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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流血的政治”与“不流血的战争”.2

作者:余华青 当前章节:8272 字 更新时间:2026-6-22 21:27

、“哀兵必胜”。

(4)

“明赏于前,决罚于后”

,利用功名利禄为诱饵,以严明军法为惩戒,使士卒在好利心、荣誉心、畏惧心的驱动下效死卖命。

(5)利用恩惠情义打动士卒,促使士卒自愿以死相报。例如战国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他平时“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与士卒分劳苦”。士卒有“病疽者”

,吴起亲为“吮之”。如此这般,他的部下“士卒乐死”

,“战不旋踵”

M I .通过摧丧士气,则可以达到“弱敌”的目的。中国古代兵法主张:“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M J ,“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

M K .常见的摧丧敌方士气的手段主要有:(1)示己方之弱,松懈敌方斗志,导致骄兵必败的结果。

(2)夸耀己方之强,给敌方施行心理震慑,促成对方的畏敌失败情绪。

(3)擒贼擒王,首先攻击和歼灭敌方首脑或主力,使敌方军心动摇,不战自溃。

(4)分化离间,挑拨敌方君臣之间或将卒之间的相互信赖关系,瓦解敌方的团结和军心。

(5)

散布对敌方不利的战局信息,使敌方丧失胜利的信心。

楚汉相争之际,项羽兵败垓下。

汉军夜晚四面皆以楚声高歌,故意显示汉军中“楚人之多”

,使楚军以为汉军已尽得楚地,从而丧失了最后的抵抗意志NB.在中国古代著名的“淝水之战”

中,此种手段也曾大显身手。

前秦符坚率90万大军南下讨伐东晋,东晋迎战之兵只有8万。两军在淝水隔河相对。符坚企图趁晋军渡河未济之时发动进攻,乃挥军稍退。秦兵一退即不可止,军中的东晋降将趁机高呼“秦兵败矣”

,秦兵本来士气不高,一听呼声,“众遂大奔”

,风声鹤唳,自相践踏,未曾接战便遭到了惨重的失败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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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家权谋关于激励己方士气以“强己”

、摧丧敌方士气以“弱敌”的原则,在政治斗争中同样适用。兵家权谋的各种“励士”手段,与政治权术中的驾驭臣下的手段相较,两者如出一辙,基本方式和出发点都是相一致的,相互渗透的痕迹十分明显。例如,兵家权谋强调“明赏于前,决罚于后”

,“凡诛赏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

N D .政治权术同样主张“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

,应以“杀戮”和“庆赏”为“二柄”。

“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N E .兵家权谋用以摧丧敌方士气的各种“沮敌”手段,在政治斗争实践中也是屡屡见到。运用场合虽有不同,方式手段却是大致雷同的。

“三十六计”与政治权术

古代兵家权谋对政治权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上文已经从两个方面分别做了论述:一是兵家权谋的“诡道”在道德领域为政治权术“拔刀相助”

,二是兵家权谋的基本原则被政治权术“凿壁偷光”。下文将从剖析古代兵法的“三十六计”

入手,进一步具体探讨军事斗争的谋略手段影响政治斗争的权术手段的渠道和途径。

中国古代兵家权谋的诡诈手段极为丰富多彩。丰富多彩的权谋手段来自丰富多彩的战争实践。各种各样的奇策诡计都是在战争实践中涌现和发展起来的。

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一些偶然成功的战例和个别使用的权谋手段,开始被人们有意识地加以模仿和借用,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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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模式。为了更加自觉和清醒地指导战争实践,中国古代的军事学家们很早即已着手对权谋手段进行系统化的总结。神话传说时代以及奴隶制时代的所谓“太壹兵法”

、“天一兵法”

、“神农兵法”

、“黄帝兵法”

、“伊尹兵法”

、“太公兵法”

,等等,或出后人假托、实无其书,或其书早佚、只余片语只语,总之至今其迹已渺不可寻。但是,至迟在早期封建社会的军事学著作中,就已经出现了系统总结权谋手段的趋势。

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不仅高度强调了“诡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还详细列举了十二种具体的行“诡道”

之法。

战国中期的《孙膑兵法》,在明确指出“夫权者,所以聚众也;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谋者,所以令敌无备也;诈者,所以困敌也”

N F 的同时,也阐述了许多具体的谋略原则和手段。

至于后人耳熟能详的古代兵法“三十六计”

,最迟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系统完整的轮廓NG.当时“三十六计”的具体内容,史无明确记载。

大约经过长期的流传和后人的不断整理,“三十六计”才以现在的面貌出现在今人面前。

所谓“三十六计”

,罗列排比和归纳整理了古代的一些权谋手段,共有三十六种。虽然它没有囊括古代兵家诙诡奇谲之谋的全部内容,但它毕竟集“诡道”之大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兵家权谋的概貌。

“三十六计”

的具体内容是:1。

瞒天过海;2。围魏救赵;3。借刀杀人;4。以逸待劳;5。趁火打劫;6。声东击西;7。无中生有;8。暗渡陈仑;9。隔岸观火;10。

笑里藏刀;1。

李代桃僵;12。

顺手牵羊;13。

打草惊蛇;14。

借尸还魂;15。

调虎离山;16。

欲擒故纵;17。

抛砖引玉;18。

擒贼擒王;19。

釜底抽薪;20。

浑水摸鱼;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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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蝉脱壳;2。

关门捉贼;23。

远交近攻;24。

假途伐虢;25。

偷梁换柱;26。

指桑骂槐;27。

假痴不癫;28。

上屋抽梯;29。

树上开花;30。

反客为主;31。

美人计;32。

空城计;3。

反间计;34。苦肉计;35。连环计;36。走为上计。

从上述三十六种计策的计名来看,其形成源缘不外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成功战例的典型化。

特定战例所运用的特定的权谋手段,不仅保证了特定战争或战斗的胜利,而且体现了符合一般战争规律的某种谋略原则。

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并不罕见。

后世的人们,用简洁的语言,将最早或最典型地体现了某种权谋手段的成功战例加以高度概括,以此作为相同情况下所使用的相同的权谋手段的代表和名称。特定的战例,也就成了特定计策的名称。

“三十六计”中的不少计策就是由此而得名的。例如,所谓“围魏救赵”之计,即来源于战国时代齐军围魏救赵的成功战例。魏军攻赵,赵国求救于齐。齐军军师孙膑趁魏军主力外出因而国内空虚的时机,引兵直奔魏国国都大梁。魏军后方不稳,急忙撤回攻赵部队返国援救。

齐军以逸待劳,中途截击魏军主力。魏军大败,险乎全军覆没。赵国之围,自然而解。从此,人们便以“围魏救赵”泛指下述战术:不直接出兵解救被敌所围攻的地区,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后方据点,迫使敌方不得不回兵相救,趁机截击回援之敌,同时又使被敌所围攻的地区自然得到解救。

“三十六计”中,类似“围魏救赵”那样由成功的战例而得名者,另有“暗渡陈仑”之计、“空城计”

、“假途伐虢”之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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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谋略原则的具体化。

中国古代兵法先后提出了许多运用谋略的原则。这些原则当然都是来源于战争实践,是对战争实践的理论化总结。

当这些理论化的原则被明确提出后,又反过来给予战争实践以巨大的指导作用。

“三十六计”中的许多计策,实际上就是某一特定谋略原则的具体运用。

例如所谓“以逸待劳”

之计,原本就是古代兵法中的一种谋略原则。

《孙子兵法》主张:“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

46以逸待劳的原则,就是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己方依靠有利地形,养精蓄锐,同时设法调动敌方,待敌疲惫不堪和士气沮丧之后,己方趁机出击取胜。

显然,这既是一种指导战争的谋略原则,又是一种可以具体运用的战术手段。

“三十六计”的计名,有不少就是直接从兵法中的谋略原则推演而来。兵法以简练的语言所表述的某一谋略原则,也就成了特定类型的权谋手段的名称。由此而得名者,包括有:“以逸待劳”之计、“借刀杀人”之计、“趁火打劫”之计、“声东击西”之计、“欲擒故纵”之计、“远交近攻”之计、“反客为主”之计、“反间计”

,等等。

第三,实战经验的凝练化。

除了成功战例的典型化和谋略原则的具体化之外,“三十六计”中的部分计策还来自对实战经验的总结和凝练。这种计策,也许在以往兵法中没有提出明确的、相应的谋略原则,也许在以往实战中没有特定的、典型的战例,但是它却体现在以往战争实践中的那些具有相同特点并在相同情况下屡试不爽的权谋手段之中。人们在众多的相同战例之中,发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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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这些权谋手段的共同之处,归纳凝练,加以命名。于是,一个个新的计策,作为成熟的权谋手段,陆续跻身于“三十六计”之列。诸如“瞒天过海”之计、“无中生有”之计、“调虎离山”之计、“抛砖引玉”之计、“上屋抽梯”之计、“美人计”

、“苦肉计”

、“连环计”之类,大约都是属于这种类型。

第四,生活智慧的形象化。

人类在各个不同领域内的智慧,虽然各有各的特点,但相互之间毕竟存在着一定的相通之处。人们在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生活中,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经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智慧。其中人们的政治智慧和普通生活中的智慧,常常能够激发和启迪军事家的军事智慧,开拓他们的视野和思路,使他们从中领悟到某些可以适用于军事谋略的思维闪光。例如现实生活中的“打草惊蛇”

,蛇匿草中,对人构成潜伏的威胁,通过打草,使蛇惊而走,威胁便已解除。从这个常见的普通生活现象出发,军事家们从中领悟引申出下列谋略手段:“打草”问路,加强侦察,及时发现潜伏暗藏的敌人;以公开的行动,故意惊动敌人,使敌人按照己方的意图行动;以“打草”激怒敌人,引蛇出洞,趁机进行攻击;旁敲侧击,敲山震虎,通过“打草”

,警告和震慑敌人。

类似这种的生活智慧,在被兵家权谋所引申发挥之后,常常以形象化的语言出现,成为某种特定的计策的名称。所谓“笑里藏刀”之计、“李代桃僵”之计、“釜底抽薪”之计、“浑水摸鱼”之计、“关门捉贼”之计、“假痴不癫”之计、“树上开花”之计、“指桑骂槐”之计,大约都是缘此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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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化的“三十六计”

,主要是作为兵法而出现的。

但是,它的作用场合并不局限于军事斗争的战场。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三十六计”同样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通过分析“三十六计”与政治权术的相互关系,我们就可以大致看出中国古代军事斗争的谋略手段影响政治斗争的权术手段的主要渠道和方式。

在政治权术的发展过程中,曾经仰仗了兵家权谋的不少恩惠。作为受惠者的一方,政治权术主要是通过以下四种关系疏通了受惠的渠道,从而源源不断地从兵家权谋中“搬兵求将”

,逐步丰富了权术手段的“武库”。

一是“借尸还魂”的关系。由于封建统治者在表面上坚持“以奇用兵”

、“以正守国”的主张,致使兵家权谋和政治权术面临着不同的社会道德环境。兵家权谋可以毫无顾及地公开总结出系统化的兵法“三十六计”。

政治权术则不可能对各种具体的权术手段公开进行凝练、归纳、总结。虚伪的封建道德绝不会允许权术“三十六计”的合法生存。这种状况,无疑限制和阻碍了政治权术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不利于政治权术的发展。

为了寻求自身的活路,政治权术常常摇身一变,化做兵家权谋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通过借兵家权谋之“尸”

、还政治权术之“魂”的办法,显然可以起到化解道德责难的作用。中国古代的许多政治权术手段,就是依靠了兵家权谋外衣的掩护,才得以摆脱孤立、偶然、直观的状态,呈现出凝练化、系统化、规律化的成熟形态。所谓兵法“三十六计”

,其实其中有相当部分原本就属于政治权术,既是从政治斗争中产生,又主要运用于政治斗争的场合。例如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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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藏刀“之计、”借刀杀人“之计、”假痴不癫“之计、”美人计“

、“苦肉计”

,等等。这些计谋的卑劣阴毒过于明显,倘若公然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而提出,难免会受到道德的非难。因而,它们只得“借尸还魂”

,以兵家权谋的身分获得生存的权利。当然,不管用什么身分出现,它们的本质仍然首先是政治权术,政治斗争仍是它们施展身手的主要舞台。

“借尸还魂”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兵家权谋对政治权术的保护作用,体现了政治权术受惠于兵家权谋的一种重要方式。

二是交错杂糅的关系。军事斗争总是同政治斗争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两者具有许多共同的特性。因此,就某些谋略手段而言,往往具有“阴阳”兼备、难定归属的特点:既属于兵家权谋、又属于政治权术,既作用于军事斗争的场合、又作用于政治斗争的场合。

“三十六计”中的相当部分的计策,都具有这种双重身分。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杂糅的关系,势必造成政治权术受惠兵家权谋的又一种方式:当此种类型的谋略手段作为一种兵家权谋而被发明创造和总结提高时,同时也就意味着一种政治相术得到了发明创造和总结提高。由于种种原因,兵家权谋的发展往往领先于政治权术的发展,所以尽管两者之间相互施惠和受惠,但政治权术扮演“受惠者”

角色的机会总是远远超过扮演“施惠者”

的机会。

三是转借移用的关系。纯粹意义上的兵家权谋,直接被政治权术借用于政治斗争之中,这也是政治权术受惠于兵家权谋的一条重要渠道。经过转借移用,原先的兵家权谋便演化成为一种政治权术手段,从而使政治权术不断得到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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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

四是启发推演的关系。某些兵家权谋的具体手段,也许不能生吞活剥地机械搬用于政治斗争,但这些权谋手段所体现的谋略原则却可以对政治斗争同样具有启发和指导作用。

政治斗争中的许多权术手段,就是政界中人在兵家权谋的某些谋略原则的指导下,经过推广施用而演化派生出来的。例如战国苏秦所熟练运用的纵横权术之学,就是从古代兵法《太公阴符》中揣摩领悟出来的。另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兵法中的辩证法思想极为丰富,政治权术经过兵家权谋的中间“转手”

,也从古代朴素辩证法中获得了不少方法论方面的教益。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第十三章中详加讨论。

中国古代兵法在战国时期发展繁荣,而政治权术也是在战国时期走向成熟的。两者在早期封建社会的同步发展,并不是偶然的现象。除了其他方面的各种原因之外,应当说其中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连带关系。只是在兵家权谋发达繁荣之后,政治权术才有可能依赖它的提携和恩惠走向自身的成熟。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政治权术与兵家权谋的分野日趋明朗。

这是由于政治权术的主要活动舞台发生了变化而造成的。

尽管两者在一定意义上开始分道扬镳,但彼此之间始终都保持着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政治权术仍然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和方式,继续不断地从兵家权谋那里吸取“营养”和借鉴。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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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 克劳塞维茨(德)

:《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M E院译本第3卷第894、902、61、75页。

④⑤ 《汉书。艺文志》⑥ 《吕氏春秋。简选》⑦ 见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载《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第16至21页。

⑧ 《史记。周本纪》⑨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页。

《国语。晋语九》A B事见《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及《史记。宋微子世家》A C《史记。宋微子世家》A D《韩非子。难一》A E《孙子兵法。计篇》A F《淮南子。汜论训》A G《隋书。经籍志》A H见《孙子兵法。计篇》曹操注、杜佑注。

A I见《汉书。艺文志》A J《孙子兵法》之《计篇》、《势篇》A K《尉缭子。兵谈》L B事见《后汉书。耿弇传》L C《明史纪事本末》卷二L D《淮南子。兵略训》L E《孙子兵法。谋攻篇》L F L H见《孙子兵法。用间篇》L G《春秋左传。文公元年》L I《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引《越绝》L J事见《史记。李斯列传》《正义》L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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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檀道济传》M B事见《后汉书。张让传》M C事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M D《尉缭子。战威》M F M K《孙子兵法。作战篇》M G《史记。田单列传》M H《史记。吴起列传》M I《孙子兵法。军争篇》M J N H《史记。项羽本纪》N B《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N C《尉缭子》之《制谈》、《武议》N D《韩非子。二柄》N E《孙膑兵法。威王问》N F据《南史。王敬则传》记载:南齐将领王敬则发动兵变,齐N G明帝父子“急装欲走。

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

“檀公”即指南朝刘宋政权的将领檀道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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