菜（柳传志后来说：“菜，我是没卖过，但是确实是做小买卖出身。”）、卖电子表和旱冰鞋的故事，曾经怀疑联想创业遭遇磨难的真实性，他们并不知道，联想的第一笔“大生意”，就让14万打了水漂。20万元创业，在经历了残酷的“电视机骗局”后，事实上已变成6万元创业。
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知道自己惹了大麻烦。曾经为找不到突破口为苦恼的11个人，现在顿时觉得天昏地暗，前途惨淡无光。
挫折使他们满腔热血冷却下来，他们开始认真思考：突破口到底在哪里？挫折也使他们想到了戒烟。“联想”诞生时，11个创业者中6人吸烟，他们工资不高，若是公司来了客人，自己掏钱请人抽烟不太现实，用公款买烟又非他们所愿，所以柳传志他们干脆把烟戒了，“后来大家戏说起往事，都说最有效的戒烟方法，一是得病，一是穷苦。”许多年后，当年的戒烟者里，张祖祥烟瘾复发，终于没能坚持下来，王树和偶尔会抽上两支，只有柳传志和李勤果真从此与烟草绝缘。
历史从侧面进出(2)
他们拼命节省每一分钱，有时却因过分节俭而耽误大事。
周晓兰记得：“当时只有一个内线电话，想要安个外线，需要200元钱。当时我们一是还没认识到电话的重要性，二是钱实在太少，200元钱觉得是个相当大的数字。我记得柳传志把眼睛一瞪：‘什么？200块！不能装。’过了一段儿生意开展起来，好家伙，电话打不进来，打不出去，好多生意都被电话卡住了，这下柳传志后悔了：‘糟糕，那200块钱是该花的！’”
1985年春天，让那11个人感到高兴的，除了3月13日在计算所西门挂上了招牌外，便是稍早前倪光南的到来。这个联想的功臣和联想历史的敌人的到来，开启了联想史的另一条线索，使联想得以从历史另一个侧面进出。
“第一桶金”
在后来的很多描述中，说是柳传志他们遭遇到挫折后，便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电脑。当时电脑渗透中国内地，不若今天这般普及，还被排入奢侈品的行列。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尚未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电脑陌生得很，只有一些效益不错的单位，购上几台，或者装潢门面，或者用来打印工资单。
那时候，中关村的电脑公司已经鳞次栉比，数量超过百家，不过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像今天的联想、方正，拥有令整个民族骄傲的名称，而是大多以贸易为主，销售进口电脑谋求利润。从国外进口一台286电脑再加价至4万元人民币卖出去，便可净赚两万多元，端的一本万利的买卖。因此，“一直到1988年以前北京很多人都习惯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称作‘骗子一条街’。”
柳传志他们还未来得及从这一本万利的电脑买卖中获益，便已淘到了联想的“第一桶金”。王树和与柳传志他们的运气实在不坏。就在他们为“电视机骗局”折磨得焦头烂额之时，中国科学院进口了500台IBM电脑配给各家研究所。
张祖祥说，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柳传志和李勤就直扑科学院设备司，天天跑去游说，最后总算把这500台电脑的验收、培训和维修业务揽到手中。所谓验收、培训和维修，就是从设备司得到1%的硬件备份，对各个研究所讲课，讲完课后把机器交付给他们，等机器有了问题的时候再给他们维修。
这500台IBM电脑运到公司验机时，堆满了两间小房子。场地既小，不可能把所有电脑一字儿排开，所以他们只得腾出一间房子验机，其余人马则搬到另一间房中办公。一批电脑检验完毕，装箱后搬走，再验下一批。“为了这笔大业务，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等人蹬着三轮车，周晓兰、贾婉珍等人在后面推着，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大汗淋漓地卖着苦力。回想起这段经历，真可谓‘艰辛’。”［3］
胡锡兰在1985年到了联想，她在到来之前见证了这个被叫做“蚂蚁搬家”的故事：“我看到李勤把裤子撂到大腿上面，蔡书记也是这样，连车子也没有，就是接力赛。所以当时我就感觉挺好，他们挺实干的。这些人都不说空话……”
每当那些退休的“老联想”回忆起“蚂蚁搬家”的故事，他们就会感慨创业的艰辛。他们的眼前也会浮现出一幅图画：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李勤……他们大汗淋漓，一路小跑，颠仆于搬运电脑的路上。
他们最终也收获了超过他们预期的服务费。项目结束的时候，扣除3%的成本，他们的所剩已不超过500台IBM总价的1%。但他们的努力赢得了尊重，由于服务干得出色，科学院最终把服务费上涨至7%。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在1985年赚到了70万元的“第一桶金”。
柳传志他们兴奋不已，他们发现自己终于可以运用知识获得巨额利润了。一切都已改变，“电视机骗局”所密布的阴霾一扫而空，苍穹上依旧是熠熠的太阳。曾经曲折坎坷的道路，终于展示出方向，联想历史开始向一个侧面进出了。
选择的勇气
一群白蚁要爬到树顶去看阳光，它们向上爬，遇到第一个分岔口的时候，它们分成了两群，遇到第二个分岔口的时候，它们又分成了两群。它们又遇到了无数个分岔，最终，只有那些从未做出错误选择的白蚁在树顶看到了最美的阳光。
迄止今日，联想能够号令中关村，其唯一理由便是他们从未做出错误选择。1985年底的某个夜晚，他们面临着第一个分岔口。在联想的两间矮平房里，20多个创业者要做出一个艰难选择。他们赚到了70万元。他们从来没见到过如此巨大的财富，也从未对金钱如此触手可及。他们可以将这笔钱分掉。他们并不富裕。可以想象“分钱”是多么巨大的诱惑，是多么现实的选择。
“这是一个并不寒冷的暖冬，屋内热烘烘的。在10年以后，很多创新企业最难召开和最为沉闷的会议大多数依然是财富的支配。然而，1985年这20多名创业科技人员并没有表现出那般沉重。他们想选择现实，想富裕，意见也有分歧。但是最后大家的意见都得到了统一：把资金投向未来的事业。”
每个人都需要说服自己，每个人都需要抵制第一次“分钱”的诱惑。他们沉默、痛苦抉择。最终他们没有做出错误选择。
陈惠湘在《联想为什么》开篇记录的这段历史让人感动。“选择未来”需要勇气，没有勇气就不会有那种幸福感觉：“傍晚，他们结伴走出那个熟悉的院子时，每个人都两手空空，每个人都心里充实，脸上洋溢着微笑，心中满怀着喜悦。”
历史从侧面进出(3)
1985年底，柳传志他们选择了未来。那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当初的选择到底为他们赢得了什么。他们当时也并不知道，第一次“分钱”对一个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当联想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时候，当他们最终找到充足理由为自己赢得35%股权的时候，他们才明白，他们用勇气为自己赢得了什么。
布局前的寻觅
联想获得“第一桶金”之后，柳传志他们便不得不开始思考：接下来干什么？
柳传志在1988年开始自觉地为联想布局，因其布局联想才得以“曲线救国”，生产电脑，成为民族工业的宠儿。在1985年，柳传志并不知道联想该去向何处，那一年他与香港之间的种种关联，只是为他日后的布局深埋下了浓浓的伏笔。
柳传志总是感慨钱挣得实在不容易，直到2004年，直到他掌握两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大公司，他也总是强调自己是做小买卖起家的。挣钱不容易的时候，一直强调“诚信”二字的柳传志也会干出一些不诚信的事情来。
多年后，柳传志忏悔往事，说起联想早期在挣钱和道德间的冲突：“在1986年前后，我们代理香港一家公司卖机器，结果这个机器卖给客户后出了问题。当时代理的公司找不到了，如果马上赔钱也赔不起，后来赖了两年的账，在1988年前后我们又碰到了这个客户，这个时候我的副手主动找到他们退了2万元，了结了这件事，当时在赖账期间心里确实是挺难过的。”
联想代理的那家香港公司，便是香港中银集团电脑部办的四维公司。“联想做IBMPC，但没有IBM代理资格，是通过关系从香港中银集团电脑部办的四维公司那里‘拿货’……在1985年，IBM代理就是钱。联想和四维的合作方式是：联想在国内为四维找客户，利润两家对半分。柳传志亲自负责这项业务。”［4］
多年后，联想在中国击溃IBM成为市场新的主人，柳传志与美国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接触，碰巧其中一位高官便是IBM当年全美的第三把手。他告诉柳传志说1984年他来过中国：大概那个时候您还没有资格见到我。柳传志盯着他，很坦诚却又底气十足：“那当然，那当然，肯定是那样。”
柳传志第一次和IBM接触是作为香港四维公司代表参加IBM代理会，香港四维做IBM代理本来就没地位，他又只是其代表，更不被重视。柳传志记得那天他特意穿上父亲送他的老式西装，但是一整天他都坐在最后一排，没任何机会说话。那时联想还很小，日后的中国“IT教父”在IBM眼中根本不值一哂。
往来北京与香港的文件显示，联想与香港四维的合作并不愉快。有一次，联想在轻工业部捞到一个100台IBM电脑的大单子，联想代理这批电脑可赚4万美元；轻工业部又要联想提供全套的服务，联想又可从中赚到3万多美元。
4万美元代理利润按约定要与香港四维平分，但3万美元服务费则与香港四维毫无瓜葛。这些约定事先均已达成默契，只是没有立下明确字据。
柳传志他们没想到，正因为没有一张字据，麻烦事便接踵而至。四维是国营单位，一纸行政命令便中途更换了总经理，新上任的总经理不知道事先有所约定，业务结算时将3万美元服务费也给平分了，联想派人前去交涉，对方爱理不理。
1.5万美元，对于联想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数目。金钱损失并不可怕，但想到3万美元挣得不容易，平白无故被人分去一半，柳传志大感伤心。他赶到深圳，要去与四维交涉。
在深圳，柳传志给香港四维公司写了一封信，“写到痛处，泪流满面”。那封信字字发自肺腑，真挚动人。可能是柳传志的这封信感动了香港四维新任总经理，没过几天，四维便从香港那边派人来解决此事。
联想和柳传志为赚钱付出太多。柳传志记得1985年的一天，他听说国家体委要购置14台IBM电脑，就立即找到对此事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国家体委器材处。器材处开头不同意把项目交给柳传志，但柳传志态度诚恳，又使出了他著名的“磨嘴皮子”功夫，磨了一整天，最终让对方点头同意。柳传志当时几乎乐坏了，他知道当时代理一台IBM电脑有5000多元的利润，14台电脑便是7万多元。
国家体委购买电脑的外汇存放于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按中国当日之政策，后者拥有从哪家公司购买这批机器的真正决定权。柳传志从国家体委获得首肯后，便直奔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在那里，日后的“中国IT教父”遭一位最底层业务人员的盘诘：“我们有自己的进货渠道，这批机器凭什么给你做？”
柳传志知道轻重，忙向他耐心解释，说自己已得到国家体委首肯，说公司是科学院计算所所办，哪料这业务人员丝毫也不买他的账。听柳传志嗦了半天，他便冲柳传志嚷嚷：“你到底是计算所的？还是四维的？”
柳传志知道此时多说无益，“再说自己是计算所公司的就和代理IBMPC更搭不上界了”，于是便告诉那人自己是香港四维的代表。那人顿时异常得意：“四维的代表？那就是外商了，这个楼不准外商进，你给我出去！”房间里有很多人，他们都带着嘲弄的眼光看着他，他尴尬异常，不声不响地从房间里退了出去。
走出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大门，柳传志内心极不舒服。公司很小，也四处碰壁，但他还从来未曾遭遇这样的污辱。不过片刻之后，他便“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理由——‘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历史从侧面进出(4)
不跟这目光短浅的人一般见识，但生意还是要努力去做。他最后找到了此人的同学为他说好话，最后终于做成了这单生意。多年后，想起自己是做小买卖出身的柳传志多次回忆这段往事，每次都唏嘘感慨。
很多人今天诘责联想，有时难免会令柳传志委屈。他记得自己第一次求人送礼时，都不知道该怎样敲门，怎样开口说第一句话。他有时会想：当初受到那么多委屈到底为了什么？如果不是为了远大理想，他们到底为了什么？
打开通往香港的那扇门
1985年，柳传志第一次去香港。那时候的香港在内地人眼中，与美国的硅谷没有什么区别。殖民地的香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快速的变幻让柳传志目不暇接，有人形容说，“柳传志第一次去香港，比现在中关村小老板去硅谷还寒酸。”
柳传志很寒酸，联想还很小，他没什么钱，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服装。他只是一个平凡却又充满雄心壮志的人，不甘被庸常生活埋没。“能走就走，不能走，柳传志就坐电车，电车六毛钱，汽车要一元钱，地铁太贵，柳传志一次没坐过。”
在香港，柳传志看了吕谭平的公司，当时吕谭平的导远公司也就十几个人，有个自己的货场，公司虽然不大，但“像个办公司的样子。”［5］
在去香港之前，柳传志便已与导远公司总经理吕谭平见了一面。1985年下半年，张祖祥与导远公司谈一个网卡产品的项目合作时，在北京民族饭店见到了导远副总经理吴礼益。后来吕谭平来北京时想见柳传志一面，张祖祥问柳传志见不见，柳传志说当然要见。于是张祖祥牵线，他们忙里偷闲见了一面。
我们已无从想像当日他们吃饭聊天的场面，即使当事人自身也无法复原彼时彼刻的景象。但毋庸置疑，那一天的觥筹交错，宾主双方给彼此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好印象。虽然联想尚小，名气较“两通两海”要弱，但吕谭平觉得与柳传志颇谈得来。“可能都是搞技术的吧，”他说，“我和柳总都是单纯的工程师生意人。”
1985年的匆匆相逢无从断定柳传志和吕谭平是否一见倾心，也不能用来争辩他们如何切中肯綮地折服对方，赢得钦敬。迄今我们所知道的还不过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戏剧化外围，但其结果业已确定他们的合作将在炫人眼目的宏伟中收场，最终以喜剧的结尾写完一个大时代的注脚。
虽然有些猜测如今已无法证实，以仅有资料，我们也可断定：吕谭平不是一个杰出的生意人。他也是被命运不经意之间选中，扮演一个与他能力不相称的角色。在1980年代，他尚能执行命运安排的任务，待到联想壮大他便显得捉襟见肘了。
如果研究联想历史的人稍有想象力，即可闭目展现出一幅命运的图画，用以解释联想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之际的感觉和现实。柳传志与吕谭平的相逢无非是展开一个序幕，日后这两人将在联想的历史中长久地胶结，没有一方可以失去另一方，直到历史再次出现转圜关口。
有时候我们可以将柳传志与吕谭平的故事形容为利益的选择，但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可描述为两个男人之间的友情。贸易中的赢利为数几何虽然重要，有时却并非关键之选。
能够证实这种判断确切无讹的，是1986年4月柳传志从吕谭平那里拿到500台IBM电脑的代理权。他将给吕谭平的利润压低到5%，吕谭平认了。联想从吕谭平手中赚到了第一笔“大钱”。后来柳传志又与吕谭平做了一单50台兼容机生意，因为机器质量不好，柳传志找吕谭平换货，吕谭平二话没说就给换了。
吕谭平是否因他的豪爽和重然诺、讲信用而赢得了柳传志的信任？历史不容我们给出如此简单的结论。即在双方合作进入高潮之际，柳传志也不曾放弃同时与多家香港公司交易。他知道联想必须在香港拥有窗口，“在香港没有窗口的企业只能在中关村内倒来倒去，处在食物链的底层，永无出头之日。”［6］
但吕谭平最终赢得了柳传志的信任。柳传志知道“信用”对于相互的合作多么重要，他也知道那一单生意使吕谭平亏了很多钱。吕谭平同意给联想换机器时，他并未想到日后会与柳传志合办香港联想，但命运不经意之间回报了他的信用。
与香港人合作，柳传志遇到不少骗子，这使他建立的“香港窗口”广泛而脆弱，无从合理维持这庞杂繁芜的局面。通过无数矛盾与暧昧，气魄和胶结，吕谭平从骗子们中脱颖而出，赢得了柳传志的尊重，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不坏的未来。
对于柳传志来说，打开香港这扇门，就意味着联想在瞬间又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曾经凝固的历史已开始向各个侧面进出。联想的历史只有到了此处，才开始变得有声有色，联想局只有发展到这里，才算开始了前戏。
从此联想在命运的征讨之中，渐渐树立了无上权威和无限骂名。现在，我们得回到从前，看那个叫倪光南的人是如何扮演一个联想历史中最离奇角色的。
【注释】
［1］《伊甸园之门》，莫里斯·迪克斯坦，美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2］《企业导师》，路晓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柳传志谈联想经验》，任新编著，线装书局，2003年4月第1版。
历史从侧面进出(5)
［4］、［5］、［6］《知识英雄2.0》，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1)
倪光南是联想历史上最离奇的角色，他的出现为联想历史扯出另一条纠缠的线索。他一方面被恭维为理想主义者和技术先驱，甚至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科学领袖，另一方面又被指斥为联想历史的敌人、伪君子和莫名其妙的诬告者。好在我们研究联想历史，并非品评其功罪是非，而是以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归纳和演绎这个离奇人物为联想历史开启的种种线索。
一个离奇的角色
这个离奇人物1939年8月1日生于浙江镇海，1961年从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毕业后，就来到了中科院计算所。现存资料显示，他最初囿于家庭出身，生活和工作颇不顺利，但他的才华挽救了他的命运。
他从1974年开始参与研制的“111”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手写文字识别机获得成功，赢得了奖赏。一篇报告文学形容他若沿着“课题—论文—成果—鉴定”道路走下去，也能博个成名成家。“而联想式汉字技术却就可能尘封在萌芽状态。”
倪光南1981年作为访问学者受聘于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他在那里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最新的微处理器技术和C语言。其后两年里，他还设计出了高性能图形显示系统样机，并开发出三维图形软件包。“他的成果已达到当时最先进的图形工作站水平，”威声在《联想之光》中写道，“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也是慧眼识英才，一再挽留他都被倪光南婉拒。他似乎感到实现自己计算机汉化夙愿的机遇就要到来，而且只有在生他养他的神州厚土才能产生这种机遇。”
柳传志后来曾评判说：“倪光南从加拿大归来，本可在计算所搞世界尖端的模式识别课题，来个‘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以博尊重。可倪光南却选择了最有应用价值和市场最急需的汉字处理技术。”
1979年，“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竺乃刚、倪光南和他们的研究组开发出了“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人看了上文就可以知道下文。既然计算机有智能，为什么不能让它像人一样产生联想，帮助人推断下文呢？”他说。于是，联想输入法就诞生了。
他们给一台大型机配上汉字显示器、键盘和打印机，让它来处理汉字。据说那时候倪光南经常拿光笔，一个偏旁、一个部首地用拼形方法给人表演汉字是怎样输入的。每当倪光南看到他的光笔输入“中”字后，“国”字就会自动联想出来待选，他就兴奋不已。
与他一起研究汉字输入的小组负责人竺乃刚不久后出了国，再未回来。共同的努力随即为倪光南一人独有。多年后，当倪光南被柳传志塑造为技术神，竺乃刚曾写回一封长信对联想的“造神运动”表示不满，说倪光南并非联想汉字输入的唯一创始人。他还提供了厚厚一套字库，意在说明汉字输入，至为重要的是字库本身。
被柳传志称为“假书呆子”的这个离奇人物，在联想成立后不久便开始以总工程师身份辅政。当日联想籍籍无名，如果倪光南能在此时振衰去弊，为联想觅到一个好的前景，他的功业便可被刮目相看。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旧交
1984年底，就在倪光南努力试图把LX80技术浓缩到一块汉卡上时，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找到了他。威声在《联想之光》中，不免有些夸大其词地说：
“时代创造了联想集团，命运之神又安排倪光南加盟联想。
“……牵头组建公司的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早就看准了这群出类拔萃者中的顶尖人物倪光南。他时年45岁，已是计算所最年轻的‘正研’（注：事实并非如此，倪1986年才被评为正研）。”
柳传志与倪光南是旧交。倪光南有一次曾说起自己与三位联想创始人之间的关系：“我和张祖祥从1962年在119机一起倒班工作时就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了；和柳传志曾是1974至1975年‘五七干校’同学，又同在一个研究室，感情很好；王树和原在所业务处工作，是我的老上级，所以彼此之间都能充分信任。”
柳传志与倪光南最初并不熟悉。1974年到“五七干校”劳动时他们两个住同一房间。劳动之余一起谈论变幻世界和无常人生，他们的关系竟比在研究室里亲密了许多。那时候倪光南身体不太好，体力也差，但他发烧39度时照样坚持打场；吃东西时，苍蝇在旁边嗡嗡叫，也满不在乎。柳传志觉得倪光南和他一样都是可以吃大苦的人。倪光南也恰如其分地表示出了对柳传志的欣赏。
柳传志会讲故事，很多年后他依旧凭借自己讲故事的能力征服了很多人，为联想赢得了无数的机会。他2002年夏天甚至有机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的国际管理学会年会上讲联想成长的故事。
在1974年，他讲故事的能力折服了倪光南。倪光南一直无法忘记，有一天晚上，熄了灯，大家躺在床上，柳传志给他们讲《基度山恩仇记》电影。倪光南读过大仲马的这部名著，对故事情节了然于胸，本不会对电影故事有什么兴趣。但他不曾料想，柳传志竟将整个电影讲得绘声绘色。将近两个钟头里，倪光南听得津津有味，从此对柳传志的文学功底和表达能力佩服不已。
柳传志则钦佩倪光南的谦逊、聪明和业务能力。“老倪业务能力很不错，人也谦和，我们跟他讨论技术问题，他都站起来跟我们说话。”柳传志说，“有一段时间我学习英语口语，经常练习英语对话，老倪口语不错，也愿意跟我们一起聊聊。”
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2)
柳传志曾听人说倪光南记忆力好，能够背得出麦克斯洛方程。那是无线电基础里的一个基本公式，非常长。有一次柳传志他们想考一考倪光南，他假装不会这个方程，向倪光南请教。“我说老倪，你能写出麦克斯洛方程吗？老倪说：干吗呀？我说：你给我们写一下。”倪光南提笔就写起来，除了前面常数项没写，剩下的全部都写了出来，一点差错也没有。
19年后，柳传志带人参观4万亿次计算机，他掀起计算机后盖向来访者展示其工业化水平，说计算所当时做大型机，一般人只能记住10条连结线，稍好一点的工程师能记住二三十条。“老倪能记住一百来条。”他说。
1984年冬天，两个互相仰慕的人走入一个纠结的局中，被命运安排去执行一项任务。他们并未知道，在这任务完成之后他们将分道扬镳，各自东西。他们更不曾想到，他们将在未来人生中反目成仇，彼此播种下对方心头“永远的痛”。
新欢
站在联想控股的新办公楼里，或者坐在自己位于10楼的办公室中，柳传志可以眺望整个中关村，可以看到十几年来一个村庄、一条街道、甚至公交车的一站，是如何令人惊奇地转折为中国的“硅谷”。白天，这里熙熙攘攘；夜晚则显得有些死气沉沉，三三两两的人群散落在那里，他们有的坐在角落里，有的仰望着巨大的广告牌，静静地等待第二天的改变。
多年之后，当年的恩怨为时间消弭、抹平，内心回复安宁，柳传志有时会回想起在1984年冬天是如何邀请倪光南变成联想最离奇的角色：“我们……决心选用自己的产品。因为他跟我们一个室，我们早知道他的汉字系统……我们后来就想：能不能做这个产品？后来我就去找老倪谈，又和老张一块去请。”
威声在他的《联想之光》中记述了倪光南“出山”时的迫切，说：“计算所公司成立没几天，柳传志等抱着‘三顾茅庐’的恒心来请倪光南出山。其实公司才是茅庐初创。他们未料到倪光南不需三顾，一请便欣然走出计算所大楼，钻进计算所公司平房担任总工程师。倪光南加盟使公司同仁欣喜万分。”
柳传志他们的确欣喜万分，但说倪光南“一请便欣然走出计算所大楼”却又不尽属实。1984年12月，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来到了计算所主楼322房间。那里是汉字系统研制组办公室，倪光南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前。柳传志他们敲开322的房门，满脸堆笑地走到倪光南桌前，坐下，紧张地说明了邀请倪光南加入公司的来意后，就忐忑不安地等待倪光南最终的回答。
倪光南并未犹豫，就接受了邀请。他后来说自己没有犹豫的原因，不外是LX80汉字系统迫切需要强力市场推广，他也信得过面前的这三个人。他开出条件，说不参与任何行政事务，专心搞科研；公司要认真经销汉卡产品。后来联想将其条件总结为：“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
柳传志他们自然明白，倪光南提的条件无非是要尽量减少参加与研发无关的事务。他们乐观这样的结局，便满口答应了倪光南的“价码”。
倪光南“一请便欣然走出计算所大楼”，毕竟教柳传志不大放心。他告诉张祖祥：“咱俩再去倪光南家请一次，倪光南看来问题不大，关键是他太太，太太工作做不好，倪光南也不会来。”后来两人又去倪光南位于和平里的家中，再次倾吐对倪光南的仰慕。倪光南的太太开始并不同意，后来终于勉强答应了。［1］
柳传志他们终于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总工程师。他们知道，从此这失望的阶段，尽可变成复兴再造的机缘。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局外人将从十年后开始极尽褒贬之能事，而他们当日的间架性设计也将在那时瞬间坍塌。
“地球上最强大的汉卡”
倪光南被塑造为神后，很多报告文学都说倪光南“下海”上任，立即将研制联想式汉卡作为公司背水一战的战略课题。事实是倪光南到联想之前，其LX80产品便开始转让，不过前后只卖了600套。深圳中航技和信通公司都支持他移植LX80为联想汉卡的工作。金燕静的信通当时比联想规模庞大，他们给倪光南的移植投了七八万元，用于购置开发汉卡的计算机。
柳传志知道，倪光南脚踏三只船，游弋不定。他“和信通点头，和深圳中航技点头，和计算所公司也点头”。所以，柳传志要“夺心”。他说：“只有我们自己多卖了汉卡以后，才能让老倪觉得只有我们和他一条心。”
当日国外电脑渗透中关村，以前所未有之势攻城掠地。中国电脑界面临三种选择，一是研制完全运行于汉字环境下的电脑与世界主流机型绝缘；二是将汉字技术植入软件中，但在硬盘只有16M、内存只有几十K的电脑“黑暗时代”，运行速度既慢，操作又显繁琐。似乎只有软硬结合一路，才是唯一正途。“联想式汉卡不仅是汉字输入法。它是由硬件支持与软件结合而成的汉字系统。”
1984年冬天，雪花不时在天空中飞舞，气候阴冷如常。在联想一间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办公室中，倪光南他们的一型汉卡研制全面铺开。倪光南负责总体设计，助手是秦梅芳等人。他们没有微机，做试验的机器是秦梅芳从别处借来的。传说中，他们“没有资金，靠公司同仁为别人验机、维修兼做点生意来筹补齐”。
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3)
倪光南的开发组在1985年春节做出了联想汉卡的样卡。那一年5月，他们推出了第一块正式的联想一型汉卡。它由三块印制板组成，各板之间用扁电缆互连，在今天看来臃肿拖沓，丑陋不堪。但在当日，它却以其突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倪光南后来说，一型汉卡之所以丑陋，是“因为要赶时间，市场不等人，所以，把工作量减到了最小，只做最必要的，当时还来不及把三块卡缩成占一个槽位。三块卡虽然在工艺上不太好，但它的功能很强……现在看一型卡是只丑小鸭，但是没有它，也就没有以后的二型、三型……”
6月，联想汉卡试销。为夺倪光南之心，柳传志承担了第一批200套汉卡生产，却将元器件采购让给信通。当日生产汉卡极其困难，仅制作印制板便需跑很多工厂，做很多次才能合格。刘韧写道：“在那时谁掌握了生产，谁就掌握了汉卡的命脉。柳传志急于为汉卡多做事，通过为汉卡做事和倪光南紧紧地绑在一起。”
“汉卡做出来后，按协议，不管是谁卖的，利润都要平分。信通是大公司，业务多，没拿汉卡太当回事，也没好好卖汉卡，而计算所公司是整个公司扑上去，做推广，200套汉卡大部分是计算所公司卖出去的。”
柳传志强调“产供销一条龙”，他和倪光南一起去推销汉卡。他们推销汉卡，不免要遭遇挫折和磨难，但他们之间本就亲密的感情，变得更加无间。柳传志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深为感慨：“联想汉卡作为试销品一推到门市部，倪光南同志就是第一任推销员。汉卡第一次上展览，倪光南同志又是第一任解说员。”
1985年10月，联想一型汉卡通过了中科院的鉴定。第二年1月，在北京举办的汉字系统对口赛上，联想汉卡的夺魁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那一天，为求保险，倪光南亲自上机操作。“因为我最熟，我第一个交卷，并以最高分得了一等奖。”
开启“新时代”
1985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300万元。王树和就在此时离开了联想，去赴计算所所长助理之职。柳传志在第二年春天成为联想名义上和事实上的双重领袖，李勤变成了副总经理。柳传志的联想自始便带有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起来像一个大家庭而不像一家大公司，而这恰好是柳传志所希望看到的结局。
柳传志做总经理，倪光南开始喊他“柳总”而非惯常的“小柳”。他说这是为表示他对柳传志支持：“我资格非常老，在公开场合叫他‘柳总’，是很大的支持。我不摆老资格，很快改口，开始还有些别扭，因为已经习惯当他是年轻人。”
倪光南长柳传志5岁，进计算所比柳传志早10年。他在计算所资格既老，又是有名的技术尖子，其技术辈分较柳传志要高出许多。所以，此前在公司中，尽管柳传志是副总经理，他也很自然地称呼柳传志为“小柳”。
因为汉卡诞生而开创的这个“新时代”，多年之后方才展现出它的真实面目——它并非柳传志的“新时代”，而是联想总工的“倪时代”，至少名义如此。
几乎现存所有资料都意在说明：“联想汉卡在技术上具有明显优势，可兼容市场上各种品牌计算机，再加上良好的售后服务，很快打开市场，产量迅速增长，联想声誉日渐提高。”“联想汉卡的开发成功，解决了当时西文汉化这一计算机难题，是联想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产品，对联想初期的发展功不可没。”［2］
肯定有人试图抹杀倪光南“联想功臣”的身份，但至少那个人并非柳传志。联想的得名，柳传志曾在多个场合描述过，无疑得益于其所开发的联想汉字系统。1988年的时候，柳传志还说：“联想汉字系统自投放市场三年多以来，共销售了二万套，创产值6000万元，1988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有时候倪光南也当仁不让。多年后联想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倪光南则希望人们“全面理解联想以20万元起家之说。“这种说法固然反映了股本是20万元的事实，也反映了联想的发展速度，但最好不要理解为：联想就是靠这20万元发展起家的，因为起家时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起了更大的作用。”
只是有时倪光南对自己在联想史上的地位难免夸大其词。柳传志后来有一次很不客气地说：“当年的汉卡，据我回忆，大概卖了几万套。几万套能有多少营业额？主要是宣传讲出来的。后来汉卡就变成了软汉字，方正的汉卡就厉害了，新天地那个汉卡就厉害了。把汉卡插在PC机上卖PC机，反而变成我后面的发展方向，微机就是这么卖出来的。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清楚。科学家考虑问题的时候，太工程师……他没太想明白，在这个企业里面技术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倪光南可不这么认为，与柳传志分道扬镳后他有一次说：“联想汉卡在公司成立的头三年里，营业额占整个公司营业额的38%，利税占到了45.6%，除了这种直接的经济效益外，正如柳传志同志所说：‘联想式汉卡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拳头产品，至今已销出的一万套联想式汉卡，不仅取得了明显的直接经济效益，而且其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相当可观的。’1985到1996年，联想汉卡8个型号，共销售出了16万套。”
从1985年开始，柳传志启动的“造神运动”为“柳倪之争”埋下了祸根，后来很多联想的元老都说，是柳传志把倪光南“惯”成了一个神，这才有了后来的“心中永远的痛”。倪光南的悲剧为其性格悲剧，柳传志则扮演了加速放大器的角色，尽管其自始至终考虑的是企业利益。
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4)
当日柳传志有自己的算盘，他知道联想既无资金，机制上又不如四通灵活，唯一可打的牌是高技术。他得告诉别人，公司和产品都源出计算所。
“高技术公司得有一个技术形象，所以我们就坚决要求树立老倪作为宣传形象。”他说，“第二、在办公司的过程之中，我觉得公司品牌宣传挺重要，得去讲。一讲企业总得宣传个人，我在外面宣传的已经挺多，但宣传我本身不合适。在当时我希望有一个具体领导的形象出现……我不希望在当时过多地在外面冒出来，但是我希望在实际运作中，有充分的权力，这是我想做的。”
柳传志还特别强调，在公司里面要宣传就宣传倪总，他知道倪总没权力，在“总经理负责制”的背景下，权力系于他一人之手。“宣传倪总外人不会反感，”柳传志说，“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科技形象。另外老倪本人比较谦虚……”
但老倪后来似乎不那么谦虚起来。在他离开联想总工程师位置之后，有一次他对记者强调“技工贸”道路的正确，说四通的拳头产品是打字机和四通利方，联想是汉卡和微机，方正是排版系统和中文之星，所以它们都得到了发展。但是信通和科理高没有了，“因为实在想不出它们有什么拳头产品。中关村如果只是靠做贸易中心就长久不了，硅谷不是贸易中心，硅谷是新技术的发源地。”
联想汉卡逐渐成为一时之风尚，柳传志为倪光南开创了“倪时代”。1986年7月，联想汉卡获得了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的应用支持系统奖，在当日这是一个莫大荣誉。一个月后，他们在香港开发的只占一个槽位的二型卡问世，“汉卡就这样一个型号接着一个型号向前发展，走过了10年。”
10年后，柳传志与倪光南的缘分走到了尽头。被柳传志的“造神运动”塑造的神和“倪时代”瞬间走到终点。胶结的联想史线索，又开始了新的分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