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两名心理研究员在探讨，实验室的女科学家应对压力的方式与男人有何不同。男人会躲进办公室，但女人会把饼干带到实验室的会议间，与别人一起喝咖啡。忘了或战或逃吧，他们开玩笑说，女人互相照料。
这个玩笑印在其中一个女人脑海里，她就是博士后研究员劳拉·库西诺·克莱因。心理学研究表明，压力会导致攻击，但这不是她的体验，也和她观察到的其他女人的反应不符。她们更愿意和别人谈论自己的压力，和所爱的人在一起，或者把压力导向关怀别人。她怀疑科学是不是忽略了压力的某个重要方面。
克莱因决定深挖，她惊奇地发现，90%发表的压力研究都是关于雄性的。动物研究和人类研究都是如此。当克莱因与实验室主管谢利·泰勒分享这个发现时，泰勒也受到触动。她对实验室成员提出挑战，研究压力的社会面，尤其对于女性。在对动物和人的研究中，她们找到证据，压力能提高关怀、合作和同情心。压力之下，女人更照顾人——关怀别人，包括她们的孩子、家庭、配偶或社区。也更友善，强化社会纽带的行为更多，比如倾听、花时间在一起，及提供情感支持。
而当照顾与友善理论，开始用来研究女性压力反应时，它迅速拓展，也把部分男性包括进来——因为男科学家说：“嘿，我们也会照顾人，也友善啊。”泰勒的团队和其他研究组一起开始证明压力不像科学家一直认为的那样只激发自我防御。它也释放保护部落的本能。这种本能有时候在男女身上表现不同，但两种性别都有。压力时刻，男女都表现出更信任别人，更慷慨，更愿意冒牺牲自我的风险而保护别人。
在我最近一次演讲提到照顾与友善理论时，一只女人的手嗖地举起。“我觉得这个理论还需要大量分析，”她说，“这完全和我在商业世界几十年的经验相违背。”
我邀请她多讲些自己的体验。“压力让人更自私，”她宣称，“保护自己，损害他人。”
这是人们首次听到照顾与友善理论时的通常反应。确切地说，我的学生没错。她在描述某一类压力反应。压力不总是让我们更善良——也会让我们生气和防御。当或战或逃生存本能介入，我们变得强势或孤僻。重要的是，照顾与友善理论不是说压力总导致关怀。它仅仅说，压力能经常使人更具关怀性。另外，社交与或战或逃一样，都是强烈的生存本能。
如同之前读到的，如何看待压力，在决定你有哪类压力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看看如何通过聚焦比自我更大的目标，支持他人，甚至选择将压力和痛苦看成是人类基本体验的一部分，来培养照顾与友善思维。
还有，我们会发现，联结冲动，既是自然的压力反应，也是抗挫力的来源。照顾别人，会改变我们的生理化学过程，激发大脑产生希望感和勇气的系统。助人还可以抵抗长期及创伤压力的伤害性后果。在看起来相去甚远的情境下，比如因犯罪率上升而被抨击的公共交通系统里，对穷苦与危险的青少年而言是最后希望的高中里，犯人会在里面死去的监狱医院里，我们都会看到关怀提升抗挫能力。咱们先看看照顾与友善反应如何帮助你，以及为何选择与人联结能让你更好地处理压力。
照顾与友善如何转化压力
从进化的观点看，我们将照顾与友善反应作为保留项目，是为了保护后代。比如一只棕熊妈妈保护幼兽，或者一名父亲把儿子拖出着火汽车的残骸。他们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自己身处险境但依然行动的意愿。
为确保有勇气保护所爱之人，照顾与友善反应必须和逃避伤害的基本生存本能作战。在那些时刻，我们需要无所畏惧，并自信行动会带来不同。如果认为自己无能为力，你就可能放弃。而如果因害怕手脚僵住，所爱之人就可能丧生。
核心是，照顾与友善反应，是减少恐惧和提升希望的生理状态。理解该反应如何运作的最佳方式就是看它怎样影响你的大脑。我们已经看过了，压力能提高神经荷尔蒙催产素的水平，它会激发亲社会倾向。但这只是照顾与友善反应的一部分，实际上，它会提升大脑三个系统的活动：
·社会关爱系统由催产素控制。该系统被激活时，你感到更多同理心和信任，并强烈想与他人联结和亲近。这个网络还抑制大脑的恐惧中心，提升勇气。
·奖励系统释放神经传导素多巴胺。奖励系统的活跃提升动力，抑制恐惧。如果压力反应包括多巴胺上升，那么你会对自己做有意义事情的能力感到自信。多巴胺还刺激大脑，渴望身体行动，保证在压力下不僵住。
·协调系统由神经传导血清素驱动。这个系统被激发，会强化你的认知、直觉和自控。这将使你更容易知道需要做什么，确保你的行动有最大积极影响。
换句话说，照顾与友善反应令你主动社交、拥有勇敢和智慧。在需要驱使自我有所行动时，它既提供勇气与希望，也提高聪明行动的意识。
这是事情变得有趣的地方。照顾与友善反应可能是进化来帮助我们保护后代的，但身处那个状态中，你的勇敢迁移到面对的其他挑战上。这样——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任何时候你选择帮助别人，就会激发这个状态。照顾别人引发勇气，创造希望。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科学家的一个研究，确切展示了关怀他人如何按下大脑开关，将恐惧转为希望。研究人员邀请参与者带着爱人来到一个脑部成像设备跟前。他们一到，就被告知说这是一项有关人们对他人痛苦如何反应的研究。所爱的人将接受一系列中等痛苦程度的电击，而他们在一边看着。为了让大家了解爱人经受的痛苦是怎样的，研究人员电击了每个参与者一下。
如果同意研究继续，参与者就不能阻止爱人经受痛苦。但研究人员提供两种方式给他们，以应对知道爱人正在受苦所承受的压力。对有些痛苦的电击，参与者被要求握住爱人的手，以安抚他们。而另一些电击，他们则挤一个压力球，帮助管理看到爱人受苦而自己承受的压力。整个过程中，研究人员观察参与者的大脑状况。
研究中的两类应对策略——握手和挤压力球——是生活中我们应对爱人的痛苦很好的例子。有时我们关注爱人，看看能否安慰、支持或帮助——这是照顾与友善反应。这是勇气行为，虽然我们做的全部就是倾听和陪伴。其他时候，我们寻找方式逃避他们受苦使我们承受的压力。这让我们把注意力从爱人身上离开，使我们更不能，也更不愿帮忙。我们从身体或精神上撤退，转向平复自身不适的逃避措施。心理学家把这叫同情崩溃——试图逃避别人的压力带给我们的压力，因而裹足不前，而不是行动。
研究人员发现，两类应对策略对参与者脑部活动有非常不同的影响。当参与者伸手握住爱人的手，脑部奖励和关怀系统活跃度上升。伸手同时抑制了扁桃体活动，那是引发害怕与逃避的部位。和多数逃避策略一样，挤压力球没有减少压力，它实际上降低了奖励和关怀系统的活动——强化了参与者无助的感觉。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当在乎的人受苦时，注意力放在哪里，会改变我们自己的压力反应。如果聚焦于安慰、帮助和照顾所爱之人，我们会体验到希望与联结。相反，如果聚焦于解除自身痛苦，我们会身陷忧虑。第二，我们可以经由小的行动创造勇气生理反应。在这个案例中，就是握住经历痛苦的爱人的手。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机会做类似的联结选择。
无论你被自己的压力吞噬，还是受到别人痛苦的影响，找到希望的路径都是联结，而不是逃跑。采取照顾与友善方式的益处不仅仅是帮助爱人，虽然这是它的重要功能。在你感觉无助的任何情境下，做些支持他人的事，都会使你保持动力和乐观。
照顾与友善反应的这个影响，使助人成为令人惊讶的、转化压力的有效手段。举例说，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研究人员对找到缓解工作时间压力的方式很有兴趣。你知道那种感觉：有太多事要做，又没有足够时间。时间匮乏不仅仅是有压力感觉，它还会导致糟糕决定和不理性选择的思维状态。在研究中，工作人员尝试两种不同方式来消除没有足够时间的感觉。他们给一些人未曾期望的自由时间，让其自由花费这从天而降的意外惊喜，做什么都行。另一些被要求用这些时间帮助别人。之后，研究者要求参与者评估现在他们有多少空闲时间，以及总体来说时间资源方面有多匮乏。
令人吃惊的是，助人降低了人们对时间匮乏的感觉。相较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的人，助人的参与者汇报说感觉更有能力，更胜任工作，更有用。这相应地改变了他们对要实现的目标和自己应对压力的能力的看法。该研究与杰里米·贾米森的拥抱思维干预类似——助人强化自信，这改变了看待外部要求的看法。新找到的自信还影响了他们看待客观事物的观点，像时间。助人之后，时间作为资源得以拓展。
从照顾与友善观点看，我们怀疑助人转化了他们的生理，抑制了无力感。沃顿商学院的研究人员用这个建议总结他们的发现：“当人们感觉时间受限，他们应该更慷慨地为别人花时间——尽管他们的倾向正相反。”
这条建议很准确，因为人们往往低估了助人带来的良好感觉。比如说，人们错误地预期把钱花给自己会比花给别人更开心，而事实正相反。给予能提升你的情绪，即使你是被迫为之。在一项研究中，俄勒冈大学的经济学家给参与者100美元，问他们愿不愿意将其中的一些钱捐给食物救助站。很多人都捐了，尽管数量不同。而对另一些参与者，研究人员未经同意，就从他们手中拿回一些钱，以他们的名义捐给救助站。两种情形下，大部分参与者的大脑奖励系统因为捐赠被激发。当参与者自己决定捐献时，大脑变化更活跃。但两种情况下，变化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些脑部变化也预测了情绪的改善——向食物救济站捐献使多数参与者感觉良好。
这两项研究的精髓不是说人们应该被逼做慈善或去助人。这些发现提醒我们，不必等到慷慨感来驱动时再决定去助人。有时候，我们先选择慷慨行动，驱动感会随之而来。尤其是感觉自己的资源——无论是时间、能量，还是其他的——匮乏时，选择慷慨大方是获得抗挫能力的一种途径，它伴随照顾与友善反应而来。如果你受逃避、自我怀疑的折磨，或者感觉要崩溃了，助人是最有效的动力助推器之一。
转化压力：变无助为希望
当你感觉无助时，找个方式为别人做点儿超出你日常责任的事。大脑可能会告诉你说没时间或能量，但这正是你该那样做的原因。你还可以把这当成日常行为——设定一个找机会支持他人的目标。这样的话，你引导身体与头脑采取积极行动，能够体验到勇气、希望和联结。
两种策略能强化这种做法的益处。首先，做新的，或者未曾期望的事情，比每天做同样的事更能强化大脑的奖励系统。其次，小的行为和大的动作一样有力，所以找机会从小事做起，而不是等到完美时刻出现才一鸣惊人。我鼓励学生有创造性地与人为善。你可以给予他人赞美，或只是全情关注。像我们看到的其他思维重置，比如牢记价值观或者重新看待急速的心跳一样，它是一个小选择，但对你如何体验压力，有超出期望的巨大影响。
更宏大的目标如何转化压力
在1999—2000年，心理研究员詹妮弗·克罗克休公假，暂时从密歇根大学的教学与管理职责中脱身出来。虽然公假被理想化为重拾创造力和全情投入研究的好时光，事实上克罗克疲惫不堪。几年前她拿到了密歇根大学教授职位。学校有个全球顶尖的心理研究项目，她的几名同事在该领域享有盛誉。尽管是因为出色的研究而被选中——实际上她是跨界，从另一个学校转过来——她一直怀疑聘任委员会是不是犯了错，自己是不是同事所称的“密歇根材料”。（补充下，听到克罗克这样讲，我不得不说自己很惊讶。她的履历里包含上百篇科学文章，以及几个重要奖项，包括2008年被授予的杰出终身职业奖。）经过试图证明自己价值的几年，她筋疲力尽。现在，她要花时间休息一下，想清楚如何重新聚焦目标。
公休年的春天，克罗克与一个朋友喝咖啡，朋友劝她去加利福尼亚州索萨利托参加一个职业领导力研讨会。克罗克同意参加，但没抱太大期望。然而，在那9天研讨会上听到的，恰恰是她需要的。该活动聚焦在证明自我价值要付出的代价上，这正是克罗克经历的。研讨会的参与者包括商务人士、医生，甚至有养育十几岁孩子的父母——她惊讶地发现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在一个持续竞争的地方，不断追求目标相当耗人——总要试图令别人刮目相看或证明自己。它剥夺工作乐趣，导致关系冲突，损害身心健康。然而和克罗克一样，那里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唯一的成功之道。
研讨会的组织者持有不同观点。他们坚持说，如果你视自己为更大群体的一部分——团队、组织、社区或使命——就会消除奋斗的毒性成分。当你的首要目标是对这个更大的群体有所贡献，你依然会努力工作，但驱动力不同。你不是仅仅企图证明自己足够好或比别人强，而是为比自己更高的目标服务。不只聚焦在自我成功，也想要为了更广大的使命而支持他人。
包括克罗克在内，参与者被鼓励思考更宏大的目标——那些超越个人收益和成功的目的。更高目标不是客观目标，像升职或者回报，比如得到老板表扬。它与你如何看待在所属群体中的角色有关——你想贡献什么，想创造什么改变。如果以这种思维模式出发，研讨会组织者解释，你就会提高同时实现自我职业目标和得到更宏大目的的机会——过程中也能体验到更多快乐和意义。
克罗克意识到，整个职业生涯，她一直被竞争和自我关注的模式驱动，而不是更宏大目标。学到看待工作的新方式，来解决自己的职业倦怠，克罗克很兴奋。但她首先是名科学家，所以公休年结束，她就做了任何优秀研究员都会做的事：开始设计实验，了解两种不同思维模式如何运行。
克罗克和同事研究了关注自我或更宏大目标对学术成功、职场压力、个人关系和幸福带来的不同结果。以及在两种极其不同文化下的影响——美国和日本。他们发现的第一件事情是，与更宏大目标联结的人，感觉更好：有希望、好奇、关怀他人、感恩、有动力、更兴奋。相对比，关注自我目标的人，更容易感到困惑、紧张、生气、嫉妒和孤独。
这些目标带来的情感随时间累积，于是持续追求自我目标的人更可能抑郁，而被宏大目标驱动的人，对生活表现出更高的幸福和满足感。如此不同的原因之一是，以更宏大目标行事的人，建立了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看似矛盾的是，集中精力帮助别人而不是证明自己的人，他们比那些花精力自我表现而不支持别人的人，更受尊重和喜爱。相反，不断追求自我目标的人，往往被别人怨恨和拒绝，久而久之，社会支持系统会崩塌。正如公休年之前的克罗克，她事业成功，但感到孤立无援，觉得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
重要的是，追求目标的两种方式不是固定的人格特质。克罗克表示，每个人都有这两种目标——证明自我和为更宏大目标做贡献——这两种驱动力随时间波动。（首要因素可能是身边围绕的人。克罗克发现，自我关注和更宏大目标都具有传染性。）在最早的实验中，她试图用各种心理学手段操控人的驱动力，包括导入参与者未曾意识到的不同目标。但不久后她发现，当人们不得不自我转换时，效果更好。当被邀请思考更宏大目标时，人们会转化思维模式。而这样做的话，就转化了他们的压力体验。
在一个研究中，克罗克与同事想测试在压力面试中，思考宏大目标会怎样影响参与者。在面试前，一些参与者接受了简短的思维干预。工作人员解释说面试会令他们进入相互竞争和自我推销的思想状态。而对待面试的另一个方式，工作人员建议，是聚焦在得到这份工作，会让你如何助人，或者为更大使命做贡献。参与者有几分钟来思考最重要的价值观，以及这份工作允许他们如何助人，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工作人员没有强加任何宏大目标，参与者得自己寻找。
为检视思维转换对表现的影响，工作人员在面试前后都测量了参与者的压力荷尔蒙。他们还录下了面试过程，请无偏见的观察员分析参与者的行为。思考了宏大目标的参与者，与面试官有更多的交流行为，像微笑、目光接触、不自觉地模仿面试官的肢体语言——这些行为都会提升友善程度，强化社会联结。还有，评估者更认可他们的表达，评价说他们的答案比没有思考自我价值观的人更具激励性。思维转换同样影响了参与者的生理压力反应。那些反思了该工作有更宏大目标的人，表现出较低的恐惧反应。这是对两类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进行测试得到的结果。
以照顾与友善方式实现个人目标有很多益处，而克罗克不是唯一研究这个的人。戴维·耶格尔——我们在第一章遇见过他（他给一群穿着运动短裤的九年级学生做思维干预）——证明帮助学生找到更大目标可以提高学业成绩和改善表现。在另一个研究中，工作人员给大学生提供了20分钟的“超越自我”练习：
花些时间想想，未来你想成为哪样的人。同时思考一下，你想给周围的人或社会带来怎样的积极影响……在纸上，用几句话回答这个问题：在学校的学习，对你成为要成为的人有何帮助，对你未来要给周围的人或社会带来的影响有何帮助？
接下来，学生们要做一系列又烦人又难的数学题。完成超越自我反思的学生，坚持得更久，结束时答案正确率更高。在高中进行的同样的思维干预里，学生们不仅短期动力增强，期末时成绩也更高。耶格尔和同事发现，当学生们思考更宏大目标时，改变了枯燥工作及学业挑战的意义。新的意义——坚持学习帮助他们在未来有所不同——促使其更投入挑战，而不是逃避。
凯斯西储大学的一项研究，给为什么更宏大目标可以如此有效转化压力，提供了更多见解。神经科学家把学生带入实验室和教学专家进行对话。对有些学生，专家们直奔主题，谈论他们的学业和面对的任何问题。而对另一些学生，专家们询问他们对未来的愿景，激发他们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过程中，神经科学家跟踪每个学生的脑部活动。当专家问及更宏大目标时，学生们受到激励，感到被关怀，觉得更有希望。同时也刺激了伴随照顾与友善反应而来的三个大脑区域的活动。反思更宏大目标和助人有同样的效果，它引发更积极的驱动力。
转化压力：变自我关注为更宏大目标
当在工作或人生任何重要领域感到压力，就问问自己：“我更宏大的目标是什么？”“这是个为之服务的机会吗？”
如果你很挣扎，不知道如何寻找宏大目标，花点儿时间思考一下以下问题：
·你想给周围的人带来什么积极影响？
·生活或工作上，什么使命最激励你？
·你想为这个世界贡献什么？
·你想创造什么改变？
为职场设计更宏大目标
莫妮卡·沃林是同情心实验室研究集团的创始人，该组织网罗了一大批研究职场社会联结的组织行为心理学家。她的研究表明，感到和他人有联系，可以降低职业倦怠，提高敬业度——这是助人带来的最大福利。
作为这家位于圣地亚哥的咨询公司的总裁，沃林和20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有过合作，还和《财富》杂志上许多“世界最受景仰企业”打过交道。她用来帮助企业员工提升韧性的一个练习叫作“角色重设”——从更宏大的角度重新书写你的岗位描述。多数岗位描述都会列出涉及的任务、需要的技能，及岗位的工作重点。但很少告诉你岗位对组织或群体的贡献。
在“角色重设”练习里，沃林请参与者思考：如果从共事的人，或者所服务的人的角度看，你会如何描述自己的工作？你的角色对他们有何帮助？你的工作对公司更大的愿景，或者群体其他人的福祉有何支持？虽然该重设没有改变工作的基本任务，但转化了人们的看法。沃林发现该练习值得信赖地提升了人们从工作中得到的意义和满足感。
她最喜欢的重设职场更宏大目标的例子，发生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当时人们很担心公共交通系统的安全问题。比如说，2012年7月，发生了一件令全市震惊的惨剧。三个男人在公交车上发生争吵，一个人掏出枪，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了年仅17岁的里科·罗宾逊。路易斯维尔市长格瑞格·费舍尔严厉要求公交车系统提升公共安全。其中的措施包括——除了已经安装的摄像头和紧急广播系统外——公交车司机必须思考自己在保护乘客安全中发挥着何种作用。
公交车司机严肃地接受了挑战，集体把自己改名为“安全大使”。驾车还是其首要任务，但他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包括让公交车成为旅客感觉被看到和了解的空间。司机们决定做一件事，在乘客上车时表示欢迎。不只是收钱或检查公交卡，他们还与乘客目光交流，打招呼。通过和顾客联结，司机可以降低在公共区域引发犯罪的匿名性。他们也使乘客感觉更舒服和受欢迎。
“角色重设”最大的惊喜是对司机的影响。他们工作的意义感爆棚——这对有高职业倦怠风险的岗位，是非常重要的成果。（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调查，公交车司机承受超出平均水平的压力，但又较少晋升机会。）路易斯维尔的司机通过把自己想象为安全大使，改变了工作的意义。他们在为更宏大目标服务，支持市长的安全举措——每次有人上车，他们就会想到这个目标。
沃林说路易斯维尔的案例和她与其他团队工作的经历很一致。以更宏大思维看待工作，甚至可以点亮最基本的任务，减缓职业倦怠。
更宏大目标的益处，不仅局限于工作满意度。研究表明，将这种思维运用到关键决策上的领导人，能帮助组织从困境中反弹。2013年，弗尼吉亚和华盛顿的研究人员，对过去2年，经受过严峻挑战的140家公司进行了调查。这些公司代表多种行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零售业、农业。除了苦苦在漫长的经济衰退中挣扎，它们还都面对过至少一次关乎公司未来的威胁。
研究人员对公司领导人进行访谈，想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从而在危机中得以生存。他们也研究公司财务报告，看那次危机对收入、利润和组织规模有何影响。当研究人员把挺过来的公司与受创最重的公司比较时，一个核心区别跃然纸上：最成功的公司，采取了研究人员称为集体主义的方式来应对困难。换句话说，他们把危机当作支持更宏大目标的机会。比如说，几家公司都深受周围犯罪活动的折磨。多数公司都提升保安系统，试图在公司与周围相邻的环境之间设置障碍。但是，有家企业，尝试了非同寻常的照顾与友善策略：它投资装修了附近被遗弃的建筑，然后将其租给社区。
这些公司还报告了一些其他有效和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通过关注更宏大目标应对衰退。比如给重要的社区团体打折，像警察和学校。为当地年轻人提供导师和奖学金项目，以解决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每个案例中，公司领导人都是聚焦在更大的社群利益上，而不仅仅是自己当下的生存。重要的是，这些不仅仅是感觉良好的措施。纵观所有行业，领导人寻求超越自我的方案，公司在危机中和危机后，收入、利润和扩张速度都有更大增长。
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同情是弱点，关怀他人会消耗我们的资源。但是科学和这些案例表明，关怀实际上会丰富资源。因为社会种群，包括人类，靠自己是无法生存的，大自然用整个驱动系统武装我们，确保大家互相关爱。许多时候，这个系统比或战或逃的本能对我们的生存更关键。大概这就是为什么大自然把它赐予我们，不仅给我们能量，还有希望、勇气。当我们经由照顾和友善启动该驱动系统时，我们同时调动了所需资源，处理自身的挑战，做更英明的决策。照顾和友善，不但不会耗空我们，还能赋予我们能量。
关怀如何创造韧性
娜塔莉·斯塔瓦斯，一名32岁的医生，光脚跑过26英里，正在接近波士顿马拉松的终点。她下定决心，不让疲惫阻止为其所在的儿童医院筹款。就在接近终点的时刻，斯塔瓦斯听到了鞭炮声——她以为是鞭炮声。接着，人们尖叫着冲向她。
这是2013年4月15日，从未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斯塔瓦斯转向父亲，他一直跑在女儿身边。“爸爸，我们得帮忙！”她跳过4尺高的赛道围栏，跑向便道。不一会儿，她跑到大西洋渔业公司前面，那是第二个爆炸地点。到处是血——以至于她在空气中都能闻到腥味儿。环顾四周，看到散架的婴儿车，没有身体的脚，她几乎站立不住。接着，她看到一个年轻女子躺在地上，她跑过去，检查呼吸，开始按压女子的胸部，做心肺复苏。
在爆炸现场，斯塔瓦斯救治了5个人，其中4个幸存下来。她一直没停止帮忙，直到一名警察将她拖走。
斯塔瓦斯只是爆炸发生后，冲去行动的人群中的一员。刚刚完成马拉松的选手，跑到马萨诸塞综合医院献血。在线平台“群体关爱”迅速建立，当地人为滞留的选手提供食物、陪伴和睡觉的地方。志愿者们返回终点线，找回奖牌和被吓坏的选手们丢下的物品。
这些关爱行为不是几天或几周后，人们想为灾难做些有意义的事时才发生的。行为在爆炸后立刻发生，要做些什么的驱动力是天生的。
发生在波士顿的自发的救助很感人，但并不特别。它的普通之处在于：困境能激发善行，因为痛苦驱动了助人的需要。研究表明，创伤事件发生后，多数人变得更利他。他们花更多时间照顾朋友和家庭，也愿意做非营利性团体和教会组织的志愿者。重要的是，这种利他主义帮他们自愈。创伤幸存者花越多时间助人，他们感觉越幸福，也在自己的生活中看到更多意义。
你自己在苦苦挣扎，却还有助人的本能，这被马萨诸塞大学心理系教授欧文·斯托布称为“利他源于痛苦”。青年时代，斯托布在匈牙利逃过了纳粹主义。作为学者，他本想研究导致暴力和反人类行为的条件。但过程中他对不断浮现的助人故事着了迷——比如82%的大屠杀幸存者在监狱中都想方设法帮助他人，自己挨饿时依然把食物分享出去。
斯托布开始关注大范围创伤事件发生后的利他主义提升，比如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战争。悲剧后的利他主义有个显著特征：受苦最深的，助人最多。1989年，飓风“雨果”袭击了美国东南部，遭受最严重损失的人，比那些损失轻微的人，为其他受害者提供了更多帮助。9·11事件后，报告说最悲痛的那些美国人，奉献出最多的时间和金钱支持袭击的受难者。从更大范围讲，斯托布发现，生命中承受了很多创伤事件的人，更愿意做志愿者，或者在自然灾害后捐钱。
如果你将利他看作是对自我资源的损耗，这看起来就是令人疑惑的现象。从这个观点看，自我损失应该驱使我们保留能量，守住剩下的任何资源。为什么苦难会让人热衷于服务呢？
答案看来存在于我们已经思考的事情当中：关怀引发勇气和希望。如同我们看到的，帮助别人可以将恐惧转化为勇气，无力转化为乐观。当生活很悲催的时候，照顾与友善行为对我们的生存更为关键。当我们苦苦挣扎时，助人的本能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阻止溃败反应。溃败反应是对重复成为受害者产生的生理反应，会导致没胃口、社交孤立、抑郁，甚至自杀。它的主要结果是使你灰心。你失去动力、希望和与人交往的意愿。你无法看到生命的意义，想不到能采取什么行动来改善状况。不是每个创伤都会导致溃败反应——只有当你感觉被环境打败或遭到社群拒绝时，它才会产生。换句话说，就是你认为无计可施，也没人会在乎的时候。和听上去的一样恐怖，溃败反应是大自然清除你的方式，以避免你消耗公共资源。
和或战或逃及照顾与友善反应一样，溃败反应存在于每个社会种群。但从进化论观点看，它绝对是最后一招了。因此，当开始失望的时候，我们需要某种本能来应对，即使无望的时候还能投入地生活。那个本能就是照顾与友善反应，或者欧文·斯托布称为的“利他源于痛苦”。痛苦的时候帮助别人，就阻止了溃败的恶性循环。就像9·11恐怖袭击时在世贸中心为救援人员提供食物的一位妇女说的那样：“我很骄傲能做点儿什么……这很奇怪，你特别想做些事情，然后发现，想做的就是帮助别人。”
研究发现了大量案例，助人能降低个人危机后的无助感。以下是一些例子：
·自然灾害后的志愿者，报告说感觉更乐观，有力量，较少不安、生气和无助。
·配偶去世后，照顾他人能降低抑郁。
·自然灾害的幸存者，如果能立刻帮助他人，会较少得创伤后应激障碍。
·长期患病的人，成为病友的顾问，能缓解痛楚、无力感和抑郁，增强意义感。
·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当找到助人的方式，会降低幸存者内疚，找到更多意义。
·经历了致命疾病的人，做志愿者的话，会体验到更多希望，更大意义感，更少抑郁。
助人不只转化痛苦的心理影响，它还能抵御严重生活压力对生理健康的危害。实际上，助人似乎能消除创伤事件对健康和寿命的影响。
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布法罗大学的研究人员对1000名介于18～89岁的美国人，进行了为期3年的跟踪。每年，研究人员都会询问参与者的压力生活事件，他们对当年发生的重压感兴趣，像家庭危机、财务问题或亲人去世。工作人员还会问他们将多少时间回馈给社区。是否在学校董事会或教堂委员会服务，是否做改善社区的事情，如照顾花园或做鼓励献血的志愿者，最后，工作人员问及参与者的健康，是否被诊断出新的疾病，不是感冒这样的小病，而是像背痛、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糖尿病这样的严重问题。
那些没有以某种方式服务社区的人，每个生活压力事件，如离婚或失业，都会提升患病的风险。但那些规律奉献时间的人，没有这个问题。于他们而言，压力事件和健康无关。
同一群科学家，做了另一个研究，这次是看助人对寿命的影响。研究人员跟踪了底特律地区的846名男女5年时间。研究开始，他们问参与者过去一年经历了多少重大负面事件。还问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之外，花多少时间帮助朋友、邻居和家庭成员。在接下来的5年，研究者查讣告和官方死亡记录，看谁去世了。
再一次，关怀创造了韧性。那些不习惯助人的参与者，每个重大压力事件会提高死亡风险30%。但以自己的方式助人的参与者，完全没有与压力有关的死亡风险。实际上，即使经受了好几次创伤事件，他们和完全没有重大压力事件的人，死亡风险相同。看起来他们彻底得到了保护，没受压力负面结果的影响。
现在，不是说关怀他人会不死或不生任何疾病。助人不会令你长生不老，也无法使你避免所有事情。但它会保护你免受压力伤害。在这两个研究中，无论男女，不管种族和宗教，也无关年龄，关怀别人都有益处。尽管压力会提升疾病和死亡风险的论调极为普遍，但对那些采取照顾和友善方式生活的人，这不正确。
这听起来挺振奋人心，尤其是如果你已经规律地做志愿者，从奉献中得到了巨大快乐。但如果你在压力下的本能不是这么利他怎么办呢？如同我们看到的，面对压力时，人们会有不同的倾向。如果你不是个天生的照顾与友善者，还能从助人中受益吗？
答案是一个响亮的Yes。布法罗大学的一项研究通过搜集参与者的DNA样本来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观察了影响人对催产素敏感程度的基因，及鼓励照顾与友善反应的神经荷尔蒙的变化。工作人员最初怀疑对催产素更敏感的人，会从回馈社区中受益最多，但结果恰恰相反。那些在基因上缺少照顾与友善反应的人，从亲社会行为中得到了最大健康益处。
科学家推测关爱他人能启动催产素系统，即使你的基因倾向缺少照顾与友善反应。这和面对挑战时你的行为可以改变缺失的压力反应是一致的。助人的行动，无论是自发的，还是仅仅与更宏大目标相联结，将开启抗挫能力的生理潜能。
“植根社区，随时服务”
关怀与抗挫力之间的联系，为帮助那些经受严重压力或创伤的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可能性。帮助这些个体——常常被标签化为“危险人物”的最佳方式，也许是将其从受害者转化为英雄。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的EMS集团，就采用这种方式推行了一个项目，培训贫困的年轻人成为社区的急救员。许多学员生活在特贫地区，那里60%的孩子没念完高中，有些还无家可归。他们常常被当作社区的威胁，走在街上或者进入商店，人们都视其为流氓、犯罪和暴力的一分子。缺少机会，又感觉不被自己的社区欢迎，很容易把这些年轻人推向溃败反应。最终，有些人真的成为社区的问题，就像人们最初把他们当作的一样。
亚历克斯·布里斯科对这些年轻人持不同观点，他是阿拉米达城市健康服务中心的总监。“同样是这些被视为对社区毫无贡献的年轻人，实际上并不是问题，”他说，“他们恰恰是解决方案。”
EMS集团的口号是“植根社区，随时服务”——决定要改变社区对这些年轻人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看自己。除了学习如何急救，青年们还被安排工作，去提升公共健康。比如，他们提供免费汽车座椅安全检查，挨家挨户为街坊测血压，进行心血管健康教育。有一次，做完这些，学员们在伯克利一条人行道上闲逛，谈论着今天的经历。一名EMS集团的年轻人说：“能给他们提供建议，感觉真好啊！”
职业培训结合辅导，是想帮助他们经由助人确立自己的身份。这不光是教他们当别人有危险时如何反应，而且是用该角色发展勇气、品格，还有承诺。就像在一次集体辅导课上，一个学员说的那样：“我知道了自己的潜力，我知道了自己是谁，我知道了可以成为谁。”2013届的一个毕业生，回忆培训对他的影响时说道：“我有机会成为真正的超级英雄。”毕业生们都挺成功，75%的人在救援领域找到了工作，许多人上了大学。这在年轻人失业率高达70%的当地，是令人瞩目的成果。
研究表明，这类干预帮困难人群助人，还可以减少贫困和长期压力对健康的消极影响。在一项研究中，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所农村高中的学生，被随机分配到小学里，每周做1小时志愿者。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大都是贫困少数族裔的学生，在家里承受着很大压力。他们的志愿者工作，是帮助小学生完成家庭作业、体育、艺术、科学，或者烹饪。10周之后，做志愿者的学生，心血管健康方面有了提升——胆固醇和两项炎症指标，白细胞介素-6和C-反应蛋白都有所降低。而控制组没有变化。
研究人员还想知道是不是哪些心理变化能够解释生理的改变。同情心与助人意愿提高最多的学生，胆固醇和炎症水平下降最多。志愿工作还提升了孩子们的自尊，但更高的自尊不是源于健康的提升。志愿工作的保护效果，源于照顾与友善思维模式。
基于关怀的项目，甚至成为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手段。比如说，马里兰州布鲁克维尔的战犬联合会，就招聘患创伤后应激障碍或创伤性大脑损伤的战士，为其他老兵训练服务犬。这些战士和犬紧密联结，同时服务于更大的使命——帮助受伤的战士。参与该项目的老兵，在抑郁和侵入记忆程度，以及用药量上都有所降低——而意义和归宿感大增。
经常这样，那些贫穷的或遭受慢性的、创伤压力的幸存者，看起来仅仅是受害者，他们被自己的经历摧残而帮不上什么忙。讽刺的是，如果让接受者感觉自己是所在群体的二等公民，强化这种观点的干预措施，完全弊大于利。识别幸存者的优势，将其当作资源，可以有效对抗总把自己当成可怜虫的心理魔障。
从掠夺者到保护者
我握着他的手，为之祈祷：“痛苦和艰难都会过去。”我给他戴上帽子，盖上毯子。他喜欢体育，我把电视调到了ESPN台。在离开前，我吻了下他的额头。
描述这段关爱瞬间的男人，不是患者的家属，也不是护士。他是宾夕法尼亚州劳教所的犯人，在照料一位濒死的同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院苏珊·勒布听过数十个这样的故事，她在研究监狱里的临终关怀。
要问在哪儿发现照顾与友善本能的可能性最小，州立监狱肯定会上榜。监狱生活需要生存心态。许多犯人在严苛环境下长大，自我防卫，而不是利他。他们要么没有得到过持续的关爱，要么没有慈悲的榜样。
然而，就像勒布记录的，在给犯人提供关怀他人机会的监狱里，慈悲心也会生长。她访谈那些在州劳教所给濒死犯人提供临终关怀的男犯人，他们的年龄从35到74岁不等。多数关怀都是一周7天，24小时服务，工作从铺床到换尿布。他们通过交谈、祈祷、握手、帮患者准备家人探访等方式提供情感支持。他们也保护临死的犯人不受其他犯人的欺凌，并做他与劳教所官员的中间人。他们让犯人在生命尽头更舒服一点儿，为其守夜，还帮医护人员处理死后事宜。
他们参与的原因和你在监狱外能发现的同样崇高：需要机会做些好事，他们想要制造不同。他们知道有一天会和濒死的犯人身处相同的境地。一个犯人护理员被某段记忆深深驱动，他听到监狱护士对将死的囚犯说出了这几个字：“准备下地狱吧。”犯人们希望，每个人在最后时刻，都得到善良而有尊严的对待。
犯人护理员几乎没有报酬，也得不到特别福利。你或许会猜这将降低他们的参与兴趣，但效果恰恰相反。没有额外福利，犯人们真正地把自己看作富有同情心的护理员。就像一个人在匿名调查里写的那样，对他而言这很重要：“不是因为会获得掌声或得到证书才奉献自己的时间。去爱别人，仅仅因为这是对的。”当被问及“关于监狱的临终关怀和你的志愿工作，人们该了解和知道的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时，最普遍的回答是，希望人们知道：他们帮忙是因为真的在乎。许多护理者说关爱使他们表现出真正的自我。一个人告诉勒布：“以前，我是掠夺者。现在，我是保护者。”另一个说：“我发现了一些我曾经以为失去了的东西。我不是一件被丢弃的东西，我可以有所奉献。”
照料他人还转化了犯人的服刑体验。虽然自己是提供同情心的人，他们目睹了临终犯人接受关怀。这转变了他们对监狱系统的看法，以前觉得非常专制，现在，至少以这种方式，尊重了人性。犯人的贡献，最终改变了他们对监狱系统的体验。从这一面看，犯人成了自己奉献的受益者。
就像苏珊·勒布告诉我的，听到犯人临终关怀：“人们往往说‘这怎么可能？这完全行不通’！”我也听到过这类猜测，不是来自监狱管理层，而是来自普通人群，他们觉得自己的同事、学生或其他群体没兴趣照顾别人。然而，和照顾与友善反应联结的益处，不仅仅局限于那些有慈悲传统的地方和人群。如果有机会，身处困境的人常常乐于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