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中国商人谋略坊之一）《话说京商》

作者：张建明

内容介绍:

本书是《中国商人谋略坊》系列之一，本丛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史论结合，风格活泼，体现了商业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兼容并蓄，包含着经济与文化的联姻、历史对现实的观照。希望包括商人、学生、教师、学者在内的各类读者，能够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营养。

本书叙述的是近代北京商人的故事，更准确地说是叙述近代北京商人的种种经营方略。今天人们所熟知、所推崇甚至奉为圭臬的各种经营方略、商业规范原则和商业理论，有许多我们是可以从这百年历史中、从北京商人的实际经营活动中看出其脉络踪迹来的。

古今中外的商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是文化的较量，是精神的博弈。本丛书讲述近代中国(有的商帮上溯到明清日寸期)各地商人的传奇故事，展现丰富多彩的经营之道、处世之理。旨在对中华商业文化的内容和精神做深入发掘怠结，为当今商人群体的成长和成功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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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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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谋略坊》丛书第一批的《话说徽商》《话说晋商》《话说京商》《话说津商》四册即将付梓出版，这是为我国的工商企业家和商业文化爱好者精心准备的一套系列丛书。应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的热情邀请，特作此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我国的经济实力已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今天，人们真正认识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也越来越肯定了工商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种认识过程是通过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而逐步得来的，实属不易。

中国自古以来对工商业评价甚低，“百工”、“商贾”都在九流之末。封建社会自给自足，历来重视农耕，轻视工商业，把农耕称为“本”，而将工商业称为“末”，几千年来都是扬本抑末。实际上，这也是社会发展停滞、中国处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从近代以后，直到我国改革开放之前，虽然对于工业有所肯定，即肯定了生产，但对于商业发展，对于需求的认识仍然处在十分低下的水平。轻视商业的观念从正统理论到民间意识都十分严重。工商业实际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血液和血管，是将社会的养分给予社会机体，使之能健康运行的唯一办法和通道。有之旺之，则经济发达，无之少之，则经济萎缩。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证明着这一道理。所以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必然要经过一个艰苦的历史阶段，这种发展和认识的提高可能要贯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全过程。

明清时代，尤其是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要求工商业更快地发展，由此产生了中国商人在各个地区生存发展、艰苦奋斗、辉煌衰落、五光十色的历史。这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工商业前辈们的爱国精神、进取精神、探索精神、奋斗精神和公益精神，以及经济之道、营销谋略有十分重要的教益和补益，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和借鉴作用。我想，这就是出版这套丛书的现实意义。

从第一批出版的四个分册中已经能够看到，各时期、各地的商人在历史上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和性格。由于发展的大环境恶劣，中国的工商业前辈们的创业和发展都要花极大的气力，鼓极大的勇气，几乎所有成功者都是通过艰苦的奋斗、百般的挫折、几番上下才得以创业、发展。工商业前辈们在事业有成之后，绝大多数都能造福乡里，都提倡爱国爱家。当财富逐步增长之后，他们大都展现出一种积极的学习精神，包括对于经营的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在经营的企业和事业达到较大规模时，他们也大都恪守诚信和信誉。以上特点是中国商人的共性，直到今日，我国的企业家和经营者仍然有这些“商人性格”。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地域广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差异也很大，这就使中国商人有着许许多多各自的地域特征。例如，徽商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结合最紧密，以后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商人文化层次属最高。晋商以聚财和理财为特点，已经从单纯经营商品货物发展到经营金融产品，成为中国早期的比较高层次的市场经济的代表。京商大多经营与皇家消费有关的产品，如衣、食、药等，而作为一国之都的经营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是“门户之见”最少的商帮。津商则以其较早对外开埠的地位，形成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的经营理念。纵观这些地域特点，不难发现，直到现代，这些不同地域、不同籍贯的经营者仍然具备这些特质，如长江流域的经营者文令较足，山西的经营者聚财敛财能力强，北京的经营者豁然大度，天津的经营者精明细致。当然，如果仔细挖掘，我们还能找到老一辈工商业者与现在的工商企业家们的行业传承和文化传承关系。这种独特的文化性也是本套丛书的特点。

在这里我想多说两句有关“诚信”、“信用”的问题。原因是，我国国有企业正处在转型改革之中，而民营企业则处在一个升级换代的攀登时期。这是一个“诚信”和“信用”的建立时期和发挥重大作用的时期。中国商界前辈们无论处于何时何代，都将“诚实守信”作为基本的经营信条，尤其是大企业家和大商业家就更提倡诚信。这也成为各地工商企业做大做长的根本原因之一。从我国的传统文化来说，中国商人的诚信、信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礼知信”完全结合，所以当经营达到一定规模后，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然而然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撑，使经营者们从文化的传承中就可以达到诚信的结果，并运用在商战当中。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说，诚信、信用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趋势。

100多年前，恩格斯在其著作《〈英国工人阶段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曾将诚信、信用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规律之一。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他在描写当时英国、德国经济发展阶段时提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德国的许多情况似乎也改变了……先给人们送上一些好的样品，然后再把蹩脚的货物送去，……已经不合算了，哪里时间就是金钱，哪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热狂，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因此，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建立道德规范，首先是经济规律之一，因为大企业用不道德的办法去坑蒙消费者，将丧失效率和竞争能力，它的损失将会非常巨大，绝对得不偿失。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上了几个台阶，许多企业的经营规模都已经达到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这个时候，是守信用、讲诚信能使企业做强做大做长，还是用不信用的办法能使企业发展，应当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实际上，在资讯越来越发达的现代，不要说不讲信用，即便是生产经营中有技术漏洞也可以使具备相当规模的企业毁于一旦。既有经济发展的规律，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可以相信，富有中国特色的以诚信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体系一定会逐步建立起来，中国商界一定会继续铸造出讲诚信、讲信用的众多儒商和“百年老店”。

自明清时期一直到近现代的中国各地商人，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夹缝中生存，但仍逆流而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和社会辉煌。然而，就像大江流水一样，有起有落，有兴有衰。究其原因，自然各有各的缘由，但根本原因，还是前期的封建社会形态和后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使传统的中国商人不可能成为经济主角或社会主角，而最终衰落。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则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工商业发展的一个全新时期，也使中国真正走上了富国富民的现代化道路。我们所有的工商业者都应倍加珍惜这个机遇，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建设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这也是这套丛书对于今天读者的一种启示。

这套丛书的作者均是各地经济史和商业史的长期研究者，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应是一部介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好读本。一地商人为一分册，体例基本相同，文字平和，采用纪实写法，以叙事为主兼有评说。既写出了中国商人光彩的一面，又不掩其弱点和一定之恶习，还中国商人的本来面目。为增加感性认识和可读性，还收入了许多图片和商业谚语。

据出版规划，本次四本为第一批，以后还将陆续推出其它地区分册。希望读者阅读后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的出版能更合读者意愿。

胡德平（用手写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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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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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谋略坊》丛书的第一批四本著作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它们是：《话说徽商》《话说晋商》《话说京商》《话说津商》。本丛书的策划者兼责任编辑寿乐英女士，在开始筹划这套丛书时就与我探讨过它的主体内容和布局结构，现在又读了这第一批出版的四本书，觉得其涵义所在是欲将中国近代（有的商帮上朔到明清时期）各地各业商人的经营之道、处世之理总结出来，形之于书，传之于世，继之于今。正如寿乐英女士在《丛书编后记》中所说：“这套丛书讲述的是近代中国各地商人的传奇故事，展现的是异彩纷呈，悲喜交织的商战大戏。丛书名中的谋略是广义的谋略，不仅包括经营的谋略，更包括人生的大方略、大智慧。”中国商人的经营之道和处世之理，也可以说是一种商业或商人文化，因此，从本丛书所设定的范围和涵盖的内容来看，它是一套关于中国近代商业文化研究的丛书。

从本丛书的设计和现出版的四本书来看，其所研究的商业文化的载体，不是分散的一个一个的商人，而是不同地区的商人群体，这种以商人群体为载体的近代商业文化，或可称之为商帮商业文化，是近年来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已有的这一研究，主要是与商帮、商会、行会、同业公会等商人团体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有关的研究成果，既有单个群体的研究，如徽商、晋商、宁波帮、广东帮、上海商会、苏州商会、天津商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会等的研究，也有各类别群体的综合性研究，如商帮、商会、行会、同业公会都已有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本丛书虽然与这些已有的商人群体研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更有它的特色所在和独到之处。

第一，开创了对近代商帮商业文化的专项研究。以往的商帮商业文化研究，主要从作为其载体的商人群体的研究出发，其着眼点主要在于群体的组织方面，只是在考察组织的经济功能和活动时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商业文化。本丛书则与之相反，以商业文化为研究主体，只是把各种商人群体作为考察的一个范围和载体。因此，能够对商帮商业文化进行更为全面、深入、具体、生动的研究，如其内容的构成，每一个商帮都从九个方面加以论述，每一个方面再分为九种表现，既有某一方面的总体抽象概括，又有某一个案的具体事例考察。

第二，扩展了以商人群体为载体的商业文化的研究范围。中国自明清以来产生了不少地域性的商帮，并延至近代。其中比较突出的如徽州商帮、山西商帮、广东商帮、宁波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苏）、江右商帮、龙游商帮等，有所谓“十大商帮”之称，它们也是以往商帮商业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尤以前四个商帮的研究较多。本丛书除了对这些商帮所承载的商业文化进行研究之外，还对某一城市全体商人所承载的商业文化进行研究。一个城市的商人包涵着众多的商帮，特别是像本丛书已经涉及的天津、北京，以及尚未涉及的上海、武汉等工商业大城市，几乎所有的商帮都涉足其中。因此，以一个城市全体商人为载体的商业文化研究，不仅要提炼出这一城市特有的商业文化，而且必须包涵融合于这一城市中的各种商帮商业文化，还应考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一个城市的商业文化是如何融合各种商帮商业文化的，各种商帮商业文化又是如何塑造城市商业文化的，本丛书中的有关某一城市商人所承载的商业文化研究，在这方面也做出值得注意的探索。

第三，揭示了各商帮、各地域商业文化的特点。各商帮商业文化和城市商业文化，既以不同商帮和不同城市的商人为载体，就必然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地域特点，由于不同的商帮产生于不同的地区，因而就会带有其原生地的地理、文化和经济的烙印；不同城市的商人也会带有其所在城市的地理、文化和经济的烙印。二是行业特点，不同商帮往往有不同的主营行业，如徽商之于盐业、海上贸易；晋商之于票号业、边境贸易；粤商之于外贸商业；宁波商之于运输业、钱庄业；津商之于外贸商业、工矿业；京商之于娱乐商业、文化商业，因而就会有不同的经营之道和处世之理。三是时代特点，不同的商帮繁盛于不同的时代，如徽商繁盛于明清，晋商繁盛于清代中期，粤商繁盛于晚清，宁波商繁盛于晚清和民国；即使是同一个商帮也会经历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此处于不同时期的商帮，其特点也应该会有程度不同的变化，体现出传统商业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之间的继承、演变和发展关系。考察和探讨各商帮商业文化的这些特点，可以说是商帮商业文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也是其亮点所在，只有抓住和突出了这些特点，才能显示出商帮商业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整体面貌。本丛书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特点。

第四，显示了各商帮、各地域商业文化的丰富内涵。各商帮商业文化和城市商业文化，无论它以哪个商帮或城市商人为载体，作为一种商业文化，都有一些最基本的共同内涵，如诚实守信，开拓进取、乡族观念等，但也会因其承载体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具体做法，各有各的行为准则和奇招妙法。同时，各商帮在对资金的运筹、对利润的支配；与官方的联系、与外商的关系；协调同行的措施、选用人员的办法；招徕客户的方式、拓展业务的途径等经营之道方面，也有各自不同的观念和做法。本丛书在这一方面着力甚多，力图反映不同商帮和不同城市商人所承载的不同的商业文化，不同的地域社会历史文化禀赋，不同的经商智慧和经验积累。

与上述四点的主要理论贡献相应，本丛书在论述中还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和资料。这些实例和史料所涉及的范围包括某一商帮、某一商人家族、某一商业行业、某一商业部门和单位、某个杰出商人；也包涵着各地风土人情、各行商业制度、各种经商理念、各种职业道德，以及多方征集所得的各地各业的商业谚语和各种历史图片。有了这些实例和史料，既使本丛书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之上，也给相关商业文化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不少可资利用的史料。

这种自明清以来延及近代的商帮商业文化或城市商业文化，是那个时代商业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各商帮和城市商人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逐渐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它既具有一般商业理论的普遍意义，也各具自己的国情和地域特点，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一块瑰宝。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随着国内和国际经济竞争的日益激烈，各种地域和城市的商人群体重现商场，各展风采。因此，对这些传统商业文化作系统的整理、总结和提炼，既具有对传统商业文化的内容和精神进行深入发掘和全面积累的学术意义，也具有为当今商人群体的健康发展和事业成功提供历史借鉴的现实价值，是一项很值得做的事情。

总而言之，本丛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史论结合，风格活泼，体现了商业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兼容并蓄，包含着经济与文化的联姻，历史对现实的关照。希望包括商人、学生、教师、学者在内的各类读者，能够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营养。

虞和平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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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根前说京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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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一个地方民众的生活起居、劳作规律、民风民俗乃至语言习惯等最初的形成，都与该地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地理因素等密不可分。你只要稍作留意，就能从各地的民俗民谚中看出端倪。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乃至理也。

从商业角度来说，各种商业活动的范围往往会超越地域限制，但每个地区的市场在行业规矩、交易习惯等方面都会显现出该地区的某些特点，在这块土地上产生的商人会自觉地照此办理，即或在这块土地上经营的外埠商人，也得入乡随俗，循规蹈矩。因此，这种地域色彩是无可避免的。北京如此，北京商人也如此。

现代概念的商业本是城市生活的伴生物，市民生活的繁荣与否，直接决定了商业的繁荣与否。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大都市，在长达近千年的时间里，它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多样性是有案可稽的。不管是王公贵族、士人学子，还是富商豪绅、普通市民，都有其各自的生活层面和生活方式，由此绘就的生活长卷自然精彩纷呈。这多层次的生活形态汇集在一个城市中，必然造就北京商业经济的繁荣兴盛。

北京城的这种特色，注定了北京商人必定会具有不凡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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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根前说京商：三千年城八百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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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这座城市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地处中原与东北地区的交通要道，西北两面为连绵的崇山峻岭，东临渤海，南望广阔的大平原，永定河、潮白河在这里蜿蜒流过，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赋予这座城市四季分明、丰富多彩的自然风貌。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之一，北京城是值得骄傲的：在这里人类生存已经有了70万年的历史；在3000年间这里一直是区域性的、地位重要的方国都邑；最近的八个世纪中更一直是几代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

自商周以来，北京城一直是方国蓟、燕的都邑。最初的城市被称为“蓟”，先秦时期曾经是燕国的都城；秦代成为广阳郡的治所；西汉时先后是燕国、广阳国的治所。王莽代汉将广阳国改为广阳郡、将蓟县改称伐戎。东汉一度将广阳国并入上谷郡，恢复广阳郡后，蓟城又成为幽州广阳郡治所。自曹魏以下，蓟城或者是幽州燕郡治所，或者是燕国治所。十六国时期，前燕曾在此建都六年；隋代废幽州为涿郡，唐代复改为幽州，又曾一度改名为范阳郡，蓟城（又称幽州城）先后为郡、州治所。

从东晋至五代，北京三为“燕都”，这应该是一个它将正式从地域性重镇变成全国性都城的历史信号。公元938年（辽会同元年），辽将幽州升格为南京，建为陪都，又称燕京。辽代的陪都南京，则是北京作为一个大的朝代都城历史的前奏。

金朝灭辽以后，在辽京城的基础上进行扩建，1153年（金贞元元年）改燕京为中都，并定都于此。至金代的中都，北京才第一次成为皇都——北中国的政治中心。元朝灭金以后，以原金中都城东北的辽、金离宫为中心修筑新城，1272年（元至元九年）命名为大都，定为京师。明初将元大都改为北平，1403年（永乐元年）又改北平为北京，作为陪都。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将北京改为京师，宣布迁都。清代沿习明制不改，同样立都于北京。

在元、明、清三代，北京发展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北京成为民国的首都。1927年民国首都迁到南京，以后北京改名为北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这座城市重新成为中国的首都。

迄今，北京已有800多年的都城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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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根前说京商：深根广源厚重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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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城市历史决定了北京商人及其北京工商业的基本轮廓。

由于这里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一个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因而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转口贸易中心。战国时期的蓟城已经成为南北贸易的中心之一，秦汉时期更是以地区性贸易中心而闻名天下。唐代这里已经形成了发达的商业交通：从幽州到当时的都城长安，有从今天的京广线南下经洛阳西行和进娘子关、过太原的两条路线，沿途都设有店肆，备有饮食和驴骡以方便商旅往来。从幽州到东北，可以经密云从北口（今古北口）出长城到今天的辽宁，也可以沿今天的京承铁路线往北，还可出居庸关（唐时也称为纳款关、军都关）至片州和山西北军，水路可由永济渠从幽州直达洛阳，还可以从海上通往江南和东北地区。

发达的交通和幽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幽州在唐代国内和国外商业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它是内地商品输出和北部、东北部地区产品输入的集散地，马匹和皮毛等关外畜类产品源源不断地涌到这里，再由这里输往中原各地和江南，内地的粮食等农产品、铁器等手工业产品以至文化典籍也由这里输往东北和朝鲜。

北京人口众多。在18世纪之前，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即使在世界上也不多见，而北京就是其中之一。北京长期作为大国的首都，几百年来始终保持着近百万规模的城市人口，据估算，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到1908年民政部的实际调查，北京的人口数字一直在80万至100万之间。而有意思的是，北京的官僚士绅的数量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最高时竟然达到了40%。这样庞大的、而消费水平又相对较高的消费群体的存在，对于北京的商业繁荣发展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要维持如此庞大而又高水平的消费人群的商品供应，以当时农业社会的生产能力、运输手段和储存条件来看，显然意味着只有规模巨大的商业力量在其间运作，才能以源源不断的商品来保证京城的物资供应。仅此一点，我们就不难想象当时北京城实际的商业规模有多大了。

作为首都，这里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北京当时手工业产品的种类和质量都是名闻遐迩的，致使全国许多城市百货业中的京货店（即以销售北京商品为主）与广货店（即以销售广东和早期进口商品为主）并称。另外，在北京还集中了不少的少数民族商人和朝鲜商人，根据记载，当时的这种胡汉贸易额是相当可观的。而在清代，北京又成为中俄贸易的起点，使这里的一些商人们也积累了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

就北京的城市布局来说，元明清的统治者在规划设计北京城时，都把主要商业区合理地布置在城市的一定范围之内。我们看到，不同时期的北京有不同时期的商业中心：元代时的主要市场在城市的北部，是遵照祖制——前朝后市设置的。商业较为繁盛的三个地区是：钟鼓楼附近的积水潭——南北大运河的北部终点，是商业最集中之处；羊角市——进行牲畜交易的地方，在西四（牌楼）一带；旧枢密院角市，在东四（牌楼）西南。

明代时，正阳门内外、东西城的要冲朝前市（改变了原有的祖制格局）——棋盘街最为繁华，这里商号云集，特别是廊坊头条的店铺鳞次栉比。从这时开始一些做出显著成绩的知名店铺成为后来的老字号，元代的三个繁盛处依然如故，城里有了若干的专业市场和如期举行的庙会、灯市、内市、城隍庙。

清代，政府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责令商业服务业及会馆一律设在城外，使得已经比较兴盛的前门一带的商户随之大量增加，成为了清代北京重要的商业中心，大栅栏里的几家知名店铺享誉京城及全国。除前朝的商业集中区和市场继续兴盛外，在很多重要的大街出现了早市和夜市，交易各种物品。王府井逐渐发展为新的商业中心，及至在1903年出现在这条大街上的东安市场，对后来北京商业的发展影响巨大，其功绩实不容低估。应该说，东安市场的出现，是北京近代商业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坐标意义的事件，是一块里程碑。

北京像一棵高大的古树，其根是深深地扎入地底的，滋润它的营养不仅来自自然环境的水土，还来自积淀几千年的内涵丰富的中华历史文化，因此不管是大自然风霜雨雪的摧残还是人世间天翻地覆的沧桑，都不曾使它的繁花凋零，都不能折服它的风骨。正是这5000年的中华文化的蕴积，才使得北京的厚重华贵显出浑然天成的意味。

令郁达夫迷恋不已的北京的“典丽堂皇，悠闲清妙”，其来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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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根前说京商：西风东渐争奇斗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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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人进入近代概念的市场经济领域，应该是从清代后期开始，到清末民初时期才真正进入发展高峰期。

中国的近代历史时期仅仅百年。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西方文明恃其利炮坚船，迫使清政府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中国开始以一种被动的姿态不自觉地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从19世纪中叶起，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在沿海城市中出现，并逐渐向内陆地区渗透扩展。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在沿海地区形成了一批近代工商业城市，其中上海、天津、大连、青岛、广州等沿海城市迅速崛起，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的重要通商口岸，而这些地方的社会经济和城市面貌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与此相比，北京的变化最初并不显著，这固然是因为清代末期北京并不属于开放口岸，同时也因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北京人传统习俗的根深蒂固，并具有一种天朝上国的老大心态，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北京社会的近代化进程是落后于那些口岸城市的。新的观念和新的物质文明对北京的冲击无孔不入，颟顸保守的晚清政府对于来自于民间的变化也是无能为力的。传统的樊篱已经无法阻隔北京社会的近代化脚步。压得愈久,反弹愈强。北京的近代化进程也如此，其起步虽晚，但发展速度则是惊人的。其情其形，真让人有一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感。

最早促进北京城市经济变化的契机是市场上不断出现的新型商品，即那类只能产生于与中国传统文化大异其趣的文化土壤中的东西。在20世纪前后，从外国进口的西药、打字机、留声机、唱片、无线电收音机、暖水瓶、热水袋以及文教和西洋乐器等商品在北京迅速推广开来。多年来经营传统商品的北京商人并没有丧失对新型商品的价值判断能力，由于他们的觉悟，由于他们对北京消费者的深刻理解，才能抓住商机，迅速地、大量地引进进口商品，致使北京在短期内就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洋货市场。这些新型商品渐渐地改变了北京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生活需求，甚至在风俗习惯上都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北京社会近代化的步伐则以这种方式实实在在地推进着。

当时，随着洋纱洋布进口数量的增长，外观美丽的新式时装冲击着传统的土布衣服；工省价廉的火柴使人们弃置了火镰这种原始的取火用具；石油传入中国并且很快被人们广泛使用；妇女所用的旧式脂粉、香料更不如包装精美、方便易行的西方化妆品引人入胜；五光十色的机器洋袜更吸引着不少爱美的购买者；从钟表、珠宝、毛呢等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到米面、酒烟、毛巾、油布伞、铁钉、铁壶、铝制锅、寒暑表、搪瓷碗等日用消费品迅速进入到中国城市家庭之中。普通市民在购物时已经不自觉地舍土求洋了。北京的洋货消费量不断上升，仅以绸缎布匹业为例，由于洋货风行，中国传统的土布、土纱受到严重冲击，北京布商兼营洋货者十有八九。就北京绸缎商业的经营内容来看，清末民初的销售比例是绸四洋六，到1926年洋货的比例则大多已经高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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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根前说京商：时尚更新观念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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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处变不惊的气度虽然让人赞赏，但也因此而显出其生活态度的保守落伍与不合时宜。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曾写道：满洲人来了，去了，老北京不在乎。欧洲的白种人来了，以优势的武力洗劫过北京城，老北京也不在乎。现代穿西服的留学生，现代卷曲发的女人来了，带着新式样，带着新的消遣娱乐，老北京也不在乎。现代十层高的大饭店和北京的平房并排而立，老北京也不在乎。壮丽的现代医院和几百年的中国老药铺兼存并立，现代的女学生和赤背的老拳术师同住一个院子，老北京也不在乎。看似什么都不在乎，事实上老北京的这份无动于衷的人生态度中还是流露出些许对世事变幻的无奈，只不过他们将这种无奈表现得不动声色罢了。

然而，洋货的大量涌入开始直接冲击中国人旧有的消费观念，同时也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时，人们习用洋货已到了“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的地步。北京也不例外，自从1900年后，在北京这个相对传统保守的城市里也逐渐弥漫着追求时髦的、“崇洋”的社会风气，有人评论说：向日请客，皆中式菜馆，今则必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东交民巷的几家西式餐厅总是门庭若市，要想用它的包厢就得提前预订。上流社会人物的婚丧喜庆，或者谈公务、论私谊甚至买卖人做生意都会选择这些地方。中国人在饮食享受习惯上的改变才是其生活观念改变的最真实、最深刻的表现。出现在北京的这种全新的时尚应该说从深层次上改变了人们旧的生活模式。

这种改变并不仅停留在上层社会，即使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消费观念的变化也是显见的。当时人们已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昔日抽烟用木杆白铜锅，抽关东大叶，今则换用纸烟，且非三炮台、政府牌不御矣；昔日喝酒，公推柳泉居之黄酒，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至于服饰方面，有不少人用穿着西式服装来表示自己的维新倾向与政治态度，质优价廉的洋纱洋布则更是升斗小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了。有人评论说：衣食住之模仿欧风，日用品物之流行洋货，其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北京社会从对新式进口商品的迟疑观望到洋货的大行其道，表明了北京人生活观念的大变革。而且我们注意到，这个变革所经历的时间是相当短的。

生活观念的变革自然会表现在方方面面。当其时，北京的社会风气逐渐开放，人们的社会生活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城市妇女的解放就有了长足的进步。光宣之际，妇女开始走出家门进入各种公共场所，有的女性已经能够供职于某些行业。1907年北京大约有100名左右女性教职员。民国以后的政府机关开始招收女职员，此外还有一些妇女在纺织厂、化工厂里做工。妇女在社会地位得到提升的同时经济上的独立程度也日趋提高。有意义的是，在经济上有更多支配权的妇女们已经能够直接到商店选购商品。而当女性消费者以主动的姿态出现在市场时，这无疑对于商品的花色品种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北京人的观念变化是全方位的。北京的近代化进程也是全方位的。

这种时尚或者说是生活实际需求的变化与城市人口增长相结合，从而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也给北京商人以崭新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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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根前说京商：百行百业供需契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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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变革大潮的推动下，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商品交换条件不断改善，北京的工商业在晚清时期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

毫无疑问，一座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购买力的增长。由于人口统计的口径、方法不同，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北京的人口统计在20世纪以前大体上只具有参考意义。1910年（宣统二年）时，北京常住人口据统计有785442人，这是民政部的统计调查结果，也许是一个比较确切的数字（不过我们认为，这个数字是有遗漏的，因为到1913年时人口几乎翻了一倍。3年时间人口翻番，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并没有发生大的移民潮，那么这种人口来源的合理解释只能是原来的统计疏漏。换个角度看，仅就当时的经济水平而言，一下子要为这成倍的人口提供衣食住行诸方面的需求满足恐是不可能的）。此外，作为都城以及商业中心城市，北京本来就有来自国内外的大量流动人口出入停留，而在晚清时期随着政府管理的放松和政治经济交流的扩大，北京的外来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因此市场购买力十分旺盛，无论是日常生活用品还是各种奢侈品，在这里都有持续不断的需求，这自然要求市场的范围和商品的品种不断扩大。

作为首都和历史文化古城的北京在近代依然是一座消费城市，其工业始终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北京由于其独特的人口结构比例，注定了它是一座消费性质的城市。城市工业生产的基础是基于集中全国精华而存在的官营手工作坊和工场，只能制作些应付民生所需的日常用品。尽管这里的手工业产品在清代就以京货之名享誉海内、独步天下，但始终没有能够形成真正具有规模且结构合理的近代工业。

由于聚集了大量的消费人口，北京城市的商业、金融业及服务业的发展远比工业要快，竞争也相对激烈。北京仿佛具有多重面目，它是一个达官贵人的北京，也是一个文人雅士的北京，更是一个平头百姓的北京，因此各类需求，应有尽有，它的商业种类一直就十分丰富多样。到了近代，为了适应时势和因应各类人等的消费需求，行业种类更是大量增加。这种增加，实际是商业竞争的直接结果。在近代北京商业经营的历史中，最丰富多彩的故事总是出现在竞争激烈的商品流通或者服务行业中。

20世纪初，北京社会的各种经营行业大量增加。据《京师总商会各行商号》统计，在清末宣统年间也就是1909年到1911年之间，北京商业领域中已经出现了40个行业，4541家正规的商铺。各具特色的字号店铺鳞次栉比、种类繁多，在以描述清末店铺为主的《老北京店铺的招幌》一书中收集了200多家店铺招幌的彩绘，从中可以具体看到食品、服饰、日用百货、珠宝、文具等一些有代表性的主要店铺类型、标志和称谓。真所谓“民以食为天”，我们看到当时仅食品业店铺就可细分为：粮店（行）、切面铺、面食铺、面铺、馒头铺、挂面铺、饽饽铺、煎饼铺、粗饭铺、点心铺、糕点铺、老醋坊、米醋作坊、粉店、香油铺、油盐店、老酒店、酱园、姜店、油坊、肉铺、酱肉铺、笋铺、烧酒铺、奶茶铺、面筋铺、酱肘子铺、水产海味店、鼻烟铺、烟铺、烟店、茶庄、茶叶铺、泡水店等。从食品销售的专业化程度来看，我们不难领会当时商品竞争的激烈。

另外，服饰业的店铺有：布铺、绸缎布庄、熟皮房、皮货庄、成衣铺、裁缝铺、鞋铺、鞋面布店、鞋底儿作坊、木头底儿鞋铺、靴鞋店、老袜店、袜子铺、帽铺、帽店、草帽店、老翎店、马尾铺、假发铺、辫绳铺、马尾纂铺、包头布铺等。日用百货类的店铺主要有：烟袋铺、针铺、棉花铺、绒线铺、梳篦店、线麻店、绦带店、挂镜店、油布店、灯草铺、老蜡铺、香烛铺、纸张铺，席铺、竹帘铺、笼屉铺、油篓铺、筐铺、木桶铺、风箱铺、油漆铺、刷子铺、颜料店、鞭炮铺等。珠宝、金融及手工业类的店铺主要有：珠宝店、金店、银号、首饰楼、钱铺、古玩铺、当铺、银钱店、炉房、汇票庄、眼镜铺、铜器铺、铜锡铺、锡器铺、银碗铺、刀剪铺、毯毡铺、地毯铺、掸子铺、玻璃玩具店、火镰铺、弹弓铺、军刀铺、弓箭铺、响器铺、乐器铺、鼓铺、花铺、灯笼铺等。文具、医药以及其他类型的店铺有：笔墨店、书铺、扇画铺、裱画铺、贵药店、药店、眼药店、剃头铺、客店、澡堂、估衣铺、马缨铺、冥衣铺、官车铺、镟活铺、车皮件铺、车料铺等。这些基本上囊括了北京当时的各种商业、服务业经营类型。当然，由于时代的变迁，一些店铺当时的称呼与今天的理解已经不一样了，经营内容也有交叉，例如当时在内城东、西四牌楼的家具铺称为嫁妆铺；经营批发的大药店叫做贵药店；油布店兼售雨伞；冥衣铺兼营裱糊顶棚；被称为姜店的店铺同时经营土特产、蔬莱等等。

店铺内容的丰富当然是反映了人们需求内容的丰富。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往往是互为因果的。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许多奢侈的商品及服务显然是为有钱的上层人士服务的，而这恰恰是北京独特的人口结构所具有的独特需求的反映。

随着大量洋货涌进北京，到20世纪初，北京城里也已经有了几百家专销或者附带销售洋货的店铺。北京虽然不是开放的商埠，但那些外商洋行、店铺在北京开设，政府并不加以干涉。当时，外国洋行大多集中在东城，例如英国的怡和洋行、安利洋行，美国的慎昌洋行，德国的禅臣洋行、礼和洋行，日本的三井洋行、三菱洋行等，都在北京设立了分行，直接从事进口商品的运售。有的规模做得很大，如英国烟草公司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至1910年（宣统二年）的十年间，先后在北京城内和京郊的海淀、通州、长辛店等处设立了九处代销商号和栈房，该公司还招了一批中国雇员专门从事烟草推销。

在北京做生意的外国商人中，最初是以欧美商人为主，他们除了开设洋行外，多是一些杂货商人，其次是经营旅馆业，还有少数的古董商、钟表商等。1900年以后，北京的日本商人数量逐渐增加，他们的经营范围更广，从洋行到书籍、文具、照相、旅馆、餐馆、药店等等，甚至进入了中国传统的当铺业，仅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一年，日本商人就在北京开办了五家当铺。日本商人除了自己独资经营以外，也比较多地采取与中国商人合作经营的方式：位于前门大街的西海洋行就是日商西铁次郎与中国商人联营的杂货店；专售石油的元记洋行也是日商渡边与中国商人合营。

到清末民初时期，北京的一些商业企业规模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北京以往商店里经营商品的种类很有限，而且商店类型以及商品配备传统相沿，改变不大。那时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不高，广大市民购买的主要是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商品。而且一般的顾客大都是当地居民，比较了解商店和店主的情况。因此店铺除了在门前立招牌、挂幌子之外，不再进行其他形式的促销活动，也不讲究营业现场的物质条件。

传统的旧式商店，大多面积狭小，所用器具粗制简陋。墙边摆放几个木制货架，很高的柜台，靠近店门摆放，几乎没有供顾客活动的地方。有的店主甚至将售货的柜台放在门口，买东西的人被拦在外面，这可能是直到今天有的北京老人仍然把柜台叫做“拦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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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根前说京商：百行百业供需契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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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业的发展，清末北京已经出现不少讲究铺面装饰的大型商店，以纺织品及药店为主，一般都是高门深院，外面装饰有字号牌匾，以及书写经营商品和业务特色等内容的楹招。在《燕京杂记》中描述过北京的这种商业景象：京师店市，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招牌至有高三丈者。夜则燃灯，数十沙笼角灯照辉如白日。其在东四牌楼及正阳门大栅栏尤为卓越。例如北京瑞趺祥绸布店就采用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传统式房屋，商店前面是花饰铁栅栏门，院内有罩棚方便停车。店内设有头柜、二柜、绸楼、信楼和货房。商品都是用布或牛皮纸包装起来保管在柜内或货架上，顾客进门要提出要求才取出供挑选。对于皇室贵族和官僚富户，多是由商店派专人送货上门，即使他们来到商店也是在客室招待，由专人将上等货送到客室任其选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