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要说"情理"也有理性，那就是"实用的理性"。所谓"实用的理性"是一种肯定现实生活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它所关注的是现实社会中的伦理实践。离开了伦理实践，这种世界观或生活态度便毫无意义；如果说"情理"也要讲逻辑，那便是"生活的逻辑"。现实生活馈赠给我们的一切，只要有用，只要可行，就是"逻辑"，就需遵守，这中间没有商量转圜的余地；如果说"情理"也要讲事实，侧重于内在，偏重于动机，那事实也是"天理良心"的事实。好心肠办坏事，永远可以原谅。
所以，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遵循"情理精神"，就要凡事"多替对方考虑，给对方留面子是合乎情理的，否则就是不合乎情理的；做事情不要做到极端，要留有余地是合乎情理的，反之就是不合乎情理的；收敛和忍耐是合乎情理的，轻浮和放浪形骸则是不合乎情理的；为人做事中规中矩，采取中庸之道是合乎情理的，飞扬跋扈，好出风头则是不合乎情理的；孝顺父母，敬重师长是合乎情理的，反之则是不合乎情理的；尊重权威是合乎情理的，轻视权威则是不合乎情理的。"（胡纪泽《中国人的焦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1月，320页）
正是由于中国文化中间灌注着、充盈着这种"情理精神"，所以中国人对人的教育、劝导、安慰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所动的情是天理人情，所晓之理是人情天理。正面和反面，颠过来倒过去，没有什么两样。你说它不符合逻辑，似乎不准确，因为它合乎"道"，合乎"天理"，合乎"良心"，合乎"情理"--难道这还不够吗？情理精神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情理就是心灵自身，就是道，就是天理，就是人情。这才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呢。
总结起来，孔子伦理的精髓集中在一个"仁"字。仁的意义，在于调节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准则就是"情理"。全部儒家学说，围绕着"仁"或"情理"展开。从思辨或逻辑的角度，孔子并没有给"仁"下任何定义，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黑格尔语）。同样，我们也不能给"情理"下任何逻辑性的定义--任何逻辑的定义都会违背情理本身。也有人用"实用理性"或"现实生活的逻辑"来解析它："情理"关注的是现实生活，强调的是能否实用、实际如何，强调的是对现实的关怀，不拘泥于"是什么"、"为什么"，而是关心"怎么样"、"行不行"。这个解说有一定的道理。
下面的比方也许不够准确，但却是形象的：理性，是人类心灵中"逻辑"的一面，情理则是"模糊"的一面；理性是人类心灵中"刚性"的一面，情理则是"柔和"的一面；理性是心灵中"必然"的一面，情理则是"或然"的一面；理性是心灵中"严肃"的一面，情理则是"灵巧"的一面；理性是心灵中"收敛"的一面，情理则是"松散"的一面。理性的工作是费尽心机把整个宇宙细致地来梳理，让每个部分条块清楚，界限分明；情理的工作却是千方百计把它们糅合起来，条块粘连，界限模糊。理性是科学的母亲，又是宗教的母亲，却让这两个亲兄弟同血缘而不同道路；情理既不产生科学，也不产生宗教，推崇的最高理念是"天人合一"。理性把心灵逼到没有"退路"，情理却让心灵宛如变形虫，随意伸展。
至此，我似乎可以说这样的话了，情理和理性一起构成了人类心灵的全部。没有理性的心灵是不可想象的，没有情理的心灵更是不可想象的。
于是，我也可以说，人类心理学大要之另一端，由此发轫。希腊人最初对心理学的称呼--ψνхоλογια（英文psychology）"心灵学"或"灵魂学"--便真正名实相符，回归原位了。
我还可以说，心理学终于找到了自己亲生的父母--原来，理性是它的亲生母亲，情理是它的亲生父亲（反过来说也可以）。套用希腊神话中"宙斯把人劈开为两半"的故事，这两位原本是同体的。
--特别说明：上述的说法，只是企图更形象一些而已，不供"纯粹的理性主义者"抬杠之用。
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
--伯特兰·罗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