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雪征去向周光召汇报，周光召特别开心。马雪征随周光召参加了剪彩，那是她第一次接触联想。剪彩前她来到香港联想，原以为香港灯红酒绿，香港联想一定甚是阔气，谁知竟破烂不堪。她在柴湾见识了柳传志的那间小办公室。“我确实没想到，科学院的科学家柳传志能在这地方上班，而且自豪得不得了。”
马雪征颇为感慨，但柳传志胸中自豪却无法自抑，他对周光召说：“周院长，我带您看看我们公司的办事处。”马雪征想，那办事处再差也得是玻璃墙的写字楼才是，谁料却是在深圳都见不着的破地方。“甭说深圳，像惠州都见不着，破成那样。”她说，“叫作工业大厦，其实只有一部客梯，剩下全是货梯。”那些货梯的大台阶都很高，为了方便铲车“卡板”。
她随周光召走进去，初时还以为人人西装革履，谁知那儿的人全光着膀子，搭条毛巾，踢双人字拖鞋，穿着大裤衩，推着卡板。马雪征记得，车货梯前柳传志对周光召客气：“你先进。”他的确得让周光召先进去，否则卡板进不去。周光召跟他们一起挤到电梯最里边。电梯停下来，卡板先出去，他们才能出去。
马雪征从未到过这种破地方，她想问这是什么地方，但她不敢。她很惊讶：为什么能呆在这种地方柳传志便如此自豪！柳传志带他们参观公司，因为对电梯印象深刻，多年后马雪征已忘记柳传志办公室的模样。
参观完了破办公室，柳传志又颇为戏剧地邀请周光召坐船游河，说是要汇报工作。周光召因为晕船，便拒绝了他的邀请，说是要让他上船什么都听不进去了。马雪征后来偶尔有时会想：“大概柳总认为，最高尚的可能就是游河。”
剪彩那天，柳传志还是弄了条小船，愣是把周光召搞到船上去了。那条小船晃来晃去，搞得他们晕头转向。幸亏马雪征提早给周光召买了晕船药。出发前周光召问她：“这个药是不是吃了就睡觉？要睡觉的话，让柳传志找你（算账）。我晕船，晕了就睡。”周光召吃了药，上了船，没晕船。
坐在船上，风拂浪激，柳传志向周光召讲了他的一二三步曲。他比画着怎么打这个怎么打那个，国内如何做海外如何做。他斩钉截铁的语气，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他两眼放光，周光召则面带微笑，频频颔首。
马雪征想起这段往事就忍俊不禁：“在船上，你会觉得这是一家有宏伟蓝图的公司。但想到那部电梯和那间办公室，你根本不可能觉得它会很伟大。怎么在那种地方办公的人会有这么一个蓝图？”她开始觉得柳传志是个奇特人物。
马雪征后来在海淀剧院参加了联想的一次誓师会，听柳传志讲话。她当时感觉场面像极了文化大革命：柳传志在那里声嘶力竭，讲的话又特别震撼人。那时她又在想：这个公司怎么这么奇特？那么丁点儿的一个公司，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在那儿？她怀疑那些人不是公司员工而是从外面弄来凑数的。
为香港联想剪彩后，过了两年，马雪征加入了这家奇特的公司。
黄道吉日的6月23日，香港联想开业典礼后又召开发布会。柳传志大言不惭地告诉记者，香港联想第一年营业额要超过1000万美元。
“柳传志说完感到记者们没反应，柳传志以为他们听不懂普通话，实际情况不是香港记者听不懂普通话，而是他们听惯了国内厂长经理们在香港吹牛，所以，也没拿柳传志的话当回事。”［6］
那些以沉默表示怀疑的记者们没有想到，香港联想第一年营业额便达到1.2亿港币，远远超过柳传志承诺的1000万美元。后来再开发布会，不等柳传志开口，记者们就不停提问：香港联想是怎么创奇迹的？香港联想有什么“高招”？
在一次次应付香港记者提问的过程中，柳传志总结出了“瞎子背瘸子”、“田忌赛马”和“茅台与二锅头”的策略。这是后话。
出路就是开辟无数条路
在1988年夏天，柳传志与吕谭平进行着“蜜月”前最激烈的“热恋”。AST恰好在那时不得不求助于吕谭平。AST的财年在6月结束，他们希望以自己的良好业绩对股市有个交代。他们既然制造电脑，唯一出路便是多卖机器。所以，他们问吕谭平：“吕先生能不能帮帮忙，多进些货？”
吕谭平想都没想就拍胸脯说好，条件是6月的前半月AST在亚太地区不再向外销售机器，容吕谭平独家慢慢出货，从容地经营。AST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便与吕谭平握手成交。于是香港联想与AST完成了“联想AST策略联盟”。
香港联想之所以能和AST这么有默契，是因为吕谭平在AST早就“有人”，AST亚太区经理中很多人都在导远干过，是1985年国内银根紧缩，生意不好做，导远收缩，这些人才去了AST，所以，此时吕谭平特别容易和他们沟通，知道他们的喜好以及风格。［7］
联想1987年选定代理AST电脑，也缘于吕谭平的极力推荐。早期联想一直做着IBM电脑生意，但IBM后来主推的“微信道”技术极不成功，在日本又搞了一个“汉字PC”，与联想汉卡起了冲突。联想便打算不再与IBM合作。
一个局的作为(5)
柳传志他们去香港不太方便，吕谭平就将包括AST在内的多款电脑送到深圳，柳传志带着工程师在那里看机器。他选中AST，送到北京验完机后，就决定代理这款没甚名气的美国二线电脑。
联想代理AST极其成功。香港联想既已诞生，柳传志便谋划将代理AST业务变成“金矿挖掘机”。他底气十足：香港联想负责进货，北京联想负责销售。刘韧描述说：“香港联想有北京联想保底市场撑着，就敢向AST多定货，开始一个月订1000台，后来一个月订3000多台，反正北京联想能卖掉，一个月卖不完，就卖两个月，当时PC不存在价格老跌的问题，不太怕压货。”
香港联想在内地疯狂扩张，几乎垄断了AST在内地的销售。利润既高，毛利超过20%，第一年便赚了1200万港币。柳传志后来说：“头一年1200万利润主要是吕谭平他们挣的，关系都是他们的关系，我主要是贷款，在销售上面没起什么作用。”柳传志带给吕谭平他们的是自信，因为AST市场扩张迅速，吕谭平和章立基他们狂妄不已。他们倒也有狂妄的资本，因为“直到1992、1993年，电脑巨头康柏都被AST压在底下”，全球低迷的AST在中国一枝独秀。
那一年冬天，柳传志和胡靖宇去了趟美国。他们是被经贸部国际技术交流中心邀请去的。他们在美国转悠了26天，足迹遍布于拉斯维加斯、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和纽约，却只干了三件事。
柳传志回国后告诉总裁室，他们干的第一件事，是准备在美国办一个软件公司而非输出技术劳力。他说这取决于美国到底软件市场有多大；能否找到既能做软件系统分析和设计，又能做市场开拓的美国人与其合作；联想的人去那里后，能否从程序员做起一直上升到管理层。
柳传志发现美国软件市场之大令人惊叹，仅西雅图就有一百多家软件公司。但问题的关键是他能否很快选到可靠的合作伙伴。在美国他不停与人握手，有两家公司对其表示了好感。“在他们选定负责市场业务的每个经理后，倪总将前去审定。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明年春天软件公司就能打出去。”
他们还参观了拉斯维加斯的计算机展览，参观后柳传志感慨美国计算机市场的庞大，他发现了商业机遇：“墨西哥人和台湾人做的机器在性能上、设计上均不如我们，但他们生产批量大，成本低，价格便宜……我们在技术上能超过他们，只要把价格、利润做些调整，就能和他们在美国市场上争个高低。”
他们干的第三件事，是初步选择了几项高技术产品，“将像介绍AST产品那样引进国内”。“总的印象，打开国际市场绝非轻而易举，但也不是根本做不到的，”他说，“只要我们有‘争’和‘挤’的劲头儿，凭我们公司的力量，一定能在美国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8］
美国之行对柳传志的刺激，散见于后来的种种叙述中。陈惠湘在《联想为什么》中说，柳传志发现美国很多企业写字楼豪华气派，大多为好几个欧美国家的股东合资兴办。一些寒碜的小公司多由亚洲人兴办，股东通常只有一人。“尽管这个亚洲老板纯就个人财产而言也许要超过那些合股的欧美人，但亚洲人不愿意大家合作盖一栋摩天大楼。很多年后，柳传志对此事耿耿于怀。”李勤也耿耿于怀，他抱怨亚洲文化不愿做“牛后”，只愿做“鸡头”。
柳传志曾将联想比喻为一个贫穷的黑人。他后来也明白，作为一个贫穷黑人的联想在美国快速办公司似乎不太现实。他最终将全部精力投入香港联想而非在美国办软件公司。香港联想开业时，很多人惊异于柳传志“大举进军海外”的行动，以为联想资本雄厚，只有柳传志明白他们是“黑人穿西装”：“因为你穷，如果再不穿好一些显出一派信心十足，谁还敢与你做生意呢？”
就在柳传志对进军美国软件市场雄心勃勃之时，联想已开始在香港操弄硬件。联想涉足硬件制造源于吕谭平对其位置的忧虑。吕谭平曾留学英伦，他聪明过人，嗅觉灵敏，知道自己的附加值是对海外电脑市场的熟稔。
他的忧虑促使他采取行动。有一次他偶遇板卡生产商蒋国辉，后者试图与香港联想合作生产板卡，而板卡业务则需要强势的海外市场拓展。吕谭平见机遇到来，便向柳传志提议进入板卡制造业。他说：“单靠国内市场，有经销商的风险，光靠做贸易，一条腿站不稳……要把业务分成海外和中国两块。”
已动抛弃“技工贸”改投“贸工技”之念的柳传志正中下怀，他委托吕谭平与蒋国辉进行谈判。谈判一帆风顺，于是联想便与蒋国辉的Quantum公司合资组建新公司。蒋国辉以自己的板卡厂作价出资，持有45%股份，香港联想持有30%股份，北京联想持有25%股份，“大联想”以55%股份控股了新公司。
多年以后观察者可轻易察觉出柳传志耍的小小诡计，他既知香港联想有吕谭平等人股份，北京联想与吕谭平无涉，便使用“蚕食政策”增加北京联想的股权比例，要在里面“说话算数”。
倪光南随后带了十几个工程师来到香港，开始设计板卡。他既迷恋硬件，设计板卡正合其胃口。吕谭平与倪光南开始磨合。倪光南最初不愿使用韩国和台湾生产的元器件，而喜欢用美国件，吕谭平就耐心告诉他们做企业和做研究不一样：“不用台湾元器件，怎么跟人家拼价格?”
一个局的作为(6)
还有一次，他对倪光南说：“对商业来说，用最好的元器件，做出最好的产品不能算成功，用最便宜的元器件，将它做到最好才算成功。”作为商人，吕谭平明白，他必须将成本降低到极限，如此才可保持利润的最大化。他知道研究用的元器件差一点没关系，只要核心和原理正确就足以开发出新品。只要产品保证质量，不会让用户觉得差劲，无法使用，便算是成功。
倪光南设计板卡时，问题接连不断地发生，“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一套系统性的测试。”吕谭平与倪光南他们一起制定了联想QDI（板卡）的第一个测试标准，他后来形容自己相当于半个R&D的副总裁。“早上10点钟开会一直开到晚上，天天在开会。北京的工程师技术都非常好，但我要向他们灌输商业观点。”
倪光南作为总工程师并无市场概念，他讨厌在重压下工作，柳传志则信奉“将树上的果子摇净”，其当日未见冲突龃龉，却为日后深埋祸根。
两年之后，联想的QDI开始赢利。柳传志为找到出路，开辟了无数条道路。他最后才发现，他开辟的条条道路，居然都通向了同一个终点。
没有人知道他回忆开辟道路的往事时，是否会庆幸自己没有以粗蛮的方法去冲破种种困境，更没有公开凿穿众所共信的神话。在真实生活中，他刚傲而强硬，有时脾气急躁，但在1988年，穿越无数条道路之间，往返于错综复杂的各种利害，他竟然谨慎周详，向四面八方显示出他复杂人格的机动力。这不能不令人对其性格的转变萌发兴趣，既而窥探到其管理思想的雏形了。
“大船结构”
综合来说，1988年的柳传志不可能一眼看穿他自己在联想史上的作为。即使16年后，要想洞悉全部，仍至为不易。在讨论他们当日行为与个性时，人们不免扬善隐恶，为尊者讳。扬隐之余，很少人曾提及的则是，柳传志获得的成果，无乃是一个大时代所合理维持的一种选择。既属时代选择，必然充满种种偶然，却又似是而非，放诸历史之中，又是必然之结果。
柳传志以“做小买卖起家”自居，不时发出通告，表示对旧事的不忘，要求他的下属们摒弃矫揉造作，而要以理想而务实的态度，及严格评判的道德是非，去管理联想所赋予他们的权力。
自从杨元庆和郭为自立门户，柳传志在联想就变成了半个神。他对潮流的判断和对纠纷的仲裁，有时会露出神权判断的痕迹，不容置疑，无从更改。在联想，他创造了一种政治传统，以现实的功业和自身的道德为是非的判定。完美的人物自然并不多见，有时不免出现一两个叫他颇为头痛的家伙。有一个叫孙宏斌的，有一次甚至教他惶惶然了。
用不着多说，历史已经证明，柳传志在1988年的布局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当他的经济政策发挥效用时，联想的“大船结构”开始成型。
柳传志有一次说起联想提出“大船结构”的背景：“什么叫做‘大船结构’企业模式？1987年底1988年初之际中关村街上几百家公司发展起来。这些民办的、官办的、半官半民的科技企业究竟如何发展？建立什么样的企业模式？众说不一。当时有的提出分散经营、小卫星制、小诸侯制，我们觉得也有道理，管理上灵活，容易调动下面的积极性，领导上比较超脱。但我们也看到，兵力分散，正是我国多年来科研管理上的一大弊端，而且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趋于协作、大联合。同时我们注意到当时的一些新兴企业内部出现脱钩现象，小摊贩、小山头儿思想导致企业停滞不前。我们认识到，没有一支组织严密、战斗力很强的队伍，企业就成不了气候，形不成产业，也就无从谈起进军海外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了‘大船结构’管理模式。”［9］
柳传志所谓“大船结构”，首先是企业内部管理方法和结构，其特点是“集中指挥，分工协作”，包括5层意思——
集中指挥，统一协调；各“船舱”实行经济承包合同制；逐步实现制度化管理；公司实行集体领导；思想政治工作与奖罚严明的组织纪律结合。
柳传志后来基于“大船结构”又总结出了包括6方面的“大船文化”，即：
灌输全面的价值观；树立事业上的共同理想；筑造集团公司的整体意识；塑造高技术企业的社会形象；弘扬拼搏创业的公司精神；培养以企业为家、以集团为荣的自豪感，倡导亲密和谐的内部关系。
柳传志之提倡大船结构，缘于当日中关村大大小小的企业均奉行开小船之原则，其机动、快速的优势虽然尽现，但若遭遇危机，一条小船便可毁掉整个公司。信通后来走私事发，金燕静锒铛入狱，引发事端的，亦不过是其中一条“小船”。
柳传志提出其大船结构的哲学思想，我们在绪论中揣测其可能有“联想海图”情结。他无数次提到作为一个具体意象的“船”，的确耐人寻味。哲学体系的提出简单，执行却难。虽说是建立了“大船结构”，创造了“大船文化”，但直到1988年冬天，联想依旧一片“惊人的混乱，惊人的效益”。
那是北京体改咨询中心11月12日为联想做出的诊断报告，说联想“明显的优势与明显的劣势并存，需要把继续创业的重负与体制改革统一起来”，公司有三大劣势：职能分化不到位；运行方式不到位；公司主体不到位。又说联想创立至今，“始终处于打天下的高速运转状态”，市场机遇、血缘制约与管理意识、管理水平相互作用，导致长期以来管理体制只能被动调整，无力全盘改革。［10］
一个局的作为(7)
那一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2.5亿，较之去年的7014万元，简直是一个突飞猛进的奇迹。高速增长掩盖了太多东西。至少掩盖了联想管理上的缺陷。
柳传志所戮力创建的管理体系，因为背景变动既快，他又缺乏足够时间，似乎进境一直不若想象中顺利。在一个全新的“联想局”中，柳传志只能将自己偶然间的灵光一现记录下来，作为联想“大船结构”的一个底本。
柳传志乘势
所谓局势，《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政治、军事等）一个时期内的发展情况。”孟子曰：“有智慧，不如乘势。”开创新局，期待一个新局有所作为，必定要借助势能。很多人评价柳传志时，总是强调他特别善于借势。
在《智慧算术》中吴稼祥先生说：“借势是别人和社会有需求，你满足别人和社会的需求……借势的关键，是准确判断人心向背和社会需求。有需求，坏事也能干成；没有需求，或需求不强烈，好事也可能干不成。”
柳传志借助了国家对高科技的重视，借助了中央对发展计算机产业的需求。1988年1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温家宝到联想视察时对他们说，中央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国家看来动了真格的。那一年成立的机械电子工业部，邹家华担任部长，计算机业由该部的计算机司管理。
联想4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开创外向型高科技产业”大会时，邀请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6月23日周光召为香港联想开业剪彩；11月8日，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中科院科学家，名单中有个人叫倪光南……
开会与参观，讲话与题词，是1980年代企业所能借助的最大势能，它们既为企业提供了人气与支持，亦可使公众相信其实力。当日柳传志借足了势，他开创的新局孕育着新的希望。若其记忆力足够出色，他一定记得那些新希望包括：
联想在3月注册了“联想牌”商标“LX”，注册证为第334693号。4月20日的总经理室会议讨论了成员分工与工作安排，将宣传组变成了公关部。他们还约定每周六下午总经理与职工对话，第一个出来对话的人是柳传志。
他们在6月17办了一份叫《联想报》的小报。柳传志在8月27日提出了1.3亿元营业目标。李勤在11月17日与业务部经理恳谈，要他们转变经营策略，克服疲沓情绪。他们恳谈的时候，北京体制改革咨询中心刚对联想完成了诊断。
然而，这些代表“大传统”的联想官方“大事记”，其任务即或不为“褒贬”，也很难从逻辑上提供为什么“白者愈白，黑者愈黑”。它们往往因其自身单调枯燥，使其所烘托的历史细节愈加珍贵。
柳传志在1988年为联想布局，当日虽未有明确表达，其腔调也不辉煌，实际上却为一种“小传统”的激动和民间的野心勃勃的氛围所笼罩，不若后来遭遇大亏损，整个氛围又瞬间转折为失望和堕落。
柳传志强调联想要有斯巴达克方阵一般的纪律，在“惊人的混乱”年代，似乎因为“惊人的效益”阻隔，并未收到特别效果，有时不得不寻觅另外的途径。但他所总结的“大船结构”管理模式与“大船文化”，因其后来的半神地位，则得以永久性地流传下来。只要联想不老，那些人创业的雄心未灭，那些颇显效果的仪式和做作，就仍然派得上用场。
中国人之接受柳传志布下的一个“联想局”，当中尚需一番周折，但联想集团的诞生和柳传志迎来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却是转瞬即至的事情。1989年到来的时候，柳传志开始面对一个既残酷又别出心裁的转圜之点。
2004年，已经是杨元庆执掌分拆后的联想集团。柳传志和杨元庆已发现，联想集团没有完成自己的三年规划。后者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愤怒地诘问：3年过去了，我们的野心哪里去了？我们的创业精神哪里去了？
是的，那些美丽的花朵哪里去了？
【注释】
［1］、［3］、［4］、［6］、［7］《知识英雄2.0》，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2］《中港精诚合作，共同走向世界》，吕谭平，1990年7月，联想档案。
［5］《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柳传志，1989年12月，联想档案。
［8］《柳总归来谈美国市场》，《联想世界》，1998年12月15日。
［9］《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柳传志，1989年12月，联想档案。
［10］《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咨询报告之一》，北京体制改革咨询研究中心，1988年11月22日。
瞻前顾后的基点(1)
1989年，对于柳传志来说，是联想史上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联想局”在那一年成型，柳传志在那一年被传“逃到海外”。他遭遇了商业上的风暴，但他最终赢得了那场“联想局”的战争。
汉诺威并不遥远
1989年1月30日，联想集团在海淀影剧院召开了成立大会。正是马雪征记忆深刻的那场：柳传志在会上声嘶力竭，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他告诉联想的员工：从1984年到现在，联想的累计营业额达到了5.5亿，固定资产超过了5000万。联想现在拥有360名员工和16个国内外的子公司和有2个研发中心、1个培训中心、3个生产基地和1个位于新加坡的销售服务中心（新加坡），以及遍布全国的34个维修站，已经变成一家外向型计算机集团。
柳传志信誓旦旦地向他们描述了一个美丽前景，台下的人热血澎湃，觉得理想中的新世界似乎即将到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似乎加深了他们的幻觉。
1989年3月，联想设计的286微机准备参加德国汉诺威国际博览会。那是世界计算机行业最高规格的博览会。从3月10日开始的10天里，40个国家的3300个展团将在汉诺威展示最完整的办公室、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于制造商来说，汉诺威因其特别地位而成为新产品、新系统进入世界市场的大门。
联想携Q286电脑和1套随机软件、诊断盘和测试卡、XT微机、联想FAX传真通讯卡参加交易会。在电脑厅进行展示的联想赢得了尊重，他们提供的电脑达到了世界主流微机水平，较之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同类产品，性能既优越，价格又低廉。仅仅10天博览，他们就收到大量订单。《人民日报》记者费伟伟后来写道：
“在电脑厅，一家中国公司的仅30多平方米的小展台引起了各国客商的注意。这里展出的一种新型微型计算机，以其优异的性能、便宜的价格，把人们从参展的同类产品前吸引过来。为期10天的交易会降下帷幕时，这家首次在国际市场亮相的公司竟一举获得来自欧美等20多个国家客商的订单：整套微机2073台，联想核心的主机板2483块。”
联想的一份宣传资料说很多外商看到联想产品就兴奋，连演示都不看就要订货，因为台湾的FAX卡卖700多美元，联想才卖四百多。
联想在汉诺威获得了成功，“当汉诺威的好消息传到计算所公司时，许多人喜极而泣”。既能为国争光，又使公司声名大振，那么对成功的宣传瞬间不可避免地铺天盖地，倪光南于是以技术神的身份再次粉墨登场，承接光芒的笼罩。
光环圈耀之下，对倪光南的褒扬成为一种习惯。威声在《联想之光》中说：“倪光南属于联想集团，联想集团属于改革时代中国计算机事业，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烘托出倪光南的人生价值。联想人从总裁到库房管理员无不以倪总为师表，他超群的智慧，令人折服的人格力量可以从几个传奇小故事中凸现。”
1989年1月，联想Q286微机开发进入样机最后调试阶段……倪光南急得满嘴起泡，带上样机急奔机场……大年初一，刚回到北京的倪光南就和十几位同事一起，一清早就扎进测试室，不分白天黑夜地赶……他们知道，假如赶不上今年3月份汉诺威的计算机交易会，就会失掉半年时间。半年，果真就那么重要么？计算所公司的人回答：如果我们不比别人加倍努力，那就永远无法弥补我们和世界的差距，如果是别人快步走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快步跑。［1］
就在汉诺威交易会开幕前3天，3月7日，柳传志向中科院递交了报告，说是想成立联想集团公司。公司名称暂定“北京中国科学院联想集团公司”，下设13个经济实体；联想集团与子公司以资金技术为纽带，实行控股管理。
一场新的变化不可避免，在过去的4年多时间中，柳传志一直维系的“计算所公司”现在将被“联想集团”所取代。放诸联想史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次变动是一个基点，一个“技工贸”向“贸工技”转折的基点。
2004年春天，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再次引发了对于联想道路的讨论，有人说该走“技工贸”，有人表示理解“贸工技”。许多人扯出旧年恩怨，过多地渲染了个人恩怨在联想局中的作用。但如果我们站在企业的立场之上，如果我们站在企业家的立场之上，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一封信和一封回信
1989年4月5日，柳传志给胡启恒写了一封信，他请胡启恒“并转光召同志”。头一天，柳传志向他们做了汇报，但他觉得由于时间关系没把想法谈透。
在4月4日的汇报中，柳传志对胡启恒他们说：“院领导是公司的老板，我们是伙计。”胡启恒和张弘同志都笑着暗示他们：“此刻有事了，你们找院里来了，等过去以后，还是你们照样当老板。”
“虽说是笑话，但实质上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我们已思考良久的问题。这牵涉到资产关系，牵涉到我们拼命工作的动力，牵涉到公司发展的方向。”柳传志说，“我们不打算作万润南，不想成为个人富翁……如果我们之间谁有了天灾人祸，其他人将对他和家属一保到底（因为我们没有把握这种超负荷运行能坚持多久）。但是我们谁都不许有成为一个资本家的要求，如果我们之间谁改变了初衷，可以好来好散，但计算所公司总经理室工作动力的出发点不能改变。”
瞻前顾后的基点(2)
柳传志发现几年来，在“民办”公司和“官办”公司运行机制的较量中，“官办”明显占下风。他觉得是责任心的原因。民办公司的领导者拼命工作，敢于冒风险，关键时刻“他们也会像话剧《日出》中的潘耀亭一样手拿着电话打哆嗦，这可能是因为资产关系在起作用，他们算过了利弊得失以后，觉得冒险值得”。
但官办公司的领导者干劲儿就差了许多。“因为他们也把利弊得失算得很透彻。累出病来只能吃劳保；出了漏子自己要承担责任。因此在为了工作而致使个人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们就不肯挺身而出，不顾工作会受多大损失；而如果和自己私利有关的时候，适当地冒些风险则在所不惜了。”
柳传志曾分析为什么香港那么多中资公司，即使规模很大，与当地企业竞争也居于下风。他觉得至少一个原因是中资公司从职员到领导花了太多的精力去考虑如何买到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考虑存款用哪国货币利息风险小；如何将自己的家属调港工作等等。而他们的对手则全力经营企业。
“我们向院领导表明了心迹，我们不当资本家。那么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什么？这几年，为了公司的兴旺，我们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李勤同志始终带着严重的心房显（纤）颤去工作。由于我们做的事情都有明确的目的，所以时时刻刻总是逼着自己达到预定的效果，这样人就老是处于一种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状态，仿佛经常在心中压着一块石头。”
柳传志说他们常在最困难时互勉：解决难题就像是喝不放糖的清咖啡，可以说很苦，也可以说很香。如果只为改善一下生活，那就绝对不值得他们这样拼命，如果有明确的动力和目标，那么克服困难就不觉得苦。
“那么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柳传志写道，“当公司创建的时候是为了求生存；当基本能站住脚了，我们希望能成为科研成果转为产品的桥梁，同时我们以为得到了难得的机会，也想施展一下，看看我们到底能挑多重的担子，使个人的事业心得到满足。”
柳传志表白说1988年香港联想的成功，使他们的动力有了质的飞跃，大涨其外向战略之信心。他们想实现高科技跨国公司的梦能，“有机会把自己的生活、生命和整个中国科学院的事业联系起来，甚至和国家科技改革的方阵联系起来”。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第一件事是要院领导看到我们的能力，相信我们的能力。”他说，“第二件事是要让院领导相信我们的忠诚——对事业的忠诚，做人的忠诚。昨天的汇报实际是忠诚的一种体现。”
他暗示其试图了解中科院领导如何看待他们？他们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否被当作一厢情愿、自说自语？他委婉地表达了其担心：院领导不相信他们的能力，或者认为其此番剖明心迹是在玩弄权术。他想要一个“明确的回答”，以安慰自己的内心：这么干到底对不对？到底值不值？有没有可能干成？
在信的最后，柳传志写道：“光召同志、启恒同志：您们是我们信赖的领导。‘士为知己者死’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感情因素的重视。正因为如此，我才冒昧直率地写了这封信。我们殷切地盼望着您们对我们的指示，只要是直爽的，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我们都会认真地体会并用行动去贯彻。”
周光召很快见到了这封信，他在柳传志的信上写了：“请启恒转达传志同志，我们完全信任他们，并全力支持他们。相信他们在中国历史这个转折关头，能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那样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终身奋斗，以智慧和胆略去征服国际市场，为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作出重大贡献。”
胡启恒提笔给柳传志写回信，也是4月5日。写下了“传志”二字，她说：“读你的信，我流了眼泪。对祖国、人民，对党的赤子之心永远是我们最珍爱的东西。尽管世风日下，我们这些人心里的这一块绿洲希望能永恒地保持生机。”
胡启恒向柳传志讲述自己1978年访问了美国一些高技术跨国公司以来，就一直梦想着中国有自己的高技术产业。“无疑这是我们民族的历史要求，也是我们几代人的共同梦想。”现在周光召在中科院竖起了一杆旗，旗帜上写着：中国必须有，我们决心创办高技术产业。她看到尽管中科院内已出现了几百家公司，但其目的和动机各式各样。“看到你柳传志向我们表明心迹，原来你们的动力真正是我们共同的梦想、理想。要说知音的话，我看你们才是我们的知音！你们自动地走到这面大旗下，甘愿冒枪林弹雨去冲锋陷阵，这对擎旗的人是多大的支持！所以，我们是同生共死的战友，我们在不同的位置上向同一个目标进军。”
有时候胡启恒会问周光召：“在中国社会的现状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一些理想主义者，想得太好了，离现实太远？”但联想和其他公司哪怕是小小的胜利，都使她感到无比的快慰，“好像在黑暗中，在荆棘丛生的没有路可走的荒原上看到我们预定进军的方向果然升起了几颗照明的信号弹那样。”
“中华民族已是无路可退了！”她说，“在我们共同的路上，来自各个方面的明枪暗箭障碍险阻还不知有多少……你们的公司，和你们这些人一起成长，将成就大事。放眼历史长河，20年后定会出现新的天地。创业者的艰辛定会伴随着最美最甘甜的成功之果。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我们苦难的祖国奋斗吧！”
瞻前顾后的基点(3)
写完了信，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胡启恒突然又准备再写点什么：“你和倪光南的配合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必需的条件。在许多企业的创业史中都有这样的配合。你们已具备了起飞的条件。这是我的认识。”［2］
1989年4月4日，一定发生了某些事情。可以确定的是，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似乎与梳理产权关系并无直接关联。柳传志汇报组建联想集团的设想，胡启恒他们似乎对其设想兴致不高，对其“老板说”亦不以为然，觉得联想在利用科学院。柳传志颇感委屈，便写了长长的一封信。
究乎历史的蛛丝马迹，我们隐约感觉，那是“联想局”的某个转圜之点。写给胡启恒的信中，柳传志已经提出公司与中科院的资产关系问题。这或可成为联想梳理产权关系的第一步，也是柳传志“拐大弯”的开始。出乎柳传志的意料的是，他这大弯却拐了十几年。
如果没有这两封信，以及从4月7日开始的3天中，中科院批复同意组建注册资金3000万元、性质为全民（集体联营）的北京联想高科技集团公司，迄今无能力窥测出在1989年4月4日，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往来的两封信中，我们可窥测历史的某个侧面，隐约看到那一代人的内心。他们既从文化革命的潮流中脱身而出，觉得时间珍贵，便只有大刀阔斧地行事。周光召提出的“一院两制”沉淀于大时代中，便使中国科学院诞生了数百家公司，使中关村成为中国的硅谷。这些公司经过时间砥砺，有的变成了死于荒野的时尚，有的则高高屹立于中关村，屹立于中国IT业潮头，成为象征或标杆。
周光召时代的科学院在中关村和联想史中留下来的痕迹，带有无穷的戏剧性，其影响所至，迄今未衰，当中最大的特色，乃是外界看来不加节制地支持。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的精英分子们无法理解前代人之间的“战友”感情，也就无法推及联想所获支持是鉴于前代之覆辙所产生。
内心
1989年3月，柳传志不停地开会。讨论汉诺威的会议自不必说，3月23日他还召集联席会，说要讨论加强公司党组织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二天，他又受委托给15室、16室党支部全体党员、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讲话。
那天，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近年来，我们党的局部形象是苍白的。党的组织生活不能按期召开，开会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发展党员，此外，就是发牢骚，拉闲篇，小组长的主要职能就是收党费，等等。”
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不可能产生出柳传志一代的感情。后者清晰地记得他们是带着一种如何神圣而崇敬的心情填写入党志愿书。“我们四十多岁的人可能有过这样的切身体会：1960年我上高三，17岁，正是困难时期，到晚上饿得能抓一大把药丸子塞到嘴里。但那时候团支部号召说，一人捐两斤粮食支援灾区，马上就捐，眼儿都不眨！好多同学个儿头、块儿头比我大，也都这样。这是什么？这就是党的力量。我们看电影《上甘岭》时，前面一排倒下去，后边跟着扑上来，我们是要流眼泪的，而且真心相信，一点儿都不假。”
那时候，赵紫阳在报告中说国家正处于历史大转变的时期，一些人开始研究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国家兴亡对个体的直接影响。
“那么，公司需要什么？”柳传志问。“请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的每一个部门，是不是都多多少少地有些不健康的、不利于公司发展的风在吹？是不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会产生部门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意见、隔阂？甚至不顾大局，影响工作？另外再想想，当部门经理出差一个月的话，你们那儿的工作是不是还一切井然有序地照常进行？再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如果公司受到大的挫折，比如说影响大家的奖金，一下子降到50%的时候，我们的队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柳传志说他希望有一支队伍，像小说《斯巴达克斯》描述的那样，结成一个方阵，当前面的人倒下，后面马上有人补他的位置，阵脚不乱，气势不减。“要能做到这样，那么再大的风浪，我们也会遇险不惊了。”
“我们的前途还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坎坷，”他说，“尽管我们在香港这一炮打得很响，倪总今天从汉诺威带回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但是，我们是不是就能放心大胆地往里扔钱了？稍微有点闪失，就会给公司带来极大的麻烦。”
柳传志的担心不幸被言中，不久之后，吕谭平他们果然给柳传志带来了极大麻烦。香港联想开始第一次大亏损。这是后话。
3月24日的柳传志激情澎湃，却又语重心长。他把自己的内心袒露在他的下属面前。他很罕见地讲了一个多钟头。他推心置腹，说倪光南设计的286微机在汉诺威取得了至少每月1500台的订单，但4月份马上拿出一批样机却非常困难。他说不敢提前把样机做出来，“钱在手里没看得很准的话，攥出水来也不敢投下去”。“假如我们是那种‘败家子’的单位的话，这钱早就扔下去了。但是我们手里是什么钱？不仅仅是血汗钱，万一有个闪失，公司的根基就会发生动摇。”
他在那天说到了“三种人”，他后来又多次说到“三种人”：“我们怎样判断一个人呢？我们把人的能力分三个层次：1.能做成事情的人。2.有组织能力的人。3.有高一层审时度势和分析能力的人。”
瞻前顾后的基点(4)
朱立南的出场
联想控股常务副总裁和联想投资总裁朱立南是“联想大家庭”第二代领军人物中唯一不惧柳传志的人。他的工作推进既快，便深受柳传志重用。工作之余，他与柳传志则保持朋友般的关系，偶尔还谈论一下生命中的私隐。有人形容他生活上对柳传志仿若幼子之于老父，撒泼耍赖，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他自己则形容柳传志关心他，是希望他多干活，变成联想的一头“主力驴”。
朱立南在联想局中第一次出场，是1989年4月14日。那天联想与深圳华星及Quantum合资成立深圳联想电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90万元，三方各占三分之一。柳传志出任董事长再次掌握权力，华星的孙秀珍及吕谭平出任副董事长。孙秀珍担任了总经理，华星的朱立南和联想的刘耀担任副总经理。
苏州人朱立南在上海交大耗费了自己从1980到1987年的7年时间，他得到硕士学位后便南下深圳，加入了深圳华星。他最初去为华星做软驱研究，上班后却干起了统计。朱立南在华星花费很长时间却没弄清楚公司结构。这种混乱和复杂加深了他的记忆，使他多年后仍然记得华星有生产线、线长和车间主任。
朱立南最初未获任何职位，但老板孙秀珍试图培养他，便赋予他特权，让他拥有公司唯一一台电脑的使用权。朱立南倒也没有使电脑变成一种装饰，他用电脑进行生产信息统计，核实每天的设备使用情况和生产及销售的变化。后来老板见他余勇可嘉，便让他干起了调度，不过是统计每天配置多少料上线和生产多少。他又干得似乎不坏，于是在一年后他干上了总经理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