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如同我们在整本书中所看到的那样，有时仅是温和的改革或充满活力的新领导人的到来就可以释放增长，特别是在前沿市场。卢旺达的保罗·卡加梅、南非的姆贝基、莫桑比克的若阿金·希萨诺开始把基本的事情做对，尽管某些案例中这种改善在新领导人上任以前就开始了。整个非洲的小学入学率迅速上升，从1975年的61%上升到2005年的96%。中学入学率从1960年的3%上升到2005年的39%。所有的行动都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尽管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这一比率还非常低。
米塔尔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企业文化现在存在一种令人惊讶的“欧洲中心”特质。它拥有一个“发展到难以置信的程度”的法律和监管环境。“在我的行业中，法规跟欧洲更为相似。他们理解了，他们想保持低价格，他们不会压榨这个行业，而是希望帮助这个行业，让它可以铺设网络并创造工作岗位。我对人力资本的质量目瞪口呆：他们受过教育，博学多才，已经研究过美国和英国的体系。”在经理人级别的就业市场中，人才短缺，那些在美国或英国受教育的人于是回国发展，他们知道可以获得标准的西方待遇，包括与绩效挂钩的奖励。在类似乌干达这样的地方，雇用一个地区性首席财务官的成本是每年25万美元，相当于印度相同职位工资的两倍，跟伦敦持平。
非洲国家新的领导人也注意到了亚洲的成功故事，并开始认识到把经济理顺将赋予他们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尽管某些新领导人的举止开始像强人一样，执政的时间过长，大多数仍在推动经济进步。在这个新的十年中，非洲的经济问题开始看起来像是机会。非洲富豪预计在外国银行藏匿了4 200亿美元，这在过去被视为腐败的一种表现。投资顾问现在把这个巨大的资金池视为潜在的投资资本，认为它们会流回非洲并推动经济增长。非洲国家几乎不与区域内国家进行贸易的事实——区域内贸易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曾一度被视为糟糕的道路、差劲的手机信号和参差不齐的电力供应阻碍非洲贸易的一个症状。现在这被视为是建筑公司的一个大好机会。
非洲是一个研究封面报道的反面价值的极好例子。流行刊物的封面经常提供一些宝贵的见解——尽管很多时候跟它们所要表述的并不一样。当一个市场趋势成为一条令人尖叫的标题时，它可能已经成熟并在价格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并准备开始逆转。1999年，《经济学人》在一期封面上把非洲称为“没有希望的大陆”，那一年发达国家跟非洲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一年。当时非洲大陆的人均收入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10。作为这个星球上最为成功的新闻周刊，《经济学人》成为一个表达共识的声音，其封面报道反映了当时的公众意见。2011年11月，《经济学人》让巴西登上了封面，俯视里约热内卢的巨大基督像如同火箭一样开始腾飞。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巴西市场以美元计价跌去了大约30%，比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低了15%。最近《经济学人》迷恋于“崛起的非洲”把它称为“充满希望的大陆”，希望这回它没弄错。
非洲的许多国家都在迅速融入全球主流，贸易数字的增长速度几乎要快于经济主体的增长速度。信息和电信服务方面的增长蔚为壮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连接世界的光纤数量自2007年以来增加了12倍，网络容量增加了100倍，而单个网络连接的价格则下降了95%以上。
一个国家发展得越晚，就越有机会从先前取得发展的国家中学习，从而在这个进程中跳跃式完成整个发展过程。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农村从没有电话直接进入了手机时代，跳过了固定电话所需的昂贵、烦琐、耗时的挖沟和架设电线杆的步骤。落后于中国20年的非洲，也从没有通信直接跳到通过手机设备提供先进的数字化服务的时代。
仅举一例，手机银行的成功让处在经济底部的人们能够进入现代金融世界，而不需要成立任何一家银行。使用M-Pesa的“电子钱包”，肯尼亚人可以用自己的手机支付出租车费，而这项服务在西方还不存在。从2007年开始，在银行存钱的肯尼亚人数量已经从总人口的1/5上升到了1/2，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M-Pesa。银行储蓄的增加可以作为新的资金池，为道路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资金，而且增长潜力巨大。即便在较为发达的南非，只有2 000万人拥有银行账户，而拥有手机的南非人达到4 000万，因此机会巨大。
不幸的是，一个通过光纤连通的大陆受到了除数据网络之外所有劣质网络的拖累。如同南非的经理们所指出的，非洲机会的迹象有时会是误导，因为许多国家的基础运输和设施非常糟糕，“走向市场”往往非常昂贵，特别是在那些国内生产总值低于100亿美元且潜在利润有限的国家。从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到马里的巴马科，公路货运的路程仅为690英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开车走完这段路程将需要500小时。开车平均速度还赶不上步行的速度，原因在于路况和由卡特尔控制的、深陷文书工作当中的货运业风气，此外还有延误装卸。这一切让卡车运输的成本上升到非常昂贵的每吨250美元。然而即使这样，非洲仍有机会从过去的成功中学习，跳跃着进入未来。
罕见的高速增长的成功故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们往往发生在地理集群地区：海湾石油国家，“二战”之后欧洲南部边缘国家，以及同一时期的东亚国家。非洲在经历了战争时期之后，开始参考20世纪50年代欧洲共同体以及20世纪60年代东盟的形成，以克服这些非洲国家所面临的规模太小、远离主要贸易通道、不能凭自身吸引太多关注的障碍。结果是，在建立非洲共同市场方面至少有五次独立的尝试，其中最有前途的当属东非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集结了肯尼亚、卢旺达、布隆迪、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其目的是在全球贸易谈判中通过数量来获得影响力，并开始建设包括公路、铁路和港口在内的地区性基础设施网络，以便让商业运输超过步行的速度。东非共同体以原来的欧共体为蓝图，开始着手建立一个人员和货物自由流通的成熟的共同市场，或许到2012年还会出现共同货币，到2015年实现政治整合。东非共同体已经消除了所有的内部关税壁垒，但鉴于欧元区的危机，东非共同体放缓或放弃东非共同货币的计划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谈到非洲复兴时往往会忽略实际障碍、政治障碍和贸易收入来源：非洲出口中有80%是商品出口，这让非洲大陆极易受到中国乃至全球对石油和贵金属等原料的需求放缓的影响。米塔尔说，他对与他自己公司开展业务的16个非洲国家之间巨大的成本差异而感到吃惊：基于不同的路况和电网的情况，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非洲内陆国家建设一座手机信号发射塔的成本比肯尼亚等沿海国家高出一倍。
现在有太多的人在说，因为过去10年中有11个非洲国家以7%的速度增长，整个非洲大陆今后10年会在这个势头之上以极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如果这些国家能把所有基本的事情做对，或许会这样。有些国家正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非洲主要经济体以及东非共同体国家。这些国家有很大的机会能够脱颖而出，但其他所有邻国也将随之取得快速发展一事却不太可能。
偶然出现的非洲领袖
尼日利亚曾一度以最腐败的非洲政权而闻名，但如今这个国家却处在一位偶然出现但却颇有效率的领导人的带领之下，这位领导人有一个吉祥的名字：古德勒克·乔纳森（Goodluck Jonathan，好运乔纳森）。
跟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或者巴西的卢拉不同，乔纳森并不是魅力超凡的变革领袖。他曾是被战争蹂躏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某州的副州长，而该州州长因腐败问题在2005年被免职。亚拉杜瓦总统选择乔纳森做他的副总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希望拥有来自三角洲地区的代表。当亚拉杜瓦在2009年突然去世之后，乔纳森就任总统。虽然他的晋升主要是因为机遇和环境，乔纳森仍然提供了尼日利亚所需要的些许健全的领导力：没有记录表明他曾经说过什么离谱的话，这在前沿国家的领导人中是一项值得赞扬的美德。迄今为止，他拥有朴实而廉洁的声誉，完全不同于历任尼日利亚总统的贪污历史：瑞典当局宣布萨尼·阿巴查总统（1993~1998）的家族是一个犯罪集团，侵吞的财富预计在20亿至50亿美元之间。尽管阿巴查曾一度被认为是现代历史上第四腐败的领导人，紧随苏哈托和马科斯等人之后，尼日利亚人则认为奥卢塞贡·奥巴桑乔（1999~2007）和易卜拉欣·巴班吉达（1985~1993）更甚。在乔纳森就任总统之前，这三位领导人领导了这个国家几乎长达20年。
然而，由于不断上升的石油价格和该国的低基数（人均收入低于1 500美元）带来的强大力量，尼日利亚与赤道几内亚、安哥拉和塞拉利昂等非洲邻国在过去的10年中处于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列。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达到6%~7%，是南非的两倍。这个西非国家很有可能在2013年成为非洲大陆最大的经济体。
尼日利亚近期的最大成就有可能被证明比石油更有价值，那就是在多年的政变、暗杀和独裁之后，一系列被广泛忽视的非流血的权力继承让乔纳森开始掌权。乔纳森的晋升之路恰好与尼日利亚民主的迅速成熟相吻合。亚拉杜瓦在2007年的胜利充满了欺诈，但在尼日利亚的近代历史上，这是首次民主过渡（没有通过政变）。此后的每一步都变得越来越清白。2009年过渡到乔纳森则完全符合宪法的文字和精神，而乔纳森的首个举动就是为新的选举委员会寻找一位值得信赖的领导人。在这个选举委员会的指导下，2001年4月的总统选举得到了国际观察员的赞誉，认为它史无前例的清白和公正。乔纳森在这次选举中轻松获胜。
这个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1.55亿人）趋于稳定的意义不应被低估，对于乔纳森也是如此。南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叛乱在某些方面是1967~1970年内战的遥远产物，在那场战争中南方基督教的分裂者对抗当权者，然后是来自北方的穆斯林的对抗。这一分歧在尼日利亚政坛仍然存在，因为乔纳森作为一个南方人赢得了所有南方各州的支持，而北方各州却无一支持。但是当他还是副总统时，乔纳森领导了和平协议的谈判。根据该协议，南部反政府武装缴械，以此换取回归平民生活的安全通道。尼日利亚的石油产量曾一度骤然下降，直至2009年中期达成和平协议后，石油产量才以超过20%的速度回升，达到了每天220万桶。如果新建立的政治稳定可以持续下去，将在未来数年为更高的石油产量打下基础。
尼日利亚的经济发展不只是依靠石油。规模达到30亿美元的尼日利亚电影业被称为诺莱坞，在世界上排名第二，排在美国之前、印度之后。20年前，尼日利亚的电影业几乎从零开始，如今发展成为这个国家除了政府之外雇用人数最多的行业。这是一个数码相机等新型廉价科技和一些创业热情甚至在非洲腹地都能创造一场科技主导的小型繁荣的绝佳例子。大部分电影都是小额投入，在几天内拍摄完成，然后直接进行刻录，因为尼日利亚缺少公共电影院。拉各斯和尼日利亚其他一些城市的电影院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犯罪盛行时期被关闭，到现在也没有重新开放。尼日利亚最赚钱的影片销售市场位于西南部的拉各斯及其周边地区，那里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正在对消费品产生越来越多的需求。
乔纳森政府看起来正在竭尽一切努力，在一个低基数的基础上释放增长。要建立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成功国家，第一条规则就是“不可偷盗”。在过去的10年里，预计有4 000亿美元的石油利润进入了政客和商人的口袋里，这对于一个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 500亿美元的国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为了遏制这种流向，乔纳森根据“圣地亚哥原则”创造了一个主权财富基金。“圣地亚哥原则”是一个国际标准，旨在确保这些日益流行的投资工具得到了专业化管理，不会变得政治化或成为当权者的私人秘密基金。这或许不能保证石油收入不会流入错误的口袋，但它反映了诚实的意图。
像尼日利亚这种收入水平的国家，应该把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0%用于建设现代经济的必备设施：更好的道路、通信和电力。尼日利亚只投资了大约10%，这让窟窿越来越大，尤其是电网。尼日利亚的电力产出仅有4 000兆瓦，跟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后工业化城市布拉德福德一样多。实际上尼日利亚平均每人每年仅生产162度电，在世界排名第175位：相比之下，墨西哥人均电力产出是尼日利亚的14倍，哈萨克斯坦更是多达30倍。
那些看到这些情况和其他因素的经济学家把尼日利亚称为“投资不足”，但游客在那里看到的完全是混乱。作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大城市之一，拉各斯拥有1 000万人口，而且人数还在增加。游客们到处都挤成一团，经常要解决电力故障，这会在开会时关掉电灯，或者把毫无准备的人们困在电梯里。那些了解这种情况的人经常走楼梯。拉各斯的联邦皇宫豪华酒店拥有多个备用发电机，但在发电机开始供电之前灯光每天总会熄灭几次，每次5~10分钟。
目前尼日利亚的公司在用尽各种方法供电，并且经常自己发电。南非移动电话公司MTN不得不为尼日利亚境内的信号发射塔配备一台发电机、一台备用发电机和一个油箱。它还需要用卡车为这些油箱和警卫进行补给，以保护整个运营。因此MTN在尼日利亚的运营成本是南非本土的3倍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说电力短缺给商业带来什么好的影响的话，那就是尼日利亚是世界最大的私人发电机市场，许多中产阶级家庭都有一个。但是如同我们从巴西那些在屋顶上飞来飞去的首席执行官们身上所看到那样，针对公共问题的私人解决方案是更广泛的功能障碍的表现。这当中的成本是巨大的：拉法基是一家建筑材料的全球供应商，该公司在尼日利亚出售的水泥是每吨180美元，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地区是每吨120美元，土耳其等新兴市场是每吨65美元。该公司认为问题在于尼日利亚高昂的经商成本，因为事实上只有1/3的道路是铺设过的。
投资匮乏所导致的最为显著的结果或许是缺乏正规的商店和购物中心，让街道成为货物分发的主要渠道。拉各斯的路边摊贩出售的商品是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手表、钱包、床上用品、饼干、创可贴、报纸、棋盘、玩具、坛坛罐罐、鞋、服装和家电。小贩带着他们的小货架游荡在这个国家的首都阿布贾市中心最为繁忙的路口。这种拥挤的街道生活是尼日利亚文化的一部分，也是零售空间过少，导致阿布贾、卡诺和拉各斯等主要城市以及全国各地所有主要道路沿线的租金过高的一个证据。
在前沿国家问题越明显，机会就越大，在国家领导人开始着手理顺一些基本问题时尤其如此。在亚拉杜瓦执政时期制订的计划的基础上，尼日利亚政府正在努力扩大电力供应。该国政府希望对能源行业增加350亿美元的新投资，用于建设新电厂，到2020年这会让整体发电能力增加10倍。乔纳森也在采取行动，降低限制了石油领域的国外投资的“国内比例”条令，并取消让国内燃料变得过于便宜的补贴。
尼日利亚政府在未来5年有很多低悬的果子可以轻易摘取。它可以建立尼日利亚的身份证体系：目前这个国家没有官方形式的身份证，让生意人几乎无法了解他们的客户，并为诈骗创造了巨大的机会。在另一个层面上，尼日利亚可以整顿拉各斯机场的快速通道。这些通道目前由兜售者经营，通过运送旅客通过出入境检查而收取10美元。他们与边防人员互相勾结，后者在处理正常排队的旅客时尤其缓慢，以便让快速通道变得有吸引力。或者尼日利亚可以清理某些州的权力体系，这些州的州长目前一定要亲自签署房地产交易并收取费用。这种行为是国际金融公司把尼日利亚列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房地产市场之一的部分原因。在一两个重要领域中取得进展就将释放新的增长——而尼日利亚政府现在或许足够稳定，可以同时在多个领域开展行动。
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
在2007年新兴市场繁荣的高峰时期，华尔街合唱团高唱着“上海、孟买和迪拜就是一切。”迪拜从2009年开始从这句歌词中退出，随后信贷泡沫的破灭暴露出整个海湾地区的共有问题。很多公司都由私人所有，无论是富有的商人家庭还是执政的王室，因此很难预见麻烦的到来。数字迟迟得不到披露，也不可靠。政府控股的迪拜世界在2009年暴出巨额债务问题，提醒外来者在波斯湾你所看到的仍然不是你能得到的。尽管迪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东山再起，多数外国投资者仍然与之保持距离。
从历史上看，在海湾地区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优质企业很少，它们从未真正体现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今天这种脱节还在扩大。2005~2010年，海湾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的增长速度是6%，这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速度一致。但海湾地区的股市（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下跌了30%，而主要新兴市场则同期上升了50%。海湾地区的股市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不同步，我逐渐将其看成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
这是一个完全建立在石油和天然气收入之上的世界。富兰克林所说的“生活中唯一不变的是死亡和税收”并不适用于海湾地区，因为那里基本上没有税收。政府也依赖石油带来的财富。沙特阿拉伯早在1975年就取消了当地人和外国人的所得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企业所得税略高于2%，仅仅高于委内瑞拉，成为企业所得税最低的国家之一。（查韦斯政府对其偏爱的企业返还了很多资金，以至于企业所得税整体为负。）从很多指标来看——外汇储备总额、人口增长、能源消耗——海湾地区在全球图表上位于顶部，或者超出图表之外。
石油安逸地流淌了如此之久，让典型的海湾国家发展成为一架以石油为燃料的就业机器，为每个重要项目提供补贴，这包括食品、电力和教育。大量补贴意味着不存在有效的价格信号。人们在收入下降时通常会减少开车出行，但是汽油价格在海湾地区是无关紧要的：利雅得1加仑汽油的价格是45美分。柴油的价格只有英国的3%。尽管其他地方都在（或至少在）讨论通过提高汽油税来抑制消费，海湾地区的补贴却激发了一股消费热潮。沙特阿拉伯把将近10%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补贴电力、运输燃料和天然气。再加上迅速增加的人口，人们很容易就能理解沙特的能源消费以每年5%的世界最快速度增加的原因。沙特阿拉伯目前的石油消费水平——每人每年33桶——在20国集团主要经济体中高得离谱，比排名第二的加拿大和美国高出50%。
当被问及为何要维持如此昂贵的补贴时，官员们称汽油补贴要比建设公共交通更便宜，但事实上这些补贴最终落到了外国公司的口袋里。世界最大的原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从未建成足够的炼油厂，因此必须进口成品油，这在海湾地区很常见。中东地区拥有世界接近一半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汽油缺口却是世界之最。这种丰富当中包含稀缺的矛盾在海湾国家之外的地区也存在——还有其他石油出口国需要进口成品汽油——但是除了世界上最大的汽油出口国卡塔尔之外，海湾地区的这个矛盾是世界上最为极端的。
在2011年席卷这个地区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可能会极大地改变这里的经济状况。推翻了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独裁政权的反抗运动令海湾地区的君主政权感到震惊——就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反抗运动仍在威胁着也门和叙利亚政权。起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强硬领导者统治之下经济停滞的推动，让海湾政权陷入了恐慌。尽管石油带来的财富不断增加，沙特的人口数量也在快速增长，以至于该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万美元）跟20世纪80年代初期持平。
为了释放国内的不满情绪，海湾国家一直在以超过正常水平的力度分发石油财富。2011年，巴林向每个家庭赠送了1 000美元，不料却被科威特的2 600美元超过。还有针对主要政治团体的好处，比如卡塔尔决定把军队退役人员的养老金提高70%。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开支计划——新的住房、新的就业机会、工资上涨——大部分是长期承诺，将在多年后对该地区产生重压。
这对海湾地区的各个国家产生了不同影响，仅仅那些最大也最动荡的国家就能揭示出开支近来增长过快，为了支撑激增的预算，这些国家需要把石油价格提高两倍，沙特和阿曼达到了大约每桶80美元，而巴林则超过了110美元，它也是受到街头抗议者冲击最为严重的君主国之一。阿曼和沙特拥有的现金储备比巴林多得多，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今后10年中继续像2009年的动乱时期那样进行支出，即使发生另一场经济危机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巴林已经从邻国接受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它能否继续通过支出来控制该国动荡不安的局势仍然悬而未决。
更广泛地说，一个完全依赖石油开采来取得发展的地区现在更加依赖这种原始资源。如果新兴市场进入一个增长缓慢的时期，让整个地区得以维持发展的高油价就会受到威胁。海湾国家没有一个伟大的替代计划，以便在石油价格下跌时支撑它们近期的慷慨支出。尽管沙特政府防止动乱的努力将会让2011年的开支增加40%，它却没有考虑用税收来支付这些成本。在一个人们习惯于接受政府馈赠的社会中，加税并不是一项令人愉快的政治选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外顶级顾问机构告诉沙特、巴林和阿曼，只要油价维持在高水平，它们还能在短期内维持它们的支出习惯，但是由于该地区的石油储备已经开始逐渐耗尽，这变得越来越危险。除了卡塔尔之外，波斯湾其他所有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都被认为已经到顶，这严重影响了资源带来的好运气。按照目前的产量计算，卡塔尔的天然气储备还可以支持一两百年，因此克制不在它的考虑之内。大规模支出引发的超长规增长——包括2010年在内17.5%的5年平均增速——看起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卡塔尔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0万美元，是美国的两倍。这个国家是独一无二的，隐藏在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之内。
虽然海湾地区的君主政权正在把开支提高到不可持续的水平，用来防止民众抗议，但是君主政权所面临的威胁也不应该被夸大。如同乔治·梅森大学的杰克·戈德斯通所指出的那样，海湾地区的君主政体跟突尼斯或埃及的“苏丹式政权”不同，后者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让领导人和他的小圈子变得富有，没有任何发展国家或者让权力进行有序继承的计划。海湾地区的君主政权被广泛认为是合法的，根植于本土文化，努力从沙漠中发展出可行的经济，虽然这种努力并不总是奏效。
对海湾地区也存在一些乐观的理由，主要是由于沙特进行的改革。这个国家的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占海湾地区的一半左右。在20世纪70年代，高达80%的石油暴利被用于地区冲突、更高的国防开支以及相关回扣，预算严重超支。当石油价格在80年代暴跌时，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迫使很多海湾国家开始控制支出。在过去10年的中期阶段，70%的石油收入被用于储蓄或偿还债务，目前的财务管理仍然是一流的。几乎每一个海湾地区国家都采用了挪威树立的模式，后者拥有一个巨大而成功的主权财富基金，以此对石油利润进行再投资。虽然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基金在海湾地区是一种时尚，是一种让自己看起来跟邻国一样现代化的努力，这些基金还是在实现着它们的基本目的：出于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对资金进行诚实且富战略性的管理。
即便是在具备苏丹式政权某些特征的埃及，过去几年中在穆巴拉克的领导下也出现了经济改革（即使不是政治改革）的真正势头。2009年3月，当正在崩溃的世界经济让资本主义之死成为全球头条时，我在海边小镇沙姆沙伊赫一个我经常参加的年度会议上跟贾迈勒·穆巴拉克待了一会儿。穆巴拉克当时被普遍认为有可能成为他的埃及总统父亲的继任者。我问他这场危机是否会让埃及等地的经济改革失去动力，他说：“绝对不会。改革仍然拥有大量的支持，因为对社会主义及其缺点——低增长高通胀——的记忆仍未褪去。我们需要更好而不是更多的监管。”在西方媒体宣布“资本主义终结”的这样一个时代，在曾经处于全球化边缘的一个国家听到这些话实在令人安慰。
沙特领导人似乎最为清楚他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建立起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加上进、能够让经济摆脱石油依赖的本地劳动力队伍。他们正在明智地投入巨资，改善从幼儿园到博士课程的学校教育，对交通网络进行现代化改造，修建新的发电厂。即使不考虑新的非石油产业，这些支出看起来仍是明智的，而单单石油带来的利润就能把增速保持在4%~5%，这对于一个已经算是高收入的地区来说不算太差。然而，这种前景还远未得到有保障。
在过去的10年中，整个海湾地区的讨论集中在石油之后的发展和开发新产业，首先从那些把石油作为原料的行业开始，这是该地区一项明显的竞争优势。整个地区都修建了生产石油化工和化肥的新工厂，但到目前为止新产业对经济产生的实际影响与讨论中体现的迫切性并不相符：从2001年到2010年，在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等国石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降了几个百分点，但有很多海湾国家实际上变得更加依赖石油，石油在沙特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了10%，增加到45%，阿联酋上则升了2%，达到31%。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看到阿联酋也更多地依赖石油，因为阿联酋的酋长国之一是迪拜，它在过去的同一个10年中由于在沙漠中建设金融和旅游胜地的过火运动而变得国际闻名。有点像拉斯韦加斯，又有点新加坡的味道，迪拜打算把严肃的生意吸引到引人注目的建筑内，比如形状像船帆一样的阿拉伯塔。这个想法让阿布扎比酋长国、卡塔尔、阿曼和该地区的其他地方产生了类似的愿景。但是沙漠中金融和旅游业的经济潜力存在限制。那些追随迪拜脚步的国家都稍微修改了这个模式：卡塔尔侧重运动旅游，将举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阿曼则投身于非运动旅游。但是卡塔尔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的伊斯兰博物馆，而阿布扎比不仅在举办F1赛车等重大体育比赛，还在修建一个耗资250亿美元的岛屿，作为卢浮宫和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延伸，此外还有国际一流的大学。这些愿景宏大且彼此竞争，在这么小的一片区域内不可能全部实现。
海湾地区在推动本国公民参加工作方面取得的进展也非常有限。众所周知的是，海湾国家拥有数量庞大的外籍工人，占到该地区人口的1/3，而卡塔尔则高达75%，科威特是66%，阿联酋超过80%。人们知之甚少的则是，这些国家大多都是由顾问操控的：在一家典型的石油公司中，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将从王室中进行挑选，总裁和所有的下属将会是英国人、印度人或黎巴嫩人。这个体系实质上是在雇用外国人才为本地人产生一个信托基金，而该地区的石油和石化公司则产生巨额利润——这大概贡献了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在大部分由主权财富基金持有。这些基金反过来在海湾以外的地区进行投资，原因跟外国投资者回避海湾地区的原因相同：含糊的规则，不透明的财务，以及过少的世界一流公司。
然而当地的个人投资者又是另一回事。这些人拥有足够的财富在海湾股市制造大规模的泡沫。他们在流动性温室里生存，这些温室建造在每年增幅超过2 000亿美元的贸易盈余之上，这比国内生产总值的20%还要多。该地区的财富总额估计超过3万亿美元，复利随着石油收入的不断增加达到了每年20%。这种财富规模超出了第四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想象，而它必须要流向某个地方。
2005年和2006年初，在海湾地区四处涌动的石油财富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泡沫。随着石油价格的上升，一些国家开始追随沙特的改革，从石油行业的分支部门私有化的开始，投资开始过热。民间借贷开始增长，投资者开始借钱买股票，形成了信贷增加促使股价上升的螺旋。小投资者开始蜂拥而入，押上了家庭存款，深陷债务之中，有的人甚至卖车卖房来买股票。大多数新手是那些之前从未交易过股票的妇女，该地区的一些交易所为了遵从穆斯林关于男女分开的限制，甚至为她们开辟了专门的交易大厅。
股票交易在沙特成为全国性狂热。教师由于在上课时间进行交易而被公开训诫。在2005年12月，沙特的1 700万人中有半数都在一家石化公司上市时购买了它的股票。在高峰时期，每五个沙特人中就有一个人在进行日间交易，而在2000年每1 000名美国人中才有一个。泡沫最终在2006年初破灭，这对沙特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利雅得的奢侈品商店忽然变得空空荡荡，沙特人涌到汽车经销商那里出售自己的汽车，这次是为了弥补在股市中蒙受的损失。随着尘埃落定，市场监管当局关闭了数十个靠着传播股市谣言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网站，到今天沙特股市仍旧只是高峰时期的50%，总市值大约为3 000亿美元，跟沙特的经济规模（5 600亿美元）基本一致。
虽然石油诱惑促成了这种投机的爆发，海湾地区对另一个困扰着许多商品丰富的国家的问题——荷兰病——却表现出免疫的能力。这种病可以对一个严重依赖商品出口的经济形成打击，近些年让巴西、俄罗斯和南非饱受痛苦。但海湾地区大体上不受荷兰病的影响，因为它们除了石油之外从来没有任何其他重要的出口商品，不存在能够被空心化的生产或服务部门。海湾地区除了石油以外没有任何竞争优势，不得不进口一切所需。甚至当地的玻璃企业——被数万英亩的沙地所包围——也不得不进口主要原料。当地沙子的质量不足以用于生产玻璃。这不是海湾国家的过错，仅仅表明在荒芜的沙漠中建设一个拥有多元化经济基础的现代社会是如何困难。
海湾国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没有哪两个新兴或前沿国家可以被看作是相似的，而且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可以通过一套简单的规则来加以理解。海湾国家已经打破了十几个经济发展的规则——缺乏制造业基础，本国熟练的劳动力太少，世界上最为慷慨的补贴文化，缺乏支撑这种补贴的税收——而且由于拥有丰富的石油，这些国家看起来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取得相当不错的成长。在这个自成一体的世界里，还有那些更小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似乎能够依赖石油而取得数十年的繁荣。海湾地区是一个确凿的证据，证明每一个新兴国家——以及每一个新兴的地区，特别是在第四世界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6]诺莱坞，Nollywood，尼日利亚电影业被称为诺莱坞，继美国好莱坞和印度宝莱坞之后，以世界第三大电影业而著名。——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