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隔离让南非成为一个相对封闭和受到保护的经济体。和墨西哥一样，南非寡头统治了包括金融、零售和媒体在内的很多行业，谋取了极大利润，手头的现金令其可以在仍未开发的地区积极地扩张。
在南非，办公室之外的种族一体化所面临的局限在高档餐馆一目了然，因为你很难在就餐者中发现黑人的身影。
2003年，南非准备庆祝结束少数白人统治而获得自由10周年，但这个国家也正在遭受犯罪的困扰。林波波河对面的津巴布韦正在解体。鉴于两国种族冲突的历史，许多观察家估计南非的白人迫于暴力，向数百万仍然深陷贫困、没有工作或自己土地的黑人出让部分财富只是时间问题。当年3月，我决定自己去看看这些黑暗的预言究竟有无价值。
我在某个周日的早上抵达开普敦，第一站是罗本岛。这里曾经是臭名昭著的流放地，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黑人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曾经在这里被关押了数十年。肮脏的牢房象征着种族隔离时期的压迫，但我惊讶地发现许多退休的白人狱警仍然跟很多曾经的黑人囚徒一起生活在这个岛上，为像我一样的游客担任导游。这些曾经的囚犯跟他们之前的看守平静地生活在一起，没有任何要爆发冲突的迹象。罗本岛拥有典型的“忘记过去，迎接未来”的态度。在从东开普省南端的伊丽莎白港到北部比勒陀利亚的旅行中，我在大多数南非人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
多年来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多数南非黑人对和解如此坚定——看来令曼德拉国际闻名的魅力和政治才正是源于坚定的民族性格。在多年没有取得真正进展之后，这种政治才能开始失去了活力。在2003年到2007年的经济繁荣时期，南非的确加快了发展，但增长速率也只是从3%上升到5%，远低于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此后又回落到3%。要想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南非经济的发展速度需要达到目前的两倍。自从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94年开始执政之后，失业率就一直保持在25%左右，这个水平在其他国家肯定会引发骚乱。但是在南非，这只是让经济看起来更加缺乏活力，仅此而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近的一份工作文件中估计南非国内生产总值的长期增长率仅有2%，这对于近代任何主要的新兴市场而言都是一个最令人失望的结果。
时至今日，南非是一个隐藏在新兴市场之中的发达市场。多数白人家庭都拥有两辆汽车，汽车的总体拥有比例很高，每千人就有109辆，尽管黑人群体拥有汽车的比例要低得多。事实上南非黑人拥有汽车的比例跟印度人差不多，尽管南非的人均收入水平比印度高出5倍。养老金的数目也非常庞大（人均7 200美元，俄罗斯人均只有267美元），大部分也都在白人手里。
作为曼德拉和非国大的一项主要承诺，经济公平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梦想。黑人失业率仍然高得离谱（30%），而白人的失业率则低得多（6%）。农村地区有3/4的黑人青年没有工作。与此同时，城市中的专业人士则根本不存在失业问题（失业率仅为0.4%）。今天的收入差距跟20年前非国大推翻种族隔离政府时一样大，基尼系数作为衡量不平等的主要标准，仍然维持在0.7%——这是世界上的最高比例之一。（在基尼系数中，“0”表示所有人拥有相同的收入，“1”表示只有一个人拥有全部收入）。包括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基尼系数很少会超过0.6。因此，南非出奇的平静变得越来越难以解释。
印度式的蜜月
当互联网正在加快包括独裁社会在内的社会反抗的步伐时，这种平和与宁静藐视了这个时代的势头。与独裁社会相反，南非拥有先进的宪法、独立的司法和自由的媒体带来的真正的民主。尽管是一党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个国家不存在审查，没有选举舞弊，在议会或媒体的辩论中也不存在压制。让领导人负起责任的传统民主工具一应俱全，但多数并未启用。
虽然解放运动享受漫长的蜜月比较常见，但是非国大已经靠这种解放红利存在了近20年。我唯一能想到的类似情况是殖民时期结束以后的印度，国大党在印度领导了独立斗争，之后用这一成就作为筹码，从1950年开始执政直至1977年，在此期间印度的经济成就非常有限。印度的经济表现非常疲软，那些从宗教和文化角度来寻求解释的经济学家开始把3%的增长率称为“印度教徒增长率”（Hindu Rate of Growth）。在南非，没有人试图解释同样是3%的“非国大增长率”，对这个产生了如此强大的稳定性和如此微小的经济进步的体系的抗议也要少得多。
占人口多数的黑人对非国大永远怀有感激之情，因为非国大战胜了邪恶的种族隔离。这种制度曾剥夺了黑人的公民权，把他们限制在贫瘠的国土上，住房、学校、医院和沙滩等一切的一切都差人一等。或许只有新的一代人才能对非国大的领导提出批判的观点。这又让人联想起印度：在旧的压迫政权灭亡以后，如释重负的感觉挥之不去，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真正的反对党。在某些更为强大的领导人从非国大脱离出去之前（就像国大党的内部对手最终在印度所做的那样），他们不会对这个政党继续拥有总统职位形成任何挑战。
因此南非稳定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平衡之上，停留在某种时间隧道中。种族隔离年代的残余仍然在扭曲体系、扼杀变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种族隔离处于国际制裁之下，南非发展了过度投资的资本主义形式之一，大部分经济处在政府控制之下，其余的则在处于支配地位的少数卡特尔手中。非国大不仅保留了这种基本结构，还受到了或许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强大的工会运动的同盟者的支持，取代了完全由白人组成的国家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执政党。这些权力中心——包括国家、私人企业、国大党及其工会盟友在内——似乎都没有加快经济发展的紧迫感。在某种程度上，任何处在政治权力地位上的人都曾推进重大变革，把财富从私营矿主向体现国家所有制的“人民”进行转移，而不是打破那些阻碍经济竞争力发展的权力中心。
在政治上，南非不存在对非国大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反对势力。非国大是一个伞形组织，容纳了反对种族隔离的各种势力。非国大官方上是指原来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和南非总工会的联合，非正式地来说这个联合则包括了自由商人、欧式福利派中央经济统制论者、民粹主义者和老派社会主义者在内的所有人。它欢迎任何反对白人统治的人加入，成为这个国家一个非常广泛的联合。事实上南非是唯一一个主要的工会联合会隶属于政府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政府中的共产党人仍然公开称自己为共产党人的西化国家。但他们绝不是激进分子。在2011年中期，共产党和工会领导呼吁政府从当地采购所有的东西，希望政府采购能够增加就业人数。
甚至主要反对党的领袖海伦·齐勒也认为，对非国大长期统治的威胁还远未出现。她所领导的民主联盟党管理着西开普省，以开普敦作为省会，她还是南非七个省当中唯一一名不是非国大党员的省长。齐勒通过提供垃圾清理和警察保护等基本的政府服务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非国大在很大程度上连这些都没能做到。我注意到她经常访问自己的推特账户，即时处理从路边垃圾到滥用药物的各种抱怨。
齐勒曾是反对种族隔离的活动家，她和她的政党被认为“太白”了。在最近的全国大选中仅仅获得了不到1/4的选票，他们距离成为国家执政党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齐勒认为在2014年的下届选举中不存在任何实质性机会能够取代非国大，因此她的政党把目光投向了2019年。到那时非国大已经执政25年，几乎接近印度国大党依赖解放红利所创下的执政纪录了。
负责任的激进分子
包括巴西和土耳其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近年都曾有领导人通过一波激进言论上台，一旦入主之后就转为温和的例子。南非已经经历了3次，这一切始于曼德拉。他在1990年获释时立即呼吁对黄金和钻石矿进行国有化，作为把财富迅速重新分配给黑人的一种方法。次年，曼德拉参加了由世界经济论坛主办的“达沃斯全球精英年度论坛”，在那里他有机会接近西方的商业和政治领袖。返回南非后，他告诉人们如果南非对矿产实施国有化，国际社会将会故意回避南非，于是南非悄悄地淡化了这个想法。
在曼德拉任期结束时，他强化了南非的民主，而不是像普京或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那样利用声望来建立个人崇拜。他的卸任震动了全球市场，人们开始担心南非在其继任者的领导下是否会走向社会主义。首位继任者是塔博·姆贝基。作为一名以严词说教而闻名的守旧大臣，姆贝基从1999年开始执政，并迅速选择了特雷弗·曼纽尔担任财政部长，曼纽尔在非国大的普通民众和国际投资者中都广受欢迎。作为姆贝基麾下的顶级银行家，曾经是列宁主义激进者的提托·姆博维尼在银行界的做法也变得非常传统。2009年雅各布·祖马接任南非总统，这是一位颇有魅力的祖鲁族酋长，尽管遭到强奸和腐败指控而依然当选，他呼吁把财富重新分配给工人和黑人。祖马对全球金融家造成的惊吓甚至要超过姆贝基，但在开始执政之后也变得同样温和。控制债务、稳定通货膨胀、创建国家赖以发展的根基，曼德拉、姆贝基和祖马通过注重基础环节而证明舆论是错误的。
尽管与混乱相比，稳健要更好一点，但这在危机之后快钱减少、竞争加剧的全球环境中是不够的。与中国或印度等更为贫穷的国家相比，人均收入8 000美元的南非所面临的增长挑战要严峻得多，而且南非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与近年的许多新兴市场一样，南非准确地把握了经济的根本——控制政府债务和通货膨胀——但它没能为政治或经济当中的活跃竞争创造条件。
新南非看上去太像原来的南非
种族隔离政权后期、波塔执政时的国有工业，现在由非国大政府所有，但仍然管理不善。这样看来，由政府所有的电话公司Telkom，只能让14%的南非人访问网络也就不足为奇了。电力公司Eskom也是这样，它管理的电网经常断电。铁路系统由Transnet运营，这家公司为了解决运输网络的瓶颈问题，与私营合作伙伴的谈判已经持续了5年，这些瓶颈妨碍了南非在全球需求激增时增加铁矿石的出口。
国有制解释了为什么南非的旗舰企业南非航空公司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竞争，以及为什么没有飞往南非的廉价航班，而这抑制了开发旅游和商业的机会。创新，如果可以称之为创新的话，往往是一个聪明的企业家尝试结束体制中一些荒诞的东西：一家新的合资公司让企业直接接入国家电网，从而避免当地中介机构高昂的费用和糟糕的维护。
这是一种倒退，不是朝着反种族隔离运动所提倡的社会主义，而是朝着高度监管的、种族隔离政权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资本主义发展。政府有能力实施重大项目——201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成功，它交付了世界级的体育设施——但是南非人对效率低下的基础服务的抱怨越来越多。特别是许多南非黑人，忍受着时间超长的通勤车以及缺水、断电、缓慢或根本不存在的网络连接，每天都在受到歧视。
缓慢发展的新兴市场中巨额财富的怪事儿
种族隔离让南非成为一个相对封闭和受到保护的经济体。和墨西哥一样，南非寡头统治了包括金融、零售和媒体在内的很多行业，谋取了极大利润，手头的现金令其可以在仍未开发的地区积极地扩张。
在1971年之前，世界还在实行金本位制度，为南非的矿业公司创建了一个垄断市场。黄金的固定价格为种族隔离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当金本位结束之后，黄金价格开始大幅波动，严重破坏了南非的贸易平衡和南非货币兰特的价值。然而此时，这些“矿业公司”是如此强大，每当黄金的前景变得黯淡时它们就会购买其他行业企业。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南非五大企业集团——Anglo、Sanlam、Mutual、Liberty和Rembrandt——控制了南非股市90%的份额。
当国际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种族隔离政权实施制裁时，波塔政府变得更加封闭。这个政府垮台时，南非商界几乎与全球市场的实际情形完全脱节。在非国大的领导下，南非曾经针对解除垄断开展了一些运动。但当五大集团的市场份额在1998年下降至55%之后，它们的持股数量又开始缓慢回升。20世纪90年代，按照艾伦·赫希的说法，“随着竞争的减弱政府把注意力转向了别处”。艾伦曾是南非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之一，也是2005年出版的《希望之季：曼德拉和姆贝基领导的经济改革》一书的作者。
这些私营企业受到了严密保护，但运营得却很好（又跟墨西哥很像），它们还是南非能够在全球经济中或多或少取得一些成功的源泉。虽然南非拥有新兴国家中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世界经济论坛把它排在世界发达金融市场的第五位——大部分资金却被困在国内，这是种族隔离政权施行资本控制的遗留产物，为的是防止资金逃离南非。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管制逐渐放松，南非国内金融储蓄的规模仍然非常巨大。保险、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管理着7 500亿美元，这几乎是南非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表明这个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
不幸的是，种族隔离政权蓄意让黑人地区保持落后的状态，拒绝把这些现成的资金用在黑人地区，这个决定导致南非从学校到供水系统等所有的全国性网络处在非常糟糕的状态。这种情况在今天依然存在，因为南非的企业并没有在国内进行多少投资——资本存量（例如重型机械和工厂设备）的总值在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比重实际上正在下降。这也是生产力下降的原因之一：南非实力雄厚的私营企业仍然在回避南非。
一个盛产黄金的国家如何为高价的黄金所害
可以说工会越强大，对发展的帮助就越小。南非尤其受到恶性“荷兰病”的困扰，这种病症让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由于这种资源的丰富性而遭受痛苦。当这种资源——包括荷兰的天然气、沙特的石油、南非的黄金和铂——的价格上涨时，就会推动当地货币升值，破坏本地制造业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在南非，之前反对种族隔离的领导人所领导的强大的工会运动提出的要求，加剧了昂贵货币带来的负面影响。当黄金和铂的价格上涨时，工会领导人反过来要求占有更大份额的利润。
在大多数经济体中，工资通常与通货膨胀或劳动生产率一同上涨，但南非不是这样。这里工资的上涨速度要快于通货膨胀和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尽管在2009年和2010年，南非的通货膨胀率在3%左右，就业处于停滞，劳动生产率持续落后于几乎所有其他新兴市场，平均工资却上涨了超过9%。现在全球市场和本地市场均已认识到，当黄金价格上涨时，南非的货币和工资将会上升，南非的公司将因此受到损害。在过去10年中，黄金价格上涨了6倍还要多，而南非主要黄金公司的股价实际是下降的。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违反直觉的结果，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其他国家黄金股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2005年到2011年之间，美国巴里克黄金公司股价上涨了50%以上，而南非的哈莫尼黄金公司的股票，同样以美元计价，则下跌了10%。
当基础产业仍应在发展的时候，南非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一点上开始减弱。尽管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铂、锰储量，以及丰富的黄金、铁矿石和煤炭矿藏，南非采矿业的就业人数却正在下降。南非的采矿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的14%下降到现在的3%，制造业也在空心化。制造业从2000年高峰时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4%，下降到今天的15.5%。由于工厂闲置，南非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也在下降。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南非失去了100万个就业岗位，在发展中国家当中算是损失最为严重的，而且这些就业机会不太可能很快恢复。
南非的工会运动还没有认识到这一新的现实，仍然更加关注自己成员工资的强劲增长，而不是为更多的工人阶层创造就业机会。从种族隔离斗争中走出来的工会领导人强烈关注社会正义，强调“体面的工作，体面的工资”，而且由于跟非国大的长期关系，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祖马政府试图把工会的重点转移到仅仅关注“工作岗位”上来，但至今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与非国大上台时相比，现在的罢工活动更多：相对于1994年因罢工而损失的400万个工作日，去年损失了1 460万个工作日。罢工者强行要求更高的工资，尽管他们近年的工资增幅已经大大超过那些非工会成员的工人。但是工会逼迫得越厉害，企业的反弹就越大。人们经常听到南非的企业高管公开谈论用技术来代替工作岗位。我的团队与一家制造化学品和炸药的大公司进行定期会谈，这家公司的关注点是建设一座只需要很少员工的最新式工厂。
失业者跟那些在非国大联盟中获得有保障的工会工作的人们——所谓的黑色钻石——之间的紧张程度日益上升。南非最大的就业服务公司，同时也是预测劳动力市场发展趋势的主要权威公司Adcorp，把这种分裂称为“新的种族隔离”，并警告说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一现象将导致动荡，让大量的农村失业人口与城市中享有特权的有工作的人们产生对抗。南非总工会目前的200万会员大大少于640万的失业人口，少于370万通过包工头获得工作的自由职业者以及200多万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的人们。
然而迄今为止，失业人群并没有组织起来，他们只是通过对非国大并不构成威胁的途径进行反抗。虽然有传言说权力中心存在腐败，但却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没有哪位领导人正在兴建将会招致公众抗议的巨大宫殿，来作为最后任期的堡垒。但是对其他目标的攻击正在增多，包括对农村的白人农场主，以及从津巴布韦越境、逃离混乱的穆加贝政权的工人。酗酒和街头犯罪率也非常高，游客被建议即便是光天化日之下也不要走出约翰内斯堡的酒店，晚上也不要因为交通信号灯而停下来。在当地几乎没有谁不是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或者认识这样的受害者。
失业人群为何不生非国大的气
不断扩大的劳动力黑市或许正在吸收民众对官方失业率的部分不满。有多达1/4的工人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在每一个红绿灯下和街角旁，小贩们在出售从牛仔裤到太阳镜等各种东西，或者作为按日记薪的工人被雇用。与失业率节节攀升的瑞典和西班牙等国感到惊讶的民众不同，这些南非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更好的经济时代。南非中央银行的某位高管告诉我，这个群体的看法解释了非国大的长寿：非正规经济中的多数工人远未能作为愤怒的反对派联合起来，而是“学会了随遇而安、忍受贫困”。
非国大的政治弹力的另一个基本来源是福利政策。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花在白人身上的开支是黑人的10倍。但是现在这种偏见已经消失了，政府用于黑人的支出是白人的两倍多。现在南非是唯一一个领取社会补助金的人口超过工作人口的国家，有1 600万人在领取社会补助金（其中包括儿童和老人的赡养费以及失业救济金），金额比1998年高出6倍。纳税人与领取社会补助金的人数比例是1∶3，而福利支出是政府预算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南非用于福利的开支将很快超过教育——换句话说，更多的支出被用于缓和失业对人们的冲击，而不是让他们为工作作好准备。
当第一次上台执政时，非国大为部分南非黑人创造了一点向上的流动性，这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缓解了不满。崛起的中产阶级通常是经济蛋糕变大的天然副产品，但是在南非，中产阶级的增长主要是出于在最偶然的环境中推出的平权计划。除了规模最小的企业之外，《黑人经济振兴法案》为其他所有企业设定了提高黑人所有者、经理和工人的地位的明确要求，同时试图创建由黑人拥有的新企业。这项法案2003年起生效，同年宽松货币的洪流从美国倾泻而出，为所有的新兴市场带来了一场繁荣。
这种发展环境大大提高了几乎所有社会实践的成功机会，并帮助南非首次迎来某种程度上的种族平等。这种转变是显著的，曾经清一色是白人的企业会议和董事会成为白人、黑人、混血人、亚洲人和一定程度上妇女的组合。但在办公场所之外，这种一体化程度存在实际的限制。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很难在南非任何一间像样的餐馆发现正在用餐的黑人。我最近遇到的一位黑人工会领袖把这称为“卡布奇诺（咖啡）经济”，在这里“白色奶油漂浮在黑色主体之上，最顶上撒着一些黑巧克力”。
向上流动的时期已经停止。大多数有资格获得一个中产阶级职位的南非人已经如愿以偿，其余的则缺乏在全球经济中竞争的技能。在2003年~2007年的繁荣中，宽松信贷的全球大潮涌入南非，许多中产阶级的新成员大举借债来享受美好生活，现在则负债累累。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70%，这一比重在新兴市场算是最高水平；商业信心下降；政府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国家福利的提升和债务的增加或许巩固了民众对非国大的支持，但也令经济越来越缺乏活力。
为什么本地经济对某些人无关紧要
南非的经济形势对其股市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很多利润来自国外。南非的大公司拥有聪明的经理人，提供比例很高的分红，拥有主要来自国外的巨额利润。南非前60家公司的总收入中有56%来自国外——这个比例在世界上属于最高水平。
路规：本地企业“走向全球”往往被视为一个国家的成功，并且作为头条新闻进行庆祝，但是更准确的解读则有赖于当时的环境。走向全球可以反映在企业的实力，也可以表明一个国家的缺陷。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收入中有一大半来自国外，这或许值得担忧。在新加坡，由于本国人口非常少，企业在国内赚不到多少钱，所以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国外，而这并不令人担忧。在墨西哥和俄罗斯这些拥有庞大国内市场的国家，这种情况可以被理解为对当地经济的不信任。南非或许正是这种反面典型。
几十年来，南非一直在拒绝与其他非洲国家合作。早在20世纪40年代，当世界各国领导人就首个国际贸易协定进行谈判时，种族隔离领导人反对任何将南非划入新兴国家类别的提议，即使这种分类意味着优待。他们希望被看作欧洲白人世界的一部分，其海外投资流向了白人盎格鲁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然后，随着新兴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升温，南非投资者开始关注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但仍然没有关注非洲。过去10年里，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南非正在自家的后院寻找机会，积极地向赞比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等非洲南部同类国家大举扩张，然后沿着非洲大陆向北直抵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精明的南非跨国公司正在把资金从国内转移到邻近国家，这一事实是非洲大陆机会丛生的明确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