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正在接近石油价格连续10年急剧上升的尾声，历史模式的确正在重现。我们在能源效率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就，高油价也鼓励人们在替代性能源和替代燃料汽车领域投入巨资，很多投资尚未产生良好效益，但愿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那些先行离开的人们或许能得以幸免，但是音乐和美酒如此诱人，我们不想离开。不过每个人都在问，‘几点了？现在几点了？’可是所有的表都没有指针。”
剧作家阿瑟·米勒曾经指出，“当基本幻想都破灭时，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定义了过去10年的多数幻想——认为全球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永久性的更高水平，希望美联储（或任何央行）能够消除商业周期的高潮和低谷——的确破灭了。然而有一个想法仍能俘获市场的想象力：中国和其他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势不可当的崛起，将继续推动一轮“超级商品周期”，使得包括石油、铜、银、纺织品、玉米和大豆在内的商品价格长期上涨。这种信念是对包括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内的许多依赖商品出口的国家的前景感到乐观的主要原因。
由于跟20世纪90年代末笼罩世界的科技股狂热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我把这种错觉称为商品泡沫。在网络泡沫时代的高峰时期，科技股占到全球股市投资总额的30%。当泡沫最终破灭时，能源和原材料等商品股票取代科技股成为投资选择，2011年初它们在全球股市总市值中占到30%。没有什么泡沫是好的泡沫，所有泡沫在破灭时都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痛苦。但商品泡沫时代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要比科技爆炸的负面影响大得多。
炒作造就了一个新的行业，把商品变成了可以像股票一样进行买卖的金融产品。过去，石油、小麦和铂主要作为原材料进行出售，现在则主要用于投机性投资。铜在保税仓库中堆积如山，并不是因为所有者打算用它们来生产线缆，而是像投机者持有黄金一样，盼望着某天可以卖个好价钱。日间交易的石油数量让每日消耗的石油数量相形见绌，推动了石油价格的上涨。包括科技股在内的股票价格上涨通常会促进经济发展，但石油等主要原料的高价格为商业和消费者带来了无法避免的成本，极大地拖累了经济发展。
这就是普通人对商品泡沫的感受，它就像一个锚，限制了人们的一举一动，而不是新的热点事物催生的那种令人兴奋的泡沫。网络泡沫打破了金融世界的束缚，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吸引了兴奋异常的媒体在世界各地进行鼓吹，诱使小职员们成为日间交易者。这当中既有巨大的财富梦想，也有对人类发展的一种无限的乐观情绪和信念，一种从硅谷涌出的创新将很快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感觉。
高科技公司的高管成了摇滚明星，因为他们承诺了一种生活，那就是生产力提高，价格下降，在知识经济时代时髦的办公室中仅仅通过想一些点子，或者在客厅通过笔记本电脑来交易科技股票就能拿高薪。在那些日子里，任何与科技和美国不相干的东西都不能引起投资者的兴趣，因此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把新兴市场称作“e-merging市场”。分析师花了很多时间来寻找下一个硅谷，他们尽职尽责，却经常难以置信地发现，从布拉格到吉隆坡，“硅谷”到处都是，它们就隐匿在那些阁楼办公室里。
10年后，这种喋喋不休的讨论都是关于新兴市场和石油，但情绪要低沉得多。商品泡沫受到了恐惧和对人类进步缺乏信心的影响：担心以中国为首、正在崛起的新兴国家阵营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担心世界正在耗尽石油和耕地的预言，担心人类寻找答案、找到石油替代品或者提高耕地生产力的能力。这是一个关于斗争和稀缺性的马尔萨斯愿景：供应减少导致价格上涨，外国竞争带来工资下滑。
对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只有可以从中获益的投资者、金融家和投机者感到兴奋。商品泡沫已经激发了中国和印度的许多企业家踏遍整个非洲去寻找煤矿，但并未对公众产生任何正面影响。在科技泡沫的高峰期，数百万的美国高中生渴望成为斯坦福大学的MBA以进入硅谷，而今天不断增加的石油、天然气和能源管理的课程在MBA课程中只是小众。商品泡沫唯一流行的表现就是对汽油价格上涨的抱怨，以及新兴市场针对食品价格上涨而爆发的动荡。
这种动荡是合情合理的。极高的商品价格对较大经济体的负面影响被低估了。在美国战后11次经济衰退当中，有10次衰退发生之前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包括2008年大衰退之前的12个月内60%的上涨，以及美国经济在2011年中期失去发展势头前超过60%的上涨。石油价格在绊倒美国的同时，也把新兴市场拉入了深渊。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在2008~2009年下降了8个百分点，从峰值速度跌至衰退的低谷。
互联网时代和商品泡沫时代最为主要的共同点在于所有狂热的根本性驱动力：“新范式”被发明出来，作为不合理的高价存在的理由。在互联网时代的高潮时期，分析师充满感情地解释为什么一家没有利润、商业计划书粗浅、拥有一个可爱名字的公司应该以天价进行交易，理由千奇百怪。一切都关乎未来，关乎是否理解数字化网络经济中为什么“要免费”，而“收费”问题（如何在互联网上赚钱）会自行解决。在它的持续阶段，互联网的狂热强大到让比尔·克林顿——他是首位以完全以“新经济”为纲领进行竞选的美国总统——成为美国复兴的生动象征，就像商品价格上涨使得普京成为俄罗斯复兴的象征、卢拉成为巴西经济复苏的象征一样。当狂喜结束时，那些曾经依赖商品高价的国家和公司也将感受到互联网热潮过后的沮丧。
200年的下跌
对巴西等国的炒作，受到了关于为什么过去几年中商品价格的飙升预示着永久性上涨态势——“新常态”的高速版——的千奇百怪的理由的推波助澜。很多对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解释，都是基于一个假设，即来自新兴市场的需求将在一个长波周期中与过去10年持平。但是这个周期已经被打破了。鉴于商品价格高涨带来的负担，即将到来的萧条有助于西方国家恢复自信，因为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是商品消费大国。
在过去的200年中，商品价格不仅整体稳步下降，而且还沿着可预测的轨迹行进。某种资源的价格会持续增长10年，这激励投资者设法保留现有储备，更加有效地提取这种资源，或者发明更加便宜的替代品。在这之后，价格会持续下降20年。位于蒙特利尔的研究公司银行信贷分析调查集团的数据显示，调整通胀之后，这种10年上升、20年下降的模式把主要工业商品的价格，相较于1800年的价格水平拉低了70%。这条规则也不无例外，比如黄金，有时还包括石油和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保留了价值，但并没有经历过价格上涨的“超长周期”。
今天我们正在接近石油价格连续10年急剧上升的尾声，历史模式的确正在重现。我们在能源效率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就，高油价也鼓励人们在替代性能源和替代燃料汽车领域投入巨资，很多投资尚未产生良好效益，但愿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激励节约用油或创新方面，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超过中国。中国正在推动绿色城市、电动汽车、节能住宅和低能源强度工厂的建设。也许只有在一个积极的指令型经济中，中国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夏天去趟北京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那里的政府办公室被要求不能把空调开到25摄氏度（77华氏度）以下。
石油亿万富翁
商品泡沫产生的幻觉占领华尔街的时间越长，带来的麻烦就会越大。它会引导个人和国家的巨额财富流向错误的领域，落到越来越不配得到它们的人手中。至少在2000年，新诞生的亿万富翁还是那些真正具有创造力的人们，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熬过了崩溃，仍然在推进科技革命，提供新一代的智能手机、电子阅读器以及许多其他创新产品。不幸的是，今天新崛起的富豪主要集中在石油和其他商品领域，相关股票价格在过去10年中上涨了400%，许多大公司还在继续通过从地底下挖出东西来攫取利润。2001年，全世界有29位亿万富翁来自能源行业，75位来自科技行业。到了2011年，这些数字发生了反转，有36位亿万富翁来自科技行业，而有91位来自能源行业，大多集中于石油领域。这些新富豪所能做出的持久贡献只是鼓励竞争对手寻找石油的替代品，打破现有循环。
对商品价格看涨的态度催生了一个行业，提供包括交易所交易基金在内的各种投资产品，让外行也可以像买卖股票一样对商品进行交易。这种趋势被称作“商品金融化”，它正在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发展。投资于商品基金的资金总额在过去5年中增长了1倍多，在2011年超过了4 000亿美元。根据总部设在美国的能源研究机构Cornerstone Analytics提供的数据，2011年能源期货的交易总量相当于每天近20亿桶，是全球每天所需能源的22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0年前的期货交易量还只有每天所需能源的3倍。投机者统治了商品市场，对银、玉米和棉花在内的货物的定价甚至超过了在效率最低的农场和矿山生产这些商品的成本（这在有序的市场中会赔钱）。商品价格在经济衰退之后经常会上涨，但是近些年价格的上涨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幅度。在1900年之后发生的23次经济复苏中，只有一次商品价格的增速超过了当前的速度——那是在1914年的衰退之后——而且从来没有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从2008年底到2011年中期，由石油和黄金领衔的商品价格上涨了一倍以上。这让此次商品价格上涨成为经济历史有记载以来最为剧烈的一次。
最危险的羊群效应
石油等商品的高昂价格孕育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因为价格越高，就越有可能让整个经济陷入停滞。在某种程度上，石油价格成为新的利率——当央行坚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时，石油价格实际上决定了增长的上限。这正是2011年中期的情形：石油价格远远超过100美元一桶，全球用于石油的开支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按照惯例石油价格在这个水平上开始破坏需求。
石油价格大幅上涨所带来的影响经常是毁灭性的，但这种影响近年来被全球市场中发生的奇怪的羊群效应放大了。石油和股票的价格已经完全同步，这是史无前例的。不只是石油：近年投资者把所有的风险资产——这意味着任何曾经在历史上有过剧烈价格波动的投资种类，从铜到货币、商品丰富的国家的股票甚至是垃圾债券——看作同一类东西。当投资者觉得信心十足时，突然大量买入所有类型的这些资产，而当信心减弱时则同时卖出所有资产。
目前人们普遍把产生这种新的羊群效应的原因归结为全球化的影响。研究确实表明，由于各个国家降低了进行跨国贸易和资金流动的门槛，这些资金流动缩小了世界各地市场之间的差异。由于贸易和资本联系增强，各个市场往往共同起伏，各国经济也是如此。然而近年来，各个市场变得异乎寻常的同步，表明在全球化之外必定还有一股力量在发挥作用。
快钱或许是解决这个难题的阿里阿德涅之线[7]。衰退和流动性的强弱影响了目前世界各地的很多趋势，而且随着央行试图促成一场无限繁荣，近年来的超低利率导致了快钱激增。在货币政策较为宽松时，投资者通过借贷来购买硬资产，这就是石油、铜和其他商品的价格跟实际需求脱节并且发生同步移动的原因。所有曾经能够产生影响的因素——天气对粮食、利率对黄金、工业需求对基本金属——都被中国不断增加的需求和投资者对快钱的吸收压制了。其结果是，任何通过发放更多的宽松货币来刺激经济的努力都不会奏效，大笔资金被更高的商品价格所吸收，从而削弱了经济发展。
央行打算推动经济的实际增长，而不是投机和造成严重后果的石油价格上涨。资金向商品市场的这种转移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不仅扰乱了经济增长，还严重拉大了不平等，随之而来的是紧张的政治局势。股价上涨让最富有的20%的人群不均衡地受益，这些人在美国拥有75%的股市总值。不断上涨的石油价格同时还让最贫穷的20%的人口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这部分人群的收入中用于汽油的比例是最富有的20%的人群的4倍。
任何支持把宽松货币作为促进就业的一种方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需要重新考虑这一立场，因为目前的流动性浪潮主要导致了投机，只让富人获益，并且实际上在向储蓄者征税（利率低于通胀率，储蓄者获得的实际回报是负数）。根据龙洲经讯研究公司的描述，廉价货币政策也往往导致“最糟糕的一种泡沫”，因为零利率鼓励投资者努力购入根据稀缺性进行定价的资产（黄金、美酒、收藏品和顶级房产），而不是生产性资产（技术、机床和船舶）。当泡沫破裂时，资本完全被摧毁，整个社会所拥有的黄金、钻石或美酒并没有比泡沫产生的时候有所增加。高科技泡沫至少还通过网络将世界连接起来，留下了一系列全新的互联网工具和服务，这些东西自此之后价值也在不断升高。
商品泡沫背后的另一股力量是中国的必然崛起。在投资者的心目中，中国跟商品已经在宽松货币的浪潮中彻底交织在一起。然而，就此相信石油等商品的价格会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而无限上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石油价格最终会上升到阻碍中国工厂发展的水平。此外，对中国制造能力和不断增加的石油需求的炒作，忽略了最根本的一点：全球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本质上是一个零和博弈。商品价格应该反映制造业的整体产出和石油的总体需求，但这两者其实都没有急剧增长。尽管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比例在过去20年中显著上升，从4%增加到17%，制造业在全球经济当中的比例同期却从23%下降到17%，主要是因为欧洲、日本和美国制造业的缩水。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对铜的需求从2005年以来每年平均下降3%。在过去10年中，美国跨国公司砍掉了200万个就业岗位，并把同等数量的工作岗位转移到国外，但主要都集中在服务业，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就这样消失了。就制造业而言，中国像是一条在日渐干涸的池塘中不断成长的大鱼，这并不意味着对石油或任何其他商品的全球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商品价格的上涨也放大了与“资源诅咒”相关的一些问题。在贫穷国家发现石油往往会成为悲剧，因为由此带来的暴利滋生了政府腐败，吸引了过多的国外贷款，引发了对石油利润的激烈角逐，同时让非石油企业对自身的发展到气馁。其结果是一个完全依赖石油、深陷外债之中的经济。那些已经努力把商品利润用作投资和储蓄的国家——包括挪威和智利——本身已经很富有，因此在这些国家发现石油或者铜并不会像一个穷困潦倒和毫无准备的人突然中了彩票一样。然而在商品泡沫时代，相关利润是如此丰厚，以至于那些曾经走上正轨的国家也堕落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最突出的例子是俄罗斯，这个国家用掉了通过石油利润获得的大部分救急基金，却没能创立起一个非大宗商品的全球品牌。
我确信中国与商品之间的联系将会很快瓦解。一直以来，中国吞噬原材料的速度与其经济规模不符，这种投资的结果确实惊人，这包括连接上海龙阳路站和浦东机场的磁悬浮列车以及连接中国所有主要城市、蜿蜒连绵的高速公路。自1990年以来，中国对铝、锌等商品的需求在全球的比例从个位数飙升至40%、50%、60%——尽管中国仅占10%的全球总产出。就石油来讲，中国仅占到全球总需求的9%，但在新增需求中却占了将近50%，因此中国是推动商品价格上涨的关键因素。如果仔细观察一些需求放缓的场景，就能清楚地看到中国是在何种程度上推动了商品繁荣。例如，如果中国对铜的需求在未来5年每年减少20%，那么所有其他新兴市场的需求增长要从7%翻倍到14%才能弥补差额。
马尔萨斯回来了
食品提供了一个多少有点不同的故事主线，但结局是一样的。受到投资不足、不稳定的天气状况以及其他因素的联合打击，食品价格短期内有可能会继续攀升。但是就此预测一个凄凉的新模式就明显受到了马尔萨斯悲观论调的影响，完全没有理解人类转变的能力。20世纪70年代高涨的食品价格曾导致政府大规模投资于一场“绿色革命”，旨在增加粮食产量，以至于发达国家粮食过量，为了让本国农民放弃种植粮食需要给他们发放补贴。考虑到突尼斯和埃及等地近年针对高粮价爆发的抗议，如今的政府拥有发起类似运动同样多的动机，而且有迹象表明对食品科技的新一轮投资已在进行当中。
那些意识到长期粮食危机的人们把原因归结为不断增加的世界人口，但却没有注意到人口增长率已经稳步下降了一个世纪。此外，从现在到2100年新增加的人口当中，有80%将会步入50岁甚至更老，卡路里的摄入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飞速下降，这将极大缓解粮食供应面临的压力。
如果说美国和欧洲已经耕遍了几乎所有最肥沃的农田，这多少有点可信的成分。但在发展中国家就不是这样了。非洲耕地面积占世界的60%，现在只耕种了其中的1/3。其他地区土地的产量还存在大量的进步空间：在过去5年中俄罗斯的小麦产量提高了20%，达到每公顷230多万吨，但这一产量与法国每公顷800万吨的产量相比仍然相形见绌。在巴西，仅仅通过改善道路就能降低食品价格，因为用卡车把大豆从位于马托格罗索的农场运到海边的成本，比把这些大豆从港口运到中国的成本还高。
如果觉得太贵了，那么有可能真的太贵了
在多种农产品出口方面都排名第一的巴西生动地说明了价格上涨如何推升了那些依赖石油、铁矿石、甘蔗、咖啡销售的大多数国家货币的价值。巴西雷亚尔、俄罗斯卢布和南非兰特的升值最终让这些依靠商品驱动的国家努力销售的所有商品——从汽车到咨询服务再到大城市的酒店客房——价格的上涨。下表对主要新兴国家首都的顶级酒店住宿一晚的美元价格进行了对比。我选择了四季酒店，因为精英商务人士经常光顾那里，因此它能反映高端企业的经常成本。一个国家在索引中的排名，能让你了解这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四季酒店指数
国家 城市1 美元价格2 与新兴市场均价的差距
俄罗斯 莫斯科（丽思卡尔顿） 924 109%
巴西 圣保罗（Fasano） 720 63%
发达市场的均价 704 60%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3 659 49%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迪拜（丽思卡尔顿） 613 40%
尼日利亚 拉各斯（联邦皇宫） 597 35%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520 18%
捷克 布拉格 517 17%
沙特阿拉伯 利雅得 460 4%
新兴市场均价 441 —
墨西哥 墨西哥城 440 –0.3%
匈牙利 布达佩斯 421 –5%
埃及 开罗4 380 –14%
印度 孟买 378 –14%
南非 约翰内斯堡（The Westcliff） 365 –17%
中国 上海 359 –19%
波兰 华沙（皇家艾美） 271 –39%
泰国 曼谷 234 –47%
印尼 雅加达 230 –48%
马来西亚 吉隆坡（丽思卡尔顿） 160 –64%
斯里兰卡 科伦坡（加尔菲斯） 156 –65%
说明：
1. 如果当地没有四季酒店，就用丽思卡尔顿酒店代替。当两家酒店都没有时，将选择其他的豪华酒店。
2.价格以2011年8月8日各家酒店网站上的标间价格为准。
3.若当地有两家四季酒店，使用两者的均价。
4.发达市场的均价基于以下城市中四季酒店的价格：芝加哥、日内瓦、香港、伦敦、米兰、纽约、巴黎、旧金山、新加坡、悉尼、东京。
快速地浏览这个表格，可以看到莫斯科和圣保罗等商品之都的定价远远高于其他主要城市，这些地方的未来发展正处在危险当中。价格最低的是雅加达——一个仍然明显合理的商品之都——这也是印尼将在未来几年脱颖而出的一个很大原因。
亚当·斯密的黑骑士
中国经济放缓会让过去10年中的明星国家受到震动，在这个时期世界上表现最好的股票来自材料和能源公司，而表现最好的股市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巴西和俄罗斯，以美元计价上涨了大约300%，同时货币推动的回报也带来了巨大收益。在这些国家，高昂的商品价格支撑着股市和政府的高额支出：俄罗斯2011年的预算只有在平均每桶石油价格超过100美元时才会持平。下跌的商品价格可以在瞬间改变这一切，不仅会增加中东地区不稳定因素，还缩小了委内瑞拉等破坏性石油生产国的野心和财政回旋的余地，甚至连巴西这种雄心勃勃的地区性大国也是如此。
2000年，在价格连续下降20年之后，主要的商品生产者在开采方面的投入非常少，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到中国需求的激增。当这种需求出人意料地到来时，商品价格的高涨带来了暴利，而供应则迟迟没有跟上。近年来，包括铁矿石、石油、铜等商品在内的生产者在扩大业务方面投入了数百亿美元，这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中国需求的预测上，而这种预测很可能不会成为现实。例如，正在扩大铁矿石生产的全球矿业公司假设到2015年出货量会上涨60%——这需要中国的需求在此期间增加1倍，而北京方面的信息明确表示中国的投资激增将会放缓。
商品牛市主要倾向于谈论需求的激增，但过去10年中不断上升的石油价格已经激发了对新一轮石油供应的投资——新油田、新管道、新的炼油厂以及页岩气等替代能源——今后10年可能会出现供过于求。石油的情况也适用于包括钢铁、大豆在内的很多其他商品。这种过度建设是泡沫后期的典型行为，让很多投资者、企业和国家处在高风险之中。以笔名亚当·斯密而闻名的作者乔治·古德曼在他的《金钱游戏》一书中完美地捕捉了所有狂欢的最后时刻。这本书写于1967年市场繁荣的高潮时期：“我们身在一场美妙绝伦的聚会中，根据游戏规则我们知道在某一时刻黑骑士将从高大的厅门破门而入，结束这场狂欢；那些先行离开的人们或许能得以幸免，但是音乐和美酒如此诱人，我们不想离开。不过每个人都在问，‘几点了？现在几点了？’可是所有的表都没有指针。”
黑骑士同样会闯入这场大宗商品盛宴，但有些人会幸免于难。随着中国跟大宗商品的联系被打破，一些大宗商品进口国将是明显的受益者，包括印度、土耳其和埃及。商品价格下降将会缓解通胀压力，而这种压力本来是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障碍。这种结局将会与战后的纪录保持一致，表明绝大多数创造奇迹的经济体是制造大国——大宗商品的进口者，而不是出口者。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在2008年的一份报告中表明，1945年以来有13个国家曾经连续至少25年把发展速度维持在7%以上，而这当中只有两个国家依赖的是大宗商品经济，那就是巴西和印尼。其他获得成功的国家多数是制造国，以实惠的价格生产有用的东西。首先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其次是韩国、中国台湾，然后是中国大陆和泰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作为连接这些亚洲制造商和世界的渠道，也加入了这一群体。
什么都不曾失去，一切都已改变
持悲观论调的预测者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他们认为在一波热潮结束之后，世界将会震颤着走向停顿，而不是进入下一个新篇章。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京证交所几乎占了全球股市总值的一半。卖空者当时预测日本经济存在的问题将会带来一场全球性崩溃，但是当日本股市在20世纪90年代初崩溃时，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美国强势跟进，以来自硅谷的新技术引发了一场轰动，取代日本成为巨大的增长引擎。同样，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中等规模的制造国家在全球新兴市场股市中占据了30%，引发了新的关于全球性崩溃的警告。而这种崩溃却从未发生：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经济萎缩到只占全球市场的5%，被巴西和中国这两大经济巨头所取代，现在这两个大国占据了新兴市场将近1/3的股市市值。
近代化学奠基人安托万·拉瓦锡在他的观察中很好地把握了现实的这种渐进变化：“什么也没有失去，什么也没有被创造出来，但一切都改变了。”这也是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放缓和行将结束的商品泡沫将会带来的东西：转变，而不是灾难。中国不会崩溃，它会发生转变。即将到来的投资下滑将会放缓经济整体增长的速度，但不会让新兴国家消费领域的持续强劲增长偏离轨道，而消费领域将在中国甚至全球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
新兴市场机遇的巨大转移将从为工厂开采原材料，转向生产满足新消费者的产品。亚洲中产阶级在全球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20%上升到如今的60%，而2010年亚洲百万富翁的人数达到300万，跟欧洲的数量相同。这在某种层面上表明，即使经济中的投资放缓，中国市场也会继续扩大。例如，从智能手机到液晶电视，高科技产品仍存在广泛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
这个膨胀的消费阶层也将增加对包括香皂和包装食品在内的主要产品的需求，但真正惊人的增长潜力存在于高端产品。亚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奢侈品的销售制造了一个看似没有尽头的上升期。目前，奢侈品的销售比全球经济增速要快2.5倍。中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10%，但在奢侈品销售中却占到20%。中国百万富翁的数量仅比全世界百万富翁总量的1%多一点，但在瑞士手表的销售中却占到了32%。
新的旧东西
对于陷入困境的西方经济体来说，它们先前在进口石油和其他原材料上耗费了巨资，商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很可能成为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更多的资本可以流向全球经济中具备生产力的领域，而且如果美国再次引领未来十年的技术狂潮——就像19世纪的美国在30年间经历了两次铁路大发展——我也不会感到惊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大大削弱了对道路和建筑的投资——而中国正是在道路和建筑上开始增加投资的——进而拥抱其作为全球首要知识经济体的角色。目前，美国的道路状况被看作这个国家的丑闻，人们很少关注其他优点：1980~2000年间，美国用于软件和设备上的开支增加了1倍还多，带来了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推动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强劲复苏。
即使跟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相比，美国在技术方面的实力似乎仍是无法比拟的。相比之下，日本和中国台湾也在技术研发方面投入巨资，但收效甚微。企业战略专家阿尼尔·K·古普塔和研究顾问王海燕在《华尔街日报》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尽管围绕中国在创新方面不断增强的实力、迅速增加的用于研发的数十亿美元、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研发人员以及不断上升的专利申请数量存在各种炒作，但还远未能达到引起大众关注的程度。由于死记硬背的学习传统，多数研发人员仍然束手束脚，而且大部分专利是对现有设计的微小改变，仅在中国的专利机构进行了申请，或者在一个不承认国外专利的体系中为国外发明申请专利。古普塔和王海燕认为，相关的度量标准应该是被美国、欧洲和日本三大专利局承认的专利数量。中国每30个专利中才大约能有一个能够通过美国、欧洲和日本专利局三者的一致认定。
即便是在研发方面投入极大的日本，所取得的成就也远逊于美国。美国在全球研发支出中的比重超过1/3，这是一项有利条件。但同样重要的是，日本尽管经常推出新的市场理念，却仅限于国内市场。比如，日本早在2004年就推出了手机支付系统来取代信用卡，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从中诞生出任何全球品牌。有数十种移动设备在日本发展得很好，包括兼具智能手机功能的活塞式照相机，但在日本之外却看不到它们的身影。
与日本狭隘的技术文化形成对比的，是其他国家或地区——从加利福尼亚到芬兰——极为开放的技术产业。硅谷拥有大量的印度和中国人才，谷歌发展得如此之好也就不足为奇了。更为开放的生态系统培育了高科技创业公司。系统内包括了风险投资产业、一流的大学体系以及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在这方面美国远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当然也包括中国和日本都更为有力。经纪公司里昂证券201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大的新兴市场中几乎还不存在风险资本，而2010年在美国私营企业中受到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占到11%，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8%。
更重要的一点是，技术创新遵循自己的思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经济衰退的影响。资金的起伏能产生一定影响，但2001年和2008年的危机并没有让美国公司终止在三D打印和基因组学等各个领域的继续创新。在这方面，芬兰等较小的国家无法与之相较。美国经济天生就是要创新的：一些产业完全就是为了把创新中产生的好主意发扬光大——最近是开放创新（主要是Linux操作系统上的开源软件系统）以及微创新（优化亚马逊云服务等新型廉价软件的使用）。因此美国的创新不是偶然的。如同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创新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虽然结果往往跟逻辑结构联系在一起。”
美国在所有技术领域都很强，尤其是在软件领域——那些推动新兴知识经济发展的理念——这个体系发挥了最大优势，也产生了最多的财富。苹果公司雇用了5万名员工，市值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5倍，而为苹果公司生产零配件的台湾公司则雇用了几百万人，这些公司的股价由于缺乏定价权而停滞不前。硬件是很容易被复制的，因此削减了边际利润，而软件只要继续向前发展，就会带来巨额利润。
网景创始人马克·安德森曾在《华尔街日报》一篇名为“软件为何在吞噬世界”的文章中写道，在现代互联网发明20年之后，在互联网泡沫破裂10年之后，软件业终于抵达了临界质量。利用软件来改造行业的技术终于奏效，终于可供使用了。目前，全世界有20亿人可以接入宽带，安德森预测10年后将有50亿人通过智能手机上网。作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梦想，完全在线和移动的全球经济正在成为现实，而美国公司处在让梦想成真的最前沿。这就是为什么亚马逊现在是世界最大的书商，为什么Netflix现在是世界最大的视频服务提供商，为什么那些转型为软件公司的电信和音乐公司得以幸存。以及为什么发展最快的视频游戏公司Zynga是家提供在线游戏的公司。安德森同时给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认为同样的转型——有用的软件扩展到新的行业——现在正在进入新的领域，比如国防、农业、教育和学校，其方式颠覆了我们之前所有的经历。
从平板电脑到云计算再到社交网络，所有最热门的新事物主要来自美国。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自己社交网站的国家，主要是因为语言障碍以及对媒体的管制。美国是互联网搜索、商业网络和在线商务方面的领跑者。所有这些服务都吸引了上百万的用户，彻底地改变了我们跟网络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方式，并威胁到了现存企业。即使对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最终需求越来越多地来自于新兴市场，这些网络服务的共性仍起源于美国。这有可能让美国在全球经济增长的游戏中保持速度。同时，那些陶醉于商品繁荣的国家很可能面临重返世俗的正常生活所带来的令人沮丧的考验。
[7]阿里阿德涅：古典神话中克里特岛国王弥诺斯的女儿，她的母亲帕西法厄生了一个牛头人身 的怪物。弥诺斯把它幽禁在一座迷宫里，并命令雅典人民每年进贡7对童男童女喂养这个怪物。雅典 王子忒修斯发誓要为民除害，他领着童男童女上了克里特岛。借助阿里阿德涅给他的线球和魔刀，忒 修斯杀死这个怪物并沿着线顺来路走出了迷宫。“阿里阿德涅之线”常用来比喻走出迷宫的方法和路 径，解决复杂问题的线索。——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