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真正带负号的人不会这么容易改变。不论一个受害者是告饶还是求情，都不会阻止一个变态杀人狂加害于他或她；在二战中，不论犹太人如何对待党卫军，也不能改变他们被屠杀的命运。但即便是罪犯，在特殊情境中也会成为英雄。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热播的美国电视系列片《加里森敢死队》，说的就是一批罪犯在二战中的英雄故事。
因此，做加减法，不仅要首先界定自己或对象的性质、正负或生克，还要了解它对我们的利害关系是否有条件，这些条件既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态度，以及对待和使用它的方式，也取决于时间和环境因素。没有一成不变的生克，因此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加减。
屠格涅夫垂垂老矣，站在楼上窗前看见几个出浴的年轻姑娘从树荫下哗笑而过，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多么美丽的姑娘呵，可我已经不需要她们了。”于是，我们明白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我们永远渴求并永远占有，即便是曾经让我们以生死相许的情爱。
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要加减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四加法的三种境界
——加减基本原理（中）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孟子·尽心上》
相生相加，或者说，对于对自己有利的因素用加法，这是加减基本原理中的第二个要件。
所谓战略或谋略中的加法，从根本上讲，是当事人挖掘、整合各种资源（包括自身资源），用以获取并扩大权力、财富、社会地位与名望等利益，并最终实现生存的最大意义的一种方法。海尔的掌门人张瑞敏在企业经营中就使用了这种方法，用海尔的品牌优势大举兼并收购，迅速地扩张了企业规模，同时也就扩大了该企业和企业领导人所拥有的社会名望和影响力。
我在拙著《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一书里曾经从手法上对加法进行分类，提出了“予、借、化、合、信、神”6大加法。今天看来，稍显琐碎。其实，什么人使用什么加法，龙有龙的加法，虫有虫的加法。从一个人使用的加法上，能看出他的境界。境界大的，能安天下；境界小的，能安蜗居。
加法有三种境界。
大境界：发放情感与道义“贷款”
我们先说说吴起。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春秋名将吴起的名声并不好：为了做鲁国的将军，他杀了自己的妻子，因为妻子拿的是齐国护照，而当时齐、鲁是敌国；为了谋取功名，母亲病故了都不回家奔丧，害怕丢了机会。但他却是一代名将。他训练的军队战斗力特别强，人人效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原因之一就是他善于对自己的士兵用加法，爱兵如子。
有一次，军中的一个士兵因刀伤溃烂，生了脓疮，痛苦不堪。吴起看到了，就立刻俯下身去用嘴把士兵疮口里的脓血吸了出来，又撕下战袍把士兵的伤口仔细包扎好。在场的士兵都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不料这位士兵的母亲听说此事后却放声大哭，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担忧。她一边哭一边说：“看来，我儿子的命保不住了。以前我丈夫在吴将军手下当兵，他对我丈夫也是这样好，后来，我丈夫为报答他的恩情为他战死在疆场。现在轮到我儿子了。”
这个故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吴起对士兵使用了上乘境界的加法：“仁爱”之法。这种加法的特点是“给予”或“付出”，付出的是自己的某种东西（在这个故事里，吴将军付出的是爱），得到的是人心，因此，我们把这种大境界的加法称之为“施与型加法”；第二，仁爱既可以被当做道德来施行，也可以被当做谋略来使用，区别在于：是否期望被施与者给予回报。在上面的故事里，吴将军的仁爱是当做谋略来使用的，这一点连老妇人都看出来了，因为仁爱的施与者吴起要士兵回报的是性命。
施与型加法的奥妙是发放情感与道义“贷款”，债权和利息形式是恩德。凡是不偿还本金和利息的人，也就是说凡是不愿报恩的人，就会被社会舆论界定为忘恩负义的人，或者叫做“叛徒”。“文革”中，刘少奇被定的罪名之一就是叛徒。表面上，他被认为是背叛了革命事业；实际上，在毛泽东眼里，他背叛的是毛泽东本人。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在政治和军事中，寻求真正具有道德价值的仁爱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能够把仁爱当做谋略或战略加法来使用的人，他就已经达到了宏大境界，他追求的东西就绝不是蝇头小利，大到整个天下，小到业界至尊，宋江和毛泽东属于前者，吴起和胡雪岩属于后者。
大境界中的上乘与下乘
宋江原本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不仅其貌不扬，“面黑身矮”；而且地位卑微，是个县衙里的“押司”，顶多相当于今天县政府办公室里管司法的科员。但他不仅精通刀笔，更精通人生的施与型加法。他在家里孝敬父母，爱护兄弟，人称“孝义黑三郎”；在外面怎么样呢？看看《水浒》里的描述就知道了：
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的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这样的人如果出在本分小康之家，如果不被当成败家子，也会被当做游手好闲的公子哥，或者是官场混混。他家里就是有万贯家财，也不够他挥霍的；他自己即使浑身都是水，也下不了几场雨。如果在太平盛世，宋江也顶多混个县衙里的师爷干干，或当上某帮会的头头。但国家不幸洒家幸，宋江走运，赶上了仁宗在位时的一场大瘟疫，天下动荡，于是有了他的用武之地，欠了他情感与道义债务的“兄弟们”拥戴他为起义军领袖。
毛泽东也是这种乱世出的英雄，但他运用的施与型加法，不仅比宋江更高明，也更成功。毛也出身寒微，虽然他的家庭成分够得上他自己定下的富农标准，但他家里的财产也不够他像宋江那样挥霍。他读了些书，但只够他在北京大学谋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倘若社会稳定，他最好的发展前途或许是北大图书馆馆长，如果能考上一个在职博士，谋一个教授职位也是可能的。
不过，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中国更需要一个救星，而不是一个教授，于是，历史选中了他来扮演这个角色。应该说，他扮演得很成功，一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中国老百姓心中的神。他成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用中国传统民间习语来说，叫做“杀富济贫”或“雪中送炭”；用当代意识形态话语来说，则是让“穷苦人翻身解放”，或者，是让“无产者当家做主”。
第二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