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人生舞台上的悲剧与喜剧——权术争斗中的人物心态及其命运.2

第十四章　人生舞台上的悲剧与喜剧——权术争斗中的人物心态及其命运.2

，连战十余日，杀敌近万人。在匈奴重兵包围之下，李陵“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

，最终寡不敌众、兵败降俘。

李陵投降匈奴后，“忽忽如狂，自痛负汉”

，经历了强烈的自我谴责的精神痛苦。同时，他的内心还存在“奋大辱之积志”

、“欲得其当而报汉”的希冀。然而，败讯传到汉廷，群臣为了与“叛徒”划清界线，纷纷“媒蘗其短”。汉武帝一怒之下，“族（李）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李陵断绝了后路，终于死心踏地投降了匈奴MF.李陵的投降，固然有亏名节，但毕竟还有一些值得同情之处。汉武帝的偏袒外戚、援军的不顾大局、汉朝廷对降敌原因和动机的缺乏谅解，这些外部原因应当说也是促成李陵降敌的因素之一。

志士仁人不得始终的悲剧，既有个人内部的原因，又有外部社会的原因。就其外部原因而言，中国古代社会的整体环境非但不能促使志士仁人的出现和成长，相反还具有一种压抑和摧残精英人物的机能。就其内部原因而言，堕落与放纵，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诱惑力量；高尚理想的追求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本身也需付出艰巨的主观努力。这种人性上的弱点，再加上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能够坚持始终的志士仁人，确实是难乎其难。

上述五种类型的悲剧结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必然性。究其原因，除了客观的社会政治文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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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因素之外，又是同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的传统心态分不开的。其中较为普遍的心理状态有如下几种。

一是“愚忠”心态。

“忠”

，是古代志士仁人所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和理想的政治风范。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M G .在儒家理论中，“忠”

是贯穿于其全部伦理学说中的重要思想，是达到“仁”的方法。古代的志士仁人无不以“忠”来时时事事规范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这种“忠”

，已经达到了“愚忠”的程度。“愚忠”必然盲目地“尊上”。来自“上”的一切，思想上不能怀疑，行动上不能违背。

“忠”

，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为了达到“忠”的境界，真理可以让步，正义可以退缩。

“忠”

，又代表着最高的人生价值，个人的一切都可以为之作出牺牲。

在古代社会，“愚忠”主要是对君主个人的“愚忠”。这种“愚忠”心态，既减损了志士仁人人格上的光辉，又常常造成他们个人的人生悲剧。

二是“非争”心态。

“愚忠”必然盲从。即使思想上有所怀疑，实际行动上绝不抗争。逆来顺受，万事忍耐。君叫臣死，亦须“谢主龙恩”然后含笑引颈就戳。

死而不怨，怨而不怒，怒而不争，争而不反。忍受一切不合理、不公正的待遇，压抑内心的不满和愤懑，泯灭个性，萎缩自我。宁愿遭到一己的毁灭，也不肯通过抗争来改变命运，唯恐由于抗争而败坏了自己的名节。

对于此种心态所造成的悲剧，后人常常在抛洒一掬同情之泪的同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三是“受难”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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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志士仁人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所面临的种种悲剧命运，造成了他们所独具的一种自我追求精神苦难的心理状态。

当他们的理想破灭、内心的渴求无法得到满足时，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精神痛苦之中。但是，他们绝不会采取实际行动去努力改变和清除造成这种精神痛苦的现实根源。

恰恰相反，他们常常带着一种病态的心理，沉耽迷恋于自己的精神苦难之中。我不受难，其谁受难？内心痛苦反倒似乎成了他们有意追求的目标。他们把自己人格的完善和灵魂的升华寄托在精神苦难之中，在苦难中得到某种心灵的满足和解脱。他们有时甚至带着一种欣赏的态度，有意构致和夸张所感受到的精神痛苦，以此来表明自己的超凡脱俗和清高风雅。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 H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M I .“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怀清抱质兮，独无匹兮”

M J .诸如此类的感慨和表白，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志士仁人自觉孤独寂寞、知音难觅的“受难”心态。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古代志士仁人往往缺乏实际行动性。

他们的从政态度和人生信条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当理想受挫、悲剧降临之际，他们只会采取规避的态度，在自我精神受难中寻求理想的最终归宿。

中国古代志士仁人的悲剧命运和他们的传统心态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现实的悲剧命运，促使了传统心态的形成。

传统心态的形成，又反过来加剧了现实中的悲剧命运。

寻根求源，两者都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整体环境的必然产物。

在这种整体环境下，志士仁人大多很难逃脱成为权术争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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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败者和被害者的命运。尽管历史上企图从某种程度上改变这种环境的有识之士不乏其人，但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根源。只要包括生产方式、社会制度、道德规范等等方面的社会整体环境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志士仁人的悲剧就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终结。

权术与一般士大夫的诸种心态

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中，野心家和志士仁人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构成官僚阶层主体的一般士大夫显然也不可能置身于权术争斗之外。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或是参与者，或是旁观者，或是受惠者，或是被害者，以不同的方式和面目出现，共同构成了古代权术争斗的“万花筒”。

一般士大夫在权术争斗中的心态，当然是千差万别的。

就总体趋势而言，大约是处在介于野心家与志士仁人之间的状态。权术的无耻，使在传统道德观念熏陶下的一般士大夫本能地产生一定程度的厌恶之感，但权术在个人进取方面的实际效力又会使他们“观鱼思筌”

，时不时地跃跃欲试；权术的阴毒，不免使他们由衷地感到畏惧；权术的诡诈，又会使他们无奈其何而情愿退避三舍。对于野心家的“喜剧”

，他们在鄙夷蔑视的同时，往往又夹杂着某种嫉妒和羡慕。对于志士仁人的“悲剧”

，他们则会同情而引以为戒、冷漠而自保其身、幸灾乐祸而落井下石，诸种心态，兼而有之。他们从个人的实际利益出发，观察和吸取了权术争斗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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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揣摩出了一套圆滑的待人处事之道，并形成了一些带有共性特点的心理状态。其中较为典型者有如下几种心态。

第一，清高遁世的心态清高遁世，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中十分普遍的一种心态。

面对权术争斗的丑恶现实，他们既会产生一种厌恶之感，又自觉无力改变现实。因而，他们常常主动采取行动，或归隐田园，或求仙访道，躲避和远离政治斗争的旋涡。他们也许对于世事有着某种程度的清醒认识，但正是这种清醒的认识，常常造成了内心的渴求与现实的无奈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这种矛盾面前，他们宁可采取逃避的态度，既逃避客观的现实，又逃避内心的欲望。对于他们来说，除了与丑恶的现实同流合污之外，“清高遁世”便成为摆脱精神痛苦、寻求心理平衡的唯一途径。

“逃遁避世，虽逢无道，心无所闷”

M K ，“遁世不见，知而不悔”

N B .所谓“心无所闷”和“知而不悔”

，就是他们清高遁世所要追求的精神目的。

在具体表现方面，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清高遁世心态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庄子”式，二是“范蠡”式，三是“陶渊明”式。

所谓庄子式的清高遁世，就是绝对排斥一切政治作为，主张彻底的清心寡欲。

庄子鼓吹：“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N C“坐忘”就是要彻底地“忘”

，不仅忘掉一切客观事物，甚至连自己的肉体本身和精神机能也应一并忘怀。在彻底的“坐忘”中，获得个人绝对的精神自由。

“无己”

，便会“无名”

、“无功”。自己本身的存在都已“坐忘”

，当然就不会再去追求什么名誉和成功。于是，人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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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烦恼和痛苦便也无从产生。庄子式的清高遁世，企图在逃避现实中求得幻想中的精神自由，实际上就是古代士大夫在悲观绝望的情况下所施行的一种自我精神麻醉。

所谓范蠡式的清高遁世，就是从个人利害关系角度出发，主张在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主动脱离权力中心、脱离尔虞我诈的权术争斗。

“功遂身退天之道”

N D ，这是古代政治斗争中士大夫阶层普遍具有的一种心态。春秋末年的范蠡在协助越王勾践完成复国灭吴的大业之后，功大位显，官拜上将军。

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大名之下，难以久居”

，“久受尊名，不祥”

，主动请辞官职，“装其轻宝珠玉”

，“乘舟浮海以行”

，脱离宦海，弃政从商，最终不仅得以善终，而且发财做了富翁NE.西汉张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

，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元勋之一，封爵留侯。在他志满意得之际，同样走上了急流勇退的道路：“杜门不出”

，“愿弃人间事”

，在求仙访道中终了一生NF.明代刘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

，是朱元璋平定天下的重要谋臣。明王朝建立不久，刘基“遂请告归”

，“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

N G .上述的历史人物的功成身退，并非完全出自道德上的追求，更大程度上则是为了寻求自我保全之道。历代功臣功成不退者往往没有好下场。正是这种“满盈转亏”的政治现实，才促使古代士大夫阶层从中吸取了教训，从而产生出范蠡式清高遁世的普遍心态。

所谓陶渊明式的清高遁世，则是从一定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气节出发，不满黑暗的政治现实、不肯同流合污、不愿违心屈节谋取个人富贵，从而产生出一种极度厌恶政治、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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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入仕的心理状态。他们一般具有清高的气节观念，人生欲望较为淡泊。

或者“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

N H ；或者“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N I ，宁肯挂冠隐去。他们洁身自好，不愿陷身于政治的污泥之中，常常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N J 之类的呼喊。

以上三种类型的“清高遁世”

，尽管在出发点和表现形式上各有不同，但在逃避现实这一点上却是相一致的。这种逃避现实的心态，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一般士大夫固然难免，就是那些称得上是志士仁人的历史精英人物们，在理想受挫碰壁之后，同样很容易走向清高遁世的道路，以此来寻求心理上的超脱和精神上的自我安慰。热衷于权术争斗的野心家，一旦落魄失意，也会由于心灰意懒而在清高遁世中聊以自慰。

清高遁世的心态，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首先，清高遁世必然导致“万般皆空”的虚无倾向。表面上的超然无争，掩饰了实际上的功过是非。对于现世物质利益的追求，往往被虚幻的自我精神满足所替代。社会的发展，由此而缺乏必要的动力。其次，清高遁世的心态无疑助长和加深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许多传统性的弱点。既缺乏改变现实的勇气和进取精神，又没有不怕挫折而坚持进取的韧性。

清高遁世、自我精神麻醉，永远为那些胆小者、无能者、失败者们提供了一条“光荣”的退却龟缩之路。最后，清高遁世的行为也不利于古代官吏队伍素质的改善。正直贤能的人们隐身田园或者急流勇退，纷纷到虚无飘渺的黄鹤白云间去寻找自己的“清高”

，实际的政治舞台便会因此出现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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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空白，从而等于为野心家、阴谋家和一切奸佞小人的发达进取敞开了方便之门。

“小人”方待钻营，“君子”偏去遁世。

一个拚命地钻，一个主动地让。这大概也是中国古代“贤人政治”之所以较少出现的一种原因吧。

第二，“难得糊涂”的心态中国古代士大夫所崇尚的人生信条之一，就是“难得糊涂”。所谓“难得糊涂”

，其内容蔚为大观。略举其例如下：一是“抑己”。摒弃自我意识，在所谓“名分”和义务之下，忘却个人及个人权利的存在。抑制个性发展，忍受与顺从既定的社会规范。个人的实际遭遇与内心世界的苦乐不必认真看待。苦即是乐，乐即是苦。苦无所谓苦，乐无所谓乐。

对于个人的穷达、贫富、苦乐、毁誉，“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N K .抹煞一切人生价值，否定一切人生追求。

二是“容恶”。无所谓是非原则，无所谓美丑界线。不必泾渭分明，无须坚持原则。

不必嫉恶如仇，无须从善如流。

世间的恶人恶事均能容忍。一切都稀里糊涂视之，一切都稀里糊涂处之。

三是“中庸”。

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视为最高道德标准。

一切稍为激进和略带锋芒的思想和言行，俱被视为“异端”。

不求上进，不为人先，不敢革新，不露锋芒。保守与妥协则被视为美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四是“推责”。遇事不负责任，居官尸位素餐。稀里糊涂办事，稀里糊涂做官。唯唯喏喏，不做明确表态。上推下卸，不负具体责任。应付差事，不图实际政绩。胆小谨慎，赡前顾后。随波逐流，滥竽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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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糊涂”

的心态，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的必然产物。士大夫的“糊涂”之处，往往也正是他们的玄妙“高明”之处。唯其“糊涂”

，方能避免猜忌嫉妒，达到自我保全的目的。除了这些奉行“韬晦”之术的“假糊涂”之外，中国古代官僚队伍中确有一大批“真糊涂”。

专制君主及其权势者所固有的“宁用奴才不用人才”的戒备心理，不可避免地会造就出一批真正糊涂的庸官俗吏。

中国古代官场上的许多传统积弊，无疑与士大夫“难得糊涂”的心理状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大大小小的“假糊涂”与“真糊涂”充斥官场，使得古代官僚队伍内部缺乏务实进取的活力，整体上趋于平庸无能，因而难以有效发挥治理国政的机能。

第三，任性放纵的心态宦海沉浮，变幻莫测。在某些情况下，那些热衷于权力地位的政客们，突然间也会“大彻大悟”

，对于政治斗争中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感到畏惧和厌倦，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他们自命为“看破红尘”

，否认一切人生价值和社会规范，蔑视名节礼教，将一切积极的政治作为也视为过眼烟云，任性放纵，自甘堕落。

他们不同于庄子清心寡欲式的清高遁世，而是刻意纵欲，企图在寻求个人感官的满足和刺激中，埋没和忘却自己对政治权力和政治理想的追求。此种心态主要有以下两种具体表现。

一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只图眼前快活。他们信奉极端的个人享乐主义，常常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O B 之类的感慨。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心态，反映了历史上剥削阶级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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朽堕落、荒淫无耻的生活态度。一切高尚的人生理想和政治追求，在此种心态的腐蚀下，常常化为乌有。在古代实际政治生活中，各种类别的士大夫均会产生这种心态。

醉生梦死、恣情纵欲的人们，需要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哲理。满盈惧亏的人们，则需要以此作为抽身退却的后路，在酒色歌舞之中泯灭或掩饰自己的野心异志。失意的政客，更是需要从中寻求精神上的安慰。

“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O C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辞不复醒”

O D .诸如此类的诗句，便反映了古代士大夫在郁郁不得志时的常见心态。

二是崇尚虚玄清谈，行为颓废怪诞，以世俗政务为累，不拘名节礼教。此种心态尤以魏晋时期的清谈玄学最为典型。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O E .“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

O F .这种任性放纵，与上述及时行乐式的任性放纵又有区别。他们更加注重的不是物欲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放纵。魏晋时期的清谈玄学家们，极力脱离社会现实，避免卷入政治纷争，在清谈虚玄和放浪形骸中寻求精神上的麻醉和满足。其中，“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

O G ，不理实际政事者有之；“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者有之；“以大瓮盛酒”

，“时有群猪来饮”

，“便共饮之”

O H 者有之。种种放浪行为，不一而足。

任性放纵的心态，对古代政治产生了显而易见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它消磨了古代士大夫的政治热情，促进了脱离实际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又助长了追逐享乐的欲望，加深了统治阶级腐朽放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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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各类政治人物的心态之间并没有绝对分明的界线。就同一个历史人物而言，往往存在“双重人格”的倾向，相互矛盾的心态也许同时交错存在，处境的变化也会造成固有心态的相应改变。自诩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清高之士，一旦有了入仕高升的前景，也会手舞足蹈地一改常态，“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O I .权欲薰心的野心家在屡屡碰壁失意后，也会转变为任性放纵或“难得糊涂”的心态。秦代李斯一生追逐权势无有止歇，最终在权术争斗中败北被诛。他在临刑之际突然醒悟，深深怀念在故乡上蔡为布衣时的那种“牵黄犬”

、“逐狡兔”的田园平民生活。然而时光毕竟不能倒转，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悔恨之中，李斯最终化作了刀下之鬼，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又一个牺牲品。

O J总之，权术争斗中的人物命运及其心理状态，既是政治斗争所导致的一种结果，又是影响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过总结历史政治人物的人生喜剧和悲剧，剖析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不同心态，显然可以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一些借鉴，并从中探寻出政治斗争的某些规律。

①　《史记。李斯列传》O J②　《后汉书。班超传》③　《史记。苏秦列传》④　《汉书。叔孙通传》⑤　《太平御览》卷７３引《华阳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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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后汉书。梁统传》⑦　见《明史纪事本末》卷１６⑧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⑨　《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世说新语。任诞》A B O H参见鲁迅：《阿Ｑ正传》A C事见《宋书。前废帝纪》A D《韩非子。孤愤》A E《战国策。秦策一》A F《明史。张璁传》A G《史记。游侠列传》A H《史记。货殖列传》A I《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魏略》、《吴书》A J《元史。哈麻传》A K《后汉书。五行志》L B《战国策。秦策三》L C见《汉书。萧何传》L D见《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三十四》L E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及裴松之注L F《贞观政要》之《君臣鉴戒》、《杜谗邪》L G见《晋书。祖逖传》L H见《宋史。宗泽传》L I见《史记。李将军列传》L J见《汉书。晁错传》L K见《明史。袁崇焕传》M B《史记。屈原列传》M C王符：《潜夫论。贤难》M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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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论衡。累害》M E事见《汉书》之《司马迁传》、《李陵传》、《苏武传》M F《论语。里仁》M G《诗经。王风黍离》M H陈子昂：《登幽州台歌》M I屈原：《怀沙赋》M J《易经。乾。文言》孔颖达疏M K《礼记。中庸》N B《庄子。大宗师》N C N K《老子。九章》N D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N E见《史记。留侯世家》N F《明史。刘基传》N G《汉书。张释之传》N H《晋书。陶潜传》N I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N J曹操：《短歌行》O B柳永：《鹤冲天》O C李白：《将进酒》O D《晋书。阮籍传》O E《晋书。裴頠传》O F《晋书。王衍传》O G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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