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中华大帝国，封建社会绵延两千多年，其间变化最大的，恐怕要数秦汉之际了。清代学者赵翼就说过，“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古代世袭制家天下王朝的建立，以秦汉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秦汉以前是“有土而王”的时代，秦汉以后为“无土而王”的时代。西汉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总结历代王朝兴衰嬗替的规律时曾指出，从五帝三王到暴秦，王朝的建立有两种类型：自虞夏兴起，汤武称王，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合，每一个王朝的建立者都出自古老的氏族或部族。他们家世悠长，根基深厚，拥有雄厚的实力；他们“积善累功数十年”，“修仁行义十余世”，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惨淡经营，最后才得以“并冠带”而一统天下。但是秦汉之际却冲破了这一旧的格局。从陈胜树起“张楚”的王旗，到刘邦“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起而逐鹿中原的，大都是奋竞草泽的布衣白徒。一时人才尽出其中，他们角群雄而定一尊，开辟了“无土而王”的新时代。自此以后，大多数王朝的开国君臣都来自社会的底层，由此构成中国两千多年来历史上较为特殊的开国布衣卿相的局面。毫无疑问，这些奋竞草泽的布衣白徒都是一时的雄杰。他们有的以勇武著称，有的以权谋取胜，有的以柔道取天下，有的以智力为雄主。真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几家欢乐几家忧愁。因此，我们对夺权之术的考察也就从这一时代开始。
从秦汉到三国，其间四百余年，历经三个乱世，涌现出了刘邦、刘秀和曹操这三个雄豪而有心计的人物。刘邦以机谋权变著称，刘秀以仁厚持重名世，曹操则以智谋诡诈为人所称道。虽然他们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同，政治谋略也各具特色，但他们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为推动社会的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刘邦和项羽之间的角力争雄，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了第一出威武雄壮的“无土而王”的活剧。他们的故事是那样的扣人心弦，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直到现在，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上，还存留着他们争锋的楚河、汉界。当人们在棋盘上厮杀时，仿佛还能听到当时的金戈铁马之声。
在楚汉战争中，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数岁不安，皆因你我二人。我愿与你单独决斗，一决雌雄，不要再让天下父老受苦了。”刘邦却笑着回答道：“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史记·项羽本纪》。楚汉战争的历程的确如此，刘邦虽然实力远逊于项羽，但他靠机谋权变，屡败屡战，终于打败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一统天下，成为开启四百多年基业的一代雄主。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点燃了反秦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不久，曾做过泗水亭长，后来亡命于芒砀山的刘邦自称沛公，在丰沛之间发展势力。与此同时，在会稽的楚国贵族项梁、项羽叔侄杀会稽郡守，率八千人渡江北上，加入到反秦的农民战争之中。不久，陈胜、吴广牺牲，刘、项两支起义军渐渐成为反秦斗争的主力。起义军在楚怀王的主持下于彭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兵两路：一路由项羽率主力北上救赵；另一路由刘邦率领，向西略地攻取关中。并与诸将相约：“先入定关中者为王。”楚怀王的这一决定虽有偏袒刘邦之意，但究竟谁能先进入关中，还得看他们各自的谋略和战术。
刘邦引军西上，或以武力强攻；或以谋略智取；或晓以厉害，迫其投降；或明以大义，促其归顺。所过之处，刘邦下令一律不得烧杀掳掠，大受人民的欢迎，因而破南阳，降宛城，袭武关，一路追奔逐北，势如破竹，很快便进入关中。饱受秦王朝暴虐统治的关中人民抬着牛酒欢迎刘邦的军队。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只得素车白马，向沛公投降。灭秦以后，为了迅速稳定关中人心，刘邦采取了几条重要措施：第一，军队不得进入咸阳城；第二，秦宫室中的重宝财物一律封存，不得擅自动用；第三，刘邦亲自召集关中的父老、贤达和地方各界人士，向他们宣布：“秦法苛酷，诽谤者受族诛，两人交谈处弃市之罪，关中人民深受其苦。楚怀王与诸将相约，先入关中者为王，故我当为王。今特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余秦法尽行废除。各级官吏一律原职留用。我率军来关中，完全是为父老乡亲们除害，绝无侵凌残暴之意，希望大家不要害怕。”随即他又派出将士会同秦朝的旧官吏，分赴各地传谕他的命令，于是关中的局势很快便稳定下来。关中人民争先恐后地抬着牛羊酒食犒劳义军，刘邦坚辞不受，说：“我军粮饷充足，请大家不要破费。”这样一来，关中人民更加欢喜，唯恐沛公不为王。沛公的这一系列政策和举措非常高明，深得关中民心，不仅迅速稳定了关中的形势，更重要的是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为以后争夺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能取得胜利，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富饶的关中为根据地，源源不断地为他输送粮饷和兵员。而关中民众之所以支持他，刘邦初入关时的这些政策措施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时，有人向沛公建议：关中富庶，地形险要，今闻章邯已经投降项羽，项羽封他为雍王，管辖关中。若如此，沛公就不可能当王了。现在可急派兵马控制住函谷关，拒绝诸侯的军队进入关中；同时征调关中人入伍，增加兵员，以防不测。沛公未及深思，便采纳了这人的建议。但就是这个建议，几乎把沛公送入绝境。
当时，项羽率义军北上救赵，义军渡过漳水，破釜沉舟，将士们每人各携三日粮，以示必死无还的决心。项羽率楚军长驱直入，九战皆捷，大败秦军，威名大震。其后项羽将秦降军二十余万人在新安全部坑杀，随即率军西上。当他听说沛公已经关闭函谷关，极为震怒，命令黥布率军攻破函谷关。项羽率大军进入关中，屯于戏西，并准备立即攻打刘邦。这时项羽拥有四十余万人马，刘邦仅有十万之众，二者实力悬殊。刘邦见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料定自己绝非项羽的对手，于是迅速改变策略。他首先通过张良结交项羽的叔父项伯，并与他结为姻亲，请项伯在项羽面前代为陈情；随后他又以常人罕有的胆略，亲率百余骑前往鸿门拜见项羽，当面向项羽解释说：“我与将军合力攻秦，将军战河北，我战河南，不料我能先入关破秦。我入关后，秋毫无犯，封陈府库以待将军。我遣将守关，一则是为了防备盗寇，二则是天下混乱，以防不测。我日夜盼望将军到来，绝无半点异心，谁知竟有人从中挑拨离间，还望将军明察。”项伯也趁势劝项羽：“沛公不先破关中，您怎能如此顺利入关！今沛公有大功，您却想率军攻打他，此乃不义之举，不如善待沛公。”骄傲自大的项羽果然解除了对刘邦的疑虑，遂设宴招待沛公。刘邦终于用机谋权略解除了这一场危机。
几天以后，项羽率军进入咸阳，杀秦王子婴，又虐杀百姓，掳掠财物，大举屠城以后，又纵火焚烧了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一代文明尽被毁弃。有一位谋士劝项羽：“关中之地，倚山带河，外有四塞以为险，土地肥饶，物产丰富，可定都关中。”项羽见秦宫室已被焚毁，不愿久居关中，思乡之念日切，便说：“富贵不归故乡，好比穿上绣花新衣夜行一样，有谁知道？”这位谋士私下对人说：“听人说楚人是沐猴而冠，今见项羽，果然如此。”项羽听说后，就把这位谋士抓来烹杀了。项羽的这些态度和举措，与刘邦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在关中的残暴行为使他尽失人心，关中人民对他恨入骨髓。他放弃关中，反映了他的贵族意识以及光宗耀祖的思想。他目光短浅、心胸狭窄，缺乏远大志向，然而又刚愎自用。因此，他仅仅是一个赳赳武夫，缺乏谋略，尽管一时强大，但最终必然败在刘邦手下。
随后，骄横的项羽便虚尊怀王为义帝，自立为西楚霸王。他又大行分封，封了十八个诸侯王。他的分封完全不按功劳的大小，而是以亲疏为序，其中既有反秦的将领，也有原六国贵族后裔和秦王朝的降将。为了抑制刘邦，他把刘邦封为汉王，封国在十分闭塞的汉中，实际上等于流放。又封秦朝降将章邯等三人为王，控制关中，以牵制刘邦。项羽大搞分封制，完全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自战国以来，大一统成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人民盼望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局面。秦王朝的统一正是这一历史趋势发展的结果。秦朝灭亡的原因并不在于废除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而是在于它的统治太残暴。项羽认不清历史发展的方向，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引起了更大的动乱，不久就爆发了更大规模的争夺统治权力的战争。
公元前206年，刘邦在汉中拜韩信为大将，引兵偷渡陈仓，击溃项羽分封在关中的三王，控制了关中。此后刘邦便以关中为根据地，同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战争。在楚汉战争中，刘邦采取两条战线作战的方针，刘邦亲率军队与项羽周旋，吸引其主力，而由彭越和韩信所统帅的两个方面军则从侧翼发展实力。刘邦一军虽然屡次被项羽打败，但由于有萧何从关中源源不断地为他补给兵员粮草，得以坚持下来，并紧紧吸引住项羽的主力，彭、韩两军乘机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彭越在梁地往来游击楚军，断楚军粮道；韩信则攻下燕、齐，从东方威胁楚军。与此同时，刘邦又成功地策动了项羽的大将九江王黥布背楚归汉。这样，双方的形势便逐渐发生变化，汉军越来越强，而楚军的处境则渐趋不利。
公元前204年，项羽为赢得喘息时间，主动向刘邦求和，约定双方以鸿沟为界，鸿沟以西属汉，以东属楚，双方罢兵。项羽遂引兵东归。但刘邦则采纳张良、陈平的计谋，趁项羽松懈之际进兵，追击项羽到阳夏，双方又形成对垒之局。正在这关键的时刻，拥有重兵的彭越和韩信裹足不前，意存观望。特别是韩信，更对刘邦进行要挟，要刘邦封他为齐王。为了集中力量击败项羽，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答应了韩信的要求，与韩信、彭越相约，破楚之后，自陈以东至海的地区全部封给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地区封给彭越。两人既受封为王，又获得了广大的封地，终于改变态度，引兵会攻楚军。公元前202年，刘邦各集团军将项羽包围在垓下，彻底打败项羽，项羽突围后在乌江边自杀。这年2月，刘邦正式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汉”。
纵观楚汉相争的历史，刘邦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根本的原因当然在于他的政策和措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但其权谋的优势显然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项羽原本居于优势，兵多势强，但一方面他目光短浅、刚愎残暴、烧杀掳掠、大失民心，又兼缺乏智谋，只想以武力取胜，有勇无谋的项羽当然不是刘邦的对手。另一方面，项羽刚愎自用，不能采纳部下的正确意见，致使许多有才能的人物在刘邦的拉拢、引诱下，纷纷背项投刘。就连唯一的谋臣范增，也因刘邦的反间计，被项羽罢黜不用。与此相反，刘邦则心胸豁达，深谋远虑，有胆有识，广泛采纳各方面的意见，择善而从。刘邦既有稳固富饶的关中为根据地，又善于用人，特别是在关键时刻，能从大局出发，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上下齐心协力，和衷共济，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刘邦后来在总结夺取天下的原因时曾说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转运粮饷源源不断，我不如萧何；统兵百万，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这三人都是当今人杰，我都能任用不疑，让他们尽展其才，这就是我能取得天下的根本原因。项羽呢，他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用，所以被我打败了。”与刘邦相比，项羽却缺乏自知之明，直到死也还不觉悟。他不从自身寻找由强而弱、最终失败的原因，而是归咎于“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史记·项羽本纪》……这就是智者与愚者的区别。
公元前202年正月，各位诸侯与将相大臣共同上书，尊刘邦为皇帝。“皇帝”之称，始于秦始皇。远古时代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皆称王。秦始皇认为他的功绩远远超过了夏、商、周的王，可与上古的三皇五帝并列，于是改称为皇帝。对于“皇帝”这一称号，刘邦当然心仪已久，但他以一介平民，奋竞草泽而一统天下，居九五之尊，用皇帝的称号，能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吗？深谙机谋的刘邦决定以退为进，便假惺惺地谢绝了臣下尊他为皇帝的建议，说：“吾闻之皇帝乃贤者的称号，吾不敢当皇帝之位。”群臣一再坚持，刘邦再三谦让，最后他表示不能违背众人之意，才说道：“诸君坚持认为我应该称皇帝之号，为了国家，我就答应了吧。”刘邦的这一谋略，竟为后来历代的开国之君所效仿，而成为一个惯例。
如果说刘邦是一位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甚至还有点流氓气的草莽天子的话，那么建立东汉王朝的刘秀则是一位仁慈厚道、温文尔雅、具有儒者气象的开国君主。两人夺取政权创建王朝的时代背景不同，个人气质和文化素养也不同，因而其夺取政权的谋略和权术也大异其趣。刘秀建国后，有一次与家人欢宴，宗室诸亲异常高兴，酣饮之中，大家说道：“文叔少时谨信，与众人不款曲，惟以柔直处世待人，故能践九五之尊。”光武帝听后，大笑着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以柔道夺取天下，以柔道治理天下，这可以说是光武帝一生政治的基本特点，也是他权谋的突出之处。
刘秀是西汉的宗室，汉高祖的九世孙。他生活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自幼便受到儒学的熏陶，青年时期曾在长安太学里研究儒家经典《尚书》，具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后来回到家中务农，经营产业，过着耕读持家的生活。当时外戚王莽篡汉，建立了新朝。但王莽政权不仅丝毫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反而加速了政治腐朽和经济崩溃，劳苦大众陷入水深火热的绝境，民众纷纷起兵反抗王莽政权。刘秀的兄长刘，字伯升，为人刚毅有大志。自王莽篡汉以后，他就暗中准备起兵反莽，复兴汉室，为此广交天下豪杰，为将来起事积聚力量。刘秀与乃兄性格相反，谨慎持重，外柔内刚，温文尔雅，深沉而有谋略。在起兵的问题上，他比兄长更加深谋远虑，显示出稳重、深沉的特点。当时人们厌恶新朝，思念汉室。刘秀是西汉宗室出身，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另外，当时社会上还流行着一条谶语：“刘秀当为天子。”这个“刘秀”可能是指王莽的国师公刘歆，也可能就是刘秀自己的伪造。总之，刘秀决定利用人们希望复兴汉室的心理和当时流行的谶纬思潮，为自己夺取政权制造舆论，让“刘秀当为天子”的观念深入人心。宛城豪杰李通、李轶也好图谶之言。他们见天下兵起，王莽政权行将灭亡，刘姓复兴的思潮十分流行，二人便商议道：“南阳宗室，独有刘伯升兄弟可以谋大事。”于是便编造了一条谶语：“汉当复兴，李氏为辅。”适逢刘秀前往宛城贩谷，李氏兄弟便盛情相邀，与他谈及图谶和起兵之事。于是刘秀便与李氏兄弟深相接纳，暗中做起兵的准备。汉朝时神秘主义最为盛行，特别是两汉之际，谶纬思潮十分流行，它对人们的思想、行为都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刘秀以神道设教，利用图谶来为自己夺取政权制造舆论，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高明的谋略。
公元17年，刘、刘秀在南阳舂陵起兵，集合了8000人的队伍，合并到绿林军中。由于在战斗中刘指挥得当，部众作战勇敢，一开始就打了几场胜仗。在分配战利品时，舂陵兵自然就分得多一些，这样就引起了绿林军将士的不满。在个别人的挑动之下，一场火拼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刘秀获知消息，便立即与刘商量，决定以大局为重，劝告刘氏部众将分得的财物全数交给绿林军。绿林军将士得到财物后，高兴地说：“刘秀真不愧是汉家子孙，帝室后裔。”这一场内讧的平息，提高了刘秀在起义军中的威信。但刘、刘秀兄弟势力的发展，引起了绿林军中一些将领的疑虑。为了抑制刘氏的势力，他们便拥立另外一位缺乏实力的西汉宗室刘玄为皇帝，建立了更始政权。刘为大司徒，刘秀为太常偏将军。不久，刘、刘秀兄弟分别在昆阳之战和宛城之战中打败王莽的军队，彻底扭转了局面，王莽政权败局已定。同时刘氏兄弟也名声大振，威望大为提高。特别是刘，恃才傲物，根本不把刘玄放在眼里。心胸狭隘的更始帝刘玄唯恐刘氏兄弟的发展危及自己的地位，便乘刘秀外出之机，找个借口杀了刘。兄长被害，刘秀悲痛欲绝，但他深知目前自己的实力太弱，与更始政权闹翻对自己不利，于是他决定施行韬晦之术，以惊人的毅力强忍悲痛，立即驰回宛城，求见更始帝，叩头谢罪。刘的部属到刘秀住处凭吊刘，刘秀既不为刘服丧，也不与他们谈及刘之事，只是引过自责。在大庭广众面前，他饮食言笑一如平常，好像对兄长的被杀他一点也不在意，同时他也从不言及昆阳之战中自己的功劳。但每当夜深人静，他一人独处时，却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愤，饮泣于被中，泪水湿透了枕席。另一方面，刘秀又千方百计结交更始帝的左丞相曹竟父子。刘秀的忍辱负重和韬晦之计终于解除了刘玄的戒心，并重新赢得了更始帝的信任。不久，更始帝打算委派刘秀前往河北镇慰州郡。朱鲔、李轶等大臣却竭力劝更始帝不要派刘秀去河北，否则放虎归山，终成大患。曹竟父子则私下对更始帝说：“刘秀多谋善断，为人谨厚，对陛下也忠心耿耿，镇抚河北之重任，非刘秀莫属。朱、李等人嫉贤妒能，望皇上明察。”刘玄果然对刘秀十分放心，任命他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持节前往河北镇慰州郡。从此，刘秀开始经营河北，发展自己的势力，踏上了与群雄争夺天下的历程。
当时河北境内共有铜马、青犊、五校等十余支农民起义军，拥有数十万之众。地方豪强武装遍布各地，拥兵自保，依寨据守。刘秀单车赴河北，既无“尺土之柄”，又无人马可恃，境况之艰窘可想而知。但刘秀也有他自己的优势，第一，他出身宗室，是汉高祖的九世孙，顺应了当时社会上“中兴汉室”的呼声。第二，“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为他奠定了舆论基础。第三，他在昆阳之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以少胜多的气概和大败王莽的光辉战绩也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第四，他为人仁慈、厚道、谨慎、持重，待人和气，广接良缘，不居功自傲，不聚敛财物，在绿林军中甚得人心。他的这些品质使他具有人格上的魅力，不仅成为当时世族豪强地主理想的代表人物，而且也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拥戴。所以，当他单车赴河北以后，他旧时的同窗邓禹就来到了他的身边，与他共同制定了“以诚信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的方针。他深入各州县，接见各级官吏，考察他们的政绩，罢黜贪官污吏，选用贤人能士，革除王莽苛政，平省冤狱，赦遣囚徒，恢复汉朝官名，等等。他恩威并用，刑赏结合，宽严适度，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赢得了民心，廓清了河北。
在延揽人才方面，刘秀主要利用联姻和宗法裙带关系，联络河北各种势力，收并世家大族、乡里豪强及其宾客、部曲。西汉后期以来，世族豪强地主及与之相适应的家族宗法势力迅速发展，逐渐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而刘秀正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王莽政权的覆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得到豪强地主的支持。在刘秀政治势力发展的过程中，他比其他政治集团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充分认识到世家大族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采用各种方法取得他们的支持，其中利用婚姻和族党关系便是他的重要谋略。刘秀的妻族郭氏，就是他赴河北以后以婚姻形式联络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郭氏是河北真定的世家大族，郭昌的亲家刘扬也是世家大族，起兵反王莽，有众十余万。刘秀赴河北后，派巨鹿世族刘植劝降刘扬，刘扬乃率部归顺刘秀。刘秀为了向刘扬表示厚相接纳的诚意，便娶其外孙女郭圣通为妻，随后刘秀与刘扬联兵进攻邯郸，打败王郎，很快平定了河北。郭圣通也受到刘秀的宠爱，后被立为皇后。刘秀特别看重具有宗亲实力的士人。当时常山太守邓晨来投，刘秀对他说：“伟卿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后汉书·邓晨传》。乃遣邓晨归郡。后来邓晨果然率宗族人众来投刘秀。另一方面，当时凡是际会从龙之士，大都率领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事实上，刘秀集团之中坚如冯勤、阴识、冯异、贾复、任光等，均系举宗从征之辈。
为了扩大刘氏政治集团的势力，刘秀也利用联姻来加强同功臣、部将的联系。南阳世族贾复举宗从征，在真定战役中受了重伤，刘秀就明确向他表示：“闻汝妇有孕，若生女，我子娶之；若生男，我女嫁之，你就不要担忧妻子。”由此可见，刘秀利用姻党关系收揽豪杰英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优礼之举，而是利用宗法裙带关系收并世家大族、乡里豪强的一种深沉的谋略。
刘秀在延揽人才方面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以诚信待人，从而赢得了各方人士的支持和拥戴。刘秀在河北打败王郎后，汉军按刘秀命令搜查王郎的宫室，意外地搜查出许多汉军将领写给王郎的信，其中多有诽谤刘秀、献媚王郎之辞。此事向刘秀报告后，那些写过信的将领万分恐惧，一时间人心浮动，全军不安。刘秀心想，一方面，如今天下未定，战事方酣，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一些将士暗通王郎，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也可以理解；另一方面，写信者众多，法不责众，决不能轻易惩处。于是，刘秀对这些搜来的信函一封也不看，就命令部下把这些信函当众焚毁，并说道：“让那些辗转反侧的人得以安眠吧。”这一举措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特别是那些写过信的人更是万分感动，刘秀的超人度量赢得了人心，使将士们愿意为他效命，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更值得称道的是，刘秀能团结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对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刘秀也能捐弃前嫌，信任有加。刘秀称帝后，想攻取洛阳作为帝都。洛阳守将是更始大将军朱鲔，此人曾参与杀害刘的阴谋，后来又力劝更始帝不要让刘秀渡河北上。他自知深深得罪了刘秀，因此当汉军来攻打洛阳时竭力防守，汉军攻打了几个月也没能如愿以偿。刘秀派昔日朱鲔的部将岑彭前去劝降，朱鲔在城头对岑彭说：“我自知罪孽深重，哪敢投降。”岑彭回来向刘秀如实报告。刘秀请岑彭向朱鲔转告：“干大事者不记小怨。他如果投降，朕不仅不杀他，而且还保留他原来的官爵。朕对黄河起誓，决不食言。”岑彭再到洛阳城下，向朱鲔转告了刘秀的话。朱鲔将信将疑，他从城头放下一条绳索，对岑彭说：“如果你讲的是真话，请你顺着绳索爬上来。”岑彭抓住绳索就爬。朱鲔见状，乃知是真情，立即同意投降。他把岑彭迎接进城，叫人用绳索把自己绑起来，与岑彭一起前往刘秀处听候发落。刘秀见朱鲔自缚前来投降，急忙下座，亲自为他松绑，向他表示慰问，随后即叫岑彭连夜把朱鲔送回洛阳城。光武帝对杀兄之仇人竟然如此宽厚，使朱鲔极为感动，翌日清晨，朱鲔就举城投降，迎纳光武帝。光武帝立刻就拜朱鲔为平狄将军，后来朱鲔又官至少府。刘秀的诚信还表现在用人不疑之上。他深知方面之任，权不重则事不专，事不专则功难立。所以他尽可能放手任用臣下，使他们无后顾之忧，或攻或守，或进或退，都可以相机权变，从容制敌，取得胜利。
“以诚信延揽英雄”，可以说是光武帝能够夺取政权的最重要的谋略。他曾这样说过：“今天下散乱，兵革并兴，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刘秀之所以最后取得胜利，建立东汉王朝，这可以说是他政治谋略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
曹操少年时便机警有权谋，任侠放荡，不喜欢从事产业，文韬武略，俱在众人之上。他博览群书，特别喜爱兵法，曾为《孙子兵法》作注，因此对于机谋权变之术烂熟于胸。当时的太尉乔玄以知人著称于世，他一见曹操，就认定此人将来必大有出息，因此劝他好自为之，并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他。鉴于曹操声名不显，乔玄又建议他去求见许劭。许劭也是当时名士，善于品评天下士人。凡经他品题之人，便为天下士人所重。于是曹操便前往拜见许劭，问他：“我何如人？”许劭不答。曹操一再追问，许劭才说道：“足下乃太平世中的能人、乱世中的奸雄。”曹操对这一评价非常满意，由此声名大振。
公元189年，董卓入京，废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傀儡皇帝，即汉献帝，董卓自任丞相，专擅国政。曹操逃出洛阳，回到陈留，尽散家财，组织义兵讨伐董卓。当时关东各地豪杰也纷纷起兵，推举袁绍为盟主，组成讨董联军。但诸将皆畏惧董卓，逡巡不敢进战。曹操名微而将寡，见诸将裹足不前，遂率本队人马与董卓交战。由于寡不敌众，曹军败退而归，虽然打了败仗，但他正义而勇敢的行为却赢得了天下人的赞许。其后，曹操又率军平定青州的黄巾军，降其三十万人马，将老弱淘汰，留其精锐，号为青州兵，并占据了兖州，成为一个较有实力的军事集团。
曹操深知，欲在乱世之中大有作为，建功立业，必须广求人才。他先后吸纳了汝南和颍川的名士荀彧、荀攸、郭嘉等人，为他出谋划策。曹操手下聚集了一大批当时的社会精英人物，在三国之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谋士毛玠向他提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三国志·魏书·毛玠传》。）曹操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认真实行，成为他势力发展的转折点。
所谓“奉天子以令不臣”，就是表面上尊重汉朝皇帝，实际上是假借天子的名义号令天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发展自己的势力。这可以说是曹操一生政治谋略的基本特点。讨董之战时，董卓挟持汉献帝并胁迫洛阳几十万人口西迁长安。不久，汉献帝从长安逃回到洛阳。洛阳城已被董卓焚毁，竟无存身之所，君臣零落，十分可怜。这时汉室威灵已替，天子有名无实。其他人都没有把这个落魄天子放在眼里，唯独曹操具有政治家的眼力和谋略，他深知，虽然汉室威灵已替，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汉天子毕竟是名正言顺的皇帝，是权力的象征。这是一块很值得利用的招牌，因此曹操亲自前往洛阳，把汉献帝迎接到许，自封为大将军。果然，他利用天子号令天下，势力迅速发展起来。他未费吹灰之力，便取得洛阳以东的大片土地，又假借天子命令，命钟繇任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于是关中诸将如马腾、韩遂等只得俯首听命，归附曹操。更重要的是，曹操被任命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在政治上取得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地位，居高临下，奉顺讨逆，师出有名，好不自在。为了更好地控制汉献帝，曹操特别注重对汉献帝左右及其外家戚属的控制。董承的女儿是献帝的妃子，董承由于反对迁到许，并率兵拒阻曹操，而为曹操所杀。董承被杀后，曹操又诛杀了董妃。献帝伏皇后受曹操挟制，惧被废杀，忧愤交加，写密信给父亲伏完，令密图曹操。建安十九年（214年），事情泄露，曹操大怒，命人冲入宫中把伏皇后从藏壁中拖出，连同其所生的两个儿子一起杀掉。然后曹操便与献帝结为姻亲，把他的三个女儿曹宪、曹节、曹华都嫁与献帝为贵人。不久，曹节被立为皇后，这样，曹操便以献帝岳父的身份执掌大权了。
所谓“修耕植以畜军资”，就是恢复和发展农业，以解决军队的粮食供给。汉末以来，天下大乱，战争连年，土地荒芜，饿殍遍地。当时各支军阀势力都严重缺乏粮饷，因此恢复农业生产成为当务之急。毛玠的建议就是针对这一情况而言的。枣祗把毛玠的建议具体化为屯田的措施，就是用军事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曹操首先在许实行屯田，一年之间，就得谷百万斛。他把这一制度迅速向其他地区推广，完全解决了军队的粮食问题，为其军事斗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保障。更重要的是，屯田农民在生产、生活上比较有保障，没有兵役等其他负担。同时，广大流民与土地重新结合，既缓和了社会的动荡，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此同时，曹操一方面在其统治区域厉行法治，打击豪强兼并，极力改变东汉豪强横行乡里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他还注意改善吏治，选用廉吏，严明赏罚。由于他的大力提倡和严格要求，故其官吏无不以廉洁自励。这样，在他统治时期，涌现出一大批较有作为的地方官吏，很快改变了地方的荒残景象。他们立学校，广屯田，兴修水利，招抚流亡，为曹操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随着曹操势力的发展，就与河北袁绍成为北方最强大的两个政治军事集团。他们之间的胜负直接决定着谁统一黄河流域，因此二人的矛盾逐渐升级。袁绍是河北著名的四世三公的世家大族，占有冀、青、幽、并四州，是当时最有实力的集团。曹操、袁绍自幼相识，关系很好。董卓之乱，他们共同起兵讨董。当时他们曾谈及今后如何发展的问题，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可见二人心智的方向早就不同。袁绍崇尚武力和地盘，曹操推崇智术和人才。此后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曹操在河南，袁绍在河北，各自发展势力，彼此关系也不错。
袁、曹失和，始于曹操迎汉献帝到许。其实当时袁、曹两个营垒中的有识之士都看到可以利用汉献帝这一着棋。袁绍取冀州之初，他的谋士沮授就向他献策：“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袁绍也表示赞同，说：“此吾心也。”后来献帝从长安逃出，颠沛流离于河东，沮授再次劝他“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但这时袁绍却认为献帝已无权威，迎之无用，拒绝了沮授的建议。曹操迎献帝到许，任命袁绍为太尉，自己为大将军。袁绍耻于位居曹操之下，不肯接受太尉的职位。他见曹操迎献帝到许竟有这样多的好处，深感后悔，便要求曹操把献帝迁到堙城，曹操当然拒绝了。这样袁绍便对曹操怀恨在心。更重要的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迅速发展起来，由兖州而扩展到豫州、司隶，关中诸将也听他的号令。二人一个在河南、一个在河北，形成了隔河相峙的局面。袁绍哪能容忍，遂决定进攻曹操。
建安五年（200年），袁绍派大将攻曹操于白马，他亲率十万大军，进抵黎阳，双方爆发了官渡之战。从袁、曹双方的客观条件来看，袁绍是当时最有实力的集团，地理条件优越、财富丰饶、兵多将广，这些方面曹操都不如袁绍。但从双方的主观方面，如政治经济措施、军队战斗精神、主将指挥能力等方面来看，袁绍则远逊于曹操。曹、袁的优劣，当时的人就有评价。荀彧和郭嘉是当时有名的谋士，两人都先事袁绍后投曹操，对袁、曹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荀彧评论曹、袁，认为曹操有四胜而袁绍有四败，他对曹操说：“今与主公争天下者，惟有袁绍耳。袁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主公明达不拘，惟才所宜，此为度胜。袁绍迟重而少决断，不能及时把握机权；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为谋胜。袁绍治军无方，法度宽缓，兵卒虽多，其实难用；公法令严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能奋勇争先，冒死向前，此为武胜。袁绍凭借世族之资，沽名钓誉，华而不实，故所用之人多虚浮之士；公以赤诚待人，推诚布公，不虚美，以勤俭律己，对有功之士则不吝赏赐，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都愿意为公效力，此为德胜。”郭嘉也对曹操说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内容与荀彧所言大致相同。曹操本人对袁绍也有很深刻的认识。官渡之战前，曹操手下不少人见袁绍兼有四州，兵多将广，粮草丰足，提十万大军南下攻许，来势凶猛，认为难以抵敌，因此多存畏惧之心。而曹操却满怀信心地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划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刘备像官渡之战前，刘备攻占徐州，遣使与袁绍联兵，使曹操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处境。曹操趁刘备在徐州立足未稳，用快速战打败刘备，刘备被迫逃往袁绍处。在如何对曹操作战的问题上，袁绍的谋士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沮授、田丰建议袁绍对曹操先礼后兵，以大军屯驻黎阳，分遣精骑抄袭曹操的边地，使其左右不得安息，不出三年，可坐而制胜。但审配、郭图却认为打败曹操易如反掌，今日不及时取之，其后恐难图也。袁绍本来就盲目自大，侥幸冒险，自然就听信了审配、郭图的意见。曹操及其谋士分析了形势以后，决定由曹操领兵趋延津，虚张声势，引诱袁绍分兵西来应战，然后自己却集中兵力，以快速行军掩袭白马。果然袁绍中计，曹操取得了首战的胜利。其后，曹操从白马后撤，袁绍从黎阳渡河进击，在延津又被曹操打败。两次战役，斩河北名将文丑、颜良，河北军为之气夺。其后双方主力在官渡决战。建安五年（200年）九月，袁绍运粮车数千乘送军粮到官渡。袁绍的谋士荀攸来投曹操，并向他建议偷袭袁军粮草。曹操果断地采纳了荀攸的意见，派大将前往乌巢大破之，烧其辎重。这时，袁军内部发生分裂，大将张郃、高览投奔曹操。至此，袁绍军全部崩溃，袁绍父子单骑逃回河北，官渡之战以曹操的全胜结束。此后曹操逐渐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奠定了曹魏政权的基础。
诸葛亮在其著名的《隆中对》中对曹操取得胜利的原因曾作了如下的评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者，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对曹操的权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陈寿也评论道：“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赅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蒋介石乳名瑞元，学名志清，字介石。后来他追随孙中山，改名中正。1907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二年即赴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他结识了陈其美，并与之结为异姓兄弟。由陈其美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以后，蒋介石回国，追随沪军都督陈其美，在他手下任团长。随后蒋介石借助陈其美的关系，投奔孙中山。1918年，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援闽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后升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但蒋介石感到自己没有实权，向孙中山辞职，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做证券交易。1922年，陈炯明突然发动政变，率部炮轰广州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急电蒋介石：“盼速来。”蒋介石迅即赶赴广州，登上孙中山座舰永丰舰，协助孙中山反击陈炯明。蒋介石侍立孙中山左右，与他共患难，同生死，并护送孙中山离粤返沪。蒋介石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机会，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请孙中山作序。于是蒋介石声名鹊起，得到孙中山的信任。
陈炯明叛变以后，孙中山在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开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苏联的关系日臻密切。1923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孙中山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蒋介石得知这一信息后，对访苏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去函，表示：“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孙中山准允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赴苏联访问。蒋介石在苏期间，着重考察军事，参观了红军的许多军事院校。他还拜见了绝大多数苏联的领袖人物，处处同共产党人以“同志”相称呼。这时的蒋介石俨然是一个红透了心的革命左派。
但是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居然连一个代表的资格都没有。而毛泽东却被国民党“一大”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其实，并不是孙中山故意冷落蒋介石，而是对他另有任职。孙中山从多年的失败中，深感国民党必须要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定在广东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认为蒋介石在日本学过军事，是一位将才，因而希望他专心办军事，并没有把他当做一个政治活动家。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但此时的蒋介石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职务对于掌握军权的重要性，他对自己没能当上“一大”代表、未被选为中央委员还耿耿于怀。同时他也不满意自己只是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副校长，而校长则是程潜。种种不满郁积于心，于是他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辞呈，未获允准，便回老家溪口去了。没过几天，孙中山就给他发来一封电报，请他速来黄埔军校“主持校务”。蒋介石立即回电孙中山，向他陈述了辞呈未准，便拂然而行的缘由：“受人妒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后来廖仲恺连发三封电报，孙中山又委任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才赴任。后来，他才从《曾胡治兵语录》中认识到掌握军权的重要性，尽心治理军校，培植个人势力。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完全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在军队中建立了政治委员的制度，实行军事和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为后来国共双方都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和政治的骨干。此后他一直喜欢他的老部下称呼他为“校长”，表明他与各军将领的师生关系。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是他控制军权的开始，成为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蒋介石当时羽翼未丰，实力尚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比较低下。当时国民党内有许多元老，没有多少人看得上他蒋介石。从1924年到1926年，富有政治野心的蒋介石在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常常感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近来环境恶劣，有加无已，而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个人意向亦难确定，而安乐非可与。
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
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
这些表白反映了一个有着政治野心、深谙权谋之道的人，他的心理处于紧张的状态，显得异常敏感、焦躁不安。他感到处处有暗礁，人人是敌人。他深知，要想发展自己的势力，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只能迎合革命潮流，拥护孙中山，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所以在那时，蒋介石常常满口的革命词句，喊得比谁都要响亮。他高谈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说中国不但要打倒地主，而且还要打倒资本家，“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甚至说：“以完成我国民革命之责任，直接以实现我总理之三民主义，暨间接以实现国际之共产主义也。”（蒋介石：《三民主义信徒与共产主义信徒非联合一致不能完成国民革命》，1925年12月。转引自《中国政党史》第205页。）他也高谈“联俄、联共”政策。他在1925年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的一次大会上曾发表了如下一段十分动听的演说：叫先进国的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我们世界革命中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去年总理将要北上的时候，对我不但是有面谕，而且是有手谕。总理的面谕说是：“鲍罗廷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要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个样子才好。”……我们实行总理遗嘱，不是在形式上的，若要真正的实行遗嘱，要真正的革命成功，一定要照俄国革命的方法去做，才是总理真正的信徒。蒋介石：《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宴会席上纪念十月革命演说》，1925年11月7日，《政治周报》第四期。转引自《中国政党史》第2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