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底华星开始与联想谈判，华星首席代表朱立南与柳传志对局。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柳传志，对柳传志印象不坏，觉得其人还算坦率，做事风风火火，“谈事情就是谈事情”。柳传志对他没有特别印象，后来才觉得他是个人物。
他发现当日联想要成立生产基地，但其既无经验，又异常谨慎，不愿独冒风险。他以华星制造型企业之优势比较联想需求，发现联想需要一个生产基地。于是，他与柳传志一拍即合。
刘耀对这段经历记忆清晰，他记得真正筹建深圳联想是他与朱立南两人。他们的生产基地，只有600平方米，因其是联想第一个工厂而具有象征意义。
朱立南在后来的人生变乱中经历了不少风霜，但命运似乎为了表彰他生命的活力，教他后来因与吕谭平龃龉离开了联想，又因缘分重新与柳传志握手。他在1989年扮演的角色无关大局，可是当他后来隐于幕后导演联想分拆，他以前的规划好像全部被他自己否决了。
1989年4月，朱立南的出场无乃为联想开启了一条重要线索，这条线索所展示的问题迄今仍无确切答案。他奉柳传志之命，以优雅和高尚对付联想侧面的危机。在此情形下，2001年的联想完成分拆并非一个联想局的分裂点，它恰恰像1989年一样，成为联想史上又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关键时刻
5月29日，柳传志为联想1988年总结大会讲了《开拓进取，自强不息》，说公司的“大船结构”和“小步快跑”完全正确后，就收拾行装准备去香港。
那时北京已陷入混乱。6月3日，开始戒严。那天下午，联想总经理室召开干部会议，柳传志要各部经理一定要抓好青年职工的思想工作，“不要上街，不要围观，不要传播谣言，严格遵守戒严令，保证不出问题”。接下来的两天，联想的职工“没有去天安门和其他出事地点，无一伤亡和损失”［3］。
在此之前不久，联想公布了一批中层干部的任命，后来的风云人物孙宏斌成为企业发展部副经理，郭为被任命为公关部经理。他们在当日并未展示出指点江山的气魄，但元老们都知道未来归其所有，因为他们谁也斗不过时间。
柳传志试图与时间斗，他在6月5日惊慌失措地登上去香港的飞机。四通的万润南见大局已定，也一跑了之。因为时间相差无几，所以中关村到处传说柳传志和万润南一起逃跑了。
过了很长时间，当柳传志重新出现在中关村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柳传志没有出事，当年惊慌失措的行动也迥异于万润南一般的逃跑。他的确去了香港，他的确面临危机，却不是逃跑。他要去香港“打吕谭平的屁股”！
吕谭平让柳传志恼火：1988年底与Quantum成立的合资公司开始大亏损。1989年6月，时间仅过半年，柳传志的100万美元贷款便“亏得快没有骨头了”。面对前所未有之挫败，柳传志焉能不怒！
吕谭平后来描述那段历史说：“Quantum公司初办时由于缺乏经验，产品质量不好，致使资金积压、军心动摇。Quantum是被联想买下来的公司，它原来的老板拥有股份，同时也在Quantum管理层任职。此时对公司的前途大感怀疑，所以公司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4］
离开北京前，柳传志打电话给在香港的张祖祥，令其不要向吕谭平泄露自己的行踪，更不要让吕谭平接机。他怕自己一见吕谭平便无法遏止胸中怒火，在机场便对其进行痛斥。他并非照顾吕谭平面子，他可不想在机场发一通火了事。他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发作”，教吕谭平从此不敢造次。
瞻前顾后的基点(5)
柳传志将所有人都叫到面前，他满腔怒火。他咆哮着，几乎语无伦次：“我今天是个要跳楼的人了，这100万美元是我在国内的全部资产，如今全丢了，我没脸面再在世上活了。”“一个要跳楼的人说起话来百无禁忌，但我说什么，你们必须听着，不听不行。”“吕谭平，今天也要打你的屁股！”［5］
柳传志不仅想咆哮，不仅想“打吕谭平的屁股”，他要行使董事长的权力。借助愤怒，他宣布撤了蒋国辉的职。蒋国辉大感委屈，说愿意就此退股不干。吕谭平见蒋国辉要走，急忙要他按比例清偿债务。柳传志摆手道：“蒋国辉是一个老实人，就让他走吧。”未让蒋国辉还账，即或放在今天亦属国有资产流失，但若蒋国辉不曾退出，以他在联想所持股份，至少可摇身而变为百亿富豪。
吕谭平的导远已于柳传志逼迫之下关张，他已无出路，唯有与柳传志一条路走到黑。他说他佩服柳传志，当他发现柳传志“能关在房间里，早上9点到晚上六七点，几天几夜，一路总结经验教训，直到找到答案和出路”时，简直要把柳传志奉为神了。他后来心绪颇为复杂地说：
“1989年6月5日，柳董事长从北京赶来，改组了董事会，调整了管理层。任命我担任Quantum公司总经理。为了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我愿以全部家产做抵押，进行贷款。由于柳董事长和我们齐心协力地狠抓产品质量，加强管理，建立制度，很快使生产走上了正轨，产品一次合格率由30%提高到95%。”［6］
其所回忆的这段往事，正是柳传志后来多次说起的“捆手榴弹”，意即要同生共死，活下去便一起活，爆炸了便同归于尽。柳传志的凶狠，尽显于此。
柳传志觉得他们在内地赌的是政治前途，如果输了便全盘皆输；香港商人没什么政治前途，真正关心的是现实利益，他们最要紧的东西便是身家性命，所以他便要吕谭平拿出最重要的东西抵押给银行贷款，彼此付出，共同承担风险。
吕谭平起初犹豫得紧，抵押全部身家毕竟不比生意场上的打打闹闹，若是输了便一无所有。他后来心有余悸地说：“对我个人来讲，这第二次投资确实是一步险棋。第一次投资是我们几个同伴解散导远公司，完全并入联想公司，当时真是毫不犹豫。但这一次就不同了。香港联想有固定的收入，经营前景很好，财源不断，而Quantum公司是办产业，有很大的风险。我从联想转入Quantum，很明显在经济上要受到很大损失。对我和我的几个伙伴来讲，原来的家庭并不十分富裕，眼看就要到手的几百万港币分成确实有极大的诱惑力。但是当我们回顾起当初创办公司时的初衷，便再一次坚定了信念。”［7］
尽管吕谭平他们“再一次坚定了信念”，柳传志依旧采取了非常手段。他怕香港人欺负大陆人，来香港的时候便带上了周晓兰和陈恒六。一到香港，先是撤了蒋国辉的职，接着便任命周晓兰为香港联想副总经理。周晓兰在北京的职位不过是部门经理，离高层位置尚有一段极难逾越的距离，她之获副总经理的职位，与她“厉害”、“嗓门儿大”有莫大的关联。
周晓兰后来离开香港，也是因为她“厉害”和“嗓门儿大”。倪光南在香港设计286主板时，柳传志曾叮嘱周晓兰：“设计出来的主板一定要再三审查清楚，再去生产，批量生产后，再发现错误，损失就太大了。”有一次倪光南急不可耐，强令周晓兰投入批量生产，结果出了大错。柳传志要追究责任，周晓兰和倪光南大吵了起来。周晓兰执意要求给个说法——到底谁该为此负责。
柳传志知道周晓兰委屈，但他依然狠着心肠对周晓兰咆哮：“和老倪发生的任何矛盾，都是你的不是。做这件事情，出了成绩，是倪总的，有错的话，你就得担着。不行，将你调回北京。”
最终，周晓兰回到了北京。在1989年往来于北京和香港的传真中，有一份柳传志写给她的道歉信，它代表了柳传志对事实的清晰，也代表了联想史曾在此处发生过一个小小的偏差、一段小小的插曲。这封道歉信如今沉埋于联想档案中，为那一年柳传志与李勤的众多决定和擘画所湮灭。
尽管收到了柳传志的道歉，周晓兰却始终不肯原谅柳传志，她从此呈现给柳传志的都是一张冷若冰霜的面孔，让柳传志每次见了都感到内疚。
十几年后周晓兰有一次拿出了在香港写下的厚厚一本笔记，指着其中的一个记录说：这就是倪光南当时做的板子。她的很多笔记本都已遗弃，唯独这本保留了下来，每次拿起来，她的记忆就变得异常清晰。
主角的粉墨登场
1988年10月，柳传志把倪光南送到香港，他要倪光南在那里开发属于联想的286电脑主机板。为了“生产出自己的电脑，拿到市场上跟国外的产品一比高低”，联想投入了340万元研发经费，后来又投入了1.85亿进行生产，多年来积累的血本全部作为赌注，扑到了286电脑上。
联想1989年或可出自郭为之手的一份材料说起这场赌博：“一个新产品的最佳效益期也许只有几个月……1989年上半年，286SIM效益期刚过，公司紧跟着又推出新的286DIP微机，继续占领着市场。公司领导紧紧盯着国际市场的细微变化，始终前台卖一个，后台搞一个，脑子里想一个，吃着拿着看着想着……”
瞻前顾后的基点(6)
1980年代的倪光南的确是联想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联想史上最离奇的角色，他为联想贡献出了一个梦想，后来也制造出了一个悲剧。
吕谭平对倪光南心存感激：“当时我们的286主机板是按照一种称为SIM的RAM芯片设计的，因为价格便宜，很受用户欢迎。但等我们投入生产时，海外市场风云突变，一种用DIP的RAM芯片设计的主板大受欢迎，使我们设计的主板销不出去……幸亏公司有倪光南这样一支过硬的技术队伍托底，他们重新设计、改线、做CAD，然后又生产样板到小批量测试、大批量生产，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生产出DIP芯片的主机板，使我们度过了一次小小的难关。”［8］
联想的286主机板既已开发成功，与华星合作的生产基地业已建成，又在汉诺威拿到了订单。诸因素的结合，使联想走到一个转圜之点。这是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似乎前途未卜，又似乎一片光明。多年之后，经历了不知凡几的磨难，柳传志才洞悉了这个瞻前顾后的基点到底对他、对联想象征着什么。
但联想史绝对不是一首美丽的诗，不愉快的事情时常发生。1989年9月，大量的主机板生产出来，有的已经销售给客户之后，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当中。这时，一家比利时公司驻香港办事处打来一个电话：“你们的主机板子装上日本OKI生产的RAM为什么不能运行？”
柳传志和吕谭平赶紧派人去检查，发现其他厂商的RAM都能通用，唯独在OKI却慢了几毫秒。他们设计的286主机板应属“公板”，插上任何RAM都应同速运行。当时联想已生产了4000块主机板，印制线路板的改动只能用软导线“飞线”，其行为在国际市场上无疑为“自杀”——外加元器件是产品不标准、不成熟之表现。这样不但十几万美元血本无归，柳传志他们进军国际市场的梦想也将成为一个空花的泡影。
“进退维谷，联想集团怎样经受这承重打击？倪总不在香港，柳传志知道，如果还有一线生机的话，就得看倪总的了。下午3点钟，电话打到北京，倪总心中也惊起狂澜，但他未露声色，只说，让我想想，等我电话。
“‘世界上最快也是最慢的就是时间！’联想人如今尝到了这‘最慢’的滋味。
“23400秒后的深夜11时，柴湾，香港联想总部电话铃振响，大家猛然惊起。
“‘问题解决了，我在板子上找到了一个空门’，倪总就这么平静地挽狂澜于即倒。在这个空门上，倪总在电话里稍加点拨，加了点‘绝活儿’，泰山压顶的打击便化为轻柔柳絮随风吹。”［9］
柳传志当日惊喜异常，据说还喊：“天助我联想，倪总真神人也！”但其真实性却不可考。关于倪光南鬼斧神工的传说铺张于“柳倪之争”前的大量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它们依靠印刷术和无线电波的力量，扩散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柳传志刻意制造的“技术神”最终与他分道扬镳，在各自尘土飞扬的命运道路上，他们一次次地交叉，最终彼此的背影越来越模糊。
联想的擘画
虽然人在香港，但柳传志的擘画却未停止，反而加快了节奏。他把事情的结构简单化，把联想整肃为一个严密又均匀的体制，借以推行行政上的管理。他的布局之意，大凡对联想稍有研究之人，均能领会。
先是在6月，联想变更了与海淀供销社的联营合同，更名为“北京市联想高科技集团公司”，柳传志总裁是法人代表，注册资金则变更为3000万元。幸运的事情接踵而至。8月9日，联想在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上展出的三项产品获得两个金奖和一个银奖；两天后，13位专家来到联想调研，李勤做了汇报。
柳传志和李勤在1989年的9月27日干了一大把事，先是委托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在美国花了3000美元注册了“LX”联想商标，接着报请计算所同意创办南京、长沙、成都、兰州和青岛5个分公司，还与广东科学院试验工厂联合成立了联想电脑设备有限公司，与解放军测绘学院训练部合资创办了“河南联想电脑技术联营公司”，李勤出任了河南联想董事长。
那年的11月14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先是联想的“奖金发放原则”出台实行，规定利润的20%作为奖励基金，接着便在海淀剧院搞了一个场面宏大铺张的联想集团公司成立大会。
联想集团公司成立大会上宣布了科学院11月10日的任命，成立了联想的8人董事会，曾茂朝、王树和和张大刚是国有资产代表，柳传志和李勤是公司职工代表，倪光南是科技专家，吕谭平是港方代表，佟柏华是财经专家，后者身份颇类似今天的独立董事。曾茂朝担任了董事长，柳传志成为副董事长。
那一天还宣布了对联想集团高管的任命，柳传志出任总裁，李勤出任常务副总裁，吕谭平、张祖祥、胡靖宇干上了副总裁，倪光南依旧是总工程师。在未来岁月中，他们之间将出现错综复杂的关系，出现视同路人如仇隙，但在联想史尘土飞扬的命运道路上，他们之间的一切似乎都不值一提，都会为历史所湮灭。
周光召说柳传志他们“为解决科技和生产密切结合的问题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希望他们“能够带头走出一条道路来，去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锻炼成为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一条钢铁大船”，说联想是现代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
瞻前顾后的基点(7)
成立大会在海淀剧院举行，柳传志一定记得一年前联想曾在此处召开过创办外向型高科技产业誓师大会，他记得当日他在演讲的结尾说：“我希望，在一年或者两年之后，还在这个地方，我能高声地告诉大家，我们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实。”
柳传志结出了一个联想集团公司，这是北京联想第一次拥有了“联想”这个名字，第一次变成了今天已被抛弃的“Legend”。柳传志多年擘画终获成功，他现在拥有了联想，拥有了北京的357名员工和香港的102名员工，他还拥有散布在中国及海外的17个分公司。
柳传志那天信誓旦旦地说要在1993年海外股票上市，要“跳龙门”。1991年，当联想在香港遭遇“黑色风暴”，巨额亏损降临的时候，不知道他的内心是否会感慨：龙门不知何处去，泥淖深处看落红。
然则，中国IT业的主角既已诞生，联想的擘画到了一个关键基点，柳传志便无法在大时代中选择自己的命运。他在被命运安排执行的这项任务中，将面临无数挫折灾难，他要付出友情、牺牲亲情，甚至要付出一半的听力，才能使联想成为一种标志，一个象征。多年后，当那些人斤斤计较、喋喋不休争论“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时，他们并不知道柳传志为了道路的选择到底付出了什么。
也有一些琐碎的音符，颤发着尖锐的噪音。它们并不影响联想在1989年开创的大局，而是成为一个零星点缀，使人们更能理解1989年的中关村往事。业务部的金刚有一次提醒人们“提高警惕，谨防被盗”，说是：
“近几个月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出现了一伙盗窃集团，罪犯们流窜于各家公司，乘人不备，偷窃作案。我们公司新门市自10月初以来，已5次被盗，先后丢失20MB硬盘二个，40MB硬盘一个、三型汉卡一套，VGA卡一块，虽然这个盗窃集团已被侦破，但我们只追回了一个20MB硬盘和一套汉卡，还有三件未找到，使公司蒙受了经济损失。”［10］
瞎子和瘸子的故事
1989年11月14日是柳传志的一个总结，是他管理体系的一次完整提出。他此前面对各种媒体，零星地说出了“大船结构”和“大船文化”，有时候还会提到“瞎子背瘸子”，说起联想的“天条”，但从未如此系统地进行总结。
这是一次转折。他从自为年代向自觉年代的转折，他从“盲人骑瞎马”向“走马观花”的转折。这次转折确定了联想局的游戏规则，多年后依旧是联想“入模子”培训开篇的学习资料。
“大船结构”和“大船文化”已无须赘述，至于联想的“天条”，不过是延续公司初创时的某些约定，确立为：不许谋取第二职业，不许吃回扣，不许收“红包”，不许利用工作关系牟取私利等等。
柳传志所得意的海外战略三步曲，夸张而乖戾地说，是一种“体制创新”。
“瞎子背瘸子”则是其为联想确定的产业发展策略。所谓“瞎子背瘸子”，意即优势互补。柳传志说香港联想能够成功，即为综合3家公司优势：导远公司熟悉当地和欧美市场，有长期海外贸易经验；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能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和稳定的贷款来源；联想则可提供技术和工程师。“如果不是这样的合作，我们在既缺少资金又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贸然伸向海外，必然要受挫折。”
“……香港是国际贸易窗口，信息灵敏、渠道通畅，适合于搞开发和贸易，而生产基地则需要建在内地，因香港地皮、劳力昂贵……我们决定派一批高技术人员去香港成立研究开发中心，而把生产基地主要放在内地。我们把公司本部作为大本营，作为向海外进军的基地，海内外公司统一指挥，人员、资金统一调配。海内外互为依托，连成一体形成竞争力抗风险力很强的企业阵容。”［11］
柳传志他们进军海外，有时不仅需要顾及攻势力量，还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所以，任何假说都不能以一种力量做主，缺乏众多色彩，继而造成无法贯彻到底的压力。他们也不能保持一种雍容的气度，等待被打破的瞬间。他们必须通过自减来获得最大的加。
“田忌赛马”是柳传志为联想确定的研发策略。说是战国时，齐威王与田忌赛马，田忌三战三败。他后来找到孙膑，孙膑提供了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以下马对上马的策略，最后三战两胜，以局域的失败换取了整体的胜利。
“我们过去总想以自己瘦弱的小马，去追赶人家膘肥体壮的快马，结果越落越远，”柳传志说，“……286从技术上说在国际市场上属于中马、下马的范围，但我们一定要拿出上马来和他们对阵。就是说，公司拿出较为充裕的资金，拿出以倪光南为首的第一流的技术人才，在认真分析了国际上各种类型的286之后，我们运用先进的设计思想，选用国际通用的、集成度最高的、最新生产的元器件，使我们设计出的机器成为上乘产品，性能远远优胜于台湾地区、韩国和香港地区当地的产品。这样，我们终于挤进了国际市场。”［12］
“茅台与二锅头”策略是其为联想确定的市场策略。柳传志最初将其总结为“汾酒与二锅头”，后来为了突出联想产品的品质，将“汾酒”变成了“茅台”。
柳传志参加了好几次欧美的计算机展览会，他几乎没看到中国产品。“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毫无地位，”他说，“因此，要想挤进去就必须优质低价。由于国内劳动力便宜，生产成本低，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联想286可以说达到了‘汾酒’的质量，但我们卖‘二锅头’的价。这就是我们的产品在海外具有竞争力的原因。现在我们用优质低价的产品已经在紧闭着的国际市场大门上凿开了一条缝隙，并且插进去了一只脚，最后一定会抢上一块地皮。”［13］
瞻前顾后的基点(8)
1989年11月14日，在修改讲稿的时候，柳传志删除了以下文字：
总之，我们既吸取了过去不讲经济效益，全面赶超的历史教训，又克服当年国内流行的“追赶无望”的悲观主义，以我们高超的技术、灵活的策略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了进去。当然，进军海外市场不过刚刚拉开战幕，更激烈的搏斗还在后面。只是回头看，一年多来，我们在国际市场上试探着下了几个棋子儿，眼下兵马未伤，棋势相当好看，令人跃跃欲试。［14］
有时候柳传志会想起他们在香港“准备卖掉汽车退掉房子，捋起袖子，重打鼓另开张”。他们曾如此压抑，不确定自己的命运到底是把手榴弹捆绑起来一起生存下去，还是一声巨响、同归于尽。
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带着唯美的色彩，过度地追怀过去，沉湎于感情化的记录中，表彰我们生活范围之狭窄。在1989年这个适宜的瞻前顾后的基点，我们重新反思一遍，会发现经过重新梳理的联想局，有着独特的价值。
我们今日来看柳传志布局时的联想充满生气，又兼种种宣传造成了莫大的影响力。当时所见事实或许有所出入，放诸20年的历史当中，则发现迄无一个环境可以永恒不变。正以其不停变化、互为表里，联想局才充满了危险与机遇，也才得以深刻改组，获得更大的空间。在20年的历史之中，必须有一个富有想像力的人出现，将刹那的光阴编制成永恒的光辉。
【注释】
［1］《走向汉诺威》，费伟伟，《人民日报》，1989年。
［2］两封信均来自联想档案。
［3］《学习邓小平同志讲话，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计算所公司党支部，《联想世界》，1989年6月30日。
［4］、［6］、［7］、［8］《中港精诚合作，共同走向世界》，吕谭平，1990年7月，联想档案。
［5］《知识英雄2.0》，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9］《联想之光》，威声。
［10］《联想报》，1989年12月30日。
［11］、［12］、［13］《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柳传志，1989年11月14日，联想档案。
［14］同上，原始讲稿。
局中人：张祖祥(1)
张祖祥在香港听到一个笑话：一个人每天都开车到山顶锻炼身体，每天他都要爬一个山坡。有一天他开车往那边走，对面过来一辆车。“猪！猪！猪……”他气愤异常，大骂一声：“你才是猪呢！”等他拐弯时路上突然蹿出一头猪来，他来不及反应，把猪给轧死了。原来人家提醒有猪小心，他还以为人家是骂他猪呢。
给他讲这个故事的人叫柳传志。“反正守着柳传志，你耳朵不会清静，他不断讲，”张祖祥有一次说，“他讲的所有事情，除了偶尔会有一段两段笑话，剩下就是公司的事。可以说他的心血整个都倾注在这里。”
张祖祥1939年出生于山东烟台，在大连长大成人。他1962年在计算所开始其工程师生涯。离开计算所前他是八室副主任。八室搞微机，有时还搞机房维护。说是搞微机，但真正的计算机他们难得见上一眼。
张祖祥的运气还算不错，1980年国家科委进口了一批微机，他第一批接受了培训。培训完了，回到计算所后他就变成了“先知”，在国内到处讲课。有时候他还会给别人翻译一些资料、开发一些系统。
这时的中关村，“两通两海”已小有名气。更早的华夏，是系统物理所陈春先教授访问硅谷后创办。陈教授后来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但他的华夏始终没有变成一家大公司。张祖祥曾在华夏做过技术顾问，他对陈春先还算推崇：“他应当属于办公司的一个先驱，现在好多民营企业开会，都把陈春先老先生请去。”
柳传志有一天找到张祖祥，他递上了烟，抽了两口说：“所长要拿20万办一间公司，老张，咱们一起干。”张祖祥记得柳传志那天与他一起坐在小楼梯旁，拿出的是带锡纸的“香山”。他知道这烟三毛七一包，很贵。他们平常抽不起这烟，两毛七的“八达岭”都觉得奢侈，有时候还只能拿烟丝“卷大炮”。柳传志的邀请既然发出，又抽了人家带锡纸的“香山”，张祖祥便“欣然答应”了。
作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计算机专家，他曾收到无数邀请。信通曾希望他去做副总经理，但他感到畏惧。他惧于与外界打交道，满脑子全是机器与程序，不知道人际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它代表三家股东利益，它们各出100万。既要有一个团结的集体，还要维护投资方利益，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处理？我没法处理。”
他知道金燕静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女人，但他内心已存顾忌，便不再动摇，金燕静再三邀请，他再三婉拒。有一个寒冷冬日，金燕静推着自行车游说他，他们在中关村转了三圈，他都未尝动摇。
“后来信通走私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我想走私是整个总经理室的决议。”如果张祖祥做了信通副总经理，他肯定会跟随金燕静锒铛入狱。他有时会感到万幸，有时则为金燕静鸣不平，觉得那是大时代造成的结果，却仅由金燕静来承受。
“当时市场转型，游戏规则却没更改，只有按旧规则来做。当时管得松，好多公司都走私。走私违法，不走私便得退出游戏。这是一种改革下的冲突。”
但是，信通跨了，金燕静入狱了，张祖祥到了联想，在那里接受命运的安排。他后来有一次说自己欣然应承，还因与柳传志的熟稔。他记得柳传志小他5岁，他属兔，柳传志肖猴，刚到计算所时是一位英俊少年，“看起来非常邪乎，见面就笑嘻嘻的，两个大虎牙，特好”。“四人帮”倒台后，柳传志在台上做的一次发言极为精彩。
“柳总年轻时就善讲。我觉得这个人是个人才。见面我们打个招呼说说话，越混就越熟。”他说，“我想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可以不考虑人际关系。我可以逐渐学习市场，不会在这个过程里被人打倒，弄得我最后什么事也干不了。”
事实上，张祖祥早已厌倦了研究室副主任的生活。他一天到晚要忙些与技术无关的事务，有时一些工程师为了分一个煤气炉也要在他面前哭闹半天。“我那时候一天到晚忙于这些事情。我觉得有些烦心，觉得时间不是真正用在业务上。”
既然三人达成一致，他们便开始招兵买马。计算所拨了20万元，买马是买不起了，好在计算所兵多，随便拉来一个，在1984年冬天都能派上用场。技术骨干虽然不会轻易到联想来任职，但没甚前途的人则或许动心。“这样好不容易凑了11个人，”张祖祥回忆说，“我们开了一次会，就决定要成立公司了。”
张祖祥与柳传志一样，知道那因循苟且的中关村，非经过一番革新整饬，不足以应付艰难危局。但他们找不到方向，更无法为自己的希望重新厘定疆域，划分沟洫。他们只能踯躅于“十八相送”的路上，来来往往地寻找出路。
他们后来终于捞到了为科学院500台IBM微机验机、培训的生意，付出“蚂蚁搬家”的辛苦后狠狠地赚了一笔。汉卡也很快研制了出来。李勤倒是聪明，他动员科学院的500台IBM电脑全部都装上联想汉卡。他召集人马到科学院里宣传，做演示。那些人都懂技术，见汉卡技术不赖，便全部配了联想汉卡，使联想又小赚了一笔。一直没发奖金的联想，也在1985年6月第一次发了30块月度奖。
公元前522年，郑国著名的子产临终前说：“唯独非常有才德的人才能靠宽纵。其次莫若使用猛力。你看那火，因为它猛烈，所以人人见而畏惧，因此死于火的人很少。但水，因为它看似柔弱，人人都去狎弄，故而死于水的人很多。”
局中人：张祖祥(2)
联想早期管理，人情上宽纵，人事上却使用猛力。张祖祥记得公司初创时柳传志有一次说：“大家办公司，一定不能吃里扒外，不能拿回扣损害公司利益，这是公司天条，谁违反了天条都请出公司去；我们的子女不能到自己公司来；有问题都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谈，不能在下面搞小动作。”
但柳传志后来对倪光南不惟人情上宽纵，人事上也宽纵起来，终于酿成大祸，差一点断送了联想和自己的前途。这是题外之话。
柳传志曾问过张祖祥他们：“我们是船长还是船主？”那时候他们都默然不语。柳传志说：“我们是船长，那船主是谁呢？是国家。既然是这样，违法的事情我们不做。”张祖祥对柳传志的这句话记忆犹新，他知道若无当日的这条铁律，联想难免走上信通老路，柳传志、李勤和他难免落个金燕静的下场。
在联想，开会迟到要罚站一分钟，以儆效尤。张祖祥是联想第一个被罚站的人。那时公司没什么纪律，张祖祥有一次开会迟到，柳传志虎着脸说：“你怎么坐下了？不能坐下，你迟到了得罚站一分钟。”张祖祥马上就站起来，他觉得委屈，只是为柳传志权威计，他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命令。
会议停止了，讨论变成了安静。有人在看表，看够不够一分钟。张祖祥站在那里，异常严肃。一分钟到了，柳传志说：“请坐吧。”他们便接着开会。
开完会后，柳传志找到他说：“张大哥，你不介意吧？”张祖祥说我不介意。柳传志告诉他，办公司总该有个规矩，以后不管任何人开会迟到都要罚站一分钟。后来柳传志也被罚了几次，其中一次电梯出了故障，大家都准时去开会，没有人知道他被困电梯里，他叫了好长时间才有人把他揪出来——可他照样还得罚站。
罚站只是联想的特色管理之一。张祖祥说，柳传志当日还严令，下属找到他们总经理室，他们要先问一问：这件事有没有跟其他总经理讲过？他是怎么决定的？柳传志担心由于渠道不畅，信息不对称造成总经理室成员的矛盾。
1987年，联想在中关村大街上谋了一个门脸，柳传志叫它“新门市”。新门市的装修由张祖祥负责。楼上挂了一个牌子，用的是郭沫若的字体。与四通比牌子的故事由此拉开序幕。张祖祥说：“四通那个牌子搞得太大，把我们的二楼窗户都挡住了，为这事我跟四通那个副总还吵过架……搞得周院长反复协调。”
他们早期做汉卡时通过一个香港人进口元器件，后来也进口了一些微机。柳传志想：海外微机的价钱到底是多少？代理商的成本和利润到底有多少？他告诉张祖祥：“我们假如能够走出海外信息畅通的话，我们的利润就可以扩大一些。”
他给张祖祥举了个例子：他们从代理商那儿买机器，代理商拿15%利润，他们再加价15%卖出，那总利润就超过30%。假如他们在海外办一间公司，代理商15%的利润便由海外这家公司获得，联想的总利润就可扩大。
“我们还可以制造一些产品拿到国内来，”柳传志说，“为将来我们走向海外铺垫一个基础。”他们觉得柳传志的主意不赖就讨论起来。柳传志因为天天思考，每次给他们“洗脑”都要增加点内容，补充些细节。
“他先给你讲一遍，过两天他再给你讲一遍，他就像热水器、粉碎机。他把话零零碎碎地给你讲，给你讲热了，就开始执行了。”张祖祥说，“最后讲到什么程度？他最后讲了三步曲，越讲越像那么回事。”
张祖祥对柳传志的嘴皮子功夫大感钦佩，他说柳传志总是通过“磨嘴皮子”把别人磨倒，达到目的。“他走路讲，到哪儿都讲。有一次王树和要到香港，李勤知道柳传志爸爸爱吃小米，就弄了一包小米，跟柳传志俩骑自行车到王树和家。他们路上聊得起劲，到了王树和家一看：小米没有了，骑到半道丢了。”
既然柳传志提出了海外战略三步曲，联想便开始准备。张祖祥想到了香港导远，那是吕谭平、吴礼益的公司，在柳传志、张祖祥他们心中留有不错的印象。
张祖祥讲了一个故事。最初吕谭平他们在民族饭店有一间驻内地的办公室，张祖祥因为业务上的往来就跟他们混熟了。吕谭平到了北京，柳传志就与吕谭平在联想的小食堂见了个面。“刚一坐下，柳总眼尖，一眼看到筷子上粘了个死苍蝇，马上就把这个苍蝇拿掉了，换了一双新筷子。就这样我们见了第一次面，互相都有了解，觉得这人还不错，大家就合作起来了。”
有一天柳传志在路上拦住了张祖祥说：“老张，给你谈点事。咱们要去香港建公司，想派你去。”张祖祥说：“柳总，那可不行。我这个人不精灵，又不懂香港话，弄不好叫人给骗了。”柳传志说：“没关系，你去。有事大家一块商量。派你去我们才放心。”张祖祥数了一下公司的人头，知道柳传志跑不开，李勤负责内地业务也渐入正轨，公司只能派他去了。
1988年1月8日，张祖祥离开北京到遥远的香港筹建香港联想。那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将在那里度过多长时间。
柳传志在春节前也到了香港，他与张祖祥和吕谭平一起去为新公司找房子。他们最终选择了破败的柴湾，在那里买了一套200平方米的办公区。他们之选柴湾，是因柴湾系偏僻的工业区，房价便宜；别处他们也买不起。
局中人：张祖祥(3)
他们将柴湾的办公区稍微装修一下，便正式成立了香港联想。他们装修的时候还请了风水先生，风水先生给他们设计的桌子比裁缝的桌子还高，全部弄成了白色，怪模怪样。中国的风水学上有讲究，说什么“面水背山”的风水最好，财源会滚滚而来。那个风水先生说：“今年你不会低于500万，低于500万你砸我的牌子。”第一年，香港联想的营业额果然超过了500万。后来柳传志再也不敢请风水先生，他害怕搞不清楚到底是战略起作用还是风水先生起作用。
既然生意兴隆，吕谭平和张祖祥便开始买房子。他们在柴湾一层一层买，最后把柴湾的房子买了一大半。他们运气不坏，每次买下房子，柴湾的房价就会暴涨。有一段时间，吕谭平和张祖祥他们每天干的事情就是又拜天又拜地又吃乳猪。
他们先做AST的代理，到了1988年底便涉足制造业。他们与Quantum合资生产线路板。当日他们每卖一块主机板就要亏损一个美金。他们忍了。在那段“联想史”中，张祖祥明白了研究出成果和真正出产品不一样，商品要保证质量好。“为什么现在的联想能生产如此质量的机器，那是经历了一种痛苦过程。”
板卡生意越做越大，联想的形象慢慢高大起来。1994年2月，联想在香港上市了。“上市那年不错，挣了8000多万，上市以后第二年就出现了问题。”
那是联想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亏损，那一场大亏损直接导致了联想整合。张祖祥说大亏损的原因“主要是领导班子决策失误”。他推卸不了责任。
张祖祥有时会想起1980年代末期的时代背景，说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游戏规则有时还是计划经济。生产计算机必须得拿到许可证，没有“批文”什么都干不了，联想绕了好大一个弯才“曲线救国”成功。
那时候走私普遍存在，如果不走私，微机价格便会高得离谱，企业无法生存。柳传志严令联想不得走私，不能犯法，但他从不说不能使用走私货。所以联想有时会采用非常手段——“不管你从什么渠道进来的，我从你手里买回来，起码不违法。”虽然也冒风险，但至多遭受经济损失，不至于像金燕静锒铛入狱。
柳传志在涉足计算机制造后开始提出了完整的“贸工技”思路，但倪光南很快使其陷入痛苦之中。柳传志给予倪光南极高的地位，甚至将科学院奖励给他的房子也让送了倪光南。柳传志还为倪光南争取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工程院院士的头衔，正是这些头衔为倪光南告状大开便利之门，使一桩恩怨演变为“惊天大案”。
张祖祥从1994年开始鄙夷倪光南。那时联想要上市，倪光南提出要做董事。联想原定的董事有柳传志、李勤、张祖祥，倪光南的要求令柳传志极其为难——合资公司上市，各方董事名额已经确定，增加倪光南一人势必要改变董事会结构。
张祖祥不忍柳传志为难，便将自己的董事名额让给了倪光南。虽然争端以其牺牲结束，但他感觉倪光南权位欲望开始增强。不久之后，倪柳之争便公开化了。
1993年是联想史上唯一没有完成任务的一年，张祖祥回北京与柳传志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估计“里边有些事情”。倪光南与李勤的矛盾也开始展现出来，张祖祥说作为公司2号人物的倪光南不太认同李勤是3号人物。“他是搞研发那一块，对研发人员管理太松，只要他批过的，别人都不能干预。”他还曾对柳传志说企业必须由企业家而非科学家来管理。柳传志深以为然。
1996年，柳传志开始整合香港联想，张祖祥回到了北京。他在香港度过了八年半的时光，度过了联想最为艰难的岁月。2001年张祖祥退休，那年他62岁。
有时他会想：为什么是柳传志？他觉得幸而王树和离开，“要他在这儿，柳传志有再大能耐恐怕也难出头，毕竟位置和角色都不同”。他以为王树和并非极有魄力之人；“柳传志也谨慎，但他的想法每次都不断有新的高度。”
张祖祥钦佩柳传志对事物看得比较透，他说联想做AST代理每年都几千万利润。联想决定造自己的机器时，柳传志坚持将AST剥离出去，以免造成自相矛盾的后果。他们承受了很大的损失，却开辟了在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大好局面。
“他经常讲拐弯要拐大弯别拐小弯，开车拐大弯不容易出事，拐小弯反而容易出事故。所以他每做一件事情，预先总要摸索，不断地去想，自己想完善了，大家也都一点点地理解了。”他说，“GE公司CEO把改革的事情跟下属不断地沟通，下属知道怎么改制。他也是一样，不断地跟这个讲跟那个讲，不断地讲，越讲越深刻，最终使大家理解了，他也成熟了……”
他年长柳传志5岁，对柳传志却极为佩服。他从来不以兄长的姿态去显示自己的威权，却像一位真正的兄长，在背后默默支持自己十几年的兄弟。他们的确是兄弟，也只有他们可以把联想看得如同自己的生命一般珍贵。联想就像他们的孩子。联想就是他们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