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0年充满了亮点，但你不能盯着那些在过去10年中发展最快的国家，并希望这些国家会继续创出新高从而找到这些亮点。
并非所有的树木都能长成参天大树。
预测的传统规则是尽可能多地预测，然后只公布蒙对的那部分。新规则则是对遥远的未来进行预测，这样就没有人会知道你预测错了。
超长期观点启发了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最具影响力的预测，这些预测回顾了中国和印度在17世纪压倒性的经济实力，据此认为这些国家将在2030年或2050年再次成为占据全球统治地位的强国。1600年，中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比重超过1/4，印度则略少于1/4。尽管这两个国家的份额此后急剧缩减，超长期观点还是绕过了过去几个混乱不堪的世纪，理由是，17世纪的表现为未来的成就提供了某种保证。主流的推断成为很多公司、政客和高调的公共知识精英的主要观点，认为我们正在进入太平洋世纪，甚至非洲世纪。最近我收到了一家大型咨询公司的报告，预测尼日利亚将在2050年之前成为世界上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之一。好吧，就算这样，但在2050年以前几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超长期的观点对华尔街的影响也日甚一日，这里的人们对时间的总体认识变得越来越狭隘，甚至让人窒息。例如，不管持股规模如何，美国投资者的平均持股时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在持续减少，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最长的16年，缩短到今天[3]的不到4个月。与此同时，美国人和欧洲人把钱投向新兴市场的步伐却在疯狂加速，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对2050年预测的影响。流入新兴市场股市的资金总额在2000~2005年间增长了92%，在2005~2010年间则增长了令人吃惊的478%。显然，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想象着他们的投资很好地建立在遥远的过去和未来的基础之上，能够令人欢欣鼓舞。但在真实世界中，让投资经理或投资公司告诉他们的客户40年后再看回报是不现实的。预测是有价值的，而且出于计划的目的必须进行预测，然而谈论5年之后或至多10年后的未来，意义并不大。
要揭示全球经济周期中存在的明显模式，所需的最长时间大约也是10年。典型的商业周期大约持续5年，从低迷时期的底部到下一个底部。大多数务实的人们的观点仅限于一到两个商业周期。超过这个区间的预测经常变得过时，这或者是因为新的竞争对手（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或者是新技术（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互联网），或者是新的领导人（典型的选举周期也是5年左右）的出现。超长期观点的盛行主要是由于经济史学家和评论家的鼓吹，对企业界的影响也风行一时。但实际上大多数首席执行官仍把各自的战略愿景限定在3年、5年或至多7年之内，而大型机构投资者则使用1年、3年和5年期的回报来评估业绩。尽管我们都酷爱对未来做出预测的愉悦感，但没有人能够对下个世纪做出可信的预测，而更重要的是，没人会为此负责。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颇具启示性的时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每个10年的最初几年都经历了世界经济和市场的重大转折，每次都始于某个伟大想法所引发的全球性狂热，一些新变革的催化剂重塑世界经济并获得了巨大的利润。1970年的狂热是迪士尼等美国顶级公司，它们曾是60年代的投机性股票。1980年的热点则是从黄金到石油的自然资源。1990年是日本，2000年则是硅谷。总有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跳出来警告说，其他一些变化因素正在动摇当前变革的催化剂——石油价格高涨会制约世界经济，因此最终会难以为继；东京的一小片房地产不可能比整个加利福尼亚还值钱；没有任何盈利的科技创业公司或许股票价格不值4位数。但在狂热当中的这一刻，不计其数的美元投资于热门的新事物，几乎没有人愿意听从这些预言家们的警告。
大多数专家和预言家都乐于让人们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让人相信他们正站在聪明人这一边的异乎寻常的理由。这些狂热在某个时期似乎讲得通，直至奇怪的推论轰然倒塌。在上述所有的战后繁荣中，泡沫在每个10年的最初几年都会破灭。
奇迹之年——2003
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狂热是针对大型新兴市场的，尤其认为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将以上个10年令人惊异的速度继续向前发展。那是独一无二的黄金岁月，不大可能重现，却不幸地被用作衡量较为贫穷的国家经济发展步伐的新标准。对新兴市场的狂热始于中国，它在从1978年开始的20年中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并不稳定，发展速度每年从4%到12%不等。然后从1998年开始，中国以每年不低于8%的速度持续增长，似乎中国人的幸运数字8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铁律。
2003年是世界前进道路上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这种好运气突然一下子传播到了几乎所有的新兴国家。对于新兴国家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但这里概括地指那些人均国民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国家。2003~2007年，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从之前两个10年的3.6%，翻番至7.2%，而且几乎没有发展中国家掉队。在2007年的高峰时期，全世界共有180个国家取得了经济增长，其中114个国家的增长率超过5%，而之前的两个10年中仅有大约50个国家达到了这一速度。三个例外国家是斐济以及津巴布韦和刚果这两个长期以来没有希望的国家。上升的潮流让一个接一个的国家超越了一系列通常难以超越的发展阶段：最生动的例子是俄罗斯，过去10年中，它的人均国民收入从1 500美元毫不费力地猛增到1.3万美元。
这是世界所曾经历的速度最快、范围最广的井喷式发展阶段。更加不同寻常的是，这些国家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通货膨胀作为一个持续的威胁在各地都有收缩。战胜通货膨胀（把物价年度上涨幅度控制在5%以内）的国家的数量从1980年的16个上升到2006年的103个。这跟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享有的“金发女孩经济”[4]一样属于高增长和低膨胀，只是增长的速度更快，并且扩展到全球范围，包括了大部分西方国家。这是一个由所有国家组成的合唱团，演绎着一个关于高速稳定发展的故事，而许多观察家则怀着不加区别的乐观态度在欣赏这场演出。新兴国家现在都跟中国很像，或者看起来如此。
这种幻想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是缘于对“繁荣”的流行解释，即新兴市场的成功是因为它们从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了教训，所有这些危机的成因都是难以支付巨额外债。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些之前不负责任的债务国清理了赤字，并成为债权国，而同时以美国为首的曾经的债权国则陷入了债务。因此新兴国家可以从容地利用1990年苏东剧变释放出来的全球性人员、资金和货物的流动，这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讲述了一个关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故事，用以说明全球经济已经被如何地彻底颠覆了。2011年中期在巴哈马群岛举行的一次会议中，我主持了一个布什总统参加的讨论。布什告诉我们，他跟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在2000年首次会面时，俄罗斯正努力从一场巨大的货币危机中恢复，普京正因为俄罗斯的债务而心神不宁。到了2008年初期，俄罗斯的经济蓬勃发展，预算绰绰有余，而普京想谈的第一件事是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价值，这种证券不久便在债务危机中崩溃。普京的关注点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从缩减俄罗斯债务转向了解持有美国国债的风险，而且他对于俄罗斯的经济扩张变得越来越大胆。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在更早的时候访问了华盛顿，看到了布什养的小猎犬“巴尼”，10年后普京把他养的黑色拉布拉多犬“科尼”介绍给布什，说：“你看，它比巴尼更大、更强壮、跑得更快。”
不断膨胀的骄傲是所有新兴国家的一贯表现，至少不断下降的国债是它们取得真正发展的一个迹象。一些国家（有一段时期也包括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正在学习如何明智地支出，投资于教育、通信和运输系统，这是提高生产率所必需的，是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关键。但繁荣背后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世界范围内的快钱（easy money）洪流。这些快钱助长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为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埋下了伏笔，现在仍在自由流动，在各国央行尝试恢复过去10年的增长速度时随之扩散出去，而那种增长速度无论如何是不可持续的。但现在很明显，虽然各国央行可以发行所需任意数量的货币，但不能决定资金的流向。这一次，大多数快钱都流入了投机性石油期货、主要金融中心的高档地产以及其他非生产性投资，导致新兴国家的通货膨胀，削弱了世界各地消费者的购买力。由于投机抬高了石油价格，消费者不得不把收入中前所未有的金钱用于满足能源需求。
快钱的流动方式与美国在艰难时期的情况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旧的观点认为，经济衰退是商业周期的一个固有阶段，令人不快却不可避免。在20世纪90年代的“金发女孩经济”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观点，在经历了持续多年的稳健增长之后，人们开始认为美联储击退了商业周期。在艾伦·格林斯潘及其继任者本·伯南克的带领之下，美联储开始把重点从对抗通胀和熨平商业周期转移到引导经济增长上来。美国的低利率和不断增加的债务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基石，而美国国债的增长很快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1美元的债务可以让国内生产总值产生1美元的增长；到了八九十年代，产生1美元增长变成需要3美元的债务了；到过去10年，则需要5美元。美国的借贷越来越不具备生产力，而是更多用于金融工程和挥霍。
美国的债务成为全球经济繁荣中一根日渐动摇的支柱。低利率在美国推动着经济增长，促使各国央行也开始降低各自的利率，这同时激发了美国消费者支出的爆炸性增长，推动了新兴市场的出口。新兴市场在2003年中期开始快速发展并不是偶然，美国在此之前积极地削减利率——目的是在科技泡沫两年前崩溃之后维持一场复苏——引发了全球性的快钱泛滥，很多都流向了新兴市场。20世纪90年代，流入新兴市场的私人资金在新兴市场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2%，在2007年跃升至9%。
信贷的空中楼阁现在已经坍塌，这是大衰退的牺牲品。西方的很多讨论提到的“新常态”，指的是由于大的经济体在努力偿还巨额债务，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富裕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真实增长在这个10年中预计将会下降近1个百分点，美国大约会降至2%~2.5%，欧洲和日本则降至1%~1.5%。然而观察家们并未认识到，新兴市场也面临一种“新常态”，尽管它们还没有为接受这个现实作好准备。由于富裕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它们会减少从墨西哥、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等出口驱动的国家和地区的购买。在繁荣时期，新兴市场的平均贸易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几乎翻了3倍，这激发了对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的新一轮炒作，但是从2008年以来，贸易已经回落到此前不到2%的水平。出口驱动的新兴市场，也就是大部分的新兴市场，将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来实现强劲的经济增长。
4 000美元大关
这不仅是一个周期性变化，而且是数十年中推动新兴市场崛起的动力的根本变化。经济重力的基本法则已经把中国、俄罗斯、巴西以及其他大的新兴市场拉回地面。首先这是大数定律，即一个国家越富有，就越难快速地增加国家财富。
中国大陆和许多其他大的新兴经济体都在遵循类似“二战”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所采用的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当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上时，所有这些繁荣经济体的发展速度都从9%~10%下降到5%~6%左右。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的定义是，一个国家以美元计价的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4 000美元。日本在70年代中期达到了4 000美元，中国台湾和韩国在随后的20年中也达到了4 000美元。请注意，这些都是经济发展史上极为成功的案例，因此它们代表了最好的情形。
在所有这三个案例中，经济放缓的主要警示是经济学家所谓的“结构性膨胀”：要求更高工资的工人数量突然增加，表明以前无穷无尽的能够以最低工资来满足出口工厂所需的劳动力队伍再也不复存在了。中国在2010年突破了4 000美元的大关，同一时期，工人要求更高工资的呼声日益变大。但很多观察家仍然认为，中国能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轻易跨越这个障碍。
同时，西方投资者对美国和欧洲的活力丧失了信心，有点绝望地转向了东方和南方。在2009年和2010年，数千亿美元流入了新兴市场的基金，对波兰和秘鲁、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几乎不加区别。这种“宏观狂热”——沉迷于全球宏观趋势——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至少在繁荣时期暂时是正确的）：在评估任何特定资产类别时，所需的仅仅是对世界经济大势的了解。结果是，所有主流新兴市场的股票走势越来越同步。2011年上半年，新兴世界中表现最好和表现最差的主要股市之间只有10%的差别，这是历史最低水平，同时也是羊群效应的一个危险提示。
这正是世界在进入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所犯下的相同错误，那时所有高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都以某种形式被视为下一个日本。在华尔街营销人员和畅销书的鼓动下，现在很多分析师和投资者都在就财富从西方向东方的大转移，以及未来贫富国家之间的趋同做出大胆设想，认为新兴国家的平均收入正在迅速赶上那些富裕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销售噱头，但却扭曲了现实，因为新兴市场彼此之间是极为不同的。
首先，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大相径庭。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美元，发展潜力要远低于人均收入处在5 000美元之下的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高收入并不一定会转化为技术实力：匈牙利与巴西和墨西哥处在相同的收入水平，但有90%的匈牙利人使用移动通信服务，而在巴西和墨西哥，这一比例只有40%。
各新兴市场的债务负担也极为不同，即便是中国和韩国这些近期的成功国家，其个人贷款和企业贷款相对其国内生产总值而言，都同许多受债务所困的发达国家一样，相当沉重。韩国人一般都有3张以上的信用卡，背负的债务超过平均年收入，而只有不到1/3的巴西人拥有信用卡。面对西方问题，新兴市场的脆弱性也表现为很多形式。许多亚洲国家仍然依赖对西方的出口，而很多东欧国家则更多地依赖西方提供的贷款来推动增长。
并非所有的树木都能长成参天大树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也出现了停顿，这些改革起初让它们站在了“新兴”的发展道路上。从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尝试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每隔四五年就发动一场“大爆炸”式的改革，每次的新举措——首先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然后是企业产权改造，接下来是引进外企——都会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那种循环已经走到了尽头。
对过去10年发生的热门发展故事的盲目信任，也忽略了失败的高风险。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长期的快速增长。我自己的研究表明，自1950年以来，在任何给定的10年中，平均只有1/3的新兴市场能够取得5%以上的年增长率。不到1/4的国家在20年中保持了这样的速度，而能保持30年的只有1/10。只有6个国家和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和中国香港）40年来保持了这一增长速度，而只有两个国家和地区（韩国和中国台湾）保持了50年。事实上，在过去的10年中，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所有其他实现5%以上增长速度的国家，包括安哥拉、坦桑尼亚、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都是新加入这个行列的。在许多方面，国家的“死亡率”跟股票的“死亡率”一样高。只有4家公司——宝洁、通用电气、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杜邦公司——在美国前30家工业类股票组成的道琼斯指数中从20世纪60年代存活至今。很少有领先者能在10年中一直领先，能够数十年领先的就更少了，找出这为数不多的股票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新兴市场当中的“新常态”将会跟“旧常态”非常相似。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在5%左右，而竞争并不激烈。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要么出奇的疲软，要么异常的强大：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到苏联解体和墨西哥、泰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一系列金融危机的拖累，新兴国家的平均发展速度仅为3.5%。此后是过去10年由流动性引发的快速繁荣，现在则由于资金成本上升而放缓。金融蛋奶酥一旦坍塌，只有在与崩溃有关的记忆消退之后才能东山再起。然而鉴于2008年大衰退的深度，未来10年几乎不可能出现另一场债务狂欢。
新兴市场的发展速度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并不意味着“第三世界”的回归。第三世界是指那些处在谷底、毫无希望的落后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大的新兴市场——中国和印度——增长艰难。伊朗、伊拉克和也门等国家组成了强劲增长的长链条，但这些增长被战争暴力地终止了，现在这些国家跟冲突的联系要比跟金融的联系密切得多。混乱遮蔽了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的腾飞。尽管没有关于1950年之前新兴市场确凿的发展数据，现有证据表明，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国家和地区能像过去10年中那样，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发展得如此之快。然而分析家们现在仍在期待这种大规模趋同发展的奇迹在全球发生。
同时，很多“新兴”国家已经兴起数十年了。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它们没能获得任何持续增长的势头，或者发展开始停滞。马来西亚和泰国本已走上成为富有国家之路，然而在1998年的危机中这些体系核心的裙带资本主义造成了金融体系的崩溃。此后这两个国家的增长速度令人失望。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斯里兰卡和缅甸被标榜为未来的“东亚小龙”，但在其尚未达到4 000美元中等收入线之前，这些国家的增长就陷入停滞。无法维持经济增长是普遍规律，而这条规律很可能在未来10年中再次应验。
虽然印度被广泛地看好为下一个中国，但它也有同样的可能会倒退为下一个巴西。尽管最近几年巴西被视为蒸蒸日上的地区性超级大国，但在具有重大意义的基本面上巴西与中国相反，过早地投资于福利国家的建设，而不是致力于现代化工业经济所需要的公路和无线网络建设。那些越来越依靠价格不断上涨的石油和贵金属等原材料的国家——俄罗斯和巴西——将面临一个艰难的10年。这两个国家拥有在过去10年中处在世界最高点的股市。
未来10年充满了亮点，但你不能盯着那些在过去10年中发展最快的国家，并希望这些国家会继续创出新高从而找到这些亮点。这些明星国家是脱颖而出的国家，它们可以维持快速增长，超过或至少达到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平均发展速度。对于捷克这类人均收入在两万美元以上的国家，脱颖而出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4%的增长，而对于人均收入在5 000美元以下的中国来说，低于6%~7%的增长就会感觉像是一场衰退。
由于欧盟被广泛地嘲讽为“露天博物馆”，并且在2011年末正在经历严重的债务危机带来的阵痛，21世纪最伟大的经济故事之一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但欧盟是一个稳定的模式，对一些新的成员国来说仍是一种鼓舞。对于波兰和捷克尤其如此，这两个国家实现突破并加入了富有精英国家的行列。不是每个欧盟的小成员国都是希腊。
路规
要识别脱颖而出的国家，主要规则是理解经济体制——任何国家在任何时间都能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不断变化的。环境在迅速变化，不同国家会选择不同的规则。经济体制跟市场一样，当运作良好时，它们倾向于行动过火，自掘坟墓。大众的理解往往远远地滞后于现实：当一个体制的规则被专家们认可并在媒体上进行充分讨论时，这个规则有可能已经开始向下发展了。这种动态性支持了古德哈特定律(类似于墨菲定律)，它由英国银行前顾问查尔斯·古德哈特创造：一旦一个经济指标开始过于流行，就失去了它的预测价值。
在变化即将发生时，就像现在这样，伴随着快钱和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的痛苦结束，人们通常长久地固守过时的观念和规则，尤其是那些极度轻视或搪塞潜在风险的观念。近期最为显著的例子是认为刺激经济的基本工具——降低利率和提高公共开支——会结束一个商业周期，这种观念不仅美国有，新兴国家也有。新兴市场领导人存在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把繁荣时期归功于自己，而把艰难时期归咎于西方。这种现象在2011年底非常普遍，许多领导人把新兴市场的任何放缓都归结于来自欧洲的传染，却忘记了欧洲银行的贷款是最初启动这场繁荣的关键因素。
另一种过时的想法使人口统计分析作为一门金融咨询业而兴起。因为中国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庞大的年轻人群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推动，现在有一大批顾问在收集人口普查的数据，寻找类似的人口短暂繁荣，作为下一场经济奇迹出现的标志。这类预测往往认为这些工人受过必要的教育，拥有胜任工作的必要技能，而政府也会获得满意的就业率。在一个向上的洪流托起所有经济体的世界里，这个说法短期内似乎有道理，但是经济条件会发生变化，而且始终在变化。
总的来说，所有的规则都从理解当前的经济体制开始——认识变化的步伐，确定它是朝着创造性还是破坏性的方向移动，是在不同收入阶层、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中创造均衡的增长，还是导致危险的失衡。华沙的新贵显得朴实和低调，而莫斯科精英们却张扬而高调，这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差异：这是一个迹象，表明波兰比俄罗斯拥有一个更为可靠的未来，因为波兰的开支更为明智。从另一方面来看，宣布某公司正在“走向全球”的喜报并不总是一个好兆头。在墨西哥或南非等国家，仍然存在欠开发的消费市场。如果企业用脚投票，来反对目前政客对国家经济的管理方式，企业走向全球或许是一个不好的征兆。
当在里约热内卢享用一杯贝利尼（一种桃色的香槟早午餐鸡尾酒）和乘坐出租车都得花一大笔钱的时候，这不仅令欧洲游客感到不快，也是巴西货币雷亚尔被高估的一个迹象，而一般来说，廉价货币是竞争力的一个标志。即使热钱的流动掩饰了实际的价格过高和缺乏竞争力，巴西的经济也已经变得有点儿臃肿和缓慢了。因此昂贵的贝利尼鸡尾酒不仅是巴西的一个劣势，也是竞争对手的一个优势，甚至可能是底特律复兴的一个标志，因为美国重新获得了相对于主要新兴市场的竞争优势。相对于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美元的价值从2011年年中开始下降了1/3，在扣除通胀因素之后为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共识通常比经济现象发生下一个大的转变时慢一拍。一个越来越不可避免的结论是，目前盛行的对于美国的悲观看法可能有些过头了。在过去的10年中，一些主要新兴市场的货币都对美元发生了升值——巴西的雷亚尔最甚——这也是美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在2008年跌至8%后开始缓慢回升的主要原因。美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已逐渐从10年前的30%下降到今天的22%，这主要归功于页岩油和页岩气的新发现，以及开采这些油气的新技术的开发。美国现在取代俄罗斯成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并在未来5年有可能重新成为主要的能源出口国之一。美国的基本优势——包括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中进行快速创新——正在重振其能源行业并扩大在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所有的热门事物，从社交网络到云计算，似乎正在从硅谷或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等正在崛起的技术热点区域再次形成。一些大的新兴市场将在未来10年失去原有的光泽，而相比之下美国可能表现得相当强劲。
为了对新兴市场得到一个真正全面的观点，我的做法是密切关注一切：人均收入水平、排名前10的富豪名单、激进政界人士的言辞、黑市的货币交易价格、当地商人的旅行习惯（比如他们是在把资金转移到国内还是海外）、大型垄断企业的利润空间、二线城市的规模（过于庞大的首都经常预示着过多的权力集中在政治精英手中）。这种做法基于实地得来的经验，而不仅仅是理论或数字。无论形式如何，每一位主要投资者的工作方式基本相同：了解宏观经济数据，然后前往这个国家深入实地，亲身去感受这个“故事”。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当地人是最先知道的。2003年，当黑市上货币兑换商从以前要求得到美元溢价突然变为给雷亚尔报出高于官方汇率的价格时，我的团队看到快钱的全球急流将要席卷巴西。
对单个国家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在10年前或许没有太大的意义，那时候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当中的比例还不到20%，只占全球股市总市值的5%。到了2011年，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当中的份额几乎接近40%，在全球股市总市值当中的比例也接近15%。现在这些经济体已经太大，不能归结到某一个边缘类别中，把其作为单独的国家分析，将能更好地理解它们。
[3]在本书中，“现在”和“今天”指的是2011年下半年。“过去10年”指的是21世纪的头10 年，“过去5年”指的是21世纪头10年的中期到2011年下半年。
[4]“金发女孩经济”，来自英国童话《三只小熊》。有一个金发女孩跑进森林内，找到一间有吃 有喝的房子居住下来，过着美好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三只熊回来了，原来这间房子属于三只熊所 有，金发女孩的幸福生活一去不复返了。“金发女孩经济”指的是高增长和低通胀同时并存的经济体， 而且利率可以保持在较低水平。——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