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目前正在通过解除对伊斯兰教的压制来获得增长，在虔诚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腹地安纳托利亚推动新的商业帝国的产生，让土耳其恢复奥斯曼帝国时期所充当的欧亚桥梁的商业地位。
这里街谈巷议的人是一位富有魅力的演说家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他的权力基础位于首都的权力中心之外。
苏丹艾哈迈德区（Sultankmet）附近的唤礼声穿透了伊斯坦布尔首家四季酒店的窗户，每天5次。宣礼员从老城区众多清真寺的尖塔顶上大声宣礼，以极快的间隔发出和谐的声音，让这种和音产生了立体声的效果。但是沿山而下，来到紧靠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夜总会和现代化酒店附近，这种唤礼声消失了。在这里街谈巷议的人是一位富有魅力的演说家，他是土耳其的单声道，他的权力基础位于首都的权力中心之外。他就是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执政10年的土耳其总理。他正在坚决地把土耳其塑造成一个正直的伊斯兰国家。
埃尔多安领导了一场经典的反革命运动，在巨大的动荡之后恢复了秩序和安宁。瓦茨拉夫·哈维尔在20世纪80年代还只是一名持不同政见的捷克作家，完全倾向于反革命。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推翻了捷克政府，哈维尔当选总统，捷克人也重归自我。捷克从此取得了巨大成功。土耳其现在正在发生的转变与此非常类似。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土耳其人一直生活在不断要求他们变得更加现代化、更加欧洲的政治要求之下，压制一切表露穆斯林或东方渊源的迹象。在一个几乎所有民众都认为自己是穆斯林的国家，却不准公开或私下里承认这一点。
埃尔多安让土耳其人可以怡然自处。一个为支持世俗欧洲理想的人保留了最好位置的体系，让位于一个允许信奉伊斯兰的体系。政府、法院、军队、警察、学校和私营部门的权力制高点，所有这些曾被世俗精英占据的权力中心已对穆斯林开放。这种自由反过来让经济得以自然发展，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把重点仅仅放在跟欧洲的贸易关系上，而是对中东、中亚和非洲的伊斯兰（和非伊斯兰）国家也予以关注。
释放增长往往需要解除那些不具备经济意义的制约。土耳其目前正在通过解除对伊斯兰教的压制来获得增长，在虔诚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腹地安纳托利亚推动新的商业帝国的产生，让土耳其恢复奥斯曼帝国时期所充当的欧亚桥梁的商业地位。奥斯曼帝国从1299年到1923年历时600多年，疆域从今天欧洲东部的匈牙利直至北非的利比亚和中东的伊朗。这种复兴让土耳其处在人均收入1万~1.5万美元的行列中——其中包括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等国——成为最有机会脱颖而出的国家。
温和的伊斯兰化
埃尔多安的反革命并不彻底。在土耳其，世俗政党与穆斯林政党之间冲突的根源之深，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并不足以淡忘。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建立在奥斯曼帝国“一战”后的废墟之上，在军人政治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领导下致力于激进的现代化。奥斯曼军队的彻底失败已经证明了土耳其技术的极端落后，阿塔图尔克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可以跟欧洲抗衡的土耳其。作为“一战”后领导土耳其抵抗协约国占领的战斗英雄，阿塔图尔克已成为一个不朽的传奇，这让他具备了足够的影响力，在一个保守的伊斯兰国家施行他的现代主义的另类教条。急剧的变化成为家常便饭，阿塔图尔克以让人们迅速融入欧洲主流的名义，在1929年用拉丁文取代了阿拉伯文，让99%的人口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文盲。
阿塔图尔克提出“向宗教开战”，他创建的政府很快就发现自己成了部分学者所说的无视人民的民享政府。阿塔图尔克的政党致力于防止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在整个“二战”期间该党的执政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挑战，随后向分裂出来的、赞同他的理念的小政党开放选举，同时取缔对这些理念形成威胁的伊斯兰政党。世俗军队在1960年、1971年和1980年发动了震动土耳其的政变，因世俗政党的腐败、混乱或企图放松这个体系的限制而推翻了它们。继1980年的政变之后，政府治理的基本思路被载入了1982年宪法，确立了军队和法院作为世俗政府的保护者。前三项条款把这个国家定义为世俗的、讲土耳其语、遵循阿塔图尔克思想的民主国家，第四项条款甚至禁止针对前三项条文提出修正案。这是一个推动土耳其人拥抱欧洲自由文化的政府，其宪法的核心将永远不会完全接纳那些宗教禁忌。
1982年宪法当中关于独裁国家的愿景催生了强烈的阴谋政治，困扰土耳其至今。在一个由世俗精英领导的伊斯兰国家中，当权者开始看到穆斯林政党处处都在密谋推翻他们，而穆斯林政党则认为世俗精英们动用了所有的国家权力工具来协力打压他们。伊斯兰党派一度产生但很快被取缔，往往是由于支持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允许伊斯兰妇女在公职部门戴头巾——但事实上，世俗精英认为这是对他们把持这个国家的所有要职，把土耳其变成一个现代欧洲社会愿景的根本威胁。吉梅丁·埃尔巴坎作为“二战”后重要的伊斯兰政治家，在1996年最终成为首位伊斯兰总理之前他曾有四个政党被取缔，但他的任期并没有持续多久。他领导的繁荣党与极度保守的圈子关系密切，这些圈子在大谈特谈一个仿照北约组织的牵强附会的伊斯兰军事联盟，一种伊斯兰货币，以及根据伊斯兰律法重新树立伊斯兰王权。这一切远远超出了世俗精英容忍的限度，1997年，埃尔巴坎收到一封军方来信，要求他因反世俗活动下台，他照办了。
然而世俗体系也行将崩溃。从“二战”开始，现代土耳其平均每9个月就产生新一届政府。每一届政府都由城市精英们组成的政党领导，这些精英们都住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三角地区的沿海富裕城市。但是他们害怕了，并且发生了分歧，勉强领导着脆弱的联合政府。长期的政治不稳定导致超支和经济混乱，尤其是高利率、高通胀和增长缓慢形成的致命组合。主要的世俗政党不可能产生能够扭转一个新兴市场的领导人，这个人要理解经济成功与政治稳定之间的联系，拥有推进改革所需要的广泛支持，因为世俗政党在保守的宗教信众当中没有任何基础可言。
每个国家最终都会有自己的决定性危机，而土耳其的这种危机从2000年开始。取代埃尔巴坎的世俗联盟一如既往的极不稳定。到了2001年，由于主要政党执意把一位垂死的总理留在任上，政府陷入了混战，针对土耳其里拉的一场投机性攻击迅速演变成银行和货币的全面危机。通货膨胀率超过70%，而利率在2001年下半年高达6 200%，里拉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半价值。土耳其之所以没有发生金融崩溃，完全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总额超过2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
土耳其的选民们受够了，掀起了一场政治地震。2002年，他们拒绝了主要的世俗政党和传统的伊斯兰政党，转而投向一个从繁荣党分离出来的政党。这个政党对伊斯兰教更为温和，有意加入欧盟，正在通过北约与美国密切合作。这就是正义与发展党（AK党）。这个政党从未进入全国性机构，但是该党的领袖埃尔多安作为伊斯坦布尔的市长，因领导着一个能干和廉洁的地方政府而赢得了声誉。事实上“AK”在土耳其语中就是“干净”的同义词。正义与发展党在一次公平的选举中获得了32%的选票，几乎是排名第二的政党的3倍之多，拥有重塑土耳其所需要的稳固基础。
正义与发展党的上台引来世俗精英关于“伊斯兰化”的一贯的偏执警告，但该党从一开始就通过选民授权理清了基本问题。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之后，政府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90%下降到40%，私营部门的债务是国内生产总值的45%，这个水平相对于土耳其的收入水平来说相对较低。最引人瞩目的是，到2004年，通胀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75%和90年代超过50%的水平，30年来首次下降到了个位数。由此，利率急剧下降，帮助振兴了经济增长。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1980~2000年的4%上升到平均5%，土耳其的人均国民收入从3 500美元上升到10 500美元。正义与发展党远未发动一场伊斯兰化运动，而是谨慎处理有争议的社会问题，比如在公共场合戴头巾的权利，而且重点关注加快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把这种成员国身份宣传为扩大土耳其市场和提高经济稳定性的途径之一。
稳定性让土耳其成为整个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典范，并帮助土耳其企业专注于长期发展。土耳其商人说，在通胀快速发展的数十年时间里，他们甚至不会考虑获得国际长期融资，因为当通胀率高达两位数时那些贷款模式都无法施行。本地银行的资产大量投资于高收益的政府票据，没有放贷的必要。宏大的项目从来没有被纳入考虑，因为没有人能够考虑6个月之后的事情。现在，土耳其正在推进关键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高铁、核电厂以及作为博斯普鲁斯海峡替代路线的伊斯坦布尔运河，博斯普鲁斯海峡目前是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唯一通道。土耳其人对未来感到越放心，埃尔多安的地位就越稳固。埃尔多安在2011年赢得了第三个总理任期，让他成为土耳其现代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领导人。政府轮番更替的漫长时期至少目前暂时地结束了。
土耳其的“普京”
土耳其伊斯兰教和世俗力量之间的冲突目前正逐渐让位于一种新的戏剧性张力：温和伊斯兰力量将会把他们的胜利过度推进，建立一个独裁政权。我感觉土耳其跟其他很多政权一样，获得经济成功的领导人可以避开几乎一切政治问题。埃尔多安获得了经济成功，他的政治基调和策略也变得越来越强硬。
在头个任期内，正义与发展党基于少数群体利益和宗教信仰自由来推动改革，所有的一切都符合欧盟的要求。2006年成功连任之后，正义与发展党变得多少有点不同，它仍然推动欧洲化改革，对国内却更加自信，威吓对手并关闭持批判态度的媒体。埃尔多安正在推动一部赋予总统更多权力的宪法，并暗示他或许会竞选这个近来变得强大的职位。
在欧洲外围，同样希望通过简单地变更职位来延长统治时间的最近一位领导人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安卡拉，坊间都在谈论埃尔多安如何以普京为榜样，利用长达10年的经济成功带来的名望掌握更多权力，包括修改宪法和打击对手以及评论家。在上一次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打出了“埃尔多安2023”的巨幅海报，2023年将是现代土耳其的百年庆典。然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普京的真正问题并不是对权力的争夺，而是他丧失了对财政纪律的尊重，越来越依赖高油价来支持庞大的政府开支。这种情况并没有在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发生，这个国家没有可以依赖的出口商品，而且土耳其的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在继续下降。
普京有效地摧毁了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在立法机构也不存在真正的敌对政党。他领导着一个盗贼经济，野心勃勃的对手无疑会抓住一切机会来推翻他。土耳其的民主要比俄罗斯稳定得多，立法、司法和军队中真正的权力基础仍然能够与总统抗衡。批评家所强调的是事实，埃尔多安用普京式的生硬做法“消灭”反对他进行宪法改革的对手，这对民主产生了威胁，但那些改革也让支持政府的宪法变得更加尊重个人权利，同时制衡军队和法院的巨大权力。
埃尔多安的语言和语气对于一场反革命运动也并非格格不入。就在2007年，世俗的政治和军事精英们还在公开呼吁开展一场“国家反射”，把“外来的”正义与发展党从权力舞台上赶下去。世俗运动出版了大量热门书籍，声称埃尔多安跟他的伙伴、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总统阿卜杜拉·居尔是犹太人，或者把他们跟秘密的国际网络联系在一起。值得称道的是，正义与发展党并没有以同样的方法进行回击，而是继续把精力放在讨论欧盟成员国身份、控制通胀以及吸引外国贸易和投资上。直到2007年大选胜利之后，正义与发展党领导的政府才开始用税收指控来对付它的敌人，逮捕了持批评态度的记者。这些是普京曾经用过的策略，但是与土耳其早前军政府用来对付宗教人士的方法也很类似。把埃尔多安称作另一个普京，就忽略了他正在进行的斗争的土耳其背景。
我怀疑埃尔多安宁愿被看作土耳其的李光耀，后者是传奇的新加坡独立之父。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经济发展停滞，李光耀把与新加坡相邻的马来西亚各省联合形成共同市场作为解决这个城市国家经济困境的出路。但是联合失败了，原因跟目前土耳其和欧洲之间紧张的民族和种族关系非常相像，马来西亚抛弃了新加坡。李光耀用这些艰难的情况证明了一个专注于经济发展的专制统治的合理性，并且用这个模式取得了战略性的辉煌业绩，成为一位全球闻名的领导人，邻近国家在危急时刻会向他寻求建议。埃尔多安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塑造出一个类似角色：在被欧洲唾弃以后，他正带领土耳其朝着一个独立的地区角色发展，对国内的控制也越来越严格。
太快，太晚
在中国作为大国崛起之前，类似土耳其这样的国家认为要想推动经济发展，就必须采用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中国所取得的成功已经削弱了计划经济的信念，为尝试打开了大门。埃尔多安显然雄心勃勃地要完成他的基本事业，让温和的伊斯兰教在土耳其保持本色，他明白，强劲的经济增长为他提供了推动这一目标的政治力量。风险在于为了实现这个的宏伟目标，埃尔多安在一场新的繁荣中持续地大量投入公共资金并保持低利率，这样或许会为了过快增长而用力过猛。（尽管央行应该独立控制利率，在土耳其这样的国家，高层政治领导人的信号不容被银行家忽略。）这些增长目标在2002年埃尔多安刚刚执政时是有意义的，但在目前土耳其的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之后就没有意义了。
由于土耳其经济在2008年大萧条之后的表现令人钦佩，目前人们对伊斯坦布尔充满信心。这是土耳其第一次不是因为自身的崩溃，而是由于周围世界的崩溃而遭遇危机。土耳其在2002年之后清理账务的所有努力得到了回报，外国投资者在危机减弱时很快重返土耳其。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个工业化国家俱乐部中，土耳其是最贫穷的国家，在2008年经历了最严重的收缩，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降了10%以上，但它仍然是复苏最快的国家之一。到2011年初，土耳其的经济甚至呈现出中国式数字，以每年11%的世界最快速度飞快增长。
尽管如此，土耳其不是中国。中国的繁荣建立在支撑投资和贷款增长的庞大储蓄之上。相比之下，土耳其的储蓄非常少——对于一个年轻和相对富裕的人口来说尤其如此——只有国内生产总值的20%，而中国则接近50%。这意味着土耳其不得不从国外借款，来支持2010年底和2011年初以30%~40%的速度爆炸性增长的信贷。就土耳其的收入水平而言，大规模对外举债并不能实现快速增长，因为流入土耳其的资金主要是对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的短期投资，在发生危机时会迅速撤离。土耳其的经常账户（与贸易相关的一项广义指标，包括外国投资和贷款产生的收入）的高额赤字带来的经常性威胁，成为土耳其经济的软肋。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和债权国，拥有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
这种易于受到外债困扰的威胁原本不会如此严重，但是跟中国不同，土耳其多年来在全球出口市场中都是一个乏力的竞争者，无法依赖出口收入。直到1994年，土耳其仍在继续实行20世纪60年代的进口替代战略，通过拒绝外国进口来促进土耳其的工业，开始对外开放的时间比中国晚了10年。结果是，土耳其企业在国内享有排外带来的利润，在国外却面临报复性壁垒。1994年，土耳其前500家公司从出口中得到的收入少得可怜，仅为8%。
竞争力问题在正义与发展党的领导下已经有所缓解。不断降低的利率帮助里拉贬值，让土耳其的出口品变得更便宜，但这种货币价值的下跌在2011年才开始。正义与发展党开放贸易并进入新地区的努力，让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2002年的40%上升到更加正常的50%，制造业也有微弱增长，在经济中的比重为24%。福特和菲亚特决定把欧洲业务搬到土耳其，并把那里的研发投入扩大一倍，在那里雇用一名工程师的费用大约是欧洲平均费用的25%。阿奇立克（Arcelik）和伟视达（Vestel）等土耳其消费家电制造商正在欧洲各地展开竞争，同时主宰了巨大的国内市场。
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减少财政赤字，部分原因在于土耳其不得不进口从石油到铜的各种工业商品。外国顾问敦促土耳其反周期运行经济，换句话说，在经济繁荣时期努力储蓄，从而能够不借助国外贷款来更多地投资于发展。增加储蓄的方法之一是在经济走强时减少公共开支，但正义与发展党的官员拒绝了这个建议，宣称为了变得更具竞争力，他们还有很多学校和道路需要建设。
在这样一个经济中存在过热的危险。土耳其一直被比作一部跑车——轻踩一下油门就会蹿出去——因为充满渴望的年轻人群大体上并不存在个人债务（家庭债务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5%），而消费市场“缺乏渗透”，意思是土耳其人平均拥有的洗碗机、手机或汽车相对较少（汽车的拥有率只有1/10多一点，而波兰是1/4）。这意味着是当政府通过公共开支或低利率刺激经济时，增长速度会迅速上升。近年土耳其一直在推动发展，仿佛在追赶中国一样。
质疑欧洲的诉求
自从正义与发展党出现之后，欧洲就在扪心自问是谁“弄丢了”土耳其。一个虔诚的伊斯兰国家选择了一个反映全国大多数人意见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希望塑造符合其地理位置的商业地位，这对于欧洲来说似乎是一种震撼。在正义与发展党的领导下，土耳其的确在把商业取向向东方转移，但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对西方经济困境的务实反应。
土耳其人不再把加入欧盟视为踏上乐土的机会，因为这片乐土正深陷自身的债务危机当中。土耳其正逐渐变得反对加入欧盟，这也是东欧各国的看法，因为这些国家看到了欧元区国家如何被迫分担受到债务困扰的国家的痛苦。2010年，安卡拉一家主要的日报在4月1日愚人节那天用头版头条宣布了欧洲成员国身份所能带来的好处，标题是“土耳其救助希腊”。
为什么要努力加入一个失败的俱乐部，尤其是这个俱乐部还不想接纳你？既然法国和德国的民众和领导人都对土耳其加入欧盟越来越明显地表示出敌视，土耳其民众对于加入欧盟的支持程度从2004年的73%下降到现在的不到50%也就不足为奇了。土耳其副总理阿里·巴巴詹告诉我，土耳其在改革方面仍在寻求欧盟的指导，但这也只是“择优挑选”欧盟准则当中最好的部分，近来这种挑选从本质上来说出于政治的考虑要多于经济。
美国也不再是从前的经济磁石。2008年危机之后，美国的相对回撤为其他企业在美国企业不敢踏足的地区扩大影响创造了机会，尤其是非洲和中东的偏远地区。土耳其公司先是由于西方业务的枯竭而回撤，之后迅速扩散到亚洲、俄罗斯、北非和中东的新市场。例如土耳其的建筑业现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很多相关业务都在与之相邻的国家境内展开。10年前，土耳其对中东的出口仅占出口总额的7%，现在上升到了20%。10年前，伊拉克甚至没有出现在土耳其出口市场的名单上，现在则排名第四。纳杰夫曾是伊拉克伊斯兰教什叶派反对美国占领时的神经中枢，2009年美国从纳杰夫撤离之后，土耳其的企业家们蜂拥而至，目前在建筑行业的生意蓬勃发展。一位曾经开着捍马去过纳杰夫的土耳其商人告诉我，他在整个地区都看到了类似的机会。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土耳其商人认为转向东方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策略，可以充分利用他们在这一地区得天独厚的语言、文化甚至交通优势。
首尔的创业活力利用韩国的音乐、电影和肥皂剧在亚洲各地催生了一股“韩流”，与此相似，靠伊斯坦布尔的世界性能量制作的大量新电视节目和流行音乐吸引了中东地区的大量用户。流行艺术通常来自经济活力，而韩国和土耳其拥有这种活力。土耳其吸引了中东地区的游客到电视节目的拍摄地点进行参观，以此把电视节目的广受欢迎进行资本转化。四五年前我在伊斯坦布尔几乎看不到阿拉伯国家的游客，但是现在他们蜂拥而至，似乎受到了这座“中东巴黎”的吸引，它是穆斯林所能够取得的成就的一个象征。从2005年到2010年，来自以色列的游客人数下降了72%，而来自与土耳其相邻的阿拉伯国家的人数上升了121%（约旦）和246%（阿联酋）。
安纳托利亚的崛起
埃尔多安政府主要通过位于安纳托利亚的企业来发展与伊斯兰国家新的贸易联系，这并不令人惊讶。安纳托利亚是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中心地带，也是正义与发展党的根基所在。居尔总统已经高调访问了中东、非洲和中亚，包括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他经常带着十几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随行，这些人代表了和正义与发展党有紧密联系的安纳托利亚新的企业阶层。这个群体的重要人物之一是艾哈迈德·卡里克，凭借对土库曼斯坦的纺织品和遍布中东的建筑等领域越来越多的投资，他最近登上了《福布斯》全球富豪榜。
西方观察家常常怀疑安纳托利亚这些新的政界和商界精英是否代表了近年来在许多中东国家出现的宗教极端主义威胁。当强大的势力相信伊斯兰律法是普适法律，主宰着从私人选择到政治等生活的各个方面时，这种威胁就产生了。土耳其几乎不存在对这种世界观的支持——即便是在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下——这个国家在学校和宗教事务上强调了一种对伊斯兰教唯一且温和的解释。大部分土耳其人，大约有60%，把宗教视为一种绝对的个人事务，另外30%的人认为宗教应该对政治具有道德上的影响，但是要符合现代民主和经济的发展。这个群体可以跟美国主流的基督教政治相比，后者也没有试图把《圣经》的教义强加给社会。如何看待宗教在政治当中的角色，有90%的土耳其人跟美国主流相一致。只有10%的人会在伊朗或沙特感觉到舒适，这两个国家的宗教警察强制执行公共道德，用伊斯兰教义对日常生活做出了规范。土耳其当然不存在强制实行伊斯兰教规的说法。
在正义与发展党开始在执法队伍中安插更多的自己人之前，虔诚的穆斯林在土耳其更有可能成为警察执法的目标。2008年，一位国家公诉人援引宪法中关于禁止反世俗活动的规定，根据居尔总统的妻子在公共场合戴头巾的事实，试图禁止居尔总统从政。这荒谬至极。如果在自由共和国的诞生地法国、一个完全没有伊斯兰教基础的国家禁止戴头巾是一回事，在一个伊斯兰国家禁止戴头巾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此外，埃尔多安和居尔并没有要求其他的正义与发展党高官表现出类似的虔诚，因此这很难说是政府的一项政策。
伊斯兰教的温和性在土耳其源远流长。几十年来，来自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游客被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所看到的一切惊呆了：深夜派对，没有戴面纱的妇女指间夹着香烟，就像旧时好莱坞的女明星。这些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充满活力且备受追捧，过去10年中在正义与发展党的领导下也是如此。博斯普鲁斯的夜总会甚至直到午夜过后才开始营业，到了清晨街道上则挤满了豪华轿车，外国游客最好乘船返回自己的酒店。
我最近曾经去过一家名为“安琪莉可”的海边夜总会，当时海岸巡警曾经靠岸并命令夜总会的管理人员把音乐调小，因为太吵了，这在一个人口相差无几的曼哈顿社区将永远不会被允许。狂欢的人群中有人认为这是正义与发展党中某些道德警察在无事生非，但是对我来说，这就像一次合理的针对噪音的普通执法，而不是宗教恐吓。当然并没有人感到害怕。这家夜总会把音量调小了15分钟左右，直到海岸巡警的船只离开，但随后重低音又开始咆哮。我的一个同事认真思考了一会儿，说：“你不能把它放回瓶子里。”
很多正义与发展党的内部人士都把埃尔多安视为坚守阵线来对抗保守派的那个人，这些保守派会让土耳其朝着更为保守的伊斯兰教和中东国家倾斜。埃尔多安正设法让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之间更加广泛地分享财富。在土耳其的百强企业中，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三角地区之外的企业数量从2000年的16家增长到2011年的39家。每年商品出口超过10亿美元的土耳其城市从4个增加到14个，其中很多是受到正义与发展党垂青的安纳托利亚城市。工业化城市开塞利是居尔总统的老家，现在正在发展成为家具和塑料生产基地。埃尔多安的感染力，在于他的言谈就像伊斯坦布尔坚韧不拔的卡斯帕萨社区一位鼓舞人心的街头斗士，跟那些占据世俗政党高位、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政治家极为不同。
各大银行正在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些新的经济增长中心上来，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获得的新增贷款正在萎缩。在短短3年中，伊斯坦布尔的贷款（在快速发展的信贷蛋糕中）从46%下降至41%。市场专家认为，这种经济增长向各省扩散的趋势体现在财富分配上，前20%的富裕人群仍旧集中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但是在从健康到教育几乎所有的消费类别中其份额都发生了下滑。
土耳其具有中东取向的城市新典范是加济安泰普，这是一座拥有130万人口的城市，距离叙利亚边境仅有一小时的路程。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不断地被占领，拥有建于16世纪的城堡和要塞，也不乏现代化的商场：在2009年取消签证限制后，加济安泰普立即成为吸引了大量叙利亚游客和购物者的磁石。每个周末来自叙利亚的购物人数从5 000人上升到2010年的6万人，直到2011年初叙利亚爆发政治起义后才开始回落。
尽管安纳托利亚商业帝国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白土耳其人”——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三角地带的世俗精英——与埃尔多安相处却越来越融洽。他带来的稳定性为这些人提供了巨大的好处，因为旧日的精英仍在继续主宰土耳其与欧洲和美国的西方贸易关系。那些在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之前曾经盛行数十年的家族企业仍旧是土耳其最大的企业集团：Koc集团、Sabanci集团和Dogus集团。正义与发展党正在推进自由市场改革，最近一项举措是对国有能源企业进行私有化，收到的所有最高报价都来自同一个群体——那些拥有完成此种规模项目的资源和人脉的企业。安纳托利亚精英的上升速度既能满足安纳托利亚，又不至于让伊斯坦布尔感到烦恼。
然而，古老家族企业的主导地位在现代经济中并不正常，也进一步证明了埃尔多安的反革命进行得并不彻底。土耳其家族企业对经济的掌控程度即使是在寡头掌握最高经济权力的国家——比如俄罗斯——也是前所未有的，它们继续朝着更大、更加缺乏重点的大企业集团发展，银行拥有玻璃企业，酒店买进天然气，水泥制造商进入零售业。这种扩张往往会削弱竞争力并降低利润，在南非等其他新兴市场是不可想象的。在那些国家中，企业面临实现股东期望的真实压力。
土耳其的就业市场也呈现出落后和现代的并存。为了努力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欧洲福利国家，土耳其对雇主施加了异常沉重的负担。在经合组织的成员国中，土耳其的最低工资、社会保障福利和遣散费的标准最高。这些负担随着员工人数的增加而增长，阻碍了公司提高正式工资。但是由于最近经济发展非常迅猛，官方就业人数呈现强劲增长。这个拥有7 900万人口的国家消费市场充满活力，而且不断增加的年轻人口（平均年龄29岁）带来的“人口红利”成为土耳其的一项真正优势，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开始产生很多新的就业机会：2009~2011年，土耳其新增了320万个就业机会，比欧盟的27个国家、俄罗斯和南非的总和还要多。
这甚至还不包括规模庞大的黑市用工——粗略估计，在经济当中的比重为20%——土耳其为此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对企业或个人收入征收更多的税。大约有80%的政府收入来自少数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比如电信、汽车和汽油。结果造成了汽车在土耳其比欧洲任何地方都贵，汽油则跟欧洲一样贵。“罪恶税”——对伊斯兰教不鼓励的东西征税——是另一项主要的收入来源，但这当中出于务实的考虑要多于出于宗教的考虑：受到国家监管的酒类专卖店销售的烈酒无法逃过收税员的检查。或许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如此严重地依赖少数几个目标行业的间接税来维持政府的运转。这是一个少有的用来回避而不是直面逃税人的体系，而且不可能很快发生改变，因为埃尔多安政府无意在另一点上与世俗企业精英对抗。当近期被问到是否害怕正义与发展党大幅加税时，一位土耳其大商人回答说：“他们知道只能到这个程度了。”
土耳其模式
正义与发展党陶醉于土耳其在整个地区获得的尊重，并毫不掩饰地支持2011年初开始的席卷所有阿拉伯独裁政权的民主革命。西方人认为，埃尔多安有点过于伊斯兰化——同时关注他跟以色列因为巴基斯坦而产生的冲突——过去他曾在这个地区向那些西方的主要对手（伊朗、叙利亚）发动过多次战争，2011年他还高调访问了那些在同年推翻独裁者的国家——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
埃及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因为相比于该地区其他国家，它都拥有足够的规模、作为中东大国的历史以及野心来成为另一个土耳其。在开罗的斗争还远未明确时，埃尔多安公开呼吁独裁者穆巴拉克下台。居尔总统在2011年3月前往埃及，在开罗的土耳其大使馆开放接待，正在进行起义的埃及民众的主要派系都前来寻求他的支持。即使保守的穆斯林兄弟会也来与居尔交谈，看看该如何借鉴土耳其的经济成功经验。
到了初秋时节，埃尔多安本人在开罗受到了热烈欢迎，拥挤的人群高呼“埃及、土耳其，联合起来”。埃尔多安被视为一个象征，代表了一个伊斯兰国家在饱尝经济和政治危机之后10年间所能达到的成就。今天的埃及看起来确实很像埃尔多安刚刚上台时的土耳其：人均收入大约是3 000美元，拥有7 500万庞大而年轻的人口，没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但是位于一条关键航道上（埃及有苏伊士运河），有一个刚刚开始向伊斯兰政党开放的政治体制，受到通胀困扰，期待一位懂得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领导人。
在2011年的一次会议上，埃及副总理哈齐姆·贝卜拉维告诉我：“土耳其的类似情况给了我们极大的希望。”他又提到了埃尔多安在开罗的演讲，呼吁埃及成为一个“世俗国家”，把伊斯兰教的角色限定在私人生活中，这些都是鼓舞人心的。“不要提防世俗主义，”埃尔多安说，“对于那些把世俗主义看作把宗教从国家中移除，或者成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的埃及民众，我要说，你们错了……世俗主义意味着尊重所有的宗教。如果这些能够实现，整个社会将生活在安定之中，无神论者和信徒都将受到法律的保护。”
对于一个从对抗阿塔图尔克政权的世俗专制中成长起来的政党领袖，这种对世俗的温和态度令人敬佩。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正常国家的态度，对土耳其成为脱颖而出的国家是个好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