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化学科学由于受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制约而未能在中国自身 中产生。它是在引进和传播西方近代化学科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其发展 速度也较为缓慢，远落后于大约同时起步的日本。主要的发展历程和问题如 下：
一、实用化学的输入
这是从 17 世纪初到 19 世纪 40 年代的一段时期，当时由于欧洲资本主 义的发展已经打开了通往东方的航路，受到宗教改革运动冲击的欧洲天主教 势力也随之向东方扩展，并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明，其中也包括了化学知识。
从目前查到的文献来看，西方化学传入中国可能是从 1612 年意大利传教 士熊三拔（1575—1620 年）和中国学者徐光启（1562—1633 年）合译的《泰 西水法》一书的出版开始的，书中除叙述了水利和医学知识外，也介绍了西 方的元素说。
这一阶段传入的西方化学知识，从理论上看主要是古希腊的四元素说和 阿拉伯的汞硫二元理论等学说。四元素说除在《泰西水法》中做过介绍外， 还在 1633 年由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1566—1642）撰写的《空际格致》中有 过比较系统的叙述，并还以其批判了中国的五行说；汞硫理论在《徐光启手 迹》中做过叙述，但是，这些理论知识都已陈旧，并未在中国产生实际影响。
从实用知识上看，传入的主要是冶金、火药、酸类和有机药物等内容。
最早传入的冶金知识是 1643 年由德国传教士汤若望（1591——1666）和中国 学者杨文华等合译出版的《坤舆格致》一书。原书为德国著名冶金学家阿格 里柯拉（1495——1555）的名著《论金属》，可惜中译本在出版后的四个月 由于明朝灭亡的战火而散失；最早传入的西方火药配方知识见于 1643 年汤若 望等翻译出版的《火功挈要》一书；输入的西方的硝酸制法见于《徐光启手 迹》，并在其中第一次把硝酸称为“强水”；最早传入的西药之一是：金鸡 纳（Cinchona bark），是在 1693 年康熙帝患疟疾时由法国传教士洪若翰 进献的，由于收到奇效而在中国广为流传。此外，西方的氨水（鼻冲水）也 很早就传到了中国，等等。这些传入的实用知识在生产、军事和医药等方面 都已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一些实际作用，是这一阶段输入西方化学的主体。
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传教士传入了一些西方的陈旧理论和零散的实用知识，还不是近代的化学科学内容，只是为近代化学的传入提供了一定的准 备。
二、理论知识的引进
这是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90 年代的一段时期。当时鸦片战争的失败已使 清朝上层一些人士认识到西学乃一“图强御侮”之道，而且强调不仅要学其 “船坚炮利”的技术，还要学其声、光、电、化的“格致之学”，以期能“探 索科学根底”，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的皮毛知识”①，由此开始大量翻译西 方近代化学书籍，并使西方化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到理论知识引进阶段。其 主要表现是，出现了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化学知识的书籍《博物新编》（1855 年），成为中国传播近代化学理论知识的开端；第一次在《格物探原》① 来新夏：“徐寿生年及其成就”，杨根编《徐寿和中国近代化学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 年，
第 36 页。
（1856 年）中把西方的 Che mistry 译为“化学”①一词，为化学提供了一个 理想的译名，并沿用至今；创办了从事翻译工作的“京师同文馆”（1862 年） 和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1867 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化学专业译 著《化学入门》（1868 年），特别是由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 1839
1928）和中国学者徐寿（1818——1884）等人合译出版了一整套化学专业系 列著作，其中包括相当于普通化学的《化学鉴原》（1871 年），相当于分析 化学的《化学分原》（1872 年），讲述有机化学的《化学鉴原续编》（1874 年）和无机化学的《化学鉴原补编》（1879 年），还有相当于定性分析化学 的《化学考质》（1883 年）和定量分析化学的《化学求数》（1883 年），以 及《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 年）和《西药大成中国名目表》（1887 年）等，已经开始比较全面、系统地引进了当时西方比较优秀的化学著作。
此外，还有其它出版社出版的《化学须知》（1879 年）、《化学源流》（1879 年）和《化学新编》（1896 年）等理论知识书籍，以及《制火药法》（1871 年）、《西药大成》（1879 年）、 《冶金录》（1873 年）、《回热 炉法》（ 1877 年）、《硫强水法》（1877 年）、《造铁全法》（1877 年） 等化学工艺著作。
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通过清廷设立的翻译机构系统地翻译、出版了 大量西方近代化学和化工书籍，比较主动地引进了较多的化学理论知识，为 近代以至现代中国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化学教育的传播
这一时期大体上是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初期。在此以前化学教育 已经开始萌芽。当时的京师同文馆（1862 年）、上海广东方言馆（1863 年） 和广东方言馆（1864）等，除讲授西语外也陆续添设了科学课程包括化学课 程，如京师同文馆在 1867 年增设算学馆，教授数学和化学等课。这可能是中 国最早开设的化学课程。特别是在 1874 年，徐寿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格致书 院”，专门从事科学教育，主要是化学教育，讲授《化学鉴原》一书，并辅 以若干实验，成为中国最早一所传播化学知识的学校。但是，这类学校开办 不多，学员甚少，又有学会团体的性质，还够不上是正规的化学教育，只是 化学教育萌芽的表现。
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由于甲午之战（1894 年）的失败，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康有为、梁启超等逐渐掀起了变法革新运动，主张“废科举，兴学堂”， 施行新式教育。1896 年，清廷下令自京师以至各省州县皆设学校，开始在中 国施行西方教育体制，也推动西方的化学的引进跨入到化学教育传播阶段。 其主要标志是在 1903 年清廷颁布的“学堂章程”中确定了化学在新教育体制 中的地位，决定把化学作为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必修课程， 以使“知物质自然之形象”及“变化之法则”，“以备他日讲求农工商实业 及理财之用”。高等学堂（大学预科）也把化学列为报考理工农医大学的必 修课，开设化学总论、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并辅以实验。大学堂（大学） 的理科设化学门（系），讲授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 应用化学等课程；工科设应用学门（系），开设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制造 化学、冶金学、电气化学、工业分析和化学史等课程；其它专业则相应设有 制药化学、检验化学、卫生化学、生理化学、农艺化学、发酵化学和森林化① 潘吉星：“谈‘化学’一词在中国和日本的由来”，《情报学刊》，1981 年第 1 期。
学等课程①。开设课程种类之多，已不亚于中国 50 年代大学。此外，则是学 校和学生数量的迅速增加。在 1895 年以前，全国学校只有 23 所，学生仅数 十人。但到清末的 1911 年时，学校已增至 5 万多所，其中大学 3 所，高等师 范 9 所，大中专科 38 所，中学 438 所，学生人数已达到 160 余万名。1872 年首派赴美留学生为 120 名，到 1909 年时仅赴日留学生即已达近万人②，其 中有不少专攻化学者。
这阶段的特点是，在进一步翻译西方近代化学书籍同时，又通过正规的 化学教育的途径进行较为广泛的传播，为从普及化学过渡到研究的学术活动 阶段创造了条件。
四、学术组织的推动
这是从 20 世纪初到 30 年代的一段时期。近代化学的传播已经从过去的 启蒙和普及阶段进入到学术活动阶段。主要标志如下：第一，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化学人才。当时派赴出国的 留学生已经学成，并陆续回国从事化学研究工作。例如 1911 年归国的留日生 范旭东（1883—1945）创办了我国第一家盐业公司（1914 年）和第一家索尔 维制碱厂（1920 年），成为我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1921 年归国的留美 生侯德榜（1890—1974），成为世界闻名的制碱专家，在理论化学、有机化 学、化学工程和化学教育领域均有较深造诣，已经能够组织和带领一批化学 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形成了中国第一批化学家队伍。
第二，已经诞生了化学学术团体，推进了化学研究的体制化。从 20 世纪初期开始，随着中国化学队伍的逐渐形成，首先是留欧美学生在巴黎成立了 “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1907 年），留美学生在美国成立了“中华化学会”
（1923 年），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化学研究会”等团体组织。这些组织虽然活动范围有限，存在时间不长，然而却为建立全国性的统一学会团 体积极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并终于导致在 1932 年于南京诞生了中国 的永久性组织“中国化学会”，直至今日。其宗旨是“联络国内外化学专家 共图化学在中国之发达”①，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化学学术研究活动的开 展。
第三，发行了化学学术刊物。当然，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中国就已经创办了自然科学学术刊物《格致汇编》（1876 年）和《亚泉杂志》（1900 年），且都刊载过一定数量的化学文章，但还不是化学专业刊物，所载文章 也多属普及性的，还未能深入到学术研究领域进行探讨。真正具有学术研究 性质的刊物还是在 1932 年中国化学会成立后创办的《中国化学会会志》，专 载中国化学学术研究的论文（以西文发表），随后又在 1933 年创办了《化学》 专业刊物，其宗旨是“传播化学知识，推广化学应用，提高化学研究”②，后 来改为《化学通报》，并一直延续至今，现已有 50 余年的历史。它有力地促 进了中国化学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
西方化学自 17 世纪初期传入中国以后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 300 年中，经 过了四个阶段的传播与发展，完成了中国近代化学发展的过程，开始步入到
① 《奏定学堂章程》，成都官商局，1903 年印。
②
吴根梁：“论中国近代留学生的历史作用”，《文汇报》，1985 年 3 月 25 日。
① 《中国化学会简章》，1932 年 8 月制订。
② 《化学通报》编辑部：“《化学通报》五十年”，《化学通报》，1984 年，第 4 期，第 4 页。
现代化学发展的新时代。 五、多种因素的阻滞 中国在引进、传播和形成自身的近代化学科学方面，虽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然而同起步相近的日本相比，却表现出明显的缓慢性。例如从化学发 展的水平看，从 19 世纪末期中国和日本相比已经具有了明显差距。中国化学 仍处于启蒙普及时期，“专精研究者曾无一人”，全国还几乎没有一位化学 科学家，自然也就不会有任何研究成果问世。这种情况，正如著名化学家曾 昭抡所说，自 19 世纪中叶引进西方化学以后，“最初五十余年，我（国）在 化学方面几乎毫无进步”①。或如著名化学家戴安邦所说，是“并未见任何成 效”，“惟在翻译西文化学书籍方面，稍留陈迹而已”②。日本的情况则有不 同。过去处于落后状态的日本化学当时已经超过了中国，并取得了一批相当 于西方水平的研究成果，诸如 1885 年长井长义发现的麻黄素，1903 年池田 菊苗提出的“物理化学和生产化学关系”的论文，1908 年池田菊苗发现的以 谷氨酰胺为主要成分的“味素”，1910 年高峰让吉发现的肾上腺素和铃木梅太郎发现的维生素 B1 等，在天然物化学等领域已有了相当可观的成就。这样，200 年来西方化学在中国播下的种子，并不是首先在中国而是在日本开 花结果了。
中国近代化学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比较全面的研究方可获得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这里只能做一初步讨论。
1.传播过程的自发性
中国近代传播西方化学的过程带有着很大的自发性。尽管在封建统治阶 级的上层甚至有的帝王本人也支持西学，乐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然而却始 终未能构成一种国策，形成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和自觉的行动，带有着很大的 局限性。以较为开明的康熙帝而论，虽然他很重视西学，请西人进宫讲授科 学知识，甚至还“在宫中设置了研究化学和药学的实验室”①，组织中西合作 编著《数理精蕴》与《历象考成》等科学书籍，以及颁行《康熙永年历》等， 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然而总体说来这还只是康熙帝或其 他少数上层人士的个人爱好与行动，还未能形成一种国策，只能产生极其有 限的成果。例如康熙帝还是依旧沿用八股文取士制度和残暴的文字狱作法， 而不顾及是否影响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特别是当开放引进危及他的 统治时则主张“海禁”，宣布汉人出洋是“自弃王化”而“一律杀头”。这 种情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严重影响了中国同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阻碍 了科学事业的发展。与此相反，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则把开放作为一种立国 之策，强调要“求知识于世界”，并以“誓文诏书”的形式肯定下来，成为 臣民上下整个社会的意识，从而能够比较彻底和自觉地执行开放政策，取得 有效结果。
传播过程自发性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传播的曲折性。从封建统治阶级上 层说来，由于主张引进西学的还只限于少数个人行动，而整个统治阶层还仍①
曾昭抡：“西方化学之传入中国”，杨根编《徐寿和中国近代化学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
年版，第 251 页。
② 戴安邦：“近代中国化学教育之进展”，杨根编《徐寿和中国近代化学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
年版，第 237 页。
①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07 页。
然为那种“宁肯使中夏无好历法（包括科学），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保 守思想所笼罩，一旦时机成熟，保守派就会发起攻击而使引进西方科学之策 受挫。例如当清朝顺治帝去世后不久，保守势力就对传播西方科技知识有功 而受到重用的西人汤若望发起攻击而使他险些丧命。又如清光绪帝虽然接受 了维新派的主张，效法日本，变法图强，而整个统治阶层的主导意识仍是具 有浓厚的保守性，从而能够较易为慈禧太后所推翻，结果是光绪帝被擒，维 新派亡命。相反，日本明治维新后已把开放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列为“富国强 兵”和“殖产兴业”的国策，从而能够比较容易地击退保守势力的攻击，减 少引进的反复性、曲折性，取得有效结果。
自发性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引进的消极性。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如果缺 乏自觉的组织和领导，而仅仅依靠自发活动是难以迅速发展的。特别是对于 已经具有几千年高度发展的封建文明的中国社会来说更是如此。长期以来中 国封建社会已经形成一种盲目的优越感，以为只有中国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 明，而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强调“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 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①，对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具有着抵制、排斥的消极 态度。显然，这种思想如不能有效地加以扭转，仅仅依靠自发引进的科技“种 子”也就难以更快开花结果。与此相反，日本在这方面的阻力就小，不仅是 由于已把“开放”立为国策，而且也由于当时日本还没有形成高于其他民族 的优秀文化，长期以来都在积极吸收中国文化为己用，对外来文化无异端感、 抵触感和消极感，并能与本国实际加以融合与创造，从而能有效发展本国的 科学文化事业。
2.理论和实际的脱节性
这是中国近代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过程的又一个问题。早期的引进多属实 用化学知识，而缺乏理论；中后期的引进又多属理论书本知识，而缺乏实验 技术；更未能有效地同生产需要相结合，缺乏感性的认识基础和推动化学发 展的动力，影响了化学的传播和发展。
从化学教育的传播来说，由于缺乏实验的辅助而事倍功半。当时，我国第一所进行化学教育的“格致书院”，其条件已属上乘，然讲授之法亦多与 教授四书五经之法相同，难以进行实验“亲躬尝试”，以致“味同嚼蜡”而 “终成隔膜”。有的教师虽拟改善这种情况想尽可能地做些实验，然“书院 所用器料，残缺不全，一切未能应手”①，从而收效甚微。即使到了 19 世纪 末和 20 世纪初，虽然按照规定“中学堂以上的学校应有化学教室及实验仪器 与药品的设备”，然而“实际情形是化学教室与一般教室并无二致”，且“多 不遵照规定开设化学课程”。即使有些器材，“亦多系供教员示教实验之用”， 学生并无机会参加，因此“化学教学虽有形式而实际空虚”②。至于在化学实 验基础上开展化学研究，则就更难以实现。这样，对于以实验科学为特征的 化学传播来说，也就自然难以取得迅速进展。相反，日本却有不同。他们在 西方化学传入后不久，于 1862 年就在东京西洋医学所附设了“舍密局”（化① 清朝大学士倭仁语。见杨根编《徐寿和中国近代化学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 年版，第 279
282 页。
① 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92—293 页。
②
戴安邦：“近代中国教育之进展”，杨根编《徐寿和中国近代化学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
年版，第 246—247 页。
学馆），成为“日本学校设化学实验室之始”③。这就引导日本在引进西方化 学的早期就能够理论与实验结合地传播，培养注意实验研究的风气，并一直 保持至今，甚至强调“不配有实验的单纯化学理论研究，不能通过博士论文”
①。这是使得日本化学家在 20 世纪初期能够取得天然物研究一系列成果的原 因之一。
从化学理论与生产的关系上看，近代中国引进的化学知识多停留在书本 上，未能及时在生产中找到“用武之地”，而实际生产却又缺乏化学理论的 指导。以 1893 年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为例，在创办以前并未运用化学理论 和技术知识对铁矿石和煤炭进行必要的分析化验，以致在高炉即将开炉之前 仍找不到合适的煤炭，而不得不到德国去购入数千吨。在筹办炼钢厂时，也 在没有对大冶矿石进行分析化验之前，就盲目地从英国引进了酸性转炉设 备，以致在刚安装好后又不得不拆掉，改建为碱性转炉②，劳民伤财，危害极 大，既影响了生产，又难以依靠生产需要的推动促进化学的传播和发展。当 然，当时的化学知识也曾有限地应用在肥皂制造、造纸（1891 年）和火柴工 业（1894 年）及化妆品等轻工业生产上，然而对于推动整个化学发展来说还 是远为不足的。与此相反，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以前的 1857 年就建立了煤干馏 工业，广泛应用了西方化学知识。到 1903 年池田菊苗发明的“味素”以及随 之投入的工业生产和“味化学派”的形成，则更促进理论探索、实验研究和 工业生产三者的密切结合，等等，从而使日本很早就步入了化学发展的正常 轨道。
从广大群众的直接需要或接受基础来看，对于当时中国处于关闭自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来说，大多数民众还是文盲，除固守田园维持温 饱外，对化学知识则一无所知，二无所求。除少数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还对 化学感到好奇或初知其意外，广大群众以至知识界都还未深感化学之迫切需 要。因此，尽管西方化学在中国传入很早，也很难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 获得迅速发展。
3.对西人的依赖性
近代中国借助西人传播科技知识，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又不应完全依 赖西人，而应及早培养本国人才并逐渐加以取代，否则就难以有效发展本国 的科技事业。例如明末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天文知识，是早已落后几十年 的布拉赫·第谷（Brche Tycho）理论，而对于先进的哥白尼日心说虽已有著 作流入中国，但由于宗教偏见，西方传教士并不予以传播①，以致不能及时吸 收到先进知识。这种过分依赖西人的情况在中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例如 从明末的《泰西水法》，到清末的《博物新编》、《格物探原》和以《化学 鉴原》为代表的一整套化学系列著作的问世，虽然表面上有徐光启、徐寿、 徐建等中国学者参加合译，但实际上多是由通晓汉语的西人口授、中国学者 笔录的。中国学者主要是做了中文的文字工作而不通晓西文。此外，像第一 所科学书院（格致书院）、第一份科学刊物（格致汇编）和第一份报纸书刊（《东西洋每月统计传》）的创办，也都主要或完全依赖于西人之手。与此③
赵匡华：《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660 页。
①
立花太郎：“化学家和物质”，日本《科学》，第 48 卷，第 6 期。
②
杜石然等：《中国科技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82 页。
①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 206 页。
相反，日本却注意依靠本国人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例如日本译出的第一部 西书《解体新书》（1774 年）②，就是由自己培养出的松田玄向、中川淳庵 和桂川甫周等三位日本学者自己译出的。日本的第一部化学译著《舍密开宗》①（1837 年）也是如此，也是由日本学者独立完成的。可见，日本在引进西 方科学之始就已经打好了自力更生的基础，为后来的传播工作树立了楷模。 当然，限于条件日本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本国力量去承担所有任务，也还需要 直接借助于西人。但是日本只把它作为一种暂时的过渡，然后则尽快以本国 人取代。以当时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心机构东京大学来说，在创办初期（1877 年）所聘西人教师最多，但在 10 年后则迅速下降而为留学归来的日 本学者所取代。例如在 1878 年时理学院的 16 位教授中西人为 12 位，日人仅4 位；而在 1887 年的 13 位教授中西人仅剩 2 位，日本人则增至 11 位，前后 的比例已经颠倒过来，反映了日本在借助西人和培养日人关系的处理上的合 理性。正因为这样，就如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所说，日本的学术发展就很 快“渡过了需要辅导的少年期。也恰是这个时期，开始渐渐出现了可以向国 际学术界提出的成果”②。但是，此时中国的化学却仍然停留在需要依赖西人 辅导的“少年”启蒙期。
中日在处理借助西人与培养本国人才关系方面的差距，实际上反映了两 国教育发展的差距。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制定了“教育立国”的国策， 要使日本“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至明治末期时八年义务教育的 入学率已达到 99%。相反，中国则长期忽视近代教育，特别是科学教育，发 展速度总比日本要迟一大步。例如，日本创办翻译学校（九段坂下建洋学所） 于 1855 年，而中国创建北京同文馆于 1862 年，比日本晚 7 年；日本创建综 合性大学（东京大学）于 1877 年，而中国创建京师大学堂于 1902 年，比日 本晚 25 年；日本首派赴西方留学生（内田正幸等 15 人赴荷兰）于 1862 年， 而中国首派赴美留学生于 1872 年，比日本晚 10 年；日本公布新学制于 1872 年，而中国宣布废科举兴学堂于 1905 年，比日本晚 33 年，等等。这就使中 日在培养西学人才上出现了很大差距。据 1862 年日本的“伏尔泰”福泽渝吉 在伦敦同一位中国官员谈话时得知，当时中国可做翻译和教授西文者全国仅11 人，而日本已达 500 余人①，两国相差甚为悬殊。在此情况下中国之西学只好仰赖于西人，而日本之西学则可依赖于日人，两国传播西学、发展本国 科技事业的速度与水平的差异，自是不言而喻了。
20 世纪以后，中国新学制的建立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然而仍存在严重问题。据 1921 年美国教育家孟禄教授来华考察 10 省 190 余所大中小学教 育后所提出的问题是：（1）教育经费不足；（2）教员薪水太低，常有照钟 点计算者，故兼课教师甚多；（3）教师缺乏训练等②。应当看到，这些问题② 《解体新书》，原书为《解剖图谱》（Tabuiae Anatomica）。
① 《舍密开宗》，全书 21 卷，原书是英国化学家亨利（Wlliam Henry ，1794—1836）所著之《实验化学原 理》（Elements of Experimental Chem-istry ），1776 年出版，是经荷兰文译成的。详见三枝博音“《天工开 物》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影响”一文，《科学史译丛》，1980 年，第 1 期，第 11 页。
② 汤浅光朝：《科学文化史年表》，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96 页。
①
魏常海：“从中国西学输入看文化问题”，《晋阳月刊》，1987 年，第 1 期，第 50 页。
② 戴安邦：“近代中国化学教育之进展”，杨根编《徐寿和中国近代化学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
年版，第 248 页。
有的是中国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的致命弱点，如不彻底解决，中国就很难赶上 和超过发达国家水平。愿我们能够“以史为镜”，不要再让落后的历史重演， 积极推动中国现代的化学事业、科学事业和生产事业的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