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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孔子“八不食”
儒家饮食思想：以食为天
先秦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对饮食有句百世不刊的经典名言，这就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它比孟子的“食、色，性也”还要彻底，食和性不仅是人类本能的欲望，而且是天下之大欲，这一“大”字，把饮食提高到至上的位置。
对这“大欲”思想作出具体阐发的，有许多鸿儒硕学，虽然他们流派不一，师承不同，又都在充分肯定人生欲望，追求足食美味的问题上发表过精辟的见解。
荀子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
韩非子说：“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
杨朱认为人的本性是：“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闻，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吕氏春秋》认为“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这部书正是从“贵生”的高度，对先秦的饮食理论进行系统的总结，写出《本味》《本生》《尽数》等不朽的篇章，成为先秦的烹饪宝典，享名千古。
在先秦诸子中即使主张以苦行对待生活的《墨子》也不例外地宣称：“食为性命之基。”
在儒家心目中，饮食不仅是满足人欲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与天理相通，《左传》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表现出人欲和天理相应的必然性。到汉代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向日用消费生活的深化，使这一观念系统化。师承儒家的思想家们无不秉承这一观念，作出自己的解释。宋代大儒朱熹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清代理学家戴震说：“人生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欲是什么？他又说：“不过怀生畏死，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主张清心寡欲的张载也认为：“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
儒家的饮食理论高度凝炼地表述了民食即天理的伦理观念。从传授农艺的劝农书“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到户户持有的家训“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这一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
饮食是天理、人欲这一信念的确立，对国家来说，使历代王朝的当权者都把“足食”作为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对民众来说，追求温饱和美食成为生存、发展和享受的合理要求，这是中国饮食业发达，烹饪技艺精益求精的原动力。
此外，饮食还是儒家文化核心思想——礼的本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的发端与饮食相连，就给这一普通的生活行为，赋以特殊的内涵。
饮食伦理化的重要表现是重视进食礼仪。《礼记·曲礼上》详细记述宴饮的程序和规范，诸如：“将即席，容毋作，两手抠衣去齐尺。衣毋拔，足毋蹶。”“凡进食之礼，左淆（带骨肉），右胾（纯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酰酱处内，葱处末，酒浆处右。”“羹之有菜者用挟（箸）；其无菜者，不用挟。”“共食不饱，共饭不泽手。”“毋搏饭，毋放饭，毋流饮，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嚃羹，毋刺齿，毋饮醢。”“侍饮于长者，酒进则起，拜受于尊所。长者辞，少者反席而饮。长者举，未酹，少者不敢饮。长者赐，贱者不敢辞。”“长者不及，毋儳言。正尔容，听必恭。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生。”“卒食，客自前跪，彻饭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这就是说，入席前要从容，不要变脸色，两手提着衣裳，离地一尺，不要掀动上衣，不要顿足发出声响。陈设的菜肴要有顺序，带骨肉、纯肉、羹汤和调料、酒浆，分别放置在就餐者左右附近，不能放乱。该用箸的用箸，不该用的不要用。进食时不要光顾自己吃饱，用手抓饭，不要带汗泽。吃饭不要发出响声，到口的鱼肉不要再放回菜盘。不要把骨头扔给狗，不要大口喝汤，不要当客人的面调汤汁，也不要当众剔牙齿。主客长幼之间要彬彬有礼。陪长者饮酒，见到长者要递酒，赶快起立拜受，等到长者回话，才能回到席位。如果长者没有举杯饮尽，少者不能先饮。席间谈话，长者没有提及的不要乱说，表情要庄重，听讲要虔诚，不要打断别人的话头，也不要随声附和。谈话要有历史根据，或者先引哲人的名言警句，再自己发挥。吃完了，作为客人要起身收拾碗盘，交给在旁的侍者，主人婉谢后，再坐下。如此等等从迎送宾客、入席仪态、陈设餐具，到吃肉喝汤，都有详尽的规章，充分表现出恭敬礼让的风度。所以《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乡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这也是《左传》所谓“飨以训恭俭，燕以示慈惠”。
由此可见，以吃喝为主要内容的宴饮礼仪，它的社会意义已远远超出美食享受之外，承担着联络宾客、增进情谊，体现恭谦慈惠的道德风范。吃喝宴饮已成为人际关系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思想在这里有淋漓尽致的表现。
孔子的饮食文化思想
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虽然他没有对饮食问题发表过专题论述，但是他的饮食观仍然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他最早提出了关于饮食卫生、饮食礼仪等内容，为中国烹饪观念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已达到了较高的烹饪技术水平。
孔子
有子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句名言见于儒家经典《礼记》的《礼运》篇，孔子非常信奉这一观点。孔子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务实主义者，他肯定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肯定饮食欲望存在的合理性，应当予以重视。他深知吃喝和两性生活是人的生理需要，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对于这种人生最大的欲望，应该毫不含糊地承认。但他不认为饮食是人生的唯一目的，认为精神上的追求有时候比饮食更重要、更富有意义。
孔子的饮食思想是从“仁爱”的原则出发的。所谓“仁”，有“爱亲”和“爱人”双重含义。《论语·学而》载孔子学生有子（姓有，名若）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大欤！”意思是说，孝悌可是仁的根本啊！孔子本人也曾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其意思是说，君子如果厚待自己的亲族，老百姓就会按仁的要求来行动了。可见这种仁的深层心理基础是血缘的亲子之爱。
孔子不仅释“仁”为“爱亲”，又引申“仁”为“爱人”。《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爱人。”“爱人”是“爱亲”的延伸，即“泛爱众”。“爱众”的伦理层次自然比“爱人”高，但并没有超出血缘宗法关系的范围。
在宗法血缘关系中，突出的伦理是孝。而孝在“周礼”中，其集中升华表现在祭祀。在“事死如事生”的周代，祭祀者认为他们所祭祀的灵魂如同自己一样，第一位的需求是饮食，因为祭祀的物品主要是食物。可见“爱亲”与“爱人”的原则是满足被爱者的需求，首先是饮食的需求。
孔子还将“爱人”用于治民，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民“富之”、“敛从其薄”。因为当时民众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温饱问题，所需的是丰衣足食。如若满足其口腹之欲，便能安民而不乱，故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把“足食”作为取得民众信任的首要条件，由此可见他对民食的重视。
孔子的饮食思想丰富具体，且与实践相结合，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主张饮食简朴
孔子曾经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可见他并不追求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恰恰相反，他追求的是饮食简朴而平凡，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因此，他对于那些有志于学习和实行圣人的道理，但又以吃穿不好为耻辱的人，采取了不理睬、不交谈的态度，即所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而对于家境贫寒，箪食瓢饮、居住陋巷、以苦为乐、好学不倦的弟子颜回，则大加称赞，他说：“贤哉回也！”意即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呀！
讲究饮食卫生
孔子提出了许多饮食卫生的原则和鉴别食物的卫生标准，而且阐述精辟，见解独到。这集中载于《论语·乡党》中。如：“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食物陈旧变味了，鱼和肉都腐烂变质了，都不吃。“色恶，不食。”食物的颜色变坏了，不吃。“臭恶，不食。”色味不好，不吃。“失饪，不食。”烹饪当有度、有节，实喻言行当有度、有节。孔子的“道”体现在饮食之“礼”中，因而“败”、“馁”、“色恶”及“臭恶”，实指“无道”，而“不食”体现了“正道”的追求。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在其伦理思想的灌注方面是独具匠心的。在《论语》这样一部阐述儒家伦理思想的著作中，讲到不食馁鱼、败肉，表层的含义仅仅是对食物质量的要求，更为深刻的喻意是，孔子对周礼崩溃的痛惜及对更为理想的社会秩序的追求。“不时，不食。”如果不是进餐时间，不吃。因为吃饭不应时会扰乱肠胃的消化功能。“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吃饭应以作为主食的谷物为主，吃肉佐饭，要使肉与饭有一个适当的比例。肉太多，饭太少，油腻腻的，是肉气胜于饭气了，也不相宜。这一点既反映华夏民族的饮食文化意识，又合乎营养卫生的原理，因为蛋白质和脂肪消化后的产物带酸性，吃肉过多的人，由于小肠液和食物中的碱性中和力长期失掉平衡，就可能患酸血病；血压高的人吃肉过多更是危险。“唯酒无量，不及乱。”其意为只有酒没有限制（当时酒的乙醇度很低），但以不醉为度。通过节酒，可以正饮酒之“礼”，进而有利于道德品行的修养。“沽酒、市脯，不食。”市上买来的酒，多有掺水掺杂质的；买来熟肉熟菜，往往不清洁卫生，都不能吃。这当是从卫生出发，与《礼记·王制》所云“衣服饮食，不粥于市”可以互相印证。“不撒姜食，不多食。”每餐必须有姜，但也不多吃。因为姜味辛，可祛湿解毒，食前吃一点有益于健康和饮食。“食不语，寝不言。”吃饭不说话，睡觉时也不说话，这不仅吃得清洁卫生，而且能及早进入梦乡，自然这也是符合卫生原则的。
孔子不仅讲究饮食卫生，而且讲究饮食艺术。《论语·乡党》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孔子主张吃饭时，食品尽可能做得精细，烹制时，肉要切得细致。如此做，一方面益于健康，另一方面这与周礼中对人的言行的严格要求是极为类似的。孔子“食不厌精”的饮食观，是他对中国饮食文化创建的一个理论观点。它体现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已经总结了物质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割不正，不食。”祭祀肉切得不方正，不吃。可见孔子对优巧刀工，即菜肴形式的追求。“不得其酱，不食。”当时的肉菜多为淡味，须蘸酱调味而食。不同的肉食要搭配不同的酱，都盛放在器皿里陈列成组，这说明孔子重视菜肴的配伍，不草率随便。
注重礼仪礼教
孔子论饮食，多与祭祀有关，《论语·乡党》云：“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为国君助祭后分得的肉食，当天吃完不能留到次日。家中祭祀用过的肉超过三天就不吃了。“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孔子和本乡人一道喝酒，喝完之后，一定要等老年人先出去，然后自己才出去。此“礼”反映了古代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有盛馔，必变色而作。”做客时有丰盛的筵席，就神色一变，并站起来以示感谢。又《论语·述而》云：“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孔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来没有吃饱过。因为服丧者不会饱食，办丧事者应有悲哀恻隐之心。《论语·雍正》云：“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其意是孔子说：觚不像觚了，这也算觚吗！这也是觚吗！孔子对觚这种酒器的形态和容量的改变感到不安，认为这不利于食礼的推行。
综上所述，说明孔子对饮食问题非常重视。他的饮食观完整而自成系统，涉及到饮食原则、饮食礼仪、烹饪技术等方面，并为我国的古代饮食理论拓展了思维空间。
有趣的是孔子虽讲究美食，却一生恓恓惶惶，奔走列国，有时候不免忍饥挨饿，经常过不上什么好日子。但是他的后裔，特别是在明清两代，被封为“衍圣公”的孔子嫡系世袭家族，却真正锦衣玉食，享尽人间的富贵荣华。尊孔子饮食思想创建的孔府菜，历经灶前桃李花开，已成为中华美食大家族中的一枝奇葩。孔府菜是最典型、级别最高的官府菜，它具有选料珍贵、烹调精细、技术高超、形象完美、盛器讲究、菜名典雅、礼仪隆重的特点，这与古齐鲁“雅秀丽文”的风气一脉相承，这大概也是孔子的一套饮食观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吧。
道家饮食思想：养生为尚
在中国思想史上，最崇尚自然，重视健身、强体的当数道家，在先秦它本是一个哲学流派，它的创始人老聃以《老子》一书，提出“道”的概念，作为“造化之根，神明之本。”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而“万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构成宇宙的万事万物。由于“道”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本源，这种学说就称为“道家”，与儒家分庭抗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大支柱。道家因为探究世界的原点问题和终极价值，又蒙上某些神秘的色彩。到东汉经过张陵的重新解释，将老子的经典宗教化，把道家演绎为道教，老子就成为最大的教主，在中国历史上香火绵延数千年，成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最大教派。
作为思想史上的道家和宗教史上的道教各领风骚，分统不同的群体，有联系有区别，由于他们都以老子为宗师，有许多相似和交差，不论是道家和道教都重视生命的延续，探索和追求长生不老的学说，饮食之道和房中术，作为生命绵延的两大前提，都在这一学说的领域得到高度发扬。在实质上又与儒家的“食，色，性也”相通相连，因此道家的饮食之道又汇入儒家的饮食思想，丰富了中国的饮食文化。
道家学说对中国饮食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在饮食之中以养生为尚，讲究服食和行气，以外养和内修，调整阴阳，行气活血，返本还元，以得到延年益寿。大凡追求长生不老的人都倾向素食，以谷物、蔬菜、水果为主要食粮，甚至“辟谷”即断食五谷，以“辟谷药”代替，传说这样能益气轻身，飘飘欲仙，如同在四海遨游，这就是《庄子》在《逍遥游》所说：“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下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进入此种神仙状态，是因为“食精身轻，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之肉，与庸民同食，无精轻之验，安能纵体而升天？闻食气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生气。若士者食物各不食气，则不能轻举矣。”
传说黄帝时有赤将子食百草，商代的彭祖食桂芝，宋代的冠先食荔枝花，晋代有人食穴石髓等等，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有的活到七百岁，有的成为大力士。这些有关神仙灵异的记载，虽不免有牵强附会的神秘色彩，但却表现出人们返朴归真和素食的爱好。道教所服的药饵主要有，枸杞子、伏苓、黄芪、何首乌、天门冬、菊花、白术、苡仁、山药、杏仁、松子，白芍等，经现代科学检验，这些药材都富有人体需要的许多营养要素，也可以加工成美味的食品。
黄帝
彭祖
老子
陶弘景
道家的益气养生学说促进了“食补”和“食疗”的发展，在中国开拓出“药膳”这一独特的食物品种。在养生食品中家常食用最普遍的豆腐，就是汉代淮南王刘安门下一批方士修道炼丹的产品。一些著名的医药学家往往又是道教的信徙，东晋的葛洪、梁朝的陶弘景、唐朝的孙思邈都是虔诚的道士，以他们的信念和医学知识创造出“食治”的理论和配方，如孙思邈说：“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又说：“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用药。”
中药许多原料同时也是食物的原料，擅长医药的必然精通某些食物原料的性能和药理，所以优秀的中医没有不精通“药膳”的，孙思邈就以《食治》和《养老食疗》这两部巨著，享誉千古。医学家加盟烹饪，这就在饮食文化中，增加了一支专事开发特种食品的生力军。由于以食防病、治病的功效深入人心，民间才有“医食同源”、“药补不如食补”的说法。从医学观念来看，饮食得当，营养均衡，有助于延年益寿；饮食失当，又可能成为致病之由，以科学的食物配方改进人体的营养状况，完全符合现代营养学的要求。某些“药膳”还与民俗结合，形成特殊的食俗，如端午节的雄黄酒、重阳节的菊花酒，或是驱邪祛风，或是明目清心，一直延袭至今。
道家对烹饪工艺的贡献是，将道教炼丹的“火候”概念引进烹调的制作。炼丹本是道教修炼的方术，这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某些药物的熔炼、熬制加工成丹丸药饵服用；一是以人的精、气、神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内功的修炼，凝聚成内丹。这种炼丹以神为体，意为用，在修炼中对意念的把握称为“火候”，这一概念用在烹饪中，就是在对食品加热制作过程中，使火力的大小强弱能恰到好处。在唐代以前的烹饪用火，只有“火齐”、“火剂”的说法，从唐代以来什么大火、小火、微火、文火、武火、明火、暗火、余火、活火等丰富多采的用火技术，使食品的制作具有多种口味，所以唐人笔记《酉阳杂俎》说：“物无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善于用火的道教观往往能制作美味佳肴，泰山斗姥宫的金银豆腐、武当山紫宵宫的芝麻山药、青城山天师洞的白果烧鸡都蜚声海内外。以养生为尚的思想发展出一套进食之道，孙思邈在《五味损益食治篇》等著作中提出“饮食有节”，主张少吃多餐，认为“善养性者，先饥而食，先渴而饮。不欲顿而多，则难消也。常欲令饱中饥，饥中饱耳。”又说：“一日之忌，暮勿饱食。”进食时要保持精神愉快：“人之当食，须去烦恼；食归熟嚼，使米脂入腹。”进食后用“温水漱口，令人无齿疾口臭。”“凡清晨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系统地提出进食的卫生保健知识，是饮食文明高度发展的体现。
佛家饮食思想：茹素修行
中国佛教并非土生土长，它是从二千年前由印度传入本土，与中原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教派，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不同的一大特点是，在饮食上以茹素作为斋戒，形成禁欲修行和素食的制度，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影响。
在印度佛教中的小乘教派并不笼统地反对吃肉，《十诵律》说，僧人可以吃三种净肉，即不是自己杀的，不是亲眼所见和亲耳听说别人杀的就不在禁忌之列。中国佛教的禁止肉食，是从南朝的梁武帝萧衍舍身献佛而首倡的饮食制度。在公元511年他亲自公布《断酒肉文》，劝导佛教徒严守不杀生的戒律，并身体力行。他在《与周舍论断肉敕》中说：“众生所以不可杀生，凡一众生，具八万尸虫，经亦说有八十亿万尸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是断八万尸虫命。自死众生又不可食者，前所附虫，虽已灭谢，后所附虫，其数复众，若煮若炙，此断附虫皆无以复命。利舌端少味，害无量众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观，其中大者灼然具见。灭慈悲心，增长恶毒，此实非沙门释子所可应行。众僧食肉，罪剧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狱，而止是一罪；至于众僧食肉，既犯性罪，又伤戒律，以此为言，有两重罪。若是学问众僧食肉者，此为恶业复倍于前。所以如此，既亲达轻教，为人讲说，口称慈悲，心怀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违，即成诡妄。论学问人食肉，则罪有三重。所以贵于解义，正为如说修行，反复啖食鱼肉，侵酷生类，作恶知识，起众怨对，坠堕地狱，疾于矛。善恶报应，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实宜深思。”
梁武帝
禁止肉食是中国教派从大乘教义中引伸的戒律。佛教讲究三界轮回，因果报应，今世通过斋戒修炼，来世才能往生极乐世界。吃什么不吃什么有所禁忌，才能做到“法正”，即“法食”或“正食”。食，在梵语中称阿贺罗，是有益身心的意思。法食就是遵循法制之食，依法之食必然是正食。适合僧侣的有五种净食，食物用火烧熟的谓之火净；用刀去其皮核的谓之刀净；以爪去壳的谓之爪净；将果物蔫干，失去生机才取食的谓之蔫净；取食被鸟啄残的食物谓之鸟啄净。不能做到火净、刀净、爪净、蔫净、鸟啄净的就是“邪命食”，这是佛家的禁忌。
佛家所谓的素食，“素”是洁白的意思，也就是非鱼肉和动物类的食物，不言而喻，素食是指植物性原料的制成品。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也有素食的说法，它原本有三种意思，一是如《诗经·伐檀》所云：“彼君子兮，不素食兮。”这素食是指吃白食；再有是《墨子·辞过》所载：“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这素食是指生食；也有如郑玄对《仪礼》中“饭素食”的注释“素，就故也，谓平时食也。”这素食是指平常饭食。种种说法与佛教的素食专指蔬食并不相同。佛家所谓的荤食，并不仅仅指鱼肉等可食的生灵，凡是气味浓烈呛人的蔬菜也在禁忌之列。《梵网经》规定“佛子不得食五辛”。《天台戒疏》释五辛是“蒜、葱、兴渠、韭、薤”。《西域记》认为：“葱蒜虽少，家有食者，驱令出郭。”僧侣的进食称为吃斋，“斋”在印度佛教中的原意与“过午不食”的戒律有关，按照规定的时间进食就称为“斋”，所以这“斋”字有节制饮食的意义。中国佛教中的“斋”与印度的“斋”不同的是，从遵时进食，发展成不食荤腥的素食主义，成为汉传佛教的传统。所以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包括我国藏传佛教和蒙、傣等少数民族中的信徒都可以荤食，唯有中国的汉族佛教徒坚持素食，这在世界佛教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制度，对于僧侣的饮酒在中国更是一项大忌，不论是出家的沙弥或在家的居士都不准沾一滴酒，甚至也不准拿酒具请别人喝酒。
在饮食中最受佛家重视的是饮水，水在佛家眼中有三种：经过过滤并即时饮用的称“时水”；虽经过滤但被储存饮用的称“非时水”；洗手或洗器物而不饮用的水称为“触用水”。佛家戒律认为，未经过滤的水中有虫，喝带虫的水是犯戒。在佛教经典中就有赶路的僧人宁可在水井旁渴死，也不饮有虫之水的故事。所以云游四方的僧人，都要随身配带一个漉水囊，以便过滤饮用水就是这个原因。
佛家对水质的重视，连带对茶水的品茗也非常讲究。一般的寺庙都建在名山胜川，适宜于茶树的生长，饮茶有利于清心明目，坐禅提神，受到修行人的偏好。僧侣对茶树的培育、采摘和炒制有丰富的经验，因此在寺庙周围往往有著名的茶园。在饮茶史上被尊为茶圣的陆羽，从小就受到寺院采茶、煮茶的熏陶，精通茶道，才写成《茶经》一书，把中国的茶艺发展到一个新高峰。
佛教的素食和斋戒对中国人饮食习惯最大的影响，是在社会上大开吃素的风气，促进了对素食的精益求精，并创造出素菜荤做的烹饪技术。京城的法源寺、常州的天宁寺、镇江的定慧寺、杭州的烟霞洞等一些著名的寺院，都以制作精良的素菜扬名于世。有些斋食广为传布，腊月八日吃腊八粥的传统，就来源于腊月八日这一天，释迦牟尼在进食用野果熬成的粥后，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成佛的故事。罗汉斋等素斋已融入汉族菜系成为全民族喜好的名菜。
《黄帝内经》：地食人以五味
《黄帝内经》云：“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这里的“食”字读做“sì”，是给别人吃的意思，即大地给与了人类“酸、苦、甘、辛、咸”五味。
中医认为，五味与人体的五脏、自然界的五行、空间中的五方相对应。酸对应五脏中的肝、五行中的木、五方中的东方；苦对应五脏中的心、五行中的火、五方中的南方；甘对应五脏中的脾、五行中的土、五方中的中；辛对应五脏中的肺、五行中的金、五方中的西方；咸对应五脏中的肾、五行中的水、五方中的北方。
《黄帝内经》书影
“酸”字在《说文解字》里的释意是酢，就是醋的意思。“酸”是春三月之味，具有“收”和“涩”的特性；“苦”有肃降的作用，黄连之苦可使气机下沉，胃气下行，故黄连可治疗因胃气上壅造成的打嗝等病症；“辛”在《说文解字》里指的是椒，即花椒或姜一类的东西，吃了这类东西后能使人流泪。辛味有发散解表、行气活血的作用；“甘”在《说文解字》里是美味之意。“甘”有滋补调和、缓急止痛的作用，即甘缓；“咸”具有使东西变软的特性，也具有润下的作用，即让东西往下行的作用。
古代养生家彭祖的《彭祖摄生养性论》里说：“五味不得偏耽，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辛多伤肝，甘多伤肾，咸多伤心。”
“咸多伤心”。中医认为：心主血脉。咸东西吃多了就会抑制血的生发和输布，使血的黏稠度增加，易导致心脏病。
“苦多伤肺”。中医认为：肺主皮毛。苦主降，多食苦味的东西会降气，导致气血不能上行以滋润皮肤，导致皮肤枯槁、汗毛脱落。
“辛多伤肝”。中医认为：肝主筋。过食辛味的东西就会损伤筋脉的张弛性，使手的筋脉失去弹性，手指甲干枯。
“酸多伤脾”。中医认为：脾主肌肉。酸具有收敛的特性，如果食用过多酸味食物，就会使肝气生发太过而抑制中央脾土，影响到脾的健康。外在的表现就是肌肉角质会变厚变硬，尤其在秋季，多表现为嘴唇的不滋润、外翻和肿胀。
“甘多伤肾”。中医认为：肾主骨。甘味的食物吃得过多，就会抑制骨头的凝敛功能，出现骨头疼痛的症状。而肾也主毛发，肾气虚弱的话，毛发就容易脱落。牙齿是肾的外现，所以爱吃糖的小孩儿易得龋齿。
中医养生之道中对于饮食方面一再强调“清淡”二字，五味过重就会伤身。
综上所述，五味与五脏有密切的对应关系，所以一旦我们患上了某种疾病，就要学会禁食某些味道的食物，这就称为“五味所禁”，也就是俗话说的“忌口”。
《黄帝内经·灵枢·五味论》中提及：“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假如你患上了肺病，肺主一身之气，而苦味主降，食用了苦味的食物，就会使本来就不足的肺气渲散出来，导致病情加重，对身体造成更大的损伤。同理，有肝病的话，就要禁食辛味；有心病的话，就要少吃咸味的食物；有脾病就不要吃酸的食物；有肾病就不要吃甜的食物。
道理还是在于平时要注意饮食的清淡。淡则养中土脾胃，就是养护了我们人体赖以滋养一切的“地”的问题。
茶圣陆羽及其《茶经》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不但有专门论述茶叶的书，而且在史籍、茶史、笔记、杂考和字书类古书中，也都记有大量关于茶事、茶史、茶法及茶叶生产技术的内容。
公元758年左右，唐代陆羽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一卷茶叶专著——《茶经》。《茶经》的诞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是唐代茶业发展的需要和产物，是对唐代茶文化的一个归纳，同时又对以后茶文化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茶经》全书共分3卷10节。上卷3节：“一之源”，论述茶的起源、名称、品质，介绍茶树的形态特征、茶叶品质与土壤的关系，指出宜茶的土壤、茶地方位、地形，品种与鲜叶品质的关系，以及栽培方法，饮茶对人体的生理保健功能。还提到湖北巴东和四川东南发现的大茶树。“二之具”谈有关采茶叶的用具。详细介绍制作饼茶所需的19种工具名称、规格和使用方法。“三之造”讲茶叶种类和采制方法。指出采茶的重要性和采茶的要求，提出了适时采茶的理论。叙述了制造饼茶的6道工序：蒸熟、捣碎、入模拍压成形、焙干、穿成串、封装，并将饼茶按外形的匀整和色泽分为8个等级。中卷1节：“四之器”写煮茶饮茶之器皿。详细叙述了28种煮茶、饮茶用具的名称、形状、用材、规格、制作方法、用途，以及器具对茶汤品质的影响，还论述了各地茶具的好坏及使用规则。下卷6节：“五之煮”写煮茶的方法和各地水质的优劣，叙述饼茶茶汤的调制，着重讲述烤茶的方法，烤炙、煮茶的燃料，泡茶用水和煮茶火候，煮沸程度和方法对茶汤色香味的影响提出茶汤显现雪白而浓厚的泡沫是其精英所在。“六之饮”讲饮茶风俗，叙述饮茶风尚的起源、传播和饮茶习俗，提出饮茶的方式方法。“七之事”叙述古今有关茶的故事、产地和药效。记述了唐代以前与茶有关的历史资料、传说、掌故、诗词、杂文、药方等。“八之出”评各地所产茶之优劣。叙说唐代茶叶的产地和品质，将唐代全国茶叶生产区域划分成八大茶区，每一茶区出产的茶叶按品质分上、中、下、又下四级。“九之略”谈哪些茶具茶器可省略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省略哪些制茶过程、工具或煮茶、饮茶的器皿。如到深山茶地采制茶叶，随采随制，可简化七种工具。“十之图”提出把《茶经》所述内容写在素绢上挂在座旁，《茶经》内容就可一目了然。《茶经》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总结唐代及唐代以前有关茶事的综合性茶业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作者详细收集历代茶叶史料、记述亲身调查和实践的经验，对唐代及唐代以前的茶叶历史、产地、茶的功效、栽培、采制、煎煮、饮用的知识技术都作了阐述，是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茶书，使茶叶生产从此有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依据，对茶叶生产的发展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
《茶经》的问世，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是唐代茶业发展的需要和产物，是其当时中国人民关于茶的经验的总结。
斗方竹简《茶经》
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自号桑翁，又号竟陵子。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复州竟陵郡人（今湖北省天门县）。陆羽是个弃儿，自幼无父母抚养，被笼盖寺和尚积公大师所收养。积公为唐代名僧，据《纪异录》载，唐代宗时曾召积公入宫，给予特殊礼遇，可见也是个饱学之士。陆羽自幼得其教诲，必深明佛理。积公好茶，所以陆羽很小便得艺茶之术。不过晨钟暮鼓对一个孩子来说毕竟过于枯燥，况且陆羽自幼志不在佛，而有志于儒学研究，故在其十一、二岁时终于逃离寺院。此后曾在一个戏班子学戏。陆羽口吃，但很有表演才能，经常扮演戏中丑角，正好掩盖了生理上的缺陷。陆羽还会写剧本，曾“作诙谐数千言”。
天宝五载（746年），李齐物到竟陵为太守，成为陆羽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在一次会中陆羽随伶人做戏，为李齐物所赏识，遂助其离戏班，到竟陵城外火门山从邹氏夫子读书，研习儒学。礼部员外郎崔国辅和李齐物一样十分爱惜人才，与陆羽结为忘年之交，并赠以“白的乌”（即白头黑身的大牛）和“文槐书函”。崔国辅长于五言小诗，并与杜甫相善。陆羽得着这些名人指点，学问又大增一步。
公元775年（天宝十四年），二十四五岁的陆羽随着流亡的难民离开故乡，流落湖州（今浙江湖州市）。湖州较北方相对安宁。陆羽自幼随积公大师在寺院采茶、煮茶，对茶学早就发生浓厚兴趣。湖州又是名茶产地，陆羽在这一带搜集了不少有关茶的生产、制作的材料。这一时期他结识了著名诗僧皎然。皎然既是诗僧，又是茶僧，对茶有浓厚兴趣。陆羽又与诗人皇甫冉、皇甫曾兄弟过往甚密，皇甫兄弟同样对茶有特殊爱好。陆羽在茶乡生活，所交又多诗人，艺术的熏陶和江南明丽的山水，使陆羽自然地把茶与艺术结为一体，构成他后来《茶经》中幽深清丽的思想与格调。
自唐初以来，各地饮茶之风渐盛。但饮茶者并不一定都能体味饮茶的要旨与妙趣。于是，陆羽决心总结自己半生的饮茶实践和茶学知识，写出一部茶学专著。为潜心研究和写作，陆羽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流浪生活，于上元初结庐于湖州之苕溪。经过一年多努力，终于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茶学专着，也是中国第一部茶文化专著——《茶经》的初稿，时年陆羽28岁。公元763年，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定，陆羽又对《茶经》作了一次修订。他还亲自设计了煮茶的风炉，把平定安史之乱的事铸在鼎上，标明“圣唐来胡明年造”，以表明茶人以天下之乐为乐的阔大胸怀。大历九年（774年），湖州刺使颜真卿修《韵海镜源》，陆羽参与其事，乘机搜集历代茶事，又补充《七之事》，从而完成《茶经》的全部著作任务，前后历时十几年。
《茶经》问世不仅使“世人益知茶”，陆羽之名亦因而传布。以此为朝廷所知，曾召其任“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但陆羽无心于仕途，竟不就职。陆羽晚年，由浙江经湖南而移居江西上饶。至今上饶有“陆羽井”，人称陆羽所建故居遗址。
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
《饮膳正要》是一部专讲饮食和营养的书籍。我国周代时期，政府里就设有“食医”，专管与饮食有关的医药问题。以后历代都有关于用饮食做为治疗手段的材料及专书出现，即所谓“食疗”。但是，从健康人的立场出发，讲究饮食营养，滋补身体，以达到强身养生的目的的书籍，当以《饮膳正要》为最早。
《饮膳正要》为元朝饮膳太医忽思慧所撰，著成于元朝天历三年（公元1330年）。忽思慧，一译和斯辉，生卒年月不详，蒙古族（一说元代回回人）。
忽思慧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营养学家，在我国食疗史以至医药发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忽思慧被选任饮膳太医，入侍元仁宗之母兴圣太后答己。其后，他供职中宫，以膳医身份侍奉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忽思慧长期担任宫廷饮膳太医，负责宫庭中的饮食调理、养生疗病诸事，加之他重视食疗与食补的研定与实践，因此得以有条件将元文宗以前历朝宫廷的食疗经验加以及时总结整理，他还继承了前代著名本草著作与名医经验中的食疗学成就，并注意汲取当时民间日常生活中的食疗经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编撰成了营养学名著《饮膳正要》一书。
《饮膳正要》是一部融合汉蒙两族饮食文化的文献。全书三卷，卷一记养生、妊娠、乳母、饮酒诸忌。标目“聚珍异馔”，分述汤、粉、羹、面、粥、馒头、烧饼等饭食，以及用蒸、炒、滑、炙、攒、盐、熬等方法制成的菜肴。每种菜肴都说明其食疗效用、材料、调味品、烹调技术。卷二记诸般汤煎、诸水、神仙服饵、四时所宜、五味偏走、食疗诸病、食物利害、食物相反、食物中毒、禽兽变异。主要是阐述用于保健医疗的加药饮料与食品的配料及制作方法，寓养生治病于日常饮食，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卷三记米谷品、鱼品、菜品等，对每种食品的性味与作用，都逐一加以说明，大部分附有绘图，而对加工成品则简述其制法及疗效。
该书记载药膳方和食疗方非常丰富，特别注重阐述各种饮撰的性味与滋补作用。它从健康人的实际饮食需要出发，以正常人膳食标准立论，制定了一套饮食卫生法则。书中还具体阐发了饮食卫生，营养疗法，乃至食物中毒的防治等。附录版画二十余幅，文图并茂，为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饮食卫生和食疗专书，也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古代食谱。
忽思慧在该书中深刻地论述了养生之道，特别是饮食与健身的辩证关系。他说：
“心为一身之主宰，万事之根本，故身安则心能应万变，主宰万事，非保养何以能安其身。保养之法，莫若守中，守中则无过与不及之。病调顺，四时节慎饮食，起居不妄，使以五味调和五藏，五藏和平，则血气资荣，精神健爽，心志安定，堵邪自不能入，寒暑不能袭，人乃怡安。夫上古圣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故重食轻贷，盖有所取也。故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馁肉败者，色恶者臭，恶者失饪，不时者，皆不可食。然虽食饮，非圣人口腹之欲哉。盖以养气养体不以有伤也，若食气祖恶，则伤精，若食味不调，则损形。形受五味以成体，是以圣人先用食，禁以存性后制药，以防命，盖以药性有大毒。有大毒者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然后毂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以伤其正，虽饮食百味，要其精粹，审其有补，益助养之，宜新陈之异，温、凉、寒、热之性五味偏走之病，若滋味偏嗜，新陈不择，制造失度，俱皆致疾可者行之，不可者忌之。如妊妇不慎行，乳母不忌口，则子受患。若贪爽口而忘避忌，则疾病潜生而中，不悟百年之身而忘于一时之味，其可惜哉。孙思邈曰：谓其医者，先晓病源，知其所犯，先以食疗，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十去其九。故善养生者，谨先行之，摄生之法，岂不为有裕矣。”
忽思慧在这部书中，以“养生避忌”冠篇首，可见他并不是一位只从饮食出发，纯营养观点的人，而是通过讲饮食，着眼点还是放在人的养生和健身上。在养生方面，忽思慧说：
“安乐之道在乎保养，保养之道莫若守中，守中则无过与不及之病。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与盖不适其性而强。故养生者既无过耗之弊又能保守真元，何患乎外邪所中也。故善服药者不若善保养，不善保养不若善服药。世有不善保养又不能善服药仓卒病生而归咎于神乎？善摄生者薄滋味，省思虑，节嗜欲，戒喜怒，惜元气，简言语，轻得失，破忧阻，除妄想，远好恶，收视听，勤内固，不劳神，不劳形，神形既安病患何由而致也。故善养性者先饮而食，食勿令饱。先渴而饮，饮勿令过。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盖饱中饥，饥中饱，饱则伤肺，饥则伤气，若食饱，不得便卧，即生百病。”
该书的名称虽为《饮膳正要》，但内容包括了医疗卫生，以及历代名医的验方、秘方和具有蒙古族饮食特点的各种肉、乳食品，甚至明代名医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也引用了该书的有关内容。所以，《饮膳正要》一书，对于研究我国的医药和蒙古族的医药科技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仿古食经《易牙遗意》
易牙，春秋时代一位著名的厨师，也有写成狄牙的。他是齐桓公宠幸的近臣，用为雍人。雍，古文作饔，是早餐、晚餐的意思。易牙作为雍人，就是专管料理齐桓公饮食的厨师。他擅长调味，加上善于逢迎，所以很得齐桓公的欢心。
易牙是第一个运用调和之事操作烹饪的庖厨，好调味，很善于做莱。因为他是厨师出身，烹饪技艺很高，他又是第一个开私人饭馆的人，所以他被厨师们称作祖师。王充《论衡·谴告》说：“狄牙之调味也，酸则沃（浇）之以水，淡则加之以咸，水火相变易，故膳无咸淡之失也。”即易牙通过水、咸（盐）、火的调和使用，做出酸咸合宜，美味适口的饭菜来。
齐桓公
旧彭城（今江苏徐州）流传有诗：“雍巫善味祖彭铿（雍巫：即易牙，彭铿：即彭祖），三坊求师古彭城。九会诸侯任司庖（九会诸侯：指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庖：厨房，司庖，即管饮食的官），八盘五簋（簋：盛食物的容器）宴王公。”
易牙与齐国彭城（今徐州）的渊源使他留名于今日的饮食文化中。齐国菜是我国最早的地方风味菜，后来成为中国的四大菜系之一（鲁菜），以其味鲜咸脆嫩、风味独特、制作精细享誉海内外。易牙对鲁菜的形成无疑是有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