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故事讲述的是这些学生为了取得荣誉历尽艰辛，最后终于青史留名。中国南部某地有一座陡峭的山，一条很重要的驿路刚好从山中通过，关于这座山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一个穷秀才要到省会去考举人，从他所住的小村庄到那个将决定他命运的城市有二百多里的路程。他凭着自己勇敢的精神、强健的体魄和百折不挠的努力，翻过高山，涉过险滩，再穿越人口稠密的平原，最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这时候他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仅够他勉勉强强度过考试的九天。考试结束时他已是身无分文，只好留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没有人会帮助他，对陌生人施以仁慈之心这一在中国经典中广受赞誉的美德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无处可寻。但有胆识、有主见的他是不会绝望的。虽然才高八斗，可他并不认为老老实实地干些体力活儿有什么丢人之处。本着这个思想，他在一家轿行里找到了一个抬客人返乡的活。轿夫的地位在中国是很低下的。而这一切恰恰反映了秀才大胆而又独立的思想，他愿意暂时放弃他的秀才地位而做一个被人歧视的轿夫。
走呀走呀，他已经抬着轿子走过了整整一百五十英里路——爬高山，走峭壁，穿越人口稠密的平原，但他的头脑中时时刻刻都焦急地揣测着考试的结果：考榜贴出来了吗?我考中了吗?他没有足够的钱，不能留在城市里等待考榜揭晓。由于抬轿时间过长，他的双肩已经肿得老高，还被轿杠磨起了水泡，阴郁的生活正笼罩着他。这天，他来到了这座又高又陡的山下，抬头望着高高的山顶，想到要抬着沉重的轿子向上爬，他简直有些窒息了。就在这时，他听到身后传来了“报喜官”的锣声，他们一边快马加鞭，一边喊着那些考中的幸运儿的名字。这些“报喜官”就靠考试过活。考试结果一揭晓，他们就立即上路，去给那些家远的考中者的亲朋好友报喜。他们很容易辨认，因为他们一般四人同行，带着铜锣，时不时地敲几下，一边高喊着考中者的名字。
他们越来越近，秀才紧张地聆听，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不但考中，而且高居榜首，也就是说，他现在是省里的一流学者了!他完全沉浸在兴奋中，现在金钱、荣誉对他都是唾手可得，而贫穷和痛苦都将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他放下轿子说：“我再也不抬轿子了!”可客人提醒他按照协议规定他应把客人抬回家乡。一阵犹豫之后，他决定继续抬下去，但有个条件：为攀登面前这座陡峭的山峰，他必须得到更多的报酬。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于是轿杠再一次被放在满是水泡的肩上，秀才带着他的荣誉，迈着轻快的步子，心中欢快地唱着歌向山上攀去。他的名望很快就会传遍全省，他的名字很快就会出现在本省，甚至全国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个秀才的家里，但现在他看上去是多么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苦力呀!为纪念这件事，从那以后，每当轿夫抬轿经过这座山时，他们都会停在山脚下，客人必须增加报酬他们才肯继续前进。
第三和第四种学位的考试是在北京举行的。凡是能够通过考试，特别是考中翰林的人都有着光明的前途，可以在这个国家中谋到一个相当好的职位。不管他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身份，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只要中榜，他们就立即成了中国上层社会中的拔尖人物。考取翰林榜首的人有可能成为两省总督，治理两省，在那里他统治着四五千万人口，有着绝对的权力。
但是，一种新思想正在这个国家传播开来，血管中流动的血液已不再去重复那持续了几百年的缓慢基调。正像《里普•范•威科尔》《里普•范•威科尔》(Rip Van Winkle)：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所著《见闻杂记》中的故事及其主人公的名字。——译者注 中所描写的那样，“沉睡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古老的舞台已不复存在，年轻人正好奇地睁大眼睛，他们面前的景象决不允许他们再退回去扮演过去的角色。
为父辈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书和论题现在在年轻人面前已失去了吸引力。众多的西方观点像一首新鲜而又激动人心的乐曲传了进来，它们的共鸣声跨平川，越高山，穿峡谷，用那些伟大诗歌中从未提到过的一种全新的生活观念惊醒人们沉睡的心灵。一个新纪元的序曲奏响了，人们心中那些似乎已经永远泯灭了的梦现在又开始活跃起来，再一次成为他们那非凡的想象力中的主旋律。
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国立学校，学校里挤满了求学的少年。他们接触到了西方思想的奥妙，与此同时，过去中国人从不了解的大陆现在也开始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使他们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在中国，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开始了。那些曾容纳过一万考生的巨型大厅现在已被遗弃，孤零零地呆在一旁。它们的辉煌已经过去，大门在风中时开时关，巨大的蜘蛛已在房梁上安家织网了。仔细听，你能听到幽灵们的呻吟声，这是那些曾在这里获得了荣誉的人在感慨，是那些悲痛于帝国荣耀丧失的人在叹息!
中国的经典著作
这一章我们将讨论一个最最古老的话题，然而它又是一个很现代的问题，因为尽管这个国家已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这片土地和它理想中的未来，然而有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那就是中国的经典著作对所有的中国人，无论他知识渊博还是没什么文化，仍旧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仍占据着支配地位。
在研究经典著作的同时，我尽力使我的读者了解这些名著在当今的思想家和学者的评价中占有怎样的地位。鉴于它们的地位与从前相比根本没什么变化，因此我觉得用现在时态来描述它们的发展历史和流传情况是合情合理的。
这些经典著作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这种至高无上不是神学意义上的。一些外国学者甚至称它们为中国的《圣经》，尽管中国人自己还没有像外国学者那样授予它们这样的荣誉称号。
这些经典著作从来没有对人们心中产生的重大问题提出过任何解决办法，也从来没有把关于未来的重要问题清楚明白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大多数的中国人因为不识字从来不翻阅这些书或者就道德问题请教过它们。即使那些对书中每个字都认得清清楚楚的学者也不认为这些书能够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我认识很多这样的学者，而且我从未遇到哪一个人在家中没有他们崇拜的偶像，而这些被他们全家崇拜的偶像正是极普通而又最没文化的人。这些经典作品不是宗教方面的书，至少不是我们西方人眼中的宗教书籍，而且这些书也没有给予什么神授的启示。它们包含一种伦理观念，这种伦理观念对培养中国人树立行善与讲道德的高尚理想具有极大的影响，正因此，它们在中国人的评价中占有崇高地位。
在中国也有大量其他的书籍，这些书涉及的题目很广泛，但是它们中没有一本能得到像经典著作那样的名望和权威。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拥有这些经典书籍，人们对待它们比对待君主还要尊敬：每日耕地的老农拥有它们，尽管他们仅仅在年轻时偶尔翻一翻；那些每天靠干繁重体力活糊口的苦力拥有它们，就好像它们是他的救护神，更不用说这片土地上最富才华的学者了，他们正是靠研究这些书籍而名满天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经典著作已经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并且统治着各个阶层人士的思想和想象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本书具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也许只有外国人所信奉的《圣经》能与之相提并论。当认识到它们会对中国人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时，我们就不必感到惊奇了。在将近二十个世纪的岁月中，这些经典著作是这个国家唯一愿意采用的教科书，没有别的书能与它们竞争。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接受着这样具有格言性质的真理，即在所有出版的书籍中没有比经典著作更适合作为国家允许采用的教科书的了。在一千多年以前，中国的小男孩在黎明时分便要醒来，揉揉惺忪的睡眼，然后望望屋外正在驱逐黑暗的日光。他们必须马上起来，因为学校的大门已经敞开，教书的先生正在等着他们。此时，阳光掠过村庄，光芒射进树林，一丝金光也照亮了教室里那让人感到阴郁的墙壁。一想到教书先生那张眉头紧锁、目光冷酷的严厉面庞，孩子们立刻跳出了被窝，几分钟后，他们就走在上学的路上。初升的太阳放射出光芒，远处的山顶在阳光下格外醒目，而平原则因为头天夜里徘徊的昏暗而仍处在梦一般模糊的景象中，这层朦胧似乎不愿意在新的一天完全到来之前离去。
当这些小伙子急急忙忙赶去上学时，还有一些孩子会从田间的小径上出现，或是从那些在早上阳光的映衬下闪烁着的榕树林中出现，这些榕树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可爱。不久，铃声响了，二十几个孩子尖厉的吵闹声打破了破旧的教室的沉闷。
然后，孩子们的手中会被塞上这些经典书籍，这些书看起来枯燥无味，印刷得也很糟糕，而且整本书里连一张插图都没有，总之，它们给人的感觉是死气沉沉的。在开始学习这些书的四至五年中，孩子们对于书中讲些什么没有一丝一毫的概念，而教书先生也从没打算作任何讲解。它们对这些小伙子来说实在是过于深奥了。就如同将一本未经翻译的用希腊原文印刷的柏拉图的著作放到一个美国小伙子手中，剩下他一个人在那里冥思苦想原文中每个词的含义是什么。
而当今的学生们正在接受着与十个世纪以前他们的前辈所经历的一模一样的教学模式，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教学方法都没有丝毫的变化，没有哪个学校会为此召开校务会，并作出决定认为哪些书和教学方法已经过时，而代之以现代的书籍和新式的教学法。甚至还没有哪一个人提出过这样指导性的建议。因为提出这样的左道邪说会使整个国家陷入狂乱和骚动，会使这片土地上的学生和思想家产生一种叛逆心理。
但是，这些经典著作并不仅仅是在小学中才具有崇高的、不受教育部门或当局干扰的统治地位。它们在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中也同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人认为学者们应该脱离它们的影响。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把这些翻得破破烂烂、曾无数次使他们头痛的经典著作扔掉，而发出解脱的叹息：“现在，我感到很欣慰地说，我要永远与你断绝关系。”不，这些在儿时曾令他烦恼不堪的书，这些在作为学生时使他度过无数令人厌倦的时光的书，正是不久以后他为了升入高一级学府而参加考试时所必须参考的书，也正是对这些经典名著所从事的研究，使他获得了荣誉，如果幸运的话，甚至会使他成为一省总督，在其所管辖的省区内拥有独裁统治的最高权力。
这些书对中国人来说如此神圣，也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当一个人通过读这些书而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时，这些书便不会像初级读物那样被人爱看不看地扔到一边。它们会伴随这位学者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其他的读物可做为娱乐性的书读一读，但要是为了学业和思想境界的提高，为了崇高理想的实现，在他眼中没有什么书能替代这些古典名著。
这些经典包括九本书，用学者们所熟知的术语来说，便是“四书五经”，在对这些书的描述中，我们将按照中国人排列它们的顺序来一一介绍。在“四书”中最有趣而最重要的当数《论语》。这本书在孔子死后由他的门徒编纂而成，书中收集了这位卓越的圣人发表过的明智而敏锐的言论。正如这本书的题目所反映的，书中涉及的内容很广。许多论题都是由孔子的门徒提出来的，这些门徒中有的想请教孔子那些令他们困惑而深奥的问题，有的想了解孔子对当时社会知名人士的看法。
正是在这样的对话中，孔子提出了一些见解。这些见解不仅显示出他伟大的思想，而且对无数代中国人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这些见解对传统思想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当代各阶层人民追求崇高理想的力量源泉。他的所有学说可概括为六个部分，其中包括他思想体系的萌芽。从这些学说中衍生出了整个中华民族高尚行为的理想、目标及动机。在我看来，中国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社会或政治生活方面存在的优点及缺陷，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古时这位圣人或半神化的英雄影响。我相信，大家对《论语》中的某些字句作些研究后便会得出我所作的论断。首先，我们先来说说“天”在汉语中，“天”由“大”和“一”两个字组成。这个字。不知为什么，孔子羞于使用在他之前哲人们都喜欢谈论的“神”这个字。他好像特别迷恋“天”字，但从他的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一些重大思想问题上，并没有完全摆脱神的影响。鉴于他把一些本属于神的重要特征移入他的“天”中，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便黯然失色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对他来说，天总是比纯粹的物质力量更重要，因为单纯的物质力量是不会了解人类的欢乐与斗争的。他曾经觉得自己的一切永远在天的监督之下，尽管人们不理会他和他的理论，但如果天赞同他的学说，他会心满意足的。
有一次，他想到自己一生所坚持的政治主张没有被诸侯采纳，感到很沮丧，就对一个门徒说：“莫我知夫。”“何为其莫知子者?”他的门徒立刻问。而他的思绪仍沉浸在失败感的压抑中，他回答他门徒的问题更像是自言自语。“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仅如此，天对他而言是统治凡人的巨大力量，而今天感到不满将是人类最大的不幸，因为任何力量也不能违背它的意志。他还指出，若一个人违背了天，那么在偌大的宇宙中也没人能帮助他，这种信仰已在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体系中根深蒂固。
无视神的存在对人类来说是很不幸的，这会给他们带来比最初所能预料的还要严重的后果。从宗教的角度来看，这些后果是最具灾难性的。人们已经完全把神给淡忘了，而客观存在但又不明确的天却替代了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某些仅属于神的特征也为天所有。生与死，灾难与幸福，王侯的地位与乞丐的命运全部是由天来安排的。人们可以计划，可以作出努力，但他们能否成功将由天来决定。尽管人们有这样的信仰，但天毕竟只是头顶上的一个大空间，它可能为人间的不平伸冤，但它不会为人类的痛苦和灾难而落泪，也不会为此感到怜惜。很显然，孔子频繁使用“天”这个字(尽管他没有试图给它下定义)，并且教导他的门徒在与神打交道时要谨慎小心，这导致中国的学者和思想家们都以无神论的态度讨论宗教问题。
在孔子的著作中，另一个常用的字眼就是“孝”。如果一个人不是从小生长在中国，他便不可能理解这种伟大的美德在这位圣人的教导下是如何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如果要问中国人的生活以什么特征为标志，中国人无论高低贵贱都以什么为最根本的责任，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回答是孩子对父母的孝敬。
当一个人漫步在中国的大街上，他会经常遇到宏伟的耗资巨大的牌楼，这些牌楼的建立是为了纪念这一地区因尊敬父母而闻名的孝子们。没有哪种美德比孝顺更值得尊敬，而在孝顺这方面的不足会比其他任何失职受到更严厉的谴责。在孔子对家的观念中，他指出孝敬父母不仅对家庭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整个国家的安定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孔子的确做了一项杰出的工作，中国人接受了这个思想，就好像它是神明的启示。
孔子的另一个观点真可以说是天才的设想。在灵感的激发下，他勾勒出一个他称为“君子”的典型形象，这个人具有高尚的道德，这种崇高的道德是他为人处事的原则。他行事从不违背仁爱的原则，即使在慌乱和危险中也不会。他从来不做卑鄙可耻的勾当，因为他生活在充满仁慈的环境之中。
这个君子的典型形象在那被称作“小人”的描述的映衬下显得更加伟大，后者的行事与目的与君子截然相反。小人的行事即使是在表现他的美德和优点的时候，也像是在幕后策划着什么。君子的生活观念，为人们展现了一个人人都应追求的崇高的生活境界，对整个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每个时代的学子在掌握这些经典的时候，都必须仔细地研究君子这个完美的典型，而且对君子性格上的特征也要作细致的分析，由此君子的形象便以一种固定模式深深地印在中国人的头脑乃至国家的思想体系中。这些先哲的后代们无疑离君子所展现的形象越来越远，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先哲们用他们那天才之手描绘出如此伟大的形象，来弥补(尽管作用甚微)这个国家因忽视神灵而遭受的损失，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会堕落得更多。
对孔子而言，还有两个十分有吸引力的字，而他的学说为这两个字冠以光环，统治着人们的思想。第一个字便是“忠”，中国人已从中受到鼓舞。这个字眼经常激发在懒散的表面下深藏的民族之心，激起那郁积在心中沉睡已久的热情。现实中的哪样传奇不是起源于“忠”这个字带给人们的勇武观念呢?在形势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人们面对强大的敌人从不退缩也不思进攻。许多士兵坚守在被围困的壁垒后，“忠”这个字像具有魔力般使他们产生古代神话中英雄般的想法，因此他们宁愿在遭受猛烈攻击和将被慢慢饿死的压力下坚守而绝不投降。古代有个人为了他那行将没落的王朝而死，而后人却被他的英雄事迹所激励，在那片土地上将他奉为神崇拜着，仅仅因为他对他的君主忠诚。
孔子的另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字是“诚”，这个字的意思的确很美，然而在这个国家的伦理道德中几乎没有人具有如此高尚的情操。中国人极为推崇这种品德，这是毫无疑问的。每当我和别人之间需要真诚的时候，每当这种真诚发生危机的时候，这个词会立刻触动对方，他的眼睛闪着光芒，脸上严厉的表情也会变得柔和。二十个世纪以前这位伟大圣人所阐述的思想具有这般神奇的力量，它触动人们心中的某些感情，使人们的心弦随着这种思想所产生的魔力而颤动，孔子曾说他搞不懂一个不诚实的人怎能生存。对他来说，这个问题是最不可思议的。孔子还提出这样的学说，即天本身也遵循着真诚的原则，而且如果哪个人缺少真诚这一美德的话，他将无法得到全面发展。当孔圣人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发现自己已越来越接近他理想中充满真诚的贤人，最后他宣称他堪与天相比，甚至称他自己就是神。
“四书”中的第二部被称作《大学》。这本书内容涉及对个人的培养教育，对家庭的合乎体统的管理，封建制度下的政府以及对国家的统治。这本书在开篇中就阐明了它的编写目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便是说，如果一个人真正持续地遵循这些原则，则他最终不仅会成为他的国家的成功的统治者，而且在他本国之外，也会获得巨大成就。这本书在以后的章节中为了阐述上面的学说，引用了大量君主和名人精辟而明智的言论。
“四书”中的第三部是《中庸》。这部书传说是孔子的孙子所著，内容极为复杂深奥，它主要的论题是以人类的完美典型——君子为例讨论美德的本质。
“四书”中的最后一部是《孟子》。它收集了孟子这位著名的哲学家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公元前289年。的著作，主要论述统治者如何按照公正、正直的原则统治好他的臣民。孟子不相信君权神授，这一点与孔子一样。他认为一个不称职的君主应该被拉下宝座，而由一个有德行的人来行使统治权。孟子极为推崇仁爱与正直这样的美德，并且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提及。他也非常喜欢讨论人性问题，他与孔子观点一致，认为人的本性是好的。他认为人天生是正直的，也极力通过所有人至少具有四种品质这个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观点。首先，人们都有恻隐之心，这种本性来自于正直的品质；其次，人们都有仁慈之心，正直也是这种本性的根源；再次，人人都有恭敬之心，这种本性来自于人们内心固有的礼貌观念；最后，便是善恶之心，这是因为人们天生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孟子认为如果人们在发展中能让这些本性充分发挥作用，那么大家将生活在一个充满善行的社会中。孟子同样推崇孔子所描述的君子的完美形象，同时给他冠以五种永恒的美德，即仁、义、礼、智、信。当人们为一个问题的是与非而争论时，这些字便被各阶层人士作为格言引用。
按照“五经”的顺序来说，第一部当数《周易》。这是最著名的经典著作中的一部，毫无疑问在某些方面是因为它极其深奥，其中一些难以理解的句子和那些构成这部书的基础和论点的几段句子被认为包含了宇宙起源、人生哲理、算卦占卜和其他秘术中的奥秘，这些奥秘一直使最渊博的思想家和最有学问的学者感到困惑不解。
预测和占卜之术对中国的思想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至少三千年的岁月中，《周易》一直作为预测和占卜的基础。然而书中的那些神秘的符号和图解仅用于微不足道的目的。例如大街上的算卦先生很圆滑地告诉人们将来的好运或恶运，他们的预测大部分依据《周易》中那些不可思议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在西方人看来又是那么毫无意义而荒谬。
“五经”中的第二部是《尚书》。这部书主要包括古代文献中关于尧帝至周朝的中国史(前2357—前627年)。许多文献的手稿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传，而那些流传下来的被孔子收集、编著成册。在他当时收集到的八十一篇原稿中，仅有四十八篇流传至今。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家们若想复述古代的重大事件，他们唯一能参考的资料便是这些现存的文献。
“五经”中的第三部是《诗经》。它对整个国家民族精神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这本书主要由古代的民谣和民歌组成，这些诗歌就如《荷马史诗》一般被一代一代流传下来。据说这些诗歌是在周朝初年(前1120年)由周文王收集并配以音乐的。我们现在手中的资料只不过是当年原稿中很少的一部分。这些流传下来的诗歌按不同的内容整理分类，有的是全国流行的民谣，有的是祭诗，还有篇幅长短不一的颂文。它们并没有涉及什么崇高的事物。有一些诗歌听起来很古怪，还有一些缺乏真正诗歌的韵律，而且所有的诗歌都缺乏那种激励人们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或是追求崇高生活境界的震撼力与激情。
“五经”中的第四部是《礼记》，中国人都喜欢这本书，因为它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爱好与倾向相吻合。据说，《礼记》是由孔子编著的。它为社会中各个阶层提供了在各种场合下的行为准则。人们在重要的场合中该如何表现自己?怎样的举止才不会使自己因违背礼仪的原则而有失身份?这些问题在书中都作了详尽的描述，即使最愚钝的人也不会产生误解。
在《礼记》中，这位孔圣人并没有将女性包括进去。如果他生活在现代社会，就会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学习，这些东西会使他在日常生活中开阔眼界，但他的人生观却不能做到这些。
“五经”中的第五部是《春秋》，这部书已被大家公认为是孔子所著。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将《尚书》中描写的历史时期延长二百四十二年，也就是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0年。这部书十分令人失望，它一点也没有体现出作者在文学方面的才能，作者平铺直叙了一些君王的美德和罪恶，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这些关于古人生活中重大事件的纪实与一个搬运工人关于火车到达与出发的记录一样枯燥无味。书中仅描述了事件最基本的轮廓，作者让读者根据他自己的想象将事件的来龙去脉补充完整。这本书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完全因为它的作者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这部书是由某个无名之辈所著，那它早就被人们遗弃了。
除了这九部书外，还有一部人们普遍承认的经典名著，就是孔子写的《孝经》，人们认为这部书堪与“四书”“五经”齐名。该书主要描述孔子与他的门徒谈论孝顺的本质和起源，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发扬这种美德。许多知名的评论家研究过这本书，尽管中国的学者没有像对待“四书”“五经”那样看重这部书，但由于它的作者的知名度以及中国人崇尚孝顺的强烈本能，他们乐于将此书列为该国的古典名著。
西方的学生最初读这些古典名著很容易感到失望。他们那逻辑性很强的头脑会使他们有些瞧不起这些作者处理论题的方式，他们觉得这些材料的组织没有条理而且给人一种杂凑的感觉。比如说这些作者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时就没有遵循深入而符合逻辑的方式，却在一种非正式或很偶然的谈话中以随随便便的方式加以讨论。作者在论述这个文明古国的古代史时并不发表任何评论。他们在记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文件时甚至不打算去核实它的真实性，或许他们以为人们只是希望在笔记本上草草记下这些事件的概况，而并不想在以后对这些事件加以评述和描绘。人们在传授伦理学的时候，也必须要遵循一种特定的方式。崇高的理想在警句式的句子中以一种松散的、不连贯的方式描述出来，而这些警句由于缺乏逻辑上的先后次序而使说服力大打折扣。
对于普通读者和思想家而言，以上事实也许是一个警告，从中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经典著作不值得在中国百姓中长期占据崇高的地位。现实的状况实在是一个大大的错误。
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喜欢逻辑性、演绎推理，主张理性的推论，而推理的每一步都相互关联，因此论题发展的每一步都清晰明了。东方人认为这种方法太乏味，而且缺乏艺术性，因此不屑采用。他们十分喜欢作诗，喜欢在富于想象的太空中遨游，喜欢在巫士的魔杖指挥下产生美妙的幻觉，而纯理论性的推理是不会令人产生这种幻觉的。这些经典著作反映了东方人的心理，从他们伟大的先贤圣人传授最高尚而且最深奥的哲理名言的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民族只接受这样一种教学法。
的确，这些经典著作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影响和激励着中华民族，但是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书中所涉及的论题却对那些未开化的人们的感情和见解没有任何号召力。比如说《荷马史诗》，它能唤起希腊人民内心中最强烈的激情，因为它描写了军队的功绩和著名武士的英勇事迹，这唤醒了民族的战斗意识，增强了民族的斗争精神，使年轻的小伙子们心中热血沸腾。而在中国的经典著作中，没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感染力。他们的理想是正直、忠诚、仁爱和品德高尚。中国人从来没有得到什么神的启示来教导他们如何生和怎样死。经典著作的作者们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他们只是在作品中强调人性的观点，从而以这种模糊的方式来弥补自己认识人生问题的不足。君子的形象固然伟大，而那仅仅是灵感触发的一瞬间产生的。整个民族被君子的美丽形象所感染。尽管它仅是一种神圣的幻觉，但它在人们的思想中已根深蒂固。而且在过去所有的文献中没有哪个作者能描绘出比君子更完美的形象。
虽然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这些著作对中国人的性格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它们长久以来所处的崇高地位已开始动摇。中国人头脑中产生的新观念使人们对其权威性产生疑问。一种新的力量已经出现，而且一位神赐的导师将会引导这股力量，使他们对古代圣贤认识得很模糊的那些美德赋予更深刻的意义。这些著作在人们的头脑中将会逐渐淡忘，但是他们将看到自己不仅不会因此与外面广阔的世界隔离，而且会与世界各地的人们产生一种更亲密的关系。
学校与教师
中国人笃信教育。不论是高官或是平民，是富人或是穷人，他们对教育的看法都是绝对一致的。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家里太穷或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权威迫使孩子去学习的话，孩子们是必须要去上学的。人们不必对这种观点的一致性感到奇怪，因为受教育是通向由政府给予荣誉与金钱的正统之路，而且它也是使得驰骋于年青人头脑中的狂热野心得以最后实现的一种方式。在西方，一个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成为杰出的一员或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如国会议员，或者在某个政府部门中担任主管，而这些职位都能使他在公众面前得以抛头露面。但在中国，这些途径狭窄得只剩下一条，即从学校教室里走出来的一条路。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得出这样的推断：因为一个人从没上过学，所以一切能使他的生活得以改善的有利机会都将离他而去。其实，在这个国家里，除了人人都渴望的上学之路外，其余的发展道路都对他敞开着。例如：他可以经商挣钱，也可以购置房屋和田地，以自己的富有遐迩闻名。然而，他毕竟还只是个商人，他也许永远不能踏进充满魅力的贵族圈，也同样不会被授予一个连最可怜的学者都能得到的头衔。
从另一方面讲，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虽然可能如格言里所说的教堂中的老鼠那样贫穷，虽然他的父亲可能只是个体力劳动者，虽然他自己也可能平平庸庸，不能挣钱糊口，但是，面对众人的评头论足，他却可以比腰缠万贯的商人多显出几分自负。可以确信地说，每个学生的小帆布包里都可能装着总督的权力，到时候，他将成为两个省的统治者，管理超过二千万或三千万的人民，这种能力是连他的上司也不容置疑的。
到将来的某一天，会不会有下面的奇迹发生呢?无论是在人口稠密、拥挤的城市，还是在那些不算太穷、还请得起教师的乡村，在不用国家制定法律，亦无需政府提供资助的情况下，学校都能建立起来。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自己制定教育计划，他们并不考虑这种计划是否会失败，也不关心计划是否会被执行。由于没有一个政府机构来负责为乡村的孩子们提供教育，乡村或城市郊区的长者或负责人要在年末聚到一起，商讨下一年有关学校的事务。他们要对父母们进行调查，了解有多少孩子打算上学，在这一年中他们能支付多少学费，以确保有足够的经费招聘有能力的老师到学校执教。这些情况明确以后，下一步就是寻访校长了。这是整个过程中最困难的一个环节，由谁来出任校长，对教师和村里人是至关重要的。有时，本村或当地就有可能提供合适的校长人选，只要他的人品、能力被充分证实能胜任这一职务，在这一年内他就能顺利地办理每一件事。如果本地没有这样的人选，就要到老师们得知有这一人选的别的地方去寻访。经过没完没了的面谈、推荐及暗中对他的品行学识的调查，他才能获得这个职位。此事一旦决定，他就得干上一年，除了他本人，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中止他的任期。在这一点上，米堤亚人和波斯人的常规做法要比中国现存的做法灵活一些，一旦他们达成解聘教师的协议，就会设法去付诸实施，这种做法必定会使孔圣人失望之极了。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新学年开始了。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七，这时大约是阳历的二月中旬，寒假刚刚过去。新年所带来的节日与欢庆的气氛已经消失了，人们开始筹划来年的重大安排。两天前人们还沉浸在元宵节的欢悦中，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但随着节日的结束，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买卖、经商、教育这些曾因过年而被搁置一边的事情又被人们操持起来。
新学期开始之前，村里的长者们已经做好了接待学生的安排。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中国人为他们未来的学者、高级官员及将成为该地区统治者的总督们准备了些什么吧。这所学校如同一个样板，我们身处其间，同样可以了解其他学校的情况。中国人对校舍的要求是不拘一格的，只要它不违背传统观念，就允许存在下去。这所学校只有一间孤零零的、毫不起眼的房子，没有丝毫美感可言。屋内的地面脏乱不堪，而且凹凸不平，这都是去年在这里学习的孩子们的“杰作”。墙上没有地图、字画。四处污渍斑斑，唯一可以看出的“图画”是巨大的墨汁印迹，这是被未来的画家以初级“涂鸦”式的手法泼上去的。没有人来消除这些长年累积起来的厚厚的污物，也没有人去打扰在角落里自得其乐结网的蜘蛛，它们自信任何时候都不会受到干扰。
把墙刷白一些会使人感到舒适些，在令人精神振奋的屋子里，孩子们也会更有信心地开始他们的学习。但是从来就没有人这么想过。即便是有，中国的国民们也从来没有使这种想法介入到孩子们的学校生活中。孩子们将在这间屋子里度过他们的童年。在这种艰苦的条件得以改善之前，学生的母亲们却以本民族特有的柔情关心着下一代，期待着孩子们的身心能够在这里得到升华。
这座房屋只有两扇看上去普通而又粗糙的窗户。它们高二点五英尺，宽二英尺。窗户上钉了许多笔直的细木条，既可防贼，又能透光。透过窗户，你能感受到夏日里习习的微风，冬日里呼啸的北风，那沉闷的风声仿佛在诉说心灵被撕裂的痛苦。这确实是一个条件很差、看上去令人失望的校舍。屋外倒是别有一番风景，从打开的屋门或窄小的窗户向外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榕树，它那数不清的枝丫、永不褪色的深绿色树叶，占据了院子的一部分空间。这一景色使人忘记了肮脏的屋子里那黑乎乎的墙壁，凹凸不平的地面和污浊的空气。对那些不得不在此度过他们最好年华的孩子们来说，这棵树该是他们永久的快乐源泉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它都充满了人情味。每当阳光洒下的时候，大榕树似乎就显得快乐和轻松，而当日落西山暮色降临，它又显得阴郁和沉闷。在暴风雨袭来时，蕴育在大榕树内心的情感仿佛终将爆发出来，不论结果如何，也要向世人展示它体内蕴藏着的力量。不管学校生活多么的沉闷与单调，至少这都不与大榕树相干。
随着开学时间的来临，学生们陆陆续续集中到一起。从七八岁到十七八岁，各种年龄的孩子都有。他们中的一些小家伙，脸上挂着害羞和胆怯的神情，好像对如何应付学校生活感到束手无策。而另一些孩子则精神十足，情绪高涨。他们的黑眼睛里闪烁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们互相开着玩笑，沉浸在嬉戏的欢乐之中，这都是世界上所有在校孩子们所特有的天性。同与他们年龄相仿的英国孩子相比，这些孩子并不讨人喜欢，他们行为粗野且少教养，看上去没有一个拥有绅士风度。这群孩子都有一副似乎属于下等人的长相，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的。他们看上去地位卑微，这主要归因于中国服装质量的低劣和式样的死板。像这些孩子的衣着就很成问题，上衣和裤子被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显得极不合身。这些衣服都是用孩子们自家织的深蓝色棉布做成的，千篇一律的式样把孩子们都衬托得普通平常，很显然，它们都是出自妈妈之手。衣服的尺寸很随意，个头差不多的孩子即使穿错了外衣也不会轻易察觉。另一个使他们看上去地位卑微的因素无疑是他们那不高贵的外表。事实上，中国人的脸上几乎没有什么漂亮的因素。高颧骨，大嘴巴，黑黑的小眼珠，毫无血色的黄皮肤，这一切都标志着极为普通的相貌，平时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人都是这副样子。
每个孩子都自备了一张长方小桌和一把高木凳，小桌中有两个抽屉，可以用来放置书本。孩子们冲进空荡荡的屋子，各自挑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顷刻间，屋里便水泄不通了。二十个孩子坐在自己座位上，他们将要在未来的一年里占据这块地盘。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太挤了。按照西方的卫生观念，如果考虑到健康因素，这间屋子装十个人都不行。不过，孩子们对此倒并不在乎。中国人似乎已经习惯了不安逸的生活。那混浊的空气、污秽的环境、可怕的气味，加上硬木凳椅，构成了这个广大国土上的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孩子们在这样的屋子里学习没有什么不协调之处。当然，若对英国孩子来说，在这种环境下读书不论是谁也会生病求医的。
在孩子们进入各自座位时所发出的嘈杂声中，老师从一间与教室相连的房里走了进来，在这一学期里，那间屋子就是他的家。立刻，屋里安静下来，二十双热切的眼睛盯住了他，每个孩子都试图掂掂他的分量，看看自己到底要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老师是严厉还是和蔼?在他面前是痛苦地挨过时间，还是被宽容地对待，使学习对他们来说成为一种真正的快乐?这些问题在他们幼稚的大脑中飞快地闪过。尽管老师的脸板得如同“狮身人面像”，他们还是要洞察一切，试图抓住可能得到答案的每一个信息。
老师在桌边的椅子上落了座，这是村里的长者们为他准备的。桌子上摆有一个大砚台，一个装研墨用水的小陶瓷瓶，一把棕色的小茶壶，配以两三个“小人国式”的小茶杯。桌上的显眼处，摆着一根用粗硬的竹块做成的戒尺。老师们认为这是属于自己特有的东西，只要一上课就拿在手里。
这位被孩子们紧张、焦急的双眼凝视着的人，不说一句话，那张令人琢磨不透的脸上也不露出丝毫笑容。他对孩子们没有什么热情洋溢的言词，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的心被眼前这么多年轻幼稚的面孔所打动。因为倘若对他们显示出任何兴趣，或让他们看出他心里有一点点对他们的同情，这些都是对过去传统的公然违抗，是懦弱的表示，而且还会危及到在今后的一年里对学生行使权力。
教师的首要任务是把学生分类，看看他们都读了些什么书，然后再因材施教。功课布置下去后，学生们都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开始念书。教师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严肃，以此来震慑住那些胆大妄为的学生。现在，让我们暂时越过孩子们的肩膀，看一下那些奇怪的、样子古老的识字书，看看它们都有些什么内容吧。中国的课本，也许是学生手中最枯燥、最陈腐、最古怪的东西了。书的作者恐怕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学生们的兴趣爱好。书的内容因单调而显得死气沉沉，既缺幽默又少机智，它们最大的“功劳”似乎就在于从来不会在孩子们那活泼爱笑的脸上增加一点儿轻松。西方人一般是从“猫”、“狗”之类的词开始他们的学习的，这种方法，在这个国土上的学者和圣人们看来，确实是太幼稚了，因而是不可取的。中国人采取的教学方法是让八九岁的孩子去读一本写有深奥伦理观点的书，由此开始他们的学习生涯。这本书名叫《三字经》，因为它是由一系列的句子组成，而每一句又仅有三字，故取此名。第一句是极富教条性的话，即“人之初，性本善”。这一观点引起过两个学派学者们的争论，一派持赞同意见，另一派持否定态度。想想一个十岁的英国孩子吧：在轻松的小故事和展现在面前的美丽图画中度过学校里的一天。而这里的孩子却不得不讨论一些类似上面提到的深奥而抽象的问题。可想而知，中国孩子的早期学校生活是多么的乏味单调。
紧接着，中国古代的名著又被放到了学生手中。这些书讨论的是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书中满是抽象细致的论述、深奥的伦理辩论和其他一些更适于成年人而不是孩子去思考的东西。事实上，这些书正是中国那些年事已高的学者们花费毕生精力专门研究的内容。所以说，中国的小学生真是太可怜了。从书中他得不到快乐，只有无休止的灌输，努力想把那些印刷得糟糕透顶的文字留在记忆里。而这些东西未必与日常生活有多大关系。孩子们那一张张古板没有神采的小脸总是显得严肃而镇定，仿佛笑声、嬉戏与微笑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犯罪，是他们不应该有的。孩子们的眼睛都紧盯着课本，他们不能发出任何快乐的声音，像《少年和姑娘》、《杰克和豆茎》、《杰克盖的小屋》这样的故事都不能使这些爱笑的、富于滑稽意识的孩子们的眼里流露出兴奋之色。事实上，中国人总是为成年人着想，两千年来没有哪位作家为孩子们写过什么，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艺术家为了带给孩子们欢乐而拿起画笔，去描绘孩子们的生活，也没有一位学者提议编写一套易学、有趣的教科书。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全国所有学校用的都是同样的书，既没有画片，也没有图解。这些课本都印在那种又薄又脆的纸上，文字拥挤不堪，字迹模糊不清，纸质封面也容易折角，看上去极不雅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