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其他大国像印度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有利条件，包括人口特征、创业能量以及或许最重要的，人均收入只有中国的1/4。但永远不要认为命运是理所当然的。印度的政策制定者不能假设人口特征会让印度取胜，而裙带资本主义上升和不断增加的福利开支等问题只是细枝末节，不是实际存在的重大挑战。正是这些因素在其他新兴市场中过早地抑制了发展。
“伟大的通天绳魔术”最终被揭示为一场骗局，实际上是印度街头魔术师的表演让西方观众在脑海中拼凑出了一幅画面。
19世纪晚期，西方旅行者从东方陆续回国。他们声称亲眼目睹了一种令人目瞪口呆的新奇魔术，自此这个故事从印度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这个故事有很多版本，一个最完整的版本说，一位街头表演者把一条粗粗的绳子盘在篮子里，然后开始演奏他的长笛。这条绳子开始像眼镜蛇一样舞动，并爬到很高的高度。一个淘气的小男孩，也就是魔术师的助理，爬到绳子的顶端消失了。魔术师对周遭的掌声躬身致谢，然后开始呼唤男孩，叫了很多次。魔术师开始变得不耐烦，甚而狂怒，抓起一把大刀，爬上绳子，也同样消失了。然后男孩的四肢、躯干和头颅从天上掉下来。魔术师又出现了，把男孩支离破碎的身体拼到一起，用一条床单盖起来，然后男孩笑嘻嘻地从鲜血淋漓的床单下爬出来。100年后，“伟大的通天绳魔术”最终被揭示为一场骗局，实际上是印度街头魔术师的表演让西方观众在脑海中拼凑出了一幅画面。魔术界曾经提供巨额赏金，但是从来没有人能够表演“世界上最伟大的幻术”。
最近几年去过印度的人们也同样惊讶，对这个国家过去10年中在新兴市场的飞速发展中发生的或许是最为深刻的转变而印象深刻。印度有充分的理由被视为新兴国家的代表，它是所有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经济体中最好和最差部分兼具的典型。与多数其他国家相比，印度股市由于其深度和多样性，与全球新兴市场股市的联动最为紧密。印度股市拥有5 000家上市企业，国外投资者投资了其中的1 000多家，还有接近150家企业的总市值超过10亿美元。（只有中国股市才具有这样的规模，但是由于中国股市基本上不对外开放，所以没有人认为它反映了全球趋势。）此外在大量新兴市场股市中，上市企业主要来自某个单一行业——俄罗斯是石油，中国台湾是科技——印度股市却从汽车企业到药品公司无所不有。
印度股市巨大的规模及其多样性，让它可以展示印度几乎所有的侧面——从落后的如同中世纪一般的比哈尔邦，到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孚瑟斯大学——成为新兴市场所有骗局与希望的熔炉。仅是拥有两亿人口的北方邦，就相当于人口在世界排名第六的国家，而拥有9 000万人口的孟加拉邦，比德国的人口还要多出很多。这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国度，年轻人可以选择加入世界级的工程学院或毛派的队伍，而社会精英广泛地掌握了英语，让西方人认为印度与他们高度一致而且容易接触。对于预测印度将以何种速度崛起成为经济大国，重获300年前曾经拥有的实力——当时印度的经济产出几乎占到全世界的1/4——国外分析人士的观点针锋相对。每个社会都是复杂的，像印度这样庞大和多样化的社会让线性长期预测变得更加不可能。
历史学家在寻找印度通天绳魔术的起源时，发现它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中国。印度现在存在一种风险，迷恋于自身的高速增长，以为又在跟中国一起表演一场魔术——以8%或9%的速度似乎永无止境地增长——以为这会让印度成为未来10年中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到了2011年的最后几个月，当印度的增长预期降至7%以下、投资者的信心开始动摇时，印度的精英们似乎更为关注如何享用这笔意外之财，而不是努力保持这种快速增长。
关于这种乐观想法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印度持续的婴儿潮从之前的“定时炸弹”，变成了社会精英心目中的“人口红利”。直至20世纪90年代，印度政府还在努力动员整个国家对抗人口过剩的危险，但现在这种担忧已经消失，原因在于有观点认为婴儿潮产生的新一代劳动力帮助中国实现了经济增长，也会为印度带来同样的好处。确实，中国的婴儿潮即将结束——赡养比例，也就是退休老人与赡养他们的年轻人的比例，将从2015年开始急速上升，而印度的婴儿潮还会持续下去。到2020年，中国人的平均年龄为37岁，印度人的平均年龄为29岁（欧洲人的平均年龄为49岁）。很多印度人现在把人口看作一项相对于主要对手国家的关键竞争优势：希望中国未富先老，而印度将在年轻的时候就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印度的这种信心忽视了战后很多非洲和中东国家的经历，当时大批年轻人涌入就业市场，引发了失业、动荡以及更多需要养活的人口。传统观点认为，由于印度相对强劲的教育体系、创业热情以及跟全球经济的牢固联系，所有的劳动力都将会投入工作。所有的这些都是实情，但印度已经显现出某些增长乏力的危险信号，比如不合时宜的过度自信。在近期的危险信号出现以前，很多外界人士对印度也充满信心。我把印度在这个10年作为脱颖而出的国家继续发展的概率设定为大约50%，原因在于印度和国外精英们忽略了一系列风险，包括臃肿的政府、裙带资本主义、财富与权力流动性的下降，以及农民继续留在农田里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
破局的早期信号在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执政时就开始出现，但辛格的执政并不是其真正原因。辛格在担任财政部长时，帮助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向世界贸易开放。那时印度处在危机之中，辛格引领了彻底的改革来打破被称为“许可证制度”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不仅规定谁生产何种货物，还规定了生产多少、价格如何。此外，辛格还把进口关税从平均85%降到25%，并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印度股市。20世纪90年代，印度经济每年增长5.5%，比80年代快不了多少。但是随着大量的宽松资金突然从西方国家流入，这些改革让印度为在2003年开始的全球性繁荣中腾飞作好了准备。2003~2007年间，印度的增长速度提高到了接近9%，在世界上仅次于中国，位居第二。
当辛格在2004年当选为总理时，很多人希望他能继续推进改革。但事实上，他更多地成了一位名誉领袖，迎来了一场由全球而不是本地力量所发起的经济繁荣。有批评说他的低调和缺乏魅力让他不能成为一位坚强有力的总理，但实际上他的权力非常有限。由于不具备独立的政治根基，辛格把他的职位完全交给了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后者是一位雄心勃勃的福利社会政策的支持者，对经济增长并无多大贡献。辛格无法对产生极度自满的政治阶层和政治文化强行改革，他让我想起了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一位乏善可陈的领导者。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时期执掌白宫，并没有用他的权力来纠正不断加深的错误，最终在30年代拖累了美国经济。作为一位沉默寡言的人，柯立芝获得了“沉默的卡尔”（卡尔是“卡尔文”的昵称）的绰号，而辛格也以沉默著名。一幅漫画在印度疯狂流行，画中辛格坐在牙医的椅子上，牙医则请求他至少在进行检查的时候把嘴巴张开。
与巴西的不祥联系
印度的确有理由自信。从消费者拥有的电视机数量到马路上的汽车，以及数量巨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年轻人群，印度在很多指标上非常像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中国在那时超过泰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是要为印度拼出一幅与中国非常相像的画面，就必须忽略很多不那么令人高兴的部分。
中国并不是印度唯一的榜样。从文化和政治上来说，相对于以计划和控制为特色的中国，印度与陷入混乱和迷茫的现代巴西拥有更多的共同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以巨大的决心每隔四五年就进行新一轮具有标志意义的经济改革，而巴西的改革进程在20世纪70年代就停止了。从那时开始，巴西就从新兴经济体的名单中被除名，并陷入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恶性通货膨胀。
印度与巴西都是“高语境”社会。“高语境”这个术语由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提出而变得流行起来，用来描述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们富有情趣，喜欢热闹，轻易许诺但未必都能兑现，对会议时间和最后期限有些随随便便。这些社会倾向于以家庭为中心，人与人之间建立起长期的密切关系，甚至扩大到直系亲属之外。在这种非常亲近的环境中，很多东西都不言而喻，或者表达得非常简洁，因为彼此的价值观高度一致，有很多内容从语境上就能被含蓄地理解了。口头语言通常是辞藻花哨和含混的，道歉却正式而冗长。与此相反，“低语境”指的是欧美等国，在这些国家中人们以个体为中心，介意隐私，更倾向于遵守时间安排和做出的承诺。人们常常四处奔波，拥有很多短暂的关系，从而依赖简单、坦率的沟通，并制定规则来指导行为。从靠近瑞士北部苏黎世附近的德语地区驱车前往靠近卢加诺的意大利语地区，分贝突然提高，人们似乎同时都在讲话，你会发现高语境和低语境社会在同一个国家得到生动体现。相对于德国人，印度人和巴西人跟意大利人更为相近。
高语境社会深信传统、历史并喜欢圈内人，比如某个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商业圈子，因此他们更易于腐败。如果这个说法让那些认为巴西人和印度人开放、随和和坦率的商人或游客感到狐疑，那是因为他们只接触到了低语境的层面，那些视野开阔的社会精英会以清晰的方式跟外国人打交道。巴西的狂欢节和印度的婚礼欢迎任何人加入，你或许甚至会感觉像被看作自己人，但事实是外人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真正成为这些文化的一部分。辛格总理喜欢说无论如何评价印度，与其完全相反的说法也是正确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印度无疑普遍地存在矛盾——但这也是一种典型的高语境分析，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公然对抗无可动摇的事实，或者能回避印度可以毁掉自己的那一面。
当然巴西和印度绝对不是仅有的高语境文化，这种社会关系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都非常典型。但我确信巴西和印度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联系。每次访问这些国家时，我都能体会到这一点，从吃饭的习惯到人们丰富多彩的个性，以及不拘礼节等。
最近一段时间巴西最为流行的肥皂剧是《印度之行》，讲述了巴西人和印度人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是在印度城市阿格拉和焦特布尔拍摄的。在片中，巴西演员扮演印度人，很容易就把印度北部地区的人们演得活灵活现。那些看过这部片子的印度人认为这部电影演得很到位，包括造型、仪态甚至表情。这也是印度导演埃塔·卡普尔（Ekta Kapoor）的风格，她曾执导印度电视史上最受欢迎的一些电视剧。出于迷信的原因，她执导的所有早期电视剧的名字都以字母“K”开头。（这里除了迷信之外，并没有包含更多的高语境内容。）
印度人和巴西人对他们之间的联系只有些微的认识。谷歌在2002年收购了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的社交网站Orkut，以48种语言与聚友网（MySpace）和脸谱网（Facebook）进行竞争。这个网站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失败了，除了印度和巴西。这两个国家贡献了超过80%的流量。这个网站的某些外观、感觉和功能引起了印度人和巴西人的共鸣。
印度和巴西之间在政治上也存在独特的联系：渴望国家对个人风险进行保护，把国家视为一个大的内部群体的社会福利提供者，其程度之深是我在其他高语境国家所很少发现的，比如中国和智利。印度和巴西的政治精英们对于福利社会的开明见解颇为钟情，即便在经济还不能产生福利社会所需的收入时，两国人民都要求高水平的收入。巴西的人均收入大约是1.2万美元，印度是1 400美元。印度的执政党国大党最近致力于慷慨地支出，以此重新获得过去几十年中失去的一系列地区性政党的政治支持。巴西则推出了或许是新兴国家中最为慷慨的福利计划——家庭补助金计划（Bolsa Familia income supports)。2005年，印度国大党推动通过了更为慷慨的《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该法案保证农村贫困人口每年都能获得公共服务部门为期100天的工作，由此印度财政部增加的成本接近100亿美元。
对印度来说，在全球繁荣时期增加支出是非常容易的，但是这笔支出在后危机时期还在持续增加。受到就业保障大受欢迎的鼓舞，印度政府现在计划为穷人提供相同金额的食品补贴。如果印度政府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印度或许会遭受巴西在20世纪70年代的命运，那时候巴西巨大的政府支出引发了恶性膨胀并抑制了私人投资，终结了巴西的经济繁荣。巴西所犯下的关键错误之一是让公共部门的工资与通胀挂钩，这导致工资与价格的螺旋式上涨。印度央行表达了对发生同样螺旋的担忧，《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所确保的工资收入在2011年已将农村地区的工资通胀推升到了15%。
在印度当前政局动荡的背景之下，裙带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普遍的腐败由来已久，但这种情况现在发展到生意中的所有决定性因素都取决于与政府的恰当关系。当我在2010年9月份的《新闻周刊》国际版一篇名为“印度的致命缺陷”的封面文章中得出这一观察结论时，我被视为一个搅局者。政府高官告诉我，这种任人唯亲只是发展当中的一个正常阶段，他们还引用了19世纪美国强盗贵族时代的例子。当私下里被问到腐败问题时，印度总理辛格恐怕会告诉人们不要一再地关注这个问题，这会损害印度的形象。
从2010年开始，腐败问题以一系列备受瞩目的丑闻而爆发，从电信频谱的销售操纵，到印度为这一年的英联邦运动会建造的质量低劣的设施。印度在透明国际组织的廉洁国家年度调查中的排名，从2007年的第74位下降到2010年所有178个国家中的第88位。印度正在接近拉丁美洲和部分东亚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情形，当时这些国家开始形成反对经济改革的一股反弹力量，因为任何经济开放似乎都是让特定的一小部分人获益。中产阶级极度不满的萌芽在2011年开始出现，很多城市居民开始集结在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雷的身后，这位活动家从抗议腐败的绝食者，迅速转变为一场能够令国会瘫痪并摧毁商业信心的民间运动领导者。
空地比电影明星更具吸引力
一旦新兴国家的企业开始把触角伸向国外，将会被普遍认为是整个国家跨出的一大步。但是很多印度企业之所以开始走向海外，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在印度国内做生意的各种问题。因为政府索贿的增加，德里和孟买的生意人比以往更加痛苦地抱怨在印度开展一项新业务的成本急剧上升。印度企业的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比例已从2008年的17%下降到现在的13%。
当印度需要企业家更加积极地在国内进行投资，从而让印度实现8%~9%的经济增长目标时，这些企业家却把目光转向了国外。所有印度公司的海外业务在公司整体利润中的占比超过10%，而5年以前仅有2%。考虑到国内市场的潜力，印度公司应该不需要寻求海外市场带来的增长。（以当地标准计算， 2010年有超过1/3的印度家庭拥有相当于2 000~4 200美元的中产阶级收入，而2002年这个比例是22%。）印度前50家企业中现在恰好有超过一半的利润依赖出口、全球商品价格和国际并购。
当新兴国家开始在国内投资过少时，通胀飙升成为巨大的风险。随着投资的枯竭，国家无法在工厂和道路建设方面投入必要的资金，而这些是为日益繁荣的中产阶级生产和运输商品所必需的。供给不能满足不断增加的需求，价格就开始高企。在一个不稳定的商业环境中，投资缩减并不会自动反转，而没有什么比政府的不公和贪污更让社会不稳定了。这就是为什么贪污会导致通货膨胀：它让资金远离了生产性投资。在2010年和2011年上半年，印度的通货膨胀从2003~2007年繁荣时期的5%上升到9%还要多。
有很多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是关于这种贪污引发通胀威胁的。最近印度的生意人之间流传着很多有关孟买一位重要政客的故事，这位政客因房地产交易聚敛了大量财富而闻名。在某部宝莱坞新片的私人放映中，这位政客要求导演把某段歌舞放了一遍又一遍。当导演问他是不是被片中的女主角所吸引时，这位政客回答不是，他注视着这段镜头的拍摄地，思量着导演在孟买从哪里找到了这样一块如此诱人的空地。
为了避免危机，印度需要建立一个由规则而不是人际关系主导的社会，后者会把土地、工厂和矿产等潜在的生产性资产放到错误的人手里。东亚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建立了相对公平的体系来出售公共土地。值得赞扬的是，印度国会也在制定一部旨在避免侵占土地的法律。要想让印度的大部落和农村人口支持商业开发，需要让他们能够从土地兼并中获得一些利益。
更好的亿万富翁阶层？
在全球媒体上，印度与其充满活力的科技企业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企业家经常登上国际杂志的封面。但这忽视了转向内部，也就是印度高语境的一面。最近在亿万富翁的名单上，这些企业显贵们正逐渐被一个新的人群所代替：地方性企业巨头，他们通过与邦政府的私下交易积累了大量财富，垄断了矿产和不动产等地区性行业的市场。印度通常拥有过多的亿万富翁，这是内部集团为自身利益垄断经济的部分表现。此外印度不存在财产税或遗产税。富有人群的财富在爆炸式增长，其速度或许要超过其他任何国家。2000年，世界前100名亿万富翁中还没有来自印度的巨头，现在则有7位，只有三个国家超过印度：美国、俄罗斯和德国。印度在这方面的排名高于中国（1位）和日本（没有）。
路规：观察顶级富豪的名单变化，了解他们如何获得了巨额财富，并且注意他们的财富总额。这个信息能让你跨越收入阶层和行业，快速地了解增长平衡。如果相对于自身经济规模而言，某个国家产生了太多的亿万富豪，那它就是不平衡的。（俄罗斯有100位亿万富翁，几乎跟中国一样多，而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俄罗斯的4倍。）如果一个国家的亿万富翁平均积累了上百亿而不是几十亿的财富，那么不平衡将导致不景气。（俄罗斯、印度、墨西哥是前10位亿万富翁平均净资产超过100亿美元的仅有三个新兴市场国家。）
如果一个国家的亿万富翁主要通过政府的恩惠，而不是生产性的新行业来获得财富，将会激起仇恨（这就是印度尼西亚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叛乱的原因）。健康的新兴市场应该产生亿万富翁，但其数量要与该国的经济规模相称。亿万富翁应该面临上层的竞争和流动性。理想情况是，他们的财富应该主要来自生产性的经济行业，而不是依靠与政客的亲密关系。创造性破坏是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因为拥有广泛人脉的既得利益者可以从现有体制中得到一切，所以他们是资本主义的敌人。
亿万富翁名单
国家（地区） 亿万富翁的数量 总净值（10亿美元） 总净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 平均净值（前10名富豪，10亿美元）
俄罗斯 100 431.8 29.2 16.8
马来西亚 9 44.0 20.1 4.9
印度 55 246.5 17.2 14.8
中国台湾 25 62.4 14.6 4.1
墨西哥 11 125.1 12.5 12.4
沙特阿拉伯 7 54.8 12.4 7.8
土耳其 38 63.7 8.7 2.8
巴西 30 131.4 6.5 8.8
菲律宾 4 11.4 6.0 2.9
印度尼西亚 14 32.3 4.6 2.8
韩国 16 39.6 4.0 3.2
中国大陆 115 230.4 4.0 6.0
资料来源：2011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可以登录www.forbes.com/wealth/billionaires/list进行浏览。
对中印两国排名前10的亿万富豪名单的变化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两国的经济发展有何不同。中国的顶级富豪名单更新快，始终有名字上榜或下榜，而且从来没有人能够突破100亿美元净资产的天花板。确实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中国的领导人正在执行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对富豪的财富总额进行限制。这是唯一能够解释下列事实的方法：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取得的经济增长和创造的整体财富要远多于任何其他国家，但中国最富有的人的资产仅为90亿美元，远少于一些规模小得多的经济体中的富豪，包括墨西哥、俄罗斯和尼日利亚。2007年中国首富黄光裕由于内幕交易和行贿指控而入狱，也能说明问题。他的一位前辈、曾经光芒四射的企业家牟其中，由于银行欺诈罪而被判刑。并不是说这些指控毫无根据，只是在中国的商业文化中，政府似乎对财富接近100亿美元的富豪的行为和交易给予了格外的关注。毫无疑问，中国的目标是控制仇富并减少富人对政局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策略是成功的：中国面临反对地方官员腐败的罢工和抗议，而印度则面临被称为纳萨尔派的小规模武装反抗，这些组织在某些贫困但资源丰富的内陆省份最为强大，比如恰蒂斯加尔邦和贾坎德邦。这些地方的政府在过去一直软弱无力，而受到优待的少数人又一夜暴富。
就亿万富豪的财富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来说，印度仅排在俄罗斯和马来西亚之后，顶级富豪的变动很慢。2010年《福布斯》富豪榜上的10名印度富豪中有9名自2006年就已经上榜，而2006年的榜单仅有5名富豪是之前就曾经上榜的。迄今为止，很多印度的超级富豪仍然能唤起民族自豪感而不是怨恨，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国家旅行而不用担心自身的安全，但这种友好的状态会很快改变。
权贵资本主义是一个暗中破坏竞争并放缓经济发展的毒瘤。这就是美国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面临这个问题时，通过打破垄断来推倒强盗权贵的原因。自从反垄断法通过之后，美国经济在富有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和公司排名方面经历了持续变化。美国前30家工业公司组成的道琼斯指数一直在不断变化，平均每15年就替换掉一半的成分公司。印度市场过去也经常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在2011年下半年，孟买指数所跟踪的印度前30家公司当中的27家，也就是90%的公司，自2006年以来就已经包含在孟买指数中了。而就在2006年，这个比例也还只有68%。更进一步地看，孟买指数中排名前10的股票占到总市值的2/3，而道琼斯指数中前10只股票只占到总市值的一半，这表明印度公司的财富更加集中。
这标志着印度上层精英中悄然出现了停滞，而在高语境社会中，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裙带关系在宝莱坞盛行，电影名人的子女受到广泛优待。而在议会，大多数年轻议员是太子党或者“世袭议员”，从之前由他们的父辈或其他近亲所把持的职位上接任。帕特里克·弗伦奇在2010年出版的《印度画像》一书中透露，尽管议会下院中大多数年龄在30岁以下的成员都是世袭议员，这个比例在年长的议员中稳步下降， 71~80岁的年龄段只有10%是世袭议员。在执政的国大党中，情况更加极端：所有年龄在35岁以下的国大党议会成员都是世袭的。
关于印度，丘吉尔的观点似乎只对了一半
创立国大党的甘地家族长期被认为是印度合法的统治家族，自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这个家族几乎没有间断地统治了印度30年。至今国大党仍是高度集权，其指挥控制结构以甘地家族为中心，甘地家族现在正进入执政的第四代。甘地家族在印度政界是唯一的国家品牌，而且在多年中表现出巨大的革新力，以至于很多人把40岁出头的国大党总书记拉胡尔·甘地视为印度的当代象征。
尽管印度民众对当权政客的敌意不断增加，这种高层的延续性仍在持续。当多党民主制度在印度生根时，国大党在混乱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首次在全国选举中败北。在接下来的1/4个世纪中，由于对治理水平的失望，印度人成为世界上最不忠诚的选民，在70%的全国选举和邦选举中驱逐了现任政府。在每次大选之前，议会成员按惯例都会拍摄合影。在那些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的照片中，很多议员看上去就像站在行刑队面前的嫌犯，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人会幸存。在过去10年的繁荣时期，政府被摒弃的比例下降到50%，但此后又开始升高。
在一个强烈地倾向于对现任政府投反对票的国家，家族王朝能够延续的原因在于政客们从未脱离政治。他们只是在等待下一次选举，并卷土重来。在印度的很多邦，政治竞争如同旋转木马，两个势力根深蒂固的政党轮流执政。通常这些政党都是以某个邦为根据地的地方性政党，即便是在北方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等一些更大、更富裕的邦也是如此。例如在泰米尔纳德邦，一个泰米尔人的民族主义政党DMK（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首次击败国大党，此后的每一次选举DMK都与当地的另一个分裂主义政党AIADMK（全印安纳达罗维达进步联盟）进行竞争。在这些地方，国大党及其主要的全国性竞争对手印度人民党只能算是小党派。
选民们越来越不寄希望于中央政府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经济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多地来自印度28个邦的邦长。在印度，中央政府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控制了所有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这个比例高得异乎寻常。印度人首先会觉得自己是比哈尔邦或泰米尔纳德邦的一分子，于是他们转而投向地区性政党，或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等全国性政党少数几个强大的地区性领袖。圈内人的定义从国家范畴转移到了邦的层面。地方选举的投票率高出全国选举10%，而且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扩大。随着中央政权的失势，印度又开始变得像各邦具有独特身份、国家意识逐渐减弱的联邦。
重要的是，要知道在莫卧儿王朝和英国统治时期，印度也从来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即使是在17世纪莫卧儿王朝的巅峰时期，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印度也是由很多自治省构成的帝国，各省在不同程度上制定自己的法律并各自征税。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观察到，“印度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其政治属性并不比欧洲多”。这句评论在今天看来越发变得中肯。然而，地方政党实力的增长并没有如丘吉尔所设想的那样，令印度四分五裂。
中央权力的衰落确实让新德里更加难以推行突破性改革，但是克什米尔邦、旁遮普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分裂运动的高潮早在几十年以前就过去了。另一方面，地区性发展正在把经济繁荣扩散到印度的各个角落，在产生更多的不受控制的裙带主义（不利于增长）的同时，也促成了新的消费次文化（有利于增长）的产生。区域化带来的复杂性是难以预测印度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些地区获得了经济发展势头，还有一些地区的发展正在减速。这也是为什么说印度继续作为脱颖而出的国家，可能性是50%。
南北差异
经济活力的中心正在从南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向中部和北部内陆地区主要的人口中心转移。如果说腐败问题妨碍了许多企业进行投资，但在一些省份也有很多例外。一些有能力的新邦长实际上正在扫除当地的商业障碍，消费文化在这些地区蓬勃发展。20世纪80年代，当印度最初开始改革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介于3%到5.5%之间，主要受到南部的卡纳塔克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出现的技术和外包行业所推动。1981年，最发达的邦的收入比欠发达的邦高出26%，而这个差距到2008年扩大到86%。
可以预见，这在南方诸邦中滋生了自大情绪，他们带着警觉和怜悯的心态看着人口众多的北方诸邦迟迟不能赶上，这早已变得司空见惯。南方人则认为自己工作更加努力，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为参与世界竞争作了更好的准备。比哈尔邦是印度北部最大的邦，发展也最迟缓，成了南方人的笑柄。他们戏称，印度可以放弃克什米尔，从而结束跟巴基斯坦持续不断的边界纠纷，只要巴基斯坦同意也收下比哈尔邦。比哈尔邦不仅是唯一没有参与印度首次经济腾飞的邦，实际上在1980~2003年间该邦的经济还发生了下滑（9%）。此后不久情况开始转变，最近几年北方的发展速度开始超过南方。南方各邦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在2007~2010年间从7%下降到6.5%，而北方诸邦则从4.5%爬升至6.8%。
促成印度其他各邦崛起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能力更强的领导人的当选。瑞士信贷近期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在过去的20年中，很多邦都曾经历过快速增长，但这当中仅有一次是在国大党邦长的领导之下。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印度10个大邦中仅有两个邦是由国大党领导的，而在20世纪80年代是8个，60年代则是所有的10个邦全部处于国大党领导之下。同时，在其他党派的领导下取得经济成功的例子则比比皆是。
最明显的例子是偏远的比哈尔邦，它曾被V· S·奈保尔称作“文明终结的地方”。随着选民对普遍存在的混乱的一波厌倦，尼蒂什·库马尔邦长在2005年就职，此后发动了一场野心勃勃的运动，为这片无法无天的土地带来了秩序和共识。他勒令警察开始缉拿不法分子，在比哈尔这包括有权势的邦议员和他们的商界密友。为了在一个不存在有效司法制度的邦惩罚这些不法分子，库马尔创建了一个“快速审讯”法庭，处理速度很快，以至于批评家称之为不公正的匆忙。他还实施了一项法律，可以查封腐败的政府官员的财产，最近就有位官僚的豪宅被改造成贫苦孩子的学校。
在一个以消除所有官僚主义障碍来完成政府项目而闻名的邦政府，库马尔放弃了邦政府束缚手脚的浩瀚的文书工作。没有法律约束的比哈尔人甚至开始纳税，第一次相信他们的钱会进入公共财政，而不是私人腰包。桥梁和公路得以修建，比哈尔邦开始正常运转，然后开始腾飞。现在该邦的经济以11%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在印度排名第二。库马尔邦长也被视为典型，展示了一位正直的领导人在一个问题丛生的邦可以做出怎样的成就。
在印度整体向前发展的同时，之前充满活力的南部地区似乎故步自封。2010年，印度有6个邦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但没有一个来自南方各邦。南方各邦领导人的能力在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下降。在过去10年中，卡纳塔克邦、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经历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某些年份仅是之前两位数增长速度的一半。南方的部分邦把这解释成南方的大繁荣时期已经过去了，但这样是很难追赶中国的。在中国，富裕的南方省份经历了长达30年的繁荣，而不是仅有10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1.5万~2万美元，而印度南方各邦的国民人均收入仅仅略高于1 400美元的全国平均水平。
在某种程度上，隔离帮助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各邦取得了成功。过去10年全球信贷繁荣与之擦肩而过，这意味着随后的危机并没有让它们崩溃，并且它们还有创建新企业所需的借贷能力。全球性商品繁荣也对这些地区有利，这些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矿和铁矿，也是印度大多数钢铁厂和电厂项目的所在地。库马尔和其他新上任的领导者正在采取简单的措施，从较差的基础之上开始发展，尤其是着手修建新的道路和无线电信系统。北方的文盲率比南方下降得更快，表明这些新的领导阶层正在挖掘他们的人口潜力。印度有半数年龄在15岁以下的人口分布在5个欠发达的邦：北方邦、比哈尔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奥里萨邦。
中产阶级的新地图
在印度，生活被分成三个层次：越来越世界化的城市、不知名的小镇，以及经常令人绝望的村庄。除了彼此之间逐渐建成的公路，这些村庄乍看上去似乎在过去几十年中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果你跳伞降落到印度某个小镇或村庄的中心位置，无论在哪里着陆，你的初步印象基本上是一样的。我曾经沿着乡间小路走遍印度，从内洛尔这种南部沿海的繁荣都市到比哈尔邦的帕格尔布尔（难民营）。随处可见各种车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从摩托车到五颜六色的三个轮子的Tempo汽车，都从泥泞的街道汇集到某个中央广场，这个广场由于某个政界大人物的半身像而增添了光辉，周围是同样实用主义风格的混凝土商铺建筑。
这似乎是一个对现代美学没有太多感觉的国度，千篇一律的单调绵延南北2 000英里的国土，但是近距离观察，你又会发现多样性无处不在。美容院随处可见，都在对最新潮的发型做出自己的诠释，彰显出内在的个性和地域特色。走进任何一家商店，随便看看那些陈列柜，本地品味和格调扑面而来：各种本地品牌的食用油和发油，后者在整个印度被认为对治疗脱发很有效，但每个邦采用的原料都不一样。即便是在城市里，各个街区之间米饭和泡菜的口味也不一样。这是印度传统思想的终极体现——坚持当地的准则，无论是语言还是治疗脱发。
印度沿海地区不断增加的财富找到了很多表达方式。其一是印地语报纸的崛起，这在多年中一度是一个不受重视的行业。最近在英文报纸上刊登广告支付的溢价由1 200%下降到了700%。贫穷地区的城市居民拥有手机的人数与富裕地区的城市居民一样多。尽管多数跨国公司在过去避免进入北印度的内陆地区，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已开始发生转变。英文日报《印度时报》最近刊登了一篇有关达美乐比萨第一家门店在比哈尔邦的巴特那开张的报道，同时还刊登了一篇社论，把开业首日在门外排起的长龙与过去只在“配给商店”门外才出现的排队进行比较。（“配给商店”曾是由国家运营的无处不在的商店，以补贴价格向穷人出售大米和煤油等物品。）这是现代气息来到比哈尔邦的一个显著迹象。现在，“文明终结的地方”也有了全球知名快餐品牌的加入。
但是一成不变的连锁店通常不会在印度取得成功。韩国一家大型消费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最近告诉我，中国消费者的口味越来越同质化，而印度却不是这样。在中国，他惊讶地看到《时尚》和《世界时装之苑》等杂志在中国各大城市卖得都不错，而印度的每个邦都有一系列不同的新出版物在蓬勃发展。在中国，每个人都在学说普通话，甚至南部沿海传统上说广东话的地区都在推广普通话，香港也是如此。新疆和西藏等偏远地区也在逐渐加入全国的消费主流，整个国家更加趋同。基于大国复兴的自豪感，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不断提升，对一元化国家消费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印度邦级政治势力的崛起则产生了相反的影响。这位首席执行官说：“当有人说，让我们进军印度吧，我会说，‘好，但是去印度哪个地区呢？’”他指出，在中国有很多全国流行的小吃，比如顶益公司的方便面（康师傅）。在印度主要是地方小吃，跟欧洲各地的情况差不多。
品牌经理需要区别对待在印度各地销售货物的种种问题，这个国家各邦之间节日的日期和名称以及品牌广告的高峰期都不一样。各种节日五花八门，有1月份和8月份的丰收节，庆祝诸神的宗教活动，庆祝春天的节日，还有兄妹节以及冬至节。很多节日只在部分邦进行庆祝，或者同一个节日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字。冬季丰收节在泰米尔纳德邦被称为庞格尔节，在印度其他地区至少还有6个不同的名字。
同时，随着北方地区收入的上升，印度各地农村地区收入也在增加，部分原因是水稻和其他农作物的价格提高、政府对农民慷慨解囊以及政府雇员和农民工的收入大幅上升。这让新的消费主义渗透到印度最为偏远和传统的地区，那里的低收入在几年前似乎还在阻止这种消费主义的传播。人口统计学家传统上认为，消费者只有在进入中产阶级后才会开始要求不必要的“梦寐以求”的产品，比如除臭剂和护发素，因此他们认为这些产品的需求只存在于收入即将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的地区。这在印度通常指的是城市和南部地区。
实际上，由于现代化媒体的普及，对梦寐以求的产品的需求在那些还没有达到相应收入水平的地区也获得了增长。汽车销售在北方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南方。2006年，印度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只把20%的营销预算用于城市之外的地区，而今天这个比例是五五开，很多新的销售增长都出现在北方各邦。即便那些收入相对较低的男性也开始购买“焕彩霜”，这些东西在对色彩很敏感的印度越来越流行。对于消费者想要但却买不起的梦寐以求的商品，企业提供打折商品或小包装，或产品相同但却更加便宜的包装。这些小包装的售价仅为几美分，更容易在印度高度分散的零售市场中进行销售和存放，这类商店的数量在印度超过750万家。在印度北部越来越注重品牌的年轻男子当中，非常流行在低腰牛仔裤里配上居可衣（Jockey）内裤，拉风的红色标牌显眼地露在外面。在买不起居可衣内裤的比哈尔农村地区，贴着“奥巴马”标签的低价仿制品非常畅销。
“人口炸弹”如何变成竞争优势
比哈尔等北部各邦是印度新兴的令人兴奋的人口增长核心地带，而这些地区曾一度被视为“人口炸弹”，成为恐慌的焦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益增长的人口被视为经济的一个威胁，这种恐惧在被称为“紧急状态”的黑暗时期引发了极端的人口控制措施。1975年，印度经济在石油价格的冲击下陷入不景气，总理英迪拉·甘地面临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一个地方法院判决她在1971大选中滥用政府权力并对她的当选表示质疑。在家人和亲信的建议下，甘地进行了反击，在炎热的6月实施了紧急状态法，暂时关闭了议会并限制公民自由，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数万名活动家、工会领袖和政治对手被投入监狱。
在“紧急状态”期间实行的各种严厉措施当中，最富争议的是由英迪拉的儿子桑贾伊领导的绝育手术运动。这场运动要求所有政府雇员每人至少找到两名已经生育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男性，接下来这些男性就被强制接受绝育小组实施的15分钟手术。
引人注意的是，很多中产阶级成员支持这项运动，理由是印度必须要从“贫困陷阱”中被拯救出来，而一般认为这个陷阱是由爆炸性增长的年轻人口造成的。通常用很少的钱就可以找到替身来做绝育手术，因此这不是中产阶级男人们必须承受的牺牲。政府通过为志愿者提供免费的收音机来消除普遍的抵制。当时有个笑话，说的是如果有哪个家伙走路跌跌撞撞或者走路的姿势很奇怪，人们就会说“他一定有一台新的收音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