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经营
加藤清正是丰臣秀吉的部将，因为犯了过错，被丰臣秀吉罚在家里思过。
那时，京都正好发生一次大地震，连丰臣秀吉所住的伏见城也被震倒了，死伤惨重。加藤清正心想：“虽然主公还在生我的气，但我又怎能不去替他解危呢？”于是就带领他的部下去保护秀吉。秀吉被他的诚恳所感动，也就不再生他的气，并且再度起用他。
秀吉死后，天下诸侯都拥护德川家康，而秀吉的儿子奉召到二条城去见家康时，清正也拼命要去保护秀吉家人的安全。这种为报知遇之恩而忠心于其后代的精神，连家康也都非常敬佩。
清正在晚年时，曾感慨地说，“我不得不非常留意个性的判断，甚至还研究了命相学，可是到如今我仍不能很清楚地由一个人外貌去判断其内心。
可是敢肯定的是，凡是忠诚的人，都将是真正的勇者。“一方面因为他带过许多部下，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是忠诚的坚守者，所以才能下这种结论。由清正对秀吉一家尽忠的表现来看，他一定深深体会到这个道理。总而言之，一个信守忠诚的人必能经常保持自己的作风，不会摇摆不定，所以内心不会有愧咎之感，也才能无忧无虑，正正当当地做自己的事。如果不忠诚，内心会有愧咎，表现的态度也不自然，而使人觉得无法信赖。
无论从政或经商，道理大致相同。经营者对自己的职责和顾客心怀忠诚，尽管在成交之前会各据立场，讨价还价，但是成交后，必然皆大欢喜。如果各怀鬼胎，成交以后顾客还是会怀疑是不是被骗了，那就失去做生意的目的。
所以待人处事必须以诚为首，时时刻刻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诚意，自然能得到信任。如果只是用尽心机，一味地取巧讨好，短期虽能博得人好感，长久以后，则不可能有好结局。尤其是施政者，内心不存坦率诚恳，只是迎合众人，虽然一时受欢迎，却谈不上为国为民作根基的筹划。
领导者想让部下心悦诚服的话，这点务必认识清楚。
以敌为师
德川家康昵个善于打仗的名将，很少遭遇败绩，连威赫天下的丰臣秀吉都在“小牧”和“长久手”两次会战中，连续败于德川家康之手。像这样一位骠悍善战的军事家，却在武田信玄手中吃了大亏，在三方原会战时，信玄的兵力虽然严重地屈居劣势，但却把家康打得全军覆没，落荒而逃。
可是不久，武田信玄却病死在军中。德川家康知道这消息后，反而叹息他说：“武田信玄的病逝，对我而言，真是一项重大的损失。他是一位威名远播的勇将，我从小就学习他的兵法，他可说是我的老师。而且，在我们邻国，有这种强敌存在，无论政治或军事方面，我们都会为了竞争，不断检讨改进，反而使国家强盛起来。如今我们失去了这个强敌，似乎应是件可喜的事，但国家是不是会因此而贪图安逸、放纵堕落呢？从这点顾虑来说，信玄的逝世，对我们造成的损失，可能大于收获。”
凭这句话就可以看出家康不愧是个统治天下的领导人物。虽有强敌环伺，但却使他有竞争的想法与雄心。正当他的部下为强敌的死亡而欣喜若狂
时，家康却能跳出短视的眼光，而为未来着想，所以才能从中发现到自己蒙受的重大损失，这实在不是常人所能考虑得到的。
以当今的企业界来说，许多经营者一旦面对同行的竞争，都会觉得非常困扰，有时还会在私下谈判和解，甚至搞联合垄断，而为害到社会。我认为企业经营者如果能鼓舞自己的雄心，以德川家康为榜样，对自己的事业应有很大的帮助，那不仅只是吸取对方的长处，还能促使自己的心胸更加开阔。
德川家康本身的兵学素养固然很高明，但是他以敌人为对象，激起竞争意志和学习改造的态度，我认为才是他所以能成功立业的主要原因。
恩德服人
中日八年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声明对日本采取“以德报怨”的政策，希望中日两国从此结束仇恨，敦睦邦交。这种宽大为怀的心胸，真是难能可贵，既不主张报复，也不主张赔款，许多日本人都感谢不已。
“以德报怨”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古圣贤老于的名言，历来各朝代的贤君名臣等领导人，都把这句名言奉为圭臬，成为中国传统的美德。例如三国时代，诸葛孔明为了想让西南蛮族降服，他并不是一味地采用武力，而是采取恩惠怀柔的手段，七擒七纵，最后使蛮族心悦诚服地归顺。
用权力命令来指挥别人做事，并不是办不到。例如领导者对某人说，“你去做那件事，不然的话我要你的命。”虽然他会心不甘情不愿，但为了爱惜自己的生命，可能还是会照做不误。问题是让人心不甘情不愿地做事，既得不到好效果，也可能使人心不满，隐藏在胸中，最后爆发时，反而把事情闹得更不可收拾。
总而言之，利用武力、金钱、智慧来命令别人做事，当然不会完全没有成效，只是能用道德来感化别人的话，应该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古人有句名言说：“用道德来降服众人，每个人都会发自内心的服气。”就是这个道理。
释迦牟尼也是个道德修养十分崇高的人，佛经记载，在他的道德感化下，连发疯的大象都会驯服地跪下来。
身为领导者虽然无法事事向诸葛亮或释迦牟尼这些伟人看齐，但至少在道德上不能有严重缺憾，才能发挥自己的潜力。
领导者不断地修养自己的道德，对于经常喜欢做对的部属，总要想办法使他服从——但不是使用任何强制的手段，否则反而徒然激起新的反抗，更是得不偿失。最好是一方面以威势行使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不忘以恩惠德泽来使别人感动，愿衷心服从。那就是说，要修养自己的品德，也要经常去考虑对方的立场。
求变创新
日本德川幕府时代末期，那些站在领导阶层的武士们，因为长期沉溺在太平盛世的歌舞升平中，尚武淳朴的风气逐渐衰微。虽然口口声声说要排外，但遇见外界势力的零星攻击，仍不免抱头鼠窜，真是惨不忍睹。一般百姓看见这情景都不免要怀疑而抱怨说：“难道那些武士已经变得那么懦弱，不能为国效力了吗？”
在那种情况下，高杉晋作决定组织一支成员不加限制的骑兵队，只要有志气、有力量，不管身分如何，都可以来应征。因此，一些下级武士、农夫、商人、猎人接踵而至，高杉晋作把他们组织起来，并施予严格的训练。后来，当幕府军队第二次讨伐长州时，这支杂牌骑兵队竟把纯由武士组成的幕府军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获得胜利的成果。
尽管武士的本领再高强，一旦耽于享乐，就毫无用处了。而高杉晋作的这种做法，在当时也相当违反常规，因为在幕府时期传统的想法认为，打仗是武士的事，军队也应该清一色由武士来组成。日本到了明治维新时代才开始采取征兵制，换句话说，到了明治以后，军队里才有平民，尽管如此，很多人还是担心征兵制会破坏日本社会的阶级现象，使社会秩序解体，因而深表反对。从这点来看，高杉晋作在明治前十年，国家政策尚未确定的时候，就大胆起用平民百姓，组织杂牌骑兵队，不能不说是一件敢于求新求变的有魄力行为。
高杉晋作之所以敢于求变创新，并不是没有理由。主要是他了解当时的世界局势，参考欧洲军队的实况，知道武器进步，个人的武技已不再是打胜仗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决定放弃传统迷信武士的做法，整顿军队。当然，也因为当时淫逸成习的武士已经失去战斗力，才使他想到应该结合各方面的人才，来组织军队。
人们往往固执地保守某一观念，囿于本身的常识及观念尤其不易改变。
可是时代不停地在进步，许多观念在昨天还被看成定理或原则，到今天又无情地被推翻了。所以领导者想有所作为，应该有求新求变的勇气，千万不要对不符时代潮流的落伍观念执迷不悟，成为顽固封建的人；而要经常以较新的眼光，或较前进的立场去判断各种事物的价值，谋取国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更新观念
中国古代商朝的始祖商汤，以仁慈的心怀，布施仁政，连孔子都称他是明君，并对他的道德备加赞赏。商汤曾在他使用的盘子上面刻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字句；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告诉我们，应该抱着日新又新的心理去观察每一件事情。如果能够确切实行，自己的思想也会愈变愈新。商汤就是把这种观念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才会把这句话刻在他每天都使用的盘子上。在3000多年前，一切变化迟缓的时代，就能够有日新又新的观念，真可说是一位伟大的领导者。
世界的进步虽然有快慢的差异，但是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中。所以，昨天可行的事，也许就不适合今天了。在此多变的状况中，如果以十年如一的方式反复去做同样的事情，一定没有成功的希望。所以，一位领导者应该敏锐地观察世态的变化，时时产生新的领导观念。更重要的是，要实行为了配合这种新观念所产生的新方法；而想要有新的方法，就必须自己先有日新又新的观念，不拘泥于过去的思想和作法，这才是一位领导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在商汤稍晚的时代，大约是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曾说过“诸行无常”。
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黎多士也说过：“一切万物都在流转，连太阳也不例外。
今天的太阳已经不是昨天的太阳了。“
可见不论东方或西方的圣贤都在强调“日新又新”的观念，更何况我们身处在现代这种日新月异的时代。身为领导者，如果依然抱着守旧的思想和态度，那真是不可原谅的。
适时愤怒
西德总理艾德诺和美国总统艾森豪维尔见面时，曾经说：“一个人要活过七十岁才懂得人生的意义，所以不到七十岁的人，根本没资格谈论人生。”
又说：“活到老，做到老。”这两句话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而且很容易懂。
但是他又说了一句更值得我们深思的话：“人要能愤怒。”
我相信大家对这句话都会感到惊讶。因为以一般人的看法，愤怒不是一件好事。大家总认为，做人应该要尽量克制自己，不任意发脾气，并要以温和的态度和别人接触，在谈笑中解决事情。但是艾德诺却认为人要能愤怒，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艾德诺所谓的愤怒绝不是指个人感情上的发泄。换句话说，这不是私愤，而是站在更高的立场，因公务而发怒，也就是公愤。这个道理非常明显，身为一个领导者，不应该为了私人的感情而生气，但站在公务的立场上，在对某件事深思熟虑以后，认为该发怒的，就应该大发雷霆，千万不可畏首畏尾，让自己的立场变得暖昧不明。
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破坏得十分彻底，但它能从废墟中重建起来，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强国，完全是艾德诺的功劳。而艾德诺对有害于国家人民的事，就一定抱着愤怒的态度去对付。战后的西德所以敢以坚定的立场去和占领国争论，不肯接受不合国情的宪法和教育改革，都是由于艾德诺总理的愤怒，使占领国的决策，不会妨碍到德国的利益。
所以，国家的元首有元首的愤怒，公司的社长也有社长的愤怒，否则的话，就无法实施强而有力的领导。何况最近世界各国所遭遇的困难，十分复杂。领导者就更不应该囿于私情，而丧失了坚持公理所应表现的公愤。
有使命感
日莲法师是在日本大力推广《法华经》的传法大师，也是一位伟大的宗教家。他在传法的过程中曾遇到很多毁谤和侮辱。曾有一天晚上，他住的佛寺被人纵火焚烧了，而自己也被幕府逮捕，差一点判了斩刑。后来幕府虽然赦免他的死罪，但还是把他流放到佐渡岛去。尽管他不断地遭受危险与攻击，但他仍能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奋力地传授法华宗的教义。他不仅孜孜告海民众们，更对权倾天下的幕府将军进谏忠言。
我们可能会怀疑，为什么日莲法师的意志会这么坚定呢？我想，应是他的使命感使他产生责任感，以驱策自己，并形成不能完成任务只有以身殉教的勇气。
当时，这个世界上，天灾战祸接连不断，社会非常混乱，人心迷惑，物欲私利的念头控制了每个人。原来维系日本社会秩序的儒教和佛学两大支柱，在根本上发生动摇，道德的训诫和宗教的规约都失去了效用，在这种情形下，日莲大师决心把重视清规自律的法华宗教义，传布到每个角落。并且他相信，能担任传法重任的，除了他就没有第二人了，唯有他才能真正地拯
救世人。于是他全心全力地传布《法华经》，把重新规范人生的行为，当成自己的责任。也正因是在这种意识之下，所以才产生了坚强的毅力，甚至连生命都奉献给宗教了。
日莲大师说：“我要变成日本的支柱和船舵。这将是我永远会谨记坚守的誓言。”这句气魄非凡的“狂言”，说透了雄心大志。有些人虽然认为是夸张了些，但一想到自己连夸口的勇气都没有时，也就非常钦佩日莲大师了。
每一个人都难免会迷惑、害怕，甚至有时候也感到莫名其妙的忧伤，这些都是人性上的弱点。如果你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推动某些事，那么在遭遇挫折时，就很容易向现实低头，而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反之，如果能先心存使命感，而勇敢向前迈进，不畏艰难，便可以克服自己人性中的弱点，而以莫大的意志，去推动事业了。
所以站在领导立场的人，首先就要确立自己的责任，抱着使命感求其贯彻，尤其要将使命感牢记在心，不仅自己如此，更要传给别人，以激发大家的热忱。虽然说是一个功利的社会，人们都被利欲所支配着，但当自己觉得有某种使命时，就往往会产生为使命殉死的决心。因为，除了财利，成就感和受人尊敬也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
可能有人反对日莲大师的思想，他的行径也可能太过狂傲，但他对传教的热忱和行为上的气魄，却是大家所应学习的。
热爱本职
刘邦建国200多年以后，因为太平日子太久了，朝廷失去了危机意识，社会上普遍弥漫着奢侈虚浮的风尚，当政者失掉爱民的心，所以灾民作乱，天下分崩离析了。这时，率领义军平定王莽伪朝，击败各地群雄，复兴汉室的贤君，就是后汉光武帝刘秀。
汉光武帝本身是杰出的军事家，但是在即位后处理内政，却反其道而行，采用以柔克刚的方法，居然也得到很好的成就。他本来就很热衷于政治事务，登基之后，更是为国操劳，甚至在晚上都还和臣子讨论大事，至深夜而不疲。
皇太子看见这种情形，很担心他的健康，就劝谏他注意养身，不可过劳。而汉光武帝回答说：“我喜欢自己能有机会多做些有益百姓的事，并不觉得累。”
俗话说：“只有在喜爱的前提下，工艺才做得精巧。”不论做什么事，“喜欢它”永远是把事情做成功的最重要条件；不喜欢就不会努力，更遑论成功。我们看艺术家和运动家，他们之所以愿意忍受比别人更严格的训练，当然是因为在追求某一项目标，但出发点则不外是因为他们发自内心地喜欢它。
领导者当然也不例外，他必须学会去喜欢自己所从事的业务。政治家喜欢政治，教育家热衷于传道，而企业家则必须喜爱经营管理之道。
领导者的工作主要是用人，也就是说要编组人力，支使别人去完成某项工作。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主要原因在人类是一种极端群体却又极端独立的动物，一方面自知无法离群独居，所以喜欢与人群来往；另一方面又特别重视自己的价值，深恐和别人一样，所以每件事总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所以叫许多人全体一致地去相信某一件看法，接受一样指令去做事，实在是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强有力的领导者，也往往因部属不肯服从而觉得灰心挫折。
所以领导者有必要认清自己工作的本质，并试着去喜欢它，把用人当成对自己的挑战，成功则喜，失败则检讨改进，避免再犯，只有抱这种热忱，才能成功地领导别人。否则，身为领导者而说“我不喜欢用人”，那不是天下最大的笑话吗？“不喜欢用人”这句话，其实也表示了一个毫无领导气质的象征。
领导者指使部属办事不能称心如意，当然很难过，可是如果此时不存着“我非要让你接受统御不可”的心理，并乐意且积极去改变现状，坦白说并不配当一个领导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尽管别人看起来，觉得很苦，自己却能感到非常快乐，不以为苦，要不然，天天皱着眉头做自己心中所认定的“苦差事”，你想这种人能完成什么大事？
信念坚定
肯尼迪担任总统时，美国情报单位突然发现苏俄居然在古巴建设飞弹基地，并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当时，肯尼迪总统非常震怒，除了下令海军封锁古巴外，并严词警告苏俄的当政者赫鲁晓夫说：“古巴就在美国的鼻尖和眼前，如果你们在此建立了飞弹基地，无疑将形成一支尖锐的针刺，使美国国民不安与恐慌。你必须下令把它撤走，否则美国将毫不客气地执行拆撤的工作。”
由于肯尼迪总统的态度坚决，并不惜发动战争，所以最后苏俄终于屈服，把飞弹基地撤走了。这就是有名的“古巴危机事件”。当时美国似乎真的决心一战，不但以舰队封锁古巴，美军也都进入高度的备战状态，可是结果美国没有损失一兵一卒，战争也没发生。肯尼迪总统对这次危机的处理，可以说百分之百的成功。我认为肯尼迪总统之所以能把这件危机处理得那么成功，完全是因为他有那种来源于正确信念的坚定决心。他的正确信念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断然不许古巴建立飞弹基地，而使美国全体人民的安全受到威胁；基于这项考虑，纵使必须采取武力也绝不犹豫。因为他的信念坚强，使得远在千里之外的赫鲁晓夫也感受到危机的压力，不得不决定撤除飞弹基地。
当然，肯尼迪总统能坚持这种信念，乃是因为美国有强大的兵力作后盾。
如果是个弱小的国家，尽管低声下气地恳求苏俄撤走，苏俄也未必会买帐。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时苏联如果只是兵力屈居弱势，而能在意志力上超越美国，可能美国想解决飞弹危机，还得花费惨痛的代价，可见徒然拥有强大的兵力是不够的，还得有正确的信念，相辅相成，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正确的信念对领导者而言，是多么重要的事。
依赖自己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是一个典型的白手起家的成功人物，当别人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时，他回答说：
“我觉得一个人若想真正成功，最好是让他生长在贫贱的环境中。因为今天的社会处处凶险，犹如巨浪滔天的汪洋，所以必须要有坚强的决心，凭藉自己的力量，才能开拓美好的前程。创业时最好是一无凭藉，才不会产生依赖的心理。因为，作为成功的人，最要紧的就是要有独立心。而一般生长在豪门富室中的公子哥儿，由于过惯了挥霍享受的日子，很难再要求他们刻苦耐劳，所以往往就成为不幸的失败者。”
卡耐基本身就是生长在贫穷家庭中，从学徒慢慢干起来，最后终于变成拥资亿万的大富翁，所以这段话真是他的经验之谈。
事实上也是如此，无论做什么事，如果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一心只想依赖他人，还会有成功的希望吗？不只是个人，整个国家社会也是如此，如果只依赖外国的经济援助、技术辅导等，纵使能得到繁荣，但基础也不会稳固。象日本就是太过于依赖外国的石油资源，所以一旦面临了石油危机，就弄得人心惶惶，社会不安稳。所以每个人一定要养成独立自主的精神，才不会在情况发生突变时束手无策。
领导者不只自己要养成独立自主的精神，同时也要指导别人去培养，因为如果只有领导者自己有这种性格，而他的部属却事事要依赖领导者，那还谈什么进步发展呢？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伟大政治思想家福泽谕吉也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独立自主的气魄，就表示他爱国的程度不够。”可能大家会怀疑，独立自主和爱国程度是怎样扯上关系的？因为集合数千万个不能独立自主的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群相互依赖的乌合之众，怎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呢？这情形就算在一家小规模的公司也是一样，如果职员一定要接获上司的指令才能办事，这家公司还谈什么潜力或发展呢？
领导者要培养自己和属下的独立心，是必备的重要条件。不论是一家公司、一个团体，甚至整个国家，它可以说是左右局势成败的重要关键。
表现大勇
孔子和门生对话时，最喜欢赞美颜回的德行。一向自认为最勇敢的子路，听了孔子的话，就问：“如果老师带领军队出去打仗，会带谁同行呢？”子路这句话是暗示老师：颜回体弱多病，根本毫无用处，要带非要带我这个最有勇气的人去不可。
孔子马上回答说：“只知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徒手渡河，这种逞匹夫之勇的人，我绝不可能和他共同行动。无论做什么事，都必须经过周详的计划，缜密的思考之后，才能付诸实行。”子路听后，虽然不好受，却也找不出反驳的理由。
孔子绝不是否定勇气的存在，在其它场合，他也曾说过“仁者必有勇”
的话，但这种勇一定要以正义为本，因此血气之勇，不能称之为“勇”。
我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经验。在我创业之初，由于竞争十分激烈，其它公司便不断地压低价格以求抛售货品。那时我还很年轻，心想：“事到如今，只有和他们拼了，才不会输给同业。”结果为了这件事，我跑去和加藤大观师傅磋商。大观师傅说：“假使公司只有你一个人，你大可这样做。但你有这么多属下，他们又都有家眷，身为公司的负责人，竟然逞一时之勇，岂不是连累了你的属下吗？”我觉得他讲的话很有道理，经过再三思考之后，决定放弃和其它公司竞相抛售货品的念头。果然不久，顾客都转而信任我，所以能获得今天的成功。
因此领导者需要有勇气的表现，但绝不是逞一时匹夫之勇，而是必须考虑该如何行事方属妥当。一旦决定正确的方针后，纵使千万人前来阻挡，也要勇敢地向前迈进。领导者应该具有的，就是这种大勇。
权威服人
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会战前，把全体军队集中在热田的广场前，恭敬地焚祭了必胜祈祷文。在仪式进行中，后殿突然传来兵刃交击的声音，于是织田信长对军队说，“大家听见了没有？神明已经接受了我的祈祷，答应以威力来保佑我们的战士。”官兵们听了这句话，士气都激昂起来。
本来信长的兵力居于劣势，部下又都主张闭关自守，但在信长利用祭祀神明的机会，把士气激发出来以后，军队都愿出城攻击，而终于获得奇迹般
的胜利。信长虽然并不信佛，但却巧妙地利用了群众的心理，以鼓舞士气，这故事成为一段佳话。
可见一位领导者，在想推动某一件措施时，虽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去力求贯彻，也是一个好办法，但如能借助高于自己的权威力量，来说服部属，往往更能收到意料之外的成果。
正如和尚或牧师在劝告世人时，往往不说“我的意思是……”而说“释迦牟尼认为……”或“耶稣认为……”，这个用意也就是在借助释迦或耶稣的权威来加强说服力。我想，人们都有相信权威的心理，所以，如果能假设以某个权威为中心，去引导人们推导事务的道理，便很容易形成一致的想法及统一的步调，而能发挥强大的力量。
所以，领导者如果能有效地借用神明的威信、伟大的教诲，或引据传说习俗、格言谚语，去说服别人，事情将更容易推展。
执法严明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征战不休。秦国原是西陲的小国，到了秦孝公时决心变法图强，就任命当时的大政治家商鞅当“左庶长”，制订并执行新法。
商鞅一连颁布了好几项严格的法律，秦国人民都觉得吃不消，同时对那些法律的效力，心存怀疑。有一次秦国太子犯了法，商鞅认为“就算是太子，犯了法也不能宽恕”，于是当机立断处罚了太子。由于他坚持“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久，秦国人民都相信了法律的威严，而不敢犯法。所以，在商鞅当政的时期，秦国真正做到人人安居乐业，百姓不敢作奸犯科，国力也因此日渐强盛了。
历史记载，商鞅所制订的法律，原本有许多流于严酷而包含了许多弊病，所以很有斟酌的余地。但幸好他在执法时能采取绝对公平的态度，所以使得大家心服，不敢反抗，这才是造成秦国富强，后来统一中国的关键。
我们可以想像：如果一般老百姓犯了法，就不客气地加以处罚；一旦皇室贵族犯了法，就噤声不敢处分。像这样的法律，会有多少信服力呢？难怪百姓会在表面上奉公守法，暗地里却怨声载道，对政府失去信心，如此国家怎能强盛呢？
现在是民主时代，理论上，法律是公平合理的，可是实际看到的情形却是，当某个人使用暴力犯罪时法律会去处罚他；但有影响力的团体使出无形的力量，从事政治、经济的种种犯罪行为，扰乱社会安宁，执法者往往不敢严惩他们。像这样，有法律等于没有，社会组织又如何能健全呢？整个社会人心惶惶，国家建设又怎样推动呢？
企业团体内部的规章纪律，也要公平严格地维护。人事管理章程和作业守则等规定，不只是新进的小职员，连公司的社长、会长也要遵行不渝，公司的秩序才能上轨道，职员的士气也才能提高。因此领导者要依照事实得失，公平而严格地施予适当奖惩，才能使整个公司建立起良好制度，使公司的经营顺利开展。
忍耐战术
诸葛亮率领大军北伐曹魏时，迎战的魏国大将司马懿虽然也是三国时代的名将，可是对诸葛亮灵活的战术，常常觉得无计可施。吃了几次苦头后，干脆就闭城休战，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来对付诸葛亮。因为他认定诸葛亮远道来袭，后援补给都很不方便，只要拖延时日，消耗蜀军的战力，最后一定可以把握良机，反败为胜。
果然，诸葛亮耐不住他的沉默战法，好几次派兵到城下骂阵，企图激怒魏兵，引诱司马懿出城决战，但魏兵在司马懿的控制下，一直闷声不响，所以，诸葛亮就想出了一着“激将法”，派人送司马懿一件女人的衣裳，并附上一封信说：“如果你不敢出城应战，就穿上这件衣裳，我们也就回去了。
如果你是一个知耻的勇士，希望你堂堂正正地列阵决战。“
这封充满轻视的侮辱信，果然在曹魏的军营里激起很大的反应，那些少年气盛的部将纷纷向司马懿说：“士可杀不可辱，象这种欺人太甚的信公然送来，如果我们一味地沉默，未免太懦弱了。我们希望主将快下令，出城和蜀军决一生死。”
司马懿虽然也被激怒了，但他毕竟老谋深算，知道蜀军人人怀着建功的心愿而来，斗志昂扬，在没有力竭以前，绝不好缠；所以在紧要关头，仍勉强把心中的怒气压抑下来，讲了许多精神鼓励的话，把自己的军心稳住，终于没有让诸葛亮的计谋得逞。
就这样又坚持了数月，不幸诸葛亮病逝军中，此时蜀军群龙无首，只好悄悄退兵。不多久蜀帝阿斗因为昏庸无能，毫无大志，受不了司马懿大军压境，竟反过来向曹魏投降，蜀汉也就灭亡了。
想一想，当时司马懿如果不能忍一时之气，贸然出城迎战，一战而败，那么结局将会如何呢？历史是不是可能会重写？
人类喜欢争斗，因为古来即以成败论英雄，所以人们总是宁肯进攻而不肯撤退。宁肯轰轰烈烈打到剩下一兵一卒，也不肯无声无息地被看成是没勇气的懦夫。在这种心态下，坦白说，叫人忍耐，有时只是一种安慰或奢想而已。
当然，该前进或撤退，都须用领导者的气魄来作决断。真正该进时反而畏缩不前，自然要被视为懦夫。问题是象司马懿所面临的局势，显然据城坚守正是上上之策，开城迎战，反而是不智的做法。所以该守就守，该避战就避战，尽管在坚守和避战的过程中，会遭受敌人的嘲笑，或内部的反对。但领导者的价值，就在于能把这些嘲笑和反对的意见全扛在身上，以无比的气魄忍耐，坚持自己的原则，静待最好的时机。象司马懿虽然不被时人所赞赏，还遭受许多非难与诬蔑，但他获得最后胜利，成为结束三国鼎立的大赢家，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
身为领导者，要有超越别人的忍耐力，不管再大的污辱加到身上，都得有“好汉打落牙齿，和血吞下去”的勇气，才能确守原则，贯彻计划。秦汉之间为老翁拾鞋的张良，钻无赖胯下的韩信，他们能成功，也都是因为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
“能忍耐，才是长久的基石——要把愤怒视为自己的敌人。”
这是德川家康的遗训，颇值得领导者深切体味。
信用第一
在中国秦朝末年的楚汉争霸时期，有一位名将叫季布。他原是楚王项羽的手下，作战骁勇，刘邦吃尽了他的苦头。所以对他耿耿于怀，在项羽自杀、汉朝统一天下之后，马上悬赏追捕季布：任何人只要取得季布的头颅可换干金；相反的，如果藏匿季布，必诛杀全家。
可是法律尽管订得那么严，还是有人愿意庇护他，甚至替他向刘邦讲情。
到底季布这个人有什么魅力，使得众人在千金重赏之下还不会出卖他呢？原因很简单，只因为季布是一个讲信用的君子。在当时，曾经有一句俗话说：“得到黄金千两，不如得到季布的一句承诺。”可见得他守信的程度，是受人敬重的要素。
后来，刘邦果然赦免他，并且让他在汉朝当官；但是他仍旧保持一贯的作风，不屈服于权贵，也不受别人左右，对错分得很清楚，一点也不含糊。
所以知名度愈来愈高，官愈来愈大，原来归属项羽的败将中，就以他最有成就。
由这件事得到的启示是：不论我们做什么事，最要紧的是要讲信用。一个人或企业，如果能得到大众的信任，而被认为“那个人说出来的话，一定做得到”，或“那家公司生产的制品，一定没问题”，那么这个人或企业，就已经先立于不败之地了。
信用既是无形的力量，也是无形的财富。领导者若能得到大家的信任，众人自然会为他效力。相反的，如果经常言而无信，就算此刻许诺了再多的好处，别人也会怀疑兑现诺言的诚意。
想要使别人相信自己，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必须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兑现了所许诺的每一件事，诚心诚意地做事，让人无可挑剔，才能慢慢地培养出信用。
而必须注意的是，信用的培养虽然倍极辛苦，可是要加以破坏则是非常容易的。长期守信得来的信用，很可能只因为一次失信就人格破产，所以爱惜信用的人一定要谨慎行事，千万不可走错一步。
在古代，名人或有名气的企业，偶尔失信一次，也许还可能遮掩过去。
可是当今大众传播事业的发达，稍有风吹草动，可能就变成人尽皆知，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任何人或企业在信誉上稍有误失，可能就会变成无法弥补的致命伤。面临这种局面，想维持信誉，提高信誉，必须注意不要犯错，甚至要做到永不犯错的地步。
有说服力
日本明治初年，日本政府预备修筑从东京到京都的铁路，但是国内封建而保守的势力，认为铁路是西洋颓废物质文明的产物，所以群起反对。当时，负责监督铁路工程的岩仓具视公为了消除反对的声浪，就公开对人民举出建筑铁路的“理由”：
“虽然日本的首都已经迁到东京，但皇室一千多年来祖先的坟墓仍多在京都一带，所以天皇每年都得回京都扫墓祭祖。每次出门，沿途的百姓总都要送迎，增加大家的麻烦。如果修成铁路，天皇返乡时就不必惊动地方了。
因此，为了成全天皇的孝思，又为了东京到京都沿途的宁静，修筑铁路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
当然，我们知道明治天皇修筑铁路，是基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考虑，
而不完全是为了“尽孝”。可是这个理由巧妙地抓住了日本人崇敬皇室的传统，比其它一千一万个理由都有效，原先反对的人，也纷纷表示赞同：“对，没错，我们确实要体谅天皇尽孝的心情。”于是没多久，铁路的建设就如期完工了。
我们知道，领导为了要完成某项使命，常需要动员许多部属，所以最重要的事，就是要让这些部属服从命令。而为了使部下服从，首先领导者不但要确立正确的施政方针，还要有良好的领导技巧。
领导者的施政方针如果不够明确，那么部属如何配合办事呢？可是一个领导者最忌讳的是，顽固地认定自己的施政方针正确，别人的想法错误，而以高压的手段强迫部属服从命令，这样最容易激起别人的反感而引来反效果。换句话说，宣布一件政策要大家遵从时，必须考虑到说话的技巧——理由一定要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所谓“说服力”是什么呢？就是说话时要顾虑到时间、场合和对象，因人因事，说出足以打动对方的心意，并使之无法抗辩或反对的话，以达到使别人来替自己办事的目的。
没有说服力的领导者，就象一块榨干的破海绵，引不起别人的注意。说话乏味又没吸引力，就算他所传播的是耶稣的真理，也不会有人信他。象岩仓具视公这样一针见血的说话技术，不但值得钦佩，更值得学习。
先见之明
战国时代，日本四岛军阀割据，每个诸侯都野心勃勃，想争夺霸主的地位，以号今天下。其中最强悍的就是武田信玄，他训练了一支骁勇善战的骑兵队，动作迅速，冲入敌阵，常能收到奇袭的效果，所以屡战屡胜，各国无不畏惧。信玄死后，这一支骑兵队由于他的儿子胜赖比信玄更勇敢善战，所以势力发展更快。但是这一支攻无不克的骑兵队却在长筱一役中被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长的联军所击败，导致武田家灭亡的命运。
长筱之役为什么德川和织田的联军能获胜呢？是因为织田信长采用了比骑兵战术更高明的战法。那时，西洋威力强大的巨炮刚好传到日本，当织田信长见过它的威力之后，就断言：从此以后战争必将进入炮战时代。所以他暗中采购了五千门大炮，把它分成三部分，连续不断地向武田军轰击。除此以外，他又在阵地之间打下了许多木桩，用绳子彼此牵引，武田军的骑兵被绊在木桩中动弹不得，只有挨打的份，终于遭到大败的命运。
所以严格地说，这场战争的胜负关键并不在将领或士兵的勇敢与否，而是在武器的差别。但为什么织田信长知道采用新武器，而武田胜赖却不知道呢？显然的，织田信长有过人的先见之明，能洞察未来战争的趋势，可是武田胜赖只知道过去和现在的战略，没有未来的眼光，这点便成了失败的致命伤。
对于领导者而言，有没有先见之明是影响极大的因素，时代不断地变迁，所以昨天认为正确的事，也许已不适合今天的潮流了。领导者要是没有展望未来的眼光，就没有资格当别人的指挥者。他必须认清潮流的方向，预知环境的变迁，并想好适当的对策。因为多少人的命运全交在他的手中，所以他对未来的判断正确与否，牵涉到太多人的幸与不幸，为了使国泰民安，事业有所发展，这是领导者必备的条件。
由过去的历史得到太多证据，一国的繁荣，必定有先知先觉的领导者。
再看看今天昌盛成长的企业，也都是因为经营者有先见之明才得以缔造。所以在当今这种局势动荡、千变万化的世界上，作为领导者更应该从速培养先见之明的睿智。
分清主次
冈山的诸侯池田光政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位有名望而且贤明的藩主，为了追求治术，他在年轻时曾经访问过名政治家板仓胜重，请教为政的要谛，板仓胜重回答说：
“为政的要谛就象用方形的盒子装味精，而用圆形汤匙去舀取一样。”
“如果这样的话，”光政怀疑地追问说，“角落的味精不是永远取不到吗？”
“这就是问题重心所在。你很聪明，并且热中于政治，可以想像必定会有把国家每一角落都治理良好的雄心。”胜重回答说，“问题是，如果凡事都顾虑到太细微的角落，国家反而治理不好”“
上面这段话是有经验、而且人情练达的政治家，对一个抱着崇高理想的年轻诸侯所作的诚恳诤言，思之令人三复斯言。
事实上，千丈的河堤常溃决于蚁穴，领导者不能疏忽细微之处。譬如说，公司的社长为了部下浪费一张纸而加以斥责，也是常见的事。可是反过来说，如果公司内大小事情都要社长来指挥，大家必然会觉得厌烦而施展不开。小公司可能问题不大，大公司中若要社长一一指示，那么就算设置10个社长，也没办法做得很完善。
政治更是如此，一国的法律象纵横交织的网，使老百姓插翅难飞，有些人会认为法治成功，可是我却认为这样的作法，反而会使百姓和社会窒息，国家失去活力，结果反而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小事情固然不可疏忽，但是紧抓着小事不放，就像在味精盒里把每个角落都刮得干净一样，反而容易把最容易勺取的部分遗漏掉了。所以领导者处事应要把握最重要的地方，然后提示部属加以完成，那么自然能建立秩序，也能使机构蓬勃地发展。
无论大事小事，领导者应细分清楚。不疏忽细微的地方固然必要，可是遗漏了重点所在，更要不得。
洞察民心
中国春秋时代的大政治家管仲曾经说过一句话，“仓廪足，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他的意思是，国家想获得长治久安，一定要百姓都了解是非礼节，社会的根基才能稳固。如果一国的仁义道德日渐衰微，国家也必然会步上毁灭之途。
可是要百姓讲求是非之心、礼义法度，当政者就必须尽全力来发展经济，使每个人衣食无虑才有可能。试想，你丢一片面包给一群饥饿的难民，而叫他们不要争夺，做得到吗？由于管仲的思想正确，并且作法恰当，所以，尽管齐国只是中国靠近东方沿海的一个小国，却能富强起来，而成为诸侯的领导者。
管仲所以能成功，完全因为他太了解人性，能充分把握到微妙的人情关
系。他曾经说过：“为政之要务在迎合民心。”为了迎合民心，政府的一切施政，都是百姓所想要的，所以很容易获得共识，推动起来也很容易。
当然人民的心理是很难捉摸的，往往在施政之前，当政者料定某种措施一定会大受欢迎，但结果却遭受激烈的反对，给施政者造成很大的压力，这种例子随处可见。不过，领导者如果在推动政策之前，一方面去谨慎预估可能的反应，一方面在心理上准备应付事态的变化，久而久之，应该可以体会到人性和群众反应的法则，更加了解人情的微妙，而轻易达到预期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