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情理"不是什么相对容易一些，要说它是什么就要难得多。可见"情理"实在是非常微妙的东西，中国文化之缺少逻辑和思辨亦可见一斑。我只能来试试，看能否说清楚中国人的情理到底有些什么特点。
其一，"情理"是一种道德规范。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是维护伦理秩序，伦理秩序的核心是"孝悌"。所以孔子在《论语》中劈头就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由此生发出其他一切人际关系的原则--"爱人"倒在次之。"人为什么当该'孝'？这是经不起理智的疑问与分析的……既没有理由，要这些封建的限制干什么？但是我们很容易看出：关于这类的事可以这样去追问去分析吗？当他这样一问时，他的心已经死了，可谓全无心肝。"（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79页）"孝"作为中国人的最高道德原则，是不能问的。这中间自有中国人的道理："唯是道理自有厚薄。如此身是一体，把手足捍头目，岂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够两全，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道理，不可逾越。"（王阳明《传习录下》）
王阳明讲的这个道理有没有理性？有没有逻辑？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讲，是经不起推敲的。中间做了数次概念偷换，并非"道理合该如此"。但符合中国人心目中"仁"的大道理，"是良知上自然的道理，不可逾越"，所以不能问。
中国人不能问，可是西方人一定要问，从古希腊人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地问。康德就呕心沥血去探索道德的起源，用理性去证明"道德律令"宛如"头上的星空"一样存在。在中国人眼里，岂不是"全无心肝"？两种文化在根本道德原则上之差异，真教我们吃惊。
其二，"情理"是世俗生活中人际关系的规则，这些规则都是不成文的，渗透在具体而现实的生活中，中国人或把它叫做"人情"。我给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也许是指办理某件具体的事情，可也经常并不完全落实到具体事情上，某件事情没办成，人情却还在，该还的要还，不可打马虎眼。虽没有成文的定则，却非常厉害，切不可违抗它。俗语说："人情大如债，顶起锅儿卖"，就是到了精穷，不合情理的事情一点儿也做不得，该做的人情一点儿也省不得的。
孔子学说中的"仁"的各种要求，都适合它。不过细论起来，顶重要的似乎有三个方面，三个方面都指向一个核心，就是"推己及人"。第一个方面是孔子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话是从处理人际关系反面讲的，自己都不想要的，不要推给别人；或者，自己都做不到的，不要去要求别人。在不了解"情理精神"的人（尤其是西方人）眼里，中国人工于心计，善于机巧、谋划，与人打交道是曲里拐弯，不明就里的以为里面有多大一个阴谋似的。其实大不然。除非特别的"坏人"（"坏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文化中都有的），中国人在与人打交道时常常因固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准则而丧失很多实在的利益，吃很大的亏。不过因为它合乎情理，所以中国人即使吃亏也不愿意放弃。这是不是属于心理学上所谓"心理上的获益"，大有讨论之处。
第二方面是孔子的另一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从正面说。意思是，要想自己站得住，先要帮助别人站得住；要想自己过得好，就要帮助别人过得好。在孔子所设立的社会关系坐标上，这是一个很高的道德标杆，也是孔子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如果单从目的来论，一般的人也许做得到；但从这句话的原意看，孔子强调的似乎是动机，这就很难了。不过中国人的目的和动机经常分不清，所以这个要求也不是没有任何操作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