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奇葩”与“沃土”.2

第六，权力分配的竞争性。

在官僚政治下，权力以及权力所代表的地位和财富，对于统治阶级中人来说，充满了诱惑。未入仕途者，难免朝思暮想有朝一日能够跻身于官吏的行列。既入仕途者，又会希冀在官僚等级台阶上爬到更高的地位。同一职位，总会引起众多觊觎者的角逐。僧多粥少，仕途狭窄。权力分配过程中的激热竞争在所难免。

在位者绝不肯轻易失去既得的权力，必然本能地排斥和防范其他一切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者。觊觎者为了满足权力欲望，同样要与既定的权力目标明争暗夺，以图取而代之。唐代奸相李林甫，对于“才望功业出己右”者和“势位将逼己”者，两面出击，“必百计去之”

M I .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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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地反映了官僚政治下权力分配的竞争性。

官僚之间的权力之争，绝不仅仅只是个人之间的行为。

作为特定阶层和集团的代表、作为特定朋党宗派的成员，官僚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常常同宗派集团之间的“党争”交织在一起。利害相关，损荣与共。因此，官僚政治中的权力争斗，规模极大，存在十分普遍。凡官场中人，很难置身其外。只要踏入仕途，几乎就无法摆脱争权夺利的旋涡。即使是原本清白正直的士人，也难免在宦海沉浮中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

权力分配的竞争性，表现激烈而残酷。竞争的结果，往往不仅涉及到具体官职的任免得失，而且关系到竞争者的生死存亡。

争斗成功后的权力诱惑以及争斗失败后的危险前景，使得权力竞争者们从一开始就孤注一掷、志在必得。为了夺取权力竞争的胜利，封建官僚们总是不惜采用任何卑劣阴险的手段、不惜将竞争对手置之于死地。剥削阶级的本性，也就决定了官僚政治中权力竞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

总之，通过上述六个方面，我们可以大略地窥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权力形态及其特征的基本概貌。同时，也可以从中进一步分析出政治权术与官僚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

政治权术在官僚政治中的效用官僚政治的权力形态及其特征，无疑为政治权术的滋生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温床”。官僚政治同君主专制制度一样，同样存在着对于政治权术的必然需求。脱离政治权术，便难以想象官僚政治的存在和运转。在官僚政治中，政治权术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效用。如果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述，政治权术就是官僚政治中的“敲门砖”

、“护官符”

、“润滑剂”。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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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论述之。

权术——谋求政治权力的“敲门砖”。

前文已经论及，在官僚政治下，权力的来源只能是君主或者上司的赏识信用，权力的变更又存在着非制度化、非程序化的特点。因此，官职的任用和权力的取得，带有很大程度的随意性和随机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法定的仕进制度都不可能建立和维护正常稳定的仕进秩序。仅仅遵循和依赖表面上的仕进规范，并不能保证仕途的顺达，很难据此实现谋求政治权力的欲望。通过中国古代所实行的主要选官制度的实施结果，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清这一点。

秦汉时期的主要选官制度是“察举”制。所谓“察举”

，本是考察孝廉、举荐人才之意，就是根据士人的品行才能，通过“察举”而授予官职。然而，倘若依据察举的内容规范去修身养性或勤学苦练，是否一定能顺利地迈入仕门呢？事实上并不见得。相反，“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M J ，倒是常见的现象。

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依照规定应是根据士人才能品行的高低分别评为九等，以便“唯才是举”。但是，实施的结果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M K ，导致了官僚门阀化和贵族化的趋势。纵使品学才能俱佳，只要出身寒微，就很难被评为上品，也就无法进入仕门。隋唐之后实行科举制，设科考试以选拔官吏。科举制应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个重大进步。它“使得每一个有资格的知识分子都有机会挤入统治阶级官僚集团，这就为凝固化了的等级制开辟了一条上下疏通之路，不少贫寒出身的士人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上层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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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不仅使统治集团内部能够不断更新成分，而且缓解了下层士人同上层官僚集团的对立，使广大知识分子都成为官僚的后备军“

N B .尽管科举制与前相较有了重大进步，但本身仍具有许多不可克服的弊端。不仅考试的内容死板教条、不能正确地反映真才实学，而且录取的标准又很难公正，各种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的现象还会大量发生。所以，科举制也同样不可能建立公正合理的仕进秩序。

正规途径既然不通，歪门邪道必然盛行。权术，实际上成为官僚政治中谋求权力的主要“敲门砖”。

在专制集权的制度下，一切官职和权力均来源于君主或上司。因此，官僚中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们为了谋求政治权力，总要借助于阴险狡诈的权术，以图直接从君主或上司那里获取超制度的仕进捷径。从本书前几章有关具体权术手段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封建官僚是如何利用权术这个“敲门砖”的。他们的做法包括：一是利用游说之术等手段以“诱上”

，迎合君主或上司的心理，游说鼓吹，狡言诱惑，以口舌取功名。二是利用谄媚之术等手段以“谀上”

，或恭顺卑从，或歌功颂德，或献妻进女，或舔痔吮痈，以图达到，“上不憎而善生，恩泽洋溢过度”

N C 的目的。三是利用贿赂之术等手段以“贿上”

，直接用金钱珍玩换取政治权力。四是利用韬晦之术等手段以“惑上”

，阳奉阴违，两面三刀，韬光晦迹，矫情诈忠，企图骗取信任和重用。五是利用结党之术等手段以“逼上”

，结党以营私，挟党以自重，迫使君主或上司不得不授予更大的权力。六是利用政变之术等手段以“反上”

，直接从君主或上司手中夺取权力。以上种种，反映出政治权术是官僚政治中的主要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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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途。

权术——巩固政治权力的“护官符”。

政治权术不仅是官僚政治中的主要谋官之途，而且也是官僚政治中的主要为官之道。

谋求政治权力与巩固政治权力，同样离不开政治权术。

《红楼梦》中描写：应天知府贾雨村在审理官宦子弟仗势打死人命一案时，府吏曾告知为官的“秘诀”

：“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尚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

N D 这段文学描写，形象地反映了封建官僚本能地保官守禄的固有心态以及他们为了巩固既得权力所采用的不正当的权术手段。

在官僚政治下，作为权力既得者的在任官吏，必然会极力保官固位，对于已经到手的权力绝不肯轻易撒手。自从封建官僚制度确立后，官吏队伍日益走向职业化。庞大的职业官僚集团与社会生产过程相脱离，他们尊贵的社会地位和奢侈的物质享受均依赖于手中的权力。入仕为官，不仅是职业官僚实现人生价值的奋斗目标，而且成为他们现实的谋生手段。失去权力，即意味着他们在丧失荣华富贵的同时，断绝了衣食之源，甚至失去了生命的保障。正因为如此，职业官僚不可避免地具有保官固位、唯恐失去权力的天然本能。但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官职毕竟是流动的，官僚的权力基础极不稳定。即使是“位极人臣”者，也只是专制君主的奴才和工具。君主的转念之间，便会为官僚带来旦夕祸福。同时，官僚集团内部在争权夺利过程中的激烈竞争性，又使得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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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了风波。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保官固位的本性，一方面却是难卜莫测的仕途前景，在任官僚们必然会去寻求各种有效的“护官符”。

为了巩固既得的权力，封建官僚显然无法从法纪制度方面获得确实的保障，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苟且钻营的狡猾伎俩之上。各种奸诈卑劣的权术手段，无疑成为封建官僚最有效的“护官符”。他们或是通过阿附投靠权势者，为自己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和“后台”

；或是拉帮结派，攀援自阗，极力扩充个人的实力基础；或是圆滑老道，尸位素餐，八面玲珑，韬晦中庸，以图容身保位；或是极尽谗毁诬陷之能事，攻击政敌，压抑人才，排斥竞争对手，清除各类潜在的威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唐代政治家魏征指出：在君主的猜忌和政敌的攻讦之下，处于“进退惟咎、莫能自明”境地的官僚，必然要想方设法“苟求免祸”

；“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成俗”

N E .这也就是说，官僚苟免自保的需要与谲诈权术的盛行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权术——处理官际关系的“润滑剂”。

封建时代的官僚阶层，本身就是一个居于“君”之下而又凌驾于“民”之上的特殊政治集团。除了“君臣”关系和“官民”

关系之外，官僚集团内部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官际之间的关系。例如有上司与下级之间的关系，朝官与地方官之间的关系，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关系，世族官僚与庶族官僚之间的关系，耆旧与新贵之间的关系，“清官”与“贪官”之间的关系，不同“朋党”之间的关系，等等。每个官僚集团的成员，在不同角度的官际关系中，处在不同的位置，扮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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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角色。各类官僚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利益相同之处，又存在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利益冲突之处。

寻求处理官际关系的方法和手段，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就需要协调润滑官际之间的关系和稳定官僚等级秩序，以便充分发挥官僚集团的统治效能。为达此目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总是力图通过法律和道德等形式，提出一系列专门针对官吏的行为规范。不少封建阶级的政治思想家为了本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

，也通过各种方式对官僚成员进行善恶褒贬，提出了一套封建政治道德的基本规范。这些法律形态的或者道德形态的官僚行为规范，主要内容包括：忠君孝亲、尊顺上司、克己复礼、奉法循理、正直清廉、忠言直谏、关心下属、任人唯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切实遵循这些规范的政治人物固然大有人在，但就封建官僚集团的整体而言，一切法律规定和道德说教都无法改变他们极端贪婪自私的剥削阶级本性。

仅仅依靠法律和道德的手段，显然不能完全满足处理官际关系的实际需要。

翻开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史册，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各种诡诈圆滑的权术，在调整处理官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官僚政治的条件下，官际关系是构成统治阶级内部政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拥有某些共同利益的一个社会阶层，官僚集团需要维系内部的团结统一，以便在“事君治民”的过程中谋取和维护本阶层共同的特殊利益。但是，在具体的权力和利益分配中，官僚阶层内部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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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利害冲突，并因此爆发出无休止的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

这种政治斗争，有时需要兵戎相见，有时则依赖于“舌枪唇剑”。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官僚政治中的官际关系都离不开权术这个“润滑剂”。例如，当官僚阶层的内部矛盾激化时，各种竞争之术、攻讦之术、防范之术便大显身手，使得权力结构不断进行调整和重新分配，从而形成新的权力秩序。再如，各种“事上”和“驭下”的手段，如谄媚之术、勾结之术、贿赂之术、笼络之术、赏罚之术等等，也在一定意义上能够起到缓和官僚集团内部矛盾、润滑官际关系的作用，使官际之间形成利益均沾、休戚与共的密切联系，从而适应了凝聚官僚阶层的需要。

如上所述，政治权术在官僚政治中具有着“敲门砖”

、“护官符”

、“润滑剂”的效用。这些效用理所当然地会受到封建官吏的高度重视。为了实现个人升官发财的私利，他们在政治活动的实践中，必然会揣摩政治权术、依赖政治权术、发展政治权术。权术，实际上成为官僚浪身混迹于政治舞台的基本技能和资本。从历史事实来看，历代官僚概莫能外。苏秦、张仪之流的战国纵横家之所以能够“图爵位则佩六绂、谋货财则输海内”

N F ，就是因为他们是一群“处扰攘之世、行揣摩之术”

N G 、朝秦暮楚、不讲信义的“反覆之臣”

N H .汉代官僚陈万年总结毕生从政经验，其“大要”乃是“谄也”

N I .在本书前几章所例举的大量实例中，封建官僚们所表现出的政治“才能”包括有“口蜜腹剑”的阴毒之术，“吮痈舐痔”的无耻之术，装聋做哑的圆滑之术，两面三刀的奸诈之术，等等。官僚政治不仅提出了对政治权术的客观需要，而且造就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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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权术的官僚政客。官僚政治与政治权术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总之，中国古代以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为基本内容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从本质上决定了政治权术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古代的政治权术内容蔚为大观，极其丰富多彩，表现形式上也具有许多古代中国独特的标记。所以，当我们对中国古代政治权术进行考察时，就必须要把它纳入封建专制主义的整体历史背景中去分析认识。

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的本质及其基本的特征。

①⑤　《史记。秦始皇本纪》A J②　《新唐书。刑法志》③　《明史。刑法志》④　《汉书。杜周传》⑥　《汉书。张释之传》⑦　见《群书治要。大体篇》⑧　《诗经。小雅。北山》⑨　顾炎武：《日知录。财用》《太平御览》卷３９０引A B《太平御览》卷６２４引A C《荀子。议兵》A D《韩非子。定法》A E《韩非子。难三》A F《说苑。政理》A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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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六十章》A H《新唐书。李勣传》A I《汉书。文帝纪》A K永瑢等：《历代职官表》卷首载《乾隆上谕》L B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L C版，第２２、２３页。

《明律集解附例》卷１２《礼律。仪制。服舍违式》L D《明史。食货志》L E转引自刘宝楠：《论语正义。述而》L F《新书》卷１《服疑》L G参见刘泽华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L H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１页。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L I苏洵：《嘉祐集》卷９L J《续通典。选举三。考绩》L K崔寔：《政论》M B见《全后汉文》卷１７M C《后汉书。左雄传》M D崔寔：《政论》M E参见本书第四章M F《后汉书。朱浮传》M G《资治通鉴。唐纪二十》M H《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M I《抱朴子。审举篇》M J《廿二史札记》卷８M K林剑鸣：《法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０N 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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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定贤》N C

《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N D《贞观政要。君臣鉴戒》N E《太平御览》卷４６４引徐幹《七喻》N F《论衡。答佞》N G《史记。苏秦列传》N H《汉书。陈万年传》N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