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逸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国语。齐语》：”居同乐，行同和，死同衰，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另外，《兵器》、《练兵实纪》、《兵经百字》等书，都对”同甘共苦“有许多论述，作为一种治军率众的谋略，这一问题为历代兵家所重视。《黄石公三略。上略》把这称为”将礼“，举例说，从前，越王勾践统兵打伏，有人赠送他一坛酒，他叫人把酒倒进河里，与士兵同流而饮。一坛酒虽然不能使一河的水都有酒味，但是全军将士却因将帅能与自己同甘共苦而感激奋发，愿意拼死作战。又引《军诫》语说：”‘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
这一谋略的要义在于，将帅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感化士卒，以达到促使士卒自觉投入战斗，与之生、与之死，拼命同敌人作战的目的。
公元前279年，曾以即墨小城一座，靠老弱残兵，打垮兵车万乘的强大燕国的齐国田单，却3个月没有攻下小小的狄邑。他为此请教鲁仲连其中原因。鲁仲连说，你在即墨作战时，坐下来就编草袋，站起来就拿锹干活，给士卒做榜样。将军有牺牲的决心，士卒也没有偷生的念头，他们跟你一样同敌人拼死战斗。这就是当年你能打败燕军的原因。而现在呢，你是相国，有租赋供奉，有作乐欢娱的地方，金带围腰，驱军跃马，一味贪图享乐，全无牺牲的决心，士卒怎么能和你一起效命呢？田单听了此话，立刻醒悟。第二天，就亲自出马，鼓舞士气，身临战场，不顾个人安危，站在矢石如雨之处，擂鼓指挥，齐军将士个个奋战，很快攻下了狄邑。
公元75年，汉将耿恭守柳中城（今新疆部善以西）。正值汉明帝驾崩，章帝新立，国有大丧，救兵不至。匈奴兵与车师叛乱军合攻耿恭，形势极端险恶。耿恭镇定自若，率人御敌。耿恭与士卒推诚相见，誓同生死，食尽穷困，就煮铠弩，吃上面的皮革。虽然如此艰苦，士卒也无二心，毫不动摇。
仅剩几十个人还顽强抵抗，一直坚持到第二年，救兵来援，胜利而还，幸存者仅13人。
与士卒同甘苦，可以取信于士卒，以一人之心，争取万人之心，精诚团结，英勇作战，历史上这类战例很多，因而，历代将帅都把它作为治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现代企业中，领导者也要有这种与部下同甘共苦的精神，在统御大局的同时，以身作则，为企业吃苦耐劳，干在前头，才能团结部下，激励士气，
使全体职工共同为企业的发展努力工作。倘非如此，领导者只顾自身享受安逸，不能身先士卒，必然导致部下离心，企业也就不可避免地将会陷入危殆的境地。
自谦照人
抗日战争时期，一天饲养战马的一名战士把陈毅的战马气呼呼地打了一顿。陈毅一见马被打成这样，立即发了火，对打马的战士大声喊道，“你简直是乱弹琴！这是革命的马，你怎么能这样打呢？”打马的战士从来没见过陈总发这么大的火，心里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陈总见状，立即感到自己的话说重了，就对那个战士说：“是我不好，是我不好，你打马不对，我也不该发火，向你道歉！”那个战士听了很受感动，也立即承认了自己打马的错误。
1954年2月，陈毅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谈到饶漱石事件时说：“为什么有的多年在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受饶漱石的利用来反对我呢？因为我对这些同志平时帮助有缺点，过分严厉批评人，搞得人家难受。这一点也被饶漱石利用了，这都是我要引以为戒的。”陈毅同志就是这样严以律己。彭德怀同志也是如此。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天，彭德怀同志火急到阵地前沿看地形，见有个战士拦路，彭总火了，便对他大声喝了几句，这个战士不认识彭总，朝着彭总就打了两拳。彭总让过了他，又匆匆往前赶路。这件事让秦参谋看见了。走过来说：“这还了得，打起总指挥来了！传令排，把他捆起来！”
传令排捆着这个战士追上了彭总说：“这是刚才打骂你的那个战士。”彭总笑着说：“谁叫你们捆来的？小事情，快放回去！”又说：“这也怪我当时对战士的态度不好！”这个战士开始怕得不行，没想到彭总毫不在意，非常感动，以后逢人就说：“总指挥真是度量宽宏！”
1947年8月的一天夜里，彭德怀率领部队从陕北榆林地区主动向乌龙铺以北一带转移，到达驻地已是凌晨3点钟了。大家考虑到彭总昼夜工作，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催他打个盹儿。
彭总刚入睡，电台就收到王震司令员请示第二天行动的报告。机要秘书想让他多睡一会儿，一直等待在他的身边，看着表。等到4点半才叫醒他，把电报送给他。彭总一看电报收到时间和机要科译出时间，马上脸一沉，问：“为什么晚送了一个小时？”机要秘书赶紧回答，“您身体不好，胃病又犯了，打榆林三天三夜没台眼。再说与司令员的联系时间……”没等说完，彭总便电闪雷鸣般发起火来：“胡宗南10万大军压境，误了战机谁负责？”机要秘书从来未见彭总发这么大的火，沉重地说：“我错了。”彭总也马上感觉到自己的态度太严厉了，立即缓和了态度，说道：“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这样重的担子交给我们，指挥不好，犯了错误，就辜负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托，那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啊！”经彭总这样语重心长的批评后，被批评的秘书心服口服。
陈毅和彭德怀都能在发火后很快冷静下来，表示一种真诚的自谦，使得被批评者既能理解他们发火的理由，又能痛悔自己的过失。这种品德称为“自谦照人”。而要做到自谦，特别是发火后的自谦，那是需要有崇高的精神境界的。而对同志的极端热忱，又使他们对失职的同志表示出一种自谦。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就达到了教育同志的目的。光发火而无自谦，容易使被批
评者感到生硬，难以接受意见，甚至于能将被批评者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而只‘自谦“没有必要的批评，则不能使被批评者猛醒，久而久之，也会贻害同志。
近悦远来
《论语。子路篇》载：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孔子周游列国，先到卫国、曹国、宋国、郑国和陈国、蔡国，又辗转来到了当时属于楚国的叶邑。叶公接待了孔子，同他谈了话，并且向他请教：怎样办好一个地方的政治。
对于这样一个大问题，孔子的回答却只有六个字：“近者悦，远者来。”
这六个字的意思是说：要使近处的、境内的人民欢悦无怨，还要使远处的、境外的人民心向往之，愿意前来。
近悦远来是治理国家的一条重要方针。历史证明，凡是富强的国家，无不采用近悦远来的治国之道，即采取各种措施，使人民安居乐业、心悦诚服。
这样，那些居于远方的民族和民众，逐渐归附，有志之上就会自愿为国家献身立命。
近悦远来的治国韬略，与穷兵默武的强权政治是完全相反的统治方略。
兵权贵一
明《兵镜吴子十三篇》卷九《计战下》：“战胜而欲必胜者，定谋贵决，机巧贵速，机事贵密，进退贵必，兵权贵一也。”孙武最早提出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指出国君如果不知兵，却从中牵制，将帅不能临机应变，活用所长，就会贻误战机，导致失败。
公元757年，叛军首领安庆绪收集残部六、七万之众，据守邺城一带，对抗唐军，次年10月，唐王朝令郭子仪等7名节度使及兵马使董秦率步骑20万征讨安庆绪。又以李光弼等两名节度使率所部助攻，兵威甚盛。但是，唐肃宗李亨却不任命元帅，只让宦官鱼朝恩去监军。鱼朝恩不懂军事，没有一个总指挥，正确的建议被置之一边，不能适应时机，统一作战，致使被围困的安庆绪残部有援可待，死守抵抗。20万唐军号令不一，疲惫不堪。叛军史思明率部乘机进击，唐军一战即溃。
现代管理科学告诉我们，系统结构的有序与否，全靠决策指导者的艺术和权威，一个统一的哪怕稍为逊色的决策，比十个争论不休的“高着”更有价值。因此，军事指挥员必须处在决策和指挥的顶端位置，积极负责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保证部队行动的迅速和协调。
1943年底，苏军克里木战役前，最高统帅部委派伏罗希洛夫和会捷缅科到克里木地区召集黑海舰队、亚速海舰队、滨海集团军和一些炮兵、空军单位研究具体的打法和协同计划。最后向斯大林写报告时，伏罗希洛夫坚持要到会的人都签上自己的名字。斯大林批评他们：是不愿单一对自己的决策承担责任，是对自己意见的正确程度缺乏信心，是农庄的集体投票，不是基于战争特点的果断决策，简直应当给予处分。
现代装备的发展和战场情况的多变性，对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的集中统一要求更高了，因而集中统一的有效决策显得更为必不可少。
“兵权贵一”并不意味着专制独断、一意孤行。古代军事家也注意到，不但要重视指挥统一，也要注意集思广益，傅采有识之士的智慧，听取参谋人员和部下的意见。这样的统一集中指挥，才能使决策符合战场实际，夺取作战胜利。
兵识将意
《兵镜全集》卷一引张巡语：“临期应猝，在于呼息之间……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军事上的行动，往往临机制变，决断在于顷刻之间，要求部属明了上级意图，上级了解部属情况，这样的军队，才能像一个人指挥自己的十指一样自如。这是一条虽浅显却很重要的谋略思想。即便是在封建时代的军队或是资产阶级的军队，虽然统治者往往采取愚兵政策，视士卒如群羊，驱而东，逐而西。但仍有不少有头脑的将帅把“兵识将意”作为用兵作战的制胜条件之一。在无产阶级军队里，这一谋略成了军队本质的需要，士兵明白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因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近年来，我军的兵员素质已今非昔比，这对军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每一个军官都应抓紧学习，首先做到自己“明白”，明道理识兵情。只有这样，才能带出更多的“明白兵”来。
《新唐书》卷192《张巡传》载，张巡守雍州，与敌死战，针对敌之作战特点，张巡说：“胡人务驰突，云鸽散，变态百出，故吾止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上下相习，人自为战尔。”张巡本人因为“使兵识将意，将识兵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士感其减，皆一当百，……下争致死力，故能以少击众，未尝败。”
一个好的军事指挥员，应该做到“使兵识将意，将识兵情”。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要让士兵明白上级的意图，军官掌握士兵的情况。在战争年代中，做到这两点，军队就会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攻则必克，战则必胜。在平时，则能使上下目标一致，同心协力，抓好军队建设，严格军事训练，最大限度地提高部队整体素质，就能形成有力的拳头，发挥最大效能。
告之以害
只是让他人去做什么，还不是完全的操纵。使他人的某种行为中止，也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强力来制止，非强制性地使其中止，这才称得上是权谋术。
应当设法使其领悟到，不中止则会损害自身。《战国策。齐策》载，楚国的大军北上攻魏。魏国的军队溃败，大将被杀，8座城他陷落。统率楚军的是楚国贵族出身并深得楚王信任的昭阳，他曾为楚国不断建立过功勋。昭阳率领的楚军使魏国降服，又转而进攻齐国。齐国难以迎击势如破竹的楚军，于是派遣策士陈轸作为特使前往楚军大营。他是著名的游说之士，在秦国和楚国都曾受到重用，这时恰好居留于齐。陈轸首先向昭阳祝贺他的军事胜利，随后问道：“按照贵国的制度，如果战胜敌军，杀其将领，将会得到什么官爵？”
“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眭。”“地位更为尊贵的还有什么？”“只有令尹了。”“令尹是够尊贵的了。但是楚王不会设置两个令尹，我想为你找
一个譬喻。楚国有某家进行祭祀，赐其余人一卮酒。如果几个人分饮，数量就太少了。于是相约画地为蛇，最先画成的人饮酒。一人最先画成，他左手把酒，右手画蛇，说：
‘我还能给蛇再画上足。’正在添蛇画足时，第二个画完的人劈手夺走酒卮，说：“蛇本无足，你怎么能给它画上足呢？‘于是饮其酒。画蛇添足的人，最终失去了那本来应该属于他的酒。
……昭阳你已经得到了上柱国的官位，又引兵而欲攻齐。所谓‘战无不胜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后归，不正象描画蛇足吗？“
昭阳以为然，于是引军归去。陈轸制止了昭阳攻齐，并没有直接阻挡昭阳的行动，而是表现出从昭阳利益着想，只是把昭阳攻齐取胜后对自身的危险加以陈述。在那个时代，君王臣子的行动，莫不以利而为之，一旦发现自己的行动将给自己引来祸水，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行动。
发现对方的弱点，利用这一发现而迫使其中止。《韩非子。说林》载，楚国名门贵族伍子胥，避祸亡命于吴，途中，在边境被守备人员捕获。通缉伍子胥的画影图形，早已传布到这里。伍子胥说：“其实，国王追捕我，是想得到我们家传的美珠。但是在逃亡途中，我已经将它遗失了。如果将我押送国都，我就说是你取美珠而吞之。”那人恐惧不安，于是不得不将伍子胥释放。这种威胁，当然具有令入恐惧的力量。如果不释放伍子胥，那个人将被剖腹搜检。这样，伍子胥得以脱险逃到吴国，与军事家孙武协力，为吴国上升为强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守备人员放了伍子胥，也是由于伍子胥指出了守备人员行为给自身带来的危害，使守备人员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行动。利用对方弱点的这种方法，在实际使用时，以不使用威胁手段，用更巧妙委婉的方式令其领悟的做法，更为适宜。
身先士卒
《纪效新书》卷首《纪效或问》：“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所谓同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处时亦要同滋味。”
《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写道，曹操次子曹彰，从小就善骑马射箭，膂力过人，能徒手与猛兽搏斗。曹操曾告诫他说，你不爱读书而光喜好骑马射箭，这只是匹夫之勇，不足贵。曹彰说，大丈夫应当学汉朝将军卫青、霍去病。
征战沙漠，长驱数十万众，纵横天下。干吗要当学究呢？曹操曾经问他的孩子们都有什么志向，曹彰说他想当将军。曹操问他怎样能当将军，他回答说：“披坚执锐，临难不顾，身先士卒；赏必行，罚必信。”曹操大笑。后来，曹彰作战，果然能身先士卒，英勇异常。
《军谶》云：“良将之统军也，恕已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黄石公三略。上略》引用了这句话，并且说，这样的军队“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下可胜。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
其中“以身先人”的意义，也就是“身先士卒”的意思。《尉缭子。战威第四》云：“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这里的“率身以励众士”也是要将帅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以此激励部下。这样的部队，将帅指挥起来就象自己的大脑指挥自己的四肢一样随心所欲了。他把这一点当作“本战之道”，即用兵打仗的根本道理。
公元576年，齐军围晋州（即平阳），楼堞都被打坏了，城墙只剩下7
尺来高，双方打得非常激烈残酷，周守军梁士彦慷慨自若，对部众说：“死在今日，吾为尔先。”部众见主将身先士卒，指挥有方，皆勇烈齐奋，呼声动地，无不以一当百。
公元917年，晋将李嗣源率军救援幽州，过了现在的北京房山县西北，沿山间小河前进。李嗣源派部将李从珂率3千骑兵为先锋，到达山口时，遇契丹骑兵万余人堵住山口，李从珂将士失色，部队进退两难。在此危急时刻，李嗣源带领百余骑跑到队伍前头，奋勇前进，反复三次攻人敌阵，斩契丹酋长一人。晋军跟随。一齐进攻，追敌后退，晋军出得山口。
古代将帅治军，都很重视“身先士卒”。我们现在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的行动是无声的命令”，也是这个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将帅身先士卒，实在是一支军队杀敌制胜的法宝。
我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更强调干部身先士卒。战争年代，指挥员攻在前头，高喊“跟我来”。和平时期，处处做战士表率，这是我军无往不胜的光荣传统，是我军性质决定的，它与封建社会将帅所主张的“身先士卒”有本质的区别。一切剥削阶级军队，不可能在总体上要求指挥员做到身先士卒，个别将领为了忠君，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有时也能做到，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和宗旨与无产阶级军队的军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诛大赏小
赏罚，都是为了严明纪律，激发士卒奋勇作战。统御者要把着眼点放在激励部属这一最终目的上。古代将帅为达此目的，往往在执行赏罚时，注重“诛大赏小”。《六韬。龙韬。战威》说：“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
“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
杀其当路贵重之人，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厮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级，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
“诛大赏小”历来受将帅的重视。因为，如果主将能够在全军将士面前做到“诛大赏小”，就在事实上表明了军法的威严和主将坚决执法的至公之心与明察秋毫的至诚之心。使将士不敢稍有疏犯，又使将士内心悦服，“无不谓小者尚无遗赏，则肤功岂肯忘心？”（《草庐经略》卷一）
历史上孙武杀吴王宠姬，一下子慑服宫女；司马穰直斩庄贾，使敌为之却步。都说明了诛杀那些违反法纪的有影响的人物的巨大作用。试想，如果只对一般士卒施以极刑，而那些位高权重者违犯军法却不处置，怎么可能使全军震动呢？唐代明将高仙芝部下的节度判官封常清执法严明，高仙芝乳母的儿子郑德诠官居“郎将”，凭他和高仙芝的特殊关系“威动军中”。他违反军纪时，封常清令左右将其押来，叱责道：“郎将安得无礼？……须暂假郎将死，以肃吾军。”关起门来将其杖死，面朝地拽了出去，以肃军纪。高仙芝妻及乳母在门外求情，不能得逞，告到高仙芝。高仙芝大吃一惊，却因封秉公执法而不敢发作。军中莫不股栗。（《新唐书》卷135《封常清传》）
吴起极力主张奖励有功。每次战后，魏武侯就在宫廷设宴，上等功坐前排，荤菜席位。并使用贵重的器皿，食用整只的牛、羊、猪三牲；二等功的坐中排，器皿次一等；没立功的坐后排，没有贵重器皿。赏赐有功人员父母妻妾，使之得到乡里尊重。三年之后，秦国出兵，临近西河，魏国士卒听到这个消息，不等将使命令，自动穿戴盔甲奋起抗战的有上万人。
“诛大赏小”都只是在少数人身上实施，处理好坏，对全局影响极大。
因而，要慎之又慎。抓住典型，牵一发而动全身。罚，要先从上面违纪者开始，上不正，无以正下。赏，重点放在第一线立下汗马功劳的小人物，以鼓舞士气，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诛”和“赏”是统御手段的两个方面，是手段而非目的。还要有其他方面的手段相配合。教育部属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将帅本身要加强自身修养，注重身教。
治兵以信
语出《握奇经。八阵总述》（传说是托名轩辕皇帝的大臣风后所著，姜尚加以引申，汉武帝丞相公孙弘作解。主要是论述商周时代方阵的队形变换问题）：“治兵以信，求胜以奇；信不可易，战无常规；……”“信”是治兵的方略，“奇”是制胜的法术。“信”平时战时都少不得，古代今日都少不得：“奇”，即打仗的方法，千变万化，战无常规。
以“信”治兵的方略，是指上下信任，则互不欺骗，令之所出，士卒奋勇。
孙武《孙子兵法。计篇》把“信”作为将帅五部品德之一种。《吴子兵法。治军第三》载，魏武侯问吴起，部队行军作战的方法首先应该掌握什么问题。吴起说，首先要明确“四轻”、“二重”、“一信”。其中“一信”，就是赏罚严守信用。《司马法。仁本第一》开篇就提到了治理天下的特殊手段就是战争，而要使用这种特殊手段，就要遵守一些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信见信”，即信用人便为人所信任。《孙膑兵法。篡卒》指出，军队战斗力的坚强，在于赏罚必信。《百战奇法。信战》讲的是“信则不欺”，“上好信以任诚，则下用情而无疑，故战无不胜。”《兵器。信》讲了两个方面，一是不欺他国，不欺其民；二是上下信任。至于以“信”治军的论述还可以举出许多，都不外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守信用。不欺邻国，不欺民众。如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归还土地；魏文侯不违虞人之期——有一天，他和看山林的小吏约好去打猎，到了那天下雨了，他就冒着雨去向那个小吏说明不去打猎了；东汉邓训以恩信征服胡人小月氏部落等等。
二、赏罚必信。如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立木南门，移木北门者赏赐五十金。
三、将帅与士卒上下信任，同心协力。如燕昭王信任乐毅而致胜，燕惠王却不信任乐毅而致败；诸葛亮信士卒，广大士卒也因此忠于诸葛亮；朱元璋为安抚降卒，使他们消除忧虑，便故意在降卒中挑选500人充当卫队，降卒见朱元璋对他们深信不疑，极为感动，3万降卒决心为他效力，成为朱元璋的忠实将士。
不以信治兵，上下离心，导致兵败身亡的例子也不少。三国张飞，雄壮威猛，骁勇善战，勇冠三军，但他却不体恤士卒，刑杀过分，暴而无恩。最后，在东征发兵之时，死于非命，为部将张达、范疆杀害。
“治兵以信”从古到今倍受重视。以信治兵而胜和不以信治兵而败的例子从正反两个方面给将帅更深刻的启示，那就是用兵打仗，率众御敌，必以信为宝。
择人任势
语出《孙子兵法。势篇》：“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择人，指根据不同的敌情，选择优秀的指挥员。此处的“人”，一方面指己方之人，另一方面也指敌方。任势，指通过主观努力，造成有利的战场态势。敌情不同，用兵方式不同：同时，不同的指挥员，也有不同的用兵方式。《武经总要》：“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艺能之精粗，所使人各当其分，此军之善政也。”高级将领的一个重要职能是选用人才，使所用的人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公元215年，曹操恰当用人，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张辽等能固守合肥，大胜孙权10万大军。而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军北伐，魏明帝急调5万大军，命右将军张邰率领西进堵击蜀军。此时蜀军必须派一员先锋大将去守住咽喉要地街亭。当时蜀军中许多人都认为派久经战阵的宿将魏延或吴懿最合适，可诸葛亮却偏偏“违众拔谡”。由于错用将领，街亭失守，牵动全局，蜀军“进无所据”，不得已放弃已经到手的陇西三郡，败退汉中。诸葛亮在总结此次北伐失败的教训时，说自己“明不知人”，“授任无方”。
三国袁绍，号称谋士如云，战将如雨，人才济济。但袁绍不会用将选才。
田丰、沮授因进谏而被他下狱；许攸、张郃、高览本想为他效力，但因被他怀疑而叛逃曹营……选将不当，用人不明，是袁绍很快失败的重要原因。
“择人”和“任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统兵作战，不“择人”则不知如何用兵；不“择人”则不知将之优劣。知敌之情，方能正确“任势”；知将之优劣，方知部署之妥否。因而，“择人任势”实际上是求得全胜的大谋略，是统御艺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
闻过则喜
孟子对他的弟子们谈到勇于接受批评的问题时，举出了我国历史上的三个人来：子路、禹和舜。
子路，春秋时鲁国人，姓仲名由，孔子弟子之一，为人诚实，刚直好勇，他很愿意别人指出他的缺点。指出的时候，他不但不生气，而且还很高兴，所以说他“闻过则喜”。
禹，是古代传说中的夏朝开国君主，曾经治平了洪水的大患。他和尧、舜同是被人们传颂的古代圣王。他非常虚心，听到别人对他的善言劝告时，往往感激得下拜。
舜，也是传说中的古代圣王，人称“大舜”，禹的帝位就是舜禅让给他的。孟子说，舜比禹更要伟大，他能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与人为善，所谓“善与人同”，就是把成绩优点看作不是个人独有，而是和群众共同的。所谓“舍己从人”，就是舍弃自己的缺点，遵从别人的优点。舜曾在历山耕过田，在河滨烧过窑，又在雷泽捕过鱼。从他做农民、做陶工、做渔夫，直到做天子，所有的长处，没有哪样不是向别人学习来的。
《孟子。公孙丑》载，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每一个领导者，都希望自己的领导行为尽善尽美，尽自己的能力作好每
一决策，起码自己认为是最好的。然而古今中外的无数领导者，不管他的权限大小，总会有失误的地方。聪明的领导把“闻过则喜”当作一条座右铭，目的在于广开部属言路，上下一心，完成自己的事业。相对于那种武断自负、目空一切、刚愎自用的领导者来说，“闻过则喜”的统御者才是心计深远的。
将错就错
本来是针锋相对的，有时反而却要顺应对方。这样常常能够制止对方并且导致更理想的结局。秦王与性情刚直的臣子中期争论，不能取胜，中期镇静地退下，而秦王大怒。看到中期面临危险的其他臣子向秦王劝解说，“中期，莽悍之人也。幸好遇到大王这样的明智之王，如果遇到以往桀、纣那样的暴君，早就性命难保了！”秦王因此没有对中期治罪。（《战国策。秦策》）
秦始皇有一次与大臣们商议广拓苑囿，计划中的规模，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当时秦宫廷中一位名叫优梅的滑稽演员听说此事，说道：“太好了。应当在其中纵养大量禽兽，敌军从东方来进攻，令糜鹿触之就足以取胜了。”秦始皇于是中止讨论他的计划。（《史记。滑稽列传》）
对于对方要做的事情，作出抢先并且更为积极去做的过激的姿态，以引出恶果，对方就反而要加以抑止了。汉武帝对幼时担任养育之任的乳母感情很深，即帝位后，她的任何请求无不允诺。因此，乳母一家权势日益显赫，以至使役的奴仆也仗势横行霸道，由于过于骄纵猖獗，执法人员也不能不加以管制，得到汉武帝批准，决定将乳母一家流放到远方边地。出发之日渐渐临近，乳母要入宫与武帝道别。在此之前，她见到了旧日相识的任宫廷滑稽演员的郭舍人，相见对语，不禁凄然泪下。郭舍人心生哀怜之意，这样说：“你临别辞行退下时，数次还顾。然后我可以为你说话。”乳母向武帝告别之后，按郭舍人的吩咐，退出时几次回头还顾，而站在武帝近旁的郭舍人大声喝道：“咄！这个老太婆！还不快点走！陛下已是壮年，难道还需要你的奶汁才能活命吗？还有什么可还顾的！”于是汉武帝顿生悲怜之心，取消了原来的判决。
秦王的臣子和郭舍人顺着秦王和汉武帝的思路，使对方走向极端，这种将错就错，将对方引入歧途的手法，在控制他人、说服他人方面，有更大的效力。
胡服骑射
语出《史记。赵世家》。进入战国以后，社会生产力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战争规模也随之而扩大，投入战争的兵员大增，战争地域扩展，兵车显得很不适应了。当时的赵国，在匈奴和秦国等强邻的威胁之下，军队仍然沿用先秦以来的以兵车为主的战法，无法对付机动灵活的匈奴骑兵。为了挽救国家危机，使赵国强大起来。赵武灵王决心在军事上进行改革和谋略思想的转变。
他要求赵国军民抛弃那种作战时拖泥带水、行动笨拙的宽袍大褂，向胡人学习，穿上举动灵便、骑射自如的窄袖短衣，推广胡人骑马作战的战术技术和训练方法。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召集群臣商议军机大事，提出：“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当时受到许多囿于旧俗的老臣阻挠。他的叔父公子成反对，称病不朝。赵武灵王以国家存亡之大什说服
了公子成，使他接受了赐予的胡服。第二天，公子成穿着这套胡服上朝议事。
赵武灵王向全国颁布了改穿胡服的《胡服令》。赵武灵王不顾朝野非议，带头身穿紧身轻便的胡服，跃马引弓，操使骑兵，采用了步骑野战作战方式。
赵国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从而军威大振，国势日渐强盛，北驱匈奴，西抗强秦，东伐燕齐，成为秦国东进最强劲的对手。中原各国也都纷纷起而效之，改变传统的车战旧法。
赵武灵王所进行的“胡眼骑射”是我国历史上重大的军事改革，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一事件当时所表现出的使赵国强大起来的事实本身。它告诉我们：一方面，任何军事的改革都要以许多血的代价为前提，赵武灵王所以要改革，是在屡遭失败、国家危难之时提出的；另一方面。任何改革，都会遇到来自旧的传统习惯、思维定势的抵制，赵王没有在习惯势力面前却步，而是以勇往直前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决心进行改革。此外，从自身做起，率先垂范，向群臣申明大义，做好强人——其叔父公子成——的工作，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它告诉我们，统御者的实际言行举动是国民士卒最生动的教科书，是最具号召力的统御术。楚王好细腰，齐王恶紫衣，而懿公好鹤，都说明了这个道理，只不过，所好不同，而结果不同罢了。
相机而行
火攻要掌握天时——所谓天时是指气候干燥的日子。“发火有时，……
时者，天之燥也。“（《孙子。火攻》）这是《孙子》兵法中关于火攻的论述，然而在人心中”点火“也有相似之处，发起的时机不同，对方的反应也完全不同。在对方的情绪处于易燃状态时，只要有稍微一点点刺激他就会起火。相反，如果处于难以点燃的状态，则难以冒出火苗。
对于统御者来说，有必要考虑这种时机的作用。例如，尽管说的是相同的事，时机掌握的合适与否会导致对方完全相反的反应，这是人人熟知的经验。同样的事要取得最理想的效果，一定要合理选择时机。楚王宠臣中有个名叫坛的人，既没有什么特殊的功绩，门第血统也不高贵，然而却得以登上了极高的地位。有一天，他听了名叫江乙的智者这样一番忠告：“利用财物来结交的，财物用尽，交情也就断绝了；利用色相来结交的，容貌一旦衰老，感情也就疏远了。所谓爱妾，所谓宠臣，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短暂的。
你只是现在可以夸示权势，但君王的感情一旦变化，权势也就再也没有了。
为什么不进一步加强同君王的关系呢？“”那么，应当怎样做呢？“坛问道。
江乙说：“事先表示在君王去世时愿意殉死。这样，你就必定可以巩固在楚国的地位。”“的确如此。我愿意听从您的教诲！”坛这样说道。然而过了三年，他仍然没有提出要求殉死的事。江乙很不高兴：“我为你提出的建议，你至今没有实现，你不用我的计策，我请求今后再也不要见您了。”江乙明显表露出不快。“决不敢忘记先生的教诲，只是没有遇到好的时机。”坛解释说。不久，楚王前往被称作云梦泽的湖沼地区狩猎。这是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附近由大大小小的湖沼组成的，象它的名字一样绚丽而神秘的风景名胜。驷车千乘，漫野驰骋，各色旌旗，遮蔽天日，楚王亲自引弓射杀野牛，仰天而笑，随即又感叹道：“乐矣，今日之游也！然而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还能再享受这样的快乐吗？”这时，在身边侍奉的坛满面泪水，上前进言：“臣今日得以在大王近旁服务，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以此身追随大王，试
黄泉蓐蝼蚁，尽职尽忠！“
楚王大喜，立即予坛以领地，封他为安陵君。《战国策》在记述这段故事之后，又写道：“君子闻之曰：”江乙可谓善谋，安陵君可谓知时矣。‘“
这是一个小小的骗局，然而在殉死风流行的当时，确实是抓住了最能打动楚王心思的最佳时机。如果安陵君的这一请求，是在楚王不快之时说出的，得到的反应就不会是这样了。人在餍饱之时，无论看到怎样的美味佳肴都会感到厌腻；而饥饿的时候，无论怎样粗劣的食物也甘之如饴。从此可以领悟如何谋取驾驭他人的良机。
罚不迁列
语出《司马法。天子之义第二》：“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
是说处罚要当场执行，好让百姓迅速看到为非作歹的害处。赏和罚，是古今中外将帅治军的两个手段，这两个手段是相辅相成的。罚不迁列指的就是惩罚，迅速执行纪律，及时教育群众。孙腹甚至要求：“赏不逾日，罚不还面”，这似乎太绝对，但赏罚的目的是鞭策警示他人，时过境迁就失去了作用。
军队有铁的纪律，才能令行禁止，有战斗力。所谓“兵当先严纪律，设谋制胜在后”，就是这个意思。在我国历史上，宋代的岳家军、明代的戚家军，都是由于赏罚严明，才不畏强敌，勇敢善战的。戚继光从自己的治军经验中提出，赏罚要合乎情理。情理者，众人之心声也。就是说，要奖励的人必须是群众所喜爱、佩服的，要惩罚的人也必须是群众所痛恨、厌恶的。善恶分清，功过分清，才能赏罚严明。或赏或罚，都需要先把道理讲清，使大家知道受赏受罚的原因，就会使众人真正受到教育而不会产生怨恨之心。
纪律应该是无私的。罚不避亲，刑不畏贵，法才有权威性，令才有号召力。在我国战争史上，流传着许多执法严明的佳话，孙武演兵斩美姬，司马穰苴辕门立表斩庄贾，周亚夫细柳行军令，曹操割发自刑，孔明挥泪斩马谡等等，都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保民而王
语出《孟子。梁惠王上》。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列国已全面进入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引起意识形态的变更。地主阶级开始把人民地位、民心向背看成是自身统治是否稳定牢固的关键。《左传》在记叙史事时，曾多次反映出“民惟邦本”的思想。孟子更明确地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希望统治者“以民为本”，“保民而上”。《战国策。赵策》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王派使者问候赵威后，信还没打开，威后就问使者，齐国今年收成怎样，百姓怎样，最后才问齐王可好。使者迷惑，认为威后不先问王而先问岁与民，是把贵贱弄颠倒了。赵威后却说，“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未者耶？”明确地申明，无民则无君，民为根本。与那种君贵民贱的思想恰恰相反。赵威后并且提出，“助王养其民”、“助王息其民”等有益于民生民心的贤者，应该受到重用，不这样，“何以王齐国，子王民乎？”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认为“人和”是致胜的根本，“域民不以封疆为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
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孙子兵法》首篇就提出了”经之以五事“，五事之首为”道“。孙武之谓道：”令民与上同意也。“其意也在于使民与统治者的意志统一。可以说，”保民而王“是一条关系一个国家命运的大战略。虽然这种”保民“无法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地位高于一切“同日而语，但不能不看到，在历史上，军事战略家、政治战略家们，能认识到民众是致胜的根本，已经很难能可贵了。
中国历史上，商灭夏，周灭商，都是在夏、商脱离民众，怨声载道之时，平王东迁之后的东周时期，大国争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吴王夫差、越王勾践都相继成为一个地区或中原霸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他们图谋霸业的准备时期，无不想方设法取得民众的信任。刘邦所开辟的大汉皇朝，形成了封建社会前期历史发展的高峰。不仅秦王朝不能望其项背，唐王朝以前的任何朝代也难与之相比。从历史动因来看，刘邦致力于“伐无道，诛暴秦”的时代使命，并以秦朝覆亡为借鉴，采取与民生息、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对后世许许多多封建王朝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唐朝初期的强盛，与太宗采取的选用廉吏、惩治贪官、减轻剥削、注意民众休养生息、推行均田制等措施有直接关系。
纵观历史，我们不能不说，“保民而王”是历史上形成的统治术中的瑰宝。“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为历史上明智的帝王将相所接受。吴起在给魏文侯进谏治国之策时，提出了“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以新兴封建阶级的“道、义、礼，仁”去引导、治理和安抚民众。“四德”
修好，国家兴盛、强大；废弃“四德”，国家衰败、灭亡。“四德”修好，可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阵、和于战，就可以进行兼并战争，争夺霸权。要求做到“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发展生产，保持国家安定。《六韬》对这一问题有更明确的论述。吕尚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贤德之君，应该“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强调治国之要务，只有爱民而已。
信赏必罚
赏罚，历来是统治者非常重视的问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只要有统御和被统御关系存在，这一谋略就有它的实际意义，《孙子兵法》开篇就在“五事”、“七计”中提出“赏罚孰明”的问题，可见孙武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晋文公问狐偃说，他给士卒和百姓很多好处，如缓刑罚、补不足等，不知能不能使军队勇于作战。狐偃明确地说：不足为战。晋文公又问：“然则何如足以战乎？”狐偃回答说：“信赏必罚，其足以战。”即该赏者一定赏，该罚者一定罚。后来，晋文公依狐偃之言，执法严明，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信赏必罚”
就出自此处。信，即言而有信，信赏必罚，是古今兵家极端重视的统御谋略之一。“若法令不行，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吴子兵法。治兵第三》）吴子把“信赏必罚”看作对敌作战、欲求制胜的首要条件之一，“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军能达此，胜之主也。”
（《吴子乓法。治乓第三》）《三略。上略》中说：“将无还令，赏罚必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