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独夫与朋党——论驭臣之术.2

东汉时，曾有虎贲“当阶置弓于地”

，被人斥责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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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之弓，当戴之于首上，何敢置地？”遂以“大不敬”的罪名被“付狱治罪”

P B .第四，平衡牵制之术平衡牵制之术，是中国古代君主驾驭群臣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手段的基本原则是：在君主高度集权的前提下，寻求权力分布的某种平衡，形成便于为君主所操纵的权力结构；利用臣属中不同集团和派系之间的矛盾，实行“以臣制臣”

，以便君主处在超然的位置，坐收渔人之利。具体手法有如下数种。

抑损相权。相权的逐步衰落，是中国古代官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是君主实行权力平衡术的必然结果。秦汉时代，封建中央政权确立了丞相制度。在当时郡县制全面取代分封制的历史背景下，实行丞相制度无疑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相权与君权的矛盾开始突出起来。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P C .由于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P D ，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地位，很容易对君主造成威胁，或者说很容易使君主感到威胁。君主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权力，纯不会允许另一个权力中心的存在，必然想方设法削减丞相的权力。自西汉后期开始，相权渐见侵夺。至东汉初期，政事悉归尚书台，丞相不过备员论道而已。除了从制度上转移相权之外，后代的君主还采用了多设丞相职数、缩短任职时间等办法来分散和限制相权。

秦汉初期的丞相，只有一至二人。

到了唐代，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长官俱为宰相，宰相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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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者常有十人左右。

据有的学者统计，唐代立国近３００年，共任用宰相３６８人，平均任职时间为四年左右。在武则天统治的２１年中，任用宰相７６人，其中在职时间不满一年者多达１９人。

睿宗在位仅有两年时间，任用的宰相却多至３２人PE.如此众多的宰相同时在位，哪里还谈得上集中的相权？如此频繁的调动和短暂的任期，也使宰相难以形成自己的势力。

明代初年，随着君主专制的进一步发展，明太祖朱元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废除了丞相制度，中央六部及地方官府直接对君主负责。丞相制度的历史演变，反映了专制君主的如下心态：君权应当是集中的、无限的、稳固的，而其他任何臣属的权力则应当是分散的、有限的、不稳固的。

换句话来说，就是君主不能容忍宰相拥有与自己并驾齐驱或仅次于自己而凌驾于众人之上难予制约的特殊地位，君主总要千方百计地削弱或贬损宰相的权势，尽可能地频繁更换宰相，以防其日久坐大，形成尾大不掉，威胁君主的权力和地位。

以微臣制贵臣。以小制大、以践抑尊，这是古代君主实行“以臣制臣”时常用的手法。在君主看来，那些既有尊贵的地位又手握实权的臣属是难以控制的，容易造成权力结构的不平衡，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实行“权”

、“位”分割术，让职高位尊的贵臣受制于职卑位贱的微臣。

南朝的宋、齐二代，君主利用典签作为监视和控制王侯方镇的工具。典签本系五品小吏，官位不高，但却被授予了超越其官职的实权。

“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

，典签“威行州郡，权重蕃君”

P F ，发挥了一种制抑贵臣的重要作用。南齐的一位诸侯王为典签所制，无奈对母亲哭诉：“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因何异。”

P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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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出现的“寒人掌机要”

，亦属同一种情况。清代学者曾对此有一段评论：“至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

P H以近臣制权臣。这是古代君主“以臣制臣”的又一种手法，主要表现为君主对宦官的倚重。

孤独的君主深居在宫中，怀疑猜忌的目光总是扫向那些掌握实权的文武大臣，只有整日厮守在身边的宦官似乎还可信赖。因此，君主常常派遣宦官去监视权臣的行动，并分割和牵制他们的权力。秦二世任用宦官赵高为“中丞相”

，直接掌握朝政大权。唐代中后期，君主常在各镇及出征讨叛之军中委派宦官为监军，与统帅分庭抗礼。明代的宦官，多有充任税使、矿监者，分赴各地课敛诛求。这些实例，反映出宦官监视和牵制活动的范围是极广的，朝政、军政、财政，无所不包。宦官主持朝政，朝臣的正常职权便被侵夺；宦官充任监军，率军主将便会多方受到掣肘；宦官直接敛财，地方官府使不能有所隐匿。

以“酷吏”制重臣。君主在“整肃朝纲”

、“严明法纪”的幌子下，假手“酷吏”

，大肆杀戮重臣，借以改变君臣之间的力量对比。运用这种手段的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女皇武则天。

武则天统治初期，李唐宗室和朝廷大臣中反对者甚多。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武则天先后重用了周兴、索元礼、来俊臣等著名的“酷吏”

，运用种种残酷的刑法，迫害和杀戮政敌，并广为株连，大量冤杀不易控制的元勋重臣和皇室子孙。当政敌被消灭殆尽、女皇的统治已安然稳固之后，武则天又反手一掌，将陷害杀戮大臣的罪名全部推在周兴、来俊臣等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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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头上，并将他们一一治罪。

利用臣属之间的矛盾。臣属中总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集团和派系，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古代君主经常玩弄的政治平衡术之一。只要不至影响到君主的利益，君主不仅不会努力去消除臣属间的矛盾，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制造和保持臣属对立的状况。

群臣互斗，只会造成君主居上操纵、公而制之的有利态势。狡诈的君主，总是游移于群臣互斗之上，对任何一方既不过分依重又不轻易贬斥。或者坐山观虎斗，使臣属之间互相牵制，便于君主操纵控制；或者借用一方的力量，消灭另一方中可能危害君主的势力；或者借此抑彼，防止另方的势力过度发展，以免对君主形成潜在的威胁。

武则天就是利用酷吏的力量消灭了自己的政敌，反过来又为自己的政敌“报仇雪恨”

，处死了来俊臣等酷吏。来俊臣处死后，“仇家争噉（来）俊臣之肉，斯须而尽，抉眼剥面，披腹出心，腾蹋成泥”。武则天看到民愤之大，又下诏书历数来俊臣的罪恶，宣布“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

P I .武则天“以臣制臣”的伎俩，可谓“一箭三雕”

：既消灭了颇具实力的政治反对派，又防止了酷吏势力的过度膨胀，且扮演了“为苍生雪愤”的“圣主”的角色。

驭臣之术的历史命运

驭臣之术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舞台上，驭臣之术之所以得到统治者的格外青睐，它的发展之所以能在理论上、实践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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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得到多方面的丰富多彩的体现，是同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的社会现实及其特殊需要分不开的。

所谓驭臣之术，实际上就是处理君主专制与官僚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政治斗争手段，应该说它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结构中，官僚集团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君主的绝对专制，必须通过官僚阶层的中介才能得以实现。因而，对于君主来说，驾驭和控制官僚比直接统治民众显得更为重要。中国古代的所谓“政治权术”

，实际上主要内容就是“人君南面之术”

，即驭臣之术。

以往有不少学者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如有学者认为：君主的“所谓寝食不安，所谓宵旰图治，在天下已定或大定之后，主要还不是为了对付人民，而是为了对付臣属”

P J .“君主治史比治民更重要，术的作用则在于治吏”

P K .君主和官僚虽然同属统治集团，但在具体利益方面难免存在种种矛盾冲突之外。用韩非子的话来说，就是“君臣之利异”

、“上下一日百战”

Q B .频繁的王朝更迭，会使野心勃勃的臣属产生“彼可取而代也”

Q C 的奢望，梦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皇袍加身，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一顶顶的王冠落地，也会使神经过敏的君主无时不刻高度警惕着自己身旁的文武大臣，生怕他们之中又会冒出新的“真命天子”。

君主既是臣属获取权势福贵的来源，又是臣属随时丧失名禄地位的“克星”和觊觎最高统治权的障碍。臣属则既是君主必须依赖的力量，又是君主刻意提防的对象。这种历史现实，客观上要求君主必须掌握一整套驾驭和控制臣属的有效手段，否则便无法建立和维持稳定的统治秩序。

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各种驭臣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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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赐术、笼络术、权力分割术、防范术、惩罚术、监察术、平衡术、牵制术、震慑术、树威立尊术、……就在君臣“上下一日百战”的实际斗争中纷纷诞生并不断发展起来。

驭臣之术的高度发达，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产生着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在政治制度方面，驭臣之术的影响最为明显。驭臣之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表现形式的制度化。

君主的驭臣意图，常常体现在某项制度的设立或变化之中。例如：丞相制度的历史演变，体现了君主抑损相权的意图；官爵制度的日趋细密化，体现了君主分割恩惠、增加笼络效力的意图；汉高祖刘邦重修朝仪制度，是为了体现“皇帝之贵”

、使臣属“莫不振恐肃敬”

；唐代实行宦官监军制度，是为了以天子近臣牵制军事将领，防止他们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宋代实行的禁军“三司”

制度和“更戍”

制度，则是为了分割将领掌握的兵权，割断将领与士卒之间的固定关系，“兵无常帅，帅无常师”

Q D ，以便君主集由掌握兵权。

制定政治制度的出发点，仅仅建筑在如何便于君主驾驭控制臣属的基础上，这种状况势必会造成既定制度的不分理性，并会在实际运作中产生种种弊端。以官爵制度为例；君主以官职做为笼络赏赐臣属的手段，在事实上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出于笼络赏赐的需要，官职的设置不断增多，官僚队伍持续膨胀，大大超出治理政事的实际需要，从而造成大量的冗官冗员。二是用人不当，任非所能，官职的授予不是根据政事的需要和本人的才能，而是作为一种恩典由君主随心所欲决定，这样必然会影响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唐代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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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天和中宗统治时期，滥封滥赏，甚至卖官鬻爵，正员官职不敷赏用，又增设斜封、待阙、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等诸种名目，以致时人讥嘲说：“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

，“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椀脱校书郎”

Q E .再以宋代的“三司”制度和“更戍”制度为例：宋代君主根据五代时期禁军将领权势过大的前车之鉴，制定了一系列的分割兵权的政策。其主要原则是将禁军的调兵权与率兵权分割开来，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枢密院掌握名义上的调兵权，但却没有统率军队之权；禁军三司（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虽然平时掌握军队的统率权，但却没有调动军队之权。同时，禁军的驻屯地点频繁更变，将领却不能随同调动。

“将不得专其兵”

，此即所谓“更戍”制度的要害。实行上述制度，虽然可以起到防止禁军将领专横跋扈、加强君主专制军权的作用，但却不可避免地严重破坏了军队正常的管理指挥体系，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宋王朝的军队特别软弱，在同辽、夏、金、元的战争中屡战屡败，这种结局显然同宋代君主所制定的只图驭臣、不顾国政的制度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在政治道德方面，驭臣之术无疑也会产生广泛的影响。

一切权术都是重“术”不重“德”的，为了达到目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君主驭臣之术尽管常常披着“制度化”

、“道德化”的外衣，但却无法完全掩饰其阴险毒辣、狡猾诡诈的本质。驭臣之术的盛行，一方面撕破了笼罩在君臣关系之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促成了所谓“君仁臣义”的古代政治道德的进一步沦丧；另一方面，它又丰富了古代政治道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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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其自行修补被冲破的篱笆，增加了古代政治道德的完善性、虚伪性、欺骗性。

在政治关系方面，驭臣之术的影响更为直接。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关系之一。这种关系处理得妥善与否，常常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兴衰和某个特定政权的生死存亡。实际运作中的驭臣之术，或者可以起到“润滑剂”的作用，调节斡旋君臣之间的关系，维系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或者可以起到“腐蚀剂”的作用，激化君臣之间的矛盾和对立，造成政局的动荡不安。除了君臣关系之外，在官际关系中同样可以看到驭臣之术的影响。

在等级分明的官僚制度下，上司对于下级无异于一个个小“君主”。

君主驭臣之术难免上行下效、推而广之，成为广泛意义上的以“上”驭“下”的手段。

在政治理论方面，驭臣之术同样具有一定的影响。先秦诸子的政治理论中，驭臣之术占有相当的分量。特别是法家的政治理论，更是充满了研究探讨驭臣之术的内容。秦汉之后，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家们仍然将君主驾驭臣属的方法和手段做为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实际运作中的驭臣之术，不仅为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而且促成了政治理论朝着实用化和虚伪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驭臣之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身的对立而即臣属弄君之术的产生。

君臣“上下一日百战”

，作为交战的双方，必然会各有各的“高招”。君既有驳臣之术，臣则有弄君之术。中国古代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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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的臣属弄君之术，当然是与君主驭臣之术同时产生的。

但是，由于交战双方并非势均力敌，弄君之术显然不会具有如同驭臣之术那般的有利发展条件。驭臣之术可以公然形之于纸帛，无须担心道德的谴责；弄君之术则面临着“欺君之罪”的威胁，只能战战兢兢地在暗中揣摩。驭臣之术可以借助于制度的力量，有效地施展身手；弄君之术却无此“法宝”

，只能依靠诬诈手段本身孤军奋战。

上述原因也就决定了历史上的弄君之术常常具有“非道德化”和“非制度化”的特点。就其具体手法而言，大致有如下数种：其一，抗君之术。臣属抗君，殊属不易。古代抗君之途有三：一是自重，二是结党，三是恃理。所谓“自重”

，就是借用君主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提高自己的身价，增加与君主相抗衡的实力。具体种类有拥兵自重、借外患自重、借外援自重等等。借外患自重者，如南朝刘宋政权的黄道成。萧道成在南兖州刺史任内，率军防御北魏南侵。因其“在军中久，民间或言（萧）道成有异相，当为天子”

，宋明帝大为不安，决定将萧道成召回京城。

萧道成“不欲内迁”

Q F ，便伪造北魏军队将要进犯的假情报，迫使宋明帝不得不因防备外患的需要而准其留任。

借外援自重者，如近代的清朝大臣李鸿章、袁世凯以及恭亲王奕等人。他们利用与“洋人”的特殊关系，增添了自己与清廷当政者相抗衡的政治砝码。拥兵自重的实例，历史上更是多见。所谓“结党”

，就是拉帮结派，组成一定的政治集团。

面对人多势众、一呼百应的群臣朋党，孤家寡人的君主有时也会无奈其何地做出一定让步。历史上的许多“篡逆”之臣，往往就是通过培植党羽的方法，发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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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势力，造成与君主分庭抗礼的形势，逐步迫使君主就范。

所谓“恃理”

，就是抓住某些有理的名目，利用有利的时机，孤注一掷，犯颜直谏，甚至采用预留遗言、随棺面君等方法，做出一番不成功便成仁的姿态，企图使君主慑于舆论、道德的压力而做出让步。

使用此种抗君之术者，既有鲠直愚忠之士，也不乏沽名钓誉之徒。

其二，欺君之术。

中国古代的臣属欺君之术花样甚多。

一是隔绝言路，封锁消息，蒙蔽君主。唐代奸相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明召诸谏官请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

诸君不见立仗马乎？

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

‘“在李林甫的威胁下，”自是谏争路绝矣“

Q G .二是诱使君主脱离实际政务，臣属瞒天过海，盗用君主名义行使大权。例如明代宦官刘瑾“杂构戏玩娱帝，侯帝娱，则多上章奏，请省决”

Q H .明武宗玩兴正浓，不胜其烦。自是“（刘）瑾不复奏，事无大小，任意剖断，悉传旨行之，上（武宗）

多不之知也“

Q I .三是拥立年幼无知或昏懦无能的君主，掌握实权的重臣如操纵魁儡一般，将君主玩弄于股掌之上。

四是翻动如簧之舌，或花言巧语，或危言耸听，欺骗愚弄那些庸怯糊涂的君主。先秦时代的纵横家们便是玩弄此种欺君之术的行家里手。

其三，谀君之术。谄媚讨好、阿谀奉承，这也是臣属弄君的一种手段。君主本性喜谀，臣属便投其所好，目的则是为了自己求官固宠。历史上的谀君之术，常有灵验奇效。唐代朱前疑上书武则天：“臣梦陛下寿满八百”

，即刻官拜拾遗。

尝到谀君甜头的朱前疑不肯罢休，再次上书，“自言梦陛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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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再玄、齿落更生“

，于是又升迁为驾部郎中。时隔不久，朱前疑第三次上书，奏云：“闻嵩山呼万岁”

，结果武则天又赐给他只有高官才能佩带的“绯算袋”

Q J .谀君之术常使君主昏昏然、飘飘然，不知不觉中便上了臣属的圈套。

其四，避君之术。中国古代的臣属避君之术，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积极的避君之术，即主动创造条件，首鼠两端，狡兔三窟，保持多种选择的可能，随时留有另谋高就和抽身退步的出路。战国时代的孟尝君就是成功地运用此种避君之术的典型代表。他在受到齐王猜忌的情况下，采用冯驩所献纳的“狡兔三窟”之计，形成了齐国、魏国以及封邑薛城三地同时欢迎他前往的局势。“三窟已就”

，孟尝君“高枕为乐”

，“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

Q K .二是消极的避君之术，即在无奈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君主加害，趁早急流勇退，脱离权力中心，归隐田园，索性溜之乎也。

总之，中国古代的驭臣之术，作为剥削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一种政治斗争手段，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它的历史使命，本应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而宣告终结。

但是，与封建专制主义流毒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相适应，在近代和现代历史中，仍然可以看到古代驭臣之术的幽灵在继续游荡。

中国古代的驭臣之术之所以阴魂不散、死而不僵，一方面是因为在民主与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术治”

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古代驭臣之术本身包含有一定的积极合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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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５０１

①　《韩非子。难三》②　《韩非子。定法》③　郭沫若：《十批判书》，新文艺出版社版，第３５７页。

④⑥　《韩非子。二柄》A J M E M F⑤　《韩非子。六微》⑦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A D L J⑧　《韩非子。主道》A B L C⑨　《韩非子。八经》A E A K L F L K《韩非子。扬权》A C L B《韩非子。外储说右下A D《韩非子。内储说上》A E A H M C《韩非子。南面》A I《韩非子。备内》L D L G《韩非子。八奸》L E《韩非子。心度》L H N E《韩非子。六反》L I M D《韩非子。八说》M B《宋书。谢庄传》M G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本４３页。

M H《史记。淮阴侯列传》M I M J《史记。鲁周公世家》M K《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N B《史记。刺客列传》及注引《燕丹子》N C《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三N D《商君书。开塞》N F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N G《资治通鉴。唐纪十九》N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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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１权术论

《旧唐书。酷吏传》N I《明史。宋濂传》N J

《三国志。蜀书。马良传附马谡传》及注引《襄阳记》N K《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O B见《史记。秦本纪》O C《群书治要》卷四十三引《说苑。复恩》O D《汉书。王莽传》O E《史记。秦始皇本纪》O F O H《史记。叔孙通列传》O G《汉书。霍光传》O I李白：《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O J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O K《太平御览》卷３４７引谢承《后汉书》P B《史记。陈丞相世家》P C《汉书。百官表》P D参见张晋藩、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P E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５３页。

《南史。吕文显传》P F《南史。巴陵王子伦传》P G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１２《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P H《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二》P I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P J版第６３页。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P K２９７页。

《韩非子》之《内储说下》、《扬权》Q B《史记。项羽本纪》Q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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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７０１

《文献通考》卷１５３《兵制五》Q D《朝野佥载》卷一、卷四Q E《资治通鉴。宋纪十四》Q F《资治通鉴。唐纪三十》Q G《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Q H《明通鉴》卷四十二Q I《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二》Q J《战国策。齐策四》Q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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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１权术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