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人生舞台上的悲剧与喜剧——权术争斗中的人物心态及其命运

第十四章　人生舞台上的悲剧与喜剧——权术争斗中的人物心态及其命运

权术是不同阶级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不同个人之间政治斗争的手段。权术争斗说到底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既是争斗，免不了就有胜负得失之分。古往今来，有多少野心家、阴谋家凭藉着权术遂欲得志而弹冠相庆，又有多少仁人志士伤于权术身败名裂而谈虎色变。中国古代的权术争斗，不仅造成了一个个具体历史人物的人生悲剧或喜剧，而且对于当时的整个社会政治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章即对权术争斗中的不同角色的不同命运及其不同的心理状态略作分析。

权术与野心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政治权力，对权力的崇拜和追逐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有了贪图权力的欲望，必定就会产生追逐权力的手段。于是，政治野心和政治权术之间便结下了天然的不解之缘。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中，野心与阴谋总是形影相随。不怀有个人野心的权术手段和不采用权术手段的个人野心，几乎都是不存在的。一般说来，权术为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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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家保持已有的权力和攫取新的权力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而野心家则往往是各种权术争斗的策划者、实施者和受惠者。

权术争斗的主要角色，一般都具有强烈的个人功名利禄欲望。中国古代的权术家，有很多是没落官僚贵族的后代或落魄失意的统治阶级中下层知识分子。此类人物的政治野心尤为强烈。由于官僚政治的现实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使他们无时不刻地向往着“学而优则仕”的前景，迫切地企图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急于出人头地、谋取一官半职或跻身于统治阶级上层集团。仕宦，是他们猎取显赫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唯一途径，也是他们人生的理想和奋斗的目标。面对着那些现实中高高在上的权势者，他们会由衷地流露出不可言状的羡慕和嫉妒，时不时会发出一通“彼可取而代之”

、“大丈夫当如是焉”之类的感慨。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那些凭藉高贵的血统和显赫的家世门第者以及极少数恰逢机遇的幸运儿之外，仕途毕竟是狭窄的。高官厚禄的理想和身处卑贱的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更加激发了野心家的急不可耐的权欲。战国末期的李斯在未发迹之前，曾对茅厕中的老鼠和官仓中的老鼠的不同处境深有感触。茅厕中的老鼠吃的是脏东西，每逢有人或狗进入茅厕，老鼠总是吓得四处逃窜。官仓中的老鼠则住在宽敞的房中，“食积粟”

，“不见人犬之扰”。李斯对此大发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他在其他场合还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人生哲学：“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他认为：“处卑贱之位”而不设法爬上高位者，就同禽兽没有什么两样①。

类似李斯这样的人，绝不会甘心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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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厕之鼠”

的角色，总是朝思暮想能够成为“官仓之鼠”。

在这种热切的欲望的驱使下，他们很容易走上野心家的道路。

所谓“野心”

，无非是指对名利权位的强烈欲望。权术争斗中的野心，一般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即：目的上的极度自私、程度上的贪得无厌、行动上的投机钻营。为了对野心做进一步的深入剖析，我们不妨首先就其三个方面的特征略加论述。

第一，从目的上看，野心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一己的私利。

野心对权力的追逐，并不是出于某种明确的政治信念。

它同那种企图济世安民、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有着明显的区别。东汉班超投笔从戎，慨然而曰：大丈夫当“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②人们从中感到的是男儿豪迈的志向。李斯关于“茅厕之鼠”与“官仓之鼠”的议论，使人感到的则只是一种个人卑微的欲望。同样是谋求个人的进取，一个立志在为国开拓镇守边疆的事业中“立功”

“封侯”

，一个则完全是为了改变个人的卑贱地位。两者的差别，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政治抱负和个人野心之间的某种界线。

野心对权力的追逐，首先是为了满足个人在物质方面的欲望。所谓“求仕干禄”

，“求仕”即是为了“干禄”。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官愈尊，则禄必愈厚。同时，权力不仅可以带来与其权位相适应的合法的俸禄，而且可以转化为更多的额外财富。

“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偌多银两，并非都是来自一任知府的合法俸禄。清代著名的贪官和珅，执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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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按照当时的规定，其官职的合法俸给总计每年不过五百多两白银。

然而，当和珅失势、家产被抄的时候，仅没入官库的部分家产即值银八万万两，相当于和珅所任最高官职的一百六十万年的合法俸给总额。尽管和珅的事例属于极端的典型，但“以权求利”毕竟是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极为普遍的现象。在专制制度下，政治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因而具有无所不在、无所不入的特性。

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领域，当然也无法逃脱政治权力的干预。

政治权力虽然本身不能创造任何物质财富，但却能够决定物质财富如何进行分配。

在现有的有限物质财富的分配过程中，个人权力的大与小往往能够决定其财富的多与寡。因此，追逐政治权力事实上便成为谋求经济利益的一条捷径。野心家强烈的权力欲望，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他们贪婪的物质欲望。

为了“发财”而去谋求“升官”

；为了“夺利”而去努力“争权”。

野心对权力的追逐，又是为了满足个人在精神方面的某些欲望。

“权”不仅可以产生“利”

，而且可以带来“名”与“尊”。

在古代中国社会，政治权力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人们畏惧权力，又崇拜权力。一定的政治权力，既代表着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又意味着一定的名誉地位、象征着一定的人生价值。对于野心家来说，他们追逐权力的出发点，除了谋求满足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欲望之外，还渴望通过拥有权力而得到人们的尊敬、崇拜、畏惧、顺从，从而获取精神方面的满足。战国苏秦曾经“出游数岁，大困而归”

，受到家人的耻笑冷落。当他游说成功、并佩六国相印之后，其“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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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家人的”前倨而后恭“

使苏秦深有感触：“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

③汉高祖刘邦由布衣而登上了君主的宝座，当他看到满朝文武“莫不震恐肃敬”地拜倒在自己脚下，由衷地感到了权力所带来的尊贵感：“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④古人所谓“富贵不归故里，有如绣衣夜行”的说法，也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拥有权力可以使人得到一种荣耀感。这种对尊贵感、荣耀感等个人精神满足的追求，正是造成野心家强烈权欲的一种重要动因。

第二，从程度上看，野心具有贪得无厌、不可满足的特性。

政治野心是一种无止境地自我膨胀的权力欲望。一个欲望得到满足，新的欲望又会产生。得陇望蜀，水涨船高，野心是永无知足之日的。

野心的贪得无厌和不可满足的特性，具体表现在权欲的层次性、渐进性、持续性三个方面。

所谓权欲的层次性，是指欲望的内容是因人而宜的。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野心的内容显然不尽相同。对于那些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未仕者，只要能够进入“仕门”

，就会使他们欣喜若狂。而那些已经得到一官半职者，其野心的目标则是入相拜将、荫妻封子。即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的位极人臣者，照样也会时时受到权欲之火的熬煎折磨。

不同层次的人们，可以产生不同层次的野心。

“不乘驷马高车、不过此桥”

⑤；“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

⑥。这是多少古人渴求的人生目标。然而，那些已经以“驷马高车”代步、生已封侯、死必庙食的人们，何尝会以此为满足？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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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王朱棣已经贵为藩王，仍然企望“王”戴“白”帽成为“皇”

⑦。权欲的层次性，反映了野心的普遍性。任何层次的人们，都有可能对已经到手的权力感到不满足，都可能产生更高层次的野心。

所谓渐进性，是指权欲往往具有一个发展增长的过程，欲望的目标是因时而宜的。对于野心家来说，低层次欲望的满足，也就意味着高层次野心的出现；这一层次欲望的目标和终点，又成为更高一级层次野心的基础和起点。三国曹操曾写有一篇“自明本志”的文章，坦率地回顾了自己权欲的渐进增长过程：“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当这一欲望实现后，“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然而，随着曹操实力和官位的增长，虽然“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昔日）意望已过”

⑧，其日益增长的权欲并未就此感到满足。更高层次的新欲望——以曹氏将汉家天下取而代之，便又开始萌生。权欲的渐进性，使野心永远不可能得到终极的满足。

所谓持续性，是指权欲一旦产生，便会长久持续存在，难以割舍斩断。

权力本身，往往具有强烈的诱惑和腐蚀作用。

未入“仕门”之前，野心表现为一种急切而强烈的争权夺利的欲望；踏入仕途之后，野心又会表现出一种顽固的贪位恋栈的欲望。一旦品咂了权力的滋味，便会在不知不觉中上瘾成癖，使人产生刻骨铭心的迷恋，从此难以摆脱权力魅力的诱惑，绝不肯主动地将既得的权力轻易撒手。久执权柄，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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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忍受权力失落后的空虚寂莫，因而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巩固和维持自己的权位。即使是衰老、疾病以及危险的仕途前景，也不会使那些拜倒在权力“石榴裙下”的野心家们幡然醒悟。唐代奸相李林甫任宰辅二十年，其子李岫“颇以满盈为惧”。

儿子企图点化老子，曾手指着正在劳作的役夫进行劝告：“大人久处钧轴，怨仇满天下，一朝祸至，欲为此得乎！”

李林甫的回答是：“势已如此，将若之何！”

⑨权欲的持续性，确实会造成一种惯性力量。

“下水”容易，抽身却难，有如骑虎之势，欲罢而不能。

第三，从行动上看，野心必然导致不择手段的投机钻营。

野心与阴谋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野心只有依靠阴谋才能得以实现。所谓“野心”

，指的是那种不合常规礼法、超越个人应得范围的非分之想。

在古代正统观念看来，野心是违背正常统治秩序的欲望，因而是不符合正统政治道德规范的。野心在正常秩序和正统观念的双重压抑下，除了依赖阴谋诡计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不道德的欲望，只有依靠不道德的手段，才能得以实现。

道德阻碍了野心的实现。野心从根本上蔑视道德。在无休止的权力追逐过程中，野心的目光紧紧盯在名利权位之上，目不邪视，心无他顾，只要能够猎取现时的实际利益，一切的伦理道德统统可以置之不顾。所谓“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A B 的自白，即直言不讳地表述了野心家们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

野心唯“权”是图，为达目的，必然不惜采用一切卑劣无耻、阴险诡诈的权术手段。这是因为：欲壑难填而又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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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分之想”的野心，仅仅依靠正常的求仕途径和方法，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不择手段、投机钻营的种种丑恶行径，必然会伴随着野心，同时出现在政治斗争的各种场合。

野心的上述特性，只能以野心家作为物质的承担者。离开了肉体意义上的野心家，便也谈不上抽象意义的野心。中国古代的政坛，培养出了一大批朝秦暮楚、翻云覆雨的政客。

历代的权相悍将和谋臣策士中，野心家比比皆是。所谓“野心家”

，当然都具有强烈的权力欲望。就其心理状态而言，大致有如下共同的表现：一是竞争心理。权欲熏心，急功近利。志向高远，目标明确。只能出人头地，不甘居于人下。权要“争”

，利要“夺”

，竞争意识尤为强烈。一切可能影响其野心的障碍，均被视为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必欲除之而后快。权不厌大，位不厌高，常有“生不逢时”

、“大材小用”之类的抱怨。

攀比心理严重，攀比的对象必定是在权力、地位、名声、机遇等方面高于己者。尼姑的脑袋，和尚摸得，“为何我就摸不得”

A C .“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皇子即位可有“六宫万数”

，皇女亦能“置面首左右三十人”

A D .如此等等。攀比的结果，总是认为人不如己而命运对己不公，由此更加激发竞争之心。

二是投机心理。

权欲急切，唯求仕进速达。

追寻捷径，常思一步登天。野心家往往同时就是政治投机商，丝毫不讲任何政治道德、政治信念、政治气节。在正途难以速达的情况下，常把猎取功名的希望寄托在投机钻营之上。战国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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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在权力争斗中，法术之士常“操五不胜之势”。这五个方面的劣势是：非“信爱之亲”

，“以疏远与近爱信争”

；无“习故之泽”

，“以新旅与习故争”

；“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

，“以反主意与同好争”

；“处势卑贱”

，“以轻贱与贵重争”

；“无党孤特”

，“以一口与一国争”

A E .由于野心总是企图得到超常的擢升，难免会在正常秩序等阻力面前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处于“不胜之势”而又要做“非分之想”

，似乎只能引发投机心理。投机的心理，导致了投机的行为；投机的成功，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投机的心理。

三是嫉妒心理。在权力争斗中，野心本能地会产生一种排他性。

在野心家看来，别人的成功就意味着自己的失败，别人的进取就意味着自己的挫折。因此，他们绝对容忍别人在权力竞争中超越自己。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可一旦当别人仕途顺达之际，则不管这种顺达是否侵犯了野心家本身的实际利益，他们都会产生强烈的忌恨心理。在嫉妒心理的作用下，谗毁诬陷和其他种种攻讦行为将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

四是发愤心理。野心家在权欲的驱使下，有时也会产生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发愤努力的精神力量，为“伸志”而“屈己”。苏秦初次游说失败、大困而归之后，“妻不下絍，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如此刺激之下，苏秦闭门不出，日夜发愤攻读权术之学。

“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

A F .为了权欲的满足，野心家常能为人所不能为、忍人所不能忍。

“悬梁锥股”之痛，可以坚而忍之；奔波游说之苦，可以耐而受之；“吮痈舐痔”之耻，可以笑而泯之；“弑父与君”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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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残而行之。

五是冒险心理。在权力的诱惑下，野心家常常具有一种赌徒的冒险心理。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甚至不顾身家性命的危险。明代张璁“七试不第”

，年近半百方中进士。久居下僚，“急图柄用”。为了迅速腾达，张璁胆大妄为，敢做一切坏事、丑事。当时，明世宗由藩王入继大统，企图为本生父上帝号，因不合礼法，遭到了朝廷群臣的坚决反对。张璁为了迎合帝意，不顾天下人的耻骂，引经据典地极力论证世宗追封其父为帝的合法性。张璁的行为，为时人所不齿。“举朝士大夫咸切齿”

，同僚“耻之，不与并列”

，“众汹汹，欲扑杀之”

A G .对于这种后果，张璁事前当然不难预料。

正是出于野心家的冒险心理，才使他敢于不畏众议、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野心家的冒险，是以企图侥幸成功为前提的。张璁由于“议礼”有功，得到了明世宗的赏识和不次拔擢。短短六年间，便由一个名次极低的二甲第七十八名新中进士，一跃而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为相，终为“首辅”。野心家冒险的代价，便是权欲的满足。

历史有时是不公正的。那些玩弄阴谋的野心家，常常能够得逞于一时。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诡诈似乎较之正直更有力量。苏秦“悬梁锥股”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佩带着六国的相印衣锦还乡。张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也使他“释褐六岁”便得以入阁为相。成功的野心家。不仅猎取了现实的权力地位，而且很容易逃脱道德的谴责。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道德评价标准和社会舆论环境下，“身败”的野心家难免“名裂”

，而“功成”的野心家则往往同时“名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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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司马迁曾抨讥了这种道德标准，指出：这种道德实际上是以窃取权势和掠夺财富的程度作为标准的，窃取的权势越大、掠夺的财富越多，则道德水准越高。

“何知仁义？

已飨其利者为有德“

“窃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

A H ，“人富而仁义附焉”

A I .道德对权势的依附性，自然对野心家有利。

萌发野心的邪恶欲念、实现野心的阴谋手段，统统可以在野心成功之后摆脱道德上的窘境。在政治权力具有特殊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命运似乎总是对野心家有所垂青厚爱。对于历史上的野心家来说，他们的喜剧命运似乎也总是多于他们的悲剧命运。

如果说野心的得逞是野心家的“喜剧”

，那么野心的破灭则是野心家的“悲剧”。在野心家的历史命运中，尽管“喜剧”多于“悲剧”

，但悲剧毕竟是不可避免的。野心，作为一种超越正常秩序的“非分之想”

，势必威胁或侵犯他人的既得利益，激化权力竞争中的矛盾。公然的狂妄野心，必将引起政敌的高度警惕，并会遭到传统力量的有力抵制。野心家的“翻船落马”在所难免，常常“出师未捷身先死”

，各种“空中楼阁”的野心化为南柯一梦。野心又促使了野心家之间的彼此争斗。在小野心家和大野心家之间、阴险毒辣的野心家和更加阴险毒辣的野心家之间，一方的“喜剧”则必然是另一方的“悲剧”。三国娄圭“少有猛志”

，尝叹息曰：“男儿居世，会当得数万兵千匹骑著后耳！”

当他后来归顺到曹操部下后，当年的“猛志”自然引起了曹操的高度警惕，使其空有“大将”之名，却无“典兵”之实，“以为大将，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议”。

当有人看到曹操的威风而赞叹不已时，不识好歹的娄圭又发出了一番议论：“居世间，当自为之，而但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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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乎！“

A J 这番近乎“野心”的议论传到曹操耳中，也就决定了娄圭必然被诛的命运。野心难免“图谋不轨”

，事泄被诛也就成为野心家们的一种常见的结局。元代奸相哈麻为了巩固和扩张自己的权势，企图以“专媚上以淫亵”的罪名诛除政敌秃鲁帖木儿，同时拥立太子即位，逼迫在位的元顺帝退为“太上皇”。秃鲁帖木儿风闻此事后，立即向顺帝报告：“哈麻谓陛下年老”

，将有废立之举。

时年三十六岁的顺帝大吃一惊：“朕头未白，齿未落，遽谓我为老耶”

A K .恼怒之下，顺帝与秃鲁帖木儿共同定计，提前下手惩治了哈麻。

哈麻野心未酬，便被杖责而死。

历史上的野心家，在政治权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野心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必然要使用各种阴险诡诈的权术手段。

野心是权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因。

夺取君权的需要，产生了政变之术；君主专权的需要，产生了驭臣之术；国宠保位的需要，产生了谄媚之术；政治攻讦的需要，产生了诬陷之术；掩饰野心的需要，产生了韬晦之术。总而言之，没有争权夺利的欲望，便不可能产生争权夺利的手段。对于野心家来说，政治权术则是他们浪身政界的必修之课。战国李斯与韩非同受业于荀子门下，他们所钻研的经国治民的学问中，很大一部分就属于权术之学。这两位荀门高徒果然学有所成，一位后来成了权术理论家，一位成了权术实践家。那位“悬梁锥股”的苏秦，发愤攻读的也都是些如何玩弄阴谋诡计的学问。

“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者，历史中何其多也。正是在野心家的苦心研习和揣摩实践下，政治权术才越来越丰富、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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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权术论

越成熟。

在阶级社会中，野心和野心家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只要政治权力仍然存在，野心家们的“喜剧”和“悲剧”就永远也不会落幕。在这种无止息的“演出”当中，政治权术将始终伴随着野心家，共同在历史上留下他们浓重的印记，并使后人可以从中领悟到某些教益。

权术与志士仁人的悲剧

大千世界，世态百相。纵观中国历史，野心家固然多见，志士仁人则更是史不乏书。作为权术争斗中的两极，志士仁人与野心家之间有着不同的命运和不同的心态。野心家往往是各种权术争斗的策划者和受惠者，而志士仁人则更容易成为权术争斗的反对者和被害者。中国古代的政治现实以及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环境，从整体上常常对志士仁人起到一种压抑和摧残的作用。因此，同野心家“喜剧”多于“悲剧”的命运相反，志士仁人往往面临着“悲剧”多于“喜剧”的命运。

所谓“志士仁人”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指那些深明国家和民族大义、具有高尚的理想和信念、恪守正统的道德伦理规范、不为一己之进退而滥用阴谋诡计的人们。

唯其坚持大义，便容易与谋求私利的野心家产生矛盾；唯其理想高尚，便难以被庸夫俗子所理解，且易招致忌恨；唯其道德正统，便不免固执己见，不肯曲意取容；唯其光明正直，反倒不知阴谋诡计的险毒，因而难以同权术家相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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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因素，决定了志士仁人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L B 的不公正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

“叱呼骇三军、然而身死于庸夫”

L C 的英雄遭遇，更是司空见惯。总体来说，古代志士仁人的悲剧大致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即：不得信任、不得如志、不得好报、不得理解、不得始终。

志士仁人的悲剧之一：不得信任古代志士仁人强调的美德之一就是忠诚。臣忠于君，子忠于父，民忠于国。然而，志士仁人的忠诚，常常无端被疑。

出于剥削阶级的本性，古代的统治者几乎都具有根深蒂固的猜疑之心。

他们除了自己，很难相信任何别人。

相比之下，那些奸佞小人反倒容易受到君主的信赖，满腔忠诚的志士仁人却由于不善谄媚迎合而常常处在动辄见疑的境地。

西汉初年，相国萧何忠心耿耿地辅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内乱、治理国政。但是，他的忠诚恭谨并未能换来刘邦的信任。

每逢刘邦率军出征，总是不放心奉命留守的萧何，频频派遣使者加以探测监视，“数使使劳苦丞相”

、“数使使问相国何为”。其用意被萧何的门客一眼看穿：“上所谓数问君，畏君倾动关中”

，“数劳苦君者，有疑君心”。当萧何请求允许老百姓开垦种植皇苑中的空地时，刘邦竟然以“自媚于民”的罪名将其逮捕入狱。

L D 唐代安史之乱时，唐玄宗起用“病废在家”

的哥舒翰镇守潼关。哥舒翰“以病固辞”未获准，只得抱病出征。就在哥舒翰不惜以病躯为唐朝廷卖命时，却受到权相杨国忠的猜忌。玄宗在杨国忠的鼓动下，一方面另派驻军，“名为御贼，实备（哥舒）翰也”

；另一方面不顾官军“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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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的客观形势，强令哥舒翰出关迎战。哥舒翰难违君命，”抚膺恸哭“之后，引兵出关。交战的结果不难预料，唐军几乎全军覆没，哥舒翰本人也兵败被俘LE.三国时期的一代奇才诸葛亮，为了辅佐幼主刘禅，”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以五十四岁的英年劳累病卒于军中。然而，就是这位被时人赞为“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的忠臣，身死之后居然同样难免被君主猜忌的命运，不能得到应享的哀荣。诸葛亮死后，“所在各求为立庙”

，以表怀念彰扬之意。

“朝议以礼秩不听”

、“后主不从”。无奈之下，“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迫于此情，后主刘禅不得已才勉强同意在沔阳（而不是在都城成都）为诸葛亮立庙。时距诸葛亮去世，已有三十年之遥。相比之下，诸葛亮反而从敌方阵营中得到了更多的尊敬。魏军伐蜀，途经沔阳，“祭（诸葛）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

L F .忠臣的悲剧，一至于此！

上文所举之数例，在历史上志士仁人数不清的悲剧命运当中，不过只是沧海一粟而已。剥削阶级统治者极端自私的本性，使得志士仁人无端被疑和难得信任的现象具有某种普遍性和必然性。唐代人曾指出：“君臣相遇，自古为难”

，“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历代“谗佞之徒”和“暗主痛君”相结合，造成了“忠臣孝子所以泣血衔冤”

L G .在历史实践中，“君臣相信”实属难能可贵，而“君臣相疑”则是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忠而见疑，甚至愈忠而愈见疑，大概是古代政治斗争中的必然逻辑。

志士仁人的悲剧之二：不得如志壮志难酬，是志士仁人面临的又一种悲剧。

为国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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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７４３

于公心，难免就会触犯某些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在上下刁难、左右掣肘、疑忌交加、冷嘲热讽的外部环境下，志士仁人的宏伟志向很难如愿以偿，往往成为徒劳无功的努力。他们的雄图大略，或起步维艰，或中途搁浅，或终为泡影。历史因此留下了许多志士仁人的无尽的遗恨。

东晋名将祖逖少有壮志，闻鸡起舞，立志收复中原失地为国雪耻。在位的晋元帝却只给祖逖封了“豫州刺史”的空名，“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祖逖不畏艰难，只身率领“部曲百余家”毅然渡江北上抗敌，中流击楫，发出了“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的誓言。渡江之后，祖逖自行冶铸兵器，并招募了两千人马。经过浴血奋战，祖逖收复了豫州，“黄河以南尽为晋土”。然而，就在时机十分有利的情况下，东晋政权内部迭起纠纷，祖逖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反而受到多方掣肘。忧愤之下，祖逖终于发病而死。

已收复的晋土复又失去LH.南宋抗金名将宗泽有着与祖逖相同的遭遇。按照古代传统观念衡量，宗泽是个典型的忠臣，时人曾称赞他为“可谓国尔忘家者”。为了抗金大业，宗泽确实做到了殚精竭虑。就在其临终之际，“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

‘者三而薨“。这位临死也不忘过河抗金的忠臣，生前尽管也打过一些抗金的胜仗，但他的抗金大计却始终受到投降派君臣的百般阻挠。他的抗金复国的理想，终于未能实现。在”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遗恨中，宗泽离开了人世。他的死，也是由于壮志被抑阻、”忧愤成疾、疽发于背“

而造成的LI.类似祖逖、宗泽者，历史中何止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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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３权术论

志士仁人壮志难酬的悲剧，除了表现在为国为民的理想难以实现之外，还表现在他们个人建功立业的志向常常受到挫折。怀才不遇、有功不赏、仕途坎坷、机运乖蹇，似乎与志士仁人有着不解之缘。西汉名将李广，英勇善战，“天下无双”

，自“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其为边郡太守时，匈奴闻风丧胆，“避之数岁”

，不敢侵扰，称其为“飞将军”。李广不仅威震匈奴，而且在军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当李广死后，其“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如此良将，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李广却终生未能得到封侯的荣耀LJ.以至后人读史时，常为李广的遭遇抱打不平。

志士仁人的悲剧之三：不得好报由于古代的志士仁人容易处在见疑被谗和招嫉致恨的境地，又由于他们往往为了贯彻自己的正确主张而不顾一己的进退安危，所以他们的下场常常是极为悲惨的。所谓“好心不得好报、好人不得好死”

，证之以史实，似乎信然不谬。

西汉前期，地方王国势力发展迅猛，已对中央政权的统一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稳定西汉王朝的大局，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削藩”的建议。晁错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当晁错在汉景帝的支持下开始采取“削藩”

的实际行动时，其父闻讯从家乡赶来进行劝阻。晁父指出：削藩的结果必然会给晁错招敌树怨，“刘氏安矣，而晁氏危”。

晁错回答：“固也。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这就是说，晁错明知此举将会给自身带来危害，但为了”天子宗庙“的大事，不惜将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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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９４３

氏的安危置之度外。晁父劝说无效，“不忍见祸逮身”

，遂饮药自杀。不足一个月，晁父的警告不幸而言中。吴王刘濞等人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公然发动武装叛乱。晁错的政敌趁机攻击中伤，诱使汉景帝嫁罪晁错。景帝明知晁错对朝廷的忠诚，但为了寻找“替罪羊”

，终将晁错“衣朝衣斩东市”。然而，晁错的冤死，只是起到了“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的作用，并未能因此平息吴王刘濞的叛乱LK.与晁错相比，明代著名军事家袁崇焕的命运同样悲惨。

明朝末年，腐朽的明王朝无力抵御新兴的后金（清）政权在辽东地区的步步进逼。京官任内的袁崇焕，单骑出关，自请守辽。当他受命于危难之际、随军镇守辽东后，表现出了过人的胆略和杰出的军事才能。在后金君主努尔哈赤亲率十三万人马大军压境的危急时刻，明军主将张惶失措，主动拆毁关外防御工事，委弃军事辎重，龟缩退保山海关。唯独袁崇焕坚决抗拒错误命令，孤悬关外，坚守宁远。由于他镇定自若的正确指挥，宁远守军以少胜多，致使一代雄杰努尔哈赤遭受严重挫折并被创身死。

其后不久，袁崇焕又获得宁锦大捷，使后金新君皇太极大败而去。屡建战功的袁崇焕，后被擢升为兵部尚书，负责整个辽东军事。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明王朝的安危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将领，就是在如此兵荒马乱而朝廷急需用人的时机，袁崇焕仍然没有逃脱冤死的悲剧下场。宁锦大捷两年后，后金军队避开袁崇焕的防区，绕道进入长城，进逼北京城下。袁崇焕闻讯，“千里赴救”

，星夜驰援。不料袁崇焕的政敌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暗箭”照施不误。他们诬陷袁崇焕“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百姓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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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３权术论

真相，“怨谤纷起”。后金军队趁机施用离间之计。在位的明崇祯帝“信之不疑”

，“遂缚下诏狱”。袁崇焕最终被千刀万剐“磔死于市”

，“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袁崇焕身后无子，家无余财，“天下冤之”。袁崇焕的被冤杀，严重损伤了明王朝的实力，“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M B .他的个人命运，实际上是古今往来多少志士仁人悲剧下场的一个缩影。

志士仁人的悲剧之四：不得理解志士仁人的悲剧，还在于他们的志向和理想不被世人所理解，从而常常陷入在一种无法摆脱的精神痛苦之中。

这种精神痛苦有如下表现：忧国忧民的意识得不到世人的理解和赞同，先知先觉者必然摆脱不了内心孤独的痛苦，因而时常发出“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M C 之类悲哀的感慨；“君子之腹”难为“小人之心”所度，在邪恶小人的有意攻击诬陷下，志士仁人的本意或本貌遭到严重的歪曲和丑化，真诚的品格被诬为“伪善”

，高尚的理想被斥为“异端”

；传统习俗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高风亮节遭到世俗偏见的误解和中伤，“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

M D ，“忠言招患，高行招耻”

M E ，志士仁人常常陷在各种流言蜚语和谗毁诬陷行为的包围之中而无法自拔；等等。

应当指出，志士仁人难以被人理解的悲剧命运，一方面是古代社会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自命不凡和自鸣清高的古代士大夫阶层固有的一种内心自我感受。关于后者，我们将在下文论述志士仁人和一般士大夫的常见心态时，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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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１５３

志士仁人的悲剧之五：不得始终在环境的逼迫下，不得已而被迫改变初衷，理想志向不能贯彻到底，道德原则难以坚持始终，人格和心理被歪曲异化，这是古代志士仁人所面临的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悲剧。这种悲剧，实际上就是导致志士仁人不得不走向自我堕落、自我毁灭的命运。

悲剧发生之后，改变了原貌的“志士仁人”

就已经不再成其为志士仁人了。

传统的力量是可怕的。环境能够改变人。当所谓志士仁人在客观现实面前屡屡碰壁而感到无力抗争的时候，难免会有人改变初衷、向命运低头。他们或者有感于“好人不得好报、恶人偏有厚福”的现实，私欲战胜公德，最终走向野心家和阴谋家的道路；或者被环境磨灭了壮志和锐气，逐渐变得圆滑世故，从此成为庸夫俗子。历史上的那些野心家、阴谋家以及庸夫俗子，也并不是天生而成的，而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也曾有过自命为“志士仁人”的“光荣历史”。西汉李陵即是其中一例。

西汉名将李陵的一生，曲折而颇具悲剧色彩。出生于将门的李陵，“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

，时人称其“有国士之风”。在抗御匈奴的战争中，李陵英勇作战，屡立战功。当此之时，李陵确实可以算得上是当之无愧的志士仁人。公元前９９年，汉武帝发兵征讨匈奴。

本应承担运押辎重粮草任务的李陵，不愿只顾自身安全，自请为与匈奴接战的前部。汉武帝为了使自己的妻兄贰师将军李广利专其功，将汉朝军队的骑兵主力尽数划归李广和的部下。

担任后援任务的将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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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３权术论

从个人私怨出发，迟迟按兵不动，不与李陵积极配合。就在这种情况下，李陵只率五千步兵，孤军深入匈奴腹地，与近十万匈奴精锐骑兵对阵。战斗中，李陵与士卒一起，“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