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长达30年，甚至在面临国内不稳定的风险时仍然坚持对外开放，而巴西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推动改革，比如在政府预算几近崩溃时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由于害怕外来冲击，巴西在新兴世界中仍然是最为封闭的经济体之一。
圣保罗的交通非常糟糕，巴西的首席执行官们开辟了自己的交通系统：在企业总部的楼顶起降直升机。
当事情开始朝着有利于巴西人的方向转变时，他们喜欢开玩笑地说“上帝是巴西人”，而且近年巴西的确受到了庇佑。巴西是所有价格飙升的商品（铁矿石、大豆和糖）的出口大国，打造了一个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早在2007年，巴西总统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就曾称此为巴西的“神奇时刻”。当巴西以相对较小的损失经受了2008年危机的考验之后，这种魔力在外国人的眼中变得更加强大。流入巴西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外国资金节节攀升，增加了10倍以上，从2007年初期的每年50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3月之前12个月内的500多亿美元。
如果存在上帝之手，它不一定给巴西帮忙。大量买进巴西资产的外国资金的洪流让巴西货币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货币之一，而巴西经济则成为世界上最昂贵和炒作过度的经济之一。在过去10年中，几乎所有主要新兴市场的货币都对美元进行了升值，巴西货币雷亚尔的升幅一路领先，相对美元的币值翻了一番。
经济学家有各种花哨的方法来衡量一国货币的实际价值，但是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定价如此不具竞争力时，你会有切身感受。在圣保罗的餐馆用餐要比巴黎贵，里约热内卢（以下简称“里约”）的酒店客房价格超过了法国的里维埃拉，里约时尚的雷伯龙地区的公寓售价比纽约第五大道上能够俯视中央公园的公寓售价还要高。2011年初，里约的主要报纸《环球日报》针对物价作了一次报道，指出里约的牛角面包要比巴黎贵，理发要比伦敦贵，自行车租赁比阿姆斯特丹贵，电影票比马德里贵。最近一次去里约时，我花24美元买了一杯贝利尼鸡尾酒，这似乎有点太贵了。
路规：如果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的物价对于一个来自富裕国家的游客来说也觉得贵，这个国家或许不是一个能够脱颖而出的国家。
对巴西和中国进行的频繁对比，是证明把所有主要新兴市场混为一谈是如何荒谬的最好的例子。那些进行此类对比的人只看到了这两个国家是各自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却没有看到这两个经济体的实际运作方式。巴西是很多原材料的出口大国，而中国是进口大国，这让它们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在2009年超越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也让这两个经济体在几乎每个重要的经济领域都成为对立面。巴西是中国的反面，利率过高，货币过于昂贵。巴西在道路上的投入太少，在福利方面的投入太多，其结果是巴西的经济发展历程跟中国完全不同。
当卢拉在2007年称赞巴西的“神奇时刻”时，巴西刚刚经历了为期4年、每年4%的增长。但是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同一时期的平均增速是8%。把巴西的经济增长与亚洲各国相比或许并不完全公平，因为巴西的人均收入达到了1.2万美元，是中国的两倍多，几乎是印度的10倍。但即便把富裕国家更难快速发展的事实考虑在内，巴西的增长也一直令人失望。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巴西的增长速度就在2.5%左右徘徊，只是由于巴西主要商品的出口价格上涨才出现了迅速上升。这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应有的情形。
中国由于追求“不惜任何代价的发展”而饱受批评，巴西则寻求“不惜任何代价的稳定”。巴西的谨慎源于经济危机的历史，在这些危机中超支带来了债务、屈辱的违约和尴尬的货币贬值，对这一切每个成年巴西人依然记忆犹新。恶性通货膨胀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1994年物价以令人眩晕的2 100%的增长率达到了顶点。价格上涨如此之快，企业在把支票存入银行时其价值已经损失了30%。而且物价非常不协调，有段时间一小瓶防晒霜的价格跟一间豪华酒店客房的价格相当。
工资与膨胀挂钩，但是不同行业以不同的时间间隔进行调整，因此工人从来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是否挣到了应得的钱。一旦拿到工资，他们马上跑到商店用现金购买食物，而且几乎无力购买食物之外的任何东西，从而导致不重要的行业开始萎缩。每一届新总统都推出新计划——通常是相同计划的不同版本——主要是冻结物价并引入新的货币，这在10年内发生了5次。克鲁塞罗让位于克鲁扎多，后来改为新克鲁扎多，新克鲁扎多又回到克鲁塞罗，然后是克鲁塞罗雷亚尔，长时间的试错过程最终以1994年奏效的一项计划而结束，产生了存活至今的巴西货币雷亚尔。恶性通货膨胀终于在1995年得到控制，但定期通胀的问题却遗留了下来。巴西此后通过维持在新兴市场中几乎最高的利率来对抗通胀。高利率吸引了外资洪流，这也是巴西雷亚尔比同类货币昂贵得多的部分原因。
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失衡”，可能会破坏其长期的经济繁荣。直至最近中国一直沉迷于高增长，对保持货币廉价（以提高出口产业的竞争力）用力过猛，鼓励高额储蓄，并把利率保持在最低点，以此来为公路和港口的巨额支出提供资金。中国到现在才开始考虑增加支出建立社保方案，以保护人们免受晚年和失业带来的困扰。
巴西的经济同样严重失衡，但情形相反。中国已经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长达30年，甚至在面临国内不稳定的风险时仍然坚持对外开放，而巴西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推动改革，比如在政府预算几近崩溃时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由于害怕外来冲击，巴西在新兴世界中仍然是最为封闭的经济体之一——进出口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15%——虽然巴西是世界领先的糖、橙汁、咖啡、家禽和牛肉的出口大国。
当中国刚刚开始考虑建设一个福利国家时，巴西已经建成了一个它自己负担不起的福利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开始，巴西的政府开支在经济当中的份额从大约20%——这在新兴世界相当典型——稳步上升到2010年的40%，在发展中国家算是最高的。这不是巴西以往的做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西的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从韩国到阿根廷的发展经济学教授们都把巴西视为经济美德的一个典范。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首次开始推升价格，巴西迷失了方向，屈服于民粹主义者试图确保舒适生活方式的呼吁：1988年巴西宪法确保了免费医疗和大学教育，由于今天的最低工资如此之高，三名工人中只有一人能享受这些免费服务。经济学家们没有就政府的“大”何时等于“差”达成一致，但是他们都同意政府支出应该符合人均收入的变化，照此来说，巴西的支出应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而不是40%。因此，巴西很早就把福利社会推进到了一个它或许无法负担的水平。
人们有时说维持一个福利国家是一种富贵病，但是巴西并没有富人的收入。为了维持庞大的政府，巴西大幅提高税收，现在的税负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8%，在新兴国家中是最高的，跟挪威和法国等发达的欧洲福利国家的税负非常接近。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中个人和企业承受着沉重的税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新技术或者培训，反过来又意味着相关行业没有朝着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1980~2008年间，巴西的生产率以0.2%的年均速度增长，而中国则是4%，反映了中国不仅更多的人力投入到了工厂生产当中，对更好的设备以及产品送达市场所需的更好道路上投入也极大，同时中国还在寻求如何提高工人和设备的工作效率。在同一时期，印度的生产率增速接近3%，韩国和泰国接近2%。这就是为什么这三者是实际或潜在的脱颖而出的国家，而巴西却不是的一个主要原因。
巴西为何发展缓慢却经济过热
从某个层面来说，巴西对道路和工厂的投资不足，会让国内运输等一些简单活动变得像滑稽剧一样。把糖运往圣保罗港口的卡车通常会在入口等待两三天，原因是缺乏仓储空间以及港口内机械化的货物搬运车辆。那些到达目的地的卡车经常不能满载。美国一家大型农业企业的前高管说，他的公司用卡车从巴西的腹地往圣保罗运种子，但是路况太糟，在到达圣保罗时将有一半的种子会在途中被颠出去。清道夫会跟在卡车后面，不久后这位高管就会发现他的种子在巴拉圭进行出售。
低投资率不仅导致可怕的低效率，还意味着经济将会在增长率非常低的情况下过热。如果一个国家的供应链建立在老化的工厂和坑坑洼洼的道路之上，供应就无法跟上需求，价格就会上涨。如果一个国家对学校的投入太少，培训的高度熟练的工人太少，工资就会上升。巴西的经济似乎在各个方面都在达到极限：里约和圣保罗不断老化的机场——几十年没有改善过——很难满足日益增加的交通需求，学校不能培训足够的熟练工人，企业几乎全负荷运转。圣保罗的交通非常糟糕，巴西的首席执行官们开辟了自己的交通系统：在企业总部的楼顶起降直升机，公司高管像玩跳房子游戏一样从某个企业总部乘直升机前往另一家公司的总部。我已经在好几次访问中被迫使用这个系统。虽然对于商业精英来说这个系统运转得不错，但是对于巴西来说却不是一个好兆头，这种穿越城市的方式完全是通货膨胀造成的。
劳动力市场的动脉也同样被堵塞了。由于学校经费不足，大量的技能课程无法设立。失业率下降到10年中最低的6%，但商界人士现在抱怨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聘请毫无准备和不合格的应聘者。在巴西，学生在学校的平均学习时间只有7年，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中最短的；中国的平均收入水平要低得多，学生们平均在学校要度过8年的时间。巴西还短缺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制造和服务水平明显下降。工资不断上涨，使移居国外的巴西飞行员辞掉亚洲和中东的工作返回巴西，但是国内航空业的服务标准仍然下降了。被取消和延误的航班数量在每个月的月底都会上升，因为没有足够的飞行员，而且飞行员每个月的飞行时间存在法律限制。甚至连里约高档酒店的服务水平也下降了——伊帕内玛海滩的房间每晚要上千美元——有时会在傍晚前才匆忙打扫房间。
这似乎有悖常理，但是巴西高昂的劳动力价格和运输成本是投资太少的直接后果。中国的总投资（从新工厂到新学校，所有的一切）已经走得太远，过去10年中攀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0%，而巴西多年停滞在不到19%的水平，在新兴世界中属于最低的。尤其是巴西整体投资中用于新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的比例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而新兴市场的平均比例是5%，中国是10%。在平坦的新公路上驾驶的体验在中国习以为常，在巴西却是不可思议的。这也就难怪卡车为什么需要两三天才能进入圣保罗港口，也难怪似乎巴西所有的一切都是匆忙的、落后于进度、供不应求。考虑到该国的过往表现，经常去里约的游客看到原本要为2016年奥运会修建场馆的地块依然空空如也，会怀疑巴西是否真的能够如期建成。
对一个经济体系内劳动力和设备整体使用情况的评估指标被称为产能利用率，该指标在巴西高达84%，比其他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高出5个百分点。如果企业为员工和货物支付高价，这些成本将会转嫁到客户身上。正是这种产能的根本缺乏，才让巴西的经济引擎在相对较低的发展速度下产生过热，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只有4%时推高价格，而中国的经济增速为8%。简言之，这就是我在里约需要花费24美元来买一杯贝利尼鸡尾酒的原因。
不思进取的巴西模式
中国在过去30年中进行的所有重大改革，都带来了巨大的开放性，让农民可以自由地迁移到城市，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而在巴西，所有重要的改革都是要把经济固定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之上。在控制恶性通货膨胀方面功劳最大的巴西总统是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他在1994年创建了雷亚尔并让其紧钉美元，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新货币的不断引入。当金融危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席卷新兴市场货币并威胁巴西时，当时的新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通过推动控制开支的新举措来稳定巴西，其中包括一项让那些有特别想法的巴西州很难大量借款的预算法案。最为戏剧性的例子是卢拉，他在2002年通过激进的竞选纲领当选，其中包括对债务违约的含蓄威胁，让外国投资者们惊慌失措。卢拉开始执政后却改弦易辙，所采纳的方案跟卡多佐的预算约束没有多大差别，原因很简单：他懂得通胀对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冲击最严重，这些人是卢拉所属的劳工党的核心。巴西似乎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2007年4月把通货膨胀率降到3%以下——跟美国一样。
卢拉提供了巴西人民真正想要的东西，那就是稳定。由于巴西从未像俄罗斯等其他商品出口大国那样取得过疯狂的增长速度，在卢拉执政期间也没有产生大量借款，巴西发现自己能更好地应对2008年的信贷危机。卢拉的工人阶级家庭背景，让他获得了向大众宣传预算责任的群众基础。卢拉在2011年初结束执政，被广泛视为拉丁美洲的楷模，而其他人将会追随他从激进到温和的路线。在秘鲁，奥兰塔·乌马拉在2006年竞选总统时就像一个典型的拉丁火把，穿着火红的T恤衫，而在2011年举行的下一届选举中，他穿着西装出场，高度肯定了巴西风格的正统做法。但是那些开始欣赏巴西模式的人更看重巴西近来相对强劲的4%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其长期表现或内在缺陷。
当巴西石油公司比整个土耳其还值钱时，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直到最近，巴西的精英们似乎一直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政府和消费者支出的资金依赖于高昂的商品价格，如果商品价格暴跌，这些资金就会消失。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行长格兰·斯蒂文斯对这种商品出口国家实力的急剧变化有着透彻的认识，他指出5年前一船铁矿石换取的资金可以购买2 200台平板电视； 2011年，同样的铁矿石能买到2.2万台。巴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国，现在买得起很多电视机了。过去10年中新兴市场表现最佳的行业是能源和原材料，巴西也赶上了这一波。巴西国有石油巨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总市值在2008年超过了3 000亿美元。而同一时期，土耳其股市（这个国家所有的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还不到2 000亿美元。
商品的暴利在持续时令人愉悦，但也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对巴西咖啡、钢铁和铁矿石的强劲需求推高了雷亚尔的价值，让巴西所有其他出口产品也变得更加昂贵。这让巴西的工厂再也不能为其日益昂贵的出口产品找到客户。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4年高峰时期的16.5%，下降到2010年底的13.5%。随着追逐商品和高利率的热钱流入巴西，走强的雷亚尔让巴西消费者拥有了更强的购买力：进口总额比出口总额增加得更快，从2007年的贸易盈余变成2010年500亿美元的赤字。这跟中国恰恰相反，中国货币的价值增幅很小，而整体贸易盈余则在急剧增长。
巴西对商品出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大。随着近些年大型油田的发现，巴西现在估计拥有世界排名第十的石油储备，有专家称之为“下一个沙特”。10年前巴西每天产油100万桶， 2011年大概每天生产石油200万桶，而全球预测专家则预计巴西到2015年能够每天生产400万桶，到2020年每天生产600万桶，届时巴西将成为中东和非洲不稳定的石油供应重要的平衡者。这对世界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对巴西也是如此，只要它学会把这笔意外财富用于提高生产力。而沙特在很多年里都没有这么做，它现在的人均收入跟30年前持平。
无法解决的三难困局
现在巴西为经济学中一个比较流行的课题提供了绝好的例子，这就是如何解决“三难困局”，即领导人在试图管理和稳定汇率、利率和外国资金的流动时所面临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好像一场“打鼹鼠”的游戏，当锤子落在一只鼹鼠头上时，另一只又从其他洞里冒出来。如果当局想要稳定通胀，就要提高利率，但这将吸引外国资本并推升汇率。如果当局希望让货币更有竞争力，就要把利率保持在低水平，却存在释放通胀的风险。在一个拥有巨额国际资金流动的全球化世界中，这场游戏可以无限期地玩下去。
巴西的问题尤其难以解决，因为通胀发生在一个非常低的经济增速上。为了对抗通胀，政府会在一轮繁荣中迅速提高利率，这将推高货币价值却限制了潜在的经济发展速度。中国则面临相反的问题：生产能力很高，而政府希望保持货币廉价，让这些工厂具有全球竞争力并实现充分就业，但当通胀威胁开始出现时政府很难提高利率，就像2011年那样。尽管已经有很多工厂无法满负荷运行，中国仍需抑制投资热潮并让人民币升值。巴西需要更多的投资、更低的利率和更便宜的货币，但是这三个目标很难同时实现。外国资本的流入让巴西和中国无法在实现各自目标的同时不在其他方面对自己造成伤害。它们都陷入了三难困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进口国和出口国——尽管这两者拥有完全相反的问题。
在这些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和巴西很难理解对方就不足为奇了。巴西最大银行的一位高管最近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投资者看好巴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人花了很多钱购买巴西的咖啡和铁矿石，所以他们认为这会是一个不错的投资。但这并不一定正确，当中国某位大投资家来到巴西银行，抱怨在巴西港口拖延时间过长时，他就已经明白了这一点。这位中国投资者问：“你们为什么不能把基础设施建设得更好一些？”巴西银行家解释说：“我们必须关注赢利能力，而高利率让这里的资本成本过于高昂，任何设施都很难快速地建起来。”中国投资者茫然地望着他：赢利能力？利率？
在中国，由于国家资本大量涌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当政府决定修建港口或铁路时，赢利能力从来都不是问题。政府关心的不是利润，而是要让铁路建成通车。同时由于中国政府把实际利率保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资本成本也从来不是问题。世界上利率最高的国家的银行家，跟资金几乎免费的国家的投资者根本无法沟通。
“CNBC文化”在这里是一种称赞
这种对话有助于解释这两个国家之间另一项天壤之别：过去10年中巴西股市一直是新兴世界中最热门的股市之一，而中国股市则是最冷清的股市之一。虽然中国已经走上市场经济之路，但他们仍未拥抱以赢利为底线的原则。上海股市的上市公司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对利润率毫不关心；而巴西借贷（以及其他所有的一切）的高昂成本迫使上市公司必须非常克制，因此它们是高度赢利的。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巴西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中国慢，而巴西股市总市值在2000~2010年间以美元计价上升了300%，比中国股市总市值增幅的3倍还要多的一个重大原因。
至少在这方面，巴西代表了新兴市场中的积极变化。在经济增长时，股市应该上涨，但最近10年在新兴世界中这两者并没有经常发生这样的联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韩国，作为基准的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在1989年达到高峰，而经济则以6%的速度持续增长，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股市被企业视为可以捞取快钱的地方，而不是对公司长期价值的基本评估。新兴市场的公司侧重于做大——更多的员工、更高的销售额、更大的市场份额——对收入是否产生实际利润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而企业的利润是股市投资者最关心的指标。近年除了中国等少数几个明显的例外，情况已经开始改变：随着巴西、韩国等地的企业开始重新关注利润，股市开始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同步涨跌。
股市越能准确地反映实体经济，它作为一个国家走向的信号就变得越重要。在印度等一些国家，股市最终成为一种民意调查：在非常重要的年度预算时期，全国媒体把股市的反应作为对新的预算是否有意义的终极裁决。也许出于这个原因，印度政客们总是问自己：“市场会怎么看？”由于投资者和市场分析师在类似CNBC风格的新闻频道中喋喋不休，这种频道在包括印度和巴西在内的新兴市场迅速蔓延开来，投资者和市场分析师因而代表了日益重要的公众舆论和政治风向。
这种直言不讳的投资者群体对国家重要决策的影响难以量化，但我认为是深刻的。卢拉等领导人的崛起——他通过激进政策当选，却施行了温和的治理——反映了全球市场文化如何有效地缩小了政策的选择范围。由于资本市场在推动增长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从全球化中受益，遵循正统的国际准则——开放经济、维持预算纪律——存在巨大压力。越来越多的股东全天候观察市场，而市场会对那些偏离公认规范太远的政策即刻进行惩罚。
沉迷于市场曲折走势的“CNBC文化”经常被用作一个贬义词。批评者把对市场每一次波动的报道视为短视的极端表现，从而一切与之相关的东西都是错的。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企业如此不计成本地谋求增长，以至于往往忽略了利润，而利润代表了效率和可持续发展。在这些国家，“CNBC文化”的兴起也可以带来积极的结果。
更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与巴西富商埃克·巴蒂斯塔有关。由于犯罪率高以及对富人的仇视，他跟里约热内卢的很多大亨一样，在一群保镖的簇拥下出行（这也是巴西成为世界第二大装甲车市场的原因）。他走到哪里都带着护卫犬埃里克，还有他的黑莓手机，不断查询他大量持有的股票的价格。
巴蒂斯塔现在是世界十大富豪之一。他的志向是超越首富、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他显然找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方向。对于巴蒂斯塔来说，这跟利润、生产率和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有关。是什么驱使着他并不重要，关注利润和为股东提供价值比20世纪90年代危机爆发之前新兴市场中大亨们的做法已经有了很大进步，那时这些大亨关心的是创建尽可能大的帝国，而无论这个帝国是如何效率低下、缺乏重点或负债累累。在“CNBC文化”的驱动下，痴迷于效率对巴西可能是一件好事情。
该尝试一下了
政界似乎没有表现出类似痴迷的迹象。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失衡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巴西人却刚开始认识到他们的经济定价过高。大部分巴西人似乎满足于这种低迷的状态，或者他们只是想方设法绕开这些障碍，比如圣保罗建在屋顶的停机坪网络。
巴西需要开始尝试承受一些风险来打破低增长的格局。尽管巴西是世界上主要的出口国家，它仍然是世界上保护主义最严重的“正常”的经济体之一，跟朝鲜那种特别的情形有所不同。巴西维持着过时的贸易垄断，这也是为什么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有20%，在所有新兴国家中是最低的。政府不愿意降低壁垒，担心进口激增将会让贸易赤字恶化，但是国外竞争能够帮助巴西激发它所缺乏的创新和尝试。
巴西央行前行长阿米尼奥·弗拉加在最近的谈话中向我指出，巴西的人均收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一个繁荣阶段从美国人均收入的12%上升到25%，然后在迷失的10年中跌落到16%，在过去10年中又重回20%。现在他担心终止了巴西第一次繁荣的周期性疯狂消费和自满会卷土重来。弗拉加说：“在这方面，我们似乎无法摆脱我们的伊比利亚起源。”他指的是巴西原殖民者葡萄牙行动缓慢的福利国家文化。如果巴西不进行改革，每年增长4%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这还不到中国近期增速的一半，除非上帝真的是巴西人。
