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许多东南亚的大企业认为风向已经开始对中国不利。亚洲金融危机的催化剂之一是中国在1994年决定通过人民币大幅贬值来对抗严重的经济衰退，并在此后的10年一直维持这一汇率水平。但是现在所有东南亚国家的货币汇率都是自由浮动的，而且币值相对较低，而中国则让人民币缓慢升值，中国的工资水平快速增长，这让东南亚国家生产的出口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菲律宾在新一届领导人的带领之下情况开始好转，马尼拉或许会换掉“二战”时就投入使用的老式吉普尼，这种车辆仍然是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
奏效的大宗商品经济
雅加达的骚乱地区并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痕迹。印尼人要求苏哈托下台、对苏哈托的所有同盟者进行报复而点燃的大火也早已熄灭。在暴徒开始四处搜寻被视为苏哈托政权的朋友的华裔商人时，许多建筑项目中途停工，建筑架构裸露在外，现在已完工。那些被父母送来读书却担心自身安全的华人学生也早已返校。抗议者曾经在史芒义枢纽阻止运兵车接近唐人街燃烧的大楼，现在则成为豪华的新商场和丽思卡尔顿酒店。
1997年从泰国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让整个地区充斥着抗议者，但是没有人像印尼的抗议者这样气愤和动用暴力，把执政30年的苏哈托拉下马。苏迪曼将军路（Jalan Sudirman）是印尼首都的交通要道和“资本街”，资本从1998年后开始从这里逃离，包括富有传奇色彩的印尼酒店在内的多栋建筑破败失修，1982年的热播影片《危险年代》（梅尔·吉布森主演）曾在这座酒店进行拍摄。现在这座酒店重新装修，成为印尼凯宾斯基酒店，那里的早餐厅悬挂着苏哈托的前任苏加诺以及约翰·肯尼迪和玛丽莲·梦露的照片作为装饰。
但是苏哈托时代并没有被彻底遗忘。今天，你能在雅加达强烈地感受这个国家告别过去的强烈愿望。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印尼是受到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在此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大约20%。这就是那时的抗议如此暴力的原因。但是印尼也获得了最为深刻的教训，为2008年危机之后走向繁荣作了最充分的准备。事实上到了2011年下半年，印尼是少数几个经济增长速度超过2003~2007年全球经济繁荣时期的国家之一，从当时的5.5%增加到6%以上。
事实上，以印尼为首的东南亚国家现在的经历与导致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过程相反。与2008年源自美国的全球衰退不同，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以泰铢的贬值开始，进而蔓延到整个东南亚地区，这就是为什么它被视为东南亚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危机的根源非常复杂，争议很多，每个国家的前因后果都不尽相同，但一个共同因素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成立和并未完全解除监管的东南亚银行开始从国外借贷巨额资金，用于满足国内日益增加的投机性借贷需求，通常是借给那些跟银行关系密切的政治密友。许多亚洲货币与美元“挂钩”，当时美元正在升值，带动了泰铢、林吉特和韩元对人民币和墨西哥比索等竞争性货币共同升值，推动了银行借贷。当东南亚的出口在1996年开始蹒跚不前、高企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开始摇摇欲坠时，当地人开始逃离，外国贷款突然回撤。结果是一场滚雪球式的危机，资本外逃对货币造成了下行压力，让银行偿还外债变得更加困难，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资本外逃。
这场危机造成的损失是灾难性的，远比西方国家在2008年的情形要严重得多。韩元和泰铢的价值下跌了一半，印尼卢比下跌了80%。该地区的股市暴跌了90%，让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亿万富翁变成了百万富翁。数百万普通民众的收入下降到贫困线以下，引发的抗议导致泰国和韩国领导人下台，而印尼领导人的下台最为引人注目。危机席卷了全球市场，让石油价格下降到每桶10美元以下，让俄罗斯的卢布突然陷入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的崩溃，尽管对欧洲和美国经济也将失去控制的担忧事后被证明是夸大了。当时东亚经济的规模没有大到可以拖垮西方国家的程度。尽管复苏很快来临，但经济下跌是如此急剧，以至于多数东南亚国家在2005年以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比1998年还要低，而且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够恢复往昔作为西方国家市场宠儿的地位。这一地位将会迅速转移到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
然而，今天许多东南亚的大企业认为风向已经开始对中国不利。亚洲金融危机的催化剂之一是中国在1994年决定通过人民币大幅贬值来对抗严重的经济衰退，并在此后的10年一直维持这一汇率水平。这一简单举措对削弱东南亚国家的出口竞争力所带来的影响或许要超过其他任何措施，因为东南亚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无法对中国的贬值做出反应。但是现在所有东南亚国家的货币汇率都是自由浮动的，而且币值相对较低，而中国则让人民币缓慢升值，中国的工资水平快速增长，这让东南亚国家生产的出口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在中国聘用工人的成本已经显著上升，从2005年每月不到200美元上升至2010年的平均450美元。2010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几乎是泰国的两倍，比菲律宾高3倍，比印尼高4倍。泰国和印尼的商人称，这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逆转，他们能够感觉到在跟中国的竞争中获得了优势。随着全球市场认识到成本优势开始向有利于东南亚国家的方向倾斜，资金会以20世纪90年代末流出的速度回流到印尼等国家。
尽管北京的领导人由于避开了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而被誉为经济奇才，印尼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使用了相同的策略，却没有发动中国所经历的政府开支热潮。印尼基本上毫发无损地度过了这场危机，债务比危机开始时还要少，并且苏西洛在2009年获得了连任。他在竞选纲领中承诺努力实现经济复苏，并挑选了一位受人尊敬的技术专家而不是联盟政党所青睐的候选人作为他的竞选伙伴，以此表明他的严肃态度。从1998年苏加诺执政结束以来，苏西洛是印尼首位获得连任的领导人，他为印尼带来了保持快速增长的新阶段所需要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目前印尼是运行最好的大型大宗商品经济市场。庞大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曾被视为一个诅咒，一个轻松赚钱的途径，削弱了国家进行生产和追求卓越的意愿，现在则被视为一项竞争优势，让巴西和俄罗斯等国从中受益。印尼是唯一拥有这两点的亚洲国家：作为世界排名第四的人口大国，印尼拥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来产生需求，即使在全球需求疲软时也是如此。该国还拥有大量尚未开发的原油、煤炭、棕榈油和镍的储备。
印尼是少数几个领导人接受了新的常态、没有采取危险措施（开支大、货币宽松）来尝试回到过去10年不同寻常的高增长的新兴市场之一。因此，印尼在危机之后的债务问题要小于任何其他大的新兴市场。跟俄罗斯和巴西不同，印尼并没有因为过去10年中大宗商品市场的繁荣所带来的利润而骄傲自大，同时还拥有储蓄来增加经济投资。事实上，目前印尼的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到了32%，是唯一超过1998年危机之前最高水平的东南亚国家。投资目前主要流向大宗商品部门，但也正在延伸至其他更具成效的经济领域。印尼还把没有用于投资的资金节省下来，用来支付国债，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98年的97%下降到目前的27%。
印尼知道自己的弱点：55%的出口收入来自大宗商品，让它极易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印尼某家大银行的总裁最近跟我讲述了印尼在20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的警世故事，那时美国在冷战初期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一旦这些驱动因素停滞不前，大宗商品价格崩溃，印尼就会受到冲击。这段经历在印尼人心目中根植了从以往灾难中学到的富有远见的做法。此外，印尼的出口总额在整体经济中仅占25%，这让印尼成为少数几个没有试图在全球经济放缓的环境下通过出口实现繁荣的东亚国家之一。
明智的谨慎，“高效的”腐败
印尼银行和企业的运营现在有一种在大多数新兴市场中并不常见的谨慎。许多曾在20世纪90年代末叱咤风云的大型企业集团仍然存在，包括萨利姆、瑞迪和巴克里在内的家族企业帝国都进行了高度的多元化，其业务涵盖了从采矿、汽车到方便面的各种行业。它们似乎出于必要而进行了自我改造。很多家族企业在1998年受到重创，不得不从某种形式的破产中重新开始，或者从政府回收人的手中回购自己的企业。然而投资的增长表明，印尼的大企业正在遵循一种明智的谨慎，既不过于急切，也不害怕承担风险来促成事情的发生。而这并不是目前阻碍巴西国内投资的那种谨慎。
苏哈托领导下的印尼已经成为一个案例，说明了为什么企业集团不应该拥有银行，因为让贷款人和债务人处在同一屋檐下，只会引发债务危机。印尼许多大型企业集团因此不再涉足银行业，正在致力于干净的资产负债表和专业的公司治理。新近独立出来的银行对于放贷对象的选择非常谨慎，而企业对投资于何种业务也非常小心。由于许多大亨在苏加诺倒台之后的许多年里都在努力重新获得对各自公司的控制，基于这些鲜明的记忆，大亨们的警惕性仍然很高。大亨安东尼·萨利姆在1998年的信贷危机中曾被迫放弃印尼最大的一家私有银行以及其他一些股份，现在他对投资者说，那场危机的幸存者不再用通过信贷获得的资产来评估财富，现在对财富的定义是，“现金流，现金流，还是现金流”。
尽管印尼在全球腐败调查中的得分仍旧很低，但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至少该地区的人们这样认为），印尼现在拥有大量干净的优秀公司。印度企业家称，在印尼创办一家水泥厂要比在印度创办容易得多，这要归功于中国商人在中国常常遇到的“有效腐败”。他们或许需要贿赂某些人，但是找到这些人相对来说迅速而简单。一旦接触到正确的人，或者找到了正确的政府合作伙伴，他们不仅会收下贿赂，事情也办成了。一些投资者甚至指出，如果想要穿越雅加达，经过允许之后可以打某个电话号码，以大约100美元的价格聘请警用摩托车开道。在市中心的繁忙时段——交通法规定每辆车必须最少载有三个人——你可以从人行道上雇用妇女和儿童来满足这个要求。这是一项不太靠得住的服务，当地人却认为这很有效，为那些母亲提供了还算过得去的生活。
在外人看来，印尼是一个容易做生意的地方，有时甚至太容易了。印度和中国开始以环保因素或社会因素——比如为了保护当地民众的利益——来质疑新项目，印尼在很大程度上对环保仍然毫不关心。外资对印尼的直接投资相当强劲，在一个6 500亿美元的经济中，一年的投资总额可以达到100亿美元。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投资者遍布印尼，他们寻找煤炭、棕榈油和其他投资，监管松懈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印尼煤炭的吸引力如此之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煤炭都接近地表，易于开采。
苏西洛的再次当选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世界各地引起的关注却非常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完美地体现了这个国家在后苏加诺时代冷静的社会思考。作为一名拥有压倒性民意支持的前军官，他没有利用其影响力通过立法来强行推进改革，这一做法让很多观察家都迷惑不解。2011年底发生在雅加达的一场大辩论就是关于苏西洛为什么不更加积极地争取土地收购法案的通过，该法案将会加快发展步伐。最为可信的答案似乎是苏西洛不希望通过强行达成商业交易来让任何人联想到苏加诺，他希望建立政府的信誉。没有太多的闪光灯或戏剧性，一切只是沿着更加稳定的方向稳步前进。
二级城市的崛起
路规：把第二大城市的规模和发展跟最大的城市进行比较。在任何一个大国，第二大城市的人口通常至少是最大城市的1/3到1/2。这个比例反映了经济中的区域平衡，对于最近几十年中很多脱颖而出的国家都适用：巴西的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韩国的首尔和釜山，以及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如果某个国家违背了这一规则，就成为一个危险信号，但如果一个以首都为中心的国家正在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也称得上是个好兆头。如果这个国家正在产生人口超过百万的新城市那就更好了，这表明发展正在带动所有地区，而不是仅仅眷顾首都的精英们。印尼符合这两个标准：第二大城市泗水的人口为280万，几乎是雅加达人口的1/3，还有其他4座人口在200万左右、8座人口在100万左右的城市。
印尼是岛国资本主义一个独特的成功案例。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以及大亨的权力斗争威胁到了中国和印度管理发展的能力，而苏西洛正在通过允许更多的地方自治，把世界上最为分散的人口之间的冲突转化为优势——印尼的2.45亿人存在数十种民族和语言，分散在1 700座岛屿上。苏哈托（以及之前的苏加诺）努力把印尼团结在要求共识与和谐的建国五原则之下，这些理念曾被用来为针对民族和地区差异的经常性暴力镇压进行辩解。首都雅加达在苏哈托时代曾是政界和商界关注的焦点，但现在很多新的城市正在崛起。苏西洛是2001年通过的一项关键法案的背后推手之一，该法案启动了权力下放的进程，而他作为总统为二级城市提供了自由发展的信心。结果，苏西洛在2009年不仅合法赢得了70%的选票，还获得了33个省份中29个省份的广泛支持，部分原因在于他赋予了这些地区更大的经济自由。
权力下放在首都雅加达所在的爪哇省之外创建了充满活力的新的企业文化。在苏哈托时代的最后几年，苏哈托的亲信们控制的银行体系把贷款发放给由同一个圈子控制的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位于雅加达，1995年获得了贷款总量的66%。此后这个比例稳步下降，直至现在的33%。中央政府中的权贵政治也明显被削弱，在苏加诺时代的后期这消耗了将近73%的公共开支，今天这一比例只有48%。
各省自主权的下放带来了建设和投资的激增。外围省份水泥用量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爪哇省，过去5年中外国对这些省份的投资增加了23%，而爪哇省仅增长了10%。商人们认为，这让有效腐败变得更加畅行无阻，因为地方政府开始为了争夺不断增加的投资而降低索取的贿赂的数目。由于当地索取的贿赂会用于当地消费，腐败的分散化也开始将这些不义之财向雅加达之外的地区倾斜。
就业和最低工资在内地的增长速度也要快得多，导致了国内的移民潮。爪哇省以外家庭数量的增长速度几乎是爪哇省的两倍。到2010年，印尼增长最快的省份不再是爪哇，而是人口第三大省苏拉威西，它位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中心地带。这种变化是一种标志，代表了以爪哇为中心的苏哈托时代的终结。
石油的诅咒？
印尼是少数几个不会让你感觉到很多人都无节制地受商品驱动的经济体之一。雅加达很少像莫斯科的暴发户那样挥霍无度，物价比里约热内卢低得多。印尼的结构性通胀远低于俄罗斯（分别是6%和10%），并且因为印尼的投资（而不是消费）比俄罗斯和巴西都要多，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应该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印尼把国内生产总值的32%用于投资，而俄罗斯是20%，巴西是19%）。这是一个有效运转的大宗商品经济。
菲律宾不再是个笑话
菲律宾曾一度被视为亚洲潮流的开创者，马来西亚时髦的年轻人会穿上菲律宾人喜欢的绣花衬衫，让自己看上去很酷。但那早已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了，那时菲律宾的人均收入仅次于日本，在亚洲位居第二。这个国家的命运自此开始发生转折。到了7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人均收入方面超过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在80年代、中国大陆在90年代也纷纷超越。然后是2009年——马尼拉的精英们认为永远不会看到的一个时刻——印尼的经济繁荣让印尼人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比菲律宾人更加富有。
我在2010年初访问了马尼拉，这是我12年后再次来到这个国家，菲律宾仍然是亚洲无可争议的落后国家，积弱不振。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与中国和印度的狂热发展所形成的对比再鲜明不过。少数几个家族企业集团仍然主宰着当地市场，经营着从商场、银行到航空和酿酒的一切产业，没有出现新的竞争者。忘记高速列车吧，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的吉普尼车，它仍然是公共交通的首选。尽管几乎所有的亚洲大城市都拥有漂亮的新机场，大多数前往马尼拉的国际游客却不得不在20世纪80年代就投入使用的灰蒙蒙的航站楼里吃力地前行。
菲律宾的失败通常被归结于费迪南德·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在1986年秋天结束之后带来的长时间的政治动荡，但这种解释并不充分。一直以来泰国更加不稳定，但泰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超越了菲律宾。在过去的17年中，泰国经历了18次政变，产生过17部新的宪法，而菲律宾仅有6次政变和1部宪法。区别在于至少在21世纪之前，泰国不稳定的领导人做出了更好的经济选择：控制债务和权贵资本主义，让这个国家对于外国投资而言更具吸引力，这让日本汽车公司把泰国作为本土之外的亚洲生产地。
现在，菲律宾终于看起来即将重新开始一段强劲增长的时期了。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或许恰好拥有足够的支持，有可能产生足够的改革动力来推动经济发展。“阿基诺”这个名字几乎仍然是承诺变革的代名词：阿基诺三世传奇般的父亲小阿基诺是反对派领导人，被马科斯的支持者暗杀，由此引发的“人民力量革命”在1986年让阿基诺三世的母亲科拉松·阿基诺入主政府。阿基诺三世在外交圈中最初被看成一个不起眼的51岁的单身汉，大多数时间都跟他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作为一名低调的菲律宾参议员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尽管如此，菲律宾人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能够完成阿基诺家族对于变革的承诺，而且在爱出风头的总统阿罗约的管理之下，菲律宾人对长达9年的放任自流和腐败感到绝望。阿基诺三世的母亲2010年去世之后，阿基诺三世在公众的同情中赢得了总统竞选。他的胜利是空前的，他的任务在国力凋敝的时代看上去令人生畏。阿基诺三世上任之后不久，2010年12月在马尼拉为新的基建项目吸引外国投资者而举行的一次会议中，主管电力的部长在发表演讲时停电了。
阿基诺三世正在向有才干的技术专家下放权力，而且似乎明白如何才能让经济走入正轨。首先他需要鼓励投资，菲律宾或许是唯一把过多的收入用于消费的亚洲国家，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高达令人吃惊的80%，比美国还要高出10个百分点，比中国高出40个百分点。这就没有多少储蓄能够用于支柱产业的建设了。作为投资长期枯竭的一个明显标志，菲律宾现在的水泥用量并没有比20年前有所增加，即便人口已经从7 000万增至9 000万。
在老漫画中，亚洲人在文化上比美国人更倾向于储蓄，但菲律宾人在这方面更像美国人而不是亚洲人，或许部分原因在于菲律宾曾一度是美国的殖民地。储蓄问题常常会发展成债务和赤字问题，但阿基诺已经开始应对这个问题。2011年初，菲律宾政府取得的进展甚至领先于雄心勃勃的债务削减计划，该计划打算把预算缺口从201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下降到2013年的2%。
阿基诺还需要创建一种环境，让生意人对投资拥有足够的信心：这反过来要求打击腐败，对付仍然在主导经济的家族富豪，强调严格地执行合同。所有这些在阿基诺的第一个大动作中都得到了体现：邀请全世界的私人投资者参与一系列公共项目和私营项目的公开招标，重建环绕马尼拉市中心的高速公路，着手建造一个通勤铁路网，并对其破败的机场进行修葺。
事实上马尼拉国际机场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表明任人唯亲和愚蠢无能如何阻碍了经济发展。马尼拉机场最近被评为世界上最差的机场之一，该机场有三个航站楼，但只有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航站楼向国际航班完全开放。第二座航站楼建于20世纪90年代，正在使用它的某位大亨不希望跟国际航班共同使用。第三座航站楼在2002年完工，但直至2008年才投入使用，却仅限于国内航线，因为持续不断的建筑合同纠纷仍然让外国航空公司望而却步。许多投资者把这座主要向国内航班开放的国际机场视为第三世界无能的典型例证。这也是为什么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很少，以及菲律宾一直未能开发其旅游潜力的一个很大原因。即便这个国家拥有一些世界上最美丽的沙滩，分布在数千个岛屿上，它每年吸引的游客也只有300万人，远远低于印尼巴厘岛的500万人。
在近期的投资见面会上，阿基诺穿着随意，面带微笑，没有做出任何宏伟的承诺：他强调了希望保持政府廉洁，对投资者提供帮助而不是施加限制，重点在于让那些移居国外的优秀的菲律宾人有一个回国工作的理由。这是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菲律宾已经有超过1 000万人为了国外更好的前景而离开这个国家，分散在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到沙特和阿联酋的世界各地。他们寄回的现金在过去10年中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现在大约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让这种汇款成为菲律宾增长最为强劲的部分。许多投资银行把这视为一个优势——汇款的确有助于收支平衡——但是这么多人出国找工作令菲律宾非常难堪，在菲律宾人中创造了津贴次文化，靠汇款而不是工作过日子。菲律宾移民的典型形象是香港的菲佣，但还有许多人经营企业或者拥有一份中产阶级的工作。菲律宾需要这些人才中的一部分能够回国发展。
印尼在过去几年中取得的相对成功，表明了菲律宾所拥有的可能性：这只要求一定的政治稳定和一些基本的经济常识。菲律宾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世界排名第五，包括石油、铜、镍、金和银。该国拥有数量巨大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的半数都在21岁以下，有2/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对于一个人均收入仅有2 500美元的国家来说，这个城市化程度非常高。由于人口和商业的聚集会推动增长，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优势。
与印尼相比，菲律宾还有一些基本优势，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讲英语的人群。30年来菲律宾浪费了这些优势，但也有好转的迹象，最引人注目的是菲律宾在“业务流程外包”领域作为印度的竞争对手的崛起，这个行业为几乎所有的全球性大公司提供接听客服电话的接线员。呼叫中心10年前在菲律宾还不存在，现在则发展成为一个价值90亿美元的行业，雇用了35万人。这些呼叫中心开始在马尼拉之外的地区成立，分散在菲律宾的各个岛屿上，以至于一些分析家认为，这有可能成为东南亚岛国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成功案例。如果阿基诺三世能够正确地领导这场人民力量革命，这是可以实现的。
泰国——代号红色
在亚洲，没有哪个首都比曼谷更加占有主导地位，这里的1 000万居民是泰国第二大城市人口的10倍。通常情况下，随着一个国家日渐富裕，首都和二级城市之间的发展将日趋平衡。因此对于一个像泰国这样富裕的国家（人均收入大约为5 000美元），除首都之外没有其他一座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着实令人惊讶。曼谷的居民数量占全国人口的15%，却产生了40%的国民收入。这种不均衡是泰国近期政治动荡背后更大的时代背景。
代表贫困的农村人口的“红衫军”与以曼谷为中心的中高收入人群组成的“黄衫军”持续不断的斗争，决定了泰国过去10年的政治格局，也是曼谷及其精英拥有压倒性力量的直接后果。尽管泰国人的收入是印尼人或菲律宾人的两倍，却有70%的泰国人口生活在农村，而印尼是50%，菲律宾是33%。通常来说，人们搬到城里就会变得更富裕，因此这个数字表明了严重的政治或文化障碍让泰国人被迫留在土地上。农业仅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却使用了将近40%的劳动力，这造成了农村选民和曼谷精英之间的冲突。
我在2006年3月访问泰国时，该国正在经历一场独特的、由黄衫军发起的精英抗议活动。黄衫军是由大大小小的商人、保皇派和军官组成的多变的联盟，由于当时的总理他信滥用权力和迎合红衫军选民而被激怒。他信曾是一名电信大亨，他把自己定位为农村贫困人口的捍卫者，在2001年首次当选总理。他积极地为农村选民提供了平民主义的政府支持，包括对农村的无条件拨款，穷人花1美元就可以看病等。黄衫军认为他信威胁到了曼谷长期占据的统治地位，在2006年9月采取了行动。一场军事政变——在75年中的第18次——让他信开始流亡海外，促使红衫军一系列的报复性抗议升级。在接下来的5年中，4位来自黄衫军的总理试图重新取得控制，向农村提供的补贴较他信更为慷慨，但是没有人能够在农村人心目中建立起一丁点儿的信誉，因此没有丝毫建树。每次我访问曼谷时红衫军都在闹事：2009年让机场关闭一周，2011年跟警察对抗，致使100多名泰国人死亡。
由于巷战的持续威胁，企业不愿意进行新的投资。泰国经济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陷入停滞，加剧了政治的紧张局势。随着2011年选举临近，曼谷的普遍观点认为如果红衫军占了上风，军队将会再次干涉，开启另一轮对峙。泰国在20世纪90年代曾是全球投资者的宠儿，现在却成了金融禁飞区。我的一位同事把停滞的泰国经济的主要产品描述为“大米、木薯和按摩”，并不完全是在开玩笑。
没有人会预见到新政权的到来。就在2011年选举开始的短短一个月之前，他信的妹妹英拉·西那瓦甚至没有显示在政治雷达上。作为一名女商人和他信政党的要员，她坚称自己不会成为总理候选人。当她决定参选时，所有的竞争对手或许都想说“她长得真不赖”。英拉突然崛起，赢得了一场如此令人信服的胜利，甚至连军方也不敢推翻这个结果，尽管她被广泛视为她哥哥他信的代言人。
这位新总理非常注意鼓舞农村人口，为泰国带来了一些转变的希望。国际投资者对泰国政府的计划并不是非常兴奋，因为其重点放在为红衫军选区提供更多的帮助，而不是迅速提升生产力和发展经济。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对政权只有暂时的影响，一切都取决于军方的兴致，那么这个国家不会取得任何进展。现在民主似乎开始奏效，军方已经下台，或许一位新的领导人能够带来足够的稳定性，以解决基本经济路线存在的问题。
出口过剩
大萧条的教训之一是上升的东西终究会跌落，然而泰国从来没有上升过。尽管所有的同类国家都是2003~2007年全球经济繁荣时期的大赢家，泰国却好像陷入了一场经济衰退，经济增速从6%下降到不到5%。主要问题在于巷战让商业陷入停顿，制造了第二个重大的经济失衡。除了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泰国的国内市场也走向萧条。随着消费疲软，出口在经济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尽管国内投资急剧下降，1998年之前对道路和工厂的大量投资让泰国为出口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部沿海工厂（主要是日本工厂）出口的汽车从1998年之前微不足道的数量激增到了每年100万辆，让泰国成为亚洲继韩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大汽车出口国。
这种表面的强大在2008年危机中被证明为脆弱。要知道一切都与平衡有关，一项过分发展的优势将演变成负担。很多国家似乎认为更多的出口总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亚洲，包括中国台湾和泰国在内的经济体由于对出口的过分依赖而饱受痛苦。提到亚洲，想象中的画面应该是蓬勃的发展，数量激增的中产阶级成群结队地涌向新商场，以及活跃的创业激情。现实却是很多国家都缺少这个画面当中的消费环节，比如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巅峰时期，泰国的6 000万人口曾是奔驰汽车、沃尔沃卡车和尊尼获加苏格兰威士忌等奢侈品的世界顶级消费者，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到了21世纪，泰国的消费急剧萎缩。
日本作为亚洲最初的出口大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能够冲破中等收入的障碍，是因为它为国内投资创造了合适的条件，消费也开始迅速发展，在此期间出口在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中平均仅占10%。在泰国，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0年的20%上升至1998年的35%，继而是目前的72%，尽管泰国的人均收入仍然是5 000美元，而日本是35 000万美元。这是走出低谷的一种途径，但会引来麻烦。当2008年的危机袭来时，来自美国和欧洲的需求开始崩溃，泰国和马来西亚（出口也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0%左右）这些依赖出口的国家所经历的衰退比菲律宾和印尼要严重得多（出口在这两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小于30%）。
一个更加不同寻常的停滞迹象是，泰国的妇女在工作中未能获得标准待遇。泰国拥有庞大的妇女工作人群，这通常会让经济发展达到更高水平。能够赚取收入的人越多，社会就会越富有，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泰国劳动女性的高比例（66%）未能推动增长。这或许尤其令人惊讶，因为在泰国新郎家必须给新娘家一些嫁妆，这与很多亚洲文化相反。男方的嫁妆似乎表明这个社会从传统上高度认可妇女的赚钱能力。妇女对泰国的经济增长影响不大的原因之一或许是她们主要从事低端或临时的工作，不大可能对生产力产生影响。另一个可能是当国内政局一团混乱时，工作场所的性别政治不会带来多少生产力的提升。
泰国的领导人现在应该采取行动，让经济重新获得平衡，更多地依赖国内投资，但他们却只是重复过去的做法。他信尝试了各种补贴和支持来提高农民的收入，他也的确大幅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但是这些举措并不能取代创造真正就业机会的新企业。无论是他信还是他的继任者，都未能为内陆地区吸引新的投资创造条件。
泰国需要的是类似于土耳其在正义与发展党的领导下所呈现的一种转型。正义与发展党成立于10年前，带领收入相对较低和农村的选民开展了自己的“红衫军运动”，从根深蒂固的精英手中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但两国存在一个很大的区别：当他信通过高压政策疏远城市精英时，正义与发展党避免了对抗。它从提供重振投资所需的宏观经济稳定性着手。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正义与发展党把一些新的投资用于之前被忽略的省份，来满足农村选民的需求，从而让一度被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主宰的经济获得了再平衡，而且该政党也开始赢得部分城市精英的支持。
目前尚不清楚泰国政府是否拥有提供这种强有力的领导的远见，或者避免另一场政变的成熟。泰国企业已经还清了自1998年危机以来积欠的债务，它们现在需要的是政治稳定和信心。如果国内市场在红衫军政府的领导下能够复苏，泰国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出现真正的二级城市。这甚至会让泰国有机会在这个10年成为脱颖而出的国家。
缩写之国
2003年辞去马来西亚总理一职时，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是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他最近在写博客。他一直抱怨说，他创造的怀柔独裁政权现在对像他这样的博主太过严厉了。针对“9·11”事件10周年，他重申是美国策划了这场攻击，以便让美国有借口向穆斯林宣战。人们很容易把这些都看成一个痛苦的退休者的信口开河，只是马哈蒂尔的观点仍在影响着一个老虎经济，它在1997~1998年的危机中失去了利爪，迄今尚未恢复。
1998年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马哈蒂尔在金融危机的高潮时期公然反抗西方列强，在某段时间似乎还占了上风。他指责对引发这场危机的外国投机者的蓄意纵容，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行的严厉的紧缩开支让局势变得更糟。他脱离了亚洲国家的行列，这个行列中的很多国家愿意听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来削减开支，重新定义银行业的规则，使其更加开放和西化。马哈蒂尔却对外汇实施管制，让外国投机者无处遁形，并增加开支以重新启动经济。这在一段时间内奏效了，马哈蒂尔在某些人看来就像一个英雄，但是现在历史的判决到来了。
亚洲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大幅放缓。年增长率下降到5%甚至低于5%，减少了将近一半，这跟泰国和菲律宾停滞不前的发展速度相似。然而，并不是所有5%的发展速度都具有同样的作用，马来西亚增长的含金量无法与邻国相比。在吉隆坡存在一个广泛共识，那就是经济发展要归功于巨额政府支出和有利的环境——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大幅促进了马拉西亚的橡胶和棕榈油出口——而不是源于明智的选择。
马哈蒂尔发起的用于对抗亚洲金融危机的政府开支仍在继续。当它的邻国已经开始清理赤字和裙带关系时，马来西亚从预算盈余变成1998年后每年都产生的赤字。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下，政府支出目前在马来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1998年的20%上升到28%，是东南亚国家中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是唯一一个政府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出现增长的亚洲国家，在过去10年中从20%上升到50%。该国庞大的年轻劳动力人群——超过60%的人口在25岁以下——本应成为一项竞争优势，但是不工作或不称职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马来西亚不得不输入劳工。经济越来越向中央政府集中，发展缓慢且缺乏竞争力，领导层随波逐流。印尼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包括改革大财团、减少公共债务以及向各省放权，而马来西亚并没有推出类似举措。
马来西亚似乎正在倒退。马来西亚没有努力在更多的高级领域中更具竞争力，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出口棕榈油和橡胶树种植园，这些在18世纪曾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核心。马来西亚在全球大宗商品出口中的份额正在增加，但是该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比例在过去10年中已经下降了26%。20年前，马来西亚主要的出口产品是消费类电子产品，用其他亚洲国家生产的零部件为全球大品牌进行组装，而这目前依然是马来西亚制造业的核心。但马来西亚制造业的贸易顺差在过去10年大幅下滑，而中国大陆和台湾、韩国及新加坡都经历了大幅增长。
让马来西亚感到最为困扰的竞争对手是小小的新加坡。这种对抗要回溯到殖民时期，英国在退出时试图为占多数的马来人与占少数的华人划定边界。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曾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与马来西亚建立了联邦，其中马来人和其他土著居民占60%（华人占25%，印度人占7%）。但种族之间的紧张局势破坏了这个联盟。马哈蒂尔在那时扮演了重要角色，批评新加坡的华人商界精英压制了贫穷的马来人。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摆脱了自身资源非常有限的困扰，在李光耀的领导下取得了地区性金融中心的骄人成绩。从1965年以来，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增长了71倍，达到3.7万美元，而马来西亚仅增长了20倍，达到8 000美元。当新加坡的整体经济规模在2011年超过马来西亚时，吉隆坡感到了一丝苦涩：马哈蒂尔称新加坡通过仅仅关注经济发展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而不是“像我们马来西亚一样把财富在种族之间进行公平分配”。
马来西亚的问题不只是种族和老对手。每个东南亚国家在后殖民时期的某个时间都曾发生对华商阶层的抗议，但只有马来西亚作为一项公共政策，让这种怒火燃烧至今。甚至在1981年马哈蒂尔开始执政之前，马来西亚已经创建了一个扶持方案，让本地人在公司中拥有更大的所有权。马哈蒂尔把这项政策演变成种族配额和为从学校到政府职位的所有阶层提供补贴的繁复的体系。占人口60%的马来人直到今天仍然认为他们并没有从经济大饼中得到应得的部分，而占人口30%的华人则认为被边缘化了，试图对抗受宠的马来富豪。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如果有人有信心在该国进行投资，那就真是一个奇迹了。
种族政治环境让马来西亚很难对外开放，收回当地人的特权。由于感觉被拒之门外，外国和本地投资者开始把自己的资金转移到国外。随着机会枯竭，马来西亚的人才也开始移居国外，而人才外流让马来西亚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
马来西亚是外国直接投资正在下降的唯一亚洲国家：美元投资总量在2006年初转为负数，到今天还在快速流出，在2011年最后一个季度的速度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5%。经济学家看重新兴市场的一点是强大的“投资周期”，这表明企业有信心对新工厂、新办公楼和新企业进行投资。在马来西亚，本地和日本投资者在20世纪90年代推动了重工业的兴起，出口增长让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达到了9%的峰值。随后是萧条，1997年之后私人投资从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下降到20%。这是马来西亚与印尼等其他东南亚市场存在的最大区别：马来西亚已经从投资地图上消失了。
“邪恶”投机者的真相
可悲的是，马来西亚的思想转变可能是由于对那些“邪恶的”外国投机者在1998年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的误读。在经历过最为严重的危机的新兴市场中，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和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政治家总是很快地把国民账户的突然干涸归咎为不负责任的外国人和他们的“热钱”。马哈蒂尔把1998年林吉特的崩溃归咎于犹太金融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阴谋，但是富有的外国人在危机中总是率先逃跑的基本观点却被广泛接受。事实上，首先逃跑的往往是那些占据有利位置的局内人。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一个小型产业专门跟踪公司内部人的交易，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国家。
路规：看紧本地人，他们往往是最先知道消息的，在一个脱颖而出的国家中他们会把资金输送到国内，在一个陷入麻烦的国家中他们会把资金转移到国外。
当金融危机逐渐逼近时，资金分成三个阶段逃离。首先逃离的是当地的大投资商，在很多新兴市场中，他们必须通过地下途径来转移资金，因为当地法规限制了资本流动。使用地下渠道，意味着这种资金的逃离不会出现在标准的国民经济核算分类中，但经常在收支表中所谓的“错误和遗漏”这个包罗万象的分类中造成金额的显著上升。另一种常见伎俩是包括国有巨头和小公司在内的企业开始以少于披露的数量出口，而以超过披露的数量进口，为流向海外银行和投资的资金作掩护。通常是那些触角最广的大亨们对国库的情况最为了解，将会首先打包撤离。
外国债权人是第二批离去的，这一点体现在外资银行的短期银行同业拆息贷款的流动开始减缓或逆转。短期信贷在经济繁荣时激增，在崩溃时反转，很容易在专门的行业报告中发现这一点，但媒体并没有广泛地跟踪这些数据来源。就马来西亚来说，这些可用数据都不够透明，无法确定1998年谁是在何时离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