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正在逐渐走出日本的阴影，重新定义一个制造大国所能取得成就的极限。韩国和日本都是遵从性强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大众倾向于巩固现状，但韩国对现状的定义可以瞬时改变。当危机袭来时，日本仓促地保护现有经济体系，而韩国则行动起来，打破旧有的经济体系并开始重建。
聪明的韩国品牌营销：上图是韩国流行偶像Rain在中国广州进行表演，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得懂的艺名。
当我希望把握全球经济脉搏时，我并没有从伦敦、法兰克福、东京甚至孟买寻找重要的迹象。我选择了首尔。韩国是第一批公布经济数据的主要国家之一，发布的数字迅速、精确、可靠。此外，韩国企业在汽车、化学等很多行业中都是重要的竞争者，对外界也很开放：韩国有超过1/3的股票被外国人持有，这个比例在世界上算是相当高的。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是韩国版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为全球经济趋势提供了高度精确的画面。不管是2000年的硅谷与科技浪潮，还是中国以及大型新兴市场在过去10年发生的大事件，韩国一直处于行动的中心。这就难怪在一些金融圈子中首尔指数被戏称为“综合先生”。
韩国具备在快速变化的行业中一直处于领先的罕见能力，让其自成一派。韩国和中国台湾是全球经济竞赛的金牌获得者，是经济史有记录以来连续50年经济增速高于5%的仅有的经济体。这两者之前都曾是日本的殖民地，通过借鉴日本体系中的精华而获得了成功。它们在研发方面投入巨大，并努力控制可能引起公众对快速增长产生抵触的收入不均。随着经济走向成熟，这两者都正在面临拐点：当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两万美元时，经济增长会自然放缓。然而韩国在追赶日本方面比中国台湾拥有更大的机会，日本的人均收入已经在3.5万美元的水平上徘徊多年。
尽管这两者在多年中以极为相似的速度增长，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把韩国和中国台湾相提并论，但它们之间的根本不同却非常显著且在不断扩大。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1万亿美元，拥有4 800万人口，是中国台湾（5 050亿美元和2 300万人口）的两倍，作为竞争对手韩国领先得越来越多——韩国股市总值在2006年首次超越中国台湾，现在甚至达到1万亿美元，而中国台湾是7 000亿美元。令人感兴趣的是，家族企业仍然主宰着韩国最大的30家企业，这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曾被视为严重的“家族资本主义”问题的核心，在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之后这些企业成为韩国经济的核心力量。韩国的现代汽车10年以前曾经由于独裁的管理风格、令人费解的财务制度和可笑而糟糕的汽车受到嘲笑，现在则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企业。而同期的中国台湾则固守为他国品牌忙碌生产的狭小市场。尽管这两个金牌获得者都是较为富裕的市场，台湾从跟比自己大得多的中国大陆恢复统一的遥远愿景中能够获得的好处非常少，而韩国已经准备接收朝鲜纪律良好的劳动力队伍，而朝鲜随时都可能崩溃。如果脱颖而出意味着增长速度持续超过大多数人的预期，韩国在这两个金牌得主当中的机会更大。
韩国正在逐渐走出日本的阴影，重新定义一个制造大国所能取得成就的极限。韩国和日本都是遵从性强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大众倾向于巩固现状，但韩国对现状的定义可以瞬时改变。当危机袭来时，日本仓促地保护现有经济体系，而韩国则行动起来，打破旧有的经济体系并开始重建。在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中这两个国家表现迥异，日本挣扎多年以维持那些破产的公司继续存在，而韩国则迅速完成了整顿。韩国已经成为变革的典范，而日本则成为维持现状的象征。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在近几十年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面镜子，日经指数却陷入长期低迷，很大程度上与全球趋势隔离开来。这种财富转移的标志之一就是当今日本首富是韩国后裔、身家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家孙正义。
不需要服务，我们是韩国人
我感觉韩国在2003~2007年的全球大繁荣之后发生了很大转变，那时韩国“奇迹”开始逐渐失去动力。跟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韩国从“二战”开始通过为富有国家生产中低价位的商品而获得了发展，这一战略似乎开始达到它的极限。首尔最初以极快的速度和极高的技巧商定了早期发展规划，比如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生产、从纺织转向钢铁。从1961年通过政变上台、领导韩国直至1979年被刺杀的朴正熙开始，韩国一系列的独裁总统都非常善于推行指令型经济，以及建设三星和现代这些全国性工业巨兽。韩国在钢铁、石化和造船行业成为全球领导者。到2003年，韩国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但基本经济模式并未改变：制造业在经济中占比非常大，而且韩国已经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似乎它没有太大成长空间。
顺其自然的进一步发展迟迟未到，而首尔清楚这一点。这本可以包括培育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平衡出口，发展金融、旅游和零售等服务业。但出于某种令人困惑的原因，首尔在发展服务业方面从未展现出在制造业方面所具有的灵巧程度。即使今天，韩国服务业的生产力增长速度仅为制造业的一半，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规章和指导的干涉，韩国政府却似乎不能抵御干涉服务业的诱惑。在2001年科技泡沫破灭之后，首尔试图通过鼓励普及信用卡来促进一场消费革命，结果却导致了家庭债务危机。很多韩国人一有机会就刷爆了多张信用卡。当前个人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仍在持续萎缩，从20世纪70年代的75%下降到53%，比那些跟韩国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国家的平均比例几乎低了20个百分点。韩国家庭仍在庞大的信用卡账单中挣扎，而家庭债务占经济的比重达到了146%，是世界最高比例之一。事实上，韩国消费者现在正受到“繁荣恐惧症”的折磨，这是指对债务的恐惧经常让那些从波动周期中恢复的国家饱受困扰。
尽管消费市场和服务业的发展受阻，但我现在看到了韩国非常不同的另一面。在某种程度上，当一个明显非常规的方法奏效时，你必须对所谓的常规进行反思，而不是反思这个奏效的非常规做法。尽管越来越不容易，韩国继续通过制造业出口来获得繁荣。在20世纪60年代执行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要相对简单，因为那时只有三个主要的竞争者：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但是现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大陆、印度、越南、孟加拉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加入了这场竞争。而韩国仍然在这场比赛中战胜了所有对手，尤其是日本和中国台湾这两个竞争制造业中最体面、最赚钱商机的对手。
路规：不要迷恋规则。过去，当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到25%~30%时，制造业通常会达到固有的局限，经济开始把重点转向服务业。这种转变在经济发展中通常发生得较早，在人均收入还在1万美元时就会发生。美国、日本和德国都是如此，德国至今仍是一个制造大国。韩国早在15年前就跨过了人均1万美元的收入水平，事实上它的收入较这个水平已经翻了一番，但韩国的制造业仍在稳步扩张。因此，韩国或许是正常发展道路之外的一个特例。
“亚洲的德国”
作为韩国令人难以置信的制造能力的实证，制造业在韩国经济中的占比从5年前的26%上升至现在的31%。韩国还超越了汽车和钢铁等传统强项，在工业机械、机器人、航空航天、生物技术、蓄电池、材料科学等新的增长行业中成为全球性竞争者。这让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超过4%，在像韩国这样富有的国家中算是相当不错的。人们开始把韩国称为“亚洲的德国”——高端制造的地区性优质标准，而此前这一地位属于日本。
这种巨大突破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制造商在那时开始挑战西方大品牌的全球主导地位。在那之前，发展中国家的追求仅限于为欧洲或美国的某个品牌进行生产，持怀疑观点的人们质疑它们永远不能掌握在西方或日本建立外国品牌所需要的营销艺术。还没有任何一家来自第三世界的企业能够真正把握街头俚语或幽默感，而这正是在纽约或东京开展顶级广告策划的关键。当三星等公司开始投入巨资在国际上推广自有品牌时，很多分析家认为，对于一个把成本和效率作为唯一真正实力的国家来说，这是在浪费资金。中国台湾则为戴尔、惠普和其他西方大型公司生产笔记本电脑和其他消费技术产品，由于坚守本业而受到了赞扬。
韩国已经证明这种批评是错误的。尽管以墨西哥和南非为首的一些新兴国家已经产生了强大的跨国公司，但除去少数特例之外，多数实际上是地区性公司，在其所在大洲的电信、媒体和酿造等行业具有竞争力。唯独韩国产生了基于高端制造业的真正的全球品牌，以三星、现代和LG这最初的三大巨头领衔，这三家公司目前在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占到16%。它们不仅在美国和欧洲实现了突破，在横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中也取得了飞速发展。在过去10年中，韩国是唯一在中国扩大了市场份额的出口制造商，而包括日本、中国台湾、美国和欧洲在内的所有其他大的制造国家或地区，都在以出售原材料为主的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家的竞争下丢失了市场份额。
这种对新兴市场的不断挺进，让韩国能够重新定义全球制造业的极限。5年前分析师在评估韩国公司的前景时，考察的是传统潜在市场，主要是西方国家和日本。现在这个范围扩大到了全世界。其发生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2003年韩国2/3的出口流向了发达国家，而在2011年有2/3流向了发展中国家。2011年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从采矿设备、钢铁到化妆品，比美国、欧盟和日本三者的总和还要多。在这个案例中，对于经济体制的规则如何迅速变化、韩国走向全球的步伐是如何迅猛，西方社会反应缓慢，尽管“全球化”仍是一个时髦的流行语。
跟日本进行对比，韩国的成就会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曾经的出口制造巨头日本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仅有10%来自出口，这比10年前的水平还要低。日元不断升值，尤其是对欧元和韩元升值，让日本出口在过去20年里价格稳步上升，竞争力稳步下降。而同期韩国出口则以两位数的强劲速度持续增长，比韩国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快1倍，目前出口在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占到了53%，比10年前增长了大约20个百分点。在过去10年中，韩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开放的经济大国之一，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在全球经济当中的份额稳定在2%，而日本的份额则下降了一半，降至7%。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而相对于日本，韩国是无可争议的赢家。
保守社会在面临危机时动员起来
文化对危机的反应扮演了重要角色：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挽救破产公司的努力，造成了经济中政府所有权的上升和生产力的下降。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外债爆发导致亚洲货币崩溃，韩国被迫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艰难申请了创纪录的58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看上去韩国人似乎要用很多年的时间还债。在韩国国内，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及其苛刻条件）的耻辱感在首尔引发了反对全球化的街头集会，但也激发了迅速扭转经济局势的全国性运动。在其他受到经济冲击的地区（包括中国台湾），人们把财富转移到开曼群岛寻求保护，而韩国人则动员起来偿还国债，捐献金银珠宝的人们排起了长队。韩国最大的公司中有大约40%被允许破产，其中包括大宇等知名跨国公司，还有更多的公司被出售。经过炼狱般的一年之后，韩国很快重返全球舞台，其科技股在1999年和2000年的互联网热潮中大涨。到2001年中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已经偿清。
正是这种对创造性破坏的认同让韩国能够超越中国台湾和日本。全国性大清理为韩国的企业集团走向世界作好了准备。1998年之后，韩国大企业聘用了更多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日常业务，而创始家族继续负责长期战略，跟以前一样大胆。从2000年起，这些企业开始积极地在中国建厂，生产汽车、石化和手机等消费科技产品。这是韩国制造商相对于日本竞争对手能够保持成本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从2004年开始，韩国在手机和液晶电视屏等IT产品上的全球市场份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30%。这种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因为韩国企业在树立新兴市场最好品牌的竞赛中击败了日本的竞争对手。最近当一位日本经济学家被问到为什么日本允许自己落后于韩国竞争对手时，他回答说：“没有紧迫感。”日本在3.5万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上感觉良好。
现在韩国甚至在研发竞争中也超过了日本，而研发在任何国家都是关乎创新和变革的重要指标。20世纪70年代早期，朴正熙总统就明确提出要模仿日本以政府为主导的研发策略。韩国政府现在只在外围参与，研发由大型私人公司接手。这些公司拥有自己的研发智囊团队，聘请了大批研究人员，研发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已经相当高的2.6%进一步提高到2009年的3.7%，并在那一年超过了日本。韩国的很多研发支出流向了科技和汽车行业，这就解释了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为何能在美国和全球市场取得非凡突破。
父亲决定怎么做
中国的崛起引发了究竟是民主体制还是集权体制更能刺激增长的激烈讨论。我的感觉是政治体制的重要性远比不上领导人的动力和远见。但在公司层面，三星和现代等家族企业的兴起为集权体制可以非常有效的论点提供了有力证据。对于很多新兴国家而言，生产一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民车”曾一度被视为登上世界舞台的终极象征，很多国家（马来西亚、南斯拉夫、俄罗斯）在最近几十年都曾经尝试并失败了。中国和印度现在正通过奇瑞和塔塔来尝试实现这一目标。目前为止只有韩国战胜了这一挑战，以非凡的实力实现了这一壮举。
现代汽车在1986年冒险进入北美市场——那时现代汽车的技术比不上日本和欧洲的竞争对手——被归因于该集团充满魅力的创始人郑周永的“推土机”风格。现代汽车在头一年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多美国人把现代汽车误认为是本田汽车新的子公司，两个公司的标志之间的相似性导致了这个误解。然而质量问题和美韩管理层之间的争端很快导致了长达10年的销售疲软，晚间电视节目甚至把现代汽车看作韩国版的尤格汽车，后者是20世纪70年代南斯拉夫一个声名狼藉的失败品牌。甚至10年之后，丰田的高管还把韩国的汽车厂商仅仅视为丰田二手车的竞争者。
现代汽车没有退却，而是在创始人的长子郑梦九的领导下继续深入美国市场。为了建立起质量可靠和价格合理的声誉，郑梦九狠抓质量管理，并在1998年决定提供10年保修，比其他厂商提供的保修期都长一倍。美国媒体认为这个举措是“疯了”，而现代汽车的美国管理团队后来把这一大胆举措称为郑梦九的铁腕手段。在一个更为民主的企业文化中，10年保修所带来的风险很可能让这个想法流产，但这被证明是扭转现代汽车形象的关键所在。
这些措施发生在韩国汽车行业一片混乱之时，亚洲金融危机迫使较小的企业破产。大宇卖给了通用汽车。三星公司规模很小的汽车业务——被普遍认为是三星创始家族的形象工程——被卖给了雷诺。起亚被现代收购，后者是从危机中幸存的唯一一家韩国汽车企业。现代汽车把竞争对手的失败看作扩张的契机，投入巨资让汽车的外观、感觉和新车的风格都恰到好处。
当现代汽车在2005年开设第一家美国工厂时，美国的怀疑论者有了另一次尽情嘲笑的机会，那时汽车销售萎靡不振。当新闻标题预测“底特律之死”的时候，韩国人真的认为他们位于亚拉巴马州的工厂可以成功吗？亚拉巴马州的工厂没有受到推高底特律汽车企业成本的工会条款的限制，现在是美国效率最高的汽车制造厂之一。现代的领导层认为，这座工厂打造了一种认识，即现代汽车不仅可靠，而且这种可靠是由“美国制造”带来的，并且抑制了贸易摩擦。到2011年，起亚和现代是美国市场中增长最快的两个汽车品牌，获得了一致好评，质量广受赞誉，从丰田和其他日本品牌那里夺走了家庭汽车大众市场的份额（当然是新车）。
一年前，现代汽车还实现了成为全球五大汽车公司的战略目标，让韩国在全球汽车市场的份额达到了8%，而2004年还仅为4%。日本汽车制造商在进入新兴市场方面却动作迟缓。现代动作迅速并寻求机会在印度生产小型汽车，以此作为在印度和非洲销售的基地。该公司还聘请了通用汽车的前设计师，为起亚子公司聘请了前奥迪设计师，其目标是打造能够风行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个新兴市场的车型。
韩国的经验支持了一个观点，即最强大公司的模型是由家族所有、公开上市并得到专业管理的。家族所有让公司对长远目标给予固有的关注，而在公开市场发行股票则让家族保持了财务清晰，让专家来管理日常运作，并让那些无能的亲属远离公司运营。处在上升时期的韩国品牌是很好的案例，但远不是唯一的最佳案例。麦肯锡的研究表明，家族企业在1997~2009年间击败了全球股票市场，年均收益率高3%。并以明显好于非家族企业的态势从2008年的危机中抽身，拥有较少的债务、更多的现金以及在低谷时期更多的研发投入。国际媒体对家族企业基本优势的关注，远不及对频繁爆出的丑闻的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探寻富人和强权人物的隐私的诱惑令人不可抗拒，并且的确存在有待发现的丑闻。沃伦·巴菲特最近有一次去印度，被问及他对家族企业持何种看法，他回答说：“在家族开始内斗之前它们是很好的公司。”
韩国的大企业集团现在被一批非常强大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人所领导：这些男性继承了这份工作，并且具备极强的个人素质和资历。然而第二代领导人领导的一些大型企业在1998年破产了，而如何评判第三代领导者，人们仍拭目以待。韩国的主要企业在接下来的5~10年似乎情况不错，但谁知道在这之后会不会开始内斗呢？
中国台湾为什么不是韩国
韩国在建设全球品牌方面所取得的独特成功——三星和LG的故事跟现代汽车一样精彩——也为超越台湾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优势，后者是韩国争夺经济增长金牌的唯一真正对手。两者采取的方法有泾渭之分。从早期开始，台湾就愿意跟日本合作，而韩国只想打败日本。台湾没有选择与更为强大的日本为敌，而是以代工的方式为其进行生产，经常利用两者密切的文化联系和雇用接近中国大陆广大劳动力的便利。迄今为止台湾是中国大陆工厂最大的投资者，许多工厂集中在台湾海峡对面福建省的一小片区域，几十年来这足以为台湾提供稳定的快速增长。
问题在于，台湾这个利基市场非常狭窄，在过去5年中这一点变得日益明显。过去10年中，台湾在全球笔记本市场的份额从30%上升至80%，但台湾公司并不具备定价权，西方品牌可以轻易地把合同转给其他地方的制造商，或是让台湾的五大制造商自行争斗。中国大陆开始失去部分竞争优势，尤其是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台湾也是如此。过去10年，台湾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急速下降了大约20%，而韩国取得了类似幅度的增长。台北多年以来一直在讨论建立自己的全球性品牌，而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台北股市主要由为运行Windows操作系统和英特尔产品的个人电脑生产零件的小型企业组成，这是一个非常狭窄的利基市场，以至于台北股市甚至从2000年科技泡沫破灭以来就已经失宠，表现不佳。与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不同，没有人会把台北股市看作反映全球趋势的一个窗口。台湾的富人们并没有在台湾进行投资，而是在过去的10年中以每个月大约20亿美元的速度把资金快速地向外转移，投资于中国大陆和印度等竞争性新兴市场，或者美国加州的房地产市场。这种资金的持续流出引发的后果之一是每当世界市场走向萧条时，台湾投资者似乎总会蒙受一些损失，最近的例证之一是2008年雷曼兄弟的倒闭。
从战后初期开始，台湾对外界要比韩国更加开放（首尔欢迎那些希望投资韩国股市的外国人，但是对那些想要购买韩国企业或者在韩国企业工作的人们又另当别论），部分原因是二者在日本统治时期的不同经历。日本在19世纪末期开始向南扩张，并在1895年占领了台湾，把台湾作为日本首个海外殖民地。日本试图把台湾建设成一个新型殖民地，大量投资于农业，铺设了涵盖农村地区的电网。日本在1910年对韩国的占领则要残酷得多，伴随着持续不断的地方起义，甚至在1945年日本结束对韩国的统治时，很多韩国农村还没有通电。因此在“二战”末期，当中国国民党在蒋介石的带领下逃往台湾并接管该岛时，他们统治着心理受创程度相对较轻的人民，并从高于竞争对手韩国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经济。
韩国从战争的蹂躏中挣脱出来，满目疮痍，城市被毁，因此比台湾更加致力于经济的自给自足。今天韩国在申请国际专利方面是世界排名前五的国家，新的专利申请比例也在迅速增长，而台湾甚至连前20名都排不上。台湾制造商往往满足于从日本采购高端零件，而不是自己开发。这种依赖在2011年4月的日本大地震中得到凸显，那次地震中断了台湾的供应链，对韩国的影响则要小得多。
人们感觉台北的领导人在寻找新的增长途径时逐渐开始无计可施。最近有人在谈论加强旅游业，如果能够在中国大陆不断升温的出境游热潮中占有一席之地，台湾在这方面的确有一些潜力可挖。2010年有超过5 000万中国人到海外旅游，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以20%的速度增长，但这并不会让台湾发生根本转变，因为旅游业在台湾的总收入中仅占5%。有时似乎每个拥有一个像样的海滩或漂亮的山脉的国家或地区都会把旅游业作为发展计划，但现实是，在一个相当大的经济体中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将会影响甚微。
与中国台湾经济相比，韩国经济更加多样化，也更加稳固。韩国品牌具有定价权，利润丰厚，产品多元化。尽管韩国最著名的品牌是汽车和消费品技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所包含的公司却均匀分布于多个行业。事实上过去10年中，韩国增长最快的行业不是汽车或科技，而是造船业。韩国拥有强大的海军和建造新型船舶的历史，就规模和技术而言，当今全球造船业的前三甲企业都在韩国。
韩国的建筑公司也迅速扩张。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政府推动本土钢铁和石化行业的发展时，韩国企业在工厂的工程建设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现在开始把这些经验运用于海外市场。尽管韩国不生产石油，韩国建筑公司却由于近年石油价格的飙升而获得了极大繁荣，因为它们是石油设施建设的全球领导者。韩国的建筑和工程公司正在向中东、中亚、非洲和东南亚扩张。这种多样性也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能够提供关于全球经济如此准确的信号的原因。
韩国对自给自足的渴望也反映在企业文化中。韩国没有收购国外企业，主要是打造自己的企业。2010年，韩国对海外工厂和企业的直接投资达到1 400亿美元，自2005年以来上涨了300%。这种扩张对于韩国继续保持制造大国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而韩国国内也变得效率极高。尽管韩国的制造业比中国台湾的大得多，工厂雇用的劳动力却少得多（韩国大约是劳动力总数的15%，台湾则是25%）。韩国的机器人使用程度在世界上也属于最密集的行列。这表明韩国用更少的工人做了更多的事情，生产力比台湾高。
最关键在于，韩国企业领导人比他们的中国台湾对手更加富有远见，这有点令人吃惊。台湾可以说更具创业精神，岛民文化更弱。在中国台湾小公司中更能经常看到印度程序员，在这一点上台湾公司比韩国公司更加开放。台湾是一个中小企业盛行的地区，企业不能做到规模很大的部分原因在于员工经常离开，去创建竞争性企业。目前韩国排名前三十的企业占到经济总量的70%，而巨大的规模通常不利于创新。
大多数韩国人为了生计乐于加入一家大公司，而且不会考虑离职并与之竞争。然而韩国对自上而下的控制偏好并没有扼杀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创造力，比如在线游戏、生物技术甚至艺术。大约从2000年开始，韩国就开始挑战日本在亚洲流行文化市场的领导地位，向整个亚洲地区出口肥皂剧、音乐、化妆品和服装。韩剧《大长今》讲述了一个宫廷厨师白手起家的故事，风靡新加坡、北京等地。在“韩流”的标签下，韩国流行文化的广受欢迎让釜山电影节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国际性电影盛事。即便是被认为长期抄袭好莱坞剧本的宝莱坞，也开始从韩国电影中寻找灵感。近期的电影《情怨2》的灵感就来自于韩国惊悚片《追击者》。即使是在全球排名第二的日本音乐市场，韩流音乐在各大排行榜中的排名也在日系音乐之上。日本的AKB48和韩国的少女时代这两个少女组合在YouTube上都引起了轰动，带来了大致相等的数千万次点击量。但少女时代的点击量来自亚洲、欧洲和美洲各地，而AKB48的点击量则几乎全部来自日本。韩国人在音乐和讲故事方面的天分也促进了大公司的品牌建设，许多大企业都拥有自己的广告部门，这一点符合他们严格控制生产和销售所有环节的偏好。
韩国折扣
出于对家族企业及其变革意愿的顾虑，全球市场继续对韩国股票打上一个折扣。清理家族企业晦涩难懂的账目的努力还在进行当中：韩国直至2011年初才引入标准的综合财务季报——发布这种报告在发达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尽管一些韩国公司还在用老办法经营企业——通过贿赂执政者来获得资金和合同——贪污现象在日常的业务往来中已经大幅下降，而且现在更多地被认为是公司级别而不是国家级别的风险。
最后，一些家族企业的所有者仍被视为是帝国的缔造者，相对于为股东创造利润而言，他们更关注全球市场份额。与台湾公司相比，韩国大公司发放红利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这也是为什么韩国企业能够有大量现金用于研发投资于未来的增长的原因。这并不表示韩国在制造业取得的成功会永远持续下去，只能说明韩国的全球出口战略仍有足够的潜力来持续更长的一段时间。
经济的不平衡性或许会影响韩国。令人担忧的是，韩国的大企业几乎都认为机会在国外，服务业停滞，以及消费市场对于韩国这种规模的经济体而言实在是个异数。与三星和现代取得的成功不同，韩国的银行和电信企业甚至在国内还未能取得成功。最近韩国一家大型银行的董事长相当坦率地对我说，韩国银行在追赶国际同行的产品创新和高效服务方面动作缓慢。这就是韩国最大的40家企业集团很少向韩国银行借款的原因。这也让韩国的中小型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它们不具备大公司拥有的国际融资渠道。
有时候韩国似乎对服务的价值存在一个文化盲点。韩国人像其他国家的人一样热情好客，但似乎对为无形的产品埋单存有偏见。尽管首尔为制造业带来了各种创新，首尔最好的酒店新罗在20年中却没有任何新的热门竞争者的出现。我问一个当地的商人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韩国人不喜欢购买服务，进城时喜欢跟朋友或家人待在一起。
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制造业繁荣带来的政治风险。韩国是一个强烈追求平等却越来越受大型制造企业控制的社会。早期阶段这个国家在努力发展的同时也在减少不平等。首先进行土地改革，在“二战”后把之前由大地主或日本人拥有的物业分发出去，后来则近乎狂热地普及教育。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的入学率在新兴国家高居榜首。今天韩国基础教育的入学率也高于任何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排名第三）。用于教育的支出远远高于其他方面，这让有资格进入白领阶层的韩国人的比例异乎寻常的高。或许是这种平衡的趋势帮助韩国人在面对剧变时达成共识，比如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挽救了韩国经济。
但近年来，随着企业集团变得更加全球化、赢利能力更强，不平等已经开始慢慢抬头。韩国人相信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的家族企业手中。尽管韩国的中产阶级明显地有些挥霍，反向的社会思潮却倾向于管制那些超级富豪。韩国没有一个亿万富翁的净资产超过100亿美元，他们的净资产总额在经济中的比例仅为4%，在新兴国家中是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如果这些富豪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他们的行事方式也是非常谨慎的。
统一如何朝着有利于韩国的方向发展
尽管差异越来越大，中国台湾和韩国仍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它们发展的基本轨迹在过去50年中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的人口都在迅速老龄化，这有可能会威胁到“亚洲时代”的前景。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的生育率在世界上分别排在第218、219和220位，几乎都集中在每个妇女平均生育1.2个孩子的水平，远低于2.1的人口替换率[5]。适龄工作人群处在急剧缩减的边缘，工作人员与退休人员之间的紧张局势必将加剧。
韩国在过去10年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拥有了作为一个制造大国走出日本长期阴影的能力。在最近同韩国前总理郑云灿的一次谈话中，他提醒我韩国已经是世界排名第七的经济体，拥有超过5 000万的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考虑到我们已经见证了中欧和当前中东政治体制的迅速改变，如果朝鲜半岛在未来5~10年实现统一，“韩国”并非不可能以一个极大飞跃取得显著增长。南北统一将让没有任何能源的“韩国”拥有巨大的煤炭储备，2 400万安分守己的朝鲜劳动力将让“韩国”如虎添翼。那些怀疑韩国在吸纳朝鲜这个自闭的社会主义社会方面胜算不多的人们，应该看到韩国是如何快速适应全球各地出现的新趋势的。这也是现在韩国成为唯一的金牌获得者的原因。
[5]人口替换率：是指为使一个国家或某个区域在人口上出生与死亡达到某种相对的平衡而产生 的一个比率，即每个妇女平均生小孩的个数，去扭转失调或保持平衡的状态。——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