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并没有引发所有发展中国家产生相同的谐振。仍有相当一部分较小的国家至今还没有与贸易和资金的全球性流动完全衔接起来。这些国家构成了“前沿市场”中混乱的第四世界，它们的政治领导人还没有完全认可全球市场达成的共识，经济扩张和股市发展中的不稳定性多于规范性。当很多投资者都在寻找与众不同的重要市场时，前沿市场在开辟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方面的能力让这些国家充满魅力。
诺莱坞[6]从20年前的毫无基础发展到如今雇用人数在尼日利亚排名第二，反映出价格低廉的新技术和创业热情是如何为非洲腹地带来一场小型繁荣的。
全球经济在2003~2007年繁荣时期的不寻常表现，有时会令我想起鲁珀特·谢尔德雷克的古怪想法。谢尔德雷克在1981年出版的《生命新科学》一书中，对生物之间神秘的连接方式进行了探究，比如狗好像知道自己的主人马上要到家了，或是某个实验中让100只猴子学习一项新任务，似乎每只猴子都比前一只学得更快一点，就好像第100只猴子窃听了之前所有猴子的知识一样。谢尔德雷克把这种心灵感应归结为“形性共振”，即生物之间可以通过他称之为“形性领域”的不可见的云状物来分享信息和记忆。
尽管谢尔德雷克拥有合理的科学证据，他的同行们还是严厉地驳斥他的理论为伪科学。在观察过去10年全球同步的市场周期时，我不禁想到了他提出的形性领域及其对奇怪现象的迷人但却根本错误的解释。以往特立独行的主要新兴市场在最近几次市场周期中同步上升或下跌，如同全球化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神秘的力量。2011年上半年，10个最大新兴市场的股市回报率最高与最低之间仅相差10%，创下了历史最低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同期的差距是100%。很多分析师和经济学家似乎认为这种“收敛”的力量是真实和普遍存在的，所有新兴市场都将持续快速发展，以期赶上西方国家的收入水平。
更为仔细的观察表明，全球化并没有引发所有发展中国家产生相同的谐振。仍有相当一部分较小的国家至今还没有与贸易和资金的全球性流动完全衔接起来。这些国家构成了“前沿市场”中混乱的第四世界，它们的政治领导人还没有完全认可全球市场达成的共识，经济扩张和股市发展中的不稳定性多于规范性。当很多投资者都在寻找与众不同的重要市场时，前沿市场在开辟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方面的能力让这些国家充满魅力。
如果对世界的明智理解取决于理解新兴市场是如何的与众不同，那么这个规则尤其适用于“第四世界”。2007年起，人们开始经常使用“前沿”一词，对这个词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它们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但不遵循正统的市场规则。这种半无法纪的状态让这些国家变得动荡和难以预测，各国在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差别巨大，从加纳的高达20%到塞尔维亚的2%，而大型新兴市场之间的差距则要小得多，从中国的9%到南非的3%。前沿市场的股市放大了这种增长差距，2010年斯里兰卡股市的收益为80%，而保加利亚则是负的20%。在主要新兴市场中，印度股市获得了20%的最大收益，而巴西则颗粒无收。
“第四世界”涵盖的范围不是用贫穷程度，而是以法治或者法治的缺失来定义的。前沿国家中有人均收入在1 500美元之下的加纳，也有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卡塔尔，这个弹丸之地的人均收入是10万美元。世界上只有大约50个国家被归为发达国家或者新兴国家，而这当中有35个左右属于前沿国家，并且有接近100个国家不属于任何类别，其中包括巴拉圭、塞内加尔和土库曼斯坦，即便是最为强势的市场参与者也对这些国家视而不见。
在前沿国家组成的世界中，由于得到了官方的默许，内幕交易极为猖獗，财务数据残缺不齐，而且通常是不可靠的。因为当局很少要求企业做出澄清，投资者有时甚至会被建议旅行时配有武装保镖。对前沿国家的研究更多的是把耳朵贴在墙上，而不是分析数据：最近我的一位分析师询问在科威特证券交易所漫无目的地闲逛者中的一位，问他们在等什么，得到的答复是“谣言”。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想理解现实，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就在2009年迪拜的巨额债务泡沫破灭前的几天，执政的酋长曾热情地亲自向投资者保证说他的国家的麻烦被夸大了。
过去10年中主要新兴市场齐声上涨和下跌，吸引了新兴市场观察者的“宏观狂热”，但狂热并没有波及第四世界，在这里每个市场倾向于跟随自己特有的节奏，通常是本国领导人的心血来潮。柬埔寨的证券交易所在2011年7月开业，至今尚不清楚开业的原因：没有任何准备上市的公司，这使它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零交易的证券交易所。邻国老挝在2011年初开放了首个证券市场，到年中仅有两家上市公司，总市值为26.5万美元。
投资者一般认为，市场中数量有限的股票限制了选择，不利于交易，但是在第四世界中数量众多的股票并不一定能够提供更具吸引力的选择。乌克兰的上市公司超过500家，但是这种表面的丰富是乌克兰采纳了俄罗斯的策略后所产生的非自然的结果，没有任何其他国家采用这种证券交易所的运作模型。为了从无到有地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股市，乌克兰在2008年起要求任何拥有超过100位股东的企业和所有的银行向公众发售股票。
尝试通过“强迫上市”制造一个自由市场文化的做法显然是荒谬的，但这却是前沿国家非常典型的行为。对于乌克兰而言，其结果是很多公司仅仅公开出售股票的一小部分，以便遵从条款的规定。出售的这部分用专业术语来说叫作“自由浮动”，但是一般来说公开出售的股份越少，就越不容易自由浮动，而且浮动越不自由，公司管理层对上市公司基本价值的承诺就越少——比如为股东创造利润和回报。事实上，乌克兰很多大公司鲜少对这些价值做出承诺，甚至经常不接听投资者的电话。所以外人把乌克兰股市看成是一个笑话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那些希望被认真对待的乌克兰公司会去伦敦或华沙上市。这带来了重要而现实的后果：2008年金融危机中乌克兰是受灾最严重的国家，经济从高峰到低谷收缩了20%，股市价值跌去90%。
与全球市场规范脱节最为严重的是中东。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仍然过于封闭，外国投资者甚至还不能把它们界定为前沿市场。中东地区重要的前沿市场是海湾地区的君主制石油国家。其中最大的是沙特阿拉伯，它仅向海湾国家的投资者开放。这在2005年引发了一场壮观的股市泡沫，沙特阿拉伯的股市成为新兴国家当中最大的——比中国或者印度还要大——且仅仅建立在靠石油致富的本地人和邻国人口基础之上。这比在千禧年时笼罩美国的互联网热潮还要疯狂得多，但是泡沫很快就破灭了，而且海湾地区泡沫的崩裂并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外界没有人对此加以关注，因为外国人被禁止进入这里的股市。
我们已经看到，吸引了大量外资和贸易的国家领导人在反抗传统方面能力有限，这导致越来越多激进的候选人执政以后选择向经济主流靠拢。与此相反，前沿国家中市场正统的拉力较小，当事态开始变得严重时，前沿国家的领导人或许干脆关闭当地股市，希望就此度过危机。
这种财政政策相当于蜷缩回婴儿的姿态。它可以暂时中止股价的崩溃，但几乎总是以重新开市时一场更为糟糕的崩溃为代价，随之而来的是买家持久的愤怒。这会导致混乱，在不清楚谁在做出决定时尤其如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达到高潮时，尼日利亚政府宣布证券交易所由于技术故障而关闭。当证券交易所在几天后重新开放时，根本没有人购买股票，因为没有人相信“技术故障”这个说辞。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尼日利亚的股市下跌了76%。
延长股市的关闭时间是让一个国家从新兴市场降级为前沿市场的快车票。巴基斯坦在2009年被降级，那时它对市场交易实施了长达四个月的严格限制。阿根廷因在2009年对资本进出该国断然实施控制，也被降级为前沿国家。对于阿根廷这样曾经的经济明星国家而言，成为前沿国家并不是一种赞美。在那些编订指数的大型投资银行的眼中，成为前沿国家的唯一条件就是拥有落后的金融市场。为了避免被贴上前沿国家的标签，一些国家试图欺骗评级机构：在2011年发生的全国性政治动乱中，埃及把证券交易市场关闭了55天，但随后又及时重新开放以避免降级。
当然也有类似委内瑞拉这样的古怪国家，它作为一个常规的新兴市场被直接遗忘，而不是沿着更为从容的螺旋轨迹进入前沿国家的行列。这是因为乌戈·查韦斯对进出委内瑞拉的资金设置了上限，并且不断让他的国家蒙上更多的坏名声。最近一次发生在石油价格触及100美元一桶的基准之后，查韦斯很快就决定对超过100美元一桶的石油收益部分征收95%的税收。由于大部分的石油收入已经被指定用于查韦斯的各种支出计划，这项新的税收摆明了是要在2012年大选开始之前，彻底地全权控制石油利润。
前沿市场往往不能完成市场的基本任务，这一点并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从理论上来说，这些任务意味着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对买家和卖家进行匹配，让双方达成公允的价格。当谣言四起，规则没有任何意义时，价格也就失去了作用。早期进入市场并把握到市场脉搏的投资者可以让投资额增至2倍或3倍——但也同样可能失去一切。
对随意规则的随意管理不能算是第四世界的最大风险。某些地方甚至强制要求，必须在武装警卫的陪同下躲在装甲车中旅行。我的团队在巴基斯坦的保安特遣队提供了有用的提示——比如在酒店大堂中应该坐在哪儿：坐在小椅子而不是长沙发上，这样当爆炸发生时你就可以迅速地把家具拿来做掩护。2008年发生在卡拉奇警察局的致命爆炸震碎了附近喜来登酒店的窗户，我们的一个警卫采用了这种龟缩策略而毫发无损。在尼日利亚，商务旅客必须警惕在机场举着名牌接人的司机。曾经屡次发生劫匪劫持了前往机场途中的车辆，利用名牌诱骗抵达的旅客到偏僻的巷子中实施抢劫的事件。现在我们到尼日利亚的旅行证件中加上了司机的一张照片。
也有很多潜力巨大但在很大程度上仍对外封闭的显著例子。比如安哥拉，它是非洲第二大石油生产国，经济规模达1 000亿美元，却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前沿市场，因为安哥拉没有股票交易所。但这种名号可以很快地发生改变——安哥拉已经就设立股票交易所一事谈论了多年。如果安哥拉真这么做了，将会从开市第一天起就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投资者。伊朗和古巴也是如此，它们目前被极度地隔离，但其隔绝程度还是比不上20年前对外资开放股市时的蒙古。今天蒙古股市的总值为10亿美元。
全世界60亿人口中有10亿居住在第四世界的前沿市场，但它们只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5%，仅吸引了全球投资的0.5%。一个普遍的假设认为，这种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前沿市场将享有全球经济蛋糕更大的份额，吸引更多的投资。传统观念在这里很有可能得到证实，尽管路况时好时坏，会让这段旅程颠簸不已。前沿国家是未来10年最有可能产生爆炸性增长的地方。一些国家只需要理顺某些事情就可以带来巨大的改变。对于那些最近遭受了持续的种族冲突（比如肯尼亚）或内战（比如斯里兰卡）的国家尤其如此。在这些地方只需要消除冲突就可以释放增长。
斯里兰卡的和平红利
我第一次访问斯里兰卡是在1997年，当时叛军刚刚轰炸了央行总部，斯里兰卡的金融体系陷入一片混乱。军事检查站让周游首都科伦坡变得相当费力，但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一个魅力十足的岛屿和一群才华横溢的人被困在一场似乎永无休止的内战之中。
我在2011年重回斯里兰卡，那时内战已经以一种出人意料的结局而结束。我特意花了一天时间到处走走，看看这个国家，看着我上次来时被泰米尔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广袤国土。这本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首先，泰米尔的基地亭可马里距离科伦坡只有区区160英里，但新的高速公路仍在建设当中，而我所下榻的科伦坡最好的酒店也不能提供一辆体面的车。酒店提供的直升机是单引擎的，经常在邻国印度坠毁。我的接待方安排空军用双引擎直升机来接我。我曾经在很多公路网还不发达的新兴国家乘坐直升机，这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但当从空中鸟瞰正在建设的多条公路、郁郁葱葱的绿色种植园以及环岛新建的面朝大海的度假村时，我就相信，斯里兰卡再也不是一片等候之地了。
斯里兰卡在20世纪60年代曾被誉为亚洲下一个增长奇迹，却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潮的阻挠，这直接引发了内战。在1948年独立之后，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的领导者开始纠正英国殖民统治的不公正，而这种统治对该国的泰米尔少数民族青睐有加。泰米尔人得到了英国当地政府提供的大部分高层职位，在独立后的初期阶段，僧伽罗人的民族主义者打算让泰米尔人回归少数民族的角色。僧伽罗领导人很快就把泰米尔人从政府岗位上赶了下来，并且以创建一个繁荣和平等的僧伽罗的名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为自己的同族慷慨地提供更多的公共就业机会、补贴和社会福利。
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泰米尔叛乱。叛乱始于1977年，在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领导下，使用儿童兵和自杀炸弹这种前所未有的暴行，延缓了斯里兰卡的发展达30年之久。在战争期间，中央政府通过制裁，有效地将叛军控制的地区与斯里兰卡其他地区及整个世界隔离开来。叛军和政府军都对涉嫌通敌的平民进行惩治，信任——作为文明社会中金融体系的基础——彻底崩塌。银行销声匿迹，泰米尔人用黄金或现金当作自己的积蓄。安全检查站限制了货物的流动，推动了价格上涨，切断了货物出口。原本种植大米、红洋葱、绿辣椒和烟草的田野被战区和雷区所取代。农民被迫只能种植自己食用的粮食。
在海上，叛军部署了一支名为“海上猛虎”的海军，3 000名男女乘坐装配了机关枪和榴弹发射器的玻璃钢船骚扰海岸线。他们骚扰斯里兰卡海军，使用自杀艇击沉较小的船只，抢劫过往的平民船只。1980年，这些海域的金枪鱼、鲣鱼、鲨鱼的捕捞量占到整个斯里兰卡的64%，但由于猛虎组织的威胁，当地渔民畏缩不前，这个比例下降至26%。海滩和潜在的海上油田都未得到开发。
斯里兰卡在战争年代经济的增长速度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一半，由此加入了令人失望的新兴国家的行列。新加坡的李光耀曾在20世纪60年代访问斯里兰卡，把它作为一个领先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研究，但新加坡不久就超过了斯里兰卡。
今天，斯里兰卡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直到2007年，猛虎组织还控制着北部和东部省份的大片地区，负责守卫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组成的军队团结在颇具魅力的创始人韦卢皮莱·普拉巴卡兰周围。传统的军事智慧认为，游击队可以被压制或驱逐，但不会被消灭。然而到2009年中期，斯里兰卡政府军证明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一场全面进攻中，政府军封锁了猛虎组织在北部贾夫纳半岛的据点。政府军把整个地区包围起来，与外界隔绝，这在手机照相时代堪称奇迹。之后政府军加强警戒，一直等到普拉巴卡兰、他的家人以及猛虎组织的多数高级领导人都死了，当然还有数不清的成千上万的平民。战争的最后阶段颇具争议——双方仍在对彼此进行侵犯人权的指控——但它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内战结束了，战争造成的创伤仍在愈合，斯里兰卡很有机会再次成为一个脱颖而出的国家。在战争年代，经济增长尽管大幅放缓，但仍能保持每年接近5%的增长速度。经济的运行依赖一个单引擎——繁荣的西部省、科伦坡的所在地，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为工业和服务业带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北部省和东部省的土地面积占斯里兰卡的30%，人口占15%，之前大部分是战区。随着整个国家再次统一，在未来10年内实现7%~8%的增长率应该指日可待。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总统从2005年上任以来，其巩固权力的方式被批评者认为是在开启一个家族王朝：他的三个兄弟占据重要的部长职位，最近他利用对猛虎组织的胜利赢得了第二个任期，并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允许总统可以无限期执政。尽管他或许还不明白民主的实质，但是目前他对不断增长的权力的部署表明，他理解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基本要素。
虽然他的国家的名字——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仍会唤起人们对苏联过往影响的回忆，拉贾帕克萨政权正在消除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实验的遗留，包括高昂的税收和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80%的政府债务。该政权计划在2014年之前把斯里兰卡在世界银行的商业环境排名从目前的第102位提升至第30位。他们还充分利用之前由叛军控制的大片土地，利用该国由来已久的优势，包括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国民，以及位于通往印度和中国的主要航线上的优越地理位置。
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忽视战争，因为他们的数据无法展现战争全貌。这些数字可说明很多与价格和债务有关的东西，但却无法反映死亡人数和禁飞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市场尤其不擅长预测战争对金融的影响——最著名的例子当属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欧洲致力于建设常备军队，战争却仍让投资者措手不及，很多人损失惨重。市场在认识和平带来的好处上也同样乏力。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机构对此进行了研究，它们提供的文档记录表明“和平红利”是真实存在的，而斯里兰卡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为斯里兰卡带来希望的模式是由于冲突爆发而停滞的高速增长的经济，在战争结束时将会恢复生产力。
这个复兴俱乐部的成员还有乌干达和莫桑比克。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爆发恶性殖民战争的前一年，经济增长都超过了5%。到了20世纪80年代，乌干达成为伊迪·阿明·达达残暴专政的代名词，与莫桑比克一起赢得了世界最贫穷国家的称号。然而在反抗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乌干达在1986年，莫桑比克在1994年——两个国家恢复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若阿金·希萨诺抛弃了社会主义，并在第2个任期结束之后的2004年自动离任。在他令人鼓舞的领导之下，莫桑比克取得了成功。在希萨诺及其继任者的推动下进行的改革，让莫桑比克在过去10年中获得了超过7%的增长速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把资金从用于军费开支转移到解决首要经济问题上实现的。
复兴俱乐部的另一名候选者是伊拉克，它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曾是中东最为成功的经济体，增长速度最高可以达到9%。伊拉克曾被广泛视为该地区的一个典范，直到1979年萨达姆·侯赛因掌权，它开始为地区霸权付出灾难性成本。20世纪80年代伊拉克的经济在跟伊朗的消耗战中崩溃，直至2003年萨达姆政权被美军推翻才开始恢复。此后由于石油生产逐渐恢复，伊拉克的经济平均增速超过了5%，在2011年下半年的年增长率甚至超过了9%。
乌干达、莫桑比克和伊拉克的例子表明，一个国家有可能从一场导致力量削弱的战争中强势反弹，无论是内战还是其他战争，而斯里兰卡很有可能也会这样做。2009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对1974~1997年间62个国家的冲突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表明，当冲突结束后，相关国家的发展速度在最初的2~3年中会以低于平均水平的速度回升，但在4~7年之后就会开始腾飞。斯里兰卡已经领先于这条曲线，在2010年就取得了8%的增速，而这还只是实现和平之后的第一年。
为了重新启动本地经济，斯里兰卡政府成立了职业培训中心，公布了低息贷款计划，分发船只和牲畜，并开始建设或重建道路和桥梁。银行重新开始营业，大型连锁零售企业开始设立店铺，国内航空公司再次开放飞往贾夫纳和亭可马里的航班。2009~2010年政府庞大的支出将北部省和东部省的经济增速推升至14%。有预测认为，该地区在未来数年还将会以超过13%的速度增长，成为这个国家增长最快的地方。
北部省和东部省的复兴已经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我在直升机之旅中走访了一些新装修的度假村，从亭可马里复古的Chaaya Blue到哈巴拉娜的Cinnamon Lodge ，它们都位于斯里兰卡文化三角的中心地带。不难想象游客受到当地原始吸引力的诱惑蜂拥而至的景象。尽管价格并不像战争激烈时期那么便宜，但仍然相对较低——150美元就可以入住高级酒店——这意味着斯里兰卡的货币对外国投资者而言仍然极具竞争力和吸引力。
印度最大的私人联合企业——印度信实集团——已经购买了在斯里兰卡西海岸开采石油的权利，致使在斯里兰卡靠岸费用过于昂贵的战区保险金已经消失，这使得科伦坡主要港口的货运量出现大幅增加。同时政府注资在那里修建新的码头，并在之前叛军控制的地区修建新的港口。政府对边缘化的泰米尔人进行再次整合——他们拥有高层次的教育程度，会说流利的英语——应该会对这个国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很多咨询公司已经将该国列为跨国公司寻找客户服务、外包和其他后台服务的潜在目标国家。
对战后情绪进行粉饰将会是一个错误。有证据表明，被战争最后阶段的血腥程度激怒并受到拉贾帕克萨怀疑的泰米尔人仍在陆续离开这个国家。但是许多人似乎决定把对战争的记忆置之脑后。我很惊讶地看到，亭可马里的泰米尔人正在为“罗波那之路”吸引印度游客，这条路以一个颇具争议的神秘国王而命名。在泰米尔人的传说中，罗波那是最强大、最具灵力的古代国王。但是对于印度人而言，他是一个魔鬼的化身，被一个更加强大的印度神所征服。这种解释上的差异对斯里兰卡而言并非无足轻重，长期以来这个国家一直担心被大得多的邻国所统治。但是亭可马里的当地人却说只要“罗波那之路”能够不断地吸引游客，这种对神话的主观诠释并不重要。
一个国家跟邻国的贸易来往最频繁，这是非常自然的。对于东亚的大部分地区而言，地区内贸易要比跟世界其他地方的贸易增长得快得多。事实上，东亚的成功与中国大陆、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愿意把旧账放在一旁不无关系，至少做生意时是这样的。相反，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地方比南亚的邻国贸易更为薄弱的了——这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隔离、目无法纪和宿怨让跨国贸易变得异常艰难，该地区的内部贸易发展停滞在占世界5%的份额上。
斯里兰卡可能会推动该地区走向新的贸易体制。在放下了被印度统治的长久担忧之后，政府提出了宏大的计划来开启与印度的贸易往来，这将会为经济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反对派则来自担心印度竞争的斯里兰卡商人。但是印度对这一计划持欢迎态度，部分上把此举视为平衡中国对斯里兰卡的兴趣日益增加的一个机会，斯里兰卡是中国途经印度洋的供应路线上关键的一环。欧洲和亚洲的很多小国都受益于良好的地理位置，而斯里兰卡则会乐于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来换取中国庞大对外投资中很小的一部分。作为中国“珍珠链战略”——中国海上航线的一系列港口——愿景的一部分，中国正在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投入巨资，那里是拉贾帕克萨家族的大本营。
和平时期的斯里兰卡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洲两大新兴国家都在对它献殷勤。和平红利存在迅速消失的风险：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研究发现，结束内战的国家中有40%将在接下来的10年内再次发生暴力事件。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斯里兰卡的和平将会持续下去。首先是战争的最终结束，没有留下任何尚未缴械的叛军，因此在未来的5~10年中重新发生暴力威胁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即便一些反抗者逃入了森林，他们也不可能获得太多的支持，因为在战争后期他们的暴行已经疏远了很多泰米尔同胞。在泰米尔省份，仅有不超过1/3的成年人在最近的选举中投票，这些投票者中也仅有1/3的人把票投给了代表猛虎组织的政党。
斯里兰卡全国还达成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斯里兰卡的未来应该取决于有效的做法，而不是曾长时间阻碍了斯里兰卡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争。印度的社会主义理想严重影响了斯里兰卡独立伊始的开拓者，政府支出一开始被看作是向僧伽罗人提供经济公平的手段。在20世纪70年代的高潮时期，政府支出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每10个人中就有4个是为政府工作的，这个数字高得异乎寻常。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即使是最左倾的政党斯里兰卡自由党也向以经济开放和贸易自由化为基础的更加现代的发展模式靠拢。目前政府支出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0%，大多数政党认为这是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最后，尽管民众深受其苦，斯里兰卡内战对经济的影响则相对温和。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研究，一场持续15年的内战会让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0%左右，而要恢复战前的收入水平通常需要10年的时间。战争期间，斯里兰卡取得了缓慢但正向的增长，总共为206%。这个国家经济和政府的发展前景很好。与之相比，莫桑比克和乌干达待完成的根本任务要复杂得多，因为这两个国家中叛军都赢得了决定性胜利，他们不得不学习如何治理国家。而斯里兰卡则是政府军获胜，现在就可以建设发展，而不会因自杀炸弹而中断这个进程。
不知通往何处的越南港口
越南是一个小国，但也拥有巨大的推力。在过去10年的中期，大批投资者不仅把越南看作下一个中国进行大肆宣传，而且相对来说，他们在越南投入的资金比曾经在中国投入的资金还要多。在2007年的高峰时期，这样的投资为一个800亿美元的经济体带来了170亿美元的净流入，这个比例是中国曾经达到的水平的5倍。随着炒作的升温，河内的办公楼价格比上海或北京还要高，因此有人不断施压，要求成立越南专用投资基金（我反对该做法，因为我觉得越南太小，还不足以承受这样的炒作）。当时越南本地股市的总值只有250亿美元，仅相当于一家中等规模的美国公司的市值。到2007年底，涌入越南的资金数量超过了这个国家的吸收能力。领导者无力把控经济发展，2008年经济泡沫最终破裂。
越南从来不是也不会成为下一个中国。这种独特的幻觉是投资者和媒体依据两个国家拥有看似相同的社会和政治基石而营造出来的。越南直到9世纪还是中国的一部分，越南人曾经使用汉字，至今仍然存在的佛教、道教和儒家等活动也是从中国引入的。这段共同的历史曾被邓小平引用，他在越战时期说中越是“唇齿相依”。
越南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实施务实的改革，跟邓小平10年前在中国进行的改革非常类似，两个国家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相似。少量的市场逻辑就能让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接下来的几年内越南取得了7.5%的年增长率，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越南成为第二个实行中央计划经济成功的案例。
随后发生的事情表明威权资本主义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其一，越南的9 000万人口不到中国的1/10，因此绝对市场规模的优势被削弱。该国未经开发的劳动力和低工资得到了充分利用，但如果没有畅通的道路或港口把产品运往市场，劳动力的低成本并不会为工厂主带来多大好处。尽管中国已经证明，集权政府可以成功地运行计划经济，越南则向世界表明成功依赖于谁在发出指令以及向谁发出指令。事实上，越南强有力地证明了50/50法则：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不是政治制度，而是政治领导人。
越南是一个由那些没有理解经济改革基本要素的人领导着的，稳定地施行计划经济的突出例子。它的执政者既没有准备好也没有能力去处理过去10年外资汹涌而入的状况。跟日本一样，越南也是一个共识主导的社会，这会放缓决策的速度并增加成本。当中国要修建一条新公路时，政府会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越南政权尽管很强大，却缺乏有效的征用权力。当它需要土地时，需要从当地的腐败者手中高价购买。目前说明这种现象最好的例子是仍在规划中的连接河内和胡志明市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标价均为500亿美元，其总价在一个规模仅为1 000亿美元的经济体中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
此外，由于糟糕的构思，那些已经建成的设施的运营成本远远高于中国。很难将越南与国际航线连接起来，因为越南的54座港口多数是为了河运而建设的。水道太浅，泊位太短，码头的仓储空间也不足以停泊大型船舶。南方和北方通往沿海的道路一般都很糟糕，很多港口建在上游很远、需要一两个小时车程的内陆地区。即便是规划中的从首都河内通往沿海地区的道路也还未修建。
老化的内河港口使得在越南停靠的船只平均运输量只有169个集装箱——这太少了。国际标准货船包括从最多承载1 000个集装箱的接驳船到最多能承载1.5万个集装箱的超大型集装箱船。这些新的庞然大物实在太大了，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或苏伊士运河，越南最新的港口也无法容纳它们。更糟的是，越南有一半港口位于中部沿海地区，仅有20%的经济活动发生在那里。部分原因是多数港口属于同一家国有公司，而该公司的开发决策受到当地政客的影响。
这个错误不会发生在中国，政客的影响不会导致持续不合理的经济决策。我们已经看到，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选择开放南部沿海地区，这能让中国以最快的速度融入世界贸易，尽管这个决策导致了短期内地区收入不平等和政治风险的增加。越南与中国在港口发展速度之间的对比如同黑夜与白天：10年前，中国在运输方面还没有世界排名前10的港口，而今天它拥有4个。
越南正在沿着更为典型的专制经济路线前进，出于政治原因进行投资。政治家的不断干涉是越南榕橘炼油厂从1988年就开始计划，但直到17年之后才开始动工的根本原因。在这个过程当中，3个主要的国际合作伙伴无奈地放弃了这个项目。该项目位于中部的广义省，距离南部油田超过600英里。没有管道或新的公路把炼油厂与油田连接起来，而且该项目被设计用来处理高品质的石油，但是越南油田只出产低品质的石油。早期运营发生了很多故障，以至于工厂超速折旧，这会在未来推升该厂出产的汽油的价格。
外国资金自2008年开始逃离越南，现在越南急需修建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资金。当外国投资者真的到来时，他们把钱投向了越南明显不需要的房地产等项目，比如距离胡志明市3个小时、价值40亿美元的新赌场。它将不对本地人开放，与澳门和新加坡那些更易到达的赌场争夺国际游客的竞争也将举步维艰。
政治操纵着资金向错误的方向前行，因为政府当局仍在凭直觉而不是让市场决定价格。这一点在利润流向外国人时尤其如此。仅举新申办项目一例，越南政府人为地把费率定低，让越南的电价成为该地区的最低电价。该项目的预期回报率只有4%，与此对照的是东南亚12%的平均水平，而越南当地的利率为24%。因此没有人愿意承接这类项目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越南领导人如此迷恋于维持与中国相当的增长率，不断地向经济投入超过其自身处理能力的资金。越南不会成为下一个中国，除非它开始修建公路、港口，成立稳健的公司对大量的投资加以利用。2008年时这是越南的根本问题，今天依然如此。尽管外国放款人目前在回避越南，越南当局在2008年危机之前仍然以新兴世界的最快速度增加银行贷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危机之后依然如此。如果实力雄厚的公司不把这些贷款用于正途，这种印钞只能有一个结果：通货膨胀。一般而言，任何一个国家的贷款热潮如果持续足够长的时间，让银行贷款连续五年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扩大，通常都会产生问题，太多贷款流入了没有价值的企业，造成坏账的不断累积。东南亚各国在1997~1998年的危机之前都违反了这个规则，而越南则持续违反了十年以上。
在2011年的年底，越南的通货膨胀率接近20%，并开始逐渐脱离控制。外界对越南央行管理通胀的能力缺乏信心，因为跟越南大多数机构一样，越南央行并不是独立的。越南国家银行已多次尝试切断与政治权力结构的联系，但都徒劳无功。以共识为基础的规则的要求仍然胜过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要求，后者包括从设定利率的重要工作中消除政治干预。
越南政府似乎正在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进，对国有企业施加更多干预和救助。任由这些国有企业失败将会让很多国有银行同归于尽——50%的国有银行贷款流入了大型国有企业。越南央行曾试图放松国有企业的贷款条件，但这导致很多越南人把存款兑换成黄金或投入本地股市。这让越南盾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到2011年底越南央行每6个星期就要动用10亿美元避免货币崩溃。
中国令人可喜的成果部分归功于中国的领导人。相对于越南领导人而言，他们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也更深谋远虑。中国的精英们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欧洲和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所，今天的很多中国领导人都曾接受过西方教育，至少通过他们的同僚接触了西方思想。相比之下，越南的精英们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还在把孩子送往苏联和东欧的大学。在越南领导层中没有工程师，六名高层主要由律师组成，还包括一名经济学家和一名哲学家。社交技能的重点在于跟共识驱动的社会的指令保持一致，但目前的共识继续排斥很多最棒和最聪明的人。
中国在任人唯才方面比越南要好得多，哈佛大学越南项目的副主任本·威尔金森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决定性政治事件发生得更为久远。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内战中赢得声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虽然与那一代人拥有联系仍然会对政治家提供一定的帮助，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越南的形成性事件是北越在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取得的胜利，很多越南领导人是退伍军人，或者是军人的后代。如果某人的父亲曾为南越作战，他获得重要的政府工作的机会将会非常渺茫。来自胡志明市的官员所能取得的最高职位是越共中央政治局的第6名——胡志明市是战时南越的首都——这个职位现在由经济学家黎清海担任。他的成功被视为对南方的偏见逐渐减少的标志，但距离全部消失还需要一段时间。
近年来，越南投资于教育的资金实际上比中国更多，但大部分都进入了小学和高中。当中国已经开始产生一些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越南的高等教育还处在黑暗时代。外国公司对越南缺乏熟练劳动力这一事实越来越失望，转而选择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地。英特尔2010年在胡志明市成立了一家价值10亿美元的芯片工厂，施工过程中由于偷工减料导致部分屋顶坍塌，因此延期了一年完工。这座工厂原本计划聘用4 000人，但是基本英语和技术能力测试的通过率太低，以至于首批1 200名申请者中只有4名被聘用了。这家工厂不得不开始现场培训新人，但仍然人手不足，预计要到2016年，该厂的设施才能开始全速运转。
事实上，全世界或许没有一个人均收入在1 300美元的国家拥有能够生产计算机芯片的劳动力储备，因为之前他们干过的最复杂的工作就是生产鞋子和衣服。重点是越南一直在尝试（伴随着外界的大量鼓励）跳得太高太快。然而到现在，一个希望经济增长速度至少高出中国一个百分点的国家却要慢上3~4个百分点，大约是5%。外国资本的流入速度显著放缓，而且在越南的领导人理解如何运行计划经济之前不大可能回升。
最快致富的亿万富翁？
如果有理由对第四世界抱有乐观态度的话，通常都是因为非洲国家。事实上，非洲大陆的风头正劲，以至于约翰内斯堡的经济学家们抱怨所有的外国投资者都在用“十亿人口”和“1.7万亿美元的市场”等粗略的词语来描述“非洲机会”。那是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规模。外国投资者也喜欢指出，1.7万亿相当于今天印度或俄罗斯的规模——仿佛非洲的54个国家组成了一个单一经济体。
非洲国家或许比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更应该被视为彼此独立的经济实体，或者当相邻各国开始建立贸易联盟时被作为集群来看待。首先，非洲四个最大的经济体（南非、尼日利亚、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在1.7万亿美元的市场中占了1万亿美元的份额。其余的大多数国家非常小（有38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小于200亿美元），彼此非常离散，实际上只有一个共同点：都依赖商品出口，这使它们很容易受到即将发生的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
但是这片大陆有着属于自己的惊喜。印度电信大亨苏尼尔·巴迪·米塔尔在2010年为覆盖16个非洲国家的移动网络斥资90亿美元。当米塔尔考虑进军非洲时，所有的人警告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腐败。但是他说在这两年中他从来没有被索贿过，只为当地的学校、诊所或足球队捐过款。“没有人要过什么钱，从来没有。”他说，“这很了不起。”
他回忆起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总统洛朗·卡比拉的会晤，他们开车经过拥挤的人群和金沙萨货物缺乏的商店。光是蜿蜒地穿过城市就花了好几个小时。因为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卡比拉总是在换地方。然而与卡比拉会面后，米塔尔发现他直爽、真诚，并专注于一件事情：把更多的印度商人带到他拥有8 000万人口、极度贫困的国家，这是非洲人口最多，也最偏远的一个国家。尽管拥有各种资源——从钻石到黄金，到“肥沃无比的土地，你要做的只是把种子撒出去，种子自己就会生长”——却很少有外人来到这里。“把印度商人带过来，”卡比拉说，“你可以得到你需要的所有土地。”米塔尔在离开时被刚果深藏的潜力深深打动，只是卡比拉要解决自己的难题：如果他不修路就没有人来，可是如果没有人来他就没有办法修路。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非洲的故事主线非常悲观，以至于没有人能从中看到好消息。从1960到1990年，选举非常罕见，也很少带来新面孔：30年中只有一位非洲领导人在选举中败北。在1990年只有五个国家没有处在独裁统治之下，但是反对派候选人在贝宁取得了自1970年以来首次选举的胜利，一轮变革的浪潮于次年席卷了非洲。到了2009年，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把30个非洲国家列为自由或半自由国家，上个十年还只有19个，法治开始胜过独裁统治。传统的非洲“强人”独裁者，比如肯尼亚的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和尼日利亚的奥卢塞贡·奥巴桑乔，都由于新规则施行的任期限制而被剥夺了权力。尽管50/50法则告诉我们民主选举和增长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联系，在非洲或许有必要通过选举，来结束腐败和政变，这似乎是永无休止的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