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奇货可居”与“金钱政治”

——经商之道对政治权术的渗透

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具有早期发达的特点。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一度十分兴盛，成为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品经济发达，商业城市兴起，商人阶层形成。

不少富商大贾涉足政治舞台，商品经济观念逐步向政治领域渗透。经商之道对政治权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

“利”对“义”的冲击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观念对政治权术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利”对“义”的冲击。中国古代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是倡导“礼”

、“仁”

、“信”

、“义”。这对以追逐政治利益为目的的权术和以追逐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商品经济来说，无疑形成了一种观念形态上的枷锁。在反对这种枷锁方面，商品经济与政治权术结成了同盟军。

商品生产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它的发展，蔑视传统的“礼仁信义”

道德观念，对既定的等级贵贱关系产生着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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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作用，给当时的社会统治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面对着“利”的浪潮的冲击，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努力构筑着“义”的堤坝。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利”对传统道德观念和既定统治秩序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忧心忡忡地大声疾呼：“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①。孟子指出：如果诸侯追求“利吾国”

，大夫追求“利吾家”

，士庶追求“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这是因为：人们谋利的欲望，必将导致争端和动乱，“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②。荀子认为：“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

，因而他主张统治阶级从上到下不应谋利：“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

③。

“以义克利”

，毕竟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④。

“君子忧道不忧贫”

⑤之类的说教，抵挡不住“利”对人们的诱惑。在“利”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义”

不得不步步退却。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时代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

⑥。这股历史潮流，是虚伪的仁义道德“堤坝”无法阻挡的。

商品经济“贵利贱义”的本性以及它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明显的破坏作用，给予了同样不讲信义的政治权术以强有力的支持。它为政治权术的发展，扫除了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方面的一些障碍，起到了“清道夫”的作用。

“贵诈力而贱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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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不仅成为经济领域内的现象，而且逐渐侵蚀到政治领域。

当“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戳不足以威小人”

⑦的时候，权术自然可以肆无忌惮地施虐逞威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权术之所以在战国秦汉时期走向成熟，商品经济的“清道夫”作用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营利精神。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⑧。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绘了当时各色人等苟且逐利的情景：“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在司马迁的笔下，那些贤人、义士、壮士、妓女、闾巷少年、游闲公子、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吏士以及农工商贾各类人员的各种活动，都是为了”归于富厚“

、“为重赏使也”

、“奔富厚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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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２权术论

“为重糈也”

、“没于赂遗”

、“求富益货”

，一句话就是为了营利。

上述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营利精神。

商品经济所造成的营利精神，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营利成了社会上各种活动的目的和动力。

利之所在，趋之若鹜，不择手段，舍命以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注文中，曾引述了１９世纪中叶一位英国评论家的话：“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１０％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２０％，就会活泼起来；有５０％，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１０％，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３０％，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⑨。这段话虽然反映的是资本主义时期资本追逐高额利润的情况，但在形容“利”的刺激作用方面，即使在中国古代也不失有其某种程度上的形象意义。《管子》之中有一段相类似的言论：“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

A B .这种唯利是图的营利精神，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政治领域，成为刺激政治权术不断发展的动力。

如果说商品经济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破坏，为政治权术的发展起到了“清道夫”的作用；那么商品经济所造成的营利精神，则为政治权术的发展注入了“刺激剂”。政治权术本身就是追逐政治利益的手段。权术家们在商品经济的营利精神渗透下，如同商人一样，为追逐高额利润，不惜采用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

战国时代的阳翟大贾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当他在邯郸遇到在赵国为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时，经过一番精细的盘算，认为“此奇货可居”

A C ，决定进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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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一本万利的政治投机。吕不韦与其父商议，认为“耕田之利”只有十倍，“珠玉之赢”不过百倍，而“立国家之主”则可以赢利“无数”

A D .当吕不韦玩弄阴谋手段，终于使异人继承了秦国王位之后，他所追逐的“无数”之利得到了实现：吕不韦担任了秦国两代国君的相国，执掌秦国大权达十余年之久。这个典型的事例，适足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营利观念在政治领域的影响。

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的重要原则。在早期商品经济发达的战国秦汉时期，商品交换的观念也深深地渗透到了政治生活之中。韩非子即认为，君臣之间完全是一种交换利益的关系，犹如主人与庸客之间的关系一样。主人以美食和钱币招待庸客，并非心爱庸客，而是希望“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

；庸客卖力而精心地耕作，也不是心爱主人，而是贪图主人的美食和钱币AE.君臣之间也存在类似的买卖交易关系。

“主卖官爵，臣卖智力”

，A F“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

A G .既然君臣之间是一种商品交换关系，不公平的交易和双方之间的欺诈行为就在所难免，于是就需要用权术来加以控制和防止。政治生活中的商品交换，韩非子并不是首倡其义者。早在春秋时期，“罕言利”的圣人孔夫子也曾把自己的政治生涯比作商品，“沽之哉！

沽之哉！

我待贾者也！“

A H 急不可耐地寻求政治交易的机会。商品交换的观念，为不讲信义的政治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商品经济的贱义观念、逐利观念、交换观念，与政治权术的发展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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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达，对于同一时期政治权术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金钱对政治的腐蚀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上，货币经济与商品经济形影不离、密切相关。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中国古代的货币形态，从“抱布贸丝”

A I 式的实物货币发展为成熟的金属货币，其间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根据现有材料来看，商代使用的货币，基本上是天然贝币。西周时期，贝币与铜币同时并用。春秋之后，随着青铜业和其它金属冶铸业的发展，实物货币已退居极为次要的地位，铜币及贵金属货币开始成为主要的货币形态。战国时期，黄金的地位日益重要，取得了凌驾于其它金属货币和非金属货币之上的主要货币的资格。秦王朝建立后，实行全国统一货币制度，改变了诸侯割据时代货币形制五花八门的状况，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到了宋代，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货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回顾中国古代货币发展的简史，可以看出，早在两千四五百年前的战国时代，中国即已经有了完备意义上的货币。

这种货币经济早期发达的状况，是同商品经济的早期发达相一致的。由于货币经济的早期发达，货币在中国早期封建社会即已成为价值的化身和财富的代表。这对人们的观念形态和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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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金钱就已在社会政治领域崭露头角，初露锋芒，充分显示了它无坚不摧的威力。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储藏保持以来，贪金的念头就发生了。……所有的东西，无论是不是商品，都要转化为货币。一切东西都成了可以卖买的。流通变成了社会的大蒸馏器。一切物都被抛到里面去，以便当作货币结晶再从那里出来。连圣骨也抵抗不了这个炼金术；人们商业范围以外的更为微弱的圣物，就更是抵抗不了”

A J .在金钱面前，仁义道德、宗法血缘关系、尊卑观念、权力地位、尊严信念……这些“圣物”一概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了当时人们在观念形态上的拜金倾向和金钱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功效：“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夫（乌氏）倮鄙人牧长，（巴寡妇）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司马迁仙逝之后，魏晋之际的成公绥和晋人鲁褒先后做过两篇《钱神论》。这两篇诙谐调侃的文字，虽然在笔风上与庄重严谨的司马迁大为不同，但就反映的内容而言，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好在这两篇《钱神论》文字不长，不妨摘录如下：“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

朱衣素带，当涂之士，爱我家兄，皆无能已。执我之手，托分终始。不计优劣，不论能否，宾客辐凑，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何而暗使，岂虚也矣。“

A K “大矣哉，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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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朽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

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官尊名显，皆钱所致。……由是论之，可谓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

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

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死生无命，富贵在钱。……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夫钱，穷者能使通达，富者能使温暖，贫者能使勇悍。故曰：君无财则士不来，君无赏士不往“

L B .这两篇文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货币拜物教思想。金钱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神功奇效跃然纸上。

当金钱将其魔爪伸向政治领域，政界便俯伏在金钱的淫威之下。于是，在政治权术的家族中，又增添了一名新的成员——贿赂之术。贿赂之术妙用无穷，以下略举数例：一曰收买拉拢。战国时期，赵国攻占了周的祭地。周君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乃以三十金收买了赵国的太卜。

恰逢赵王患病，太卜告知：此乃“周之祭地为祟”

，于是“赵乃还之”

L C .区区三十金，便使祭地完璧归“周”。策士张仪对楚王盛誉周郑美女“粉白墨黑”

，使楚王心痒难耐。唯恐夫君移情的楚王妻妾南后、郑袖，慷慨地贿赠张仪金千五百斤。张仪既受拉拢，便改口对楚王说：臣遍行天下，“未尝见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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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１０３

其美也（指南后、郑袖）“

L D .千五百斤金果然使南后、郑袖固宠未衰。

二曰止兵解危。楚国伐齐，齐王以“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贿赵，赵王派遣“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救齐，“楚闻之，夜引兵而去”

L E ，齐国遂得以安。秦公子异人在赵为人质，因素兵攻赵，赵王欲杀异人。在吕不韦的策划下，异人“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

，结果“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

L F .六百斤金的买路钱，救了秦始皇父亲的命。

三曰挑拨离间。

“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

，合谋攻秦。

秦令唐睢携带五千金前往赵国施行离间之计。

“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

L G .可怜这些“天下之士”的忠诚信义，竟然不值三千金。魏公子无忌“仁而下士”

，“威振天下”。

“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于魏”

，“毁公子于魏王”。魏王果然中计，剥夺了无忌的兵权。这位贤能的公子只得“谢病不朝”

，日夜“饮醇酒，多近妇女”

，不足四年，“病酒而卒”。

秦闻劲敌已死，立即发兵攻魏，“拔二十城”。十八年后，俘虏魏王，攻陷魏都大梁LH.四曰买官求爵。在封建统治的黑暗时期，公然卖官鬻爵的记载史不乏书。例如东汉灵帝“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崔烈出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天下“论者嫌其铜臭”

L I .晋武帝较汉灵帝更下一等。

大臣刘毅曾当面批评他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陛下）殆不如（桓、灵）也”。

L J 唐代中宗皇帝的爱女安乐公主，也曾“恃宠骄恣，卖官鬻狱”。

L K 然而，这种公开的卖官鬻爵，毕竟不符合封建统治的常道，更多的则是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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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纳贿以求官爵。东汉末年，宦官张让权倾朝野，孟佗为求官职，以大量的钱财珍玩以及当时十分名贵的“蒲陶酒一斗”向张让行贿。张让“大喜，遂以（孟）佗为凉州刺史”。

M B东汉杨震为东莱太守，昌邑县令王密“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杨）震”

，并声言：“暮夜无知者”。

M C 南朝刘宋时，褚彦回为吏部尚书，“有人求官，密袖中将一饼金，因求请间，出金示之，曰：‘人无知者’”

M D .在封建社会中，多少次金钱与乌纱的交易，就是在“人无知者”的情况下拍板成交。

五曰鬻狱赎罪。

封建法律的尊严，在金钱面前黯然失色。

战国秦汉时期民间广泛流传的谚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司马迁认为“此非空言也”

M E .春秋末年的富商陶朱公，因其“中男杀人，囚于楚”

，“乃装黄金干溢，置褐器中，载以一牛车”

，委派其长子前往楚国求救于故旧庄生。

庄生以狡言说动楚王，准备全国大赦。陶朱公的长子以为既然大赦，其弟“固当出也”

，贿赠庄生的黄金千溢不免虚弃浪费，心中割舍不下，竟然又向庄生讨还。正当这位长子“取金持去，独自欢幸”的时候，“庄生羞为儿子所卖”

，大怒之下，重新游说楚王，竟在赦令正式下达之前，处死了本已释放在即的陶朱公“中男”。

“朱公长男竟持其弟丧归”

M F .钱之所在，“死可使活”

；钱之所去，“生可使杀”。

《钱神论》中的这段结论，从上述史实中得到了清楚、具体的注解。

贿赂之术的其它作用，尚有施恩、树威、立信、固宠、献媚、邀功、沽名、钓誉、解嫌、结交、……不一而足。

金钱作为政治权术争斗中的重要物质武器，长期地、广泛地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这种状况，加速了金钱对政治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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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和腐蚀，对封建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金钱和政治的结合，封建法制遭到破坏，封建统治秩序受到冲击，封建政治道德进一步沦丧，封建吏治开始形成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恶疾。封建统治阶级尤其是参与政治活动、处理政治关系的官僚阶层中的某些成员，为了贪图个人私利，不顾本阶级或本集团的根本利益，贪赃枉法，损公肥私，逢迎巴结，营私舞弊，贿赂公行，政治黑暗，加剧了阶级矛盾和其它各类社会矛盾，形成了人类政治活动历史中的一种极为腐朽的现象。

贿赂之术在中国古代政治领域的盛行，应该说是从封建时代开始的。这不仅是因为奴隶制时代货币本身尚未发展到成熟的程度，而且就政治结构而言，金钱政治与封建专制主义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制度下，权力高度集中。这种不受制约和无所不包的权力，必然本能地、最大限度地向着可能达到的范围和程度延伸和膨胀。掌权者总是企图通过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为自己掠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贪污受贿是封建时代官僚队伍中无法根除的普遍现象。庞大的官僚集团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必然产物，为贿赂之术的盛行提供了广泛的市场。当官僚的贪污受贿行为严重损害了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时，最高统治者也会对此进行一些惩治和整顿。但是，这些惩治和整顿绝不可能从根本上收到效果。首先，这是因为君主本身往往就是最大的受贿者，他们不可能真正地根治建筑在剥削制度之上的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其次，君主为了控制和利用官僚队伍，对官僚的种种恶行常常采取容忍放纵的态度。欧洲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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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３权术论

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曾经告诫君主们说：“为了保持你的地位，当你认为自己需要的那些人——无论民众也好、军队也好、贵族也好——腐化堕落的时候，你为着使他们高兴，不得不迎合他们的脾胃。”

M G 中国古代的君主对于运用这一套办法早已得心应手，北齐高祖高欢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北齐初期，官僚权贵贪纵不法，“文武在位，罕有廉洁。”大臣杜弼深感不安，屡次建议整顿吏治。高欢回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

，“我若急作法网，不相借者”

，“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

M H 一句话便暴露了天机。

总之，高度集中的权力、庞大的官僚队伍的存在、最高统治者的纵容，这些因素都使贿赂之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得以畅行无阻。

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金钱政治”积弊甚深、流毒甚广。

即使在封建制度被彻底埋进历史的坟墓之后，“金钱政治”的恶劣影响仍将长期存在。只有伴随着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不断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公共权力受到必要的合理的监督和制约，建设“廉洁政治”方能有望。

经商之道与权术手段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政治权术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利”对“义”的冲击和金钱对政治的腐蚀上，还表现在具体的经商手段和政治权术手段之间的相互启发、相互融通等方面。

前资本主义的商业，就其本性来说，是和贱买贵卖、不等价交换分不开的。

商业利润“不仅会表现为侵占和诈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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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５０３

且大部分也确实是这样发生的。“作为商品的财富，是”商人阴谋诡计设法弄到的“

M I .“商业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

M J .商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种种欺诈性的经营手段的产生。中国古代的商业，当然无能例外。

早在春秋时代，经商已经是一种专门的职业，专业性的商人已在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统治阶级开始将商贾列为社会“四民”之一：“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M K .士、农、工、商，遂成为中国古代对“民”的传统分类。

商业成为独立的社会行业、商人成为独立的社会集团，大大促进了商业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发展，其中当然包括欺诈的经营手段。

“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

N B 商贾在长期的商业活动实践中，逐步摸索和发展了一套实用的经商之道。他们“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

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

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

N C .由于当时“商之子恒为商”

，经商之道也就具有父子授受的家传特点。所以荀子说：“通货财，相美恶，辨贵贱，君子不如贾人。”

N D 经过商贾家庭的“父兄之教”和“子弟之学”

，“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

，长者“饬其子弟”

，少者“少而习焉”

N E ，经商之道由此得到继承和发展。

商业经营中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竞争过程中，商贾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激烈竞争的结果，造成了商贾队伍的分化：“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N F .为了避免竞争的失败，必然要求商业经营者们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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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经营经验，探索成功的经商之道。

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业十分兴盛，不仅出现了一批经营有术的著名富商大贾，而且经商之道开始逐步走向系统化和理论化。从春秋末年范蠡的“计然之术”

，到战国时代白圭的“治生之术”

，都是当时经商之道的总结和阐发。在传世的这一时期的一些经济著作中，诸如《管子》、《吕氏春秋》、《史记。货殖列传》、《盐铁论》等等，无不包含有经商之道的内容。

商业经营的欺诈手段，同诡诈的政治权术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古人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战国白圭“运之方寸，转之息耗，取之贵贱之间”

N G ，他曾把自己的经商之道比做“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

，并认为：商业经营中应当“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如果“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

，是不可能掌握好经商之道的。白圭的经营致富之术，被时人所尊崇，“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与白圭同被后世商人奉为祖师的春秋末期著名大商人陶朱公，即越国谋臣范蠡。他在运用政治权术帮助越王勾践富国强兵、报仇雪恨之后，“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

‘……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N H可见某些权谋手段既能“施于国”——用于政治，又能“用之家”——用于经商。

从历史实践来看，很多善于经营的富商大贾，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很快即成为富于韬略的政治权术家。相反，不少谋臣策士在息政从商后，也能很快发家致富。例如春秋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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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７０３

的管仲，年轻时曾经从事商业经营，从政后在齐国为相，“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政绩十分显著。司马迁把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归功于“管仲之谋”

N I .就连自视甚高的孔夫子，亦对管仲的政绩赞不绝口。又如西汉中期的桑弘羊，出身于商业城市洛阳的一个富商家庭，环境和家庭的熏陶，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使他十分熟悉经商之道。当他踏入政界后，“以计算用事”

，“言利事，析秋毫”

N J .经商之道为他政治上的成熟奠定了基础，使他成为汉武帝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和理财家。

范蠡、白圭、吕不韦以及汉代的东郭咸阳和孔仅等人，或先从政、后从商，或先从商、后从政，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之所以又能在政界运用自如地玩弄权术手段，又能在商界得心应手地运用经商之道，就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着许多的相通之处，只是运用的场所不同罢了。

为了更具体地将经商之道与政治权术加以比较，我们不妨对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一些经商致富之术稍加分析。

其一，“料多少，求贵贱”

，运筹策以射利。

这就是说，经商之道首先在于预测是否有利可图以及利之大小。无利可图的买卖自然不能做，利润过低亦不值得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意即不足十分之二的利润率不是好买卖。

在政治权术中也有同样的原则，同样需要“运之方寸，转之息耗，取之贵贱之间”。权术是手段，目的是得利。无利可得何必枉费心机。吕不韦就是对“耕田之利”

、“珠玉之赢”进行比较后，才选择了赢利更多的“立国家之主”。衡量利之大小，往往是政治投机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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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３权术论

其二，“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掌握取予之道。商业贸易有进有出，当取则取，当予则予。

买贱卖贵、囤积居奇，以此赚取商品价格的差额，这是当时商业经营的一个重要方式。

秦末战乱时，“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N K 西汉前期，“商贾大者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

O B .西汉昭帝时，茂陵富人焦氏和贾氏“以数千万（钱）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

，提前囤积了大量皇帝丧葬的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

O C .这些都是商贾囤积居奇的实例。

商业经营中的囤积居奇手段，被政治斗争所借用。任氏囤积的奇货是“仓粟”

，得到的是“金玉”

；吕不韦囤积的奇货则是落难公子异人，得到的是秦国的大权。囤积的货物及结果虽有不同，但其手段何其相似乃尔。

战国时期盛行的“养士”之风，实际上也是一种“人弃我取”

、囤积居奇的手段。齐国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余人，都是些“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但在关键时刻，平时不起眼的“能为狗盗者”

、“能为鸡鸣”者，都解救了孟尝君的危难。

O D表面上一无所能而又贪求无厌的冯驩，在孟尝君倒运背时之际，献上了“狡兔三窟”之计，使孟尝君转危为安，“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

O E .囤积居奇的目的是“所卖必倍”

，孟尝君显然达到了目的。

关于商业经营中的“人弃我取”

，春秋末年的越国谋臣文种有一段十分精采的论述。

他在劝说越王勾践时说：“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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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９０３

也。

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

O F夏天预贩皮毛商品，冬天预贩葛麻商品，天旱时预做舟船的生意，水灾时预做车的生意。这就是说，对某些尚未形成社会急切需要因而价格也就相对便宜的商品，预先大量购存，以待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后谋取厚利。

商贾的这种谋利之术，启发了政治家的智慧，得出了“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的结论。在这里，政治权术向经商之道求教，商贾成了为政治权术家授业传道的先生。

其三，“乘时射利”

，“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为了攫取最大可能的利益，必须勇猛果断地把握随时出现的有利机会。

“趋时”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瞬息万变的商业市场，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同样需要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秦王朝灭亡后，楚汉相争于天下。汉将韩信手握重兵，号称“齐王”

，他的动向对于楚汉之间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谋士蒯通劝说韩信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叁分天下，鼎足而居”。劝说过程中，蒯通反复强调：“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

，“计者事之机也”

，“知者决之断也”

，“时者难得而易失也”

O G .这些言论同白圭的“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如出一口，从中可以看出经商之道与政治权术之间的相互影响。

其四，“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

商业经营中，需要敏锐地观察国家政治经济总的形势，善于掌握商品市场的动态和信息。这对政治斗争来说，显得更为重要。正确地分析形势，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方针。诸葛亮的《隆中对》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东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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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３权术论

年，天下大乱。诸葛亮不被表面上混沌复杂的政治局势所迷惑，清醒地认识到：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孙权“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荆州“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

；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可以“因之以成帝业”

；从而为刘备制定了占据荆、益，联吴抗曹的正确的战略方针OH.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诸葛亮对形势的分析和预测。

总之，在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的发展过程中，经商之道渗透和影响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我们在考察政治权术的历史时，应当充分认识到经商之道对其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①②　《孟子。梁惠王上》③　《荀子。大略》④　《论语。里仁》⑤　《论语。卫灵公》⑥　《史记。平准书》⑦　《汉书。货殖传》⑧　《史记。货殖列传》M E N F N H N K⑨　引自《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译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版第１卷，第８３９页注。

《管子。禁藏》A B《史记。吕不韦列传》C A《战国策。秦策五》A D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A E《韩非子。外储说右下》A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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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１１３

《韩菲子。难一》A G《论语。子罕》A H《诗经。卫风。氓》A I《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第一卷，第１１３页。

A J成公绥：《钱神论》，引自《太平御览》卷８３６A K鲁褒：《钱神论》，引自《全晋文》卷１１３L B《战国策。东周策》L C L G《战国策。楚策三》L D《史记。滑稽列传》L E《史记。吕不韦列传》L F《战国策。秦策三》L G见《史记。魏公子列传》L H《后汉书。崔骃列传》L I《晋书。刘毅传》L J《旧唐书。后妃上》L K《后汉书。张让传》及注引《三辅决录注》M B《后汉书。杨震列传》M C《南史。褚彦回传》M D《史记。越王勾践世家》M F《君主论》，潘汉典译本第９３页。

M G《北齐书。杜弼传》M H马克思：《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第３卷第３７０页。

M 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６０１页。

M J《縠梁传。成公元年》M K《汉书。贡禹传》N B《管子。小匡》N C《荀子。儒效》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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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权术论

《国语。齐语》N E《盐铁论。贫富》N G《史记。管晏列传》N I《史记。平准书》N J《汉书。食货志》O B《汉书。田延年传》O C《史记。孟尝君列传》O D《战国策。齐策四》O E《国语。越语上》O F《史记。淮阴侯列传）

O G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O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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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３１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