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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颜国喜和吴纯瑜的故事，从文化角度看，正是中国的「冥婚」文化。

「冥婚」是中国文化，但却不是正统的。例如曹操的小儿子曹冲死了，因为死时只有十三岁，曹操怜其少子，就想来一次「冥婚」。正好邴原有一个女儿早死了，曹操找到邴原，要把两个孩子合葬。不料邴原却不买账，邴原说：「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邴原为什么拒绝曹操呢？他的理论根据这样做不合于「训典」，他所指的「训典」，显然是指「周礼」这部经书而言。在「周礼」的「地官」（媒氏）一节，有这样的话：「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再按批注，「迁葬」是指「生时非夫妇，死而迁葬之，使相从」；「嫁殇」是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谓嫁死人也」。两者统而言之，都是「冥婚」。而这种「冥婚」，不管死者成年没成年，按诸传统经典，都是违背的，在中国正统思想中，对这些是完完全全明明白白禁止的。

从反面角度推测，中国经典中对「冥婚」的禁止，正暴露了「冥婚」的流行。「周礼」这部书，专家结论是战国的作品，所以，书中禁止「冥婚」的话，足以反证当时这一现象的普遍。前面所引曹操的例子，显然曹操是有所本的，只不过他本的，是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经点中的传统文化。

曹操的「冥婚」是中国史中第一件最有名的「冥婚」，在曹冲以后，历朝各代都不乏显例，换句话说，历朝各代都不乏有违背经典的人出来，主持仪式，大结其鬼婚。

至于台湾，「冥婚」的风俗，也和大陆各地一样，除流行死人与死人结婚外，还有活人跟死人结婚的风俗。最有名的前例，是丘念台的父亲跟林家小姐的冥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二号『新生报』丘秀芷的『我的家族中，有关人鬼联姻的故事』）。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林瑞芳的「台湾冥婚制与记事」最为生动，这篇文章，收在娄子匡边的「婚姻大事」一书里。

这次颜国喜和吴纯瑜的「冥婚」，就是这种文化的延续，只是一般人不知道罢了。只有这样的理解，才能真的知道这一故事。(199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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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时的一本小册子，题为「二十一世纪台北」，其中有一段是：「去年，北一女校庆，班联会邀我去演讲，演讲对我本是家常便饭，但是那场讲得患得患失，因为我的女儿提醒我，北一女学生对不精彩的演讲是何种反应，当天她也坐在台下。会后，虽然现场反应热烈，我也觉得讲得不错，却一直等得女儿的反应，女儿那天回家，第一句话说：『爸

I'm proud of you!（我以你为傲）』这句话像天籁，让我快乐了好几天。记得鼓励别人，即使是你家人也不例外，你想象不到他们多么需要这些鼓励。」我看了，为之一笑，我笑的是，即使哈佛大学博士头衔的小马哥，竟也在英文中译上不小心弄出乌龙。因为I'm

proud of you不该成「我以你为傲」，这样译是错误的。正确的译法是「我以你为荣」，小马哥的英文当然好，但他一旦发生短路，也会「一定在什么地方弄错了。」(1999/11/25)

· 台奸-岂可轻予罪名！

多年前国民党大学教授内斗，国民党徐复观指斥国民党梁容若是汉奸。国民党张道藩看不过去，说「梁容若是我们的同志，绝非汉奸，岂可轻予罪名！」

多年来，轻予罪名之风相沿不替，只是罪名由汉奸改为台奸而已。

这月一日「民众日报」登大标题：「法务部高层：台奸全面渗透大选」，内文报导说：「本报十月二日独家报导有台湾民意代表参加中国十一伪庆，日前在一私人场合获高层人士证实，该人士并说，最近几周，副总统连战更已成了中国吸收特定人士打击的对象，诸如『撒泡尿走人』风波，更令连战极力营造的亲民爱民形象，几乎毁于一旦。这位人士在餐叙中谈及连战参选后所遭受的种种攻击时，颇为不平，无意中透露出有些带头抨击连战的人，曾经到中国『受训』并参加十月一日的中国国庆，而这些人很可能在中国高层授意下，利用各种机会恶意构陷连战，进而达到图利其它总统候选人的目的。」报导又说：「法务部高层人士证实，中国十一国庆，拥有台湾各级民意代表出席，国内情治单位并已掌握部分参加十一国庆的民代名单。此外，该人士并且强调，中国也已吸收部分台湾各界意见领袖，假藉各种管道打击执政当局，有介入台湾总统大选，左右台湾政局的迹象，颇值注意」云云。

「民众日报」在大标题上赫然出现「台奸」字眼，是要谴责的。谴责的理由是：骂人台奸是何等重的字眼，岂可轻予罪名！

事实上，这种轻予罪名的恶劣行径，早在十月五日的「民众日报」上就出现过，那天报上以「悲喜不同台--拒绝台奸滚回来」为题，刊出「高雄医师」之文，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的一些先遣部队与子民，以及人财奉献『中华祖国』的呆胞呆商，除了大力宣扬外。还兴高采烈地代表『台湾省』欢欣鼓舞普天同庆。然而看在台湾全国及包括全世界悲痛投入救灾行列的人民眼里：那些人不只不配当台湾人，甚至于连人性都没有！台湾还是不要他们比较来得更安全，也更能同心同德打拼。因此实在需要情治单位来份正义的黑名单，禁止他们入境回来颠覆台湾。」请看这种一片杀伐之气，是何等无法无天！到大陆去的台湾人，他们都是在台湾有公民国民身分的人，凭什么凭你们一纸断定，就断其归路？到大陆去的台胞台商，现在每年为台湾赚进两百亿美金的好处，如今享受之余，还骂他们是「呆胞呆商」，这是那国的道德啊？即使是「台湾共和国」、「台湾独立国」，也不该有这种动辄给予「禁止他们入境」的流刑惩罚吧？

「民众日报」以外，「自由时报」戴自己同胞帽子，自然也不后人。以一九九八年二月七日李乔的一大篇「台湾人民起来消除台奸外敌」为例，李乔指出：「除非台湾投降成为中国的一省，中国在武力够强，国际打点妥当；算算成本上划得来就一定会攻打台湾。其中变量在于成本与时机。我们凭恃的也很清楚：让敌人成本『持续增加』而『时机持续』不到。这是一种『力场』的对峙而恒在运动变化中的形势。然则，我们最恨的事扰乱民心，分散力量。为什么台湾中会出现一批人担当扰乱民心与分散力量的台奸呢？」我们不相信这些人真的相信：中国会政经分离；在不主张国家主权的状况下，台湾能在三通后全身而退。我们也不相信，台湾人民看不透『聪明的白痴』--那堂皇说词背后，梦想有朝一日当上上国领导人的--可笑可耻卑鄙无聊野望。唉！婆娑之洋、美丽台湾怎么会养育出这批驴蛋？」

李乔又指出：「很奇怪，台湾籍的政客，美日的国际政治皮条客，从未看到中国的弱点，好象台湾才有弱点；一再警告说不要惹火中国，就不会想到台湾人民怒火恨火熊熊上腾多久？多久诚然，台湾如果玉碎以抗中国入侵，可能会是一片废墟，但是不问中国会不会白痴到宁愿拿下一座废墟。」

在预言台湾成为「废墟」以前，李乔更写下血淋淋的预言文字：「我们要警告各色各类台奸：务必适可而止。不然，汝等美梦未醒，已然被消除了。」「不错！台湾人以『懦弱著称』。但今天的台湾人已非全部懦弱者。每提及台湾独立，有人就以死威胁；如果我们不怕死又奈我何？就个人来说，我是小说家、文化思考者；在乡土大地要沦亡之际，我也可以是革命者，甚至于『暴徒』。我如此告白。由于这些年的接触，我明确知道台岛内外这种台湾人不在少数。也许以千百个血肉之躯难挡中国的枪林弹雨，但请注意：凭千百人的性命，在敌军登陆之前把大部分台奸消除，应该是做得到的。其次，前有千百人舍命相抗，必然会有千百万后来者揭竿而起，捍卫我台湾乡土大地的。朋友：你站在哪个位置上？」

以上就是李乔的画龙点睛结论。我好奇怪，他竟然可以写出在台湾因抵抗「中国入侵」而成「一片废墟」前，他可以以「暴徒」身分，联合和他一票的人物，「在敌军登陆之前把大部分台奸消除」！他的一片杀伐之声，使我们得到的推论是：一、台湾抵抗不了「中国入侵」，因为「中国入侵」会使台湾变成「废墟」；二、台湾他们这一票人，消灭共匪做不到，但是消灭台奸「应该是做得到的」；三、他倡言「捍卫我台湾乡土大地」，但捍卫方法，竟不是杀光敌人而是杀光他们所认定的自己同胞、杀光他们轻予认定的台奸，这真是够恐怖够滑稽的怪事啊！

李乔以外，「自由时报」还有续集呢！以一九九八年十月九日中山大学教授陈茂雄的一大篇「台奸与汉奸」为例，陈茂雄说：「曾心仪、许主峰、郑邦镇等一群建国党员选在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当天赴世贸大楼廿四楼，抗议和统会的『台奸』行为，并要求梁肃戎向台湾人道歉，曾心仪并于和统会门口走道上（公共场所）绝食抗议。二日下午四时梁肃戎召警非法（因走廊属公共场所，非私人住宅）逮捕曾心仪，并对媒体宣称台独人士才是台奸，因为台独会招惹中共武力犯台。」「招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就是台奸，那梁肃戎早就是台奸了。」

但是陈茂雄似乎很宽大，他似乎反对轻予罪名。他进一步引申说：「梁肃戎等旧国民党势力虽然通敌，然而骂他们「台奸」或许会有一点不服气，因为他们从不承认自己是台湾人，当然不属台湾『内奸』。他们倒是一直要捍卫『中华民国』，而『中华民国』唯一的敌人就是中共，因为中国一直要以武力、外交、经济等手段消灭『中华民国』，旧国民党势力不但不奋起抗敌，反而与敌人勾搭，应算是『中华民国』的内奸，所以，称他们为『汉奸』应该不能否认吧！」

陈茂雄行文至此，理应告一段落了，但他对他的宽大又心有未甘，最后，他还是用这样的定位收尾了：「一个国家不该遇到强敌就放弃生存权，否则以色列、科威特早就要亡国，在台湾虽有统独之争，然而都有共同的敌人，就是中国，所差别的，独派人士要催生台湾共和国，而统派要捍卫中华民国（量他们不敢否认），然而台湾共和国及中华民国均是中国要消灭的对象，所以，通敌者对台湾共和国而言是『台奸』，对中华民国而言则是『汉奸』，但若是将『台湾』当作地理名词，不要看成政治名词，则台湾共和国及中华民国均是建立在台湾的国家，如此，将该捍卫中华民国的『汉奸』称为『台奸』也十分正确」云云。

可怜的梁肃戎，他太可怜了，别人之为奸也，只是一奸而已，而他老先生却身兼二奸，又「汉奸」又「台奸」，由此一例，我们可以领教轻予罪名的恶劣行为，可以泛滥到什么程度，「汉奸」、「台奸」任何帽子都可随意为之，这是什么台湾独立的世界啊！(1999/11/25)

991126

· 为「不求甚解」进一解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说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其中「不求甚解」，在今天的中文语意里，有马马虎虎不细心读书之意，其实作者的本意，该是不钻牛角尖、不死抠字眼、不对字义做过分的、过甚的解释之意，因为一做过甚的解释，就走火入魔、自寻烦恼了。正因为不做过甚的解释，故能得到书中真趣，对真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所以，当人家用「伊索寓言」式典故，说他是狼你是兔子（兔宝宝、小白兔）的时候，你大可不必把兔子「甚解」成骯脏的字眼。大学教授也该有幽默感。(1999/11/26)

· 邓小平论「一国两制」

早在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想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一九五五年五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就提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第二年四月，毛泽东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这些主张慢慢构成和平方式的张本。

到了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更形确定。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和平解决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和谈表示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建立由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举行对等谈判。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邓小平就叶剑英的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第二年，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邓小平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实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我在下面，把邓小平的前后构想都排列出来，以使完整看到他说的是什么，其中有利于台湾的部分，是不是被我们忽略了、扭曲了。

十六年前，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国民党御用学者杨力宇时，有一篇重要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三十至三十一页，主题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全文如下：

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它省、市以致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它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

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的方式，所以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我们希望台湾方面仔细研究一下一九八一年九月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政策的内容和一九八三年六月邓颖超在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消除误解。

你们今年三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如果国共两党能共同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他们的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要多接触，增进了解。我们随时可以派人去台湾，可以只看不谈。也欢迎他们派人来，保证安全、保密。我们讲话算数，不搞小动作。

我们已经实现了安定团结。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有关政策是逐渐完备起来的，我们将坚持不变。

中美关系最近略有好转，但是，美国的当权人士从未放弃搞「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

八个月后，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四十九至五十页，主题是「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全文如下：

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各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请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香港问题提出的解决方式。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

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

这是随便谈谈脑子里转的问题。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有些话不一定准确，可能考虑不周到，但是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总要想些主意。我多次讲过，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要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

又过了两个月，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里根）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人民日报」，主题是「希望美国不要做妨碍中国大陆同台湾统一的事情」，全文如下：

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希望美国领导人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问题作了最大努力，就是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两种制度。

希望美国不要作妨碍中国大陆同台湾统一的事情。海峡两岸可以逐步增加接触，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的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台湾同美国、日本可以继续保持现有的关系。我相信我们这个办法是行得通的。台湾问题解决了，中国同美国之间的疙瘩也就解开了。

中美两国虽然前一段时间吵了一些架，但近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好的。中美两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有共同点，但也有分歧点。中美两国都有发展合作的愿望。我们希望今后两国领导人和政府人员加强交往，更多地交换意见，以便继续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到两个月，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邓小平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五十八至六十一页，主题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全文如下：

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它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进一步说，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当然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从世界历史来看，有那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的，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这种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中国人不是低能的，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干得好。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干得好的。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目前中英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们一旦真正了解了，是会完全有信心的。我们对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是国务院总理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是经大会通过的，是很严肃的事。如果现在还有人谈信心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政府没有信任感，那么，其它一切都谈不上了。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绝不会答应的。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到一九九七年还有十三年，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香港各界人士要为此作出努力。

以上谈话我都不嫌冗赘的引证全文，就在使我们能从全文的语气和上下文（context）间，掌握住邓小平的表面真义和意在言外的真义。在以上的四篇谈话里，我们清楚看到「一国两制」政策在邓小平口里演变的轨迹，随着这种轨迹，「一国两制」还有更完整的发展，值得我们进一步重视。(1999/11/26)

991129

· 阿扁心胸太狭窄了！

昨天报上刊出陈水扁参加高雄市台南同乡会会员代表大会时说：他现在有个梦，明年三月十八日能有位台南人当总统，明年全国台南同乡会大会将在总统府扩大举行。他强调，这话并不是说连战就没有机会，阿扁不是位心胸狭窄的人，他表示，五年前他与台南乡亲黄大洲竞选台北市长，就有共识，你拚、我拚，但谁当选都是台南人当选。现在又和台南人竞选总统，台南人明年都有机会当总统。他呼吁各地的台南乡亲，一定要选出第一位台南出身的台湾总统云。

在我看来，阿扁口口声声说他不是心胸狭窄的人，其实这段话，正泄漏了他是何等狭窄。古书「孔子家语」有一个故事说：「楚王出游，亡弓，左右请求之。亡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孔子反对楚王丢了弓后的谈话。表面上看，楚王心胸广大，认为「楚」王丢的弓，给「楚」人捡到了，有什么不好，但孔子认为，如说「人」丢了弓，给别「人」捡到，陈述中去掉「楚」字，方能更见其大。

如果阿扁能说：台湾选总统，台湾人当选了，而不说台南人当选了，岂不更见其大吗？可叹的事，阿扁太小器了。「惜乎其不大也！」这样长不大的台南人，台南人不以为耻吗？(1999/11/29)

· 邓小平论「一国两制」（续）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六十七至六十八页，主题是「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全文如下：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以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要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不变。

坦率地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非常关注十三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一九九七年后的事情。我们希望香港在过渡时期内，不要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港币发行量究竟多少？港币信誉好是因为储备金雄厚，多于发行量，不能改变这种状态。

第二、我们同意可以批出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内的土地契约，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动用这种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行政开支。

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那将会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负担。

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

我们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今后中英两国要更好地合作。

现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了。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

同年九月八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参议院议长弗朗切斯科?科西加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九月九日「人民日报」，主题是「遵循实事求是原则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全文如下：

实事求是是毛主席坚持的思想路线。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把它继承下来了。中国遵循这一原则解决自己错综复杂的问题，并且已经见效。我们也在按照这些原则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

中国正在同英国就香港问题举行会谈并且可以达成协议。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想法。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种新的想法。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过了不到一个月，一九八四年十月二日，邓小平会见华人科学家时，又发表谈话，收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主题是「国家的统一，从解决香港问题做起」，全文如下：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根据世界的现实、历史的状况和中国的实际提出来的。大陆十亿人口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同时允许一些地区搞特殊政策，搞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从解决香港问题做起，现在已经走了重要的一步。有人提出，对香港的政策会不会变？我说，没有理由变，变没有好处。

同一天，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特就香港问题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七十二至七十六页。主题是「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其中就「一国两制」后五十年不变详加阐述。他说：

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联合声明确定的内容肯定是不会变的。我们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即使在过去的动乱年代，在国际上说话也是算数的。讲信义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不是我们这一代才有的。这也体现出我们古老大国的风度，泱泱大国嘛。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也在变。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而「一国两制」就是大变，农村政策就是大变。过几天我们要开中央全会，讨论城市改革，城市改革也是变，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

再一个是有些人担心干预。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现在看起来，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会有秩序地度过十三年，十三年之后，会有秩序地度过五十年。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个方面，也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具体分析。我还讲过十三年的过渡时期参与的问题，参与也是一种干预，当然这个参与不是北京方面参与，而是香港人参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人参与。不能设想，到了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一夜之间换一套人马。如果那样，新班子换上来，什么都不熟悉，不就会造成动乱吗？即使不造成动乱，也会造成混乱。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不参与不行，不参与不熟悉情况。在参与过程中，就有机会发现、选择人才，以便于管理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一九九七年后在香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所以不能笼统地反对参与，也不能笼统地反对干预。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处理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从大处着眼，不会拘泥于小节。

一个是怕变，一个是怕干预，还怕什么？有人说怕乱。乱就得干预，不只中央政府要干预，香港人也要干预。总会有人捣乱的，但绝不要使他们成气候。

在这天的谈话里，邓小平特别插播了一段台湾，他说：「一九九七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他们会站在我们民族的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他们的活动，进行他们的宣传，在香港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以上邓小平十五年前的谈话，对照起十五年后的今天香港情况来，可说言而有信，信而有征，是可以信任的。(1999/11/29)

991130

· 忆黄信介

黄信介七十分钟前死在台大医院。

我生平只见过黄信介两次。第一次在三十四（一九六五）年前。我那时正主持文星，黄信介正做市议员，发生了省议员杨玉城的案子。杨玉城是台北市长高玉树的亲弟弟，黄信介是高玉树的「五虎将」，他和李福春两位想找我帮忙，特别约我在波丽露二楼吃西餐，谈得很高兴。事后我整理出议员保障法例，打好字，叫已被文星请走但为我私人收容的张白帆送去给黄信介。那天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自那天以后，我和黄信介没有任何往来。我现在还保存着三十四年前黄信介经由李福春约晤我的文件（文星书店秘书钱翊平留字）及名片两张（李福春、黄信介名片），也可作为一些左证。

我第二次见他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六日，已是第一次见面后二十二年，那天我写了「你解严，我上诉」的平反状子向国民党法院挑战，我到台湾高等法院递状子时，正巧黄信介他们也在递，大家握手叙旧，聊了一阵，那是我第二次见他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后来他做民进党主席，不能保持反对党尊严，反发出歌颂李登辉「英明」的肉麻言论。令人卑视。他在民进党新贵的抵制下，一筹莫展，政治前途已呈淡出，最后不能保持前辈尊严，反向投机分子陈水扁之流靠拢，也令人卑视。

王拓在「党外的声音」访问黄信介，收有一段黄信介的谈话说：「台湾戒严以来二十八年，都没有新的报纸取得发行许可，杂志勉强还有，但是大都是外省人办的，以外省人的眼光来看台湾的政治，例如『自由中国』，虽然办得很好，但与本地人的看法仍不免有出入，又如李敖，可以说是本地人了，因他来台时还是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是这里长大的，但是他的看法仍然和我们有出入。」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到黄信介既狭且陋，这种人能成为台湾政治人物的大老，足可领教他们的水平是什么了。(1999/11/30)

· 邓小平论「一国两制」（二续）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邓小平在「瞭望」周刊第四十二期，以「『一国两制』是意义重大的构想」为主题，对「一国两制」做了专题的阐述，这是他提出「一国两制」以来，对这一构想最详细、最完整的阐述，全文如下：

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形成了。这个构想首先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解决香港、台湾问题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总是不好的。怎么样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呢？这就必须充分照顾到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尊重实际。就是要尊重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实际。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我们提出要保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实行「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这个构想是我们从自己的情况出发考虑的，而现在已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稳定和繁荣，也不能和平地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不变。

我国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首先从解决香港问题开始。具体地讲，就是在我国恢复行使对香港地区的主权后，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我和香港朋友谈到一九九七年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还要继续多久，我说，如果继续十五年太短了，索性讲到五十年吧！五十年以后再说。五十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五十年不变，这是同中国需要五、六十年才能实现现代化联系起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