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礼"是"仁"的手段，孔子所言之谆谆的其他所有的道理，都是为了达到"仁"的手段。
"仁"既是人生的目的，也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可是中国人为什么就相信这样做就对呢？是什么精神让中国人心甘情愿地按照孔子所说的去做呢？靠的就是"情理精神"。
我国现代著名文化学者梁漱溟在剖析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时说："科学之理，知其'如此如此'而止，没有立即发动什么行为的力量。而中国人所说的理，却就在指示人们行为的动向。它常常是很有力量的一句话，例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129页）"中国古人却正有见于人类生命之和谐。--人自身是和谐的，人与人是和谐的，以人为中心的宇宙是和谐的。……此和谐之点，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上书，133页）--我在拙著《中国人的焦虑》中已经论证过，梁漱溟所谓"理性"非古希腊人，也非现代人所理解的理性，而是"情理"。正是梁漱溟所谓"中国古人好讲主观情理，外国今人勤研客观事物之理"，他教我们把这两件事千万"不可误为一事"（引自《东方学术概观》，巴蜀书社1986年版，39页）。
说"中国古人好讲主观情理"有没有证据？当然有。试举几例。孟子："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孟子告子上》）；荀子："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正名》）；董仲舒："性情相与为一瞑，情亦性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数》）；朱熹："仁义礼智之理具焉，动处便是情"（《朱子语类·卷第九十八·张子之书一》）；王阳明："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王阳明《传习录下》）
中国古人是不是也"勤研客观事物之理"？当然。《大学》中不是有"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的"八条目"么。有人说："格物致知"就是研究客观事物。有宋朝大儒朱熹的话为证，"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朱熹《四书集注》）你看朱熹的口气好大，要穷尽客观事物之理。话是这样说，如何"格物"，做法可很蹊跷，绝非古希腊人那样认真，"因为甲，所以乙"那套一板一眼的逻辑推理。还是他的话，说"凡有形有象者，即器也；所以为是器之理也，则道也。"（《与陆子静书》）回到形而上的"道"上面去了。
具体"格物"的过程是怎样的呢？历史上有一段公案，今天读来，有趣之极。这是王阳明讲自己的故事："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即朱熹，引者注）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著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传习录下》）阳明先生是实心人，朱熹说说而已并没有认真去做的事情，他却实实在在去做，还拉上一位姓钱的朋友，要去看格竹子。这位钱先生今天也看，明天也看，看了三天，竹子的道理没有看到，人却"劳神成疾"。阳明先生自己亲自去看，看了七天，也"劳思致疾"了。结论是：天下无可格之物，只需"格"自己的内心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