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总统做的加减法中的加法。
里根总统在这一天虽然没有击溃他心目中的邪恶帝国的军队，但他赢得了美国人民的爱戴。他不仅要膨胀美国的权力，还要守护孩子们的梦想；他不仅要当角斗士，还要做守护神，这大概是他最终成为美国最伟大、最受爱戴的总统之一的一个原因。
某个地区有两个报童卖同一份报纸。报童甲很勤奋，每天沿街叫卖，嗓门也亮，可每天卖出的报纸并不很多，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
报童乙也很勤奋，也沿街叫卖，但他比报童甲多做了一件事：每天坚持去一些固定场所，先把报纸送给大家看，过后再来收钱。他和这些人的关系越来越熟，卖出去的报纸也越来越多，虽然偶然有几个白看报的，但收入还是大于损耗。结果，报童甲卖出去的报纸越来越少，无法与乙竞争，只好另谋生计。
这是报童乙做的加法。通过先看报后付钱，让潜在的顾客流向自己。该加法的奥妙之一是让你无法拒绝他的好意，之二是让顾客有占便宜之感，之三是把一次性交往的小买卖变成了多次交往的固定客户关系。你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一个陌生的报童，但你很难拒绝天天送报给你看的一个熟悉的男孩。
因此，加减法就有点像孔老夫子讲的“君子之道”，既通俗平易，又奥妙无穷。它平易得连家庭主妇和卖报小童都会运用，但又奥妙得甚至连大国领导人和所谓“圣人”都可能用不好。
毛泽东可不是个平常人，我们曾经觉得，为了评价他，汉语里所有最高级的形容词都不够用，他既是一个大国领袖，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他为革命“圣人”。但他晚年在加减法方面可出了不少问题。
举例来说，该做的减法不做，让泼妇兼野心家江青始终赖在身边；不该做的减法老做，把“阶级斗争为纲”当做烟卷一样总叼在嘴上，越叼越有瘾，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到最后，让自己成了孤家寡人。
偷窃自己
这样说来，在人世间，加减法无处不在，无人不用，可是，它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最简单地说，就是用来最大限度地实现你的利益。上面讲的三个故事都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女王的利益包括英国的强大，以及她个人和家庭的幸福，她对丈夫用的自减法就是为了后者。
美国总统与女王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国家强大是他们都要追求的目标，但美国总统作为民选首脑则要比女王更关心选民的利益和梦想。他在这方面做得越多，就越受选民爱戴，不仅可以帮助他自己竞选连任，还可以帮助他的党派继续执政，甚至可以让自己成为不朽的伟人……他运用加法，请一个身患绝症的小孩品尝做总统的梦想的滋味，就是在争取上面所讲的利益。
小报童的利益比较简单，就是多卖报纸。要多卖报纸，就要清除竞争对手，要清除对手，就要让顾客只买或多买自己的报纸，少买或不买对手的报纸。他以加法为手段：让别人先看报纸后付费，达到了减法的目的：赶走了竞争者。
如果这就是加减法，那它也是《盗窃手册》或《吸毒者指南》。盗取最有价值的东西似乎符合窃贼的最大利益，但看了下面这个故事，你会另有想法：
有个叫贝利的人是20世纪20年代的珠宝大盗，他偷盗的对象，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上流人士。他同时还是一位艺术品鉴赏家，所以有“绅士大盗”之称。虽然他是他那个行当的大师，本领高超，很少被擒获，但最终还是进了班房，被判了18年徒刑。
刑满出狱时，他接受记者采访。一个记者问他：“贝利先生，作为一个神偷，你曾经让谁蒙受过最大的损失？”
“让我自己，”他回答说，“我盗窃了我自己。以我的才能和天分，我本可以成为社会名士或华尔街大亨，但我现在不仅一贫如洗，而且被我自己偷掉了四分之一的生命——18年失去自由的生活。”
运用加减法就是要避免这种结果，运用它追求的不仅是作为一个特殊社会角色的最大利益，更是为了追求作为一个“人”的最大利益。作为一个社会角色，窃贼是偷了别人，最大利益是偷得越多越好；但作为一个人，他最终偷了自己，他的最大利益是越早结束偷盗生涯越好。
像袁世凯那样的窃国者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弄权者他偷了一个国家，但作为人，他最终不仅偷了他自己，还偷了他的子孙：如果不是活着受审判，必然死后留骂名，让子孙难以做人。如今，很多人恨不得自己是孙中山留下的根，大概很少有人希望自己是袁大头播下的种。
同样，作为一个吸毒者，获得越多的毒品越感到幸福；但作为一个人，他的人生幸福有赖于自己戒除毒瘾，或是毒品从世界上绝迹。
显然，运用加减法不仅是用来最大限度地实现你的利益，而且要在实现你的利益的同时消除副作用，或者把它降低到最低限度。偷盗和吸毒的副作用大于你获得的幸福，因此要对这两种嗜好进行彻底的减法。
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给运作的加减法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了：
所谓加法，就是自我发展，以及增加、扩展或组合对自己有利的正面因素的方法，包括通过学习增加知识的方法；所谓减法，就是削弱对手，以及消除或减少对自己有害的负面因素的方法，包括消除偏见，戒除不良嗜好等把自己还原成完好状态的方法。
二加减法的用途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