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会变得越来越挑剔，不仅是对公司的选择，还有对国家的选择，他将会把新兴市场作为个体而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来看待。没有哪个国家会像过去10年那样，能够搭上偶然出现的全球繁荣的顺风车。它们将不得不各自为战，而那些将在新时代脱颖而出的国家将用这句拉丁谚语来自我激励：“如果没有风，那就划桨吧。”
如果没有风，那就划桨吧。
在经济生活中，幸福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重要的不是你本身拥有什么，而是与周围的人相比你拥有什么。研究表明，大多数人更喜欢生活在一个个人收入比身边的人挣的更多的世界里，而不是一个绝对收入更高的世界。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一份调查显示，与生活在一个周围的人挣20万美元而自己只挣10万美元的社区相比，人们更愿意住在一个自己挣5万美元而邻居只挣2.5万美元的社区。
美国和欧洲对西方国家的衰落束手无策的背后存在同样的心理，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威胁到了西方国家的相对繁荣与权力，而不是绝对繁荣。虽然西方，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其地位及影响力都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它的繁荣只能在绝对程度上有所增加，因为更富有的邻国拥有更好的客户。然而生活在迅速富裕起来的邻国的前景是如此的令人不安，以至于西方人担心转折点的到来要比实际情况快得多。在2011年初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当被问到谁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时，有52%的美国人认为是中国，只有32%认为是美国——这是一个惊人的误解。中国的经济规模仍是美国的1/3，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几乎是美国的1/10。
考虑到近期的事实，对中国的敬畏并非完全不合常理。毕竟中国的经济自1998年以来就以每年10%的平均速度增长，尽管发生了一系列的全球性危机，其增速也从未低于8%。现在投资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就算是“硬着陆”。而且目前的调查显示，超过80%的全球基金经理认为中国经济在2012年或者可预见的未来内都不会发生硬着陆。
正如乔治·奥威尔曾经指出的那样，“当下的胜者总是看起来不可战胜。”中国经济已经上升了这么久，因此其无敌的光环已经放大到西方无法想象的地步便不足为奇。14世纪，中国地图显示出中国占领了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区域，其他大陆被挤压到边缘地带，成为弹丸之地。在21世纪的头个10年，西方人对世界的观点开始有点像旧时的中国地图。大多数西方人会说中国的国土面积比美国大得多，而实际上两个国家的面积非常相近，以至于地理学家会就谁的面积更大而发生争执。
中国若隐若现的阴影将会回射到现实层面。由于巨大的债务负担，与“二战”之后的平均水平相比，未来10年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会放慢整整1个百分点，但是与中国3~4个百分点的增长放缓相比，这有些不值一提。
更重要的是，由于规模过于庞大且已接近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不能继续快速增长。同时，由于中国从其他新兴国家购买的东西逐渐减少，这些新兴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速有可能从过去10年中的大约7%回落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5%左右。对于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们而言，那种除了自己、左邻右舍都能负担得起新游泳池的沮丧感将大为减轻。许多美国人曾经经历的那种正在被亚洲巨头所取代的感觉，将会作为这个国家周期性发作的妄想而被铭记，这跟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对日本崛起的炒作有些类似。
奇迹时刻发生
新兴市场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著名支柱，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个概念有多新，至少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新兴市场的第一波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华尔街开始把新兴市场作为一个独特的资产分类进行跟踪。新兴市场被冠以“奇异”的标签——这个名号吓退了投资者——这些地方有很多都是第一次对外开放股票市场：1991年的中国台湾，1992年的印度，1993年的韩国（对少数股东开放），随后是1995年的俄罗斯。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这是一个充斥着发现和兴奋的混乱时期，他们在1987~1994年间把新兴市场的股价忙乱地推升了600%（以美元计价）。在这7年中，投资于新兴市场的资金总额由原先不足全球股市总额的1%上升到了8%。
新兴市场第一波经济热潮以1994~2002年袭击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一系列经济危机的爆发为标志而告终。当时新兴国家股票市场的价值几乎腰斩，下滑到仅占全球股市总值的4%。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87~2002年这段时间，新兴市场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3%下降到20%，而中国是唯一一个例外，其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当中所占的比例翻番至4.5%。炙手可热的新兴市场的故事其实只与中国市场有关。到了2002年，很多大投资者经常在思索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地投资那些边缘国家。
第二波始自2003年的全球性繁荣，这时新兴市场作为一个群体开始真正地腾飞，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份额从20%飙升至今天的34%（部分归因于新兴国家的货币升值），而在全球股票市场中的份额则从不到4%上升到10%以上。2008年蒙受的巨大损失大多在2009年得以弥补，但从那时开始新兴国家的增速开始放缓。
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第三波——一个以适度增长、回归商业盛衰周期、羊群效应终结为特征的新时代。没有了曾经刺激投资的深不可测的快钱涌动和不切实际的乐观，发展中国家的股市有可能提供更多的可测量和非均衡的回报。在2003~2007年间股市平均收益为37%，在接下来的10年中有可能回归10%的年均水平，特别是许多新兴市场的股票和货币将不再廉价。
脱颖而出的国家
这场增长的游戏完全与预期相关。人们总是问我，就算从9%减少到6%或7%，那又怎么样？这仍然是西方增长速度的3倍，不是吗？对于印度，这种下降的最初感觉就像是一场衰退，因为它是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低于5 000美元——而且每个印度人都已经开始享受从较低基数快速上升带来的飘飘然，以及更高的收入和新工作带来的好处。新德里把自己的预算建立在财政收入预计增长9%的基础之上，而孟买股市的股价则基于印度经济继续以最低8%的速度发展时各家公司的未来价值。因此，2011年7%的增长速度已经足以在印度股市引发一场熊市。
新兴市场过去10年中在增长的速度和范围上是如此的不同寻常，以至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不合理期望的影响。那些人均收入在5 000~1万美元之间的国家开始期望获得至少5%的年度增长，而南非和马来西亚则存在掉队风险。人均收入在1万~1.5万美元之间的国家期望获得4%的年度增长，存在掉队风险的包括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和匈牙利。在那些人均收入在2万~2.5万美元之间的国家或地区，增长速度需要保持在3%~4%，中国台湾或许不能维持这样的速度。海湾地区是这个类别中的例外，那里的人口增长过于迅速——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6%，比其他新兴地区快得多——海湾地区的经济体需要取得高于4%的增长来维持人均收入的增加。上述这些国家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不仅与期望有关，还与人口数量有关，与起初的富裕程度有关。
那么谁将是未来10年中脱颖而出的国家？答案取决于人们选择把目光投向哪个收入类别。在2万~2.5万美元的人均收入范围中，捷克共和国最有机会实现或超过3%的增长预期，它是欧洲乱局的避风港。还有韩国，它是制造业屏障的破坏者。在人均收入1万~1.5万美元这个非常大的分组中，或许有一个国家可以达到或超出过去10年中4%~5%的增速，那就是土耳其，强大的领导力把这个国家的落后地区带回到发展的中心。波兰也有机会，因为它只要达到增长区间的底限就能感觉像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因为它的人口没有增加）。在5 000~1万美元区间很难发现一个能够脱颖而出的国家，机会最大的是泰国，但目前还不知道新政府能够实现什么目标。
接下来的分组包括中国这个巨无霸，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人均收入少于5 000美元的国家想要脱颖而出，至少需要取得5%的增速，然而对中国的预期要更高，因为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预计中国经济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以8%~9%的速度增长。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即将跨过5 000美元而进入更高分组，人们对中国的增长预期跟更为贫穷的印度等国却是一样的。当人们的期望高于所在的收入类别所能取得的最高增速时，这个国家就不能脱颖而出。然而，人均收入低于5 000美元的类别却存在很多无可非议的脱颖而出的国家：商品经济奏效的印度尼西亚，由一位新的阿基诺执掌的菲律宾，依靠巨大和平红利的斯里兰卡，一个由诚实的领导人终结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腐败分子的尼日利亚，以及东非的一些国家，它们正在形成一个经济联合体。
判断在我名单上的所有国家是否会脱颖而出还言之过早，因为在一个较长时期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是极为困难的。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近期的一篇论文很好地捕捉到了这种现实。这篇论文表明，在2000年之前，新兴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并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事实上，从1995年直至2000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在不断扩大。的确有少数几个赶上了西方国家，但仅限于波斯湾地区的石油国家、“二战”以后欧洲南部的国家以及东亚的经济四小龙。在2000年以后，新兴国家作为一个群体才开始追赶发达国家。但在2011年，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又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
未来10年，新兴大国的不平衡崛起将在很多方面重塑全球力量平衡，恢复西方的自信，减弱巴西和俄罗斯等新星的光芒，让非洲和中东地区石油垄断国家带来的威胁更加明显，而拉丁美洲则像流星一样消失。好的一面将会同样的激动人心，新巨头或许会在默默无闻中诞生。目前有15个国家每年的经济产值超过1万亿美元，两个经济日益市场化的伊斯兰民主国家在今后5年或许会加入这个精英集团：它们是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这种发展的意义将是深远的，会启发许多正在挣扎当中的伊斯兰国家，并为那些认为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矛盾命题的西方人提供一个实际参考。
重新认识西方
尽管危机之后的美国看起来像是20世纪90年代危机之后的日本——当时的巨额债务导致日本经济陷入延续至今的长期停滞——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区别在主要新兴市场发展放缓的同时得以凸显。美国比日本当时的情形要好得多，它仍然保持了灵活性和创新性——美国是技术创新的中心，仍然对人才和创意敞开怀抱，拥有发达国家中最为年轻的人口，（廉价）货币也非常具有竞争力。在合理考虑弱项和强项的基础上重新恢复美国人的自我认知，将产生正面的政治影响，减少华盛顿所面临的针对全球贸易制造新的壁垒，以及把中国视为正在崛起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威胁的压力。
目前，已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2011年8月波士顿咨询集团发表了《回归美国制造》一文，文中对美国制造业卷土重来的理由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据。中国正在遭受货币走强以及工资、土地价格和运输成本的上涨的影响，而美国则拥有不断贬值的货币、停滞的工资和迅速提高的生产力。波士顿咨询集团预测，到2015年这些变化将彻底摧毁中国的竞争优势，引发美国工厂——尤其在低成本的南卡罗来纳州、亚拉巴马州和田纳西州的复兴。科尔曼、Sleek Audio和皮尔利斯等公司都已经开始把生产设施从中国转移回美国。
部分欧洲地区也有可能发生类似的逆转，在那里一个更为正常的中国应该会让欧洲产生一种集体的如释重负的感觉，并重新发现其基本优势。德国尤其如此。在富有国家中，德国是唯一在面对国外竞争时保护其制造业，同时还在新兴市场扩大生产的国家。德国在上个10年早期进行的改革，让德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速在欧洲处于最低水平，同时德国企业还在低工资的东欧国家建立新厂。其结果是，在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出口的比例从24%惊人地跃至2011年的45%，失业率相对较低，贸易盈余在世界排名第二，这还促进了消费者支出的上升。
对中国的必胜信念却不会因此而降低，因为这种信念从来没有固定下来。尽管中国人不断增加的民族自豪感和对共产党政府的大力支持显而易见，但他们对中国经济未来可能走向的预测要远比外国人更为务实。调查显示，中国人要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更加怀疑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一预测，也更能理解前方隐藏的困难。随着富裕国家看待中国和其他大的新兴国家的方式开始与这些国家看待自身的方式更加一致——人均收入远低于西方国家，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种优势将会结束不断增加的东西方对立情绪。
痛苦指数说明了什么
在过去数年中通胀的回升已经让大型新兴市场失去了部分光泽。这些国家中有太多国家在努力维持过去10年的繁荣，不愿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廉价利率和巨额公共开支）。货币本身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过量货币直接推升了价格，新兴市场的平均通胀率从2009年的4%上升到2011年的6%，逐渐孕育了让很多新兴经济体止步、让执政的政治家下台的毒瘤。2010~2011年，俄罗斯、巴西和中国的通货膨胀速度都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而越南跳升了9个百分点，达到18%。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卡特政府执政的令人厌恶的最后阶段，痛苦指数盛行美国，现在它已经逐渐开始在新兴国家兴起。这是一个简单的指数，仅仅是通胀率与失业率的加总，这个指数在卡特政府时期上升到两位数，被认为准确地预示了卡特政治生涯的终结。可以肯定的是，新兴市场比富裕国家对痛苦的容忍程度要高得多。新兴市场的痛苦指数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超过100，直至2008年衰退开始时才急速下降到10。从那时起，痛苦指数攀升至12，在某些国家则相当高。最为剧烈的转折发生在中国，痛苦指数从2009年的2增加到2011年中期的9，主要原因在于通货膨胀较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控制通货膨胀会成为中国政府2011年的首要政策目标。痛苦指数近期的上升也造成了对印度当前政府的敌意的再次萌生，也让包括巴西的卢拉在内的政治明星的继任者们很难继续保持类似的声望。
各地对通胀回升的感觉不尽相同，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通胀的威胁仅仅是短期的。乐观态度盛行，一部分人认为通货膨胀是可以遏制的，至少可以比过去的做法有效得多，而且的确也存在针对通货膨胀而构筑的新的防波堤。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全球通货膨胀激增了超过10%，而且由于高涨的油价和食品价格引发了恶性的价格工资螺旋，此后的10年中一直保持了高通胀。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世界里，生产可以很快地转移到成本最低的工厂，贸易自由流动，工人们很难要求获得生产率增长所不能承受的工资涨幅。
此外，至少某些重要央行现在正式承诺对通货膨胀进行控制，而不是仅仅通过印钞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很多央行越来越独立于政治进程。即便是在那些政治家拥有发言权的国家，很多也已感受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的痛苦，这让反击通货膨胀在政治上广受欢迎。1990年，新西兰央行在世界上首次明确表示控制通货膨胀成为该国央行的首要任务，之后又有20多个国家跟进，其中包括波兰、捷克、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它们在确立通胀控制目标之后经历了明显的通胀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货膨胀高达两位数的国家在新兴市场当中的比例从47%下降至7%。从长期来看，这种趋势有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
在未来几年中，我们可以预测脱颖而出的国家将会承受最少的痛苦，而经济放缓的国家将面临最多的折磨。因为经济放缓将推动痛苦指数中——而不是通货膨胀——的失业率上升。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南非和巴西，衰退将会给现任政治家带来极大压力，因为他们在过去10年的繁荣中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和一系列选举的胜利。
波动性的反击
当被问及为什么世界上存在邪恶时，印度圣贤罗摩克里希纳回答说，“是为了让情节更加丰富。”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衰退。尽管多数经济体倾向于随着时间推移稳步地发展，经济衰退则是增加戏剧性张力的意外转折，不仅带来痛苦，还为改革和重获新生作好了准备。目前全球的情节在最近几十年日趋简化，是时候丰富一下了。
1861（有据可查的第一年）~1982年，美国有1/3的时间处在衰退当中，这意味着它处在一个不断革新的状态之下。自此之后，美国只有大约11%的时间处在衰退之中，经济和政治生活也减少了很多戏剧性。美好的时光一再延续，萧条的影响愈加轻微，世界各地的经济体和领导人都在享受令人愉快的涟漪效应。
这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从1982年到2007年，与20世纪的平均值相比，美国经济的发展时期格外长，而衰退则异常短暂，影响也有限。在此期间的3次回升持续了6~10年——几乎是3年历史平均水平的3倍之多。而两次经济衰退只是让经济产出在两个季度中下降了1%，比之前连续5个季度平均下降2.5%所带来的痛苦要小得多。世界其他地方的数据较为模糊，但很类似。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和衰退的周期通常是8年，是4年历史平均水平的两倍。
在美国，这种商业周期的扁平化被称为“大稳健”，在其高峰时期曾经发生激烈的辩论，探讨这种舒适的新环境是否就此永驻。2008年经历的极度痛苦结束了这种充满幻想的讨论。在危机爆发之前，经济衰退在深度和广度上的缓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美国从世界各地通过借贷而获得的几乎无限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全球化迫使企业提高生产力，以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并降低通胀的威胁。低通胀让美联储可以保持低利率，并在低迷到来之前的第一个迹象出现时就大幅削减利率。经济扩张持续的时间更长，经济衰退变得不那么剧烈。美国开始着迷于通过债务促成的甜蜜的长商业周期，以及由此为股市带来的推动效应，牛市持续的时间从1982年以前的平均22个月延长到随后的37个月。但是贷款在经济命脉中越积越多。
现在美国政府正逐渐变得无计可施。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把政府债务从198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推升到2011年超过90%的水平，这足以抑制增长。由于短期利率接近于零，美联储不再有宽松货币可供分发，尽管它仍试图这样做。美联储针对危机而发明的“量化宽松”政策弊大于利，因为很多宽松货币进入了投机性投资领域——比如石油和黄金等大宗商品——而不是通过银行向国内企业发放的新增贷款。最终结果很可能是，经济扩张的时间更短，衰退更加剧烈，牛市的持续时间更短，而且这并不限于美国。
新兴市场的债务远远低于美国，所以仍然可以通过借贷来抵御萧条。但是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激增，让它们跟美国的联系比以往要密切得多。美国的制造商目前从新兴市场购买所需零件和材料的15%，而就在15年前这个比例还仅为9%，这种联系还在强化当中。国家之间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超出国内收入的增长速度。1960年，全球收入每1%的增长伴随着2%的贸易流动增长，如今1%的收入增长需要4%的贸易增长。全球供应链的日益一体化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过去10年中开始同步扩张和收缩的主要原因。如果上面提到的历史记录具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话，全球经济的扩张周期有可能会缩短一半，大约是3年左右的时间。
硬着陆的好处
波动或许让人提心吊胆，但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来说不一定是坏事。最近几十年的“大稳健”并没有增加美国的长期增长速度，而19世纪末期的急剧繁荣和萧条也没有减缓美国经济增长的整体爆发。我们经常看到那些拥有足够资金来承受经济衰退软着陆的国家，常常以在这个昂贵的缓冲垫中越陷越深而收场。
对软着陆的极度偏好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样明显的是，硬着陆常常迫使进行改革，从而为快速增长奠定基础。这在近年屡屡发生，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瑞典和芬兰到1997~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亚洲。经济学家谢国忠是亚洲问题的知名专家，他在危机过后把赢家和输家作了一个有趣的分类，他认为韩国的改革或许最为激进。谢国忠认为，如果韩国没有在1998年遭遇硬着陆，或许不会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该组织的成员国都是顶级的工业化国家。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受到1998年金融危机的正面冲击，马来西亚实行了资本管制，从来没有对体系进行改革，现在正逐渐落后于邻国。
谢国忠对日本持极端批评的态度，他认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泡沫”毫无痛苦地破裂，就像从珠穆朗玛峰上摔下来却连一根骨头也没有摔断一样。在高峰时期，日本房地产的估值占到全世界的40%，但是房地产价格并未崩溃，而是以7%的年均速度持续下降了20年，最终总共下降了80%。由于政府不断地拯救债务人，日本从未发生大范围的赎回权丧失或破产，但却断送了日本的财政。
有意思的是，中国正在逐渐从硬着陆的道路向日本的道路靠拢。1998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蔓延亚洲的资本流动相隔离，但仍然进行了强力的改革，精简国有企业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私有化。这让中国为建立世界工厂作好了准备，但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情况要严峻得多。在中国，银行以及银行的企业客户通常都是由政府所有，控制着大部分经济，而政府从来没有强制自己的债务人公司进行清算。这些债务人就这样硬撑着，期待新一轮的宽松信贷政策将让它们重新开始赢利。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债务总额已从国内生产总值的115%上升到170%，而且它越富有，就越不可能对自己严格要求。
过去10年中，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联系让每个国家都越来越不倾向于容许它们的贸易伙伴破产。对于希腊危机引起的关于债务违约的所有讨论而言，事实上违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国际经济舞台消失了。在《这次不同以往》一书中，卡门·莱因哈特与肯尼斯·罗高夫用图表显示了违约在过去是如何的稀松平常：在20世纪20年代到2003年之间的典型年份，至少有占全球收入5%~10%的国家违约，而这个比例在“大萧条”和“二战”时期飙升至40%，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接近15%。但从2003年全球经济开始同步繁荣以来，违约国家的比例从5%下降到0。没有哪个富有国家愿意违约，因为这将导致硬着陆，或者承受邻国的硬着陆带来溢出效应的风险。
然而最坏的情况并不是国家在触底时拒绝承受任何痛苦，而是在回升时不愿承担任何风险。我经常对印度人表现出来的成就感忍俊不禁，他们避开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之前的年份中发展得不温不火。我现在仍然感觉，从印度到巴西的很多新兴国家同样缺乏紧迫感，这些国家把过去10年的繁荣解释为国内政策的功绩，而不是自由资金进行全球性流动的结果。随着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自满将会是一个巨大的不利因素。
在这个发展更慢也更加不稳定的世界里，各个国家和企业的发展速度将开始分化，因此第三波将会把新兴市场作为一个个单独的国家进行看待。这对于政治和经济都是如此。比如，西方人对主要新兴市场通过类似金砖五国峰会的形式而作为政治集团崛起的担心被极度夸大了。这个集团的核心成员——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是具有竞争性政治利益的国家。它们有的是大宗商品出口国，有的是进口国，彼此之间的贸易联系也极为有限：尽管中国正在迅速地发展与其他四国的贸易和金融关系，其他四国之间却并没有很多商业往来。此外，在经济增长放缓的世界里寻求共同的发展纲领将会异常艰难。
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榜样将让位给新的榜样，或者根本不存在榜样，因为增长轨迹在沿着很多不同的方向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平均增速为2.7%，主要由美国提供动力，此后在2003~2007年激增至3.7%，新兴市场成为主要动力。在今后10年，全球经济很可能回归20世纪90年代不到3%的增速，但没有哪个国家看上去会成为主角。
在过去，亚洲倾向于从日本汲取如何取得增长的经验，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地区的国家则往往向欧盟学习，并且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向美国学习。但是2008年的债务危机削弱了这些榜样的可信度，那些曾经吵着要加入欧元区的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土耳其等国家，正在考虑是否要加入一个成员国正在挣扎着以防沉没的俱乐部。日本近期的错误比早先的成功更为明显，因此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更关注日本的经济模型，而不是韩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崛起。
新时代的颂歌
为快速增长创造合适的条件更像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尽管这看上去很简单，当一个国家正确地完成了几项关键改革，或者外国投资者对这个国家兴趣盎然，但是也可以很快地土崩瓦解。中国大陆、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一些经济增长最快的明星国家或地区开始通过藐视自由市场的传统来取得成功：对受到青睐的产业提供补贴或减免税收，只在特殊地区促进自由贸易，并提供投资担保。即便把基本的事情做对——包括稳定债务和通货膨胀——也不能确保商业将从此腾飞。没有任何蓝图能告诉你怎样做才能成功。罗德里克说：“我们的基准预测只能是高增长继续呈现出不连续的状态。”
我自己的规则提供了很多可能，有可能让脱颖而出的国家偏离轨道，也可能让发展缓慢的国家脱颖而出。如果印度尼西亚的领导层犯错并试图建立阿根廷式的家族王朝，这个国家将很快丧失发展势头。如果中国允许其货币过快升值，它就将失去一项关键的成本优势，并陷入更为严重的经济放缓。积极的一面是，如果印度再次开始从技术等生产性行业，而不是与政治相连的采矿和房地产行业产生出新的亿万富翁，这就将有力地表明印度正在纠正自己的腐败和过度自信的问题。如果泰国新的领导层能够成功地缩小曼谷与该国其他地区的差距，泰国有可能会上升，进入脱颖而出的国家行列。如果资金开始回流俄罗斯，这就标志着这个国家不再把民营企业恐吓到其他国家。
日渐清晰的是，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将脱颖而出，各自的发展道路将有显著不同。在微观层面已经出现逐渐增加的分化迹象。从2010年开始，新兴市场的投资更多地流向销售消费品的公司——它们由于扎实的管理获得了较高的评级——并远离那些国有公司和收入不稳定的公司。这些趋势必将延续，成为第三波的主要特征：投资者会变得越来越挑剔，不仅是对公司的选择，还有对国家的选择，他将会把新兴市场作为个体而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来看待。没有哪个国家会像过去10年那样，能够搭上偶然出现的全球繁荣的顺风车。它们将不得不各自为战，而那些将在新时代脱颖而出的国家将用这句拉丁谚语来自我激励：“如果没有风，那就划桨吧。”
致谢
我一直想写一本书，但是当多年来使我在《新闻周刊》国际版的专栏更具阅读性的托尼·埃默森跟我提出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时，这本书在几天之内就完成了。我想不出还有更好的人选可以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的写作，现在很难想象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完成这本书。他对我的思考过程有着难以置信的信心，并且轻易就能把握重要的主题。梅加·坎杜里不知疲倦地致力于众多的研究任务，为我们提供了协助。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本书都是我20年为媒体撰稿的产物。我已经习惯于在访问某个国家之后为报纸和杂志写点儿什么，这可以让我的想法得到梳理，同时把我掌握的事实加以整理。《新闻周刊》和《经济时报》的编辑们尤其能够容忍我的写作，我要感谢他们给了我这个机会。
在我的写作过程中一直陪在我左右的是我的妹妹舒米塔·迪夫沙尔。最初她只是收集我的文章的剪报，长大后成了我主要的批评者，仔细阅读我的专栏并告诉我哪里写得不错，哪里比较差劲儿，我对她永远心怀感激。舒米塔详细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她的意见全部被采纳了。同时，我深深地感谢我的朋友和导师西姆兰·巴尔加瓦。我不知道还有哪个作家像她那样有才华，她还教会我了很多写作技巧。她有办法写出巧妙的文字，当然也为这本书写了一些。
写作是我的日常工作的一个产物，我非常感谢新兴市场投资团队的各位成员，他们对本书做出了直接和间接的贡献。日塔尼亚·埃达里的建议都非常有见地，而丹·拉贡南东和史蒂文·夸特里对所需数据的反馈速度令我的编辑们感到吃惊。同时，团队当中的投资组合经理们对各章思想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我想感谢以下人员在具体章节或主题上做出的贡献：保罗·塞拉，埃里克·卡尔森和弗兰克·郑对俄罗斯、土耳其、南非和东欧各章，蒂姆·德林考尔对前沿市场的部分，穆尼布·马德尼对东南亚的章节，塞缪尔·李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章节，斯万南德·克尔卡和阿梅·哈坦戈迪对印度的章节，克里斯蒂娜·彼得拉伊塔和盖特·阿里对墨西哥和巴西的部分。
阿什托什·辛哈和詹姆斯·厄普顿也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帮助的建议。同时，西里尔·莫勒·贝尔托阅读了手稿的不同部分，在理顺文章方面给出了极为有用的建议。如果没有保罗·魏纳，整个写作过程将会非常难于管理，他懂得如何指导流程并保持这种势头。
作为一名全球投资者，我很幸运地有机会获得世界各地的经纪公司编写的研究报告，并能够经常跟他们的分析师进行交谈。这些报告和交谈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我的思考过程，我尤其希望感谢吉罗克·科瓦奇、久格·舒赫、巴努·巴沙尔、丹·菲内曼、卡里姆·萨拉曼、德亚尼·戈登、玛丽安娜·佩奇和约兰·塞蒙对本书的写作所做出的具体贡献。我还从新闻界和学术界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些非常有用的信息，特别是西蒙·卡梅龙·莫尔、多拉布·索帕瓦拉和阿南沙克星什南·普拉萨德分别对土耳其、印度和海湾各章做出的贡献。我衷心地感谢所有的人。
在写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两千字的文章之后，写一本长度是这些文章许多倍的东西的想法有点吓人，因此我很感谢那些推动我去冒这个险的朋友们。南丹·尼勒卡尼已经熟知我对新兴市场感兴趣已经很长时间了，在2009年到2010年之间的每次会议上他都会问我：出版计划怎么样了？出于某些原因，他似乎确信我应该从写专栏的事情上前进一步了。法里德·扎卡里亚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不断地引导我，他的两本书写得很棒，这当然令人振奋。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代理公司的加入，这个项目将永远不会开始。怀利代理公司的斯科特·莫耶斯喜欢这个出版计划，似乎在破纪录的时间内就把版权卖了出去。他在伦敦的同事詹姆斯·普伦和传奇一般的安德鲁·怀利分享了他的热情。是斯科特把我介绍给诺顿出版社的布伦丹·柯里以及企鹅出版集团的斯图尔特·普罗菲特等诸位编辑。跟他们一起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沟通艺术的经历。
能获得对新的冒险的支持总是很棒的，当我们走出舒适区时更是如此。在这方面，我真诚地感谢很多同事、朋友和伙伴们对这个项目表现出来的信心。我当然希望这本书没有辜负他们对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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