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点儿时间，思考一段你生命中个人成长最快的时光——带来积极改变的转折点，或发现了新的目标。
当脑子里想到这段时光时，思考一下：你是不是也觉得那段时间很有压力？
当我在研讨会上问出这个问题，几乎所有人都举手表示同意。是的，那段带来个人成长的日子，的确也很有压力。这是压力悖论：虽然想过压力更少的生活，但恰恰是艰难的时刻，激发我们成长。
痛苦使人成长这个想法并不新鲜，几乎包含在每个主要宗教和哲学里。它甚至变成了一句陈词滥调：“杀不死你的，都会令你强大。”最新的科学研究支持这种说法。比如说，当被问及如何应对生命中最严峻压力时，82%的人说从过去的挑战中汲取能量。即使最不受欢迎的经历，也能带来积极改变。痛苦能创造韧性，创伤往往激发个人成长。
重要的是，研究表明，选择看到压力的这一面，能够帮助你学习和成长。想从压力中找到进步的勇气，你得相信能从痛苦中获取益处。你还需要看到，并庆祝自己的积极改变。然而，当你真正经历困境、艰难到“杀不死你的，都会令你强大”的程度，你往往不太容易看到处境的积极面。
这一章里面的科学、故事和练习，将帮你培养成长思维——识别压力状况下人的自然成长能力。我们将探索如何发现这种能力，即使在很难看到希望的情况下。这个过程中，故事会唱主角，我们认为，如何听故事，如何讲故事，能帮助你发现痛苦的意义。
从头到尾，我们会反复看到一个重要主题：痛苦经历的好处，并非来自压力或创伤事件本身；它来自你——来自困境唤醒的力量，来自化艰难为意义的人类自然本能。拥抱压力的一部分，就是要相信这个能力，即使痛苦正当下，未来尚模糊。
杀不死你的，都会令你强大
在布法罗大学心理学家马克·西里的办公室内，用镜框保存着一张印着32分的艾奥瓦州的邮票，上面是格兰特·伍德1931年创作的画《嫩玉米》。虽然在布法罗生活了十几年，已经将其当作自己的家，西里还是经常看这幅画，因为里面绵延的山丘和玉米地，提醒着他来自何方。
对人过去的研究，占据了西里工作的核心部分。2010年他写的题为《杀不死我们的事》的争议文章，令其声名大噪。文章里，他对广为流传的创伤事件总是提高抑郁、焦虑和疾病风险的信念，提出了挑战。相反，他证明负面生命事件实际上能保护我们。他声称，痛苦可以创造韧性。
这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来自一份研究，该项目跟踪了2000多名美国人4年。这是一份全国性代表样本，意味着年龄、性别、种族、宗教、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其他人口特征都是全美国的微缩版。作为研究的一部分，研究人员询问参与者是否经历过37种不同的消极生命事件，诸如重疾或伤害，朋友或爱人去世，重大财务困难，离婚，生活在不安全的家庭或社区，身体或性暴力受害者，火灾或洪水等自然灾害幸存者。每一类事件，参与者可以报告不止一次。平均来说，参与者经历过8次这样的事。8%的参与者没有经历过任何一次此类事件，经历最多的数字是71次。
为测验痛苦的长期影响，西里想看看经受创伤事件的次数能否预测他们4年内的幸福指数。一种可能性就是直接而负面的关系：坏事越多，人们越不幸福。相反，西里发现了一个“U”形曲线，位于中间的人最好。经历中等水平苦难的人，抑郁风险最低，健康问题最少，生活满意度最高。极端的人群——困难水平最低或最高——更抑郁，健康问题更多，生活更不满意。虽然人们的理想是过没有痛苦的人生，而实际上没经受波折的人，不如体验了适量艰辛的人幸福和健康。事实上，过去没有任何创伤的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远远低于那些经历过平均数量创伤事件的人。
在接下来几年的跟踪调查中，参与者被问到如何应对近来的压力。自从上次调查以来，他们经历过新的严重困难吗？如果有，这些事件对其幸福有何影响？新创伤事件的结果，取决于参与者的过去。相比较那些创伤经历少的人，有痛苦史的参与者，变抑郁或生病的概率更小。
无论男女，不管老幼，无关种族，痛苦都有保护作用。另外，效果无法由教育、收入、职业、婚姻状况，或其他社会因素的差异解释。无论人们最痛苦的经历是什么，都有机会令他变强大。
你是说我应该对痛苦说感谢
关于他的发现，西里收到的多数反馈都是积极的，包括许多感恩邮件，人们觉得过去的挣扎使自己更强大了。他们感谢西里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方式，可以将自己经历的事情，描述给他人。
然而，西里的工作遭受过反对。最初他把论文提交给一个科学周刊发表时，一位评论员驳回了他的文章，说西里支持虐待儿童。评论员告诉西里：“你说负面事件是好的，这很危险！”我只是把西里的发现描述给别人，也遭受了类似挑战。在一次论坛上，我在关于抗挫性的报告里谈论了西里的研究，有位演讲者公开批评我。他认为我在暗示那些被强暴、受虐待，或者其他事件的受害者应该心存感恩——创伤事件给了他们成长机会。
我把受到的挑战说给西里听，他表示理解，但拒绝解释。“我不过是看待它的方式不同而已。”他告诉我。这些负面事件，在发生之初，毫无争议是坏的，他解释说，没人能否认这一点。看到痛苦的消极面很容易。“微妙的部分在于，”他补充说，“也看到其他的。”
西里不是支持创伤。他只是想搞明白痛苦在人生经历中的作用。他理解，多数人宁愿把痛苦经历交还给宇宙。他也并不是建议我们停止逃避痛苦，以有更多机会发展抗挫力。虽然我们想逃避，但是不经历一些痛苦、损失，或者严重困难就想度过此生，是不可能的。如果无望摆脱痛苦，那么看待经历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呢？“反正已经发生了，”西里说，“你的生活就此毁掉？”他认为自己的工作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人们不是注定要被痛苦毁灭。”
在2010年发表富有争议的论文之后，西里把研究带到了实验室。如果痛苦真的能使人更有韧性地对待未来的压力，他想，他应该能够在压力情境下的行为中观察到这种韧性。有痛苦经历的人，会对疼痛或心理压力有何反应？他们的反应和以前受苦较少的人有差别吗？
如果你是西里抗挫力研究的实验品，你可能会经历这个：你走进实验室，被要求坐在一张塑料椅上，它会让你想起医生办公室。旁边桌上有一个大塑料桶，装满了冷至1℃的水。有多凉呢？想象一下人体组织在10℃时就开始僵住，低于5℃，水就变得极其凉，仿佛在灼烧你的皮肤。如果把全身浸没在这么冰的水里，不到1分钟，你就死翘翘。
实验员要求你把手伸进桶里，将手掌放在桶底印着的大X上。你的手和胳膊开始疼了。“我们希望你把手尽可能长时间地放在水里。”实验员说，“但是你可以选择停止。受不了时，你可以拿出来。不需要得到许可，停止也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一旦你的手放进水里，每隔30秒实验员就会问你两个问题：用1～10分来衡量，疼痛强度是多少？用1～10分来衡量，痛苦有多么受不了？一旦你把手拿出来，或者坚持到5分钟（再长就会导致永久伤害），实验就结束。
在这个研究中，西里对抗挫性的两个方面感兴趣：你能承受痛苦多长时间，它有多么困扰你。再一次，他发现了痛苦让人更有毅力的证据。不熟悉苦难的人，觉得寒冷最痛苦，最难以忍受，手拿出来得最快。那些面对过最多苦难的人，手待在里面的时间最长。
西里还问了参与者在实验过程中都想了什么。那些以前经历过较少苦难的人，更容易想这样的事情，诸如：“我忍不住了，快点儿结束吧。”“我觉得痛苦要打垮我了。”“我觉得自己受不了了。”“我觉得这会对我造成很大伤害。”这类想法——心理学家称之为灾难思维——不仅让困难体验更难受，而且会使人更容易放弃。在这个研究中，灾难思维解释了一个人过去的苦难与他忍受疼痛能力的关系。经受过一些困难，会让你较少产生灾难思维，给你更多的力量。
尽管该实验只展现了参与者如何应对压力的凤毛麟角，这些效果却可以在现实世界累加。举例说，在长期背痛的成年人中，那些经历过中等程度苦难的人，较少生理损伤，不太依赖药物，看医生次数也不多，在职场较少因为能力不够而被解雇。他们能更好地应对生理疼痛，较少让其干扰自己的生活。加入警队前经历过至少一次痛苦事件的警员，在跟进恶性事件时，表现出更大的韧性，比如目睹严重车祸或同事的死亡。他们较少创伤后压力症状，更容易看到伤害的积极后果，如对生命更感恩。当生活检验过你的勇气，你就知道能够应对下一个挑战，过去的经历就成了手中的资源。
出于好奇，我进行了生命痛苦事件测量，想看看我处于这些研究发现的什么位置。我——就像我的许多学生和作为健康心理学者一同工作的那些人一样——比西里研究中提到的理想状态，经受过更多的负面事件。根据他的发现，如果剥离掉一些生命事件和痛苦，我应该更幸福，或更健康。然而，尽管没有落在他的抗挫性理想区域，我还是发现这个研究令人振奋。认为每次困难都会削弱我和相信有些经历会让我强大之间，有很大区别。我发现，当身处特别艰难的时期，将过去的经历视为助我穿越当下危机的资源会很有帮助。
这是西里研究的核心。然而，有时人们会聚焦在“U”形的最右上端——在那里，人们经受了最多创伤事件，压力最持久。过去经历过最高程度苦难的人，相较经历较少痛苦的人，最容易抑郁，也有更多健康问题。一些反对西里工作的人把曲线的这部分解读为某个破坏点。似乎超过一定数量打击，你就废掉了。我问过西里，关于数据的解读。他同意这个说法吗？他是否把自己的研究当成重要转折点的证据——一定数量苦难有好处，但一旦突破某一点，你就崩溃了？
他的回应让我很吃惊。他拒绝了转折点这种解读，以及他的发现证明负面生命事件有一个理想数量这个说法。“我认为，以前毫无疑问是负面的事情，不一定一直有破坏性，那也包含希望的信息。这对任何人都适用，不管他自己在图上的什么位置。”
西里还告诉我，他的模型也没法对那些经历过极端痛苦的人做预测。他们经受的苦难，在图上根本没法反映。因为他们远远高于平均数，根本不可能估计那些痛苦带来的影响。有趣的是，他说，当你仔细研究，会发现他们未必是参与者里表现最差的。有些人做得相当好。“依然有空间，虽然有人经历了太多痛苦，还是能奋起，没有被彻底打垮。”他解释说，“我不确定是否总会发生，但相信这是可能的。”
培养成长思维
13名学生挤在沙发和椅子上，围坐在我面前，他们都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这是夏末，我们身处圣弗朗西斯科一个卖体育用品的地下室里，孩子们就要出发前往美国的各大高校，开始他们第一年大学生活。他们都是“ScholarMatch”的组织成员，该组织为圣弗朗西斯科海湾地区有潜力的学生提供大学咨询、奖学金和辅导。
我在那儿搞成功校园研讨会。那天，他们会收到很多实用建议，从个人理财到如何与教授互动。一两年前和他们坐在同一地方的大学生们，也将分享经验和智慧。但首先，我以成长思维开始一天的研讨会。
我开始给“ScholarMatch”的孩子们讲故事，谈的是斯坦福大学我最喜欢的学生。因为教心理学入门这个课好几年，有很多新生选修，所以我认识好几百名大一学生。路易斯很突出，这要从他第一次挂科说起。
每当有学生没有通过考试，我都会发邮件鼓励他们上班时间到办公室来。我告诉他们可以利用的资源、教学助理、学生辅导员，包括我自己。但是没有多少学生回应，大家只是保证会努力通过考试。许多人回信解释或找借口，好像没有搞清楚，我是在提供帮助，并不是要批评谁。
路易斯立刻就回应了，慌慌张张的。他一直挺努力，不明白为何挂科。这家伙拿着课表和笔记，在我办公室待了好几个小时，想重新看考试题，弄明白哪里错了。我们翻了他的上课笔记，讨论了如何听课更有效，怎样更好地记录。我们还讨论了怎么从书本里学习。这不是一次性会面，路易斯一直来，每周一次。有时我们也讨论别的事，包括其他功课，在斯坦福大学是否适应，以及他不想让家里人失望等等。
路易斯以B的成绩结束了这门课，这是职业生涯里我第一次看到有学生这样，第一次挂科后有这么大的反弹。更重要的是，我告诉“ScholarMatch”的孩子，我在路易斯身上投入了很多。当他想做宿舍助理员需要证明信时，我开心地帮他写了。当他申请夏季奖学金需要推荐信时，我立刻支持了他。我成了他官方的支持者。这些不是因为他是学科的超级明星，而是因为他把困难转化成了机会。被斯坦福大学录取，说明他是有能力的。他让挂科成为催化剂，提升能力并改善关系，在这里获得了成功。
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我告诉“ScholarMatch”的学生。你能想象吗，大一挂科转变成发生在你身上的最好的事情之一？
我选择以这个故事作为研讨会的开场，是因为它与多数年轻人看待失败的方式不同。他们将之视为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规避的事情，因为那会暴露他们的愚蠢或不够聪明。每当我们处于成长边缘，追求任何目标，或者超出现有能力的改变时，该思维模式就会悄悄侵入。经常性地，我们把失败看作停止的信号——要么是自己有问题，要么是目标有问题。这会引发自我怀疑和放弃的恶性循环。实际上，当我来给“ScholarMatch”的孩子做研讨会时，该组织的成员正为学生对一个小挫折的反应感到吃惊。
这个学生得到奖学金要去另一个州上私立大学。去参加新生夏令营的途中，他没赶上转机的航班。这个挫折——不是他的错，也不是不可逾越——对他而言仿佛是个信号。他确信错过航班意味着不能离家去上4年大学。他在机场拨打“ScholarMatch”的办公室电话，心烦意乱。他想放弃奖学金，待在加利福尼亚州，上社区大学。一回到家，“ScholarMatch”的咨询人员与其进行了讨论，他又决定还是去上外地的学校。但是，如果没有额外的鼓励会怎么样呢？
所以，和即将成为大一新生的孩子在一起，我想帮他们建立成长思维——视挫折为不可避免的东西，遇到困难意味着这是利用资源的机会。分享了路易斯的故事后，我解释了挫折和失败怎样成为进步的催化剂。问题不是，我告诉他们，在大学会不会遇到挫折或挑战，而是发生时，你会怎么做。多数学生恐惧的体验——论文上的批评性反馈，考试没考好——从某种奇怪的角度讲，是应该期待的时刻。它们对你发出邀请，要开始在校园建立资源，就像路易斯做的。当他寻求帮助，付出额外的努力，就为自己做了投资，我也开始支持他。他不仅获得了好成绩，还找到了真诚关心他的人，这些人愿意做得更多，帮助他成功。
接着我引入了讲故事练习。我要求“ScholarMatch”的孩子们回忆一段时光，他们遇到挫折或挑战，但最终坚持过来。也许是课堂上表现不好，但最终以自己骄傲的方式通过；也许受到不公正对待，但是没有因此沮丧；也许是和在意的人发生争吵，但后来修复了关系。然后，我讲了自己的例子，关于我差点儿从研究生退学的经历。
在斯坦福大学第一年要结束的时候，我在分析一组实验室收集了一整年的数据。这时一位实验助理问了我一个问题，说文件中的数据不一致。我对照原始数据检查了正在分析的文件，发现自己犯了个技术性的错误，两个月以前，我合并了几组数据。我的失误破坏了数据的可信度，事实上，我们认为观察到的所有发现，都不精确。它们是一组错误数据的产物。
我感到很恐惧，认为这恰恰证明了我不是读博士的料。这恐惧由来已久，我已经担心了一整年，害怕自己会在某个时刻露怯。不像多数学生一样，骄傲地穿着斯坦福的T恤和汗衫，在教室和校园晃荡，我没一样带有斯坦福标志的东西。我一直觉得某一天会失败，然后羞愧地离开校园。
跟导师汇报我的失误，是我最艰难的时刻之一。我甚至想过退出项目组，然后消失，这会更容易。（毕竟，我一个博士同事，第一年寒假回家后，就再没有来。他给导师发了封邮件说：“对不起，心理学研究不适合我！”）但我没有掩饰或一走了之，而是坐下来解释发生的一切。真要感谢他的信任，我的导师没有因为过失而苛责我。相反，他给我讲述了在职业生涯早期犯的类似的严重科研错误。他帮我修复了文件，使项目重回轨道。事实上，整个实验室都来帮我完成第一年的项目，我收获了更多同情，而不是预想的评判。
分享完这个故事，我要求学生们花几分钟写下他们自己的失败经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对自己很重要？是什么信念、态度或者力量使其坚持下来？（在我的例子中，我依靠的是诚实与勇气价值观。）最后，他们利用了哪些来自他人的资源或支持（就像我从导师和同事们那里得到的一样）？
大家都写完后，我们分成小组，每个学生轮流分享自己的故事。过程中，我听到了很多尽管种族歧视、学业失败、家庭困难、友谊破裂但依然坚守的故事。
每个人讲完后，小组再向整个大组汇报收获。一个组说最突出的是基本人性的感觉。尽管故事都不同，组内的每个人都经历过失败、失望和挫折。另一组观察到求助的意愿是使得他们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第三组意识到困难实际上提升了驱动力，使他们想要更努力工作。
研讨会的几个月后，我收到“ScholarMatch”项目的一个学生写来的信。她说整个校园生活很有挑战性，比预想的还艰难。但是她在坚持，因为她知道向他人求助是好的。
我领导的这类“ScholarMatch”研讨会，有助于学生更有效地应对学业挑战。比如说，我们在纽约城和附近地区（由戴维·耶格尔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合作者领导）的公共学校搞过类似的干预，学生们变得更愿意修改作业以提高成绩，更能接受老师的反馈。因为这个，他们的成绩提高了。
成长思维还能在更广泛的领域提升抗挫性，尤其对于那些经受过早年创伤的人。艾迪斯·陈是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他对一种被称为“转化—坚持”的应对措施很认同，该方法似乎对生长于贫困或不安全环境的人有帮助，能使其免于健康风险。转化是把接受压力和改变思考方式结合在一起。它通常是衡量人们有多么同意这样的表达，如“我看看能从这种情境中学到什么，或者能得到什么好处”。坚持是指保持乐观，追求意义，即使在面对困难时。它通常以这样的表达衡量，“我觉得未来会变好”和“我觉得生命有意义”。
以转化—坚持模式应对痛苦的人，似乎对艰难或悲惨童年带来的毒害免疫。陈研究了全美国在心理学家所谓的危险环境里长大的孩子、青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人。每个年龄组，面对压力采取转化—坚持模式的人都更健康。陈使用了一系列被认为可以反映压力毒害性的生理指标进行研究，像血压、胆固醇水平、糖尿病和炎症。虽然艰苦的童年有时能预测这些因素会不健康，但选择看压力的意义，相信自己能从中学习和成长的人，没这方面问题。他们和童年不那么艰难的人一样健康，甚至更健康。
许多事都能影响一个人是否采取转化—坚持策略，包括孩子成长时，有没有成年人以成长思维做榜样。也有些事可以在生命的任何阶段培养，比如对苦难中学到的东西心怀感恩。
转化压力：化痛苦为资源
想一段过去的压力体验，你坚持下来或者学到了重要的东西。花点儿时间想想，这个体验让你知道了自己有何优势。然后，定个时，用15分钟的时间写那段经历，回答下面任何一个，或者全部问题：
·你做了什么，帮助自己挺了过来？你运用了哪些个人资源，发挥了什么优势？你寻求信息、建议或者别的支持了吗？
·关于如何应对困难，这段经历教会了你什么？
·这段经历是如何让你变得更强的？
现在，想想你有所挣扎的一个情况。
·你可以在当前的情况下，运用哪些资源和能力？
·你想发展哪些应对技能或能力？那样的话，你可以开始做些什么，将这个情况当作成长的机会？
创伤后成长
在最近的一次“压力新科学”课上，我的学生卡桑德拉·纳尔逊给我讲了一段特别感人的经历，是关于她和丈夫如何穿越痛苦的。她同意我把故事分享出来，以她的口吻。
当时我怀着第2个孩子，在怀孕41周的时候，我觉得孩子在肚子中不动了。到医院产检室不久，我和丈夫就被告知，孩子已经没有心跳，那是个女孩。24小时之前，我们还在讨论用什么牌子的纸尿裤，而现在要决定的是，是否要解剖，是否要火化她的遗体。经过剖宫产，我那8.5磅重的美丽女儿来到世间，安静，毫无生命迹象。她被包裹在婴儿常用的毯子里面，交到我的臂弯。我们给她起名叫玛歌。
玛歌红头发，脸胖乎乎的，和她姐姐很像。她看起来很平和，就像睡着了一样。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困惑，几近崩溃。我们抚摩着她的小身体，我丈夫一个劲儿说：“她依然那么美！”护士用轮椅把他和玛歌推出房间，等着医生帮我缝针。
回到家，我陷入紧张而生气的状态，每天哭哭啼啼。我们挣扎着参加当地非政府组织“Hand of the Peninsula”（新生儿死亡救助）搞的一个苦难支持团体。倾听了其他夫妻的经历，我们找到方式，一边怀念女儿，一边前行。通过“Hand of the Peninsula”与人联结，这平息了我们对未来的恐惧，创造了希望。感觉像是重新充满电，生活转向新的、未知的方向。
失去女儿后，丈夫和我的生活经历了巨大改变。破损的友谊有所缓和，健康的友谊得到强化，精彩的新友谊开始诞生。我们的个人价值观变得更清晰。我学会原谅自己的身体没能保住孩子的生命，学会用瑜伽和绘画来爱惜它。我丈夫通过营养和锻炼的方式关照他的身体，40多岁的他，比20多岁时还健美。工作上，我接受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职位，在失去女儿前我想都没想过。我还关照精神世界，开始学习，并信仰了犹太教。
尽管害怕，我们还是找到勇气，继续要孩子。最后我受孕，怀孕，有了我们的第3个孩子，一个健康的男孩。
丈夫和我都发现我们的同理心有所增强。儿子出生后，我们开始为出生前或出生后失去孩子的父母主持追思会，我们想要帮助那些在痛苦中苦苦挣扎的人。我们也更理解彼此，关系更好了。我们花更多的精力沟通，不再纠缠于曾经令我们害怕、生气或不愉快的小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恩、更快乐，真正地享受彼此共度的时光。
我经常思考失去女儿的经历让我成长了多少，很多时候，我会感觉内疚。她离开后，我的生活开始变得如此丰盛。接着，我会接收到来自宇宙的小小安慰，在我前行时，女儿的灵魂一直相伴左右，为我加油。这种感觉促使我更投入地生活，拥抱生命的挑战。我觉得自己在用积极的生活纪念我的女儿，虽然没出生她就走了，但点燃了我内在的火炬，一直照亮我前行的路。
现在，纳尔逊是一个有3个孩子的42岁母亲，还是一名法医。她也一直在做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Hand of the Peninsula”组织的志愿者。纳尔逊的经历，虽然独特，但反映了很多受过创伤或遭受打击的人的故事。经历导致极大的痛苦，但同时，激发了积极改变。
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创伤后成长。几乎所有能想象到的生理和心理创伤，包括暴力、虐待、事故、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危及生命的疾病，甚至长期的空间恐惧，都能够带来创伤后成长。在那些生活于持续压力下的人群中，比如照顾发育失调的孩子，受脊柱损伤折磨，工作中要应付痛苦事件，罹患慢性疾病，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甚至经历过最恐怖事件的人，比如强奸受害者和战争囚犯，也汇报过这类成长。无论孩子还是成年人，许多文化和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挪威、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俄罗斯、印度、以色列、伊拉克、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泰国、智利、秘鲁、委内瑞拉等，在这方面都有记载。
当人们描述如何从创伤事件中成长时，他们谈到了与纳尔逊夫妇类似的改变。以下是一些最普遍的成长方式：
·觉得与别人更亲近，对他人更有同情心；
·我发现我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
·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了；
·我有了更强的宗教信仰；
·我为自己的生活，建立了新的路径。
创伤后成长的普遍程度很难估计。然而，它绝不罕见：74%经受过恐怖袭击的以色列年轻人，83%携带HIV/AIDS病毒的妇女，99%工作中必须面对痛苦的救护车司机，都汇报了这类成长。2013年一份关于创伤后成长的研究宣称：“成长不是出类拔萃的人才有的偶然现象。”
创伤后成长，并不意味着人们从痛苦中反弹，再不为创伤所动。人们看到自己或生活的积极改变，并不表明他们不再痛苦。实际上，对同一个痛苦事件，人们一般既说有成长，也说有伤害。2014年针对42份研究的分析甚至发现，创伤痛苦越严重，越预示着更大的成长。这使得许多研究人员相信，创伤后的痛苦与成长不是分离和孤立的现象。相反，他们认为痛苦是成长的引擎，它驱动了引发积极改变的心理程序。
詹妮弗·怀特就是这样的例子。2011年7月她妈妈琼尼自杀去世时，她才23岁。母亲去世2年后，她依然在痛苦中无法自拔。她将母亲的骨灰撒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池塘里，接受心理治疗，加入支持性团体，参与关注自杀的游行。但她依然生气和痛苦，不断纠结说自己原本可以阻止妈妈的死，急切地想用某种方式，再和妈妈联结。
有一天，怀特看到有人在招募志愿者，粉刷洛杉矶的一所小学，她当时正住在附近。这个招募启事令她想起父母当年相遇的故事，那是在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约翰·希利医院。她妈妈是护士，她爸爸在那里的外科实习。两人见面当天，妈妈正在做志愿者，往儿科诊室的墙上画《芝麻街》人物。为了和母亲更亲近，怀特报了名，要帮助粉刷学校。到了现场，她被分配到一份最不起眼的任务，刮掉工业壁炉上的旧漆，壁炉占了建筑的半面墙。怀特用一把小刮刀铲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别人都去吃午饭了。完工之后，她帮忙将壁炉漆成了明亮的蓝色。
怀特觉得自妈妈死后，在那几个小时里，她与母亲靠得最近。“我感到她在那儿，”怀特说，“那是我们共同完成的。”那是母亲离开后第一次，她感到还有希望与之保持关系，即使她永远离开了。
那天是怀特的转折点。之后不久，她发起了希望工程——一个帮助人们策划服务项目，以缅怀逝去亲人的小组织。她在东哈莱姆区组织了社区园艺项目，策划了去洛杉矶动物收救所照顾小猫的一天行程，给在军队服务的男女送关怀，还为住在堪萨斯州美国癌症希望村的患者打扫卫生和做饭。怀特帮忙募集资金支付服务项目的费用，邀请被缅怀者的亲朋好友参与。她说目前运营希望工程的生活，较之以前在洛杉矶做演员的日子，简直是180度的大转弯。
虽然对这些改变和发现的意义心怀感恩，但怀特很快指出，这并不能消除母亲离世造成的痛苦。“我更爱现在的自己，但并不意味着我不希望她活着。”怀特说道。她很审慎地指出：“不是说妈妈的死是好事，而是我从中发现了一些好处。”
这是一个重要区别，是理解苦难怎会使你变强大的最重要事情之一。创伤后成长的科学，不是说苦难本身有好处，也不是说每个创伤事件都能带来成长。苦难里有好处，成长的源泉是你自己——你的优势，你的价值观，以及你选择如何应对困难。它不属于创伤本身。
选择看待困难的好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痛苦能使你更有韧性，创伤能带来成长。另外，这样看待过去的挑战有助于你在当下的压力中坚持。但是如果你正处在压力情境之中会怎样呢？正承受着困难，相信它能助你成长有益处吗？
回答该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找到正身处压力中的人，问他们有没有看到任何好处。如果是的，这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吗？答案明显是Yes。第一次得心脏病后看到好处的人——如更明白事情的轻重缓急，对生命更感恩，和家人关系更亲密——不容易再得心脏病，8年后活着的可能性也更大。认为诊断结果有积极影响的HIV阳性妇女——比如决定更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或者戒毒——免疫功能更好，在持续5年的跟踪调查中死于艾滋病的可能性更小。那些患有慢性疼痛或疾病，能在痛苦中看到积极东西的男女，随着时间流逝，生理功能有所改善。所有这些研究中，工作人员都认真控制了项目开始时参与者的健康状况。不是因为开始时更健康，所以才会看到痛苦的积极面。而是先看到积极面，导致了这些积极结果。
发现压力的好处不仅能改善生理健康，它还能对抗抑郁、强化关系。举例说，那些照料患有帕金森症的配偶的人，如果能发现益处，将比现在更有耐心、更接纳，或者感到更大的意义感，对婚姻和配偶都更满意。患有糖尿病的十几岁孩子，发现好处会降低抑郁风险，使其更愿意配合血糖监测和饮食限制。看到服役的好处，同意“服役令我对自己的能力更自信”或“我能展示自己的勇气”这类说法的美国士兵，不容易得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抑郁症。参与最多战斗、受伤最严重的士兵，保护效果最强。
为什么在这些环境里看到好处会有作用？最大原因是看到痛苦的好处改变了人们的应对方式。这是个经典的思维效果。在困难中发现益处的人，觉得更有意义感，对未来更有希望，对处理当前压力的能力更自信。进而，他们更愿意采取积极措施处理压力，更好地利用社会支持。他们也较少依赖逃避策略去避免压力。甚至他们的生理压力反应也不同。在实验室里，能在痛苦中找到益处的人，表现出更健康的身体反应，恢复也更快。所有这些——而不是某类神奇的想法——就是益处能带来诸多积极结果的原因，诸如更少抑郁，更高婚姻满意度，更少心脏病，更强的免疫功能。
我不得不承认，写这段的时候，我不愿意用“发现好处”这个词。它让我很纠结，就像看到“创伤后成长”，或者听到那句“杀不死你的，都会让你更强大”时的感受一样。对我的耳朵而言，发现好处就像某类试图无视痛苦现实的积极思考一样：让咱们看光明的一面，这样就感受不到痛苦，或者不用想损失了。
但是，尽管我的反应有些敏感，该研究并不是说最有效的思维就是盲目乐观，把所有坏事变成好事。确切地说，它是在应对困难时，注意到好处的能力。实际上，能同时看到好坏两面比单纯注意好处，会带来更好的长期结果。比如说，恐怖袭击后同时报告了消极和积极改变的人，比那些最初只报告了积极变化的人——比如不再视活着为理所当然，更能维持创伤后成长。医疗恐惧也是如此。重疾的幸存者和那些护理员，如果既能报告益处，比如学会活在当下，又能看到代价，比如疲惫或担忧未来，更容易体验到持久的个人和关系成长。当你能承认无论如何痛苦都存在时，寻找压力的好处帮助最大。
邀请他人看到困难情境的好处是件微妙的事情，但一些科学家发现，它既能转化普通的日常压力，也能转化更严重的痛苦。在一项研究中，迈阿密大学的工作人员请人们回忆一段别人以某种方式伤害他们的经历。参与者兴致盎然，同时痛苦地想出来很多关于不忠、拒绝、欺骗、苛责和失望的故事。接着，工作人员请他们花20分钟写自己的生活因为这段经历如何变得更美好，或者怎么帮他们成为更好的人。从这个角度写完，参与者对那件事就不那么难过了。他们觉得更宽恕，不再想着报复。他们也不再那么想逃避那个人，或害怕提起那件事。
令人惊叹的是，另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做2分钟版本的这个思维干预，也能转化对伤害体验的看法。在这项由密歇根州霍普学院（我相当了解该学校）进行的研究中，参与者被要求完成以下练习：
接下来的2分钟，试着把一个经历当作成长、学习或变得更强大的机会。想想你能从该经历中得到的好处，比如自我了解、洞察或者改善某个关系。当你思考可以从中受益的方式时，努力聚焦在想法、感受和身体反应上。
做这2分钟反思时，有一台电子成像仪与参与者相连，它可以检测面部肌肉的活动。与那些被问到伤害体验但不寻找好处的人相比，思考了益处的参与者，眉头更松弛，颧大肌更活跃，下巴的肌肉带动嘴角呈现出笑容。换句话说，他们的脸更开心，甚至心血管反应都不同。不发现益处，思考该体验会导致典型的恐惧反应——心跳加速，血压上升。然而，思考了益处的人，心脏表现出照顾与友善反应，和感恩与联结的生理相一致。
思维重置还转化了情绪。2分钟反思后，参与者感到了更少的愤怒，更多的快乐、感恩和宽恕。重要的是，他们感到更强的掌控感，这是发现好处能带来的主要益处之一。另外的研究表明了这个变化是如何在大脑内进行的。发现好处使左额皮质更活跃，这部分大脑在乐观驱动和积极应对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其他的干预措施属于长期方式，像要求人们连续几周每天书写或反思一个困难状况的益处。患有自身免疫失调的成年人，比如红斑狼疮和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接受这样的干预后，疲倦和痛苦都有所降低。干预前那些最焦虑的人，在身体健康方面改善最大。写下患癌好处的妇女，汇报说痛苦减小了，而且后来与癌症有关的医疗就诊次数降低。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之前依赖逃避应对方式的妇女，比如否定与转移注意力，痛苦程度极大降低。
另一项干预措施邀请那些照顾老年痴呆患者的家属，每天用语音的方式记下积极的看护体验。每个晚上，他们花1分钟的时间，至少录一件当天令人振奋的事。这项研究开始时，所有的护理人员都相当沮丧，坚持每日语音记录的几周后，他们的郁闷情况大幅改善。看待护理工作令人振奋的一面，比投注精力做压力管理，在降低沮丧程度方面效果更显著。
在这些研究中，参与者最初都很困惑。他们甚至都怀疑那些指导语。你想让他们写下患癌症的好处？照顾得老年痴呆的丈夫的益处？他们根本写不出来，也说不出来。然而，每次干预，参与者都会感谢这个过程。最受益的，是那些陷于焦虑、逃避和抑郁的人。看到好处不会解决困难的情况，但有助于平衡失望与希望。
尽管有证据表明，发现好处可以帮人应对局面，但这不是一个可以随随便便推荐给他人的方法。就像一个学生告诉我的，如果有人建议她从老公去世中发现好处，她会让对方滚得远远的。我能理解。即使是治疗师，我们也仅仅鼓励他倾听客户提到的益处，不要试图说服对方看到痛苦的积极面。
转化压力：选择发现痛苦的好处
选择你生活中一段长期的困难情境，或者近来的压力体验。从这段压力中，如果有的话，你收获了什么益处？你生活的哪些方面，因为它变得更好？因为要应对它，你在哪些方面发生了积极改变？
以下是经历了困难、损失或创伤后最常有的积极改变。思考一下你是否看到了这些益处的迹象：
·自我成长感。该经历如何显示了你的优势？它改变了你对自己，以及能干什么的看法了吗？作为应付该挑战的结果，你成长或改变了吗？你运用什么优势帮助自己解决了问题？
·更加感恩。你是不是更加感恩，也更享受每天的生活？是不是更甘心过简单的生活？是不是更愿意做有意义的冒险？是否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那些给你快乐，或对你更重要的事情上？
·灵魂成长。该经历对你的灵魂成长有何帮助？你是否经历了信念的改变，和在乎的群体是否关系更紧密？是否加深了对某个宗教或精神传统的理解，或者更加依赖？是否觉得自己的智慧或见识有所增长？
·强化了社会联结与他人关系。该经历怎样提升了你与朋友、家人或其他社群成员的关系？你是否对他人的苦难更有同理心？它驱动你在关系方面做积极的改变了吗？
·识别新的可能性与人生方向。该经历后，你在生活方面做了哪些积极改变？是否设定了新目标？是否花时间去做以前可能没想过的事？你是否找到了新的目标，能不能利用你的经验去助人？
也就是说，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发现好处是非常有力量的。如果你愿意尝试，上面格子里的练习就是个好的开始。想一个立刻就能找到对立观点的例子，而不是纯粹正面思考。你不需要说出感到的所有压力，或者摒弃得到的负面结果。只是选择把注意力在短时间内聚焦在那个情景中你能看到的好处上。
我经常被问及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在所有压力体验中都找到益处？比如，堵车有好处吗？也许有，但是发现好处不应该是对每个小沮丧的膝跳反应。琐碎事件不是寻找成长和积极变化的好地方。如果你试图在它们中间找到益处，很难获得真实答案。也不是每个创伤都有积极面，你不该强迫自己对所有痛苦进行积极诠释。当一个压力事件对你影响很深的时候，发现好处才最有力量。尤其当你面对无法掌控、改变或逃离的局面时，它尤其有帮助。虽然最初的时候，你感觉很难看到益处，但它们恰恰是，凭借寻找成长和正面改变的意愿，最有可能被转化的经历。
当你首次寻找压力体验下的好处时，你会发现挺有挑战性的。因为任何思维模式的改变，接受新的想法，有挣扎是很自然的。如果觉得这是对过往伤害和痛苦的否定，这个练习就更难了。倘若你是这样想的，那花几分钟时间，写下想到的那个经历，你脑海里浮现的任何想法和情绪，包括所有痛苦或悲伤。然后，如果愿意，花几分钟写写，你想要体验到什么样的成长或积极变化。在未来的某个点，有什么改变和成长的可能？
如何传播成长和韧性
2002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6岁的记者玛丽·威尔博格，花了一周时间陪同苏·迈德里克——一位有4个孩子的母亲，前往北京收养一个1岁的女童。迈德里克是个寡妇，她的老公杰夫·迈德里克，在2001年9月11日的早上，登上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从波士顿前往洛杉矶，后来遇难。威尔博格前往迈德里克的家，是想写一篇关于恐怖袭击1周年的故事——1年后，人们如何面对那次灾难。威尔博格回忆说，迈德里克的痛苦显而易见。很多个夜晚，她只睡几个小时，悲伤的潮流以未曾预期的方式不时袭来，比如在百货商店看到杰夫最喜欢吃的饼干。她不再带小女儿去动物园那样的地方，那里总会使她回忆起“妈妈—爸爸幸福时光”。好心人时不时说出的安慰话，像“他现在去了更好的地方”，让她生气，而不是给她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