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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节:像斑鸠那样欢叫的国母

作者:吴稼祥 当前章节:2416 字 更新时间:2026-6-23 06:05

因此,不同境界的人使用不同境界的加法或减法。舜的境界阔大,所以能使用最高境界的减法。结果,从井底暗道里爬出来的是一条龙,一个大帝,而不是一条虫,一个逃犯。

像斑鸠那样欢叫的国母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上面这首诗,大凡是受过点教育的中国人大概都不会陌生,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诗集《诗经》中的开篇第一首诗,诗名叫《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

在河水环流的小洲上,

有一对“关关”叫着的小斑鸠。

它们相亲相爱,从一而终,

多情,但不偷。

就像那身材又好、举止又闲雅的漂亮小妞,

正好做文王那种好男人的配偶。

乱糟糟的路边野花,

你采我采,大家都采。

但漂亮又贞洁的姑娘,

才是梦中情人,

黑夜白天睡不着觉,

就想把她搂抱入怀。

想抱抱不着,心里不快活,

躺在床上像烙饼,翻过去,翻过来。

浪里飘荡淫乱的水草,

要采多少有多少。

倘若找到一个苗条又贞洁的姑娘,

那才叫快乐,就像双簧管听见了小号;

风流而浪荡的水草,

在河水里随便捞,

倘若寻觅到一个婀娜又贤淑的姑娘,

那才叫快乐,心碰心,就像钟碰鼓一样欢叫。

这首诗,乍一看,歌咏的是男女私情,有两情相悦的欢乐,也有美女不能到手的烦躁与哀愁。细一想,表达的却是夫妇之道,第一,婚姻要有爱情;第二,妻子候选人既要有美貌,还要有美德;第三,爱情和婚姻都要坚贞,最好要像“雎鸠”那样,既不独身,也不乱交,配偶固定。

再深究,隐含的却是家国之谋。你想,《诗经》三百首,可是孔子他老人家亲手删定的,他绝对不是为了加入作协或文联什么的,混个名头,才附庸风雅,玩点文学,他编定的春秋时代的民歌,被称为《诗经》,成为儒家九部经典(四书五经)之一,是每个想成为伟大政治家并实现其治国平天下宏伟抱负的人的必读书。把《关雎》之诗置于这样一部经典之首,其理由可能不像老人家自己说的那么简单,仅仅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更像汉代大儒匡衡说的:“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自上世以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

说明白点,在孔子看来,治国先要齐家,尤其是帝王之家。《关雎》之诗,是宫女歌颂周文王之妃姒氏的,按照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政治制度设计,什么样的女人将成为帝王之妻将是决定王朝命运和天下治乱的根本,像周文王之妃姒氏那样的好女人襄夫,并生一个好儿子,宫廷和天下大治;像始皇之母赵姬那样的坏女人叛夫,并生一个坏儿子,则不仅秽乱宫廷,也祸害天下。好女人就是诗中歌颂的“关雎”,坏女人就是诗中嘲讽的“荇菜”。做国母的要像关雎那样欢叫而贞洁,不能像荇菜那样淫乱而放荡。

担心荇菜成为国母,就是孔子推崇《关雎》之谋:要想家齐国治天下平,必须亲关雎而爱之(加法),轻荇菜而远之(减法)。荇菜应该下锅,而不应该上床。在经历了江青时代之后,我们应该明白,他老人家的担忧不是多余的。此外,《关雎》之诗还有劝婚育子之谋,此处不再啰唆。

智慧三明治与四味中草药

“帝舜之孝”,是中国历史的开篇故事,是史书之冠《史记》的开卷之作;“关雎”之诗,是儒家经典《诗经》的第一乐章,是治国之君的首要关怀,其实强调的都是帝王的深谋远虑。因此可以说,治国者不能无谋。也因为这个缘故,司马迁才称颂帝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

最近坊间流行一套“天下无谋文丛”,序言中既承认中国文化是一种谋略型文化,又指望天下无谋,这不是自相矛盾么?表达上的矛盾,来自概念上的混乱。在那篇“谋略与文化”的序言里,作者对如下这些概念不作区分,甚至画上了等号,相互偷换:智慧=谋略=智谋=权谋=谋划=权智=权术=算计=窝里斗=捣鬼,等等,如果对谋略的理解靠近这个等式的左边,你可以从积极的意义上将中国文化定义为谋略型文化;如果对谋略的理解靠近这个等式的右边,当然希望谋略这股祸水尽早在中国的土地上断流的好。

智慧其实是一块三明治,谋略是其中的火腿或沙拉。智慧分为不变的和可变的,有形的与无形的。不变又无形的智慧,我们通常称为“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说,道一旦被表述为有形的东西,就不是不变的东西了。不变而有形的智慧,我们一般叫做“制度”,或“法”;可变又有形的智慧,就是“谋略”。道是没有对象的;制度以所有人为对象,此所谓法律或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谋略以特定的人或共同体为对象,所以谋略行为,也就是博弈行为,博弈的对手总是具体的,有时是他人,有时是自我。当然,这里所说的形与变都是相对的,即使是制度,也会变革和演进;即使是道,也要生形,不生形,与我们的生活就不会发生联系。

至于谋略,则有境界上的差别。通过谋略获得的利益越大、越长久、越无形,境界就越高,因为它接近于道;通过谋略获得的利益越小、越短暂、越有形,境界就越低。因此,偷书的境界比偷车的境界高些;盗名的境界比盗宝的境界高些;窃国的境界比窃钩的境界高,所以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庄子可能认为这很荒诞,但存在的必有其合理之处。在情爱方面,偷窥不如偷心。谋略的境界越小,越接近于捣鬼,甚至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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