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
1986年，就在一型汉卡通过鉴定后不久，二型汉卡的研制在香港开幕。倪光南的目标是将其作为“增强型”，缩小体积，装在机身内。
秦梅芳先行到了香港，住进了一家小旅馆。她的房间很小，只能容下一张单身床。倪光南随后抵达，研制便宣告开始。威声在其报告文学中描述说：
“30几个日日夜夜，窗外霓虹灯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香港在倪总和他的助手脑际几乎一片空白。此时香港的价值在于内地达不到的工艺开发水平。30几个日日夜夜，他们对板卡做了几次大改动。有的板一次改动就达上百处。在密如蜘蛛网的电子线路板上，倪光南和助手毫厘必争，‘丝丝计较’。留着‘发辫’的一型三块板汉卡变成了二型，终于能跻身在微机体内。”
联想汉卡跻身微机体内，的确是一个里程碑。它的成功使人忽略了诸多细节。当所有人都关注倪光南“思维的火花在不断迸射”时，柳传志正在承受磨难。
有一次联想做汉卡，从香港进了一批零配件。货还没到，柳传志就先给港商开了信用证。他哪里想到这个港商竟是个奸商，从香港发来的元器件都是次品，就连做汉卡用的插针也全都磨过。
柳传志要找奸商算账。但信用证已经开出，奸商哪里还肯与他理论。况且当日之规定，信用证在到货之后，不论货物品质，马上即可兑现。柳传志到中国银行寻求帮助，他们倒很同情联想，便在文字上找了点小问题，说是可争取到推迟10天兑现信用证，除此之外，爱莫能助。
柳传志得到10天拖延，便即令人电告香港奸商：“这是在中国，你以为信用证到手了就可以拿到钱，没那事！”奸商半信半疑之余，便携信用证去银行兑钱，被告知不能兑现。奸商顿时惊慌失措，急找律师与联想谈判，最后赔偿联想2万多美元了事。那个奸商哪里知道，柳传志事实上除了10天时间和强装出来的自信，一无所有。10日之后，无须任何赔偿，信用证亦能兑现。
风雨苍黄，往往有人能够因其简单淳朴的性格和单刀直入的风格而建事功。初创时的联想，全无日后大集团的官僚习气，每当一个项目开始之际，其动员及于公司中任何一人。有时耗费巨大的工程，亦能短时间内完成。
那时候的柳传志也未尝料想到联想勃兴的遽速。1986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1800万元，是上一年的6倍。命运开始对一家中关村的小公司表示垂青。没有人知道，此时居于计算所所长助理位置上的王树和作何感想，也没有人在意他的感想。他的时代，仅仅不足一年，已为时间所湮灭了。
而多年以后，柳传志当年对倪光南深情夸赞：“像倪总这样的人，就好比阿拉伯有效数字。一位这样的数字，后面跟上一串儿零，就是成千上万，我们的力量就无可匹敌！”当日一位“现代女青年”更为透彻的表述，说：“嘿！现在找对象，就得找倪老师这样的——脾气好，又能赚钱的‘书呆子’！”［3］也都渐渐为时间所淡忘。
【注释】
［1］《知识英雄2.0》，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2］《联想发展战略研究》，金占明、张海良。
［3］《迷人的“联想世界”》，孙晓旭等，《联想世界》，1988年12月5日。
局中人：袁保玑(1)
一个平凡的人，一个与世无争的科学家，一个对人宽厚的长者。1963年，21岁袁保玑大学毕业后来到中科院计算所。阴差阳错地分到第九研究室后，一直在复旦数学系学计算数学的她便糊里糊涂地搞起了计算机。
1958年6月的中国才有第一台仿苏电子管式计算机诞生，定名为103型计算机。1965年中国开始研制第三代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当日算是起步较早的国家，不幸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很快便席卷了整个国家。
在混沌和无望中度过了青春，“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了。1980年代初的中关村开始有各种公司诞生，微机渗透进来，袁保玑便对微机感了兴趣。陈春先办了华夏，又有了“两通两海”，接着柳传志他们的公司也成立了，一派热闹景象。
A·D·钱德勒在《计算机业50年：成长的轨迹和关键》中说计算机业在上个世纪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50年代初，第二阶段始于1960年代中，第三阶段始于1980年代初。“那时，作为新产品的微机已开始挑战大型通用系统。这种挑战来自70年代计算机业的两项重大进展。其一是计算机（特别是IBM系统及其克隆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增多。结果，半导体、外设、软件包和相关产品进入批量生产，成本和价格急剧下降；其二是微型处理器商业化。微型处理器使芯片的处理能力大幅提高，大规模生产使芯片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1984年底联想成立时，在美国由于微机产量终于跟上了需求，计算机行业出现了重大重组，许多新兴公司消失了。IBM开始面临来自各方的挑战。在1980年的时候，IBM的管理层还不知道微机批量生产将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但有些职业经理人已感觉到个人计算机将对IBM的核心业务产生真正的威胁。
在中国，人们依旧无动于衷。经历了10年“文革”后，中国计算机业已经脱离了世界轨迹，也无法靠近每一个关键时刻。人们只能观望、羡慕，然后自怨自艾。
袁保玑1987年到了联想，经过三年苦斗，联想那时已经展示出新的气象。进联想前的几年，她一直研究软汉字系统，有时也给一些公司做软件汉化的“外活儿”。有一天她在路上遇到了柳传志，柳传志问她是否愿意到联想来。她当时已不想留在计算所，觉得有一种漂泊不定的感觉，“希望有一个环境，能够全心全意地做一些事情；而且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够真正地被用上去。”她的爱人与柳传志在同一个研究室，觉得柳传志可以干大事。于是，她便到了联想。
那时候倪光南的硬汉字系统已成规模，袁保玑的到来可以加快软汉字开发。后来曹之江从国外回来，也加入联想，又有一心做研究的陈大有，联想汉字研发能力，达到鼎盛。倪光南依旧是总工程师，袁保玑和曹之江做了副总工程师。王平生曾评价联想的三个上海人总工，说倪光南对老同志严格对青年人宽松，曹之江对青年人严格对老同志宽松，袁保玑则因其性格，对老同志和青年人都宽松。
硬汉字发展的背景是早期计算机性能差、配置低，内存非常宝贵，硬汉卡并非占用内存资源，而是硬盘资源，如此便可提高运算速度。到了1987年，计算机性能已经提高，内存既已扩大，速度便即加快，一部分内存资源便可空闲出来，用以使用汉字软件；而且当日软汉字系统成本既低，价格又便宜，已有流行趋势。
袁保玑和曹之江做了两种软汉字，其中之一是纯软件系统。联想后来的六型汉卡，便是软汉字汉卡。在开发的过程中，曹之江向袁保玑学到了很多，他后来说袁保玑是他的老师，他对袁保玑特别推崇。
不久之后，袁保玑、曹之江和陈大有开发的软汉字系统便被倪光南枪毙，柳传志向倪光南妥协，这便是联想史上有名的“硬汉字枪毙软汉字”事件。有人曾经猜测，倪光南之所以枪毙软汉字，其本质原因，或为倪光南做硬件出身，对做软件的人有天生的心理优越感。
因为这件事，柳传志对曹之江、袁保玑和陈大有深感愧疚，觉得自己对不住他们。“我不是很计较这些事，”袁保玑说，“后来不让做软汉字，既然上面决定不做就不做，我觉得上面肯定有他们的考虑。”袁保玑记得当日李勤跟她说：“袁老师，你们不要再做了。”对于他们的工作，李勤倒也肯定，还给他们发了奖金。
多年之后，传说倪光南四处宣讲，幸亏他当时枪毙了软汉字，要不然联想就坏事了，光盗版也把联想盗得倒闭了。袁保玑倒无所谓，但曹之江老大不高兴，他说他当时已在系统中做了加密，盗版的难度很大。
联想史上还有一个可笑的传说，说是当日很多电脑已经使用了汉字软件，但联想硬是将机器拆卸，插入联想汉卡。
既然做不了软汉字，袁保玑便去开发软件。后来成立了一个软件中心，袁保玑是负责人。有一次他们与代理惠普激光打印机的杨元庆合作，为打印机设计了一个软件，其中就使用了六型汉卡中的一些特殊程序。“我们利用原来的软件储备，一个礼拜之内把这个软件给做出来”，“这好像是汉卡的最后一笔了。”
1994年4月1日，联想微机事业部成立，杨元庆出任总经理，曹之江和袁保玑给他做了副手。杨元庆正是从那时获得机会，从此再未让机会从手中溜走。
局中人：袁保玑(2)
那时的杨元庆是一个很年轻小伙子，在他们看来稚气未脱，做事却大刀阔斧，极有魄力，而非在1984年戴着一副破眼镜、推着自行车傻笑的家伙。曹之江和袁保玑都夸他尊重老同志，这使他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他是计算机硕士，业务能力既强，管理上又有一套，袁保玑说他“思考问题，都会超前一步。他会想到一年两年之后。他们有人形容，他是想好了再做，确实如此。”
有一件事对袁保玑影响深刻。有一次杨元庆给微机事业部定了一个目标，他们都觉得有些高了。杨元庆说他就是要做，最后果然完成。“我认为他不是随便说的。”袁保玑说。在联想生死存亡关头，他们冲在第一线。在柳传志的布局中，他们是敢死队，但柳传志不是要他们去赴汤蹈火，而是让他们顽强生存。
她1996年离开了微机事业部到联想北方系统集成公司做总工程师，一年后的一场整合使北方系统集成成为历史。后来联想分拆，她又变成了神州数码员工。
2002年，她到了退休的年龄，但神州数码需要她，便返聘她回到公司。她现在工作忙，她的丈夫席克也清闲不下来。席克就是当年将杨元庆招聘进公司的人。
1999年是联想15周年，联想的公关部搞了一个新老员工座谈会，很多退休老员工去了，在那里流下了激动、感慨的泪水。柳传志和李勤去了，杨元庆和郭为去了，他们内心的波澜，动荡于风云际会的15年中。她没有参加，她后来平淡地说：“联想一些老员工，确实为联想呕心沥血……这些人确实敬业。”
1984年冬天的联想只是计算所众多公司中很不起眼的一个，但袁保玑觉得柳传志“确实非常有魅力”。人们总说柳传志胆子很大，她说：“其实柳总是非常小心的一个人。他说杨元庆胆子大就是说他自己胆子小，什么事他想得很周到。”
柳传志有很多地方折服了袁保玑，袁保玑记得有一次，柳传志跑到她面前说：“哎呀，老袁，好些事你为什么不来找我？”袁保玑平时沉默寡言，见到领导来了便躲得很远，但她内心却是异常感动。
她这一生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没有博得青史留名。她以前只是一个平凡的科学家，如今只是一个平静的老太太。在联想历史上，无数人最终被湮灭，她也许就是其中之一。她从不抱怨，也不后悔。联想正是有了他们，才最终成为联想，也正是有了他们，联想的历史才会有时闪耀出人性的光辉。
荒野中的一线亮光
现在，我们回到现实中。我们会发现，在往事与现实之间是一片深谷，好几千年，历史就在这深谷之中游荡。“这多么令人悲哀。”一定会有人说。
联想是一个小小的公司，有不多的几项业务，那里的人努力经营。那里如今有汉卡，有电脑服务，还有一百多个人。他们之间还没出现日后的互相嘲笑、彼此嫉妒，而是和睦相处。他们心无旁骛，不谋求一种安逸的生活，而是谋求一种有意义的人生，谋求一种死后可以留下点什么的人生。
他们谋求的生活就是造电脑。柳传志在1988年4月16日做报告说：“我们三年来所做的工作只是一个开局……周光召院长明确地向我们提出了开创外向型高科技产业，形成规模经济的奋斗目标。而我们公司全体同志的想法和愿望就是：‘我们希望能造出机器来，能造出我们真正的国产机器来，能造出我们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从性能价格比上和国外的机器相竞争的机器来！’”［1］
勃勃雄心甚是可爱，但他们似乎还没等到机会。他们挣了一些钱，但他们无法拿到电子工业部的生产许可，他们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技术支持。他们梦想“作为联想新世界的主人”，有时候仅仅是一种梦想而已。
但柳传志之造电脑，以长远计划遂行。至少在彼时，他已经明白，三年努力只是“开局”，联想已到了蓄势待发的时候。
变化
早在1986年的时候，国家的各种管制就在发生松动。这种变化在今天似乎并无特别价值，但对于1980年代的联想来说，意义非凡。
曾任电子工业部高官的于致田记得：1986年9月电子工业部在山东石岛召开计算机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四条发展方针：建立以四代机为基础的计算机产业；以微型机、软件、小型机、外部设备为重点；以“两微一小”（微机、微电子、小型机）建立核心产业；发展软件和外部设备，重点搞好微、小型机产业。
在北京，国务院召开了第112次会议，听取了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考察美国电子工业后《关于我国电子工业发展方针与战略若干思考》的汇报，认为加快我国电子工业任务艰巨，各级政府应从政策上、资金上给予支持。决定把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软件和程控交换机列为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品，在“七五”期间对这四个行业实行如下优惠政策：免征产品税；减半征收所得税；免征关键设备、仪器的关税；按销售收入提取10%的研究开发费；对重大引进项目免征进口税。为了招聘优秀人才，允许在试办的小型创业企业中，实行工资从优的政策。另外还决定，在“七五”期间每年拨付1亿美元电子发展基金。［2］
第一批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事业单位有151家，它们从1987年元旦起一直到1990年底将被优惠政策包围，联想也是其中的“幸运先生”。
局中人：袁保玑(3)
使用计算机还有补贴，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在1986年的确存在。就在那一年，国家开始了计算机应用补贴政策，每年拿出2亿元作为计算机应用专项款。
以上事迹见于官方历史中，种种传奇成分因为时代并不久远，见证者尚存，得以保持真实性。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重大演变，好像国家意图建立一个电脑的新局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10年，要追赶美国，有些迫不及待了。
代理的革命
冬天很快过去，皑皑白雪开始融化。春天转瞬到来，一眨眼工夫，青草便绿了整个京城。春天到来的时候，联想似乎也赢得了自己的春天。
1987年，联想开始代理AST电脑。那时候中国电脑市场上只有四五个美国品牌。他们给AST电脑装配了联想汉字系统，导致了AST电脑在中国市场上经常脱销。在美国只是一家小企业的AST因为有了联想而获得了成功机会，它曾一度成为中国电脑市场中的霸主，一直到1995年还在处于领先地位。
由于当日电脑价格高得惊人，利润也高得离谱儿，联想自然大发其财。那一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7014万元，柳传志终于有足够的资本实力为联想布局了。
“联想与AST的合作对联想电脑的发展意义重大，通过代理销售AST电脑，联想了解了电脑的内部构造，了解了微处理器和各种组件之间的关系，培养了一批联想的工程师队伍，为联想90年代大举进军电脑领域奠定了基础。”［3］
“对联想来说，代理业务在其发展史上功不可没。可以说，没有代理业务，就没有今天的联想电脑和联想激光打印机，就没有出色的联想管理和成功的渠道管理。”［4］联想走上了自己最早的多元化之路，其结构虽显简陋，意义却非凡。
AST并非与联想合作的第一家国外厂商，惠普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它与联想合作，其目的无非寻求联想为其代理产品。联想代理的第一个惠普产品是绘图仪，从此便与惠普水乳交融，结下了不解情缘。
联想那时候成立了代理部，柳传志亲自抓代理，他学会了如何做贸易。杨元庆以惠普为师，从惠普那里得到了他日后管理PC事业部的经验，最终他赢得了权力，也赢得了IT领袖的声望。
就在联想为AST和惠普做代理的时候，柳传志已开始了他的布局的思考。在1987年，联想面临着无数种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可改变历史，使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同时产生不同的结局。
一种选择是继续推广汉卡，但其市场毕竟有限；二是开发自由品牌电脑，虽然有利可图，但一无资金二无实力，又不可能得到电子工业部的生产许可，即使偷偷摸摸地干了，也会落下先天不足的毛病；三是代理国外电脑积累资金，顺便了解最先进的技术，为自己建立起可靠的销售网络。
柳传志开始看到一个清晰的未来，他曾设想通过代理将优秀产品引入中国市场，然后水到渠成地引进生产线，最终完成技术转移。他后期计划最终没有实现，生产线及技术转移因为AST的傲慢与偏见始终不能成为现实。然而却开辟了另一条道路，使联想史走上了另外一个路口，所遗下的影响时至今日犹未衰竭。
那一年
1987年的1月24日，周光召给柳传志发了封贺信，祝愿他能办出一个“中国的IBM”。他肯定了联想的道路，还赞扬其为科技体制改革做出了贡献。柳传志看到贺信不免有些飘飘然，又不免要进行更多的改革了。
他在6月颁布了联想的章程，说要按一定比例提取企业发展资金、职工福利资金和利润分配资金。稍早前，他与海淀供销合作社签协议，要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计算机技术公司”，联想出资120万元，海淀供销社以1400平方米场地作价出资80万元。他们最终在6月签订了“联营合同”，一个月后获得了中科院的首肯，要他们“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变化总是那么快，仅仅过了一个月，联营公司的注册资本便变更为3000万元，联想以2680万元持股89%，海淀供销社以320万元持股11%。到了1989年，公司又变成了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8年后他们提前终止了“联营合同”，联想又变成了联想自己的联想。
那一年，就在这不停的变动中度过。那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冬天过去，一个新的春天到来的时候，柳传志将带给他们新的震荡，而这震荡甚至影响了他们中很多人的一生，改变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荒野之中的管理
关注联想的人总是冀望获得联想创业时的管理经验，他们大半要失望而归。曾经给联想做过诊断的专家认为早期联想“惊人的混乱创造了惊人的效益”，柳传志虽然很不高兴，却又不得不承认那是事实。
自1984年冬天联想诞生到1987年冬天走过“自为年代”，联想及柳传志都雄心壮志，生气勃勃，但视角转移到管理，当中是一段长期的混乱和令人失望。
然而，将之定义为联想的“黑暗时代”则不正确。虽说这段时间管理处于无序状态，各种会议若断若续，但大规模的扩张和决定性“战役”都取得了胜利。若非如此，则以后的联想便会面目全非，局面将会杂乱无章。好在历史不能假设，旧事不会改变，纵然有些此起彼伏，如今看来也无关宏旨。
局中人：袁保玑(4)
从1984年底至1987年，这一时期的总体特点是产品少，人员少，经营额小，资金短缺。这一时期联想采取的是“平底快船”的管理模式，即总经理直接指挥，权力高度集中；人员和部门一专多能，只要是市场需要什么事都要干；资金则分批量投放然后快速回笼，联想称之为“小步快跑”。这种管理模式对规模很小，处于创业阶段的联想十分有效。［5］
好事者说那时的联想处于“平底快船”结构之中，联想元老及柳传志本人都不记得曾有这种总结。彼时他们忙于开创新局面，少不得独辟蹊径，将所创局面布置妥当，其间费时虽多，但管理的印象却不深刻。若确有管理，亦只是人事上的纠葛，及以盲人骑瞎马般的勇气纵横于荒野。
然则局面已经打开，就会出现气象一新的捭阖，就像黄仁宇形容的一段历史：“两岸的绝壁既已垂直的掉入水中，其下一段景物本来也是别有洞天，经过一段耽搁，越是意料之外，出其不意的展开，越能令人寻味。”［6］
我们检讨联想的这段历史，发现当中浪漫事迹远远超过后来被媒体夸大渲染的高速发展阶段。逻辑成分又少，出色的男男女女，在青史上留下了名字，却很难综合出更为深远的意义。
柳传志既已完成联想的“自为年代”，观测到清晰远景，则他告别“黑暗”，突袭光明，开始布一个“联想局”，便是顺理成章的故事了。在他的布局中，他将面临的磨难不知凡几。
【注释】
［1］《联想》，第1期（试刊），1988年6月17日，联想档案案卷号Z04-1。
［2］《中国计算机工业发展概况及其相关政策研究》，于致田。
［3］《联想集团发展历程》（1984—1998），联想提供。
［4］《企业导师》，路晓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5］《联想集团发展历程》（1984—1998），联想提供。
［6］《中国大历史》，黄仁宇，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1版。
一个局的作为(1)
2003年，在河北徐水县发生了著名的“孙大午事件”，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被公安部门以“非法集资”的名义抓将而去。10月31日，柳传志给孙大午的儿子孙萌发了一份签名传真，以示支持。他告诉“尊敬的孙大午先生”，他是联想集团的柳传志，他看了中央电视台有关孙的报道，对其境况很同情。
“希望你在这个时刻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因此乱了方寸，我在当年创业时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虽然没有你现在所遭遇的困难大），但是都挺过来了。只要你保持你的这种奋斗精神，就一定能渡过难关。”
这封被孙萌“不慎”泄露给媒体的传真迅速引起了互联网上的争论，对孙大午的褒贬瞬间转变为对柳传志行为的赞赏或质疑。有人说柳传志借机沽名钓誉，也有人说他对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暗指他进行个人炒作。
只有柳传志自己知道，他是多么理解孙大午，他多么清楚创业的艰难，他多么深刻地体会到，做一个有良知的、清白的企业家要付出什么代价。
在1988年，柳传志曾经伫立于香港的荒野雄心勃勃，他试图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却不知自己要经历的磨难到底凡几。
香港联想的诞生
1988年初，柳传志开始布局。他不知道自己的局到底会如何作为，却知道布局是实现“造电脑”梦想的希望。他遭遇了一段段插曲，去迎接一种既成事实、不可逆转的趋势。
1987年，联想开始在中关村拥有自己的“大门市”，他们因之与四通产生种种恩怨。为与四通一比高低，联想曾在楼顶树了一块大牌子，四通气愤不过，就树了一块更大的牌子，横亘于整个楼顶，占据了联想“地盘”。为了牌子，双方先是扯皮，然后争吵，不可开交时便诉诸上级，冀望官方力量来维护己方利益。
既是两家大公司，又都有中科院背景，官方既不敢得罪也不敢怠慢，便协调商议和起稀泥。只是联想和四通积怨日深，刚消停几日便又吵将起来，惹得官方烦恼不已，就连周光召也忍不住讽刺他们比阔就像美国黑人戴粗大的金链子。
到了1989年，四通的万润南出逃国外；联想的柳传志则未在改革中犯错误；联想占了上风；四通低调起来。
吕谭平到北京时，柳传志刚把“大门市”租下来。他兴奋不已，硬拉着吕谭平去看。一边看，柳传志还一边手指正在装修的门市对吕谭平说：“一年租金要70多万人民币。”吕谭平连连点头，说：“相当不错，相当不错。”
快到年底的一个下午，柳传志给吕谭平打了个电话，说：“吕先生，你考虑一下，咱们两家可以合作办一个公司，将饼做大。”
吕谭平撂下电话，就去和自己的合作伙伴吴礼益、章立基商量柳传志的提议，没用多长时间，吕谭平们就决定和柳传志们一起干。“饼干”与“比萨饼”之间的“大小”道理谁都明白，关键是能否信任对方，信任对方的人品与能力，吕谭平通过和柳传志的生意和交往，信得过柳传志。［1］
吕谭平后来在“联想走向世界”报告会上夸赞联想“与内地其他单位有很大不同”，“他们讲究信誉，说到做到，并且效率很高”。他恭维柳传志，说以他为首的联想管理层在电脑领域很具战略头脑，“办事认真，计划周密”，办公司的目标是“创办电脑产业，要生产自己设计的机器，到世界各地去比比高低”。
“我们感到和他们志趣相投，思路吻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1987年夏天，我与柳传志接触频繁，我们共谋合办企业，走向海外的大计，真是一拍即合。反复磋商以后，1987年底，计算所所长，也就是联想集团的董事长曾茂朝先生带领王树和先生、李勤先生，到香港与我们签订了合作协议。”
虽然“信得过柳传志”，但吕谭平还是不准备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他们想留条后路，与柳传志搞个合资公司，同时把导远做下去。柳传志坚决反对，他怕吕谭平他们意志不坚定，怕他们分心，怕两个公司利益上分不清。
吕谭平记得1988年大年初四，柳传志从北京给他打来长途，要求他将香港导远合并到香港联想，敦促他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请我们充分考虑。“我第二天便回复柳总：坚决合作，完全同意。”［2］事实却非如此，虽然柳传志主导行动，但他与吕谭平谈判多次，才说服后者放弃“脚踩两条船”的计划。
一份记录显示，柳传志曾到深圳与吕谭平详谈合作，他住在深圳的沈阳宾馆。吕谭平经常早上从香港赶到深圳，与柳传志一起吃“一毛钱”的免费早餐，一边吃一边谈判。有一天他实在不想吃了，就对柳传志说：“柳总我请你吃回饭。”吕谭平带柳传志去了一个度假村，柳传志记得那次吃了冬瓜盅。
柳传志知道“磨嘴皮子”的功效，懂得如何游说别人赞同自己的意见。他与吕谭平推心置腹，谈生意也谈做人。他知道吕谭平在内地接触过很多公司，有的公司瞧不起他们，有的公司不讲信誉，有的拒付货款，害得吕谭平四处追债。与联想合作之前，因为收不回钱，吕谭平的内地生意亏损超过100万港币。
有一次，吕谭平他们与上海一家单位合作，对方四处宣传自己很有技术实力，但他们办事效率极低，也不讲信誉，百般无奈，吕谭平他们只好终止了合作。在最糟糕的1985年，吕谭平卖了内地一批货，收账时却赶上内地银根收紧，很多单位付不出钱来，使得他们几乎破产。在之后的半年，他们坐着硬板火车一趟又一趟分头跑上海、甘肃、四川等地挨家挨户讨账，“样子狼狈至极”。
一个局的作为(2)
想到可悲往事，吕谭平就会想到柳传志的气度和人品。最终，他答应了柳传志的要求，放弃了导远，彻底将自己与联想捆在了一起。
IT行业的观察家刘韧在一本书中记录说：“创办香港联想，吕谭平没钱，联想也没钱，必须靠银行贷款，而银行的钱从来不借给没有钱的人，吕谭平贷不到很多钱，柳传志也不太行，想用银行的钱办香港联想，必须拉一家能从银行贷到钱的大公司参股进香港联想才行。柳传志父亲80年代初到香港创办中国专利公司……柳传志想将中国专利公司下属的中国技术公司拉进香港联想。”［3］
柳传志找曾茂朝代表联想与父亲谈判，后者认为“没有老子和儿子办公司的”。后来柳传志一干人说服“新华社香港分社表示支持”，最终才使北京联想、导远公司和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各出资30万港币，各占1/3股份组成香港联想。
柳传志与柳谷书随即因为总经理人选而产生分歧，后者坚决反对吕谭平出任香港联想总经理。父子二人争得面红耳赤。柳母上前劝道：“你们父子俩……”
柳谷书在港工作多年，他知道很多香港人唯利是图不可靠。他怕柳传志不在香港，香港人捣鬼。他坚持张祖祥当总经理，吕谭平做副手。柳传志了解吕谭平，知道吕谭平出身既苦，少年时做苦工挣钱去英国留学，十几年来一直在奋斗。
柳传志告诉父亲，吕谭平并非唯利是图的那种人，他们也不是要看住中国技术转让公司的钱而是要开展业务，让钱赚更多的钱。柳谷书诘问他：“你对香港了解多少？你在北京，不在香港。我贷款担保，钱真出了事，谁负这个责任？”
父亲的固执让柳传志很沮丧。父亲一向是个固执的人，他因其固执获得成功，后来也因其固执而走向事业低谷。柳传志清晰父亲的性格缺陷，知道多争无益，徒伤感情而已。他当天便想出另一“计谋”，给父亲写了一封声情并茂的长信。
他劈头盖脸地夸奖了父亲一通，赞颂自己的家庭民主和睦，兄弟姐妹从未为任何物质利益发生摩擦。他恭维与父亲的不愉快争论，说明父亲的民主作风。但他依然要说服父亲：“你很有经验，在宏观上你都懂，但是在和这个香港人的接触上，你可能没我了解，我已经和他做了很多笔生意……”
他说与父亲相比他经验差得很远，但他毕竟已40多岁。“办公司前三年中，吃尽了千辛万苦”，现在对工作有了成熟的了解，希望父亲能够支持其工作。［4］
没有人知道是柳传志的声情并茂打动了柳谷书，还是柳谷书舐犊情深，为儿子牺牲了“理智”，总之柳谷书放弃固执，同意吕谭平出任香港联想总经理。
毫无疑问，柳谷书对香港联想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亲自出面请香港各界头面人物参观联想，请自己的朋友支持儿子。后来张祖祥出任香港联想副总经理一职，面对港人的傲慢，他最为自傲的是，吕谭平从不敢见柳谷书，因为中国专利公司是大公司，吕谭平有些怕。张祖祥不怕。
1988年4月1日，香港联想公司在柴湾的一栋破旧的大楼中诞生，它的英文名字叫Legend，中文的全称是“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这个香港联想诞生之日，后来成为联想新财年开始的日子。
6月23日。黄道吉日。吕谭平记得那天他们在香港怡东大酒店举行开业典礼。“当时香港金融界和新闻界的朋友纷纷赶来祝贺，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亲临香港为我们剪彩并发表贺辞。当时仪式隆重，气氛热烈，我感到梦寐以求的事业从此开始起步了，内心十分激动。”
三步曲
多年来柳传志挣扎着戮力布置一个局。在1988年香港联想的诞生使他的局有了眉目，正是他后来屡屡提及的海外发展三步曲。
1989年12月他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时讲起了他的三步曲。第一步就是在海外建立一个贸易公司，进入国际流通领域。他标榜其目的是了解海外市场，探索商业规律，积累资金，找开发外向型产品的突破口。“我们在香港成立了联想电脑有限公司，开业时仅仅投资90万港币。香港联想公司现有102名职工，营业面积达3000平方米。香港联想的发展速度已超过我们的估计。”
他的“二步曲”，是要建立一个包括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国际营销网络的跨国公司，将于1991年完成。他吹嘘联想在处于第二步的中间阶段，其标志性事件乃是1988年8月香港联想并购Quantum公司。Quantum公司与北京联想仅用半年时间就研制出四项“海外新产品”，并在世界计算机博览会上“一炮打响”，“拿回每月4000台订单。”他毫不脸红地说：“现在Quantum公司正以每月3500套的生产量将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286机器（注：实为主机板）销往欧美市场……我们在香港正在筹建研究中心，贸易、生产、开发三个部分合为一体，称为香港联想集团。”
柳传志的“三步曲”，是联想集团海外上市，“形成规模经济，努力跻身于发达国家计算机产业行列之中”。“三步曲”将于1993年实现。［5］
柳传志在1987年曾有“技工贸”一体化之设想，但究其1989年12月的夸张演说，不难发现历史的蛛丝马迹。他提及“贸易、生产、开发三个部分合为一体”，第一次含混地表达了“贸工技”的概念。他的思维发生了转折，这为联想史接下来的铺陈贴补了注解。
一个局的作为(3)
联想的海外战略“三步曲”最终变成打了折扣的现实。可是纵有以上准备，联想还是面临挫折，它要等待机会，才能使自己的军旗在中国电脑市场上四处飘扬。全联想前十年的记录，正是柳传志从自为到自觉布局的纪录。
就在柳传志洋洋自得的时候，联想遭遇一系列的困顿，先是“孙宏斌事件”，接着是“黑色风暴”和大亏损。开启联想史另一条线索的离奇人物倪光南也从一个侧面向柳传志发动了攻击。倪光南的攻击持续了多年，最终没有成功，却好几次差点毁灭了柳传志开创的大好局面。
郭为和杨元庆到来
1988年，联想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郭为、杨元庆和孙宏斌都在那时候出现联想。他们后来或者成为一时风云人物，或者最终赢得了权力。
郭为比杨元庆他们到来得稍早了几个月，后来联想确立“创业基金”人选，郭为此变成1988年6月1日前到联想工作的“元老”。
席克是杨元庆进入联想的主要审核人之一，联想招聘时他也入局联想不久。“柳总要人事部门招一批素质好、学历高的人进公司，”他说，“几个人组成招聘组，因为我懂专业便主持了一下。”那是联想历史上第一次对外招聘，时间跨越了1988年的3月和4月。很多应聘者尚未毕业，杨元庆也是如此。
招聘委员会面试后对杨元庆评价极高，说此人系自动化所计算机专业研究生，专业好，谈吐也不错。但杨元庆说话总是磕巴的毛病直到今天都未改变，这不免教人想像他当年如何骗过了联想的面试官。
席克似乎尤其钟情于杨元庆，传说柳传志当时授命他组建编制4人的技术支持部，他考虑到公司的整体平衡并未邀请杨元庆加入，但他对其印象非常好。15年后席克的爱人袁保玑回忆起面试结束后，席克因为没有看到杨元庆出现在公司，就找了一个女孩子给杨元庆捎话：“杨元庆，你到哪儿去了？”若她未尝出现差错，那么杨元庆找到席克说：“你如果叫我到联想来，我就来。”
郭为高调加盟与杨元庆平淡入局，这些戏剧化情节，只是联想史的注脚，这样的故事，无乃一种幻觉，不过昙花一现。此时历史的成分，尚不能展现郭为和杨元庆的能量，等到联想遭遇多次挫折，发现文化的冲突已经剧烈，新老的交替不可避免，他们才真正获得机会，赢得权力和尊重，也为联想赢得了年轻的未来。
但我们今天回顾联想史，不难发现：1988年春天的这次招聘，是联想局的另一个侧翼，这种大幅度的进出，超过了联想元老院的想像。
从这个历史侧翼出发，我们便易于得到一些戏剧化细节，其中之一便是“郭为追奖”。话说郭为甫一出场便受重用，跟随柳传志身边。当日国家评选科技进步奖，联想得到线报说联想汉字微机系统仅获了二等奖。柳传志大为不悦。当日获一等奖之项目，市场化程度既低，又无甚经济效益。联想汉卡市场反应极为热烈，其又代表最新技术，为何不能获一等奖？他便派郭为前去追讨。
评选已经结束，名单业已内部公布，想更改结果可谓艰难。郭为逐个评委公关，居然获得成功。最终公布的名单中，联想汉字系统也捞到一个一等奖。
“郭为追奖”的成功，使柳传志发现了郭为的才华，也使联想自此有了“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之典故。联想稍后组建公关部，毕显林成为首任经理，郭为则负责日常事务，他在联想青云直上的日子到来了。那年12月30日，郭为为《联想世界》（即《联想报》）上写下《“联想”的呐喊》，又激动了一次：
“当我向公司的全体同仁报告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联想汉字系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我不得不说这是联想的呐喊！在经历了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道路之后，我们终于把5%的希望变成了100%的现实……”
少年意气的背后，是他强烈的自负。当日追奖成功的郭为可谓“双喜临门”。7月30日的《联想世界》刊登了一篇《广而告之》：“公司将于8月6日晚6:30在颐宾楼舞厅为四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婚礼上我公司将有三位小伙子成为新郎，有位姑娘成为新娘。他们是公关部的郭为、李华、办公室的王帮楚，16室的李晔。总经理将主持婚礼。”
写这篇文章的“本报记者”叫李岚，他成为分拆后联想集团的助理总裁。
扯出马雪征的线索
1988年6月，中科院院长周光召访问香港，马雪征是其特别助理。柳传志获知后便吩咐王晓琴：“你的任务是盯住马雪征，让周院长给咱们剪彩。”
王晓琴是联想的外事负责人，如今业已亡故。“这个人的韧性就是联想的特点，”马雪征说，“她请我们去剪彩时，我还不想去。”马比香港人清楚，联想只是一家小公司，而非外界纷传的大集团；在等级森严的科学院中，联想总经理也顶多算个处级干部，离部级的周院长隔着遥远距离。
周光召在见了威尔逊总督后，就开始见各大学校长，然后见贸易发展局局长。行程安排既满，联想名气又小，马雪征不愿周光召去为柳传志的小公司剪彩。
王晓琴黏糊在那里，她不理会马雪征“行程安排很满”和“没时间”的借口。她笑眯眯地站在门口不走，马雪征拿她没辙，只好让她坐下。王晓琴坐下后就开始诉说联想现在怎么困难但前景如何光明。马雪征居然被她说动了。
一个局的作为(4)
多年后，马雪征回忆说，王晓琴当时饭都不吃地坐在她的办公室里，整整坐了一天。她看到王晓琴，觉得自己脑袋都大了，最后只好安排。“你火也火不得，她脾气特别好。她就黏。她跟我聊说：你帮帮我们，帮帮忙，比如做个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