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与群体行为
2006年，“网民”成为《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祝贺！你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2006年年度人物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时代》周刊的解释是，“社会正从机构向个人过渡，个人正在成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2006年年度人物是互联网上内容的所有使用者和创造者。对个人的关注，无疑很重要。
令人感兴趣的是，“乌合之众”遇到了互联网，会产生何种化学反应？无疑，对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资产管理，这是个具有前瞻性的问题。
探究人类行为
当今世界，互联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网络正在脱离以内容为核心的构建方式，转而以人为核心进行彻底重构。这种转变源于技术变革、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但从根本上是为了适应、满足人的社交本性。从本质上说，人都是社会性动物，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
社交网络为人类的社会行为提供了一个便捷、真实的平台。社交网络也就是“网络+社交”，其本质就是人，就是朋友，就是关系。关系、互动、信息、服务都在以社交网络为基础重新组织。
现在Facebook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已有12亿人在上面建立了1 000亿个联系，每日活跃用户超过7.5亿。Facebook更建立了一个基于社交网络的生态系统，其中包括平台广告、平台店铺、支付系统、虚拟/实体商品销售、团购优惠、第三方网站社交插件等。
Facebook的成功在于将人们线下的真实社交生活搬到了线上。Facebook通过帮助人们相互联系、分享观点，改变了传统互联网中信息自上而下的基础架构，让人们来决定信息内容，重塑了信息的传播和消费方式。过去，新闻机构帮人们进行信息筛选，替所有人决定什么信息值得放在报纸、电视和杂志上，而社交网络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信息单向传播的模式。人们从信息的接受者变成信息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人们呼唤世界真实信息的心理和诉求得到了满足。
在社交网络上，人们真实的社交关系数据也为人们探求自身行为提供了可能。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卡尔·波普认为，“人类最古老的梦想之一——预言的梦想，即如果我们能知道将来我们会遭遇什么，我们就能据此调整我们的策略并从中获利。但一旦涉及人类行为，预测就会变得不可能。”社交网络的兴起开始挑战这一观念。
尽管社交网络在预测人类行为方面还存在诸多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社交网络正逐渐趋近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同时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历史机遇——提供了关于数亿人的而不是少数人的行为数据。
过去几年间，这些数据使得大批科学家在强大计算机和新技术的支持下，得以研究人类行为背后的深意。同样，研究结果令人振奋：人类的大部分行为都受制于规律、模型以及原理法则，而且它们的可重现性和可预测性与自然科学不相上下（据全球复杂网络研究权威巴拉巴西语）。
从小世界、幂律到长尾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和陌生人聊天时，有时会发现彼此有共同的朋友，令人不禁感叹世界真小。
几十年前，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做了一个实验。他将一些信件交给志愿者，要求他们通过自己的熟人将信件传到指定的人手里。最后，294封信件中有64封最终送到了目标人物手中，而每封信件平均只需要5次转发就能够到达目标人物。也就是说，在社会网络中，任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是6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六度分隔”理论，或称“小世界现象”。
1998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生邓肯·瓦茨和他的导师斯蒂文·斯特罗加茨分析了演员的关系网络、美国西部的电力网，研究发现网络中大部分节点彼此并不相连，但节点之间经过少数几步就可到达，也就是存在“小世界现象”。此后，研究人员发现在真实世界的网络中，“小世界现象”同样普遍存在。
后来，瓦茨重新解释了小世界中最重要的两个参数是集聚系数和平均距离，并要求：集聚系数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平均距离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这样的网络社会是一个有情感、不是很冷漠的社会。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具有小世界网络特征，而当前的社交网络都是根据小世界网络设计的。
瓦茨和斯特罗加茨观察了演员网络和美国电力网络的连接分布图，他们本预计会发现经典的“钟形曲线”（正态分布），然而得到的竟然是“幂律分布”。也就是，有的节点拥有很多连接，有的节点的连接数却少之又少。
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幂律分布广泛存在于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且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地震规模大小、人类战争规模、人类语言中单词频率、社会财富，到细胞中蛋白质的相互作用网络、大脑神经网络，都存在幂律分布法则。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高度的集群性、不均衡的度分布。
在发现幂律分布之前，人们对互联网有一种典型的误解，认为网络是扁平化的。事实上，网络拥有介于扁平化（如市场组织）与结构化（如分层组织）之间的一种结构，兼具二者特征，但又不同于二者。巴拉巴西把它称为“无标度网络”，这种网络兼具“大世界”和“小世界”特征，而幂律是无标度网络最核心的现象。
这里的等级差别是说许多节点仅有几个连接，少数几个中心节点拥有众多连接，缓慢降低的幂律分布很自然地能和拥有多重连接的中心节点结合起来。幂律分布意味着中心节点在网络中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地位，自然成为信息扩散的放大器。
马太效应
幂律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对其通俗的理解就是社会学中的马太效应。在《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中这么说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一个国王远行前，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道：“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国王回来时，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10锭。”于是，国王奖励他10座城邑。第二个仆人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5锭。”于是，国王奖励他5座城邑。第三个仆人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帕里，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一锭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
这就是马太效应，它是由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在1973年正式提出的。莫顿用它来概括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好的越好，坏的越坏，多的越多，少的越少。在经济上，马太效应也反映了一种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赢家通吃的经济学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
斯蒂格利茨在其“占领华尔街”宿营地的演说里指出：1%的人占有99%的财富。财富分配何以不公？科索等人指出，“财富分配的幂律可由小世界社会网络和偏好连接得到解释。”
偏好连接认为，一个节点吸引的纽带数量越多，它控制的社会资本就越大，或借助社会资本而产生的合作越多，由此形成的利润流向这一节点的就越多。因此，只要存在偏好连接，并且网络结构是小世界型的，财富的分布或收入的分配就服从幂律 [6] 。
匈牙利经济物理学家丹尼尔·康多尔等学者通过研究比特币的交易网络，第一次发现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在数字货币领域开始显现。由于比特币的所有交易清单在网络上可以获取，研究者利用它分析了每个账户，构建了数字货币流动的网络，研究财富创造和积累的模式。
经过研究发现，比特币的发展明显分为两个阶段：2011年之前，比特币交易只在一些“发烧友”之间进行，而且在现实世界没有任何价值。从2011年开始，使用比特币交易的人越来越多。当和美元的交易模式确定之后，比特币一时间吸引了大量人气，交易数量也呈井喷式增长，比特币开始在现实世界真正发挥货币的部分作用。
研究团队在对比特币流通网络进行观察时发现，网络上大的节点容易吸引到更多的连接，这些节点的财富增长的速度明显快于小的节点，因为交易次数和获取财富的能力呈正相关。富者越富的现象在比特币发展过程中十分明显。这一发现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由于比特币的交易清单是透明的，因而对其流通性、交易的研究对于其他法定货币有借鉴意义。
长尾
对幂律的另一种理解就是长尾。马太效应等关注幂律的头部，而长尾则关注幂律那条长长的尾巴。“长尾”这一概念是安德森在《长尾理论》中最早提出的，用来描述诸如亚马逊这类网站的商业模式。市场上流通的图书多达几百万种，但登上畅销书榜的幸运儿终究是少数，大多数无人问津。直到亚马逊的出现，非畅销书作者们才迎来了他们的春天。亚马逊每年在小众图书上取得的利润总和远远超过了畅销书带来的利润。
长尾理论揭示的幂律分布是，少数大热门产品构成短头，而大量小批量产品构成长尾，互联网正在推动经济重心从前者转向后者。长尾理论是对二八原则的颠覆，是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完美结合。抓住长尾也是互联网金融成功的关键。
当下，中国金融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宝”，如余额宝、现金宝、活期宝、收益宝，搅乱了原有市场格局。当前，余额宝规模已突破4 000亿（截至2014年2月14日），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最大的货币基金。余额宝的成功正源于阿里巴巴抓住了普通人构成的长尾客群，抓住了20%的普通人贡献的收入，集合了这些“乌合之众”的力量。余额宝源于互联网企业对金融长尾市场的发掘，是创新、开放、平等、普惠等互联网精神在金融领域的投射。
遗憾的是，在互联网电商领域，长尾现象有消失的趋势。来自淘宝的统计数据发现，畅销品构成的短头越来越粗，而其他产品构成的长尾越来越短，甚至消失了。也就是说，淘宝上的产品销售严重偏离了长尾理论，亚马逊上的长尾效应在中国并不成立。
其形成过程是这样的：畅销品开始吸引了部分人的购买，这些人的用户评价被销售者当作营销的重要工具，同时销售者也投入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加大对这些畅销品的宣传力度，这又进一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最终形成一种正反馈循环。而位于尾部的产品，因缺乏投资者的购买体验数据，只能被淹没在商品的汪洋大海之中。
对于整个平台系统而言，长尾效应的消失是致命的。它将导致整个平台不再外延扩张，而是向内收缩，导致平台被锁住，整个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而同时，还有很多案例显示马太效应对于经济、文化等系统的破坏力量。破坏的根源在于马太效应遏制多样性、创新的产生。经济业界和学界目前对此并没有可供解释的经济理论出现。
意见领袖
微博
正如Facebook模仿真实世界人与人的关系，作为Web 3.0的信息服务平台，微博模仿了真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传播，并且成为媒体和意见领袖的放大器，让有影响力的人产生的信息传播得更有影响力。
2012年，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发布《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典型的微博意见领袖形象是“一位四十不惑的男性学者或商人”。前10位意见领袖分别为潘石屹、马云、任志强、李开复、郎咸平、李承鹏、陈光标、于建嵘、方舟子、李稻葵。前100位微博意见领袖平均年龄为47.5岁，日均发微博5.8条，平均转发数为478.8次，平均评论数273.1条，平均粉丝数为近98万。
从社会身份看，前100位微博意见领袖中，媒体人（33人）、学者（26人）、作家（20人）和商界人士（17人）占主导。在新浪微博的意见领袖中，男性把握着绝对的话语权，绝大多数意见领袖都是掌握相当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社会精英，草根网民、普通网民微乎其微。
但该研究报告关于意见领袖的定义和评判标准也饱受质疑。在微博上仅发布一条内容为“圣诞节快乐”消息的贾平凹竟然入选意见领袖榜单，并位列第11，这引发了博友们的讥讽。“僵尸粉”、倒卖粉丝等“涨粉”（让粉丝更多）手段的广为人知，让公众认识到粉丝越多，并不代表你越有影响力。
波士顿大学的凯特萨克等7位学者于2010年在《自然物理学》上发表文章，认为与大众的理解不同，社交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不都是那些粉丝最多的人，而是那些位于社交网络核心位置的成员。
举例来说，在微博上，即使你被很多人关注，但如果这些粉丝都是不重要的人（比如，不为他人所关注），你不能被称为意见领袖；尽管你被很少的人关注，如果这些粉丝都是有影响力的成员（比如，都为很多人关注），你依旧是意见领袖，你的观点会通过你那些有影响力的粉丝向外扩散。这带给我们的启发是：真理与人多势众无关；关注那些意见领袖所关注的人，他们或许是思想创新的引爆点。
在社交网络中，意见领袖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当前，诸多市场营销活动都在利用这些“有影响力的人”来传播信息。从2013年起，无论是新上映的电影，还是重金打造的电视节目，都把社交网络当成最重要的宣传阵地。《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票房达7亿多人民币，成为微博营销大获成功的经典案例。7亿多票房的背后，是近20个微博认证账号的4亿粉丝。
关于新浪微博，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粉丝数超过100，你就好像是本内刊；超过1 000，你就是个布告栏；超过10 000，你就好像是本杂志；超过10万，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百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千万，你就是电视台；超过一亿，你就是中央电视台了。”
投资含义
在资本市场，意见领袖是投资者热烈追捧的对象，其言论也被数倍放大。在国外，索罗斯和巴菲特被捧上神坛，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每句言论都能牵动投资者的神经，被争相模仿，同时他们的行为也改变着资产价格的走向。在国内，王亚伟曾备受媒体、投资者关注，他的持仓信息、言行都成为投资者津津乐道的热点话题。
这些意见领袖本来就是真神，还是被我们塑造成了神，现在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人们习惯模仿别人，尤其是这些意见领袖。
经济学认为模仿源于两个不同的原因，一个是信息效应：作为社会资本的拥有者，这些意见领袖的行为传递一些新的信息。投资者观察并模仿他们的行为，即使有时会违背自己的个人意愿，也可能是合理决定。这一策略节约了独立探索的成本，对多数市场参与者来说，最具诱惑力。不过，研究表明，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决策环境里，假设只有两种生存策略：独立探索和模仿成功，那么，任一群体的平均生存概率，随着模仿者在群体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加而增加，至某一阈值后，便迅速下降，甚至可导致群体的消亡。
另一个原因是直接受益效应，也被称为网络效应：意见领袖以往的成功经历、威望会吸引很多人跟随，如果能与大多数人行为保持一致，便可以给自己带来直接利益。
但是，意见领袖为什么乐于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按照经济人的假设，人都是利己的。凭借自身影响力，意见领袖能影响其他人的行为，分享信息将引发群体效应，并改变金融市场的结果。尽管很多时候这不是他们的初衷，但最终也会为自己带来收益，不仅仅在名誉上，也在经济上。
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个观点。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和詹姆斯·富勒在《大连接》一书中，提出“网络人”这一假设,认为人的本性中既有利他，也有欲望。从这个角度讲，人们也不是完全自利的。由于每个人都是镶嵌在社会网络中的，因此每个人的愿望中也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自己周围人的愿望，每个人也会考虑周围人的幸福。
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
我们的朋友在某些方面总是和自己有着相同的特点，包括年龄、居住地、教育背景、职业、经济状况、兴趣以及价值观，社会学称之为“同质性”。对于同质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相似性带来友谊”、亚里士多德的“人们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以及谚语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同质性是社交网络的一个重要发现，因为它意味着社交网络被社交圈子分隔开来。同质性表明，个人的行为容易受到兴趣相投的朋友影响，但很难受到与自己兴趣迥异的名人影响。同时，同质性也限制了信息的广泛传播。一般来讲，我们很难在年龄、教育背景、职业、兴趣等方面不同的社交圈子中传递同一观点或信息。
精准定位于15~25岁的“90后”消费群体的《小时代》电影大卖，同时也引起微博上“70后”、“80后”的口诛笔伐。不同时代背景的群体很难形成一致的价值取向，但这并不影响《小时代》的成功。这种为特定人群设计的产品定制模式树立了电影市场以年龄划分市场的新典范。
《小时代》这部电影定位非常明确，就是给“90后”看的。尽管很多人都在骂“90后”，但不可否认，“90后”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消费人群。第三方数据显示，中国观影者的平均年龄已经从25岁降至21岁，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小时代》会有如此高的票房。更有意思的是，在《小时代》的观影人群中，出现了13~14岁为主体的组团观看的人群。
什么会真正影响“90后”？影响“90后”最重要的途径，是他们相互之间的影响，而不是外界的介质影响。“90后”有自己完全独立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报纸、电视、影评等其实基本上无法影响他们，影响他们的是，身边人在做什么、谈论什么、流行什么。“90后”总的特征就是更自我、更小我。有一个有趣的段子：“‘60后’说我们没有神，‘90后’说我就是神；‘60后’说我们没有主意，‘90后’则说我有的是主意。”
对于“90后”这种意识的形成原因，需要从社交网络的形成说起。人们倾向于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友谊，这是对社交网络形成的一种认识。就其本身而言，并未提供一个机制解释为何相似的人群更可能形成朋友。
在一个群体中，人们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人作为朋友，势必存在主动的选择。但同时，人们为了和朋友们保持一致而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个过程被描述为社会影响，即社会网络中存在的社会联系影响了节点个体的特征。同质现象背后的机制正是选择与社会影响。社会影响可以看成是与选择相反的概念：在选择中，个体的特征主导网络连接的形成，但在社会影响中，已存在的社会网络连接将会改变人们（可变）的特征。“90后”的意识形成是选择和社会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烙下这个时代的特征：自我和小我。
从同质性的角度，我们也能更容易理解社交网络中用户的行为了。比如说，为什么大多数用户需要不止一个社交网络，如我们常常使用的微博、微信、陌陌。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社交圈子可以彼此分离：他们想与朋友交流投资心得，想与老同学嬉笑怒骂，但又不想让自己的老板看到。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学生更倾向于只选择一个社交网络，因为他们的社交圈子通常只有两个维度：家庭和学校。当父母和教师开始出现在其中一个地方时，他们会把朋友转移到新的阵地。
从这个角度看，微信不可能垄断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入口，毕竟人的社交需求是多样的，只是能撼动微信地位的社交工具还没有出现。未来的社交工具倾向于向垂直和细分领域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特殊需求。金融投资社交需求应该算一个。
在资本市场，同质性以圈子的形式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生态：校友圈、老乡圈、明星分析师圈、董秘圈……在一个又一个圈子背后，资金在流动，资讯在传递。
在公募基金辉煌时代，最知名的校友投资圈莫过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旭利、裘国根和莫泰山组成的俗称“人大铁三角”的圈子。随着李旭利被捕，裘国根和莫泰山分道扬镳，“人大铁三角”不复存在，但人大校友圈依然强悍，“北燕山、南浦江”的人大论坛吸引了众多公私募界校友参与。与其他圈子相比，校友圈更可靠、更紧密、更讲情谊。
国外的共同基金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科恩分析了基金经理、分析师与上市公司高管的教育背景，发现校友圈能为他们提供很有用的信息，基金经理在与校友高管所在的公司有关的方面往往能够获得较高的受益，分析师也能从校友高管那儿获得更多的信息。
因人际关系而结合的圈子，是获取社交利益的好渠道。
移动互联之争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互联网开始逐渐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构建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从以内容为核心转变为以人为核心。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整个社会和个人开始以真实身份、真实角色进入互联网。互联网不再是一个虚拟世界，而是现实社会的数字化体现。由于真实，移动互联网将会迸发更为可怕和更具颠覆性的商业价值。
当前，移动互联网对实体商业的变革已经体现。在金融、电子商务、汽车、影视、游戏、餐饮、旅游、医疗等方面，真正的互联网革命正在发生，社会与互联网已逐渐融为一体。
这种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互联网的基本单元从网页变成了人，人们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生产者。
在2013年，互联网企业在移动互联网的布局也更加积极，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无疑是主角。百度先以3.7亿美元收购视频网站PPS，而后以19亿美元收购了91无线平台，又以1.6亿美元入主糯米网。阿里巴巴以5.86亿美元入股新浪微博，以2.94亿美元夺得高德28%的股份。腾讯以4.48亿美金战略投资搜狗。
互联网诸强除了移动端布局之外，对抗也更加激烈。先是360公司遭六大“高手”（腾讯、小米、金山、搜狗、百度、央视）围剿，后是马云携“来往”杀向腾讯，互联网诸强已进入“拼刺刀”阶段。
但这仅仅是开始。这仅是移动互联网时代诸强之战的上半场，目前下半场已经开始，而且更加精彩。抢占入口仅仅是第一步。有了入口，可以建立平台；建完平台，可以搭建生态。入口–平台–生态是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
生态和跨界成为2013年互联网行业最热的两个词，但至今对于生态的定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在生态学中，生态系统指由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生态系统的范围可大可小，相互交错，最大的生态系统是生物圈，最为复杂的生态系统是热带雨林生态系统。
而什么样的公司是生态系统型的公司，或许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一是企业通过垂直整合，整合了上、中、下游资源，资本在产业链内部流动，同时为用户提供了开放平台。犹如生态系统的无机环境，包含阳光以及其他所有构成生态系统的基础物质，其条件好坏直接决定生态系统的复杂程度和其中生物群落的丰富度。
二是让用户参与，帮助用户实现自身的价值、利益和收获，然后用户促进企业成长。像生态系统的生物群落，它们不仅在生态系统中适应环境，也在改变周边环境的面貌。
生态系统型的公司不同于平台型的公司。一方面，生态系统首先是开放的平台，但不同于平台的外延式扩张，而是体现了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另一方面，生态系统体现了互联网思维，以用户的体验和参与驱动企业的成长。
在传统互联网时代，平台模式一直广受市场的赞誉，盈利模式也十分清晰。淘宝、QQ、百度搜索是平台模式的典型代表。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平台模式不能从传统互联网上完全照搬，发展也受到了限制，平台模式向生态模式转变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腾讯、阿里巴巴、乐视、小米都搭建了自己的生态系统，但具体形式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最具颠覆性、最有潜力的生态系统还是建立在熟人朋友圈之上的微信。因为它掌握了最多个人真实信息、最多个人真实社交关系。它像一个巨大的旋涡，在维系个人社交关系的基础上，将支付、电子商务、餐饮、游戏、地图、媒体、交通等不断卷入其中，商业价值不可估量。只要个人社交关系不被迁移，这个旋涡将不停旋转下去，直至把个人的社会生活全部网络化、数字化。
2014年，生态闭环、O2O（线上到线下）已经成为互联网企业的共识，并购和对抗成为互联网行业的主旋律。在BAT等互联网巨头一系列并购过程中，马太效应显露无遗。中小企业逐渐向巨头依附，社会资本逐渐向巨头聚集，这对于互联网行业并非好事。这意味着任何企业都无法绕开巨头独自发展壮大，行业生态遭到了破坏，创新性思想遭到扼杀。
BAT的生态闭环是否坚不可摧，未来是否会有其他公司打破这种垄断格局？当前来看，BAT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生态闭环完成之后，内部是否能够产生协同效应。毕竟并购来的企业思想和文化不能完全统一。哪一块出问题，整个生态就不能正常运转，更谈不上坚不可摧。
从行业发展来看，互联网巨头都是线上的轻资产公司，其盈利依靠广告和增值服务。即使在电商方面，京东目前依然亏损，亚马逊70%的盈利都是通过为第三方提供服务获得的。当下，由于传统业务遇到了发展瓶颈，尤其是随着移动时代的来临，互联网巨头开始谋求线下发展，欲打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希望用最低的成本和资产去撬动数万亿的传统零售消费市场。本质上是线上对线下的流量导入。
未来能打破BAT垄断格局的新巨头应该不会来自互联网行业，或许来自开始向互联网转型，线下与线上互相导入、彼此融合的重资产公司。如果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通过不断更新换代的产品、线上线下完美的用户体验，线下的重资产公司逆袭线上的互联网巨头并非不可能。
群体行为：传染、影响、学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在《非理性繁荣》中写道：“投机泡沫是这样一种情况：关于价格上涨的新闻刺激了投资者热情，投资者热情通过心理感染在人群中传播，并在此过程中放大可证明价格上涨合理性的故事。”这吸引了“越来越庞大的投资者群体，尽管他们怀疑投资的真实价值，但也被吸引入局，部分是因为他们嫉妒他人的成功，部分则是因为赌徒的兴奋”。
著名经济学家杨格将群体内个体之间行为互动分为三种类型：社会传染、社会影响和社会学习。
社会传染指行为像传染病一样迅速扩散，一旦接触，即存在被感染的可能。
社会影响认为，当人们看到自己的社会网络中有足够多的人已经行动时，他们也将采取行动。也就是说，行为由于一致动机向外扩散。美国作家、漫画家詹姆斯·瑟伯在《我的生活和艰难岁月》里传神地描述了群体的从众行为。没有什么值得恐慌的理由，只因为看到一个人在奔跑，其他人也开始奔跑。当更多的人开始奔跑，所有人都开始奔跑，最后，全城人迅速逃离一个并不存在的涨潮。一位惊慌失措的市民甚至听到了身后奔腾而来的洪水声，事后才发现那是旱冰鞋的声音。
我们可能会嘲笑并且质疑，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1969年，社会学家米尔格兰姆曾经做了一个实验，安排志愿者站在大街上盯着某建筑物6楼的一扇窗户。当一个人抬头看时，极少有路人停下来；当5个人一起抬头看时，会有一些路人停下来；最后，当15个人一起盯着看时，45%的路人都会停下来，也盯着看，尽管他们什么都没有看到。
经济学家诺瓦克的研究小组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为这类问题提供了线索。研究小组发现，在各类网络社会中，1/3定律普遍存在。它的意思是，如果一个策略对个体而言是优势策略，那么当一个群体中至少1/3的个体都采取这一策略时，它将颠覆这一群体原来占优势的策略。
社会学习指人们不仅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习，而且也学习或交流网络中其他人的行为或结果，并通过理性推断或心理偏爱而形成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决策。人们选择在不同时刻采取行动，这取决于人们的先验信念、搜集的信息，以及异质个体的不同。
区别于传染和社会影响，社会学习最受经济学家的欢迎。因为社会学习强调个体在外在和内在因素影响下的理性选择、效用最大化原则，而社会影响和传染仅关注外在因素的影响。社会学习是我们经济、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学习，群体智能将不会产生，经济、社会也不会进步。
投资者的自组织
简单规则产生复杂模式的过程称为自组织。人类形成家庭和群体等各种社会组织形式，都是自组织过程。
作为服务于投资者的社交网络平台，雪球网每天都会提示最热门的讨论话题。这些话题不是由网站来命题或加以引导，而是网友自行组织话题，其他网友参与讨论。由网友自行组织的讨论也会形成相应的研究报告。由国老等人合作的第一份研报《空中落地，浴火重生——空中网KONG研报》在2013年8月19日已经发布。
国老在研报前言中提到，股票的分析涉及行业、产品、管理、财务、市场、销售等很多方面。而行业分析师的知识结构、分析能力和精力则是很有限的，特别是很多分析师没有实业的工作经验，缺乏投资股票的实盘经验，因此很难对一只股票的各个方面做出深入而全面的分析。我认同这种观点。
的确，投资犹如盲人摸象。每个人都只摸到大象的一小部分，把每个人摸到的拼凑在一起，或许能够还原大象的全貌。这种自组织的行为和众包的生产方式是产生群体智能，触及真实世界的最便捷途径。
在互联网上，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维基百科全书。它的创始人在哈耶克的词条下面指出，他创立维基百科就是受了哈耶克《价格与生产》的启发，就是设立一些简单的规则，让网友互动，而没有硬性标准。尽管规则很简单，但是维基百科比很多书更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如果不能满足需要，读者也可以自由更新。相对人为设计，维基百科确实拥有显著优势。
回到国老等人的自组织行为。这类自组织行为和众包的内容生产方式将产生群体智能。因为它有效回避了研究人员知识结构、经验的不足，借助互联网的资源和大众的智慧形成群体智能。借用哈耶克的语言，它将产生“涌现秩序”。自组织与涌现在本质上相似，自组织强调过程，动态的；涌现强调最后的宏观秩序的结果。这种自组织和众包模式将颠覆资本市场上传统的研究方式。
一些阳光私募也采取这种方法：好几个人同时观察一只股票，最终形成投资决策。但我更看好互联网上的这种自组织行为。巴恰塔亚等人认为，社会的创造性源于个人认识和社会网络的结构。互联度太高导致社会成员的相似性太高，会降低一个社会的创造性；互联度太低则丧失了合作创新机制。
抛开研究人员的个人认知能力不谈，券商、基金内部人员之间属于强纽带的社会网络（互联程度高），而这种网络的最大弱点就是没有新信息。而互联网呈现小世界网络特征，它是弱纽带网络，有利于信息的扩散和思想的创新。
对于强纽带和弱纽带，著名社会学家格拉诺维特在《弱纽带的强度》一文中有过精彩的论述。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 [7] 的作者，也是里根“竞争力委员会”主席），为IBM、通用、微软等公司提出了著名的政策建议：引入局外人。也就是弱纽带，将一些局外人引入公司原有的熟人社会。局外人会带来完全不同于既有团队的思维方式和信息，最可能产生新想法。
群体行为与资产价格
什么是资产价格？人们的行为普遍受自己的预期（或者信念）的影响，而资产价格是信念的一种加权平均，权重是由其在总财富中的相对份额决定的。市场自身不会有什么信念，它只是一种简单的制度，是交易在某些规则下发生的场所，是对群体行为的一种聚合。
人们自然关心，什么会引起价格变化？如果财富在资产上的分配（信念的权重）出现变化，或者信念变化，价格就会变动。那人们的信念又为什么会改变？汪丁丁提出，人的信念不仅受情景、记忆、情绪、人格所影响，而且受社会网络中群体行为影响。也就是说，个体都是异质的，同时具有个体性和群体性，并镶嵌在社会网络之中。这也是本书一直强调的观点。进一步思索的话，群体信念如何引发价格的变动？索罗斯的回答是，正反馈和负反馈是资本世界的常态。
索罗斯在《危机与变革：索罗斯的金融逻辑》中讲道，金融市场存在不计其数的反馈环路：正反馈环路和负反馈环路。正反馈强化了当前盛行的误读，负反馈环路则起到了扭转的作用。正反馈环路和负反馈环路相互交织，相应导致市场趋势跌宕起伏。
需要强调的是，在复杂的自适应系统中，正、负反馈相互耦合，在混沌与秩序的边缘造就了形态各异的演化之道，而对群体内部人们行为互动的理解，如传染、影响和学习，是正、负反馈的一种补充。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罗闻全教授在其2011年的一篇论文《适应性市场和新的世界秩序》中提出，我们应该用进化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来研究金融市场和制度。罗闻全不认为当前的有效市场假说模型存在重大谬误，只是它不够完整。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到21世纪初，这些模型都能很好适用于美国的金融市场，但过去10年正是波动性加剧的新世界秩序的开始，因为技术进步导致人口增长和经济格局变化，人口大国（如中国、印度）为资源展开竞争，加上不断上升的杠杆率和全球失衡。
市场在正常时期会合理运行，但如果受到极端情绪的支配，人的动物精神有可能压倒理性。市场并非总是有“群体的智慧”，我们应该考虑“群体的智慧”与“乌合之众的狂热”之间的创造性张力。同时，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变，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也会改变。
总之，适应性市场假说是一个关于市场参与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行为学理论，它借鉴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应用演化、竞争、适应、自然选择等概念来描述金融市场上的相互作用。有效市场和非理性市场仅仅是极端情况，大多数市场在任何时点都位于二者之间。
适应性市场假说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传统智慧也会随时间变成错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世界之中，理解这个世界的唯一途径就是考察部分与整体间的互联性、相互依赖性和反馈机制的系统性视角。
当“乌合之众”遇到移动互联网
兼顾个体性和群体性的个体，总是嵌入于社会网络。移动互联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重塑了个体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关系，改变了个体的行为方式。
连接一切是移动互联的终极目标，而移动社交为移动互联构建了强大的基础平台。意见领袖影响了信息扩散的速度和范围，同质性为社交圈子如何影响个体行为提供了解释。
社交网络有效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性。个体行为最终形成群体行为，自组织是群体行为的组织方式。个体之间的社会传染、社会影响和社会学习是形成群体行为背后的规则和秩序。
在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是群体信念的加权平均。群体行为有时会强化当前的市场趋势，形成正反馈环路，有时负反馈环路占据上风。正反馈环路和负反馈环路相互交织，导致市场趋势跌宕起伏。
群体行为、资产价格构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断演化的复杂系统。从社会演化的角度看，整个金融市场具有不确定性、自反性和适应性。
[6] 这一财富分配不公现象在中国也十分严重：不足5%的人掌握95%的财富。经济学家汪丁丁认为，东方式的腐败是财富分配加重或偏离了幂律的原因。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当代社会的任何现象都具有两重性。其一是中国与西方通有的，任何人类社会都会很自然地涌现出来的类似幂律的权力格局，它意味着机会的严重不均等；其二是源于中国本土的悠久的官僚政治及相关的腐败传统，即马克思所说的“东方式的腐败”。所以，中西社会通有的类似幂律的机会和权力的不平等分布，在中国额外沉重，造成财富分布偏离了幂律。
[7] 《国家竞争优势》，迈克尔·波特，中信出版社，2007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