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六韬。文韬。赏罚》云：”凡用赏者贵信，用罚
者贵必。“”当赏不赏，是为沮善；当罚不罚，是为养奸。“（军事科学院《中国古代兵法选辑》第287页）就是说，该赏的坚决赏，该罚的必须罚。
既已制定并公布了军法军令，该执行的就必须贯彻执行，决不能法而不信，令而不行。如果有一次不严行赏罚，失信于全军，则一切军法军令都难于继续执行。诸葛亮第一次出兵祁山失败后，不仅挥泪斩了失街亭的马谡，重赏有功的王平，而且还引咎自责，上疏刘禅请自贬三等。这是“信赏必罚”的典型例证，也是蜀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正如陈寿在《三国志》中所说，诸葛亮对“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蜀志》卷5第21页）所以，诸葛亮死后，连受过他惩治的人也悲痛涕零。
“信赏必罚”作为一种统御手段，应有一定的“度”。“刑多而赏少则无刑，赏多而刑少则无赏。刑过则无善，赏过则多奸”。（《神机制敌大白阴经》卷二）掌握好赏罚的标准，才能运用好赏罚两种手段治军、治国。
历史上一些将帅出于统治阶级的本性，滥杀士卒，是我们应该反对的。
如《尉缭子。兵令下》说的：“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这种不拿士卒当人，主张杀戮士卒越多越好的主张，是和一切进步军队的性质格格不入的。
信则不欺
语出《六韬。龙韬。论将第十九》，周武王问姜大公关于选择将帅的问题。姜大公说，将帅应具备五种美德，避免十项缺点。五种美德是勇、智、仁、信、忠。又说，“信则不欺”。孙武把“信”作为将帅应当具备的五个条件之一，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将帅率三军之众，舍生忘死，重要的条件是将帅平时以“信”带兵，平时信而不欺，推心置腹地对待士卒，打起仗来，士兵就会衷心地服从指挥而不怀疑，这样的军队，会无往而不胜。
春秋时齐桓公曾九合诸侯，不背盟约，全部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晋文公不渝“退避三舍”之约，大败楚军，并在践土称霸；晋文公伐原，原定攻打10天，10天未下，也依前言，罢兵而去。有人劝他继续攻下去，他说，我已和士卒说好打10天，不能失去信。攻下原而失去士卒的信任，这事不能干。诸葛亮正准备进攻陇西时，长史杨仪报告说：军中现有4万人应该回去休息了。诸葛亮立即命令这些部队收拾行装，准备回去。这4万人将要起程时，魏军突然打来。杨仪建议，让这4万人留下，打完仗再走，诸葛亮说，用兵命将，以信为本，得利失信，古人所惜。军情再紧，也不能失信前言。
诸葛亮让大家按时起程。诸葛亮说，你们的父母妻儿无不倚门而望，我怎么可以让你们留下呢。部队士卒异常感动。几次下令，却不愿走，诸葛亮只好令他们参战。魏军远来，一经交锋，蜀军大获全胜。
取信于士卒，是胜利之宝，聪明的将帅都格外珍视部卒的信任之情。一旦失去部属的信任，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兵器。信》云：“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是故君予以信为大宝也。……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以此治兵，则无敌矣。”
《百战奇当。信战》云：“凡与敌战，士卒蹈万死一生之地，而无悔惧之心
者，皆信令使然也，上好信以任诚，则下用情而无疑，故战无不胜。“诸葛亮之所以使士卒奋勇杀敌，临战之日，拔剑争先，以一当十，一战大克，关键在于他取信于军，赢得士卒信任。许多著名将帅都把”‘信“作为治军之宝而用于统兵打仗的实践之中。
古代将帅君王多知“信则不欺”之无穷法力，虽然有些理论和作法也失之偏颇，或者其出发点并不可取，但从古为今用的科学态度出发，我们仍然可以法古人之精义，去旧论之糟粕，悟出有价值的新意，求得上下目标一致，相互信任，同仇敌忾。这在平时和战时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宽猛相济
春秋时郑国的公孙侨，字子产，是当时一个有名的革新派政治家。在郑国执政数十年，能注意打击奴隶主贵族的顽固守旧势力，表彰“忠俭”，反对“太侈”，改革田制和兵赋制度，公布刑法条文，限制恃权，整肃政纪，使小小的郑国，国力大为增强，国威也颇有提高。在政治统治术中，子产所实行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宽猛相济”的谋略。子产的政绩，为封建时代统治者称道。
语出《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定公八年（公元前522年），子产病危时对于大叔说过：“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他认为，统御人民，过严过宽都不好。过严苛，人民惧怕：过宽容，人民易轻慢。但首先应该是宽，其次才是猛。宽比严更难掌握。子产死后，子大叔执政，弃“猛”
而行“宽”，社会很快混乱，盗贼蜂起，他才下决心治理。
当时鲁国的孔子听到这个消息，感叹道：“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孔子的意思是：政策宽大，人民就要轻慢，纠正轻慢就要改用严厉政策；严厉政策免不了要杀人，杀了许多人以后，可以再施行宽大。这样宽猛相济的政策才是最适当的。又《孔子家语。正论解》云，“宽猛相济，政是以和。”
孔子的这套统治理论，适应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需要，在几千年历史上，深受君工将相推祟。作为一种统御谋略，宽严结合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资借鉴的领导方式。
桓公恶紫
崇拜名人，效法他们的举止服饰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普遍现象。因而，领导者自身无时不在产生着一种影响力。为了引导下属，领导者不可忽视以自身的行为来影响他们。领导者的好恶，决不仅是他个人的事，他的影响有时会决定着他所统御的人群的行为。
齐桓公好穿紫色的衣服，国人都来效法。桓公想制止，管仲献策说，这好办，明天您接见群臣，有意对穿紫衣的人说你讨厌他们的衣裳，国人听说桓公厌恶紫衣，也不再有穿紫衣的人了。
与此例相同的还有《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所载，公元前547年，齐灵公即位后，喜欢宫中宫女都穿着男人服装，于是齐国妇女都仿效起来。齐灵公让官吏去禁止，说：“发现有女人穿戴男人服饰，就撕裂她们的衣裳，扯
断她们的衣带。“可是，即使这样也不能禁止。有一天晏婴来见灵公，灵公问他，为什么把那些女人穿的男服都撕裂了也禁止不了。晏婴回答说，你应该先在宫内禁止，外面的妇女就不敢再作男装打扮了。灵公依其言，禁止宫内女扮男装。不到一个月，国内妇女就不再穿戴男人服饰了。
又《韩非子。二柄》：“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意林。管子》云：“楚王好小腰，美人省食；吴王好剑，国士轻死。”这些例子，都在说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只要一个人处在统御他人的地位，他的好恶，对他所统御的人就起着极大的审美导向作用。
可以说，“桓公恶紫”是一种无声的统御命令。齐桓公、齐灵公、楚灵王等处在统治地位的帝王开始意识不到这一点，管仲、晏婴却深谙其中奥妙。
在现代人看来，这不是很普遍的道理吗？然而，认识到这是一种艺术，一种统御谋略，在历史上却有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我们现在说“桓公恶紫”，也都是从上述意义上来说的。这一点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
桃李不言
汉初勇将李广，是著名的骑射能手。他从汉文帝时起，经过景帝，至武帝时代，几乎参加了每一次抵抗匈奴的作战。匈奴兵都畏惧李广的谋略，士卒都愿意跟随李广作战。李广为人廉洁，得到赏赐都分给部下，与士卒同吃同住。他做了40年高官，到死也没有多余的东西，从不想购置家产。行军途中，士兵不全喝到水，他不到水边去；士兵不全吃到饭，他不尝一口。对士卒宽厚而不苛刻，因而，虽然李广口才笨拙，不爱多说话，士卒却甘愿为他效命。在他60多岁最后一次和匈奴作战中，因出师不利而被迫自杀了。当时全军将士，个个痛哭失声，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也都不禁流泪。
司马迁在《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中介绍了李广的一生，并在文尾评论说：“《传》（指《论语》）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桃李等树，不会说话，从不自我宣传，但是到桃李树下来的人却经常不断，树下的野地也会自然地被踏出一条路来，这是因为桃李是实实在在地开出了美丽的花，结出了香甜的果，在为人们默默地服务，所以用不着吹嘘，人们自会欢迎它们。
“桃李不言”是统御艺术中的不言之教。从统御艺术的规律来分析一个领导者除了不断地教育部属，行“有言之教”以外，行不言之教，以身作则，与士卒同甘苦、共命运，则更能唤起士卒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赴汤蹈火，效命忠诚。谋略家在实施统御谋略的过程之中，滔滔不绝，能言善辩，以赢得支持和拥护，是一种韬略。但有时却需要采用不尚虚声，“桃李不言”
的方法才能服众，这是不可偏废的。
恩威并施
恩德武威同时并用，是古来将帅、君王所重视的统御谋略之一。《百战奇法。爱战》云：“凡与敌战，士卒宁进死，而不肯退生者，皆将恩惠使然也。”《孙子兵法。地形篇》：“视士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武认为，统御部卒，必须用恩威并施之谋。“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汉晋春秋。后主》载，蜀后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征伐南中（云南曲靖一带），遣马忠伐牂珂（今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部），李恢向益州（今贵州仁怀县南），亲自率诸军自水道入越嶲（今四川西昌东南），破斩高定，进兵永昌，越嶲太守马谡对诸葛亮说：“南中叛逆，仗地势险阻，不服蜀汉很久了，虽今击破，明日又变。现在丞相正倾全力北伐，以与强贼争天下，南中叛逆，知蜀中空虚，很快又会叛变，若尽把他们杀绝，既不是仁义之心，又不是仓猝所能办到的，用兵的道理，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服他们的心。”诸葛亮采纳马谡的策略，5月渡泸水（今云南保山县西北），擒孟获，让他观看阵势。孔明问他：“这种军阵如何？”孟获说：“以前不明虚实，所以失败，今蒙观看阵势，只要如此，便易于获胜。”孔明笑着将他释放，要他再战，放了七次，擒获七次，孔明还是要释放他，最后孟获不肯离去，说：“这是丞相天威，我们南人不再反了。”孔明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珂、越嶲四郡都告平定。孔明以他们的首领来统治地方，在南中各地，不设官，不留兵，使当地人粗定纪纲，夷汉相安而还。
李靖是唐初杰出的军事家。据《新唐书》载，当初李渊任隋朝官员镇守太原时，与李靖有矛盾，李渊准备起兵反隋，李靖曾想告发他。后来，李渊占领长安捉住了李靖，差点把他杀了，因李世民求情才得免死。
公元616年，李渊令李靖征讨萧铣，李靖初战有功，深得赞赏。后来又有失利，李渊大怒，严斥李靖贻误战机，要将他处斩。又有人为之求情。李靖决心戴罪立功。公元620年，率800精锐大败开州（今四川开县）蛮族首领冉肇则，俘5000多人，乘胜收复开州、通州。李渊说，对以前的过错早已置于脑后，让李靖不必介意。李靖更加尽心为李渊出谋划策。李渊对李靖的统治和使用，很典型地使用了“恩威并施”的统御谋略。
望梅止渴
《世说。假谲》载，曹操领兵赶路，天热，又找不到水喝，士兵又累又渴，都几乎走不动了。曹操心生一计，传令道：前面有大梅林，咱们赶到那里，大吃一顿酸甜的梅子，就可以解渴了！士兵们听说有梅子，嘴里都流出口涎来，于是振奋精神，继续前进。
《三国演义》引述了这个故事：有一次，曹操和刘备，两人在后园喝酒谈志，偶见枝头青梅，曹操想起这个故事，就向刘备讲了一遍，并且说这是在征张绣的行军途中发生的事。
在领导实施统御的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对部属所面临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时常常力不能及，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除了要竭尽全力为部属解决困难之外，对暂时无力解决的问题则要实事求
是地给部属解释清楚。对有时出现的无法解释或时间紧迫不许可解释的情况下，又要最大限度地动员部属进行某一活动，有时需要以“望梅止渴”之类的招数以解燃眉之急。但这与对部队蓄意的欺骗是有所不同的。这一谋略不宜广泛运用，常用既失信，亦不灵。
教而不语
北宋熙宁年间，有一天，苏轼去拜访当时的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不在，苏东坡偶然发现书桌砚台底下压着一首未写完的诗：“西风昨晚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他想：“只有秋天才刮西风，但菊花有傲霜之骨，只能在深秋时逐渐枯萎，不会落叶满地，怎能说吹落黄花满地金呢？王公真是糊涂，闹此大笑话！”于是，他挥笔续诗：“秋花不似春花落，说与诗人细细吟。”
写完起身走了。
王安石回来，见到续诗，知道苏拭来过，他暗自忖道：“这个年轻人真太自负了，我应当用事实去教育他。”不久，王安石建议皇上将苏轼调到湖北芡州府当团练副使。苏东坡觉得这个差事委屈了自己，很不高兴，到任后，不好好工作。有一天，他和好友陈季常到后花园赏菊饮酒。这天正是刮了几天大风之后，园中十几株菊花枝上一朵花也没有了，只见满地铺金，落英缤纷。苏东坡见此情此景，一时瞠目结舌。陈季常不解地问：“你见菊花落瓣，怎么这样惊诧呢？”东坡叙述了在王安石府中改菊花诗一事，到这里才知道，有的地方菊花也是落瓣满地的。陈季常这才明白过来。苏东坡感慨万分地说：“去年我刚被派到芡州来，还以为是王荆公恨我揭了他的短处，公报私仇，谁知这不是公之错，而是我错了。是我才疏学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事给我的教训太深了：凡事要谦虚谨慎，千万不可以自恃聪明，随便讽笑别人。”后来，苏东坡主动向王安石承认了错误。
恩格斯说过：“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苏轼犯了乱改菊花诗的错误，是由于他知之不多而又狂妄自负。
王安石并未滔滔不绝，言之以教，而是通过把苏轼调到出产落花菊花的地方，用耳闻目睹的事实来转变年轻人的思想，无言胜有言。
晦迹韬光
语义出处很多，金朝马钰《满庭芳》：“怀美玉，便韬光隐迹，二十余年。”《隋书。薛道衡传》：“韬神晦迹则紫气腾天。”清代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自顾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拟独善潜修，韬光养晦。”其意都在于隐藏才智，不显不露。这是一种不露声色，暂收锋芒，待时而动的谋略。在封建社会里，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统治者内部也互相猜忌，为种种之利益而相互不择手段地攻击，因而无真诚可言。把韬晦之术应用到最高统治阶层的是韩非。他主张君主为了保身，绝不可让臣子们看到真心，主张通过法制加强中央集权。他从权臣们的反动政变到君主的防身之策都有研究。《韩非子》中有许多关于君主统御术的记载。
其中特别强调“君主不应把自己的真心爱憎公开化”。
《韩非子。二柄》中说：“君主如果把自己的所憎所好都溢于言表的话，臣子们就会肆意在你面前显示或隐瞒什么。如果知道了君主的欲望，臣子们
就会找到投机的机会。“”君子如果喜怒不溢于言表，臣子们就会显出本色，这样，君主就不会被欺骗。“
《韩非子。外储说》中说：“一定要慎于言，否则就会被人看穿；一定要敏于事，不然就会盲从。如果你显示你有知识，别人就会隐藏起他的无知；要是让人知道你无知，就会受骗，所以只有无为，方可察知对方。”
虚怀若谷
语义出《老子》15章：“旷兮其若谷。”又28章。“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又41章：“上德若谷。”其意都是说，统治者胸怀宽广，才能招天下人归服，这一点，在统御领域千百年来倍受推崇。
《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在领地招募人才，舍家业而厚遇之。
于是，形成所谓“倾天下之士”的影响，食客达到数千人，而且，他们享受着与主人同等的待遇。
孟尝君不久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由于秦国对其才能深怀恐惧，使用了离间计，孟尝君突然被闵王撤去了齐国相国的职务。许多食客接二连三地离开了孟尝君。《史记》中写道：“诸客见孟尝君废，皆去。”
后来冯谖用计使孟尝君复职。孟尝君向冯谖感叹道：“我对待客人很热情，在招待上也没有什么疏忽，以致食客人数达到了三千有余。但是我一旦失去地位，全部背弃我而去，没有人来看望我。幸好由于你助了我一臂之力，才恢复了地位。但那些家伙有什么脸面再来见我？如有厚着脸皮回到我这儿来的人我必唾其面而大辱之！”而冯援却对他说：“富贵时，大家都来投奔；落魄了，朋友四处流散。这是理所当然的。例如，您看看市场，早晨人们熙熙攘攘，但到了晚上，就变得空空荡荡了。这并非人们喜欢早晨，讨厌晚上，因为早晨有所要买的东西，所以人们聚集到市场上，而晚上没有东西可买，人们就不去市场，只是这个原因。食客们由于您丧失地位而离开您，也与此相同，是由于所求的东西没有了，所以您不应该记恨他们。”
孟尝君不愧是天下名士，听冯谖这样一说，立刻心领神会，对再次聚集而来的食客们与以前同样对待。
这段话表现出“对人际关系不失望”的一种想法。孟尝君感到愤怒，是因为在这方面对对方抱有过大的期待。对方因想到在相国身边能干些业绩，所以投奔而来，如不能，就失去了当食客的理由。
一个统御他人的人，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虚怀若谷既是重要思想作风，又是谋略手段。“君子之德如风”，宽容大度必能感召部属，赢得人心。
得主专制
此为孙膑关于“胜仗”的五种谋略之一。《孙膑兵法。篡卒》：“恒胜有五：得主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
“得主专制”，专制，指独立指挥，临机决断，不受制约。即将领得到君主信任，有独立指挥权的，能胜利。孙膑同时指出了五种不能胜的因素，其中与“得主专制”相反的是“御将”，将在外无独立指挥、临机决断之权，受君主遥控，这就无法取得胜利。这一谋略，是讲君主与将领之间的统御关系
对战争胜负所起的作用。这一谋略思想，在《孙子兵法。九变篇》中早已有了论述。它指出：“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君命有所不受。”战场上的情况千变万化，将领必须有独立指挥、临机决断、因地制宜之权，才能实施正确的指挥，确保作战胜利。否则，君主从中掣时，将领无所适从，就没有不打败仗的。西汉前期名将周亚夫，于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屯兵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渭水北岸），军令严整，文帝举止不合营中规矩亦不准入其营门，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文帝不但不指责，反而称赞周亚夫为“真将军”。景帝五年（前154年），周亚夫率军平定吴、楚之乱，不到3个月即平定叛乱。
《旧唐书。列传第54》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一举攻克唐朝的东部洛阳，接着进军潼关，威逼长安。这时，唐玄宗命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指挥20万大军扼守潼关，屡挫敌锋，稳定了战局。次年6月，在战略反攻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唐玄宗求胜心切，一再拒绝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舒翰被逼无奈，含着眼泪率兵出关。刚刚走到灵宝（今河南灵宝），遭敌伏击，20万大军几乎被全歼。结果潼关失守，长安陷落，唐玄宗逃跑到四川，使安史之乱的战祸前后延续8年之久。这就是君主掣时、从中“御将”
的教训。因此，古人强调统帅专一，将贵专谋，不能“锋镐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陆宣公全集》卷六）
假托王命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皇权是至高无上的。谁能赢得了皇帝的信任，他本身也就有了极大的号召力。春秋时期，周天子虽已失去了往日的绝对权威，但各诸侯国在争夺霸权的战争中，都千方百计利用周王室的影响，打起维护周王室的旗号，以成就自己的霸业。郑庄公欲伐宋，宋国爵尊国大，郑要伐宋必须以周王名义，又要取得诸侯支持。郑庄公带着祭足去朝见周王，以便造成周王信任郑国的印象。周桓王不喜欢郑庄公，故意挖苦郑庄公，也不设宴，只送给郑庄公10车黍米，说让郑庄公备荒用。郑庄公受此冷遇，悔不该来。祭足劝说郑庄公以10车黍米为“天宠”作文章，把10车黍米用锦袱覆盖，乔装成10车财宝，离开周都城时，宣称是周王所赐，还在车上放上彤弓弧矢，诡称“宋长久不朝贡，我亲自接受周天子命令，率兵前去征伐宋国”。
人们都信以为真。
消息传到宋国，宋殇公感到不妙，想和郑国讲和。但郑庄公不理，同时，以周天子名义，命令齐、鲁等国助郑伐宋。郑庄公率三国联军，举“奉天讨罪”大旗，攻宋，连取郜、防二城，势如破竹。
郑庄公假托王命以伐宋，基本上取得了预想的成功。郑国成为春秋初期最强盛的诸侯国。之后，齐桓公、晋文公等在成就霸业过程中，也都没有放弃“尊周”的旗号。这种谋略不断有所发展，如晋文公的“尊王攘夷”和东汉未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也都是这一谋略的运用和发展。
欲擒故纵
语意可追源于《老子》、《鬼谷子》。如“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
子。三十一章》）：“去之者纵之，纵之者去之”（《鬼谷子，谋篇》）。
“欲擒故纵”的故事见《汉晋春秋。后主》（参见“恩威并施”例）。
《三十六计》把“欲擒故纵”作为第十六计，解语说：“逼则反兵，走
则减势，紧随勿迫，累其气力，消其斗志，散而后擒，兵不血刃。需，有孚，光。“按语说：”所谓‘纵’者，非放之也，随之，而稍松之耳。‘穷寇勿追’，亦即此意。盖不追者，非不随也，不迫之而已。武侯之七擒七纵，即纵而蹑之，故辗转推进，至于不毛之地。武侯之七纵，其意在拓地，在借孟获以服诸蛮，非兵法也。若论战，则擒者不可复纵。“
在两军对战中运用这一谋略要求当敌人锐气尚盛时，我故意避战示弱，骄纵敌志，使其士气懈怠，丧失警惕，而后乘机图之。“擒”是目的，“纵”
是手段，手段为目的服务，所以，“纵”不是放虎归山，而是有目的地放松一步。
1947年6月30日夜，我刘邓大军一举突破了敌人黄河防线，进入鲁西南。按预定战役计划，我第一阶段在郸城和定陶歼敌3个旅后，立即转移兵力，用4个纵队的兵力，包围了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的敌人3个师。7月14日，我一纵和六纵将敌两个师包围在只有200户居民的六营集。为了不使敌人作困兽之斗，我军决定网开一面，虚留生路，纵敌突围。敌果然仓皇向东夺路而逃，正中我计，敌两个师在逃跑中全部被歼。
欲擒故纵运用的更为广泛的还是在统御活动之中，特别是旧时官场的争斗中。同时也适用于政治和经济领域，故意麻痹对方，使其放纵其行为，然后算总帐，郑庄公故意怂恿其弟共叔段，任其走向极端，然后一举破之，也可以看作是“欲擒故纵”之谋略。
善观风色
《孙子兵法。行军篇》中，有“敌情察知法”，凭藉对敌方各种征候的
观察，达到“知彼”的目的。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距对手虽近然而却保持镇静，这是因为有仗恃。
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距对手虽远却前往挑战，是要诱使敌人交战。
辞卑而益备者，进也。对手使用谦卑之词，这是有自信心的表现。
辞强而进驱者，退也。对手自诩其强，这是因为缺乏自信。
半进半退者，诱也。对手对我方进而又退，退而又进，这是企图引诱我
方。
见利而不进者，劳也。看到明显有利却不进取，是疲劳的表现。
夜呼者恐也。在夜间大声呼叫，是因为其心惶恐。
军扰者，将不重也。组织无秩序，是指挥者无能，威令不行的表现。
旌旗动者，乱也。旗帜乱动，是内部混乱的表现。
吏怒者，倦也。长官怒斥部下，是全军倦怠，失去战意的表现。
谆谆翁翁，徐与人言者，失众也。领导人对部下絮语，亲呢失常，是部
下离心的表现。
数罚者，困也。乱行惩罚，是领导者陷于困境的表现。
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先对士卒暴怒而后又害怕士卒，是领
导者极不精明的表现。
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对方言辞谦和，是企图休战以补充实力。
中国古代哲学有万物都由阴阳二元构成的基本观点，就是说如同日与月，男与女、天与地、白与黑，同样，所有事物都有自己的对立面。对于表面有内涵，对于内涵则有表面。因此，可以见表而察里，见里而知表。
装聋作哑
唐代宗时，郭子仪在扫平安史之乱后战功显赫，成为复兴唐室的元勋。
因此，唐代宗十分敬重他，并且将女儿升平公主嫁给郭子仪的儿子郭暖为妻。
这小两口都自恃有老子作后台，互相不服软，因此免不了口角。
有一天，小两口因为一点小事拌起嘴来，郭暖看见妻子摆出一副臭架子，根本不把他这个丈夫放在眼里，愤懑不平地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仗着你老子是皇上！实话告诉你吧，你爸爸的江山是我父亲打败了安禄山才保全的，我父亲因为瞧不起皇帝的宝座，所以才没当这个皇帝。”在封建社会，皇帝唯我独尊，任何人想当皇帝，就可能遭满门抄斩的大祸。升平公主听到郭暖敢出此狂言，感到一下子找到了出气的机会和把柄，立刻奔回宫中，向唐代宗汇报了丈夫刚才这番“图谋造反”的话。她满以为，皇父会因此重惩郭暖，替她出口气。
唐代宗听完女儿的汇报，不动声色地说：“你是个孩子，有许多事你还不懂得。我告诉你吧：你丈夫说的都是实情。天下是你公公郭子仪保全下来的，如果你公公想当皇帝，早就当上了，天下也早就不是咱李家所有了。”
并且对女儿劝慰一番，叫女儿不要抓住丈夫的一句话，乱扣“谋反”的大帽子，小两口要和和气气地过日子。在皇父的耐心劝解下，公主消了气，自动回到了郭家。
这件事很快叫郭子仪听到了，可把他吓坏了。他觉得，小两口打架不要紧，儿子口出狂言，迹近谋反，这着实叫他恼火万分。郭子仪即刻令人把郭暖捆绑起来，并迅速到宫中面见皇上，要求皇上严厉治罪，可是，唐代宗却和颜悦色，一点也没有怪罪的意思，还劝慰说：“小两口吵嘴，话说得过分点，咱们当老人的不要认真了。不是有句俗话吗，‘不痴不聋，不为阿家翁’，儿女们在闺房里讲的话，怎好当起真来？咱们做老人的听了，就把自己当成聋子和傻子，装作没听见就行了。”听到老亲家这番合情入理的话，郭子仪的心里就像一块石头落了地，顿时感到轻松，眼见得一场大祸化作芥蒂小事。
虽然如此，为了教训郭暖的胡说八道，回到家后，郭子仪还是将儿子重打了几十杖。
小两口关起门来吵嘴，在气头上，可能什么激烈的言辞都会冒出来。如果句句较真，就将家无宁日。唐代宗用“老人应当装聋作哑”来对待小夫妻吵嘴，不因女婿讲了一句近似谋反的话而无限上纲，化灾祸为欢乐，使小两口重归于好。有些事情，你非要硬去叫真，就会愈加麻烦，相反你若装痴作聋，来他个“难得糊涂”，“无为而治”，也许会有满意的结果。
作为一个领导者，在所辖范围内，要人人满意似乎是不可能的，有的人可能因某一琐事而节外生枝，怨天尤人，甚至“骂大街”，讲领导的怪话。
在这种情况下，有经验的领导者，会避其锋芒，不听信他人的闲言，在事后心平气和时做思想工作，效果会好得多。因此，装聋作哑是统御谋略修养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赏不逾时
语出《司马法。天子之义第二》：“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
意思是行赏要及时，让百姓及时得到为善的好处。设奖行赏，是历代兵家治军都十分重视的一种制度。奖赏的目的，在于激励斗志，鼓舞士气，运用得当，恰到好处，能调动将士的积极性，提高部队战斗力。
三国时的曹操，是一位能正确运用奖赏制度治军的典范。据说，他带兵出战，每次攻破敌方的城池，都把掠获来的贵重财物，全部拿出来赏给有功劳的将士。对于功勋大而应受重赏的，他不吝千金；而对于没有攻劳而妄想受赏的人，则“分毫不与”。所以，作战中将士们都争着建功立业，表现得很英勇。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曹操赏谏，秉公无私。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曹操打败袁绍之后，准备北伐乌桓和辽东。决策之时，有些将领认为孤军深入，作战不利，反对这次出兵，但曹操没有采用反对意见。北伐途中，先国道路有敌军扼守，加之阴雨连绵，泥泞难行，不得不改道，凿山填谷而行。接着又围断绝水源、粮食，只好杀掉几千匹军马充饥。一路之上，历尽艰险。当到了距乌桓军驻地还有200余里的地方时，曹军与敌人主力又突然遭遇，情况十分危急，曹操亲自到阵前指挥督战，化险力夷，一战成功，待凯旋归来开庆功大会时，曹操问：出发前是哪些人劝我不要北伐的？当时劝谏过曹操的那些将领都很恐惧，纷纷跪下请罪。曹操哈哈大笑，非但不予治罪，反而每人赐以重赏。曹操说，这次北伐差一点全军覆没，侥幸取胜的冒险行为只能偶一为之。其实，当初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曹操行赏确有独见，受赏者无不感叹，旁观者都非常信服。从此，部下献计献策的积极性更高了。
大凡英雄主义的荣誉感与个人主义的贪欲性，常常埋藏在同一个心底。
恰当的奖赏，就在于激发荣誉感，而不是滋润贪欲的种子发芽。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唯有阶级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才是旺盛士气的根基。奖励功绩，应当在这个根基上去建造。在剥削阶级的军队里，统治者模糊阶级关系，不讲战争性质，单单提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观点，带有很大的阶级偏见。
集思广益
“集思广益”出自诸葛亮写的《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这是他给同僚和部下的一封公开信，其文如下：
“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复，旷阙损矣！违复而得中，犹弃敞峤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少故矣。”
诸葛亮在这篇短文中说，在政府里参与政事，必须人人踊跃提意见，使工作获得更大更好的效果。如果为了怕得罪人或是为了避免争论，不肯提出与别人不同的意见，那就会使工作蒙受损失！凡事应当经过反复商讨而后才能得出最正确的结论。只有徐元直（即徐庶）在这方面是毫无顾虑的。还有董幼宰（即董和），任职7年，每当看到事情有办得不够完善的地方，一定要提出意见，甚至十几次反复提出，诚恳相告。当时在诸葛亮的同僚中，只有徐庶和董和敢于直陈己见，因而他号召大家向他俩学习，并且说，诸位如
果能学到徐庶的十分之一，学到董和奋勉认真的态度，对于国家将有极大的好处，同时也可以帮助我本人少犯些过错。
这篇短文，今天来看，仍有积极的意义。开头的“集众思，广忠益”的一句，就是成语“集思广益”的来源。“集众思”是集中众人的意见，“广忠益”是扩大工作的效果：“集思广益”就是发挥群众智慧共同搞好工作。
高明的领导者，不单靠自己的聪明过人的脑瓜，最主要的，就是要有集思广益的本领，多和左右“谋一谋”。汉高祖刘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不如张良；统百万之军，攻必克，战必胜，他不如韩信；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他不如萧何。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集思广益，善于乘众人之智。
元朝末年，朱元璋占领金陵（今南京）后，陈友谅率军来攻。眼看大军压境，敌众我寡，幕僚主战、主降、主逃，议论纷纷。可朱元璋看到刘基一语不发，于是在听了大家众多议论之后，并不忙于决断，单独召见刘基讨教破敌之策，刘基提出的赏将士、固军心、设伏兵、乘隙而后击的建议高出众人一筹，朱元璋采纳后，大获全胜，解了金陵之围。
“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是集思广益韬略的巨大作用的生动表述，刚愎自用、主观臆断是不能成大事的。
谨言慎说
作为一个统治者，说话不谨慎，信口道来，是失去人心的重要原因。在人们的集团生活中，要想保身远害，说话谨慎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把两个人之间说的话无意中告诉了第三者时，会完全失去别人的信赖。
《韩非子》列举出君主应该遵守的原则之一，是“不轻易把臣子所说的事情泄露于人”，并作了以下说明：“臣子向君主叙说大臣的失误或高级官员的内幕等等，君主不能贸然把这些内容告诉自己的亲信。如果泄露给亲信，以后就没有人对君主说真话了。就是说，人们要进言不得不先迎合这些亲信的心意。这样一来，想说真话的人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忠臣于是就日益疏远。”
（《韩非子。三守》）
知道的事情要想不说也很困难，想说出来是人之常情。特别是知道他人的秘密时，不向第三者透露甚至是很痛苦的。“只在这儿说”的话，却从来没有就此能够止住的先例。为检验某人的可信程度，对他说：“只限于在这儿说说”，看他是否泄露出去，这也是一种手段。一旦因“嘴很严”而产生了信赖感，情报会自然地集中到这人手中。这又成为保身的有力武器。
作为一个领导者，谨言慎说是谋略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凡事自己先表态，先夸夸其谈一通，部属就难以发表不同意见，就会堵塞言路，堵塞贤路。
因此，作为一个年青的领导者，“慎言”是自我修养的基础之一，万万不可忽略。
群策群力
语意出自汉代扬雄《法言。重黎》。秦末汉初，楚汉相争，结果楚败汉胜。楚霸王项羽，在垓下大败，自刎乌江。临死前，他对仅剩下的28名骑兵说：“吾起兵至今八岁，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
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接着又说：”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项羽当即向包围得密密层层的汉军奋勇冲去，斩兵杀将，猛不可当，果然把汉军吓得纷纷倒退。最后，在乌江边上，乌江亭长预备好了船只，请项羽渡江，逃回江东。项羽不肯，笑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于是自刎而死。
汉代的学者扬雄在《法言。重黎》中评论刘、项兴亡时说：楚、汉相争。
所以汉胜楚亡，是因为“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在这里屈是“尽”或“竭”
的意思。扬雄这句话是说：汉王刘邦尽量发挥、利用了众人的智谋和力量；而项羽却只凭一人的“匹夫之勇”，没有充分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和采纳他们的建议。这才是项羽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不是什么“天之亡我”。
扬雄的这句话，后来既演化为“群策群力”，也逐渐成为领导者所时刻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韬略。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领导者不能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借助集体的力量，只凭个人“单干”，起码是个不称职的领导者。正如毛泽东同志1943年发表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的，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时，这也是领导者的重要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
察奸之术
察奸之术源于《韩非子。内储说左上》，由于该书是以君主的统治术为主题，因而用许多篇幅论述了怎样才能看透臣下的内心。
《韩非子》的察奸术，有观听法、一听法、挟智法、倒言法、反察法等。
所谓观听法，就是不是片面地根据一件事实，而是进行综合的全面判断。
“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大意是，如果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不参证，就不能了解事情。人往往有这样的习癖，对喜好的事乐于接受，对嫌厌的事则加以排拒。如果所“观”的事令其愉快，那么有关此事的否定的评价就不愿去“听”。如果所“听”到的令人高兴，有关此事的恶劣现实也就不愿意去“观”了。了解君主这一弱点的好邪的重臣，就往往口出蜜言，或者只让君主看到他所喜好的一面，因此，即使听到今人满意的话，也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加以确证，即使看到今人满意的情形，也必须倾听多数人的意见。不仅对于封建君主是如此，这也是判断情报真假时基本的思维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