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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权”保留了一定的地位。当然,儒家谈“权”
,绝非如法家那般剑拔弩张,而是经过了刻意的研究并加以了诸种限定,以免使其与儒家的整个思想体系产生以于明显的背离。
在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的发展过程中,道、法、儒三家的权术观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各领风骚,但最终还是殊途同归。随着儒家学说在统治思想中的正统地位的确立,古代中国的权术观也逐步儒家化了。
古代中国传统权术观的儒家化古代中国的传统权术观,是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建立的。
按照这种传统的眼光,权术应做如何认识和评价呢?
第一,权术与“仁”
、“义”
、“诚”
、“信”
、“道”
、“德”
、“理”
等概念处于相对立的地位。
诡诈的权术同儒家传统道德规范是根本不相容的。
“有道则无权,道失则权作。”有道之时不需使用权术,有道之人不应使用权术。统治者应当“以德行仁”
,被统治者应当安分守己。在这种理想的境界,权术自然毫无用武之地。
第二,权术与“经”
、“常”不同,必要时只可偶而为之。
由于“道德有不可变之时,礼义有不可施之时,刑名有不可威之时,由是济之以权也。”尽管权术可以用作权宜之计,但它毕竟是“背乎经”
、“反于常”
、“违于道”的,所以只能“适一时之变,非悠久之用”
M D .南北朝时人刘勰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道”如同衣冠一样时刻在身,“权”如同甲胄只可“御寇而不可常服”
M E .第三,“行权有道”
M F ,“权时以行道”
M G .权术的使用,不能脱离“道”
、“理”的基本原则。
“取舍去就之间,不离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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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所谓权也“
M H .超出“道”的范围的权术,则是不应使用的。
“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
M I .使用权术的目的还应明确,只能用以“行道”
,“故其权术之道,使民上下同进趋、共爱憎、一利害”
M J .“为事为国”而使用的权术,称为“贤人之权”
;相反,“为身为家”者则称为“佞人之权”
M K .第四,权术只有圣贤才能掌握和使用。权术是“圣人忧道之深谋、处变之大用”
N B ,是“圣人之所独见”
N C .得出的结论是:权术乃“天理之精微处,非圣贤不能用”
N D .第五,权术是“国家之利器也,辎重可离而权不可失,兵食可去而权不可无”
N E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百姓大众不得妄行权术。倘若“小人不知机权之道而污窃其名妄行悖理”
,只会造成“福禄不久而祸乱及之”的下场。对于统治者来说,不对权术严加控制,将会诱发“乱臣贼子所以滋多”
N F 的局面。
从上述内容中不难看出,古代中国的传统权术观尽管披上了儒家“仁义道德”的外衣,但仍无法掩饰它内在的阶级属性。统治者企图用“仁义道德”之类的谎言渡盖阶级压迫的残酷事实,因而不得不在表面上对权术基本予以否定。但是,一切剥削阶级的虚伪本质又决定了他们必然要使用阴谋诡计,所以在理论上也不得不网开一面,极力论证“圣人贤哲”使用权术的合理性。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将权术奉为“国之利器”
,在道德观念上却使权术蒙受恶名,其目的就是要借助道德规范的力量,防备“乱臣贼子”们利用权术手段“犯上作乱”
,维护剥削阶级腐朽统治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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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对权术的重新审视
在政治实践与道德观念的冲突中,权术背负着恶名,伴随着历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时至今日,在正直善良的人们看来,权术即意味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口蜜腹剑、背信弃义等等丑恶卑劣的勾当,对之莫不嗤之以鼻。
政治权术之所以在今天仍然长期被人们普遍鄙视厌恶,固然说明了社会制度和社会道德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玩弄阴谋诡计的政治现象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人民大众的唾弃和谴责。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由于中国两千多年传统的封建政治道德观念的影响,常常会使今天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沿着传统的思路,习惯地继续对权术进行不加区别的全面口诛笔伐。其实,仅仅从道德的角度并不可能深刻揭示权术的本质。道德的谴责不能取代理论上的战斗。同时,权术毕竟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对其还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诞生,为人们历史地、辩证地、客观地认识政治权术的本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当我们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权术重新加以审视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要给权术“平反昭雪”
,并不是要简单地摘下权术戴了几千年之久的“恶”的高帽而换之以“善”的桂冠。重新审视历史上的政治权术,就不能简单、孤立、抽象地去分析和评价权术手段的善恶是非,而是要探讨和分析权术产生的历史根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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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权术手段的不同类型及其不同的运用场合、不同权术手段所要达到的不同政治目的以及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不同作用、权术与政治斗争和政治道德的相互关系、各个阶级对权术的不同态度、权术所受到的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权术消亡的必要条件,等等。通过这种具体的探讨和分析,我们才有可能摆脱一切剥削阶级权术观的羁绊,全面而正确地认识权术这一历史政治现象的本质。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权术重新加以审视,不仅可以填补学术研究中的一项空白,而且还具有其他多方面的意义。
就政治斗争而言。权术的运用是不以人们道德观念的褒贬而客观存在的政治现象。
“无术学则安能见邪正真伪?”革命的阶级和正直的人们通过考察历史上的政治权术,将会提高识别和战胜一切反动阶级的阴谋诡计和魑魅魍魉的能力,从而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不至于轻易上当受骗。
玩弄权术,早已经成为野心家、阴谋家们惯用的伎俩。革命的、进步的阶级必须努力掌握政治斗争的艺术,灵活机动地运用有效的斗争手段,不失时机地适时变换斗争策略,争取政治斗争的主动,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本阶级的政治目的。
知权而不知经,似近于奸诈,终必失信于众。知经而不知权,则必陷于迂腐,无异于画地为牢。
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面前,运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是天经地义之事。信奉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追求“道德化”的斗争手段,只会损害本阶级的根本利益。
就历史研究而言。通过考察政治权术,将会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中国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腐朽虚伪的本质,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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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探寻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主要的社会矛盾无疑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异常频繁、激烈、复杂,所以政治权术往往在统治阶级内部使用得更为广泛。权术横行,促使中国封建官场形成了许多积弊,如结党营私、媚上欺下、妒贤忌能、内部倾轧、明哲保身等等。这些官场积弊,不可能一下子清除干净,仍可找到它们的影子。因此,研究政治权术的历史,对于我们进一步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和积弊,也具有着一定的意义。
就其他意义而言。手段的运用,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中国古代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实践,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值得从正反两方面来研究的遗产。这些遗产,对于今天的政治学、社会学、军事学、心理学、逻辑学、行为科学、领导科学、管理科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值得我们加以认真地清理总结。
历史上的政治权术,需要清理总结。
政治权术的历史,应当重新书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页。
② 《韩非子。难三》③④ 冯用之:《权论》,引自《古今图书集成》M D N E⑤ 《贞观政要。论君道》⑥ 《论语。颜渊》⑦ 《荀子》之《君道》、《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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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论衡。定贤》⑨ 《贞观政要。论诚信》曾国藩:《复贺耦庚中丞》A B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A C版73页。
《老子。三章》A D《论语。泰伯》A E《老子。三十六章》A F《史记。老子韩非列传》A G A I见《韩非子》之《定法》、《五蠹》、《外储说右下》、《用人》诸A H篇。
《论衡。非韩》A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