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舌战”中的政治与政治中的“舌战”

——论游说狡辩之术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成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古往今来的政治斗争，根本不可能脱离语言而存在。

“舌枪唇剑”

，如同物质武器一样，都是政治斗争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在政治斗争实践中，人们创造发明了“舌战”的种种技巧。所谓“政治权术”

，实际上很大程度就表现为“舌枪唇剑”的较量。

“舌枪唇剑”的运用场合及其作用

政治斗争中的游说狡辩之术，主要表现为：费尽心机地鼓唇弄舌，借助于语言的力量，有意识地散布错误的信息，在思维逻辑方面玩弄花招，力图收取模糊对方的认识、影响对方的情绪、干扰对方的判断、动摇对方的意志、激发对方的情感等等效果，从而实现自己预期的政治目的。

小小三寸不烂之舌，曾在历史中大显神通，发挥了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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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置信的神奇效力。政界中人凭藉着“舌枪唇剑”

，创造出了种种奇迹：飞黄腾达，野心如愿；造谣惑众，欺世盗名；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化敌为友，保国全城；释嫌解仇，离间构陷；各种实际的效能无法历数。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斗争手段，游说狡辩之术历来备受权术家们的青睐。例如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们，无不把游说狡辩之术视为猎取个人功名富贵的有效途径，因而极尽揣摩钻研之能事。于是，小小三寸不烂之舌似乎也就成为他们从事政治斗争的重要物质工具，得到了他们格外的垂青珍惜。战国著名政客张仪曾在游说过程中无端受辱，被诬“盗璧”

、“掠笞数百”。遍体鳞伤的张仪回到家中，受到了其妻的嘲讽：“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

张仪一切都无暇顾及，首先关心的是：“视吾舌尚在不？”其妻哭笑不得地回答：“舌在也。”张仪深感万幸：“足矣。”

①仅此一例，足以反映古人对“舌枪唇剑”的重视。张仪身躯虽伤舌犹在，仍然具备玩弄游说狡辩之术的资本。

若干年后，张仪果然依赖这条保存下来的舌头，得信于秦王，拜将入相，封为“武信君”。

从中国古代政治斗争的实践来看，“舌枪唇剑”

的运用场合十分广泛。主要包括：其一，游说劝诱的场合。

游说劝诱，就是通过言谈话语，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他人，诱使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自己的主张。

通常的做法是：诱之以利，劝之以害，晓之以理，明之以义，动之以情。总之，是要通过各种具体的游说劝诱手段，打动说服对方，从而借助对方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的。此种做法，多出现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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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外交斗争、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分化组合以及君臣之间的相互利用等等场合之中。在无法运用权力直接强迫对方无条件服从的情况下，就需要鼓动如簧之舌，设法改变对方的心理，使其为己所用。游说劝诱的目的和作用，有着许多不同的情况。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大量不同类型的游说劝诱的成功实例，彼此之间各有各的特点。

例如，战国纵横家们所进行的游说活动，完全是为了猎取个人的功名富贵。他们所要打动说服的对象，是那些可以给臣属带来荣华利禄的专制君主。游说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贯彻实行既定不移的政治主张。所以，他们的游说内容常常是因人而宜的，是在揣摩君主本人意图的基础上加以迎合发挥。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商鞅，在得到秦孝公的信任重用之前，曾经有过四次游说的过程。第一次，商鞅说以“帝道”

，“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第二次，商鞅改以“王道”

，虽“益愈，然而未中旨”。第三次的情况大有好转，商鞅“说公以霸道”

，“孝公善之而未用”。经过前三次的窥测试探，第四次果然一举成功：当商鞅说以“强国之术”时，孝公大悦，“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

②。在四次游说过程中，商鞅先后提出了“帝道”

、“王道”

、“霸道”

、“强国之术”等不同的政治主张。虽然商鞅本人最为推崇的并不是“强国之术”

，但只要能够得到君主的赏识，最终他还是以此决定了自己的政治选择。

再如，三国诸葛亮也曾经进行过一次“舌战群儒”的成功游说。这次游说活动的政治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坚定孙权抗击曹操的决心，促成孙权与刘备两方的政治军事结盟。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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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形势是：曹操已击溃了刘备的军队，并以优势兵力大举南下，威胁孙权；刘备走投无路，急需与孙权结盟抗曹；孙权一方的内部“降”

、“战”两派各持己见，尚在举棋未定之间。

就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奉刘备之命出使东吴进行游说。

针对孙权的心理状态，诸葛亮首先分析了孙权一方在当时形势下所能做出的选择及其各自的利害后果，指出了“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的危险前景，促使孙权早日下定决心。接着，诸葛亮又使出“激将法”

，一面表明新近战败的刘备毕竟是“王室之胄，英才盖世”

，绝不可能投降曹操；一面故意劝说拥有“全吴之地、十万之众”的孙权“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

；以此激发了孙权抗曹的斗志。

当孙权决意抗曹后，诸葛亮便进一步指出：曹军虽然表面强大，但存在着“远来疲弊”

、“不习水战”

、军心不稳等多方面的致命弱点，从而坚定了孙权必胜的信心。最后，诸葛亮又分析了抗曹战争胜利后必将出现的三足鼎立的政治局势，为孙权展示了光辉的前景。经过这一系列成功的游说，诸葛亮终于圆满地实现了自己预期的政治目的③。

通过上述两例，可以看出“舌战”在游说劝诱场合中的某些特点。

一是站在对方的立场，表面上为对方的利益着想，这样才能取得游说劝诱的效果。纵横家图的是个人的荣华富贵，表面上却是在为君主的“王霸之业”出谋划策。诸葛亮虽然看起来似乎处处为孙权打算，实质上完全是为了刘备的生存与发展。

二是迎合对方的心理。

一厢情愿的夸夸其谈，即便说得天花乱坠，也只能是对牛弹琴。商鞅初次游说之所以把秦孝公说得兴致索然、昏昏欲睡，就是因为没有考虑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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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兴趣与实际需要。三是着重利害关系的分析，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常见心理，导引对方自愿作出实际上有利于己方的抉择。四是注重游说逻辑的力量，言之成理，以理服人。

其二，宣传鼓动的场合。

宣传鼓动，就是通过强有力的语言，宣布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此感染他人的情绪，激发他人的感情，造成对己方有利的舆论环境，并动员和鼓舞己方的士气，形成对己有利的精神力量。宣传鼓动不同于游说劝诱，其对象往往不是少数人，而是直接面对大众。因而，两者虽然同属“舌战”

，但内容和方式上都有不少差别。在政治斗争中，宣传鼓动通常出现在统治者动员臣民、先知先觉先行者发动群众、敌对阵营之间的相互攻讦等等场合。略举其例如下：历代敌国或敌对集团之间的征讨攻讦中，常常借用“檄文”

、“宣言”之类的形式进行宣传鼓动。中国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尚书》中，即保留了一些“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的“典、谟、训、诰、誓、命之文”

④。其中不乏宣传鼓动的佳作。周武王伐商，进军至牧野，作了著名的“牧誓”。春秋秦晋“殽之战”结束后，战败的秦穆公则作了同样著名的“秦誓”。

“牧誓”是在临敌决战前夕所作的慷慨激昂的动员，目的是鼓舞士气以夺取战争的胜利。

“秦誓”则是在战争失败之后君主所做的沉痛检讨，目的是表明改错的决心以团结稳定内部。从宣传鼓动的内容来看：前者着重揭露了敌方“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的腐朽残暴，宣示了己方“恭行天之罚”的正义性，指出了敌必败己必胜的前景，号召己方将士“如虎如貔、如熊如罴”地英勇作战，同时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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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作战不力者“其于尔躬有戮”

⑤。后者则主动承担了战争失败的罪责，分析了导致战败的原因在于自己没有听取谋臣的正确意见，总结了背贤则危、用贤则荣的教训，阐明了今后将虚心纳谏、“唯今之谋人、故将以为亲”

的改过自新的决心，同时也表示了修复君臣关系、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⑥。

这两篇宣传鼓动的讲演，虽然在背景和内容方面有所不同，但共同体现了“舌战”在宣传鼓动场合中的基本特征，并在实际政治斗争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牧誓”

激励了西周军队的斗志，保证了“牧野之战”的胜利。

“秦誓”总结了“殽之战”

失败的教训，重新弥合了秦国君臣之间的裂痕，使秦穆公进一步笼络了人心，三年后便取得了对晋战争的重大胜利，雪去了殽战失败的耻辱。

历史上的那些先知先觉先行者们，为了向社会广泛传播自己的先进思想，动员群众投身于自己所倡导的革命行动，同样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宣传鼓动的场合。秦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戍卒起义时，曾发表了一番简短的讲演：“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

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⑦隋末统治者连年征战辽东，百姓苦不能堪。率先起义的王薄，“拥众据长白山”

，“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避征役者，多往归之”

⑧。其歌词为：“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上述农民起义领袖所进行的宣传鼓动，其内容一般是指明人民大众身受的苦难和悲惨的处境，阐述”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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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指出只有起义才是唯一的出路，激发群众反抗暴政的勇气。

在宣传鼓动场合中的“舌战”

，主要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根据听众对象的身分特点确定宣传鼓动的形式。宣传鼓动的对象一般人数较多，因而不可能如同游说劝诱个别人那般长篇大论、娓娓道来，而只能言简意赅、因人而言。

《秦誓》的听众对象，是良谋不被采用因而内心深感冷落失望的谋臣策士以及唯恐因战败而将受到责罚的将士，所以它采用了君主“自我检讨”的方式，重新笼络和安抚了不安的群臣。王薄的宣传鼓动，则采用了通俗上口的歌谣的形式。这即便于广泛流传，又易于被一般百姓所领会理解。二是宣传鼓动的语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宣传鼓动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感染力量。只有那些富于煽动性的语言，才能引起听众的强烈共鸣，形成群情激昂沸腾的局面。

《牧誓》中引用了“牝鸡无晨、牝鸡之晨、唯家之索”的古语，形象地揭露了商纣王的荒淫无耻和必然灭亡的命运，激发了伐商将士的仇敌情绪和必胜信念。陈胜、王薄在宣传鼓动中，也是用感染力极强的语言指出：同样是死，与其“失期当斩”

、“浪死辽东”

，莫如“举大名耳”

、“提刀向前荡”

、死而无憾。三是宣传鼓动的内容与听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陈胜的讲演，从“失期当斩”

开篇，明确指出了７００名戍卒所面临的共同恶运。

利害攸关，听众自然不能置身其外、漠然处之。四是把握宣传鼓动的最佳时机。

《牧誓》发生在激战前夜，《秦誓》发生在新败甫定，陈胜的讲演发生在戍卒“遇雨皆已失期”之际，王薄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则产生在辽东战事已引起民怨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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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的时刻。这些恰当的时机选择，无疑大大增强了宣传鼓动的效果。

其三，外交应酬的场合。

国际之间的外交斗争离不开“舌枪唇剑”的交锋。外交中的“舌战”

，既要谋取本国的实际利益，又要维护本国的形象尊严。中国古代的外交斗争中，曾经出现过许多成功的“舌战”实例。这些成功的实例，共同体现出了外交“舌战”

的一些基本原则。主要包括：首先是有利有理的原则。外交的目的，当然首先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实际利益。因而，外交中的“舌战”一般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坚定的原则性。在有关本国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寸步不让，不达预期目的誓不罢休。同时，“舌战”又须据理力争，务使本国不仅取得实际利益，而且在道义上也占据上风。战国蔺相如曾在“完璧归赵”的事件中进行了一场有利有理的精采“舌战”。当时，强大的秦国表示要用“十五城”换取赵国所有的一块玉璧。赵国君臣“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

，陷入左右两难的境地。蔺相如在困难的情况下奉璧出使秦国。当他发现秦王并无割让十五城的诚意时，私下派人“完璧归赵”。他不仅使赵国的实际利益没有受到损害，而且在“舌战”中又为赵国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在秦国朝廷上，蔺相如指出：当秦国“以空言求璧”时，赵国君臣经过商议，不愿“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

，认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

，相信了秦国割让十五城的许诺。赵王经过“斋戒五日”

，方派遣专使奉璧“拜送”于秦廷。而秦王不在正殿接见赵国使者，“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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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倨“。观看玉璧时，事前不经斋戒，并”传以示美人及左右“

，态度既不庄重又无割让十五城的诚意。

倘若秦王强夺玉璧，蔺相如本人将使头颅和玉璧“俱碎于柱”。如今虽然玉璧已经归赵，但只要“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

⑨这番言谈话语，既表明了赵国一方的郑重其事和明智信义，又指责了秦国一方的轻率傲慢和缺乏诚意；既坚持了宁愿玉石俱焚的坚定原则，又表现了先割城而后必奉璧的灵活态度。如此义正词严、合情合理的“舌战”

，最终迫使秦王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

其次是不卑不亢的原则。外交场合中的“舌战”

，关乎到本国的形象尊严。成功的“舌战”

，不但表现为对答如流、及时做出灵敏反应，而且态度言语不卑不亢，时机内容恰到好处。春秋时期的齐国大夫晏婴，曾多次进行了不卑不亢的外交“舌战”。当身材短小的晏婴出使楚国时，受到了楚王君臣三番五次的奚落。楚人企图欺辱晏婴的矮小，故意“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婴昂然不入：“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楚人哪肯冒认“狗国”的恶名，连忙为晏婴“更道，从大门入”。接着自作聪明的楚王又进行了无礼的嘲弄：齐国是否再也没有其他人了，怎么竟然派了这样一个矮子做使者？晏婴马上反唇相讥：齐国固然人多，“张袂成阴，挥汗成雨”

，但在派遣使者时，却是根据派往国国君的情况来决定使者人选的。

“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

（晏）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楚主不甘”舌战“失败，又派人冒充为在楚国为盗的齐国人，然后责问晏婴：”齐人固善盗乎？“晏婴回答：”桔生淮南则为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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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淮北则为枳“

，“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

A B 在无礼对待和无理挑衅面前，晏婴始终保持了不卑不亢的外交家风范，既没有卑躬屈节地忍受欺侮，又没有大怒之下不顾使命地拂袖而去，而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机智“舌战”

，从而维护了人格和国格，并使楚国君臣弄巧成拙、反受其辱。

再次是注重外交辞令的原则。外交辞令的运用，是一种语言的艺术。

在外交应酬的场合，经常需要使用一些委婉、含蓄，具有多种含义而留有充分回旋余地的语言，以使己方处在进退自如的主动态势。春秋前期，晋国发生内乱。公子重耳避难出逃多年，后投奔秦国。在秦穆公款待重耳的外交宴会上，双方都出色地运用了十分得体的外交辞令。秦穆公先赋《采菽》诗。其诗曰：“君子来朝，何赐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

，含蓄地表示了秦国将承认重耳作为晋国国君的地位。重耳答以《黍苗》诗：“芃芃黍苗，阴雨膏之”

，意即自己有如黍苗仰仗阴雨一般希望得到秦穆公的援助。秦穆公又赋《鸠飞》诗，以委婉借喻的语言表示一定帮助重耳返回晋国争夺君位。对于秦穆公的承诺，重耳心领神会，又以《河水》诗作答：“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表示自己一旦得登晋国君位，绝不会忘恩负义，一定如同流水归大海那样朝奉秦国。秦穆公对重耳的态度颇为满意，最后赋《六月》诗拍板成交：“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共武之服，以定王国”

，表示相信重耳必有成就大业的前途AC.在这场相互试探并讨价还价的政治交易中，双方都没有贸然使用直接露骨的语言，一切都在彬彬有礼而冠冕堂皇的赋诗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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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进行。委婉含蓄但又彼此默契的外交辞令，既掩饰了政治交易的肮脏丑恶，又避免了一旦试探失败而陷入的窘境。

其四，威胁恫吓的场合。

威胁恫吓，就是利用虚张声势的语君，有意散布虚假的信息，编造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威胁，夸大危险的程度，给对方造成一种强大的心理压力，促使其做出错误的判断和选择。

威胁恫吓场合中的“舌战”

，实际上就是一种以语言来代替实力的心理战。

此种“舌战”

，首要注重从气势上压倒对方。大言不惭，危言耸听，力图先声夺人，从精神上震慑对方。三国“赤壁之战”前夕，曹操率２０余万人马南下伐吴。事前，曹操致书孙权：“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所谓“奉辞伐罪”

，表明己方是奉天子之命讨伐叛逆的正义之师；“旌麾南指，刘琮束手”

，夸耀了己方出征以来的赫赫战绩和势如破竹的声势；号称“今治水军八十万众”

，则是为了恫吓对方而有意夸大己方的实力；“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则表现了一种轻慢傲然的态度。

这番恫吓，果然收到了效果：东吴朝臣“莫不响震失色”

，出现了一大批“谓大计不如迎之”的投降派AD.著名的“淝水之战”前夕，前秦苻坚组成９０万大军南下，企图一举消灭盘踞江南的东晋政权。出征之前，苻坚极力渲染己方的兵强马壮和人多势众，声称：“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

同时，苻坚又给东晋君臣预封了官职，“先为起第”

，提前为他们筑建了住宅，以此表示俘虏东晋君臣不仅是必然中事，而且克晋之期近在旦夕，己方凯旋还师之日就在眼前AE.苻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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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权术论

这些言谈话语，固然表现了他的骄傲轻敌，但又未尝不是一种心理战术：企图通过渲染己方实力的强盛和获胜的必然性，一方面坚定己方军心，另一方面则威胁恫吓东晋君臣，瓦解他们的斗志。然而，苻坚的心理战并未取得实际的效果。

“淝水之战”最后以东晋军队以少胜多、前秦大军全面崩溃而告终。

战争的结局，使得苻坚在出征之前的那些“豪言壮语”

显得格外可笑，作为狂妄轻敌的典型而成了千古笑料。

威胁恫吓，不仅需要从气势上压倒对方，而且需要在恫吓的内容上选准目标，一举击中对方要害，从而加深对方心理震慑的感受程度。为达此目的，威胁恫吓者们常常从自己的主观需要出发，编造谎言，冒充事实，以虚幻的假象去震慑对方。春秋前期，秦国派兵偷袭郑国，郑国尚不知情、毫无防备。秦兵进军途中，偶遇郑国商人弦高。弦高为了解救本国面临的危难，采用了虚声恫吓的办法。

他把自己的１２头牛献给秦军，并假称：“闻大国将诛郑，郑君谨修守御备，使臣以牛十二劳军士”

A F .偷袭贵在对方无备，倘若对方早已闻讯“修守御备”

，偷袭便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弦高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迷惑和震慑了秦军主将。秦军主将果然上当受骗，动摇了偷袭作战的意志，认为“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

A G ，乃于偷袭中途撤军还师。

威胁恫吓场合中的“舌战”

，除了借助于强大的气势和虚幻的内容之外，还十分注重把实力方面的恫吓与道义方面的恫吓结合起来，既威之以危，又责之以义，从而增强恫吓和震慑的效果。战国时期，秦国围玫赵国国都邯郸。赵国使臣平原君和毛遂等人求救于楚。在楚国朝堂上，尽管平原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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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３４２

燥唇干地“言其利害”

，楚王却始终不为所动，“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毛遂奋然而起，按剑进逼楚王，首先威之以危：“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毛）遂手”

；继而责之以义：“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战百万，此霸王之资也”

，然而却一再遭到秦国欺侮，失地丧众，辱及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在毛遂手持刀剑的威胁恫吓以及义正辞严的责难之下，楚王终于下定了出兵抗秦救赵的决心：“诚若先生之言，谨奉社稷而以从”。此番“舌战”的成功，使平原君看到了“舌枪唇剑”的威力，由衷发出了“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感慨AH.其五，无理狡辩的场合。

无理狡辩，就是在没有事实依据和缺乏道理的情况下，通过玩弄文字语言“游戏”

，狡言诡辩，强词夺理，从而使己方摆脱道义上的窘境和劣势，“既做婊子，又立牌坊”

，实际利益和名声荣誉兼而取之。在政治斗争中，无理狡辩的“舌战”

，往往是进取中的掩护、退却中的攻讦。其目的和作用主要有如下表现：一是为了师出有名、名正言顺，使己方的政治行为表面上具有正义性和合理性。在政治斗争实践中，各种卑劣的行为常常不乏“高尚”

的理由。

对于玩弄阴谋的权术家来说，只有在合理借口的掩护下，才能使己方的政治活动对内具有凝聚力、对外具有号召力，减轻清除实际运作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来自社会舆论方面的压力和障碍。借口，总是“一本正经”而又“冠冕堂皇”的，既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又能博取更多人们的赞同支持或同情理解。

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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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权术论

合诸侯，一匡天下“

，成就了一代霸业。在他南征北伐的生涯中，无理狡辩的场合多有发生。公元前６５６年，齐桓公纠合齐、宋、陈、卫等七国兵力大举伐蔡，此战的起因，说来可笑。齐桓公有一位夫人来自蔡国。这位蔡姬在陪同齐桓公乘舟游玩时，不顾齐桓公的畏惧和禁止，一味调皮地将船左右摇晃。

大怒之下，齐桓公弃舟登岸即将蔡姬撵回了娘家蔡国，然而旧情却未完全断绝。

蔡国颇为动怒，未经齐桓公应允，便把蔡姬另嫁了他人。正是为了泄此私愤，齐桓公才发动了侵蔡之战。当时的齐相管仲深觉此战不够体面，便建议齐桓公在击溃蔡国后径直攻打楚国，这样在舆论上就改变了战争的起因和目的：齐军伐蔡并不是为了君主个人泄私愤，而是为了讨伐齐国的强敌楚国，侵蔡只是伐楚的序幕。然而，伐楚也是师出无名，同样缺乏正当的理由。楚王派遣使者责问齐国：“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何故？“面对责问，齐桓公和管仲牵强附会地进行了无理狡辩：首先说明齐国先君曾受命于周天子，拥有”夹辅周室“

、征伐天下之权；其次又例举了伐楚的两条理由，“尔贡包茅不入”

、“寡人是徵”

，“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向”

A I .所谓“包茅不入”

，是指责楚国未能按时向周王室交纳贡品；所谓“昭王南征而不复”

，是指周昭王南征楚国死于汉水之滨的事件。楚国未能按时交纳的贡品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茅草，周昭王南征不复的事件则是发生在几百年前的历史旧案。这些不是理由的“理由”

，统统被齐国君臣强拉来作了兴师问罪的借口。

二是为了抹煞事实、歪曲真相、巧语强辩、推卸罪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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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５４２

己方避免陷入被动的境地和受到实际的政治损害。战国苏秦纵横捭阖、朝秦暮楚，丝毫不讲信义气节。

当他在燕国时，人们指责他是“左右卖国反覆之臣也，将作乱”。燕王因此失去了对苏秦的信任。然而，苏秦经过一番狡辩“舌战”

，重新得到了燕王的信用，并且“益厚遇之”。苏秦的狡辩程序是：首先，并不直接否认自己不讲信义，但是指出臣属的不讲信义只能有利于君主。

“忠信者，所以自为也”

，他们只顾自己的名节信义，对于君主没有实际补益；“进取者，所以为人也”

，要进取就须得为君主效死卖力。所以，“臣之不信，王之福也”。其次，苏秦进一步为自己做了辩解，认为自己是“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当燕王发出“岂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的疑问时，苏秦举例进行了诡辩。与人私通的妻子企图毒死亲夫，“使妾举药酒进之”

，“妾欲言酒之有药，则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则恐其杀主父也”

，于是便佯装失手倾洒了毒酒。

结果好心未得好报，不明底细的主父“大怒，笞之五十”。苏秦借此类比，自我剖白说：“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于笞，恶在乎忠信之无罪也？

夫臣之过，不幸而类是乎“

A J .通过这种诡辩手段，苏秦“洗刷”了自己“左右卖国反覆之臣”的恶名，剖白了自己“以忠信而得罪”的“冤屈”

，从而达到了预期的政治目的。

其六，其他一些场合。

在政治斗争的其他一些场合中，“舌枪唇剑”

同样广泛地发挥着神奇的效用。其中包括：谎言欺骗的场合、谣言惑众的场合、流言伤人的场合、谀言奉承的场合、诡言激将的场合、虚言敷衍的场合、媚言阿附的场合、甜言谄媚的场合、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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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２权术论

言胜似有言的场合、等等。

政治毕竟是“不流血”的战争。因而在政治斗争中，“舌枪唇剑”的运用总是比“真枪实剑”的运用更为广泛。

“舌战”

，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基本形式，本身即体现了政治斗争的许多特点和规律。

“舌战”的技巧，也就不能不成为政治权术的主体组成部分及其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

“舌战”技巧种种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所谓“舌战”

，其实就是思维的交锋。企图通过语言，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影响、改变、取代他人的思想，这在现实中毕竟有着相当的困难。为了争取“舌战”的胜利，当然就需要运用种种的技巧和诡诈的手段。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的“舌战”

，运用范围和涉及内容都是极为广泛的。

在这些“舌战”

实践中，古人发明创造和不断发展了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舌战”技巧。就“舌战”技巧的形式而言，卑劣无耻者有之、慷慨信义者有之、狡猾诡诈者有之、机智灵活者有之，难以一概论定。其中运用较为普遍的技巧和手段，不外乎以下种种：比拟隐喻，借题发挥此种手段，就是先不直接明确阐述自己的意见，而是从列举其他可类比的事物、现象、典故、寓言等入手，然后进行比喻和发挥，自然而然地导引联系到自己所要表达的本意和主题。

运用此种手段的目的，一是为了增强论述的说服力，以具体事例来代替空谈道理，容易为人所接受；二是有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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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敏感的话题，以免张口即话不投机、“舌战”

无法继续进行。

前者的实例，如战国苏代谏赵王；后者的实例，如触詟说赵太后。其事如下。

赵国图谋攻打燕国。燕臣苏代奉命前去游说谏阻。见到赵王，苏代先不谈赵燕战事，而是编造了一段出使途中的见闻：“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

，两者相争不让，“渔者得而并擒之”。说完这段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故事之后，苏代指出：倘若赵国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此番比喻，形象而又得当，果然使赵王打消了伐燕的念头。

A K 触詟说赵太后，则是另外一种情况。秦国攻赵，赵求救于齐。齐国答应出兵援救，但必须要以赵国公子长安君为人质。当政的赵太后心疼爱子，不肯答应此项条件。为了阻止大臣们的强谏，赵太后明确指出：“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触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游说进谏的。为了达到进谏的效果，他采用了借题发挥、逐步深入的办法：先从自己的年老体弱谈起，化解了赵太后的怒气；继而请求批准自己的小儿子充当宫廷卫士，有意表现出老年人怜爱少子的情感，引来了赵太后的共鸣；然后又指出“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倘若不及时让长安君“有功于国”

，赵太后身后“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

这种父母为爱子“计深远”

的道理，恰恰能够打动赵太后，使她心悦诚服地立即将长安君派往齐国做为人质，为本国换来了援兵LB.比拟隐喻、借题发挥的手段，多用在以“下”说“上”的场合。这是因为：为“上”者常常刚愎自用、强暴专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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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听得进不同意见。对于进谏的为“下”者来说，委婉间接的“巧谏”总比逆龙麟摸虎须的“强谏”相对安全而且容易奏效。尤其是在“上”

、“下”之间意见相左的情况下，为了不入“禁区”

、不触霉头，即使是敢于坚持原则而进谏者，也不得不格外注意游说进谏的方式和手段。

话中有话，弦外有音话说一半，点到为止。只谈表面现象，不作实质结论。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似隐却露，故作弦外之音。关键性的内容言者并不明言，但却有意做出强烈的暗示，使闻者不难从中领悟辨识话中之“话”

，弦外之“音”

，自行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此种手段的“妙处”在于：言者未曾明言，便可不承担明言的责任；言者未做结论，便无强加于人之嫌；然而言者所要表达的关键内容却尽为闻者所知，其目的已然达到。

中国古代历史上，拨弄“弦外之音”者大有人在。唐玄宗在位期间，曾发生了一场废立太子之争。受宠的武惠妃极力构陷太子李瑛，企图以自己的亲生儿子取而代之。唐玄宗听信了谗言，召集宰相们会议，打算废黜太子。正直的宰相张九龄，从稳定政局和维护礼法的角度出发，公开反对更储，并明确表示：“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同时在位的奸相李林甫，却另有一番表现。他当众“无所言”

，不发表任何意见，退朝之后却暗地里通过宦官转告玄宗说：“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

L C .此番话虽然没有直接针对更储问题做出明确的表态，但其所暗示的弦外之音却是十分明显的：既间接表明了李林甫迎合玄宗和武惠妃、赞同废黜太子的态度，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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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影射攻击了政敌张九龄“干预”君主的“家事”。汉武帝即位初期，丞相田蚡与魏其侯窦婴结怨相争。在一次朝会廷辩场合中，魏其侯揭露了田蚡为非作歹的种种事实。田蚡则运用“话中有话、弦外有音”的暗示手段，巧妙地进行了反击。

他说：“天下幸而安乐无事”

，自己身为宰相，“所好音乐狗马田宅”

，“所爱倡优巧匠之属”

，似乎并不为过；而魏其侯“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壮士与论议”

，“臣乃不知魏其等所为”

L D .在这里，田蚡并没有直接指斥魏其侯图谋不轨，而只是举出了其“日夜招聚天豪桀壮士与论议”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田蚡本人表示“不知所为”

，意即不作肯定的结论。但是，就客观效果而言，这种强烈的暗示已经足以打动多疑君主的警觉之心。廷辩的结果，田蚡显然占据了上风。魏其侯的最终命运是“论弃市渭城”。

此种手段，多用在谗毁诬陷的攻讦场合。谗毁诬陷一般没有事实依据，倘若直截了当地生编乱造和妄下结论，其险恶用心则过于明显，而且谎言易被揭穿、结论难以成立。相反，通过运用“话中有话、弦外有音”的暗示手段，谗毁诬陷者不仅掩饰了自己的险恶用心，同时又使攻讦手段显得含蓄而留有事后自我辩解的余地。最终的结论毕竟是作为闻者的他人自行做出的，作为言者的谗毁诬陷者总是为自己保留了一条后退抽身之路。

夸大其辞，极而言之在“舌战”过程中，运用极其夸张的语言，口若悬河，大话连篇，把自己的论点推向极端。

论安全，则“稳如泰山、固若金汤”

；论危险，则“千钧一发、危若累卵”

；炫耀人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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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２权术论

众，则“张袂成阴、挥汗成雨”

；形容势孤力单，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赞扬时，“十全十美、至圣至贤”

；指斥时，“恶贯满盈、罪不容诛”

；诸如此类的语言，不一而足。此种手段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种强烈的情绪感染力量，以此冲淡夸张内容的不可信程度，并给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增强自己论述的说服力。

《楚辞》中有一篇《登徒子好色赋》，记载了宋玉自我辩解的一番话语。

他的辩解之辞，典型地反映了“夸大其辞、极而言之”的“舌战”技巧。楚国大夫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谗毁说，宋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

楚王以此言责问宋玉。

末玉回答：“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貌美善辞，并不是什么罪过，所以宋玉不加否认。但是对于“好色”

，宋玉则矢口否认，并极尽了夸张诡辩之能事。他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这位“东家之子”的美貌程度简直是无可挑剔：“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玉，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

；嫣然一笑，可以迷惑天下的公子郎君。宋玉自我表白说：如此美丽的女郎自作多情地“登墙窥臣三年”

，自己却未被她的目挑心招所打动，“至今未许也”。在表明自己并不“好色”之后，宋玉反戈一击，矛头指向了登徒子：“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这样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经过这番对于极端的美与极端的丑的不同态度的相互比较之后，宋玉反问楚王：“王孰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