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社会历经了几十个王朝。有的世系绵长，享国数百年；有的命祚短促，政权播迁，转如飞蓬。朝代的变革，岁月的流逝，铭刻着无数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也记载了不少野心家的贪残暴虐。中国几千年来的统治权术，乃是集权专制体制的产物。两千多年来，君主集权专制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基本的特点。国王、君主、皇帝，这些唯我独尊的“真龙天子”，据说是天帝派到人间代天行道，统治万方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对君主权力的颂赞之词。君主身处巍峨森严的九重宫阙，高居于龙廷玉阶之上，以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俯视着臣民，百官大臣则匍匐在龙廷玉阶之下，怀着惴惴不安的惶恐和谦卑恭顺，战战兢兢地领受着君主的浩荡龙恩或雷霆般的震怒和诛杀。
在中国传统的权力结构中，君主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拥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最高权力，拥有对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独占权，对百官大臣拥有生杀予夺的主宰权。很显然，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的君臣关系只能是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统治既然是以权力为基础，那么如何维系、巩固权力，就成为统治的核心问题；而要有效地维系、巩固统治，除了运用一整套国家机器、典章制度及伦理道德，还必须讲究统治艺术。就统治术的角度而言，统治乃是一门特殊的艺术，是一门维护政治体系的稳定并使之正常运转的艺术，是一种维系个人权力并运用权力的艺术。简而言之，统治就是运用权力、强化权力的活动。因此，统治与权力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子，统治就是行使权力的过程，没有权力，也就谈不上统治。
中国传统最高的权力就是皇权。从统治的角度来讲，皇权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家族控制国家的政治权力，对全社会实施政治统治；君主的行为能使社会成员的行为发生改变，使社会成员按其意志行事；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强制性的控制，使臣民服从君主的意志，实现君主的愿望。因此，凡是那些能够有效地行使皇权，并凭借着权力创造出辉煌业绩的君主，大多是能够熟练地运用统治权术的权谋大师。
在中国古代君主的统治术中，驭臣之术占有重要的地位。君主的集权专制，主要就是针对百官大臣的，即把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历代君主都信奉这样一个信条：对于皇权的威胁，既不是来自盗寇，也不是来自外部的侵略，而主要是来自臣下。防备盗寇可以高筑城郭，关闭门闾，而臣下弑君夺取国家政权，危险就在身边。来自外部的侵略乃是手足之癣，而大臣的侵权才是心腹之患。因此，国君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把主要精力用于防范臣下，必须用权术驾驭臣下。纵观历代君主的驭臣之术，其花样之繁多，手段之卑鄙，技巧之圆滑老辣，实在令人叹为观止。现在就让我们揭开这一厚重的黑幕，看一看历代的君主是如何运用权术驾驭臣下的。
对于君主来说，权位与权势是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操权任势、独断决事是君主重要的统治术，凭借着它，国君就可以驾驭群臣，实行统治。商鞅说：“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商君书·修权》。韩非也指出：“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管子·七臣七主》。韩非曾把国家比喻为君主的马车，而权势就是拉车的马。国君控制了马，就能使马车安然无恙。
国君的权势可以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自然之势”是国君由世袭制继承而来的权势。在世袭制家天下的时代，这种“自然之势”并不是由继承者的个人能力获得的，而是先天决定的。即使是一个极其平庸的人，甚至一个白痴，皆可由继承而登上国君的宝座，行使国君的权力。当然，一个平庸的国君所获得的这种“自然之势”很容易被权臣攘夺，而只剩下一个空架子，这时国君的性命就难保了。因此，国君要有效地行使权力，治理国家，不能简单地依靠这种“自然之势”，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运用各种手法树立自己的权威，牢固地把握住权势，使臣下感到震慑，不得不服从你的统治。霍光废除昌邑王后，拥立汉武帝的曾孙、被废弃而流落民间的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汉宣帝在民间时就已知道霍光的权势，初即位时，每每与霍光在一起，都感觉如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但汉宣帝毕竟不是平庸之辈，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终于把“自然之势”变成了“人为之势”，最后剪除了霍氏势力。
韩非曾这样说过：“英明的君主，就在于使天下人不得不服从自己。民众不背叛我固然好，但更重要的是民众不能背叛我；民众不欺骗我固然好，但民众不能欺骗我更为重要。”据说秦襄公生病，百姓杀牛为他祈祷。臣下拜贺襄公，称颂他是爱民的圣君，胜过尧舜，因而才受到人民的爱戴。可是秦襄公听了，非但不高兴，反而下令斥责该地的甲正和伍老不该杀牛，并处以罚款。臣下不理解，问襄公何以如此。他回答说：“民众之所以为我所用，不是由于我爱他们，而是由于我大权在握，位尊势重。如果我放弃权势而予民恩惠，万一我无恩于民，民众就不愿为我办事了。”这可以说是封建最高统治者迷恋权势最经典的言论了。战国时期各国君主都有一股虎虎生气，他们对自己的统治充满了信心，他们毫不掩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利害冲突，法家就是在公开解释这种利害冲突的基础上，从而提出了一整套驾驭群臣的统治术的。后来的统治者虽然在实际上接受了这套理论，实行了这套权术，但他们再也不敢公开表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利害冲突了。
国君对国家大权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对国家大事具有最高的决策权和最后的决断权。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国君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之大权于一身，君主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不可更改。当然，君主独断不是说可以不听臣下的意见，不是说对事事都自作聪明。凡是自以为是的君主，看似能独断，但往往为奸佞之臣所利用，结果大权旁落还不知道。因此，国君要真正地控制国家大权，在治理国政时，首先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将臣下的意见加以比较，然后作出自己的裁决，只有这样的“独断”才能真正有效地实行统治。如果君主在众臣的意见面前缺乏判断力，缺乏裁决的能力和决心，优柔寡断，毫无主见，自然就会权柄下移；如果自予自雄，刚愎自用，文过饰非，拒绝纳谏，独断专行，当然也不能实行真正有效的统治。另外，在决断以前的“兼听”时，要深藏不露，不动声色，不能让臣下揣摩出自己的意向，这样才不会被臣下钻空子。
君主知人善任，使所任之人能竭尽忠诚，固然很重要，但对于君主来说，却不能纯粹依赖于臣僚的忠诚，不能完全靠仁义、道德等伦理规范去约束臣下。臣僚除了应该具有对君主的忠诚，还要有处理政务的才能。而其才能的高低、政绩的好坏，也要有客观的标准。君主必须根据这些标准，运用各种方法，对臣下的政绩进行考课，加强对臣下的监督，做到官无废职、任无废人。
根据事务的性质和类型而设官分职，不仅具有管理国家、推动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功能，同时也是君主加强统治、维护权力的重要手段。在政治学中，这种统治术名为“机构术”，而对官吏的督察考课，则是机构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统治术的角度看，君主加强对臣下的督察考课有如下三大优点：第一，可以奖掖拔擢贤能而黜退佞巧不肖之人，使能者在官，贤者任职，优化官僚队伍；第二，可以督促官吏勤于政事，免除怠惰，提高行政效率；第三，可以严格控制臣下的行为，使他们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
君主任用官吏，让他们担任一定的职务，使其拥有处理政务的相应权力，担负起一定的责任，同时也享受相应的俸禄，做到职、权、责、利的统一。但是，臣下的职权是有限的，是有一定范围的，决不允许超越职权。对于君主来说，通过督察考课，循名责实，以控制臣下，使其严格遵守自己的职分，做到“治不逾官”，是非常重要的。韩非曾说，臣下向君主陈述自己的主张和建议，君主根据他的建议而授予相应的职事，以其职事考察其绩效。功劳符合政事，就予以奖赏；功劳不符合政事，言过其实，就予以处罚。罚功小者，并非罚其功小，而是罚其功劳不符合实际。群臣言功劳小而实际功劳大也要受罚，并非不高兴大功，而是认为臣下说话留有余地，其危害超过了大功，所以也要罚。有一次，韩昭侯喝醉了酒，便和衣而睡。掌管冠冕的侍从怕君主受凉，就取了一件衣服披在他的身上。昭侯一觉醒来，见身上披着衣服，心里很是高兴，便问左右是谁做的，左右回答说是典冠侍从。韩昭侯听了，却下令将典衣和典冠的两个侍从都予以处罚。处罚典衣人，是因为他失职；处罚典冠人，是因为他超越了职守。这一故事的历史真实性虽然值得怀疑，但它形象地说明了“治不逾官”这一行政管理学的原理。韩非评论说，昭侯并非不怕寒，而是认为侵官之害更甚于寒。所以君主驾驭臣下，要严禁他们越权逾职去立功，不能说话不恰当。超越职守就处死，言论不当就判罪。如果各人恪守职责，所说的话忠实可信，这样就可以避免群臣朋党为奸了。
中国古代对官吏的考课，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据《尚书》的记载，尧舜治理天下，对诸侯百官实行“三载考绩”，命诸侯定期向朝廷奏告其施政纲领，然后朝廷根据诸侯的奏告考察其绩效，绩效好的赏赐车马服饰。战国时期，随着官僚制度的建立，各国都先后建立了“上计”制度，对地方各级官吏进行年终考核。“上计”制把官吏的职责与利益连接在一起，以其业绩作为官员升降的标准，这可以说是古代文官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汉武帝时，又命令刺史根据六条诏令督察州郡。汉元帝时，易学大师京房拟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考功课吏法》《汉书·京房传》……魏明帝时，刘劭作《都官考课》，共计72条《三国志·魏书·刘邵传》。唐朝贞观年间，也制定了《考课之法》，提出了“四善二十七最”的考课标准：流内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二曰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三曰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四曰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谐，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六曰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七曰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八曰兵士调习，戎装充备，为督领之最；九曰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十曰雠校精审，明于刊定，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纳明敏，为宣纳之最；十二曰训导有方，生徒克业，为学官之最；十三曰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军将之最；十四曰礼义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十五曰详录典正，词理兼举，为文史之最；十六曰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十七曰明于勘覆，稽失无隐，为句检之最；十八曰职事修理，供承强济，为监掌之最；十九曰功课皆充，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时，收获成课，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虚，究理精密，为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多者，为方术之最；二十四曰检察有方，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尘弗扰，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养肥硕，蕃息孳多，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边境清肃，城隍修理，为镇防之最。（《新唐书》卷四六《百官一》。）考课标准的确立，有利于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使他们各负其责，完成好本职工作。为了保证考课标准的严格执行，防止作弊，唐朝政府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规定一旦发现作弊事件，便对主考官员以渎职论处。如唐朝的法律规定：“若考校、课试而不以实及选官乖于举状，以故不称职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唐律疏议》卷九《职官制》。
根据考察的结果，把官吏的政绩分成若干等级，然后以此为依据对官吏进行赏罚，有功者给予奖赏，有过失者予以处罚，触犯刑法者予以严惩。刑赏是使督察考课得以发挥作用的可靠保证，没有刑赏，督察考课就毫无意义。因此，对于君主来说，刑赏是他们维持统治、驾驭群臣不可缺少的两大权柄。如果运用得好，即使空悬小利，也足以劝善；虚设轻威，也可以惩奸。
如何运用这两大权柄呢？第一，赏罚要公正平允，不能因人而异。有功劳，虽然是疏远的人、仇人或卑贱的人，也不吝惜赏赐；有过失，即使是至亲至贵，也决不宽贷。在这方面，唐太宗堪称典范。他即位之初，实行计功行赏，把叔父李神通排除在一等功臣之外，位居房玄龄、杜如晦之下。李神通非常不满，就以宗室亲贵和太原首义的勋劳与房、杜争功。唐太宗公正无私，当着他的面列举他的过失，批评他既无将才，又无功于国，反而挟亲贵以邀功赏，驳得李神通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只得位列于房、杜之下。第二，赏罚要诚实无欺，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如果制定了赏罚条例而又不能兑现，久而久之，君主就会失去威信，结果大权旁落。汉章帝对皇后之兄窦宪骄奢违制的种种行为听之任之，甚至当他知道窦宪强夺沁水公主园田之事后，也仅仅是把窦宪痛骂了一顿，而不治其罪。北宋司马光批评章帝说：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谓窦宪何异指鹿为马，善矣！然卒不能罪宪，则奸臣安所惩哉！夫人主之于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复赦之，则不若不知之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为奸，而上不之知，犹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讨，彼知其不足畏也，则放纵而无所顾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资治通鉴》卷四六。
第三，要赏罚分明，功罪相当，以杜绝臣下的侥幸心理。如果有功者非但不得赏赐，反遭贬黜，而平庸者却得厚赏博封，甚至有罪者竟加官晋爵，这样一来，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就会造成群臣因循苟且，冒滥贪功，巧佞贪黩者竞进，公忠正直者被黜抑，国政就不堪设想了。齐威王时有两个著名的大夫，一个是阿城大夫，一个是即墨大夫。满朝的人都称赞阿城大夫、贬斥即墨大夫。齐威王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派人到两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结果情况正好相反。齐威王掌握了情况后，就把两位大夫召到朝廷，当着朝廷大臣的面，表扬了公忠体国、勤于吏治的即墨大夫，而把政绩极坏却虚报成绩、贿赂朝中大臣的阿城大夫烹杀了。这一处置结果对朝廷内外的大臣震动很大，对于整饬齐国的官场风气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第四，赏罚要不避亲疏，即使是皇亲国戚，犯法者同样要严惩不贷；有功绩，哪怕是与他有冤仇，也要论功行赏。在这方面，唐高宗是做得比较好的。他的叔父江夏郡王李道宗，过去给王朝立下过战功，但是他犯了法，同样被法办。宰相高士廉是唐太宗的亲戚，也因犯法和扣押大臣给皇帝的信而被降级，贬为安州都督。第五，出现冤假错案要及时予以纠正，平反冤狱。特别是对于那些栽赃陷害的坏人，要毫不留情地给予打击，以保护好人。
古代君主获得君位，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靠武力夺取；二是从家族继承；三是由政变获取。但不论是哪一种途径，有了君位不一定就有了相应的权威。权威是树立起来的。古代帝王为了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都要虚构一套君权神授的神话，这是最早、最普遍采用的手法。商朝早期就流传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的传说，周王室的始祖弃据说也是其母“履大人足”《史记·周本纪》。而生的圣人。如果说先秦时期这样的神话还透露出对自己种族起源的朦胧的猜测的话，那么秦汉以后的类似神话就完全是统治者的编造了。最早编造这一神话的皇帝恐怕要数汉高祖刘邦了。据说刘邦是其母亲与天龙交合所生。后来高祖起义反秦，在路途曾斩杀一条白蛇。一位老太太哭着说：我的儿子是天上白帝之子，被赤帝之子斩杀了。因此刘邦当皇帝是承受天命，君权神授，谁敢不服从，就是违背天命。此后的开国君主大都要制造出类似的神话，树立自己的权威。武则天为了登上皇帝的宝座，也借用佛教为自己大树权威。在她还是皇后时，就曾用自己的脂粉钱在龙门石窟的奉先寺内修建了一座卢舍那佛，该佛像就是以她为模特儿的。690年，在她的授意下，僧法明等10人伪造了一部《大云经》，共四卷，说武则天是弥勒佛转生，当取代李唐皇帝为天子。武则天向天下颁布《大云经》，下令所有的州郡都建大云寺。紧接而来的，便是唐睿宗等6万余人上表请改国号。武则天经过一番推辞，最后表示“顺从民意”，宣布改唐为周，定称号为圣神皇帝。
古代帝王在鼓吹“君权神授”的神话中，“五德终始”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理论。“五德终始”的理论是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首先提出来的。上古时期，人们从宇宙的物质中抽象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叫“五行”。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这五种元素演变而来。五行具有两种性质：五行相克和五行相生，五行相克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相生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邹衍把这种早期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物质观引入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认为每个王朝代表五行中的一行，后来的王朝取代前一个王朝是按照五行相克的规律发展的，如夏属于木德，商灭夏，商就为金德；周灭商，周就为火德；后来取代周的新王朝必为水德。这一理论在当时非常流行。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即根据邹衍的这一理论，认为自己属于水德，所以一切法律制度都按水德的性质来安排。西汉建立后，在五德的属性上曾经过多次改变，汉武帝最后确定为水德。王莽是通过禅让的方式取代汉朝的，所以他对五德的理论进行了修改，把五德相克改为五德相生，并重新安排了历代王朝的德性。按照这一排定，王莽新朝属于土德。刘秀重建汉朝后，把本朝定位为火德。此后每个王朝建立之初，天上每每都要显现出一些与新的五德相符合的祥瑞，证明这个王朝的建立乃是天命所归。新王朝便据此确定自己的五德属性，并制定出一整套与五德属性相符合的制度。
在古代帝王的统治术中，有一种名为“无为而治”的权术，主要表现为深藏不露、诡诈多变。这就是道家和法家所极力称道的帝王南面君人之术。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政治哲学，主要是说统治者应尽量克制欲望，不要劳民扰民，对政事少干预，顺其自然，垂拱而治，这样做就会收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使社会得到大治。后来，他们进一步把这一原则用在君臣关系方面，于是便发展成一套颇具特色的帝王权术学。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指出：“‘无为而无不为’、‘后其身而身先’，此乃完全在人事利害得失上着眼，完全在应付权谋上打算也。”钱穆：《庄老通辨》卷中《道家政治思想考》。马来西亚大学的郑良树先生也认为“无不为”是权谋之术。不过他进一步指出：“大概《韩非子》在解释《老子》、利用《老子》之际，于老子‘无为’思想别有会心的了解，乃创立‘人君无为，臣下无不为’的政治法术。后人不察，竟以此权谋法术加在老子朴素的哲学上。”郑良树：《论帛书本老子》，《竹简帛书论文集》。
这一帝王权术的内容，首先是指君主不要亲自处理政务，而是指挥臣下干一切事情，使自己处在虚静无为的地位，垂拱而治。君主逞能恃才，事必躬亲，其实并不表明君主的聪明，反倒表现出君主的无本事和低能。法家认为，如果人君亲自处理一切政务，这是代臣下蒙劳负任，而臣下反而无所事事，享受安逸。这样，君主就把自己降到臣下的地位了。另外，君主处处争先逞能，容易把自己的一切长短优劣都暴露给臣下，而使君主失去主动权，处于被动的尴尬地位。君主的职责是用臣，而不是代臣下办事。君主如果能够像汉高祖那样善于用将，善于任用和指挥天下最有才智的人为其尽力，这才是最高明的统治艺术。韩非说：明君在上行无为之道，群臣在下则竦惧而不敢为非。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思虑，而君主因之以断事，故君之智慧无穷；使贤者贡献才能，君主因而任之，故君之才能无穷；办事有功则君主受贤名，有过则臣下承担罪责，故君之声誉无穷。如此，君主虽不贤，可为贤者之师；君主虽不智，可为智者之准则。能使臣任其劳，而君有其成功，此即君主之常法。为君之道在于使臣下无从观测，无从知晓。君主虚静无为，暗中观察臣下的过失，见若不见，闻若不闻，知若不知；知其言则验其言行是否一致，每一官职设一人，无令其相互通气，则万物之情尽显。君主要掩盖行迹，隐匿念头，使臣下无从推测；去掉智巧，不显才能，臣下就无从揣度。不泄露意图而考核臣下是否与我一致，谨慎而牢固地执掌权柄。杜绝臣下的欲望，破除臣下的意欲，无使其贪求我之权柄……为君之道，以静退为贵，不亲操事务而知臣下办事之巧拙，不亲自谋虑而知臣下之谋虑是祸是福。（《韩非子·主道》。）韩非的这一段议论把这种“无为而治”的要旨讲得非常明白。在法家眼里，无为之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一种特殊手段。这一权术的特点就在于：君主在驾驭臣下时，要处在虚、静的地位，以虚制实，以静制动，大智若愚，以“无为”而达到“无不为”。这一权术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君主要深居简出，神出鬼没，隐蔽自己的行踪，使自己在臣下的心目中充满着高深莫测的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会对臣下产生巨大的威慑力量。在这方面秦始皇最为典型。他经常变换居住的宫室，严禁侍从把他的言行透露给大臣。侍从违令，泄露了他的行踪，就要被处死。汉武帝经常潜游离馆，外朝官难以面见帝王，凡请奏机宜，多由宦官充任，这就增强了汉武帝的神秘性。明世宗十几年不见大臣，有一次，他在内廷召见大臣，几位大臣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世宗听了汇报后，感到不满，哼了一声，一位大臣当即吓得屎尿失禁，秽气熏天，被内侍拖出了内廷。
其二，君主对任何事情都不要事先表态，不要流露出自己的意向。只要君主有任何意向性的表示，臣下都会钻空子，或乘机使诈，这样一来，人主就难免受到迷惑。君主应该尽量让臣下发表意见，让他们尽力去做，自己则冷眼旁观，不露声色，不置可否，在暗中观察臣下的一举一动，伺机捕捉臣下的过失。这就是韩非所主张的“虚静无事，以暗观疵”之术。
其三，君主不要显示自己的欲望，不要随便表示自己的好恶。韩非说，君主不要显示自己的欲望，若君主显示出欲望，臣下将千方百计满足君主的欲望以献媚；君主不要暴露心意，若君主暴露心意，臣下将显示其异能以投其所好。所以君主能隐蔽好恶之情，臣下就能现出本质。臣下总是要千方百计地伺察君主的欲望和好恶，然后投其所好，设诱饵以钓之。据说，燕昭王爱说梦话，为了不把自己的心思泄露给侍从，经常独寝一室。
其四，用权术参验群臣，以察奸邪。韩非对君主参验臣下的权术列举得非常详细，其大意是：参听众人之言，以知其是否忠诚；改易臣下任职之地及其职位，以观其实际才能；根据现有的事实推测审查其隐私隐情，举其往事以知其现状；通过亲昵之人而探其内情；以诡谲之道而使之，以杜绝其渎慢行为；故意说错话、说反话、做错事，试探所怀疑的人，以得奸情；派间谍监视、伺察专任之臣；扬言欲做某事，以察奸人动静；故意显示意欲好恶，以观察人臣的正直或谄谀；臣下结成朋党，则从中挑拨离间，制造事端，使其内部争斗，以散其党羽；详尽掌握一事的原委细节，以惊惧臣下之心，等等。隋文帝就曾派人向官吏行贿，凡接受贿赂者皆处以重刑。唐太宗为了考察官吏是否廉洁，也密使左右向掌管全国关卡通行以及赋税事务的司农令史行贿。该人受绢一匹，就以贿赂之罪杀之。宋太宗即位之初，为了考察臣下处理刑事案件是否公正，用权威镇服臣下，令侍从用自己的佩刀杀死一个在富户门前无理取闹的乞丐，然后弃刀而去。案件上报朝廷，太宗下令严加搜查，务必缉拿凶犯。官府以刀为证据而判该富户犯有杀人罪。刑官将审理结果上奏朝廷，太宗问：“该犯服其罪吗？”刑官答曰：“服矣。”太宗令献上刀来，又叫内侍取来自己的刀鞘，对刑官说：“此为朕所佩之刀，乞丐实为朕使人所杀，你如何冤枉好人？”《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太宗》。满朝文武大臣始知太宗治臣有术。
其五，君主驾驭臣下要诡诈多变，出其不意，使其防不胜防，因而不得不慑服于君主的威势。楚汉战争时，张耳、韩信统帅汉军救赵。一天早晨，刘邦带领侍从突然驰入军营。张耳、韩信尚在睡梦之中。刘邦直入其卧室收夺其印信符节，然后才召集众将听令。张耳、韩信从梦中醒来，方知汉王来临，不禁大惊失色。汉王遂命令张耳守赵地，同时拜韩信为相国，全权统兵进攻齐地。刘邦的诡诈之术，就连韩信也佩服之至，由衷地称颂他“善于将将”。
总之，这种“无为之术”，其实质就是如何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愚弄臣下。历代帝王对这套东西非常欣赏，奉为圭臬。他们在统治过程中，无不熟练地运用这些权术，纵横捭阖。就连唐太宗这样一位被历代士大夫奉为至圣至仁的明君，虽然极力主张对臣下推心置腹，以诚相待，但在其晚年，也多次运用权术驾驭臣下。这是因为在集权专制的封建时代，皇权与其他集团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冲突，皇权的至尊无上和不容染指，决定了君臣关系中存在阴谋权术的必然性。
汉光武帝的这套“柔道”政治后来完全为宋太祖所采纳。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就是这套“柔道”政治的最好的运用。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后，先后击溃了后周残余势力李筠和李重进的反叛，基本巩固了北宋王朝的统治。随后，宋太祖就着手考虑如何革除五代时期骄兵悍将任意废立主上的弊端，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宋太祖既然是通过兵变夺取政权的，因而对手下那班参与兵变的功臣们总是心有余悸，时时怀有警惕之心。他有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虽然是针对南唐政权而言的，却也把他对功臣的戒备之心表露得淋漓尽致。对南唐可以用武力征伐，但对手下的开国元勋则不能采用同样的手法。深谙机谋的宋太祖对此是非常清楚的。
赵匡胤在后周时曾任殿前都点检。他利用社会上流行的“点检作天子”的民谣，发动陈桥兵变，登基为帝，建立了宋朝。他即位以后，曾任命自己的莫逆之交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但他一想到“点检作天子”的民谣，心里就很不自在，于是不久就调慕容延钊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并乘机撤销殿前都点检一职，将统领禁军的大权收归自己掌握。一天，太祖召见谋臣赵普，询问治国的良策，他说：“自唐朝末年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先后改换了八个姓氏，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呢？朕想使国家摆脱战争，达到长治久安，不知你有何良策？”赵普回答道：“陛下深谋远虑，提出这一问题，此乃天地人神之福也。唐末以来皇祚数移，兵革不休，战乱频仍，根本原因就在于方镇势力太大，君弱臣强。现在要革除这一弊端，唯有削夺方镇的权力，限制他们的财力，收编他们的精兵，这样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当时，宋太祖的心腹大将石守信、王审琦等因拥立之功而执掌中央禁军。宋太祖对这几位心腹大臣同样极不放心，唯恐他们故技重演，唆使部下黄袍加身，将自己取而代之，于是他决心削去石守信等人的兵权。
这一天，太祖晚朝，国事已毕，太祖对石守信、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几位领兵大帅说：“爱卿等留步，朕今晚在便殿设宴，与卿等共赏明月，尽君臣之欢。”几位节度使受宠若惊，欣然入席，君臣围案而坐，觥筹交错，接杯换盏，说不尽的奇珍异味、琼浆佳肴。太祖满面春风，尽情畅饮，谈古说今，海阔天空，兴致极高。石守信等人见太祖如此有兴致，也逐渐忘记了君臣礼仪，畅怀豪饮。太祖见时机已到，便借着酒性，突然话锋一转，长叹一声道：“朕若无卿等拥戴，哪有今日。但身为天子，实在不如卿等节度使快活。朕自受禅以来，从未有一夕安眠。”石守信等一听，连忙离座问道：“陛下何忧之有？”太祖又叹了一声，说道：“朕与卿等乃患难之交，不妨直言告诉你们吧。朕时常忧虑这皇帝的宝座是否稳当。”石守信等一听此言，不觉又惊又虑，便伏地叩首道：“陛下何出此言耶？而今天下一统，君臣名分已定，何人敢生异心？”太祖道：“朕知卿等忠心，绝不会背叛朕。但倘若卿等部下贪图荣华富贵，暗中怂恿，一旦发生兵变，黄袍加身，卿等虽不欲为，事到临头，骑虎难下，也难违众意，就像当年陈桥兵变那样。”石守信等人听完太祖的这一番话，才恍然大悟：原来太祖所虑，正是我等手中的兵权。他们长期跟随太祖，深知太祖不仅是一位威武雄豪之人，而且也是一位深谙谋略的权谋大师，更深知他顺者昌、逆者亡的特点。既然太祖话已挑明，如不听从太祖安排，定遭不测之祸。于是石守信等便跪拜于地哭着说：“臣等愚不及此，乞陛下哀怜，指示一条生路。”太祖见这班功臣正如自己预料，如此知趣，心中非常高兴，便说道：“人生匆匆，如白驹过隙，生老病死，实难预料。故生时当多积金银，及时行乐，方不虚度此生，也可造福子孙。卿等不如解去兵权，多买良田美宅，歌童舞女，日夕安乐，颐养天年。朕与卿等约为婚姻，世世亲睦，上下相安，君臣无猜，岂不两全其美？！”石守信等武将见太祖虽然削夺其兵权，却并没有恩断义绝，而是恩赏有加，连忙拜谢于地道：“陛下怜臣等一至于此，正所谓生死而肉骨也。”于是皆大欢喜而散。次日，诸位军帅纷纷上表称疾，请求罢去兵权。宋太祖一一准奏。就这样，宋太祖在杯酒谈笑之中，便巧妙地削夺了这些开国元勋对禁军的统领权。
宋太祖解除了石守信等人对禁军的统领权后，又开始着手解决地方节度使的问题。于是他故伎重演，召永兴节度使王彦超、安远节度使白重赞、保大军节度使杨廷璋等同时如朝，赐宴后花园。当酒宴正浓时，太祖举杯对这些节度使说：“卿等皆国家旧臣，长期镇守边镇，风沙雪雨，辛苦至极，此非朕优礼贤臣之本意。朕今召卿等归朝，欲使卿等安享富贵，不知诸位意下如何？”说者有意，听者有心，王彦超立即品出了太祖这番话的真实用意，立即离席跪奏道：“臣素乏功劳，蒙圣上恩宠，叨占节度使重职。今已年老腐朽，请准老臣解甲归田，以享天年。”太祖见王彦超对自己的意旨心领神会，非常高兴，大大夸奖了他一番，并予以恩赏。谁知节度使中有一位名叫武行德的人，为人耿直，且不懂人情练达，他居然不明白太祖的用意，反而以为太祖真的抚劳边镇，于是便滔滔不绝地夸耀自己的战功，表白辛苦。太祖冷笑一声，打断他的话，说道：“这些都是前代的故事，也不值得再提起了吧。”武行德自讨没趣，灰溜溜地退了下去。次日，太祖下旨，革去武行德等人的节度使之职，唯有王彦超留任如故。为了从根本上铲除节度使割据一方的弊端，紧接着太祖便采纳赵普的计策，“夺其权柄，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所谓釜底抽薪，使地方节度使完全被架空，有名无实，丧失了与中央对抗的实力。
节度使虽然被剥夺了权力，但军队还得由他们掌握，南征北战更少不了他们。为了进一步控制武将，太祖思来想去，决定对武将采取“用其长技，厚之以财，限之以权，警惕其变”的谋略。公元974年，宋太祖决意征南唐，任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率十万大军南征。为了激励曹彬征战，临行前，太祖特地为他举行壮行宴会。太祖对曹彬说：“江南之事，朕就托付给卿了。切忌暴掠生民。”又亲赐曹彬尚方宝剑一把，说：“十万大军由卿一人节制。凡副将以下不听命者，可先斩后奏。”宴会后，太祖又私下对曹彬说：“卿若攻克江南，活捉李煜，朕定封卿为相。”当时副将潘美在一旁听得仔细，出朝后便向曹彬预祝官运亨通。曹彬早已看透了太祖的用意，便笑着说：“此次出师，上赖祖宗庇护，下靠众将士奋勇拼杀。我虽为统帅，如果有幸获胜，也不敢居功自傲，宰相之职，位极人臣，岂敢觊觎。”潘美说：“天子无戏言，攻下江南，自当加封。”曹彬却不以为然地答道：“攻下江南，还有太原。”潘美仍然似信非信。第二年，曹彬就攻克江南，俘获南唐后主李煜，凯旋回朝，向太祖奏捷。太祖见曹彬果然不负所望，大获全胜，心里十分高兴，但一想起自己对曹彬的许诺，不觉犯难了。他认为宰相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任最重，断不能由武将担任。如果拥兵权者为相，军政大权操于一人之手，势必震主凌上。因此决不能封曹彬为相。于是他和颜悦色地对曹彬说：“朕本想任将军为宰相，但而今北汉未平，待将军攻平北汉后，自当加封。”结果正如曹彬所料，太祖果然自食其言，背约失信。潘美与曹彬相视，不觉会心一笑。二人的表情正好被太祖瞧见，便追问原因。潘美便将前次二人所言如实禀报。太祖听后，也颇有内疚之色，便赐曹彬50万钱作为补偿。曹彬退朝后自我解嘲道：“人生何必做宰相，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而已。”
历史上那些以非常手段夺取政权的人，他们往往对自己的统治能否巩固特别关注，深恐别人也用同样的手段夺走他们的政权。靠政变上台的人特别怕别人对他发动政变，靠施展阴谋手段上台的人必然对别人的阴谋诡计保持高度的警惕。那些用不正当手段夺取政权的阴谋家，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尽管他们用各种方法掩饰，为自己披上一层又一层合法的外衣，但他们仍害怕不能尽掩天下人的耳目，认为天下不服之人很多，因此产生多疑、猜忌、残忍、歹毒的心理，采取极端手段诛灭那些参加夺权的知情者。雍正皇帝就是其中之一。
雍正即位为皇帝的真相，虽然至今仍是一桩历史疑案，但据现在所能查阅的文献资料，其舅父隆科多和四川巡抚年羹尧肯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故雍正皇帝刚即位，就对隆、年优宠有加。隆科多被封为公爵，又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雍正帝特下诏称隆科多为“舅舅”，同时又把整个西部的军事大权交给年羹尧执掌。不久年羹尧又平定了青海罗卜藏丹津的叛乱，雍正帝封年为一等公爵。故隆、年二人在雍正初年权重位高，远出众臣之上。但雍正帝是一个心思非常缜密的人。隆、年二人以参与夺权密谋而身居高位，这本身就对雍正帝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年羹尧以封疆大吏而手握重兵，日渐骄横，更使雍正帝不能容忍。年羹尧平定青海、西藏以后，奉圣旨班师回京。一路上年大将军抖擞威风，所过之处，凡供帐稍不如意，不论文武官员，轻则捆打，重则砍头示众，一路骚扰到京郊。雍正帝率领百官前往郊外亲迎。文官自尚书、侍郎以下，武官自提督以下，一齐跪下迎接。君臣礼毕，雍正帝传令为年羹尧设宴接风。当时正值六月天气，酷热难当。行幄外数万兵士全身甲胄，挺立在烈日之下，任凭汗流浃背，纹丝不动，军容雄壮而严整。雍正皇帝见了，深深叹服年羹尧治军之严。为了表示自己对将士的仁慈厚爱，雍正帝乃令内侍传旨三军，卸甲散队休息，以酒肉犒赏。但圣旨连宣三遍，众将士仍站在原处一动也不动。皇上便对年羹尧说：“天气炎热，大将军可命众军士卸甲休息。”年羹尧从怀中取出一面小旗，交给内侍，内侍在幄外轻轻一晃，众将士立刻卸下甲胄，悄无声息地退下了。雍正帝见了，不觉大吃一惊。心想：朕三传圣旨，众军士置若罔闻，他只小旗一晃，将士们闻风而动。若将来此人生了异心，造起反来，众军士对他奉命惟谨，如何是好！更何况他直接参与了夺权的密谋。此人不除，后患无穷。
从此，雍正帝对年羹尧处处小心提防，一心一意要置他于死地。但表面上雍正帝对年羹尧仍然恩宠有加，格外器重。不久，年羹尧向雍正帝辞行，回归陕甘任所。雍正帝想，年羹尧在京都，较容易制服，若回归任所，岂不是放虎归山？但若不放行，势必引起他的怀疑。寻思良久，雍正帝决定还是暂不动他，放年羹尧赴任，待以后寻找时机再作处置。
年羹尧回到陕甘任所以后，雍正帝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仍然对年羹尧恩宠有加，让他全权处理陕甘事务，同时还命他以书信形式秘密参与朝中政务。另一方面却派了很多侦探暗中尾随而去，搜寻年羹尧的不法证据；同时还命令他们在年氏集团中进行分化瓦解，离散其党羽，扶持年的反对势力。年羹尧在雍正皇帝的恩宠下逐渐忘乎所以，专横独断，暴虐无常，杀戮任性，生活上极端奢侈腐化。这样年羹尧就一步步落入了雍正帝为他设置的圈套之中。雍正帝前后收集的年羹尧的不法证据多达92条。这年二月，年羹尧上表，颂扬皇帝“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但却把“朝乾夕惕”误书为“朝乾夕阳”。雍正决定以此为借口对年羹尧下手。于是他发出上谕，责备年羹尧不想以“朝乾夕惕”归之于他，说年羹尧是自恃功高，刻意不敬。同时雍正帝又迅速调换川陕官员，将甘肃巡抚胡期恒撤职，遗缺由岳钟琦兼任；调四川巡抚纳秦进京，改派赵坤署理。这样就去掉了年羹尧的亲信，剪除了其势力。不久，雍正帝又传旨，命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将他调补杭州将军。这时诸王及大臣料知雍正帝要除掉年氏，纷纷揭发他的不法罪状。于是雍正帝又将年羹尧连降十八级，罚他看守城门。不久即将年逮捕下狱，并勒令其自裁。又将年氏家族杀的杀、充军的充军。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竟落得如此悲惨下场。
和年羹尧一样，隆科多帮助雍正帝用权谋夺得了政权，年羹尧功高震主当死，隆科多也难逃厄运。
雍正帝在夺取和巩固皇位的斗争中，隆科多出力甚多，故深得皇上倚重，被任命为吏部尚书，赐太保加衔。雍正帝称他是“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宠荣备至。但雍正帝对年羹尧猜忌时，对隆科多也产生了戒心。隆科多原本在康熙末年就位高禄厚，他为了捞取更大的权力，于是冒着特大的风险把雍正帝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后来隆科多逐渐发觉雍正皇帝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心想现在自己虽然权倾朝野，但地位并不稳固，一旦自己对雍正帝无用，厄运就会降临。因此他在许多事情上都留有后手。雍正帝爱抄家，隆科多早早地就把财产分藏在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结果还是让皇帝知道了，得了个不守人臣本分的罪名。隆科多于是主动提出辞掉步军统领职务，想以此消除雍正帝对自己的猜忌。但是雍正帝哪肯放过他，早在数说年羹尧的罪名时，就把年、隆二人并提，列为植党揽权的奸臣。吏部在议处年羹尧的罪名时，先后提出两个意见，前议过轻，后议过重。雍正帝说如此错乱，一定是隆科多有意扰乱。于是都察院秉承圣旨参奏隆科多庇护年羹尧，于是隆科多被雍正帝削去太保衔。后刑部又上奏，说他贪赃枉法，私受年羹尧等人的金银八百多万两，应当斩决。雍正帝说他才尚可用，免其死罪，革去尚书职，令其前往阿尔泰处理边界事务。隆科多离京赴任不久，议政王大臣复议隆科多私藏玉牒，应拿问治罪。于是隆科多很快就被逮回京城，交由锡保密审。锡保奉旨审讯，指出罪名，责问隆科多。隆科多自知难逃活命，便说：“这等罪案，还是小事，我的罪名远不止此。不过我只是个从犯，还不是首犯。”锡保问：“首犯是谁？”隆科多回答道：“就是当今皇上。”锡保斥骂他诽谤皇上。隆科多说：“你去问问他，哪一件事情不是他命令我去做的。他现在做了皇帝，我自然该死。”最后诸王大臣议上隆科多四十一大罪状，雍正帝传谕：隆科多免其死罪，永远禁锢；家产免于抄没入官。不久隆科多死于禁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