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不高，人口老龄化也不是很快。中国的领导人也看到了正在发生的情况：他们正在尝试把经济放缓至一个更适合中等收入国家的健康增长水平，而不是将增长目标继续定位于适合欠发达国家的高增长速度，并且尽量避免经济崩溃的可能性。
“消失的消费者”之谜：他们很容易找，在中国遍地都是。
没有什么比磁悬浮列车更能说明中国超乎寻常的长期繁荣，从上海的龙阳路到浦东国际机场，磁悬浮列车只需要8分钟。在开车去机场的路上，我经常看到磁悬浮列车如同白色的影子飞驰而过，我自己以前却从来没有坐过。没有任何实际理由必须要坐磁悬浮——龙阳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距离市中心20分钟车程，从机场车站走到登机口所花的时间比乘坐磁悬浮列车的时间还要长。但2009年到上海时，我还是抽空去坐了一次世界上最快的营运列车，还是挺有趣的。
一个巨大的数字屏幕随着速度的增加而跳动，直至攀升至每小时270英里的最高时速。但是如果不看窗外，你几乎感觉不到移动。车不会摇晃，没有“咔咔”的声音，确实什么声音也没有，尤其是我坐的那节车厢，我跟我的同事是仅有的乘客，售票员的穿着就像飞机乘务员。当地人说磁悬浮列车通常只有一半的乘客，主要是因为不方便，8美元的票价也相对较高（头等车厢13美元，而地铁只要1.5美元）。宣传片把磁悬浮描述成“零高度飞行”，恰如其分地传达了这种感觉，因为磁力让列车微微离开了地面。它就像某个游乐园里很酷的娱乐工具，但我只坐过那么一次。
你很容易把这种类似云霄飞车的公共交通工具嘲讽为中国式奢侈，此外还有被称为“鬼城”的没有卖掉的公寓楼群，以及2008年奥运会之后留下来的空荡荡的体育馆。然而，我在这里要强调中国整体上的独特性，作为一个与泰国和秘鲁处在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人均年收入大约在5 000美元），中国能修建并运营一项试验性技术，而那些最为富有的国家迄今还没能投入商业运营。英国在1984~1995年在伯明翰运营过一条磁悬浮线路，德国在21世纪的头10年考虑在柏林修建一条磁悬浮线路，但都出于成本的原因而放弃。中国拥有13亿人口，中国经济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带来的国民收入让其能够以那些更为富有的国家所不能想象的方式去试验一些令人兴奋的东西。
但是随着经济的成熟，高速发展的狂欢走向了终结。上海磁悬浮线路的延长计划被搁浅，表面上是因为当地对磁悬浮列车产生的电磁辐射的抵制，但也是出于对这类项目昂贵造价的担忧。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成本与公众反应变得更加重要，而留给那些动辄数十亿美元的试验的空间却越来越小。
中国已经开始反思。早在2008年，温家宝总理就把中国的发展描述成“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而此后情况变得更加不确定。很多关键指标在中国都趋于放缓，而大多数观察者在一定程度上都低估了这种情况。总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正在快速增加，而作为中国繁荣的关键因素之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正快速消失，劳动力短缺让工人们在合同谈判中处于上风。2011年下半年，上海近郊一家小型建筑玻璃公司的老板对我的一位团队成员抱怨说：“3年前你可以对工人大喊大叫，现在却反过来了。”
这些成本开始形成更高的通货膨胀，北京公开承认这一切都意味着经济放缓。然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被过分渲染，看好中国的人们似乎认为北京能够实现这个国家自身已经不再计划达成的增长目标。中国坚持改革的传奇故事——邓小平及其继任者无论时代好坏都坚持进行改革——在过去数年中似乎令自己筋疲力尽了。
中国修建连接工厂和港口的公路，发展电信网络来连接企业，让没有充分就业的农民在城市的工厂中拥有一份更好的工作，从而以传统方式取得了繁荣。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工厂用工规模达到上限，高速公路网总长达到4.6万英里，仅次于美国的6.2万英里，位居世界第二，所有的这些推动因素现在都进入了成熟阶段。最近几十年向有收入的年轻工人倾斜的人口趋势基本上成了历史，不断增加的退休人群将很快开始导致发展的衰退。
曾经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出口业务，也将由于西方国家挣扎于债务问题而放缓。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出口业务以年均20%的速度扩张，这个增速注定要回落。对中国持乐观态度的人们认为，通过把重心从出口市场转移到国内消费，中国就可以持续增长，但是这种希望建立在虚构之上：认为中国的消费一直都受到了抑制。事实上，中国的消费一直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也是一个繁荣经济所能预期的速度。这些是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
当前对中国未来的争论基本上分为两个阵营：极度乐观和悲观。极度乐观的阵营乐于把过去的趋势向未来无休止地延续，预测中国将以8%或更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对中国极度乐观的经济学家们预测中国经济以美元计算将每年增长15%，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占8%，人民币升值占5%，通货膨胀占3%~4%，这些数字足够让中国在10年后令美国“黯然失色”。乐观的观点没有为衰退或反转留有余地，预测城市的房地产将会无休止的繁荣，认定数千万的农村人将像过去20年那样，在将来的20年中迁往城市。悲观阵营直到最近还只是观点尖锐的少数派，但规模正在壮大。常见的悲观论点之一是，中国的过度投资、井喷的债务以及不断上升的房屋价格，与泰国和马来西亚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情况颇为类似，那次危机让这些经济体陷入极度停滞。我认为，真相或许介于两者之间。
大到难以繁荣
中国最有可能的发展路线，是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遵循的轨迹。当时日本火热的战后经济开始大幅放缓，但仍发展较快，这是任何一个即将成熟的经济体完全能够预测的发展途径。中国正处在自然减速的边缘，这将改变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势力平衡，让很多按照中国的蓝图发展的经济体处于不利地位。有关即将到来的放缓的信号已经非常明确，负责任地说将会在今后两三年内发生，让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10%降至6%或7%。结果是，把赌注押在中国将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的数以百万计的投资者和企业将会破产。
人们常说“钱生钱”，但是对国家来说，贫穷反而容易凸显其快速增长——越穷越好。人均国民收入是一项关键指标，因为如果需要养活的人口数量也同样快速增加，不断变大的蛋糕并不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境况。对于一个人均年收入为1 000美元的国家来说，如果人口不增加，取得10%的增长需要每人多赚100美元，但如果人均年收入是1万美元，取得同样的增长就需要每人多赚1 000美元。
以看待俄罗斯（人均收入1.3万美元，人口正在缩减）的方式看待印度（人均收入1 400美元，人口高速增长）毫无意义。一个国家越富有，增长所面临的挑战就越艰巨，越可能因为经济过大而不能快速增长。这不仅是个规模问题，而且是个平衡问题，是个巨大份额的占用问题。1998年，中国要想让它1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10%，需要将其经济规模扩大1 000亿美元，仅消耗世界工业商品的10%——包括石油、铜和钢材在内的各种原材料。到了2011年，要想让中国6万亿美元的经济以同等速度增长，其经济规模需要扩大6 000亿美元，要用掉世界工业商品产量的30%。
学术文献警告说，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通过借鉴或照搬领先国家的技术和管理工具，新兴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缩小与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然而在达到某一点后，新兴国家借鉴了所有能够借鉴的东西，需要开始依靠自身进行创新和发明，而许多国家未能战胜这一挑战。这些国家的经济突然之间不再比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快，反而停止了追赶。它们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会在这里困顿多年，就像中低阶层附近那些不幸的人群一样。
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收入水平相当于领先国家收入水平的10%~30%。领先国家设定了技术和管理的黄金标准。今天这个领先国家是美国，而美国人均收入的10%~30%是5 000~1.5万美元，这就揭示了这一学术概念的问题所在。这个收入区间如此之大，因而在寻找确实具备持续快速增长潜力的国家时，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能够作为一个有用的指南。
中等收入陷阱还忽略了中等收入放缓这一独立现象。很多国家即便没有完全停止追赶，它们的经济也已放缓并稳定在一个较低的增速上。即使是现代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发展故事，比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曾在相当于中国大陆现在的收入水平时经历了一次早期减速。根据汇率变化做出调整之后，中国大陆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约是5 000美元，跟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日本、80年代末的中国台湾和90年代早期的韩国，都颇为相似。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继续追赶美国，但步伐都显著放慢，从之前的9%下降到持续多年的5%。鉴于中国大陆与这些出口驱动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似性，可以说这些是与中国大陆关联最为直接的案例，在这里4个百分点的减速会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变成6%。中国可以通过支付工人工资，让他们铺设哪里也去不了的铁轨线路（日本曾在20世纪80年代修建毫无意义的桥梁，产生了灾难性后果），继续力争两位数的增长，或者它可以改变增长目标——中国似乎选择了后者。
中国在过去10年中所取得的繁荣，主要推动因素是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投资比例从35%激增至近50%，这个比例在任何一个大国中都前所未有。投资支出涵盖了交通、通信网络、办公楼、器材、工厂和机器在内的一切——所有这些都为之后的增长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投资成为一个关键指标的原因。中国在新的投资方面的支出——主要是建筑——比美国和欧洲还要多，这两个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投资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5%和20%。投资集中在修建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所需要的道路、桥梁和港口上，过去10年间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达到了10%，增加了一倍。
这场支出的狂欢无法持续下去。2010年，中国政府已经制订了减少支出的计划，把新公路的修建计划从2007年的5 000英里缩减至2010年的2 500英里，并宣布在2011年用于修建铁路的开支减少10%。《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到了2011年下半年，由于资金削减以及高速铁路在7月份发生的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建设者被迫暂停了6 200英里铁路的修建，这当中有一半是新型高速铁路。
年轻劳动力的枯竭
中国正在变化的人口结构也指向减速。农民工到城市里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的热潮也在显著降温。中国正在迫近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它以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命名，指的是大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都已离开农村、劳动力从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根据知名独立研究咨询机构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估计，中国不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人中有1.5亿已经进入城市，8 400万人在农村找到了非农工作，剩余劳动力只剩下1 500万人。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已经显著降低，大约每年500万人，这个速度仍然会迅速耗尽剩余的富余劳动力。在富余劳动力耗尽时，已经急剧上升的城市工资还会升得更高。
在农村逐渐空巢的同时，中国战后的两次婴儿潮中出生的人们正准备退休。第一次婴儿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1958年爆发的饥荒而终止。第二次婴儿潮是由于毛泽东的提倡，他认为庞大的人口是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关键。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妇女平均每人有四五个孩子，这一代人让中国的年轻劳动力数量从80年代开始激增。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前，中国的有些高官就已经开始反对毛泽东的人口政策，这导致了1979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以及这场大规模婴儿潮的结束。结果是，在当前这个10年中，将会只有500万名年龄在35~54岁的劳动力加入中国的核心劳动力队伍中，而之前10年则是9 000万人。
中国正失去在年轻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几十年中，老年人和婴幼儿的人口数量相对于处在最具生产力的年龄阶段（15~64岁）的人口数量一直在下降，后者要承担养老金和学前教育的费用。但是年轻和富有生产力的人口发展趋势，将在今后3年发生反转。人口老龄化为劳动人口带来了提高生产力的压力，他们要赡养新增加的退休人口，富余劳动力数量的缩减也促使企业提高工资。
为什么通货膨胀指向经济的长期减速
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是中国在几十年中首次面临工资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关键原因：到2011年下半年，平均工资的年度平均涨幅为15%，物价则以5%的速度上升，创下近一段时期的纪录。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长在即将急速放缓之前，工人工资在经济繁荣时期的顶点突然增长是最重要的警示信号。中国正步其后尘。
此外，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比熟练工增加得更快。从事非正规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与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而农民的收入比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增长得更快。这表示迁往城市、获得大学教育（有了学位就可以挣更多的钱）带来的回报减少了。对中国的用人单位而言，这意味着将付出更多，得到更少。
近来雇主开始为了让工人返回工作岗位而提高工资。每年在中国的春节，都有数千万外出务工者回乡探亲。在获奖的2009年纪录片《回家的最后一班列车》中，导演范立欣捕捉到了中国在春节假期时的极度混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快最便宜的返乡交通工具是火车，但是多得超乎想象的人群让铁路系统超越了极限。警察用手提式扩音器、警棍和粗话——一切必要的措施——让拥挤的人群处于控制之下。很多务工者为了买车票而在火车站露宿数周。那些买到票的往往需要从窗户里爬进火车，旅程最长会持续3天，但感觉要漫长得多。很多人整日整夜地站着，因为地板上已经无处可坐了。一些人还穿着纸尿裤，这样就可以不用上厕所，同时还能在旅程中努力保持清洁。
在这部纪录片进行拍摄时，估计有1.3亿人加入了春运的行列。就像中国很多其他事物一样，这个数字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加。现在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工厂主越来越担心农民工返乡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工厂主们提供包括电影和食品在内的各种额外待遇，让工厂的生活变得更有吸引力。神州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服装生产企业，他们在春节期间用满载食物、饮料和能放电影的舒适的大巴送农民工返乡，并在春节结束后接回工厂。
这种不断增长的迎合工人的需求，反映了工人不断提高的议价能力，同时罢工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制造业地区时有发生。尽管关于中国工资高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零售业和餐饮业等低技能服务行业的工资通胀至少也是同样高（每年大约20%）。事实上，当前每小时工资的增长速度是生产力或者每人每小时产出量的增长速度的两倍，这迫使企业提高价格来弥补更高的工资成本。
急剧增加的工资对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出口之上的中国经济的未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生产力的提高让中国可以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维持低通货膨胀，但那个时代已经行将终结。不断提高的工资让生产者把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比如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等国，因此中国的出口制造所带来的繁荣可能达到了极限，或许将开始反转。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很难让投入制造业的劳动力比例超出20%太多，而中国已经位于23%附近了。
北京不愿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动荡
消费价格通胀最糟糕的情况存在于房地产市场，这促成了炒房文化，相比之下美国近期的狂热看起来更为理智。为了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保持增长，北京下令各家银行实行信贷放量，中国在随后的3年中发放了大约4万亿美元的信贷——几乎相当于中国在2009年的整体经济规模——让这场信贷狂欢甚至超越了美国在2003~2007年繁荣时期的信贷扩张。中国当前处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大约10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8万亿美元）。
这些钱多数都流向了房地产。2010年，中国大概售出了8亿平方英尺的房地产，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北京、上海等中国主要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超过了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那时东京皇居所在土地的价格比整个加利福尼亚还要高。
中国主要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在2003~2008年翻了一番，在2009~2010年又增长了40%，让绝大多数本地人越来越无法承担房屋成本。一些城市开始对房地产价格的增幅进行限制，以此让市场冷却。中国在21世纪头10年最知名的电视剧《蜗居》（这部电视剧显然太生动了，2009年末被禁止在国家级电视台播出），描绘了普通中国老百姓对不断上涨的房屋价格的绝望。这种绝望对于越来越多由于买不起房子而找不到配偶的中国年轻男性来说尤为刺痛：有70%的中国单身女性择偶的首要条件就是房产证。与此同时，那些现金充裕的中国人正在购买多套住房。
新房子的价格与普通中国人的钱包形成了彻底的不协调。开发商在修建“鬼城”——大片高耸的住宅和购物广场大量空置，因为普通的中国劳动者买不起。房屋价格如此之高，原因之一在于，当政府在1998~2003年对住房进行市场化时，把国有的城市住房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了当时的居住者。当这些居住者回头以更高的价格进行出售时，他们就可以承担远远超出收入水平的新房子，推动价格飙升。在引发了这场价格激升之后，北京在2010年开始缓解这种现象，启动了在2012年以前修建1 540万平方英尺的低价社会保障房的宏大计划。
但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从市场繁荣中得到了巨大利益，很少有人愿意把土地和时间用于社会保障房的建设。作为1998年改革的结果，现在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都是民营企业，不会直接接受政府发出的命令。为此，政府通过土地使用法来促使开发商修建社会保障房。这引发了最终的不匹配。中国的年轻人很少愿意住社会保障房，因此这些廉价住房或许会成为新的“鬼城”。为了控制偏离轨道的房地产市场，北京通过中央银行提高了利率，这会放缓投资和整体经济增长。
那些认为中国领导人仅仅关注快速增长的局外人，忽略了这些领导人对与通胀带来的怨气以及社会稳定面临威胁的日益担忧。北京最近禁止广告牌刊登奢侈品广告，不是要抑制开支，而是要避免激起仇富心理。尽管邓小平倡导致富光荣，但他的继任者正在确保没有人会过于富裕。中国富翁中没有谁的财富净值超过100亿美元，而俄罗斯有11个，印度有6个，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5年前中国财富排名前十的大亨中，只有一位还出现在2011年的榜单中。政府似乎在极度富有的人群中制造竞争，同时限制他们的财富上限。当然，中国也存在裙带资本主义，也就是把财富建立在与政府的友好关系之上。有些报道甚至声称，大部分财富超过1 000万美元的中国人都是政府高层的第二代。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领导人敏锐地认识到了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如果代价之一是激起民众的反对，执政党就不会不计代价地鼓励增长。
中国2.5万亿美元盈余的假象
中国的负债情况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因为中国目前坐拥2.5万亿美元（2010年10月数据）的外汇储备，同时还是美国主要的债权国，没有人会认为中国存在债务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尽管政府负债很低（大约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0%），但这只是冰山一角。企业（其中很多由政府所有）和家庭负债的总额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0%，在新兴市场中处于最高水平，而这还只是官方数据。
实际的数据或许还要多很多，因为政府数据没有把中国独特的、爆炸性增长的“影子银行业”计算在内。中国央行把这称为“社会融资”，这个行业不一定是不光彩的，但没有出现在官方结算中，它包括大量的、有时是新的信贷渠道，可以是某个公司借给其他公司，也可以是某位存款人借给另一位，银行充当中间人，而不提供任何资金。这个灰色区域自2008年开始爆炸性增长，因为政府在那时尝试放缓银行的常规借贷。如果把影子银行计算在内，中国的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上升到200%，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太高了。
很多外部观察家坚信，中国领导人可以继续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领导中国的发展，甚至当这些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将回调促成这种增长的开支和借贷时，观察家们仍持此观点。在跟中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国内投资者交谈时，中国领导人没有局外人的那种盲目乐观。多数外部人士通过购买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发售的股票而押注中国（比如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上市的大宗商品公司），因为上海股市大体上仍然不对外开放，但这让上海成为一个很好的晴雨表，反映了国内投资者对未来的信心。中国股市现在基本回到了2006年底的水平，而到2011年末中国股市上涨幅度基本为零。
邓小平时代的终结
中国比大多数国家更愿意面对经济表现中令人失望的一面，自从邓小平把实用主义变成中国的国家主导思想以来就是如此。但是邓小平所引发的使命感正在消退。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唤起了这种在数十年中推动改革的意愿，而中国或许是唯一一个让改革遵循可预见的周期的国家，这基本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为经济制订的五年规划。在改革开放前混乱和灾难性的社会试验之后，自1977年以来，历届大会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改革目标，而政府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实现了。
我们还不清楚中国为何能保持这种动力。一种说法是执政党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成果和实现增长。但是许多意识形态破产的政权未能推行改革，最近的例子是突尼斯和埃及。另一种解释是国家强烈希望实现民族复兴，但是有很多拥有辉煌历史的国家，比如希腊和阿根廷，从来没能激发出同样的渴望。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中国的领导者有节奏地推进着改革，尽管冒了很大的风险。改革确实为个人和地方带来了更大的权力和自由，而这在过去被证明对中国政权的威胁最大。
放松控制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决心，中国最初从邓小平身上发现了这一点。在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复出。在随后两年内，邓小平让农村实现包产到户，让农村的收入和生产力取得了爆炸性增长。他还允许农民在城市的市场里出售自己的产品，在户籍管理制度上打开了一个裂缝，在此之前这个制度把农民限制在农村。没有户口仍然让多数农民工成为二等公民，因为在大多数城市中有了户口才能享受公共服务。但是规则已经足够宽松，让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重塑了中国。在一个拥有很长的农民起义历史的国家，高级领导人的确需要足够的胆量才能允许这种高度自由的流动。
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开始提拔年轻一代领导人。他们今后将在农村继续开展改革，同时把改革延伸至城市：放松对国有企业的集中控制，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打开大门，取消对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管制。
1989年之后，中国的改革者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低调。但是邓小平通过1992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方视察进一步推动了经济改革的进程。在南方视察中，他强烈地认可了南方正在进行的市场试验。邓小平在早些时候允许沿海成立出口加工区，考虑到需要把出口商品通过港口运送到世界各地，以及每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集结在沿海一带，这种做法具有充分的经济意义。
沿海地区是开始建设现代化经济的合理选择，这是一个普遍的模式。很多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出于政治原因尝试实现“空间平衡”，过早地寻求把财富向那些受到抑制的地区扩散，这包括永远不会成为开发基金投资目标的遥远的内陆地区。华人学者黄育川认为，空间平衡是“前苏联计划者的一个迷思”，是埃及、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南非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主要目标。邓小平认为，日益凸显的地区性不均衡是必须承担的政治风险，至少短期如此。黄育川称，邓小平在这一理解上孤立无援。邓小平还清楚地知道，这些沿海地区的繁荣将会吸引农民工。
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和整个地区的货币崩溃。由于全球需求减少，各地工厂闲置，北京开始精简臃肿的国有工厂，数千万名工人下岗，很多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房地产行业实行了市场化，首次允许私人产权的存在。在此期间，最大的举动或许是在2001年努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要求北京逐渐地降低贸易壁垒。中国正式向自由的对外贸易敞开大门。
如果说在历时25年（1978~2002）的改革中有什么主线的话，那就是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伟大贡献。如同斯特拉福咨询公司（Stratford）的马修·格特肯和珍妮弗·里士满所指出的，尽管邓小平在1997年去世，但他不仅亲手挑选了他的继任者江泽民作为最高领导人，而且还是江泽民的继任者胡锦涛的指导者和领路人。邓小平实行了大胆的举措，包括对外开放、放松户籍制度、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但是，这些举措已被增加社会福利、减少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影响以及重新分配经济蛋糕所取代。例如，除了2008年是个例外，中国从2003年以来每年最少把最低工资提高18%。来自各省的初步证据表明，2011年这一指标将提高21%。这种举措——通过改革让生活变得更容易，而不是让经济更加具有竞争力——在国家变得更为富有之后相当常见。在胡锦涛的任期结束之后，邓小平及其改革派或将成为历史。
体制中不存在魔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引发了关于何种政治体制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激烈讨论。但起作用的不是政治体制，而是体制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该政治体制的领导人是否理解经济改革的基本要素。任何政治体制——民主、独裁抑或其他类型——对一个国家能否脱颖而出产生积极影响的机会都是一半对一半。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此深信不疑，但出于写作本书的目的，我决定考察一下取得高速发展的国家——增速超过5%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过去30年中的表现。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类方法，我的团队把各个国家分成民主和集权（包括君主政体和军政府）两类。我们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有32个国家的发展速度超过5%，这当中有59%的国家是民主政体； 90年代，39个高速发展的国家中有59%是民主政体；在21世纪的首个10年，53个国家中有43%是民主政体。纵观30年，124个国家当中有64个国家(占52%）是民主政体，跟我的预期基本吻合。
然而很多人仍然相信政治体制关乎经济成功。美国的政治家们认为民主和资本主义不仅是优秀的体制，而且相辅相成。但很多经济学家持相反观点，认为管理良好的集权体制更有可能产生快速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这种观点源自很多成功的发展案例，比如韩国和新加坡，都是集权国家，至少在它们的早期如此，现在中国也是这样一种情况。
然而，近距离观察自2000年之后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可以看到处于从集权向民主过渡的各个阶段的国家（或是从民主向集权过渡）。即便是既落后又集权的缅甸和哈萨克斯坦也在过去10年中取得了每年超过10%的增长，这表明在这活跃的10年中，不用怎么费劲儿就可以让一个基数很小的经济体获得发展。在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大学任职的亚当·普沃斯基指出了战后存在的类似证据：1950~1990年，在取得4倍经济增长的8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两个（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一直是集权制，一个（韩国）多数时间是集权制，两个（日本和马耳他）一直是民主制，三个（泰国、葡萄牙和希腊）在民主和集权之间摇摆。集权并不一定是一种优势，越南在各方面都学习中国，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看到，在越南，这种控制型经济并不奏效。
消失的消费者
由于确信中国将从出口导向型转向消费导向型，市场对于中国繁荣的信心得以维持。这不仅将会调整中国经济，也会重新平衡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的西方经济体现在有更多的机会向中国消费者出售产品。但是这种希望建立在一种错觉之上，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通过迫使人们储蓄，为投资新的出口工厂建立了巨大的资金池，有意地避免了消费经济的出现。
实际上，中国消费并未受到压制。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消费支出以每年平均9%的速度增加，在不引发通货膨胀失控的前提下，这是中国大陆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了。这比繁荣时期日本的平均速度还要高出整整1个百分点，与中国台湾基本相同。认为北京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消费的观点，漠视了被广泛接受且广为人知的有关消费繁荣的证据。中国不断地取代欧洲或美国，成为一个个大型跨国公司的主要市场。较近的例子是劳斯莱斯， 2010年，这家公司在中国售出的汽车数量首次超过了英国。某些估计认为中国已经拥有世界奢侈品市场25%的份额。这种扩张的规模谈不上非同寻常，也不局限于奢侈品，它正在多方位地改变中国社会。尽管人们对中国已经拥有太多酒店而存在广泛的担忧，开发商们仍计划另外建造7 500座酒店，成本预计为600亿美元，要把中国更多的地区向国外游客开放，同时满足中国人不断增长的、希望饱览祖国山河的渴望。
在过去10年中，中国开始加大内陆开发力度，零售商也相继跟进。除北京和上海这些主要城市之外，路易威登还在其他城市开设了17家门店，包括南京、沈阳和天津。中国的男人们也已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更加时尚的角度看待自身，欧莱雅称男性护肤品的销售在2011年上半年增加了40%—— 比女性护肤品的销售增长快了5倍。总之，关于一场持续进行的消费革命的证据已广为人知，很难想象北京可以通过解除中国人的消费束缚来维持经济增长：这样的束缚很早以前就不复存在了。
对此，那些对中国持乐观态度的人反驳说，国内消费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正在下降，现在仅有40%，远低于韩国和日本在经济繁荣时期的55%~60%。这个统计是准确的，但却有误导性。如同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中国人的消费在快速增加，之所以在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比例下降，是因为投资增长更快。在过去10年中，投资每年的增长幅度为15%，之前的两个10年则是12%。如果投资增长不得不放缓——中国领导人已经宣布放缓——而且消费不可能增长得更快，结论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速将会放缓。
如果经济增长放缓来得猛烈而迅速，将无人从中获益。考虑到繁荣的规模以及相关的信贷过度，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一些悲观论者认为这将不可避免。某位评论家把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降低到官方8%的增长目标之下，比作好莱坞的惊悚片《生死时速》，片中一辆公交车上有一枚炸弹，被设定为当汽车的时速低于50英里时就会爆炸。在中国，这枚炸弹会由于新增就业岗位的减少而被触发，以劳动者动乱的方式引爆。
经济放缓不会摧毁中国
悲观论者或许跟乐观论者都不正确，因为中国仍然拥有巨大的成长空间，虽然速度会降下来。跟日本的对比再一次说明了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日本由于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被美国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逼迫对汇率重新进行估值。那时，日本购买了数十亿美元来确保汇率紧钉在1美元兑360日元，从1949年以后日元就紧钉在这一水平，以便帮助日本经济从战争中恢复。
考虑到更大的经济体需要货币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本国货币和信贷条件要适应本地的需求，很多经济学家认为重新估值是非常自然的举措。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日元对美元升值80%，让日本的出口变得昂贵得多，从而导致竞争力下降。日本没有石油，尤其容易受到70年代末期石油价格飙升的影响，诸如此类的种种因素也合力促使日本经济放缓。在接下来的15年中，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切换到了低速挡位——先是下降到了5%，然后是4%——日本经济随之陷入停滞，直到今日。（从1990年以来，日本经济每年仅增长1.2%，2000年以后则不到1%。）
短期内，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还不会下降到4%。尽管中国也在逐渐让汇率变得更加灵活——人民币自2005年以来就在稳定升值——相对于日本要更加循序渐进。在达到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所实现的现代化水平之前，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在1978年开始现代化建设，起点远低于日本。日本从1955年开始高速增长之前就已经拥有了相对发达的工业化经济，拥有现代化的纺织、钢铁和造船行业。
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不高，人口老龄化也不是很快。中国的领导人也看到了正在发生的情况：他们正在尝试把经济放缓至一个更适合中等收入国家的健康增长水平，而不是将增长目标继续定位于适合欠发达国家的高增长速度，并且尽量避免经济崩溃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放缓将会降低一颗明星的轨道，它曾改变了人类进程的轨迹，无论好坏，都快速减少了全球范围内的贫困，同时加剧了环境破坏和全球变暖的威胁。中国相当于一家拥有革命性技术的公司：在摧毁竞争对手的同时，提升了那些为其提供发展动力的国家。中国作为出口制造大国的崛起，并没有减缓全球制造业的长期下滑（去除通胀因素之后，制造业自1970年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比例从17.5%下降至16.9%）。中国仅是更快地吞噬西方国家在钢铁、电视、汽车和其他制造品方面的份额。中国经济放缓，意味着它将减少地区性政治冲突，减少贸易战，减少世界对这条“红色巨龙”崛起的恐惧。因此，这或许不是件坏事。
如果中国在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至6%~7%，人们会感觉这像一场温和的衰退，将会有一些转变所带来的痛苦。但对于全球经济来说，这很难成为大事件。毕竟，如同中国谚语所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更大的背景是中国的经济规模现在已经非常大——每年约6万亿美元——即便以6%的速度增长，也会在未来数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单一贡献者。因此，这种震惊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担心中国崛起(或崩溃）的国家、政客和投资者们将会大大地松一口气。那些把身家性命都押在中国至少会以8%的速度增长的人，会面临一场极难应付的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