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件复仇雪耻的故事，说明了一个领导者只要立定志向，朝着目标迈进，最后一定能成功的。所以，一个人一旦立定了志向，就绝不可因环境的变迁，或周围的意外而改变，必须努力不懈，彻底实现当初的愿望。
夫差每天叫人提醒自己，勾践卧薪尝胆来砥砺意志，这都说明了一个人只要坚守自己的决心，就必能达成愿望。而后夫差的失败，是由安逸和丧志
所招致的。
所以当我们决定要完成一项事业时，就要坚定信念，决不可以“没办法”
为停顿的藉口。身为一个领导者虽然不一定要学习古人卧薪尝胆的刻苦方式，但每天仍要不忘激励自己，贯彻初志，这才是决定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决不气馁
日本的关原会战，石田三成兵败被俘，被遣送给德川家康。那时，德川的部将本多正纯很不以为然地对三成说：“身为一个武士，既然战败了，为什么不自杀呢？我看你甘心被俘，把武将的尊严摆在地上践踏，真是无耻。”
三成听了，昂然回答说：“为了伯被俘受辱而切腹自杀，是小卒的行径；真正的将领，即使到最后关头，也不放弃生存建功的机会；在我人头没落地之前，准能担保我不能雪耻复仇呢？”
后来，他被家康处了斩刑，送到刑场，有人送他一个柿子，三成认为对人体有害而不肯吃，“他的理由引起哄堂大笑。三成在临刑前说：”真正明了大义的人，在斩首前都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达成自己的愿望。“
石日三成和德川家康一样，是日本史上最有成就的兵法家之一，他作战时所用的策略，自古以来，就成为军事家们研究讨论的重要课题。不过我认为二成真正伟大之处，还是在这种“不到最后一刻，不肯向命运低头”的气概，值得世人敬佩与学习。
三成也曾经对本多正纯说过，他最尊敬的，就是源赖朝。源赖朝从伊豆起兵，想要打倒平家而争天下霸权，结果，初战就遭到惨败，狼狈地杀出重围，躲藏在一棵大树的树洞中，侥幸保得一命。不久，他又东山再起，举兵攻灭了平家，统一天下。试想，如果源赖第一战失败后，就心想：“完了，我要死在无名小卒的手中了。”或者说：“自杀吧，以免受辱。”那么他根本就没有得天下的机会了。
所以一个人一旦立定志向，纵使一再遭遇挫折，也不可以失意颓唐。失败，就放弃奋斗的念头，就是一个真正的懦夫；只因失败挫折就气馁，像这么软弱的人，永远不能建立伟大的事业。
世事变化无常，偶尔的失意或不得志，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是必经历程，实在算不了什么。因此不用因挫折而消极，只要有耐性，能正当而踏实地一步步去克服难关，不断努力，相信周围形势会很快好转，更佳的形势也会呈现在我们眼前。中国人说：“盖棺论定”，不到死亡那一刻，世界上没有真正成功的人，也没有完全失败的人。可是如果在成功的前一刻改变初衷，或放弃了自己的抱负，那么他真的就是从人生战场上败下阵来了。
我所说的“要坚持到最后关头”，并不是说要你对每件事都固执己见，一成不变，而是要懂得权衡轻重，适度地变化而保持弹性——就像朝东走，遇见了大湖，不一定要涉水去淹死，不妨也绕过湖滨，转个弯向东走——换句话说，当你立定志向，决心要完成某件事，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就不可放弃，一定要继续努力下去，使成功早日来临。
热忱执着
美国的发明大王爱迪生是一位举世闻名的伟人，他发明了钨丝灯泡、留声机、放映机、电话，以及其它各式各样的划时代物品，给人类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所以，有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位天才，但爱迪生本人对“天才”的称赞却不以为然地说：“在我看来，所谓天才乃是百分之一的天赋，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
当然，在我们一般人的想象中，他能发明那么多奇异的东西，必然有超人一等的才智，可是爱迪生对他自己的发明历程，显然比别人更清楚，所以不以为然地认为那是努力的成果。
爱迪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我们读他的传记，可以发现许多实例。譬如说，他每次埋首在实验室里，常常废寝忘食，专心一志地去想和做。他曾说：“成功的秘诀无它，只有专心一途。”他常常因为夜晚没有灯光，无法作实验而烦恼，也许正基于这点，才下定决心要发明电灯。他在念小学的时候，被教师视为低能儿，中途还被迫退过学，可是他并没有因此气馁，反而更发愤图强，努力不懈，终于得到辉煌的成就。
我们常常埋怨自己是“天赋不佳，能力不足”，碰到事情无法顺利解决的时候，从来没有反省，是不是自己所下的功夫不够深？或者是努力的程度不够？而往往一味地懊恼上帝不公平，没给自己足够的聪明智慧，以至于办不好事情。当然，不能否认每个人的才能和素质多少会有差异，比如说，摔跤选手的确是有天生身材因素。然而，又有多少人天生具有优异的素质，大家一致认定他将来会成功，可是结果却默默无闻，让人失望。所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像这种失败的例子，我的看法是完全因为努力不够，这应该是没有人会反对的。
站在领导地位的人尤须注意，如果事情无法妥善解决，在归咎自己的聪明智慧不足之前，应该先们心自问，自己曾经努力到什么程度？如果有这种反求诸己的诚心，就必然可以踏上成功之路。
天赋固然也是成功的要素，但我认为天赋是每个人都有的，问题只在于有些人能加以活用，有些人则不能。假使有一位天赋很高，创造力很丰富的人，但很可惜的是，因为自恃聪明智慧，而变得整天无所事事，从来不肯下功夫去发挥自己优异的禀赋，结果自然一事无成。所以我想领导者不可认为自己才智超人而满足，仍应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和努力不懈的精神。
热诚经营
经营者当中可分为好几种类型：大者——经营国家；小者——经营面摊等都是。经营国家者，就要日夜考虑：如何能使国民幸福、国家臻于繁荣。
而经营面摊者，则要考虑如何提供给顾客美味可口的汤面，使顾客吃了称心满意。同样是经营者，虽然立场各异，可是两者之间却存在着经营者的共同目标，那就是：怎样做始能发展事业，促进人们的幸福？关于这一点，我想，只要对他们的工作倾注热诚，其答案必然自动显现，可以发现其经营上的具体策略。所以对经营者的工作条件，首先看其有没有热诚。
虽是小小一个面摊，如果有经营的热诚，仅为面汤味道好坏，就需要询问顾客食后的感觉如何？假如十人中有几人称赞美味可口，或者有几人指称
盐、辣味太重；也可能有顾客觉得甜味太浓，而说甜味的顾客可能是位工人，而说盐辣味太重的多半是智识阶层的顾客，综合这种情形，你会觉得自己面摊的顾客，是哪样阶层的人士比较多，那么汤里的味道，便可调成这种味道。
如此一来，便可以得到顾客中百分之五十的满意了；然后在成本计算能平衡之范围内，再增加一点可口性的味道，这样顾客就会集中，面店生意也就鼎盛了。
相反地，如果你没有工作热诚，专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抱着少一事减一份责任的无所谓态度，固守老套，毫无积极与进取精神，便无发展可言。这种情形也就是缺乏经营热诚。
我认为不论经营任何事业，不仅是一味追求自己的利益，在今天这个时代，经营者必须站在社会、国家甚至国际立场来考虑各种因素。至于考虑内容，在经营者的立场而言是共同一致的：即透过自己的业务，促进国民的幸福或者使顾客满意等等，换言之，也就是要为社会的繁荣、幸福而经营。
经营者自身，有了这种使命感的自觉之后，对其工作便会产生热诚，进而有强烈的责任感。
坐在桌前乱盖印章，这种工作态度，是不会对工作产生责任感的，我想，必须更进一步、欣然地感觉到工作的意义，自动自发地对其言行或工作态度表现热诚，那么就可得到他人的信赖和信赖他人的境界。所以我认为，经营者有没有工作的责任感与工作的热诚，就是决定经营事业成败的关键。
表率作用
今年开工的头一天，为了以身作则，我抱着从今后绝不迟到的决心，站在“梅田车站”前，等公司派车来接我。然而左等右等不见车子来，我只好搭电车。电车刚开动，就看到公司车子来了，我赶紧跳下电车，坐上那部车子，急驶公司，可惜，还是迟到了10分钟。原想在这有意义的战后复兴的头一年，现身说法表达必然贯彻的意愿，却遭到了挫折。经查明车子延误的原因，只是一件小小的疏忽。
我深切感到自己必须为那些期盼中的员工们以及公司，负起未能尽到的责任。于是，命有关的8名人员减薪一个月，身为社长的我，也以监督不周将当月薪俸全数奉还公司。我在朝会公布了这项决定，并表示谢罪之意。
我认为唯有认清自己的职责，才能达成任务。希望各位好好了解执行职责和信赏必罚的重要性，并以完成职责的信念来恢复传统的勤劳，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生产力。
集思广益
领导者是不可轻易妥协的，必须要有强烈贯彻自己信念的意志力。
但如有一个热心、聪明而理应成功的人，却意外遭到失败。经过一番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这种人的确有他未能成功的原因。
原因是虽然很热心又有意志力，但是实行的方式不对。也就是一旦自认为该这么做，就不再采用别人的意见，而自以为是，勉强属下去完成。
人非圣贤，以个人意志决定的事，往往设想并不周全。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种“自认必须这么做，但参考别人意见”的雅量或精神才好。缺乏这种
精神，便容易成为一个尽管有非常的意志力，结果却不能成功的人。
相反地，有一种人很有意志力，而为了达成目的，又采取欢迎更多人帮助的态度。比较这两种类型，后者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聪明才智稍缺，也会成功。反之，即便自己的聪明才智很高，却始终孤立，成功的可能性自然降低了。这种实例，是常有的。
大局为重
明治维新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史上最精彩的一幕“连续剧”。剧情的高潮出现在幕府和天皇之间的决战前夕，那时，不管是拥护幕府的武士和拥护天皇的官兵阵营中，都各有一批主张决战的人，并认为自己的一方必然可以获胜。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的形势。那一场战争如果爆发了，不知道要造成多大的牺牲。而且，就算是天皇获胜，日本能不能一跃成世界强国，也很难说。幸好，当时日本有两位伟大的政治领袖——胜海舟和西乡隆盛，由于他们两人的互尊互敬，并以最大的诚意居中调停各方面的力量，最后终于劝服德川家末代将军，不战而奉还大政，解决了日本国内分崩离析的危机。
事实上，当时如果爆发决战，胜负很难预料。更严重的是幕府背后有法国，而天皇方面有英国在支持，这两股殖民帝国的势力都想帮助所支持的一方，获得全日本的支配权，使得情势更复杂。
在那种局面下，不论是拥护天皇的官兵或德川幕府，如果一味地想用武力取得权威地位，谈判必然会破裂，战争爆发后，短期内也必然无法获得和平。胜海舟和西乡隆盛两人都能看清这种时势，同时考虑到日本的将来。以当时来说，亚洲各国已经相继成为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一旦日本发生内战，不论哪一方获胜，国家也必然会陷入困境，而导致殖民势力的侵入，日本终将沦入灭亡的境地。
他们深知无论如何要避免这种结局，所以极尽全力劝各方面放弃私人成见，顾全大体，也因此使得幕府愿意做不流血投降，奉还大政。
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想法，被当时的志士所赞同，事情才能进行得那么顺利，并因而确立了近代日本富强康乐的基础。
总而言之，领导者不可拘泥于眼前的枝节小事，而必须从大局着眼，从大局来判断，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许多不同的情况和顾虑下，分得出什么才是最严重的，或必须最优先解决的，不断地探求和追究，为了大局的圆满，放弃个人的意见或利益，这才是领导者的远见与应有的心理准备。
居中策划
源赖朝自从在富士川不战而攻破平家之后，野心大增，想趁机进袭京都。
为了听部下的建议，先巩固关东的基础，再力图全国的霸业，于是就把军队撤退，回到镰仓。而自此以后，他把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规划幕府体制的工作上，至于征服抗令诸侯的工作，则全部交给他的弟弟范赖、义经和其属下，他只担当居中策划的工作，不再领兵亲征了。
我也有这种亲身体验。创业后的十多年，有位和尚曾经对我说：“领导者是居中策划的，应该居于后方，外边的事要交给掌柜去做，这才是最好的办法。”起先，我对这句话很不以为然，可是后来经验的累积，慢慢地了解
这句话的深义。
最高领导者是应委身士卒、冲锋陷阵好呢？还是要策划、指挥众人？我想这是个值得争论的问题。譬如说，以武田信长在桶狭间会战的事来看，若不是主将在场下定决心，可能就难免要一败涂地，可见主将身临阵前，确实有其必要。
然而，一般而言，派遣部将在外担当军事行动，似乎比较合理。如此可使主将不必亲受生死的压力，而能冷静下判断、作决策，以指挥众人，使事情更顺利进行。
尤其现代科学昌明、物质科技发达的社会，一个大公司的社长往往只要一通电话，就可以向全国或全世界的人员联络、指示，或搜集情报，如果凡事都要亲自去处理，所得到一些零碎的经营心得，并不经济。
一旦有事时，自己就要考虑是否有到第一线的必要，但原则上最高领导者还是身居幕后，居中策划，外头的事则尽量委托给部属去做，这仍是值得考虑的好办法。
兼爱非攻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曾经说过：“什么是天下的公敌呢？那就是国与国之间相互攻伐，家和家之间相互争利，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然而，公敌是怎么发生的呢？完全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缺乏博爱的缘故。每个人只知道爱自己的国家，不知道爱其他的国家；只知道爱自己的家庭，而不知道爱别人的家庭；只知道爱自己，而不愿去爱别人。久而久之，强大的会欺侮弱小的人，富有的会欺凌贫困的人，尊贵的会瞧不起低贱的人，而奸诈狡猾的人也会欺侮愚蠢鲁钝的人了。可见天下会发生祸害和怨恨的原因，根本上在于人们不能互爱。所以要和平相处，就必须互爱互敬，重视对方的利益。”
在2500年以前，圣贤们已经给我们明白的教训。如果人人照着去做，一定会造成美好和谐的世界。可是人们不遵行这些道理，又不能实行兼爱，所以才形成世局的混乱不安。
墨子常劝告世人，不要过度竞争，只要顺着自然的法则，便可以带来进步。如果只知使用武力，以暴力铲除竞争者，这就是所谓的过度竞争。
国与国之间的过度竞争，往往会导致战争；个人与个人间的过度竞争，会引起仇恨和争执，甚至做出伤天害理的事；而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会产生资本的独占、不平衡，小者造成中小企业的破产，或使自己身败名裂，而大者会引起社会及世界的混乱。
总而言之，人类的利害是相通的，能做到爱人如爱己，爱他国如爱祖国，才会使世界幸福和平。身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更应彻底实行兼爱，切忌投入过度的竞争中，要依循适当的原则，以达成共存荣的大同世界理想。
立志高远
公元1876年，美国亚马士都大学的校长威廉克拉克博士，应聘到北海道刚创业的札幌农校，担任教务主任。他和学生共同生活，教育他们达8个月之久。培养了佐藤昌介、内材鉴二、新渡等杰出的教育家。克拉克博士在任满高校时，给学生们留下了一句名言：“少年人要立下大志。”
我们生命中，必须立下志愿，才会有奋斗的目标。否则浑浑噩噩地过日子，那岂不是白来一生吗？孔子曾说过，他在15岁的时候就立志向学。日本高僧日莲法师也在12岁时，立下志愿要成为日本顶尖的人物，他们都是在年轻时就立下志愿，而终身为目标奋斗，终于成为人上人，不但使生活变得有意义，同时也提高了生命的价值。相反的，一个不知道自己一生中将做什么事的人，不但不能体会人生的快乐；也会失去生存的意义。
即使是乞丐也会发下宏愿，努力乞讨，以求致富。所以，一个领导者更不能没有志愿了。领导者把自己的志愿向部下公开，并鼓励部下共同朝着既定的目标奋斗，转化成部属的目标。
我并不认为志向愈高愈好。因为所立下的志愿若超出自己的能力，脱离了现实范围，那就成了妄想。所以，我们应该先衡量自己的能力，设计长远目标，而根据现有的基础，制订短期计划，一日一日地逐步去执行，才能达到理想。
克拉克博士给札幌农校的临别赠言，真是语重心长，我想在企业的经营上，我们可以换个语气说：“领导者要立下宏伟的志愿。”
仁义服人
保科正之是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同父异母的兄弟，当时日本东北会津地区的诸侯，由于不服幕府的领导，阴谋叛变，被削藩废籍，取消武士的头衔，贬为平民，所以德川家光将军就派保科正之去担任会津的新诸侯。
保科正之刚上任，第一道命令就宣布取消农民过去所未缴的田租，并运用种种方法，大幅度削减平民的赋税，就好像现在各国所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一样。正由于这一连串的德泽，使得百姓更心悦诚服地拥护他，原来从外地来担任诸侯所遭受的阻力和排挤，都获得解除，他的地位也就非常稳固了。
后来，保科正之被调回幕府担任最高执政官，而继任会津地区的每一代新诸侯，也都沿袭他的政策，于是使会津地区一直到明洽维新时代，还是日本东北最富庶的地区。
在德川幕府时代，不只保科正之推行仁政，几乎绝大多数的诸侯都能以仁慈的胸怀爱护百姓，使百姓生活安定富裕。尤其是在新旧诸侯交替的时候，新诸侯一到领地，若是看见人民生活困苦，都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减免租税，而将财政上的需求，转向巨商富豪借贷，直到人民的生活安定，才再开始征收税捐，这点几乎成了幕府时代政治行为上的常例。
据说在古代，仁德天皇发现民间的炊烟稀疏，就联想到荒年歉收，民生困苦，于是立刻下令停止征收租税，以至政府财政拮据，连皇宫也破烂不堪，没钱整修，所以发生逢雨漏水的情形。直到3年后，百姓家家户户炊烟四起，民生已经恢复富裕，才再开始征税，由此可见仁德天皇真是慈爱的仁君。
他曾说过一句感人很深的话：“国君是上天为了照顾百姓而设立的。所以国君应该以百姓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等到百姓富裕之后，自己才能富裕。”
像这些领导人物对待他人的一片仁慈之心，可以说是整个东方受儒教影响下最优良的传统，正因有这样的好传统，所以能使领导者和大众的心连结在一起。
贤明的国君对人民有慈爱之心，人民和国家的财政才能富裕。政策的推
动也才能顺利而没有阻碍。在过去的封建时代，“仁慈之心”已经是君主统帅百姓、促进民生繁荣和国家安定的重要依据。如今是个民主时代，领导者更应该处处为众人着想，否则，一旦失去权威，想统御别人，便将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
人所共有
吉川英治所写的《太阁记新书》中，有一则关于左马之助光春的故事：光春在坂本城被丰臣秀吉所包围，到了最后危急的关头，为了不忍珍藏在城中的古董宝物遭受破坏，就派人把古董宝物载运到城外，交给来攻的军队说：
“我想，这一批珍贵的古董宝物是全天下人所共有，而不是我个人的私产。人的性命是短暂的，但这批宝物的价值却是不朽的。我预料到未来几天的决战，我方可能会战死到最后一兵一卒，为了不忍心将来城破之后，这批主物也遭到无妄的破坏，现在把保管权转交给你们。如此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决战，而不必担心将来的子孙会为了这次决战所造成的损失而惋借。”
光春的这种作为，让丰臣秀吉非常敬佩。事实上，这种高度的节操，已经接近圣贤的境界了。有一个另外的例子：武将松永弹保有国宝平蜘蛛茶壶，结果在志贵山城被消灭的当天，为了不愿意让别人再拥有它，就狠心地把平蜘蛛茶壶摔破了。这两种作风有天壤之别，毋宁说，松永弹的做法较像人性的反应，可是光有人性还是不足以担任领导者，领导者在坚持某种观点或信念时，应该有更近圣贤的反应才可以。
在当今世界上，各种财物都有物主。不管是土地、汽车、房屋，乃至于一条手帕、一张棉纸，都有特定的主人，而法律更在形式上加以承认。可是那些东西虽然都有形式上的主人，但从实质意义看，却是天下所共有的。一块土地，可能属于某甲，但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通过购买等手段而拥有它。绝不是说，它现在是甲的东西，将来也永远是甲的。
譬如说，企业有一定的资本，占有特定的土地、设备以及其它资产，虽然是企业的所有物，但又何尝不能看成社会的共有物呢？企业以外的个人或团体组织，对所拥有的物，都可以这么看待。领导者如果能活用这个道理，将会带给社会许多利益；如果把物当成私有，显然也会形成争相掠夺的恶劣现象。
再进一层说，物既然是天下人的物，那么企业领导者的言行也算是天下的公事了，公事有公事的做法，基于大家的利益来考虑，是标准的做法。这就好象古代中国，尧把帝王的宝座禅让给舜。孟子就认为：不是尧把私有的帝位让给舜，而是尧请舜替他处理天下大事。孟子的这种观点，就是给领导者清楚的提醒。
领导理念
丰臣秀吉得到天下以后，秀吉的养女——字善多秀家的夫人生病了，而那种病，在当时一般人的观念里，认为是狐仙作祟所引起的。于是，秀吉非常生气，以政府的名义，向狐狸发出一纸公文，内容是说：
“上天安排万物各有生活的法则，狐狸和人类绝不可相提并论，所以狐狸绝不允许看上任何人，附身作祟而使人类生活发生不幸。附在秀家夫人身
上的狐仙，应该识相地立刻远离，否则我将下令军队和猎人一起出动，把全国的狐狸一网打尽。“
为政者对巫师庙祝等人发布公文，在当时是常见的事，可是直接对狐狸发布公文，在日本则是秀吉首开先例。中国唐朝时候有位大思想家韩愈，被派去潮州当刺史，传说当地有鳄鱼神作怪，韩愈也曾写了一篇《祭鳄鱼文》，借着皇帝的威严，下令鳄鱼远离潮州，而安定百姓的生活。秀吉发公文给狐狸的事，或许是从韩愈的《祭鳄鱼文》得来灵感，可是这种行为，到底不太合乎情理。
韩愈和秀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先贤，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的作法不太合乎正道吗？
我认为，他们这样做，一定有他们的道理。因为在那个时代，神权有很崇高的地位，人们的思想认定万事万物都是因为上天的旨意而存在的，其中人类为“万物之灵”，所以上天替人类创设政府，安排国君、圣人，来治理人民，并且教化人民，所以政府的存在和官员的地位也都是上天的旨意。既然如此，韩愈身为州刺史、秀吉身为幕府将军（相当于内阁总理）都是奉“天子”的命令在做事。他们身负安抚天下百姓的重大使命，所以一旦有事，在本身必须负责的前提下，代替上天责备作祟的妖怪，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他们的作法可能有许多人不能苟同，但无论如何，他们把人类视为最完美、至高无上，可以代替上天君临万物的人生观，境界也确实很高尚。
如果人类想共同创造一个幸福美满的社会，来提高生活水准，其前提在于人类能了解自己、看重自己。换句话说，必须了解人负了什么使命，应该如何做人，以及持有怎样的人生观。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积极而正确的答案，都将会使人和社会陷入痛苦的境地。
所以领导者要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同时产生宏伟的社会观、世界观，再根据这些观念，树立起领导理念。譬如韩愈祭鳄鱼或秀吉行文给狐狸，可能他们的观念都自大得近乎夸张，但问题是他们发自内心的体认，所以才激起对人类社会无比的责任感，其本身有正面的意义存在。
合乎自然
拿破仑有句名言：“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这个字眼。”初听起来这是句狂语，因为一个人在一生中，会遇到很多无可奈何和不可能完成的事。
所以，虽然拿破仑说了这句狂语，但在他远征苏俄，以及滑铁卢战役时，都遭到失败，结果被流放到孤岛上终身囚禁，最后在悲惨中死去。所以感觉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是一句狂语。但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句话也是发自一种真理而来的。
当然人世间不可能的事实在太多了。简单说，“违反天地自然之理的事”，就不可能以我们的力量去拂逆。譬如说，人难免会死亡，这是天地自然之理。
如果想违反它而期望不死，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我们反过来看，只要是顺乎天地自然之理的事，就都可能完成。譬如，一种事只要照着天地自然之理去做，就必定能成功。一种宣传好，价格又公道的东西，一定能够本利全收，这就是顺应自然之理的事业经营态度。如果不成功，就一定有弊病存在。例如产品不精良、价格太高，所以才造成本利无法全收。因此只有违反天地自然之理，才会遭至失败的后果。
所以凡是合乎自然之理的事，再加上以毅力和决心去完成，天下就没有不可能的事。如果仍然无法达成任务，就一定有它不可能完成的因素存在。
因此，我们更需仔细地去体会这句话的真正涵义。
正确判断
藤堂高虎出身于贫贱的家庭，但却受到丰田秀吉的赏识，加以提拔。到了德川家康时，更加重用，封伊势为他的领地，年薪32万石，任命为外戚诸侯，并参与幕府中枢的决策职位。在日本历史上，像这种贫贱出身的人，从来不曾担任那么高的职位。高虎得势了以后，雇用了一位武士，名叫渡边，年薪2万石，相当于当时一个中等藩主的俸禄。因此有许多诸侯对藤堂高虎的作法很不以为然，于是批评说：“尽管渡边是个英勇的武士，但还不至能敌百人的程度。所以，与其用2万石雇用一个渡边，不如以每人200石的俸禄，雇用100名武士。”
藤堂高虎听到这些批评以后，笑着回答说：“这些说法只是显示出浅见与庸俗，如果今天我雇用100名武功平凡的武士，敌人会不假思索地攻击我们。可是以渡边的英勇声望，远近闻名，敌人若知道渡边是我的侍卫，想发动攻击时，就不能不慎重考虑了。这种由声望所带来的威势，不是人数所能比较的，也可以说是无价的。”
果然，在往后的许多会战中，藤堂家由于渡边的守护，敌人都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渡边领军出征，也是经常得到胜利。这说明了一件事物的价值，实在不是可以用数字去加以判断。试想，诸侯们认为渡边难敌百人，也是不无道理的。可是渡边骁勇善战的声誉，使敌人不敢轻犯，也是无法估量的价值。虽然力量是抽象的，但藤堂高虎以2万石的高价，拥有了渡边使敌人丧胆的声望，也是很有远见的。
如果明了了事物的价值，每个人都能盘算得出来，更何况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者。譬如，古董商人如果无法对一件古物做明确的价格判断，那就不是一个成功的古董商。而身为一个领导者，如果对属下的价值没有一个明确的评定标准，也不会是个成功的领导者。
以经营公司而言，也许每个人对于用10万元月薪去聘请一个干部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于一个经营者而言，如果他无法在太高或太低的程度内，做正确的价值判断，这位经营者显然就没有客观用人的能力。
经营者除了要做对人的价值判断以外，还必须对公司的经营、技术、资本等各种能力做正确的判断，而加以整合，才能有效地经营事业，否则就难免会发生错误了。一位国家的决策者也是一样，一定要把本国的历史背景、传统精神和军经实力做明确的判断，并加以组合，转化成对付敌人的强大战力，这是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安危的。所以我始终认为，一个领导者，应能对任何事务做明确的价值判断。
直觉灵感
日俄战争时，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满洲对垒。当时，日本有一位将领叫黑木为祯。他在停战的阶段到前线去视察，突然似乎有所感觉地说：“今晚我们可能会遭到敌人的偷袭，所以要注意各项防范措施。”担当时并没有任
何敌军轻举妄动的征兆，有些前线的军官都以为那只是黑木例行的提醒和吩咐。但当天晚上，俄军果真来偷袭。但由于日军事先有所准备，使得俄军大败而归。
黑木将军并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情报，但为什么能知道当晚俄军会来偷袭呢？或许，就是凭着他的直觉反应。“直觉”和“灵感”这两个名词，在科学上，并不能找到依据，也很难实际地加以解说，可是，这种感觉往往使人能获得意料不到的暗示，而临机处断，得到成果，所以，一个领导者，一定要培养灵感和直觉的能力。
譬如说，很多人都看过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但却只有牛顿一个人会问：“苹果怎么不往上飞呢？”并由此发现了万有引力。我想这就是一种偶发的灵感。所以没有灵感的人，无法发现宇宙的奥妙和自然的法则。
我个人认为，特殊的灵感和直觉，是一个领导者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经营者在许多情况下，必须以直觉的方法，才能迅速而奇妙地对事务下决策。
就像一个生意人，在估计某件商品的售价时，如果犹豫不决，弄不清能不能卖，有多少销售量，到最后抱着“随便订个价格先卖卖看再说”的想法，我想这宗生意一定不能成功。
灵感和直觉又是怎么来的呢？有些人天生就在这方面有特别强烈的潜能，他们处事决断往往会有意料之外的神来之笔。但也有经过长时间不断培养而得来的。如古代有名的剑道家宫本武藏，已修炼到能依靠灵感来预知敌手动态的功力，使他在敌人的剑尖离身体三寸的距离时，能及时闪避。我想剑客要练到这种明察秋毫的剑术，是需要花费很长的一段时间。一位经营者也是如此，若想要凭直觉去对事务作决断，也是要经过经验不断地累积和培养。
我想，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只要能不懈怠地要求自己养成一种临事立刻判断事实真相的能力，那么这种“灵感”就可能在紧要关头，造成“福至心灵”的奇妙效用。
“竹高愈弯”
有一天，福岛正则遣人送了两条锦鲤给前田利家，利家马上叫他的文书官写信向福岛正则道谢。但那位文书官却认为福岛正则的地位比前田利家低，送礼巴结是应该的事，所以利家大可不必答礼致谢，于是就随便写了一张措辞简略的信稿，拿给利家过目。利家看了以后，很不高兴，并训诫文书官说：
“书信有固定的格式，一封道谢信，如果不能处处表示出对对方的尊敬，那么还道什么谢？例如，信里这句‘蒙受馈赐’，官模官样的，为什么不改成‘常常受您的厚爱，实在担当不起’之类的话？也比较平实动人，尤其是对比我地位还低的晚辈，文句更是愈客气愈好，否则，别人会认为我骄傲自大。我看你这种敷衍了事的信件，还不如别写，省得让人瞧不起。”
前田利家在织田信长、丰田秀吉的手下做过事，是个久经战阵的沙场老将，很多人都认为，如果在丰田秀吉晚年，前田利家不死的话，德川家康是很难得到天下的。他之所以受到后人的景仰，其实正因为他人格高尚、待人谦虚的关系。
人往往地位愈高，愈会得意忘形，而忽略了谦虚的美德。在这种情况下，
周围的人往往只会对他的地位表示阿谀，心里却未必服气，如此部属变得难以使唤，做事也很难顺利成功。
所以，地位愈高的人，愈需要谦虚，能做到这点，众人才会佩服他说：“那个人地位虽然高，却没有半点官架子，待人诚恳，真是一位君子。”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他对别人有什么意见，大家也会洗耳恭听的。
俗话说：“竹子愈高愈弯曲”，这句话很微妙地把领导人的真貌，显示出来。
光明坦荡
中国东汉时有一位非常清廉的官吏，名叫杨震。有一次，他奉派到外地的大都去担任太守，动身上任前，有一位他过去所提拔的人，名叫王密，来替他送行，闲谈之后，王密从衣袖里掏出好几锭金元宝，说：
“这几年蒙受太守照拂，非常感谢，几锭薄钱只够当作路费，不成敬意，请收下。”可是杨震却说什么也不肯接受，他说：“如果我收了这些贿银，就太辜负全天下看得起我的人了。”王密说：“不会那么严重的，现在已经夜深人静，房内只有你、我两人，谁会知道这件事呢？”杨震正色回答说：“至少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会没人知道呢？”
王密听了杨震这番正义凛然的话后，内心很惭愧，就哑然回家了。从此，人们对杨震的评价愈来愈高，最后终于官拜宰相。
古圣人孟子曾说：“自己反省以后，如果内心不会觉得愧咎，纵使有千万敌人的地方，我也敢去。”这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心地光明，自然会产生无比的勇气，事情才能顺利推动。相反的，自己行为不正，为了害怕他人批评，做事必然也畏首畏尾，如此也就很难完成事业了。
可是人性还有许多弱点，一个外表高尚的人，也可能在别人看不见时，受了诱惑而做出不轨的行为。社会秩序，都是因警察的维护才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警察，恐怕到处都是歹徒了。这就意味着人性中有“恶”的成分。
可是话又说回来，人做了坏事，良心都会不安，那么本性里还是有“善良”
的一面。所以一个人不能认为没有人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就胡作非为，虽然没有人指责，但还是逃不掉良心的责备。
每天反省有没有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有没有愧对他人，这是个人修养中最重要的事。杨震所谓的“天知、地知”其实也就是他的良心罢了。人只要不被物欲所蒙蔽，自然可以展露出宽宏的气度。领导者在这方面的要求尤其严格，想要提起勇气去创业之前，先想想自己是否光明正大？有没有愧对他人？能不能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气？
专心致志
阿基米德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有一天，国王因为怀疑工匠在制造皇冠时偷工减料，就请他帮忙鉴定黄金的成色。
如果能把皇冠拆开来分析，就可很容易知道它是不是纯金打造的。但国王并不允许把这精巧的皇冠分解。在这限制下，阿基米德想了很久，都想不出好办法来，因此日夜都感到十分苦恼，并思索这个难题。
当他有一天到公共浴室去洗澡，发现人浸入浴池以后，池中的水就会溢
出来；于是灵机一动，联想到：“如果拿一块和皇冠等重的黄金，与皇冠先后放进水缸中，比较溢出水的重量，不就知道皇冠是否掺了杂质了吗？”于是他兴奋极了，不停高呼：“我知道了！”并且没穿衣服就冲进实验室里，进行实验工作，结果发现皇冠果然不是纯金的。
这个故事表现了阿基米德热衷追求真理的精神。在问题没解决以前，他每天绞尽脑汁，希望能想出解决之道。就算在洗澡时，脑子里还是想着问题，所以才能灵机一动，由现实生活中，找到解决的方法。有些人认为这是阿基米德的聪明，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专心和努力。
阿基米德这种认真的态度，对科学家而言，是很重要的。但对一位领导者而言，也应该学习他这种不眠不休的精神，如此才能推动事业更好地发展。
当然，我并不是主张领导者应该24小时不停地工作，这样身体也会支持不了的，但在休闲活动中，也应该保持不断的思考。
不论是政治家或企业家，都应随时随地牢记自己的任务。我想如此，每个人才可能象阿基米德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解决困难的方法。
一日百省
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比孔子小46岁，严格地说，他的年龄足可当孔子的孙儿，在孔门弟子中，排行也在后头。可是就学问而论，却无疑是孔子门生中最杰出的一员，所以孔子时常赞美他。曾参有一句名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意思是说，我每天拿三件事情来反省自己，替人家谋事，有没有尽心尽力呢？和朋友交往，有没有谨守信诺呢？
老师所传授的课业，有没有再三温习呢？
由于曾参每天反省这三个问题，以使自己避免过失，不愧是一位贤者。
也由此可见，他的老师孔子被尊称作“至圣先师”真是其来有自。曾子每天所反省的三件事，虽然都是日常生活上的琐事，可是其精神并不在于反省什么，而是在于持续不间断地反省进修，这才是领导人物所最应该学习的重点。
领导者的生活方式对外在环境的影响太大了。他的生活正常与否、观念是否正确，常常会左右国家的命运，决定事情的成败，甚至造成许多人的幸与不幸。所以领导者一定要严格地自我检讨，不可以用一时的冲动或个人好恶当标准去作决策，如此才不会走错方向，而导致无法挽回的错误。
所以我认为领导人物必须在心理上先确立自己的指导概念与方针，随时随地反省改进，碰见计划有缺失的时候，立刻加以改正，同时也要计算自己在这项事务中是不是已经充分发挥了实力，完全控制进度？或是有该做没做而不该做却做了的情形？像这样不间断地自我反省，才能避免错误的发生。
可是有时自己反省还是不能发现错误，因为人们往往会因主观的意识而蒙蔽了事实的真相。加上自尊心的作祟，虽经常发现自己的缺点，却不肯承认，所以最好能在适当的时机，多多请教别人：“我这种做法好不好？想法对不对？”并请别人坦白地指正。如果能一面自我反省，一面接受别人的指教，相信可以使自己的错误减低到最小的程度。
想一想，曾参只不过为了修养自己，就必须每天反省自己，何况是为全人类谋福利的政治家或企业经营者，就更必须深切了解自己的责任重大，一言一行，都关系着许多人的幸与不幸；所以更应该“五省”或“十省”，甚
至每日“百省”，不断自我改进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